曹印双：唐太宗伐辽背后的政治运作

唐太宗伐辽背后的政治运作

隋唐两朝伐辽，成为中古盛事。伐辽即指伐高丽,高丽位于今天朝鲜半岛及辽东部分地区。千古一帝唐太宗伐辽失利，更为知名学者瞩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岑仲勉《隋唐史》、金毓茇《东北通史》、朝鲜社科院历史所《朝鲜通史》、胡如雷《唐太宗传》、黄约瑟《薛仁贵》、石见清裕《唐之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杜文玉《唐高祖与唐太宗》、葛承雍《煌煌盛世——隋唐史》等著作，以及刘健明、韩升、拜根兴、朴汉济、解如晋、刘进宝、夏应元、蔡靖夫、铃木靖民、菊池英夫、于赓哲等先生论文。他们从各个角度对伐辽战争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原王朝与半岛三国、日本、突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本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在揭示太宗伐辽的战略目标及其与大唐中央主要矛盾的内在关联，认识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围绕太子帝位继承问题展开的系统政治运作及其功效。

一、唐太宗伐辽的原因

关于太宗伐辽的原因，许多学者有过论断：“如蓝文徵认为唐太宗伐高丽，一为救华人也，二为收复汉疆也，三为讨逆吊民也。高明士认为，主要是不满高丽权臣渊盖苏文弑其君，以及对唐的不恭（中略）就是维持天下秩序。为人臣而下犯上，左右相攻，均为中国天子所不容，这也是天下法的基本原理。朴汉济认为，隋唐两代初均是以非正常手段获得皇位，故以发动对高丽战争，转移国内视线及矛盾，这是当时出兵高丽的主要原因。刘进宝认为，唐太宗父子征高丽，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有多种原因，但贯穿始终的一条最主要原因，则是双方政治利益的冲突。韩升将其归结为中国内政方面的因素与唐朝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互为表里。”拜根兴认为，表面原因就是唐政府认同并主张的价值观念，即中国的天下秩序。深层原因具体表现为，基于增加户口，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唐朝对大量流落的隋朝兵士的处境深表关注。这样，拯救各个时期逃亡滞留的当地汉人，重新占有辽东，成为唐朝出兵高丽的内在原因。[1]出兵原因的不同，自然出兵的战略目标就不同。上述各家解释都有道理，笔者则提出另外一种可能，试分析如下：

《贞观政要》卷十三记：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最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养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需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之急。”世民曰：“此言是也。朕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2]

 可见唐太宗贞观晚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事件，更促使他要下决心将此问题放到头等大事来抓，这一年立李治为太子，太宗要解决政权平稳地移交，伐辽成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切入点，这是伐辽的最主要内因。史家不可囿于一时利益，而忽视历史真相背后的长久价值。国家利益是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要放到正义德行前面的，因为帝国事业本身与正义德行无关。

二、唐太宗伐辽的战略目标

太宗要将政权平稳地移交给太子李治面临如下严峻的问题：

其一，贞观十七年，李治被册封为太子时才十七岁，没有从政经验，需要太宗给他创造机会，积累治国经验。

其二，太子在军政两大系统中没有亲信力量，能威胁新君地位的势力，需提前铲除，并要扶持他搭建新的领导班子。贞观时期，先后任兵部尚书的有四位重臣：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李勣。太宗初登帝位，杜如晦以文臣领兵部尚书衔，为太宗牢固掌控军权提供很好的“杜断”，他去世较早。贞观三年，为消灭突厥，太宗任命李靖为兵部尚书。贞观十七年李治被册封为太子时，李靖已经七十三岁。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子登基，他和太宗同年去世。他对新君构不成实际威胁。侯君集，是玄武门事变重要策划人之一，他继李靖之后任兵部尚书。贞观十七年，他伙同汉王李元昌、洋州刺史赵节（长平公主子）、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次子）、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原李建成部属）等支持太子承乾谋反。后阴谋泄露，政变流产，侯君集被铲除。但他和太子承乾多年经营的旧部，在军政两大系统里还有一定势力。李勣，山东豪杰的核心代表人物，是太宗最不放心的一位军事重臣。还有魏王泰，也是一位很有政治野心的皇子，李治被封为太子时，他被封为东莱郡王，被调离京师，但他预谋争权时拉拢的势力还在，重要人物如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房玄龄子）、叶挺、杜楚客等二十多人，他们在朝中还很有能量。另外，军队内的其他老将是否支持未来新君也是个大问题。

其三，国家安全保障要素——府兵，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不堪攻战，需要整顿，同时给继任者要培训一批可靠的优秀年轻将领，提升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府兵制下的府兵问题，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论唐代蕃将与府兵》、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黄永年先生《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都有论及，兵农分离、兵农合一是府兵制战斗力转化的分水岭，唐承隋制，从武德六年起，唐恢复了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贞观四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国家没有大的战事，士兵长期过着骄奢安逸的寄生生活，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每年还要耗费大量军费，这是隋唐两朝都曾面临的问题。隋炀帝以百万之府兵而不能征服高丽，同时还要发展雇佣兵。尾大不掉的府兵是国家内部的定时炸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亡隋的关键。太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近年结集出版的唐代墓志显示，大批官僚子弟加入府兵，强化了这一特殊阶层的阵营，而普通百姓当兵有田产后，就不再进思兵事，这都使本来就不堪攻战的府兵更加腐败。

其四，新君登基后，国家可能面临的周边不稳定因素，也要提前替他排除。一般在王朝新旧君主政权交接之际，周边较强的民族，常常为自己的利益，借机进行侵略活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太宗百年后，就会出现四夷交侵的状况。如果再有内外势力勾结，政局就会危机四伏。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论证的内政与外族盛衰连环性规律作用的必然反映。在太宗去世的前七年里，除了面对东北高丽、契丹，还要面对北面薛延佗、铁勒诸部、西北的焉耆、龟兹、西南的吐蕃、四川南蛮等。

其五，还需要给没有威信的新君提供收揽天下民心的机会,并为他留下一份丰厚的经济遗产。

唐太宗将上述看似不相关的问题，放到同一个伐辽系统里来解决，上述五点是伐辽针对内部问题的子目标。针对伐辽的外在目标是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新罗使者恳请唐进攻高丽：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记：

帝曰：我少发边兵，总契丹、靺鞨直入辽东，尔国自鲜（《三国史记》‘鲜’作解），可缓尔一年之围。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然四国俱扰，于尔未安，此为一策。我又能给尔数千朱袍丹帜，二国兵至，逮尔陈之，彼见者以为我兵，必皆奔走，此为二策。百济国持海之险，不修兵械，男女纷杂相好宴聚。我以数十船载以甲卒，衔枚泛海，直袭其地。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修宁。我遣一宗枝以为尔国主，而自不可当独往，当遣兵营护，待而国安任尔自守，此为三策。尔宜思之，将从何事？使人但唯而无对。[3]

《文馆词林》 卷六百六十四有《贞观年中抚慰百济王诏一首》和《贞观年中抚慰新罗王诏一首》。给百济的诏书中太宗针对新罗指控百济勾结高丽侵犯疆域的询问，百济答无此事，太宗说：览王今表及康信，王与高丽不为阿党，即能如此，良副所。[4]

可见，当时太宗针对新罗的求救是想以“围魏救赵”之策，用微小代价实现新罗的稳定。同时利用新罗与百济的矛盾，抚慰百济、新罗双方，并力图瓦解高丽与百济的联盟，这样既保证朝鲜半岛三国各自为政，又臣属唐中央。鉴于大唐以关中为中心的内重外轻军事格局，对东北最好的边疆稳定措施，就是保证百济、新罗、高丽三国继续保持鼎立局面，让他们互相牵制，这样唐也可以减少在东北的军费开支。太宗征辽，根本目标不是彻底消灭高丽。

百济作为弱国，一方面它想苟安，就只好讨好强邻。针对新罗的威胁，它结盟高丽，针对新罗、大唐双面压力，它就既讨好高丽也讨好大唐，面对高丽压力，它也利用大唐牵制高丽，它也只能如此。而三国中高丽最强，但又受制于大唐及其与新罗、百济的联盟。（而百济的两面讨好，也是它在高宗朝灭亡的主因，因为它丧失结盟者的信任。）因此半岛三国如果彼此相安无事，定期朝拜大唐，本来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的，但三国之间的利益又促使彼此矛盾激化，而作为东亚霸主的大唐当然在周边国家之间充当裁判的地位，有不顺服的必然引来帝国君主的烈怒发威。伐高丽是有这样的背景的。因此发兵高丽，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从维持半岛三国鼎立局面出发的。这是事实的另一个方面。

太宗第一次伐辽，高丽投入十五万大军抵抗唐军时，本来按照李道宗的建议，发一支奇兵偷袭平壤，回头夹击高丽主力，可以短期就击溃高丽。但太宗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内部问题上，目标不在于此。后来他问李勣伐辽不成功原因时，李勣巧妙地把话题传给李道宗，道宗重提旧事，头脑清醒的太宗装糊涂说不记得了。在消灭高丽四万有生力量后，基本瓦解了高百联军，解除了新罗危机。太宗从辽东撤军，其实他的目的已经实现。陈寅恪先生论述太宗伐辽未成功，最有说服力的要素就是季节天气原因造成的。[5]天气原因是撤军的一个借口。当然，如果太宗想继续攻打，为军人配备寒衣的经费还是有的。这在高宗朝，龙朔元年到龙朔二年、乾封元年到总章元年的作战都是跨越了冬季的，也可证明寒冬不是太宗撤军的根本原因。集权体制下一贯的欺上瞒下作风，甚至开明的君主时代都无法避免。何况养尊处优的老爷兵们，他们岂肯把自己的生命抛到远离家乡的荒蛮地区。遇到难题，找些借口，这不用挖空心思，就会在脑海中形成种种方案，再有若干志同道合的策应者，方案就通过了。伐辽未“成功”，关键在太宗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在于此。下面将提到的伐辽任用的大批老将，也可以佐证此点。在冷兵器时代，将士打仗靠的是体能，而年龄是影响体能很重要的因素，这批老将想冲锋陷阵，也不如当年雄武灵便了。太宗三次伐辽更像是三次大规模的部队拉练演习。实际上，太宗伐辽诸多的对内子目标都在伐辽进程中得以实现了，而这些子目标是关乎大唐江山的百年基业的。

三、唐太宗伐辽背后的系统政治运作

就太宗如何利用伐辽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 关于军政官员的调整

关于李勣，太宗曾想借伐辽机会除掉他。伐辽期间有一次，太宗曾派李勣越过安市，攻打建安城，李勣以粮草被断必败为理由，不愿意冒险，太宗目的才没有达到。太宗发觉李勣已经知道自己的用心，才解释说：我用你为将，怎能不用你的策略呢？其实俩人都心知肚明彼此的用意。自从李勣窥透太宗杀他之心后，处处小心。在太宗临终前，还曾遗言高宗，《新唐书》卷九十三《李勣传》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于是太宗将李勣贬为叠州刺史，李勣连家都没回，就上任去了，算是又逃过一劫。另外从贞观十九年到贞观二十三年，在三次伐辽期间，太宗先后借机除掉与太子承乾有亲密关系的高官有：中书令岑文本、辽东道行军总管张君乂、左武卫将军王君愕（因为他死于战场，所以死后还有机会陪葬昭陵）、平壤道行军总管张文干、侍中刘洎、刑部尚书张亮、华州刺史李君羡等。此期间老死的高官高士廉、马周、房玄龄、萧瑀、李靖等，也为新君的顺利登基做出了贡献，尤其以马周、房玄龄、萧瑀一起主动辞职最为典型。关于魏王泰，太宗死前下诏，自己百年后，不许他回京奔丧，以免他再生图谋夺权之心。关于在此期间官员多有先升后贬之事件，实际是帝王权谋手段的具体表现，不可被其假像迷惑，他的目的就是调整领导班子，为高宗登基铺平道路。

从两《唐书》看，除李勣、张亮外，参与伐辽的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张俭、郭孝恪、李大亮、牛进达、薛万彻、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从《昭陵碑石》资料看，被调用的老将还有：郑仁泰、尉迟敬德、吴黑闼、张士贵等。《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军总管以伐高丽。”如果推测不误，这里提到的“十六总管”应该都是开国老将。太宗对待老将们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太宗对不信任的老将做了防范，如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副之；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用亲王李道宗制约李勣，用常何、左难当牵制张亮。张亮在伐辽返回途中背叛,与太子承乾、侯君集有关。侯曾拉拢他一起造反，他向太宗告密，当时太宗没有处理，这说明太宗对他的信任已经打了折扣。在他前面被处死的侯君集旧将张君乂、张文干，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才铤而走险的。

一方面，太宗利用伐辽，安抚其他老将，他要和老将们重温旧梦。在发兵前，他和李靖、尉迟敬德的对话，可看出他有这层用意。贞观二十年伐辽返回途中，安排太子在并州迎接老将们，并和他们一起举行庆祝活动，再一次凝聚老将之心，为太子赢得军心。

在地方整治方面上，贞观二十年正月，太宗命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位大员出使全国，整顿吏治，肃清政风，一年内扫除不合格官员达一千多人。太宗对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大力度调整，为高宗上台铺平了道路。

（二） 关于府兵将士的整顿

太宗伐辽任用的老将，可以在行军及战斗过程中，给年轻将领传授作战经验，以利于新人在战场上的实践。太宗利用伐辽，让一个以他为核心的亲密老将团队，培训了另一个亲密的伐辽将领团队。这是太宗开发老将集体智慧、黏合新老团队的重要举措，是伐辽重要子目标之一。

通过伐辽，养尊处优的府兵，尤其是其中的官僚子弟，在行军中可以增强他们的吃苦能力，在战场上可以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伐辽培养了一批年青军事骨干，并通过加官晋爵，保证他们的忠心，例如贞观二十年二月，参加伐辽的将士，都升勋一转。伐辽军人的墓志反映许多人因参与伐辽迅速升迁。

太宗在伐辽过程中任用蕃将是解决府兵制下唐军衰落的重要一环，这不但为高宗开辟了军力组织的新思路，也开启了大唐三百年蕃将统兵的历史。参加伐辽的蕃将还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弥射、李思摩、鞠智盛、奚族酋长苏支、靺鞨首领李元正、契丹酋长于勾折、新罗王金善德、百济王扶余义慈等。[6] 除此之外，《阿史那忠墓志》记：“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旗旌悬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7]可见太宗发兵伐辽同时，派阿史那忠慰抚西域，解除了处月、焉耆等国之忧。《执失善光墓志》记：“父莫诃友，从破辽还，拜左威卫大将军。”[8]执失莫诃友参加伐辽事，也可补史书之缺。

（三） 关于其它周边民族关系的处理

陈寅恪先生认为在唐初几十年里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没有大的变化。而伐辽的部队人数，按王小甫先生推测，每次也没有超过20万人[9]，关中的防守没有问题。北方薛延佗，早在贞观十五年，因其袭击李思摩部，太宗发雷霆之怒，曾组织了营州张俭、朔州李勣、灵州李大亮、庆州张士贵、凉州李袭誉等五路兵马，以半环形包围之势，讨伐薛延陀，大伤其部元气。太宗曾经经历突厥马踏中原的恐怖，他决不允许北方再有一个强大的薛延陀存在，危及子孙后代。消灭薛延陀，这也是太宗伐辽系统中子目标之一。第一次伐辽过程中，太宗派右领军大将军契苾何力、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北御薛延佗，巩固后方。期间，薛延佗曾派使者到前敌试探太宗底细，太宗严厉训斥了来使，驳回了对方承诺派兵增援的请求，引发薛延佗挑起战事，这样经过训练的伐辽大军回军后，在贞观二十年太宗派李勣北伐，消灭了薛延佗五千兵马，获俘虏三万多人。北方劲敌瓦解，铁勒诸部纷纷内附。在贞观二十一年以后，先后在北方铁勒、东北契丹等游牧部落，设置羁縻府州，稳定边陲。

西北劲敌吐谷浑已被唐与吐蕃联军击败。贞观十八年，西州道行军总管郭孝恪灭掉焉耆；贞观二十一年，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府郭孝恪等联结部分铁勒援军合众十万，于贞观二十二年征服龟兹。

西南方面：唐与强敌吐蕃的关系处理，主要体现在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赞普。贞观二十二年，唐还发兵四川讨伐南蛮，进一步震慑吐蕃，达到了稳定西南边疆的目的。

（四） 扶植太子走上政治舞台

贞观十七年六月，太宗开始让太子李治掌管京城左右屯营兵，这是授权的开始。贞观十九年二月，他又让太子在定州开始监国，并为他配备了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杨师道等辅佐班子，并于三月调走了重臣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太宗在辽东战线拖延了驻留时间，客观上也为高宗提供治国实践的赢得了时间。《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二十年十一月下诏，祭祀、表疏、藩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余委皇太子。”这表示，太宗将权力开始大幅度转移给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太宗在金液门考核太子的执政情况。到太宗死时，辅佐高宗的领导班子出炉：于志宁为侍中，张行成为侍中检校刑部尚书，高季辅为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许敬宗为礼部尚书，褚遂良为中书令，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洛州刺史，李勣为特进留守洛州后升为尚书左仆射。太宗还曾把自己一生的治国经验写成《帝范》一书传给太子，提高他治国安邦的理论水平。年仅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在父亲帮扶教育六年后，比较成熟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五） 关于营造收揽民心机会和留下经济遗产方面

战争是劳民伤财的，把民怨控制在一定程度，客观上是可以给儿子赢造收揽民心机会的。太宗征辽兵力不超过20万，财力消耗远比隋炀帝发兵百万之数少得多，并且战略目标不是必须拿下高丽，唐军军事伤亡小于高丽的四万死伤。在经济实力上比拼一个高丽小国，还是不会伤及元气的。当时针对高丽堡垒防御策略，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方则实行了消耗对方国力的政策：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记：

上将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

可见在比拼消耗时，还主动让对方消耗加速，这对大唐来说是消耗更少些。

太宗兴土木，也没有炀帝修大运河的规模。以修战船为例，如贞观十八年命将作大监阎立德到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贞观二十一年，命虞部员外郎唐逊造海舷一千艘。这个消耗确实曾激起南方部分地区的反抗，但很快就镇压下去了，这对稳定地方有很好的震慑作用。同时，这种劳民伤财客观上为新君减轻地方人民负担，为赢得体恤民情的提供了机会。至此，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的系统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的诸多子目标大部分实现了。

关于耗费民力方面，还有下列事项客观上也配合了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营建宫宇活动方面：修茸了洛阳宫苑，在东都禁苑修了飞山宫、元圃苑，在汝州西山兴修了襄城宫。在关中修建了汤泉宫，修茸了九城宫，兴建翠微宫、玉华宫，还修建了庞大的昭陵。上面的兴修活动确实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其中修一座襄城宫就役使民工九十万人。至于求骏马、购珍奇、好畋猎，重徭役都是太宗晚年所为。太宗临终前才嘱咐太子：停止伐高丽、停止一切营建活动。可以说，五十三岁去世前的唐太宗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晚年政治做的是为了死后政局的平稳过渡。就连修昭陵的内涵都是以其辉煌功业来安内护边用的，一百六十七座陪陵，尽取当世勋贵名家，还有十四尊蕃王石像，涵盖了突厥、薛延佗、吐蕃、新罗、吐谷浑、龟兹、于阗、焉耆、高昌、林邑、天竺等。他的死也为新君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征服龟兹、焉耆的西域战争，打通丝绸之路，保证了中西贸易的畅通。正如霍华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说：“（唐太宗）留给他的继承者一大笔遗产：合理和高效能的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土地。”[10]

综上所述，我们透过太宗伐辽相关的政治现象，发现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进行系列的政治运作，将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平稳地移渡给太子李治，同时安定了周边环境，为新君登基营造了收揽民心的机会，并给儿子留下一份丰厚的经济遗产。可以看出一代封建圣主，不惜牺牲晚年的政治声誉，也要为家天下的长治久安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可惜他的苦心经营，因一个无法预料的人物——武则天的出场大大改写了李唐江山的政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