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张公谨与玄武门事变

张公谨与玄武门事变

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众多谜团一直为历代好学之士所关注，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对近百年来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较好的介绍。本文拟在陈寅恪、李树桐、宋家钰、岑仲勉、布目潮沨、石见清裕、砺波护、黄永年、牛致功、胡戟、杜文玉、刘蓬春等先生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最新出土的唐代碑志资料，以张公谨为线索，对事变策划主要依据、事变运作主要环节、事变人事安排等问题重新梳理，揭示事变台前幕后的若干历史真相。

在玄武门事变前，当李世民决定要对李建成采取行动的时候，历史记下了重要一幕：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太宗）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我们不禁要问，张公谨能参加政变谋划这样重大机密的事情，他是政变领导成员吗？他敢当场把太宗占卜器具掷于地，还怒发议论，他是什么资历呢？尤其是“今即在不疑”一语事关隐情，究竟指不疑什么？并且他对形势认识也非常清楚，觉得“势不可已”，他怎么会对全局认识那么透呢？而太宗也对他的一番言行没斥责，反而对他的观点深表赞同，这一幕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回答上述疑问前，有必要将事变的策划依据、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介绍一下，以便推定张公谨在事变格局中的作为。

一、事变策划的主要依据

《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

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

李世民在他的亲信鼓动下，确定了夺嫡之计。此计策划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军事重权人物格局。自古天下安危，系于兵柄。在军事方面，经过隋末唐初多年征战，大唐开国有四位影响天下安危的人物。第一位是李世民，他的嫡系部队主要以洛阳为中心，控制着潼关以东，长江以北，大漠以南的大部分军事要地；第二位是李建成。他依托自身的太子地位，控制着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大部分军队，同时还遥控着幽州罗艺所部；第三位是李靖，他在荆州及长江以南军事系统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第四位是李勣，他在山东、河北一带有广泛声誉，是太宗辖下战斗力最强的山东豪杰核心人物。这四个人地位关系是否和谐，是决定天下太平与否的关键。

其二，李建成和李世民双方集结的文臣武将。政治集团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李建成集结的人物主要有：李元吉、李纲、窦轨、裴矩、郑善果、贺德仁、魏征、王珪、徐师谟、欧阳询、任瓌、唐临、韦挺、庾抱、唐宪、荣九思、武士彟、裴宣俨、袁朗等。[1] 李世民集结的人物主要有：房玄龄、高士廉、柴绍、唐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刘师立、李孟常、王君廓、张亮、庞卿恽、樊兴、元仲文、秦行师、封伦、萧瑀、钱九陇、长孙无忌、杜如晦、长孙顺德、侯君集、刘弘基、公孙武达、屈突通、宇文士及、杜淹、尉迟敬德、李安远等。[2]从《昭陵碑石》及《旧唐书》中还可以看出，属于世民集团成员的还有：牛进达、张士贵、杜君绰、郑仁泰、吴黑闼、安元寿、独孤彦云等。

其三，京城内参与事变的武装力量格局。李建成、李元吉方面，亲信部队兵士约有二千人，主要由大将薛万均、谢叔芳、冯立率领；李世民方面，亲信将士约有八百余人；北衙守军，由高祖亲从敬君弘、吕世衡率领，有羽林军约两千人以上。单就李建成与李世民兵力对比，双方就相差悬殊。建成又以太子身份在长安经营多年，京城其它部队间接或直接在他控制之下，他有能力随时调动更多的人马。因此，太宗方面要想胜算，必须设奇谋、发奇兵才行。

其四，事变运作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征伐攻守过程中，如果占有地利优势，往往可以以弱胜强，以少制多。事变发生的具体空间分布格局：唐代太极宫城北面有玄武门、安礼门，玄武门北面对的是西内苑，北衙左右羽林军就屯营苑内。宫城南面有承天门、永安门、长乐门，三门南面的是南衙，其中南衙区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掌宫禁宿卫及皇城安全；还有左右金武卫，掌宫中、京城巡警；左右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左右千牛卫掌侍卫。宫城东面有通训门、凤凰门，隔墙就是东宫府，东宫诸门外的南面是太子诸率府，其中太子左右率府、司御率府掌兵帐与仪卫；左右清道率府掌昼夜巡警，左右监门率府掌诸门禁卫，左右内率府掌侍卫。宫城西面有嘉猷门、通明门，西宫墙与掖庭宫毗邻。宫内有三个事变相关地点：一是宫内西面的北海池，据黄永年先生推测，这里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渊被胁持地点[3]；二是西宫承乾殿，是太宗原居所；三是武德殿，元吉原来居住在武德殿后院，与承乾殿东西相对。关于秦王和齐王二府地点，依据玄宗朝十六王王府居住区及相关居住区比照，可以上推李渊诸子宅地，当在东宫至十六王宅区间内。

二、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

根据事变策划主要依据及后来的具体实践，可以列出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如下：

一、设伏环节。这个环节需要完成以下细节：其一、设计诱伏。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先有太宗出面在父亲李渊面前状告建成淫乱后宫、图谋兄弟。高祖答应第二天，邀请重臣，双方对质，解决此事。这样建成、元吉二人无备而来，就很容易围剿成功。其二、收买北衙禁军将领常何，提前在玄武门内设伏。常何当日是值班将领，放李渊亲生儿子领人进宫，是符合情理的，太极宫内还有李世民居住的承乾殿。从李元吉被伏击时，想往自己原来居住的武德殿后院跑，说明他也常在宫内活动，也许他也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这是世民能领人进宫的一条旁证。其三、利用太子建成属下将领张公谨为内应。关于张公谨的向背，后面将做详细说明。其四，合理配置设伏兵力。主要配置如下：一队由太宗率领的十人围剿小组，关于其它九人后面有相关考证；一队为了逼宫需要，提供给尉迟敬德统领的七十名精兵，这支队伍有可能是由常何提前放进宫的，并将高祖及大臣议事地点包围了。六月四日，李建成、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邻湖殿发觉情况有变，当与发现此处伏兵有关；其余约七百二十人基本全部投入围剿建成、元吉援兵的战斗。关于是否余下一部分亲兵守卫秦王府，依据事发当天，东宫与齐王两府兵中，有人说要去攻打秦王府，秦王府将士非常恐惧来看，秦王府是没有守备的，基本是倾巢出动，集中兵力决战玄武门。另外，据《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记，世民一方还组织了一支囚犯奇兵，配合门外设伏，“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芳林门位于玄武门西面，毗邻掖庭宫。

二、围剿建成、元吉援兵。这个环节有四个步骤：其一，引发建成援军与北门禁军的混战。李建成、李元吉两府的援军，在冯立、谢叔芳的率领下，从东宫玄德门出发沿宫墙逼近玄武门，他们首先遭遇敬君弘、吕世衡仓促率领的北门禁军的抵挡，其中激化双方矛盾可能有两点：一是囚犯兵的卷入，二是常何与张公谨的挑唆。其二，间接控制北门禁军。在混战中敬君弘、吕世衡被斩，北门禁军群龙无首，常何成为临时负责人。其三，瓦解援军。瓦解其一，玄武门门前守卫张公谨，原是太子建成旧部。瓦解其二，建成、元吉的人头被发到援军中；其四，合兵围剿。在秦府的增援部队、囚犯奇兵及北门守军三下合击之下，两府兵四散溃逃。

三、控制宫城，宫内逼诏。此环节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其一，在常何率领的禁军配合下，太宗集团迅速控制了宫城其它诸门。这可从《安元寿墓志》扑捉到一条线索：“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特蒙驱使，委以心腹。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4]志主守卫的嘉猷门，是宫城西面的北门。太极宫其它七门，世民部也当迅速接管了。其二，软禁高祖君臣。尉迟敬德率领七十名精兵，将高祖和议事大臣软禁。其三，利用高祖重臣说服高祖交权。当日参加议事大臣有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其中萧瑀、陈叔达劝说高祖答应太宗的逼诏内容，而宇文士及本身就是具体负责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在武力威逼下，七位重臣除裴寂外六位大臣都倾向世民，高祖见大势已去，加之世民以亲子的身份痛哭怀前，高祖只好顺势下诏，“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在太极殿东侧）出宣敕，众然后定。”[5]

四、增训新兵，控制皇城。李世民虽然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京城各口部队，多是建成经营多年的人马，李世民京城内的嫡系部队力量还很单薄，随时面临高祖旧部及建成、元吉余党的军事威胁，增训新兵，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遣公（张士贵）与将军刘师立招募壮士，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6]这支新军成为李世民牢固控制京城及登基帝位强有力的保障。

五、收洛阳军政大权，取得地方实力人物的支持。《旧唐书》卷五十九《屈突通传》云：“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洛阳行台仆射，驰镇洛阳。”在世民控制长安局势后，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阳控制权，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这也是震慑其它地区潜在反对势力的需要，是稳定全国军政局势的重大一环。

六、拉拢军事重臣，控制全国军队。如何对待李靖，是把军队大权牢固地抓在自己手里的关键。李世民利用突厥南下之机，在心理上收复军帅李靖。《执失善光墓志》可为证：“于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接应，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7]太宗利用突厥大军南下机会，一方面给李靖展示了自身强有力的突厥外援，一方面让李靖了解了重大军事机密，表示对他的信任，打消他的疑虑，促使李靖死心踏地地效忠自己。关于李勣，后面谈及张公谨将涉及。

李世民通过上述系列环节的运作，实现了控制全国军政大权的最终目标。

三、张公谨与事变的人事安排

下面结合事变展开的相关环节，考察一下张公谨与事变的主要人事安排。

（一） 关于政变的领导集团成员

《旧唐书》卷六十四《李建成传》：

武德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其举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

武德九年九月，太宗登基表彰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

可见，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成员：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张公谨不在其列。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二凶）。

这个名单接续前六个核心成员，又增加了宇文士及、高士廉、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也没有张公谨。

为了澄清张公谨所处地位，有必要对这个领导名单中的成员在政变中的作用作一说明：

太宗登基后，表彰功居第一的五位功臣中：房玄龄、杜如晦是文臣，功重在策划事变系统方案上；尉迟敬德是事变中灭二凶逼高祖的主要打手，他们的作用相对明确。

长孙无忌的作用，依据事变前力量对比情况，太宗方面较弱，他要想胜算，必须发奇兵才行。而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舅甥二人，就是组建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觉的囚犯奇兵，增强了李世民一方的战斗力，以此功居第一是服众的。而功居第一里没有高士廉，高士廉本身也是文官，年龄也偏大，他不可能到玄武门带兵冲锋陷阵，这也可旁证无忌是奇兵的实际领导者。

侯君集功居第一，《旧唐书》卷六十九《侯君集传》：“预谋议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功居多”。其实他的作用还重在指挥兵力方面。从当时局势看，设伏环节中，有一个重要兵力部署环节，就是秦王府余部约七百二十人，投入玄武门外围剿东宫和齐王府赶来增援的部队，这支围剿部队的现场领导是最有资格功居第一的。那就该是侯君集，从他后来任兵部尚书一职，也可为他的帅才作一注脚。

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三人，没有确定。如果按战斗兵对兵、将对将的原理对应，可对应如下：侯君集对薛万彻，程知节、秦叔宝对冯立、谢叔芳，在名单中程知节、秦叔宝排在侯君集后，如果推测不误，他俩当是侯君集的俩个副手，也是玄武门外重要攻击力量的领导成员。

关于段志玄的作用，《旧唐书》卷六十八《段志玄传》记：“巢刺王元吉竟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的打手作用仅次于尉迟敬德，“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也是诛二凶的得力武将，有可能还是进入宫内七十精兵的头领之一。这样他在名单中有一席之地才说得过去。

宇文士及，当日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七位大臣即将参与李渊裁判李建成、李世民的矛盾，除裴寂外其它大臣都倾向李世民，而原来是高祖近臣的宇文士及，已经是李世民天策府的司马，他已全力支持李世民，成为当日具体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当事人。

屈突通，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不可能参加事变现场拼杀，他的作用是事变后被派往洛阳控制局势，取得洛阳地方势力的支持。此前，建成元吉所属曾告世民亲信张亮在洛阳大肆活动，图谋不轨。虽然经过审问，张亮无罪释放，但李渊和太子建成在洛阳也必对世民采取了防范措施。在世民控制长安局势后，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阳控制权，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

张士贵，在事变后他和刘师立负责招收新兵，这也当是事变前就谋定的。李世民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京城各口部队，还是建成多年经营的人马，在京城李世民的嫡系部队还很单薄，随时面临太子建成、元吉余党的军事威胁，迅速增训新兵，进一步牢固控制京城，招收训练嫡系部队是必然的。张士贵的工作为太宗迅速登上宝座做好了安全保障工作。

（二） 张公谨与张瑾、张公瑾

上面核心名单中没有张公谨，那么张公谨究竟是什么资历呢？在翻阅史书时，发现张瑾、张公瑾与张公谨三名有内在关联。

岑仲勉先生云：“《旧唐书》六八《张公瑾传》记：‘武德初除右武候长史,以李勣力荐,入秦王幕府,九年诛建成, 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依同书四四“左右卫大将军正三品’, 其职甚崇, 武候长史不过六品上, 既以功显, 犹不过从三品之左武侯将军, 则武德八年时断未为右卫大将军也。张公瑾此时未为总管, 且《旧·新书公瑾传》均不载此事, 可知‘公瑾’乃瑾之讹也。由右卫大将军之职观之, 足见瑾与公瑾, 确是两人。”[8]

岑先生以前后官职品级的大小来断定“瑾与公瑾, 确是两人”，按常识理解未必公允，古来影响个体官员升降因素很多。下面略引有关张公谨、张瑾史料：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

武德八年八月，并州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八年, 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 王师败绩, 中书令温彦博没于贼。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八年) , 突厥入寇, 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拒之, 以彦博为行军长史, 与虏战于太谷, 军败, 彦博没于虏庭。

太谷兵败当事人，表明张瑾与张公谨是一个人。从贞观三年，张公谨上突厥可取六状，表明他不忘当年的败绩，后协助李靖击败突厥，洗雪耻辱，可旁证太谷之败他是当事人。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谨，字慎，魏州繁水人，为王世充洧州长史，与刺史崔枢挈城归天子，授检校邹州别驾，累迁右武候长史。

《册府元龟》[9]卷一百七十二:

张瑾,隋末陷王世充,及洛阳平,诏征瑾入朝,以旧恩,历左卫大将军。

这里张瑾与张公谨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王世充部下，后降唐。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

(武德八年五月)帝志在灭之, 复置十二军, 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事变前太宗）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逐渐亲遇。

高祖重用张瑾是在武德八年前，太宗亲信张公谨是在武德九年事变发生前不久。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武德九年六月，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 入塞, 围乌城, 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 上从之, 命元吉督右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太宗）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玄武门事变前，高祖派张瑾随元吉要救乌城之难，而此时张公谨的言行是促成太宗最后决策行动的关键。

《宝刻类编》卷二：

襄州刺史邹襄公张公瑾碑，释法林撰正书，贞观七年七月立，碑今亡佚。[10]

《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

破定襄，败颉利，玺书慰劳，进封邹国公，转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四十九。

张公谨也写作张公瑾，谨与瑾相通。

《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云：

（武德九年七月）封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

《唐人墓志汇编·张宣墓志》略记：

祖公谨，唐朝授右武候长史，隋邹虞三州别驾，太子右内率，右武候将军。定远郡开国公。[11]

《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

（玄武门事变后）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开国公。

张公谨事变后，功授右武候将军，而非左武候将军，此处可纠《旧唐书》之谬。张公谨升任右武候将军前，《通鉴》说其为右内副率，《墓志》说其为太子右内率。应是太子右内副率，墓志去掉副，如同今天某副处长，只要没有正处长在场，就称其为处长，表示尊敬，墓志撰手也该是这种心理。张公谨是太子手下掌宿卫侍从的首脑。他对太子李建成一方人员及军备情况都是很熟悉。

综合上述，可以确认张公谨、张瑾、张公瑾事实是一个人，《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记是正确的。他原是王世充旧部，降唐后，被任命为右武候长史，“初未知名，李勣骤荐太宗，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这里的“初未知名”当是在太宗系统里没有多少人了解他，李勣、尉迟敬德都曾在太宗面前提他，但未见他被重用。他后来升任右卫大将军，与李建成有关系。

张公谨原来是太子建成亲信任瓌的部下，任瓌曾经是负责为李世民山东战场送粮草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打粮草实力，因此任瓌及其部将张公谨位置至关重要。可以说从开始太子建成是通过粮道的控制，谋划未来的统治的，而张公谨是建成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武德八年唐高祖任命张公谨为羽林将军，并州行军总管，抗击突厥，在太谷几乎全军覆没。

（三） 张公谨与太谷之战

太谷之战，本来是唐高祖君臣要与突厥一决胜负的重要战役之一：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武德八年四月：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及弹石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

丙戊，颉利可汗寇灵州。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

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欲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丙辰，代州都督蔺谟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太谷以御之。

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考异曰；旧本纪，‘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唐历亦同。今据实录，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无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

八月，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瓌屯太行，以备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

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任城王道宗击破之。

九月丙午，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余人。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从上可见参与大举进击突厥的将军有窦诞、李艺、姜行本、张瑾、李勣、蔺谟、李高迁、李世民、安修仁、李靖、任瓌、李道宗、王君廓、柴绍等，透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组织是全国性的军力部署，它的前敌总指挥是谁呢？

从武德七年开始部署军力，李渊就开始巡狩：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宫避暑。

七月，车驾还京师。

十月辛未，上校猎于户之南山。癸酉，幸终南。丙子，上幸楼观台，谒老子祠；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龙跃宫；庚午还宫。

武德八年四月，甲申，上幸户县，校猎于甘谷。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宫。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十二月，庚辰，上校猎于鸣犊泉。

武德九年三月，上幸昆明池。丙午，上幸周氏陂。

可见，高祖这一时期巡狩，是用心放权给太子。尽管史书没有说大举进击突厥总指挥是太子李建成，作为即将荣登大位的储君，需要机会将国家军权平稳掌控。与突厥之战，既是李唐抗击强敌，也是高祖为太子提供锻炼的机会。包括武德七年，建成在京城招兵买马，也应该理解为是高祖默许的。

而这些举措引来了军队实力派李世民的紧张，兄弟关系骤然紧张。太谷之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子与李世民的内讧，七月李世民镇守蒲州，八月被派往并州。本应在并州太谷张公谨对敌时出击，但他却按兵不动。而李勣所部在太谷战斗结束后才赶到，事实上他与李世民一样，为了保存所部实力，采取了壁上观，致使太子亲信张公谨所部全军覆没。东线也是建成亲信王君廓奋力进军，西线有柴绍胜利。但并州太谷的失利，将唐方高层内部矛盾凸显，反击突厥计划搁浅。建成、世民、元吉等齐聚京城。建成回京后有意削夺世民兵权，名义上升世民为中书令，实际开始将他的谋臣猛将调离。面对危局，李世民也加快了密谋夺权的进程。

李世民收买建成身边的人为事变内应，张公谨就在其列。关于他如何能被收买，也许当在他太谷兵败由正三品连降三级为从四品的太子右内副率失意的时候，关于用何手段收买，当与收买常何、王晊等手段类同[12]。

太谷兵败后，他回任李建成太子右内副率，武德九年六月，被封为天纪将军，将再次随李元吉领兵出征乌城抗击突厥。他被引入秦王府环节，史书传记描写跨度太大。张公谨成为影响李世民决策行动的关键，事变中“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事实是他凭借自己的太子右内副率、天纪将军的身份阻挡了建成、元吉的援军，而非仅凭他个人的勇力。事变后被封为右武候将军，不久被任命为代州都督北御突厥，贞观四年，上书突厥可灭六条理由，促成唐突决战，他随李靖一起将突厥彻底击败，后转任襄州都督，贞观七年去世，葬于尉氏县西沈家村。

岑仲勉先生以张瑾、张公谨前后官职变化认为他们是两个人。如果通解张公谨在李建成、李渊、李世民三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官职升降的原由，就能知道他官职的微妙变化是正常的。何况贞观元年太宗任命张公谨为代州都督，与右卫大将军一样也是正三品了，按岑先生的标准，他也算太谷兵败后又有机会官复原品了。

张公谨的上述资历背景，也证明他对全局有很清楚认识，也能清楚太宗疑虑关键在于张公谨是否可靠。张公谨被猜疑，才有密谋现场他当众的过激言行，这是合情合理的。太宗能宽容理解他的过激行为，并深以张公谨言论为是，事实就是让他当众效忠表态，因为他的身份太重要了，既是太子右内副率又是一员即将随李元吉出征的大将，无论是在太子嫡系部队还是即将出征的京城部队，他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当在内奸玄武门守将常何、建成手下太子率更丞王晊之上。

（四） 张公谨与“九人诛二凶”

《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

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同。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传》：

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新唐书·隐太子传》略同。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

刘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常等九人同诛建成。

同卷《庞卿恽传》: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

史书多次提到九人，“九人诛二凶”当并非空穴来风。李世民究竟率领了哪九人诛二凶的呢？前面论证事变领导成员时，在“九人诛二凶”的九人，我们可以排除长孙无忌和侯君集，可以确认有尉迟敬德、段志玄。那么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庞卿恽这八人中当有一位不在其列。通过对张公谨在事变中作用的考证，应该排除张公谨。因为他不会和其它人一样，对有恩于他的旧主子正面交锋。这样李孟常、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庞卿恽等七人，连同尉迟敬德、段志玄二人刚好九人，这九人才是史书所记“九人诛二凶”的九人。

史书出现含混复杂情况的原因，正如陈寅恪、黄永年、牛致功等名家共识，关键在于太宗亲自过目了实录，他决不允许保留他夺权的任何细节。更何况他收买的内奸张公谨是决定争权胜负的关键人物之一呢，他不惜窜改历史，意图割断历史真相。《张公谨传》记事变前一位没有名气的人物，能成为决定夺权决策和守门抗敌的关键人物，而又没有功居第一，这不蹊跷吗？太宗再想抹掉自己的劣迹，公正的历史还是为后人揭发事件真相留下了蛛丝马迹。

另外从贞观七年张公谨卒后葬地是在尉氏县西沈家村，与他原来的老领导任瓌同葬一县。按照他在事变前后的作用，他应该够资格陪葬昭陵，但没有他。张公谨死时，太宗曾失声痛哭，很大程度上是由张公谨联想起自己兄弟相残一幕，是对自己违背天理人伦行为的忏悔。这些材料也可佐证张公谨在事变中的内奸作用。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玄武门事变是李世民集团为夺取父兄权力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斗争。事后看参与事变的人员分工，可以发现斗争前的形势、事变中每个步骤、环节的背后指向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透过事变前后张公谨的作为，可以发现他是李世民事变夺权成功的最关键人物，围绕他展开分析，可以恢复事变的诸多真相，看透太宗当权后篡改历史篇幅之甚，揭露光环闪耀千古的唐太宗暴力夺权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