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武则天在贞观时期的生存环境

武则天在贞观时期的生存环境

武则天（624——705年）是一个富有历史魅力的名字。一千三百年来，许多史家对其魂牵梦绕，到二十世纪再掀高潮，自陈寅恪以下，从汪篯、林雨堂、郭沫若到熊德基、雷家骥、胡戟、赵文润、王双怀，从菲茨德、崔瑞德到原百代、气贺泽保规，二十多部武则天传记和约五百篇专论，形成武则天研究热现象。其间蕴涵着时代转型的巨大意义：武则天处在中古历史的转折点上，是贵族门阀政治走向科举官僚政治的分水岭，大批史家有意或无意的研究背后，预示着当下中国政治的再次转型。揭开这样一个有生命力的历史人物诸多奥秘，也是通晓未来走向的门径。本文选取武则天在太宗贞观时期的生存环境来研究，就是想揭示她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转型的关键的内在理路。

一、武则天的家庭政治环境

在武则天早年的家庭中，由父亲武士彟、哥哥元庆元爽、母亲杨氏和她的姐姐及妹妹构成了三种家庭内部的政治元素，他们个体的性格及相互之间的互动是武则天最早接触的政治经历，关于此点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国“三岁看老”的传统习俗中暗含着人一生命运的密码。就此分析如下：

（一）、父亲武士彟的追求对女儿的影响

武士彟（577——635年）太原文水县人，他是隋炀帝时期崛起的商人。他能致大富，这与仁寿时期（610—604）在汉王谅的引荐下，他认识了司空杨雄、左仆射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有关。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商人面对的最大客户一般是政府，他依靠与权门的结交，在权力资源中分得一杯羹，成为隋炀帝时期大兴土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经济上的崛起，促使他寻求政治上的话语权。

作为木材商人的武士彟很聪明，在识人观事中很有洞察力，他看透了李渊夺天下的野心，并且有意投靠李渊，也得到了李渊的许诺。而他在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王威面前，也极力表达忠心。他在领导李渊面前会阿谀奉承，在王威势力面前，体现其为王威等周全考虑的谋划。其实这种即能阿谀奉承，又头脑灵活并有经济实力的人，是得领导欢心和放心的。因此他对隋朝重臣有影响，李唐初期两位帝王也对他也很器重。

武德元年他升任府兵将领，任井钺将军时，儿子病殁，他没顾上照应。任校右厢宿卫时，原配夫人相里氏病危，他也没有请假照看，妻子在孤独中死去。剩下两个年幼的儿子，由家人看管，而富裕之家没有父母约束的孩子的发展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美好的政治前途，他牺牲了家庭与亲情，这种行事风格对武则天是有潜在影响的。武德八年他升任扬州都督府长史、贞观元年任豫州都督、贞观二年赴利州任都督、贞观五年任荆州都督，在他诸多历职空间变化中，则天从小随父亲接触的人和事，给她营造了政治素质的潜移默化训练空间。

（二）母亲杨氏对女儿的溺爱

武士彟抛家舍业效忠李渊的行动，赢得了李渊的信任和赏识。李渊为其做媒，娶了隋室皇族成员杨达女，成为唐高祖女桂阳公主夫君杨师道的堂姐夫，与新朝皇族实现了政治上联姻，成为大唐开国新贵。

对于男人来说，他做到了事业第一，获得了很高社会地位，而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家庭的幸福。早逝妻儿是他用什么地位也无法弥补的，而在挥霍财富中的两个儿子也是他心头永远的负担。在娶进名门之女后，家庭中的矛盾更新添一重。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儿子一直是父亲法定的继承人。而杨氏结婚几年中只生下三个女儿，新贵的心理倾斜不全在杨氏身上。四十四岁才出嫁的老女人杨氏，嫁入新家后，旧有的生活习惯被打破，伴随女儿的降生成长，对前妻的孩子或多或少的冷眼，必然造成了家庭关系的恶化，何况自小就着男装的则天，本身也不是省油灯。则天小时侯有个故事说：武士彟在利州任职时，著名术士袁天刚曾给武氏一家看相。先看杨氏又看武氏兄弟及则天姐妹之相。袁氏说：“此郎君（则天，因为她当时穿男装，有此称谓）龙睛凤颈，长相非凡，是贵人中最尊贵的；若是女子，日后将成为天下主。”这一故事广为流传。作为一方大员，请知名术士看相，想必是可能的。换个角度看，没有生个男孩的母亲对术士的言说必将深信不疑，对女儿未来的期待，促使她更加溺爱女儿，也培养了女儿专横跋扈的性格。

母亲杨氏，痴信佛教，关于则天母亲佛教信仰，深受杨氏家族影响一点，陈寅恪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证①。杨氏大龄生育和虔诚的佛教信仰，决定了她在教育子女中，必然是对孩子溺爱有加。而这必然引起过早缺失母爱的前妻两个男孩的嫉妒与怨恨。她的信仰尽管可能使她性格中有仁慈的一面，但晚育使她迟到的母性本能必然超过了信仰的支撑。当女儿与前妻儿子发生矛盾时，对亲生孩子的呵护是必然的，这是人的天性，和是否名门之后本无多大关系。在杨氏表现得有些过火时，新贵会考虑杨氏家族在宫廷中地位及影响迁就对方，这深深伤害着两个儿子。两个哥哥仇视的眼光与言行，父亲被政治权力侵蚀了亲情的心，注定家庭中爱的缺失，造就了则天缺乏爱心与冷漠的一面。

则天继承了父亲武士彟基因中聪明智能，在父亲在世时深受父亲性格影响。依据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位或多位精神父亲，无疑为官一方大员的父亲成为她第一位精神父亲。这位曾经奔走于商场、权力场中的新贵，对孩子关爱更多是通过权力与金钱来实现的，作为精神上父亲培养了孩子对金钱权势追逐的坚定信念。则天两个哥哥武元庆、武元爽在父亲去世后，对后母杨氏和三个异母妹妹刻薄相对，就可见精神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已经发挥恶的效能。贞观十一年，武则天被召入宫立为才人，年仅十四岁的则天在离家前和母亲的离别情感对比中就让人感觉到她受父亲影响已扎下根。《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略云：临别，母亲杨氏“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女儿悲乎？”可能是对宫廷生活的憧憬，已经打断了母女离别的哀伤。也可能是她想早日逃离寄人篱下的环境，也许是想给软弱母亲以信心，让母亲感觉到女儿是她的坚实依靠。而父亲的冷酷习性的继承，则天步入宫廷的一则故事可透露出她这一面。《鹤林玉露》乙边编之六《狮子骢》：太宗有骏马曰：狮子聪，极猛撼，太宗亲控驭之，不能驯。则天时侍侧曰：惟妾能制之。太宗问其术，对曰：妾有三物，始则捶以铁鞭，不服，则击以铁挝，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吼耳。太宗这位曾经久经沙场屠戮无数的君主，当面对身边妩媚有加的才人如此心声的时候，也是心中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因此以后的近十几年的宫廷生活中，她没有进入太宗视野，这和她好勇斗狠、强烈的表现欲是分不开的。孤独无友是权力的特性，父亲的精神遗产与母亲的溺爱更适合让她走权力之路，那里有无情理智运用的巨大空间，有相互利用、仇视与倾轧，有虚荣心的满足。

二、太宗后宫政治格局

太宗是宫廷内的轴心，他在内公开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宫内众多人的心。宫廷内部以皇后为核心的等级架构，是每个后宫人员心智结构中重要的一环。而在等级结构中能动的人员组合，是每个宫内人日常面对的。而以太后为轴心的妃嫔队伍，诸妃后的王子、公主，及已经出嫁的公主和已经封王住入自己王府的王子，也一直是后宫经常谈论的话题，至于皇宫内有势力家族的外在影响力及婚宦情况，也是私下太监宫女们窃窃私语的话题。这个能动气场左右着宫内人的笑语欢声。

唐代内宫的等级秩序，《旧唐书》卷44《职官三》略云：唐沿隋制，除皇后外，宫中还有众多妃嫔。其中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正二品；婕纾九人，正三品；美人9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武则天才人的地位在妃嫔中属中等偏下，其职责是记录妃嫔们的宴饮睡寝和蚕桑之事，向皇帝叙述她们一年中的收获情况。依据前面与杨家的亲缘关系的梳理，推测她服务对象主要是杨姓妃嫔。这也是宫中各势力核心保持身边纯洁性的需要，避免一些机密泄露流传。因此宫廷内她们有一亲密的团体，即使武则天被赶到感业寺，只要她想了解宫廷内部情况，宫内的旧有系统就会发生作用。这其实不只杨氏一家有如此能量，就是原来的长孙皇后和韦贵妃势力，也有雷同的势力系统。

杨氏、长孙氏与韦氏家族三大家族在宫廷的政治影响。武则天能入选才人，和母亲杨氏家族在宫廷内外的势力是分不开的。关于杨家的宫廷影响最主要通过李唐与弘农杨氏政治婚姻来看。在昭陵陪葬陵墓中出土的以下四块墓志，即杨恭仁、文安县主、赵王李福、越国太妃燕氏的墓志，可与史书相互证发杨家在贞观时期的宫廷内外的政治势力。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曾欲立巢王妃为后不成，未再提及册后事，因此实际的二号人物韦贵妃，地位已相当于皇后了。这里可以推测赵王李福母是由杨淑妃晋升为贵妃的。到贞观十年时，长孙皇后去世后，杨家在宫内的影响力可以说比后面提到的韦氏还强。因此关于贞观十一年，太宗选才人时，杨家的发言权很大，那么武则天作为杨门外女，也因血缘近亲得进皇庭。这也加强了杨家在后宫的力量，人多力量大。看看三位杨妃和一位燕妃生的一群儿子：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髙宗皇帝，后宫生寛，杨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阴妃生佑，王氏生恽，燕妃生贞，又生第十一子嚣，韦妃生愼，后宫生简，杨妃生福，杨氏生明④①。十四子有六位与杨家有关，足以说明杨家在宫中有多大大权威力量了。因此武则天进宫，并非没有依靠，她背后靠的是皇帝姑姑和杨氏群妃。因此也可以推测，她在宫中与李治的感情培养是有近人牵线帮忙创造供机会的。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本来想立原来元吉妃为后，但遭到宫廷内外的抵制，其实宫廷外主要是长孙无忌力量，宫内主要是韦贵妃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制约了杨姓力量的坐大。长孙皇后虽然去世，但她多年在后宫经营的势力依然在。尽管史书没有提及有哪些人，可以从公主外嫁可以看出这一倾向：太宗有二十一位女儿，有四位早夭，余下十七位健康的公主中，有三位公主嫁给长孙家族成员：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新兴公主下嫁长孙曦、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外庭中长孙无忌和他的同党褚遂良位列宰相，长孙无忌力量一直到显庆四年后，才被当上皇后的武则天及其亲近势力根除。长孙无忌加之作为太子及未来皇帝舅舅身份，也通过自己几个外甥对宫廷内部施加了强大影响。当然长孙皇后的去世，内廷的长孙势力失去组织性，逐渐被韦氏、杨氏两股势力分化吸收。关于韦氏家族的政治影响见上章。

从某种程度说，西方三权制衡学说在中国政治体制中一直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着。2005年，庞朴先生在《读书》[1] 上提出一分为三的哲学观点，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提出质疑，有其合理性。武则天进入后宫，三大家族的矛盾与冲突，是影响其生活的生存环境重要组成，她二进宫也是由王皇后与萧淑妃相争引起的，三人重演三国演义，只是三人的政治智慧实在相差太远，王萧两方合势也没有斗过武则天，也可能与原来武则天将韦杨两股旧有的势力拉为己用有关吧。

三、李治的恋情与则天生存环境的改变

在后宫贵妃争夺战、太子与魏王争夺战中，给了边缘化的武才人与晋王交往提供了空间。李治小武则天四岁。则天进宫时十四岁，当时高宗十岁。则天进宫后，太宗、上至韦贵妃及杨贵妃等太宗妃子、宫中年幼的诸王子及外住的王子及其妃嫔、未出嫁的公主及其已经出嫁的公主及其可以允许进宫的妃嫔家属都是她经常耳闻目睹的对象。而宫中太监、在宫中传授王子、公主、宫女们文化的老师及守卫宫门的卫队，都是她每天的生存环境构成部分。她每天能够感受到太宗对后宫粉黛的影响，也能感觉到几大高门家族在后宫中的势力影响，王子们对后宫活动的作用。在权力中枢的宫殿里，感觉到宫廷的矛盾与或明或暗的争夺。也能或多或少发现后宫家属势力在朝堂及地方的影响流言蜚语。则天如何生存下去，虽然有杨氏家族成员在后宫的照应，但毕竟是处于边缘人物，相比前面提到的几位杨妃，她也排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她只能寻求新的精神安慰，她发现了象李治。十岁的李治，年少就失去亲生母亲，无疑母爱的缺乏，成为李治懦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弟兄中，亲哥哥对他在权力场话语的恐吓，加深了他的不安全感。而太子承乾与魏王的兄弟相争，无疑让他在心理上找不到亲情的温馨。他与妹妹晋阳公主相互关爱，《新唐书·公主传》略云：“帝诸子唯晋王及（晋阳公）主最少，故亲畜之。王毎出合，主送至虔化门，泣而别，王胜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与羣臣同列，不得在内乎？’帝亦为流涕。”这样一位体己妹妹早夭，宫庭内他也更需要在寻找精神安慰。则天有机会看到这位被兄长们歧视的王子，而同病相连的命运，促使已经生理与心理都成熟的则天主动的走近。则天性格中男性的一面给了这位王子精神上的依靠。贞观十七年，十七岁的李治被封为太子，与两位兄长相比的懦弱及压在肩上的担子，都使他寻找象则天这种泼辣性格的母性呵护，满足他的恋母情结④。贞观十八年后，太宗外出征伐、巡幸、患病时期，则天是有机会借助杨氏和太监力量接触到太子的。“上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就是明证。李治当太子后，武媚娘年龄已经在二十多岁了。正是情感最丰富细腻，对爱情追求的最佳时期。她与李治的热恋，虽没有详细加载史册。但星点的资料也足以推测出来，这从她后来步入感业寺写的诗可以看到：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是她二十七至二十八岁之间写给高宗的情诗。理解此诗，暗含了两人的旧情，并且感情很深，不是一般感情，女子如果没有精神上的爱，是难到用情深处的。尤其也是一位欠缺父爱的女人，她在宫中除了太宗，就是这位小王子能成为她相思的对象了。对于性格泼辣的她，她是在宫内主动追求过李治的。一个缺少母爱，一个缺少父爱，一对同病相怜的青年男女，走到一起，即使没有交往频繁，也已经达到了两情相悦地步。“石榴裙”是二人交往的见证，或是高宗所送，或是约会曾穿。没有如此重要意义何必验取石榴裙呢？可见石榴裙是两人定情信物。后来向天下人宣布在宫中早就定情，就不是编造之言。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皇后武氏诏》：“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不离朝昔，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见多年的恋情在多年之后，才大白于天下。那么高宗多次造访感业寺，则天在寺内怀上高宗的孩子，进宫后生下后来的太子李弘，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段恋情改变了武则天命运，是她在后宫环境中赢得的最大政治资本，为她后来登上皇后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四、武则天学习唐太宗政治技艺的启示

唐太宗作为君主，是全国的臣民的父亲。在后宫他更是妃嫔才女的精神父亲，尤其是象武则天这样十二岁失去父亲，十四岁就进宫的女孩来说，她内心强烈寻求比他父亲更加强大的精神依靠，而能超过她父亲，自己又能触摸到的，正是自己每天敬仰的大君主——唐太宗。尤其是入宫十三年没有得到宠幸的她，伴随她对太宗言行作为了解的加深，这位名义上的丈夫实际上的精神父亲越来越强地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也许后宫中还有其它人能真正读懂唐太宗，但武则天绝对是读懂太宗最杰出的。肉体的远离，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富足，这是太宗带给武则天的影响。她从太宗身上的感悟使她日后成为后宫政治争夺的佼佼者，也是她后来协助高宗及亲自统驭天下的最宝贵灵感来源。关于她究竟感悟到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她后来的施政及影响逆推，就可看出她的手段与功业不在太宗之下，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现就太宗与则天的重要政治行为略加比较列表如下：`

对比武则天与太宗政治实践，发现二者路径相同的一面，而不同方面或者说好象相反的，其目标指向却相同，如太宗三次伐辽外争和武则天从天后不断升级为皇帝内扩，思路相反实则相承。可以说武则天是学唐太宗学最到家的一位皇帝。历史上能与他们之媲美，只有汉朝汉文帝与景帝、清朝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他们的后继者，则出现了三个伟大时期：汉武帝时期、唐玄宗时期、乾隆皇帝时期。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集权体制下政治家考虑问题的宏远与精密，没有伟大君主博大的胸怀，靠这种体制治理这样庞大的国家是很难长久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体是一种技艺，是人为性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治家来运作。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政治家的培养，需要环境，但也更需要是天分与胸襟及后天的高悟性的学习。评价政治人物，我们更应该看的是他开创的事业格局，因为帝国的事业和正义的德行原本是无关的。并且我们必须认识到内争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体的痼疾的东西，是国家致死的瘟疫。正确认识政治家的技艺或手段，是每个从政者应该采取的正确路径。

综上所述，我们从贞观时期武则天的生存环境要素：家庭政治环境、血缘家族因素、后宫政治格局、武则天的爱情、政治家的技艺等，探讨了武则天成为千载政治风云人物的必然性，认识了君主皇权政体下诸多政治特性，也感悟到客观地反思先民的政治智慧对开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注释：

①    陈寅恪：《武则天与佛教》，金明馆从稿二编。

②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92页

③“我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统一是三分的统一，三分是统一的三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字．我的五十多年问学生涯，便多半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探索这一本质寻找这一密码的过程中度过的。在我看来，儒者的中庸之道，道家的返璞归真，佛学的不二法门，其实都是三分法的不同表述；只因他们人生态度不一，遂呈尔我之势罢了。人类主观世界里的根本分歧，实在不在这等地方，而在圆融的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观念之间。其中二元观念得自然科学之助，至近现代而不可一世，并在社会历史上留下了苦涩的伤痕，使自己趋近自己的终点；三分方法则方兴未艾，明白四达，日益得到有众的认同。”（《学无常师，文如断壁》，《读书》，2005年第1期。）

④勾利军：《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情结”》，《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