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之死考释
张熊
〔摘要〕本文围绕隋文帝是否被弑这一历史公案,从关陇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之升降及中央、地方之对立等角度对仁寿宫政变前后的背景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内外压力交织的情况下，杨广储君地位面临威胁，而导致隋文帝被杀。另外从相关人物之死因，以及从隋末农民起义者、唐初统治者对此事态度来看，足证隋文帝确被杨广所杀。隋文帝被弑真相被掩盖原因与史书笔法、唐初政治形势以及隋文帝被弑这件事本身的社会流播范围等有关。
〔关键词〕：隋文帝、仁寿宫、关陇集团
隋炀帝作为隋唐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年来，对其研究已越来越受到重视〔1〕。关于他是否弑父夺位之事历来争论不休，许多学者写了相关论着，并形成各种不同观点〔2〕。但由于各人立论及写作侧重点不同，诸说亦有可商榷之处。因此该问题仍有探讨之必要。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1、 从隋代关陇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之升降及中央、地方之对立角度对仁寿宫变前后史实加以考释。
2、 对相关人物之死因的解释。
3、 关于隋唐之世对隋文帝被弑问题的反应。
4、 隋文帝之死真相被掩盖的原因。
一
陈寅恪先生在考察唐代政治时曾注意到，唐代“皇位继承终是摇动不固定之事”，“太子之嗣位不得不别有拥戴扶立之元勋”〔3〕。用以考察仍执行“关中本位政策”之隋代开皇间东宫易储之争仍有其适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有隋一代政治，一位妇女（独孤后）也在他们中充当了一种重要角色〔4〕。因此研究开皇年间储位之争问题，各方是否有关陇集团之核心人物以及独孤后支持实为关键。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后，杨勇即被立为太子，一直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被废，居储位长达20年之久。如以杨勇被支持的情况为标准，可将其划为两个阶段：
开皇元年至开皇九年为太子杨勇地位较为巩固时期。考究其地位能较为巩固的原因，与隋文帝之支持与信任实分不开。其次此段时间杨勇与独孤后关系处理得好，尚无矛盾之痕迹，以及诸弟年纪小，尚还不能构成威胁。这些前人已经多有所论及，不再加以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杨勇获关陇集团之核心人物支持，实也为其政治地位巩固之重要原因。如高颎为开皇初之重臣，从开皇二年至十九年任尚书左仆射，加上与独孤家族的特殊关系，权倾一时。其子高表仁娶太子勇女。其政治上党附太子勇当无疑〔5〕。另一朝臣贺若弼也夸口：“皇太子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6〕贺若弼平陈后，贵极一时，也足为太子勇之有力支持者。从以后文帝废太子勇时所下诏书来看，其它支持者当不为少数〔7〕。因取得关陇集团首要人物之支持，杨勇太子地位暂得以巩固。但此时杨勇有一最大失策之举——与杨素结怨。关于杨勇与杨素如何结怨，查考史书，已无明确记载。只有从有关材料加以推测。杨广曾遣宇文述游说杨约，有“储宫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杨素）”之语，杨约也提醒其兄（杨素）“一旦有变，令太子（杨勇）用事，恐祸至无日矣”〔8〕。由此可推知两人结怨之深。杨素作为关陇集团之新势力，在隋代地位呈直线上升趋势，翻阅史书，其仕进情况如下：开皇四年，御史大夫；开皇十二年，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仁寿元年，为尚书左仆射〔9〕。迅速成为关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此外，其兄弟、儿子并为列卿，势力遍及中外。杨勇与其结怨树敌，促使杨素为身后计，倒向晋王广集团，成为其夺嫡之重要支持者。轻易与朝中大臣结怨，此诚为杨勇集团一重大失误。
开皇九年至开皇二十年为另一阶段，太子勇地位开始受冲击，直至被废告终。开皇九年前杨勇虽由于文帝及关陇集团之核心人物支持，并与独孤后相安无事，而储位暂得巩固。但随着日久，由于杨勇行事上的随意性，在德行上开始表现出失误，如其“文饰蜀铠”，而为文帝所不快。以后，由于冬至百官朝东宫事件及选侍卫问题，使文帝对太子勇“渐生疑阻”〔10〕。此外，杨勇在处理婚姻问题上“率意任情”，专宠小妾，未谙关陇集团中婚姻之要义，引起文帝及独孤后不满。特别是独孤后，更是“遣人伺察，求勇罪过”〔11〕。由此母子间矛盾产生，昔日两人间相安无事局面已荡然无存。同时，太子勇在关陇集团中之支持者，如贺若弼等，或黜或逝，已渐稀少，而作为最有力支持者的高颎也因与独孤后有矛盾，而始被隋文帝夫妇所防范。在这段时期内，作为新的集团——杨广集团逐渐兴起。杨广在开皇九年统大军灭陈，接着又被拜为太尉，镇守扬州。凭借军功，已取得夺嫡之重要资本。同时，杨广还广泛笼络关陇集团人物，如宇文述、郭衍、张衡等〔12〕。并通过宇文述交游杨约，并得以交接杨素，晓之以利害，进而取得杨素之支持〔13〕。杨广更以其矫饰，取得独孤后欢心，在夺嫡斗争中取得重要砝码。在独孤后运作下，文帝已潜生易储之意。但这一动向遭到高颎强烈反对，史载文帝就易储问题咨于高颎，“颎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上默然而止”〔14〕。高颎以宗法伦理为由，暂时得以阻止文帝的易储计划。却引起独孤后不满，在其扇构下，最终文帝于开皇十九年，终将高颎罢黜。
在高颎被废，尚书左仆射空缺情况下，杨素于开皇二十年为尚书右仆射，成为政治中枢之核心。同时考察此间作为政治决策中枢的三省长官：尚书省右仆射为杨素（任职于开皇十二年——仁寿元年）、门下省纳言为苏威（任职于开皇十四年——仁寿元年）、内史令为齐王暕（任职于开皇十九年——仁寿元年）〔15〕。三人中，苏威无明显政治倾向，可不论。齐王暕（杨广子）、杨素之政治倾向明显在杨广一边。可见整个政治中枢为杨广集团所控制，标志着关陇集团高层已完成其新的人事更替。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的一次宫廷宴会在杨广夺嫡过程中具重要意义。在宴会上，杨素于独孤后面前盛赞晋王广之德，“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儿大孝爱，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岂若睍地伐（杨勇）与阿云对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 （杨广小字）者，常恐其潜杀之。’”〔16〕独孤后通过对二子德行的对比倡明废立之意，“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17〕。在了解到朝中重臣杨素意见后，后“遂遗素金，使赞上废立”〔18〕。通过这次沟通，使得宫中、府中在易储问题上已俱为一体。杨勇被废已成定局。之后，杨素等人通过各种手段构成杨勇之罪，最终在开皇二十年十月废太子勇为庶人，十一月，立杨广为皇太子。结合《隋书》各传可以看到，开皇二十年废杨勇过程中，只有左卫大将军元旻、太子冼马李纲对废太子事提出过反对意见，其它王公大臣竟无一人持异议。由此可见，太子勇已彻失关陇集团支持，焉有不败之理。
杨广集团虽在开皇年间夺嫡斗争中取得胜利。但在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作为在朝政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独孤后死去。使得杨广集团失去宫中有力支持者，并已无法遏制各反对力量的兴起。对此，杨广深有忧虑。史载，文献后死后，“上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文献后）择葬地，……（萧吉）退而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宇文述）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19〕由这段材料可窥见其真实目的：盼其父早死，好早日即位。由是可看出杨广希冀早日完成权力转移的急迫心情。
杨广集团首先遭受来自朝中及地方官员的舆论压力。就在文献后死去当年，朝中和地方官员纷纷上书，为太子勇被废叫屈。特别是贝州长史裴肃上表请照东汉东海王之故事，封废太子勇为王，对文帝触动极大。由此文帝也心知杨勇被废，“不允天下之情”，于是征肃入朝，“具陈废立之意”〔20〕，可见文帝对废太子勇一事仍心存犹豫。紧随其后，朝中一些官员也相继发难，这些人物以梁毗、柳彧、李纲等人为代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反对杨素。杨素自仁寿元年拜为尚书左仆射后，权势急剧膨胀，宗族子弟并为列卿，朝内外无人可比，又打击异己，权倾一时。由此招致朝臣不满。首先起来揭发杨氏的是梁毗，他在所上封事中对杨素之擅权有深刻揭露：“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党，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21〕对此揭露杨素专权的上奏，文帝初还不信，将梁毗下狱，并亲加审问，梁毗因奏言杨素在太子、蜀王被废时，唯其“扬眉奋肘，喜见容色”〔22〕。梁毗言辞謇謇，不由文帝不信。使其始对杨素之专擅也有所觉察。从而以“外示优崇，实夺之权〔23〕”之策，架空杨素。由是，“杨素终仁寿之未，不复通判省事” 〔24〕。同时又对杨素关系亲密者，如薛道衡、杨约外放，从而剪除其党羽，暂时抑制住其膨胀的势力。针对作为杨广集团头号人物的杨素的一系列行动，足以削弱杨广集团。
在文帝支持下，以柳述、元岩为代表的新势力也在兴起。柳、元二人并属关陇集团中之汉族大族，他们通过与皇室联姻，在文帝扶植下，得以参预政权。随着杨素被疏远，文帝将二人推上参掌机要的地位，成为文帝晚年实际的执政。因此有必要考察其与杨广集团之关系。两人中，柳述尤应注意，《隋书》载柳述在娶高祖女兰陵公主前，“晋王广欲以主配其妃弟萧玚，高祖初许之，后遂适述，晋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弥恶之”〔25〕。又柳述为吏部尚书时，“怙宠骄豪，无所降屈”，“杨素时称贵幸，朝臣莫不詟惮，述每陵侮之，数于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辄谓将命者曰：‘语仆射，道尚书不肯。’素由是衔之”〔26〕。由上可看出，因为柳氏与杨素交恶，在政治上决不会持支持杨广集团之态度。因此，对杨广集团来说，存在一个与之相左的执政势力，则成为其上台的一大障碍。
杨广为太子后，还面临来自镇戎地方的诸王之反对。隋自开皇代周以来，为加强对天下控制，在一些重镇，常由皇子出镇，且诸王都拥有统兵权，权重一时。也造成时人所论的“太子卑弱，诸王擅权”〔27〕局面。杨广即在此背景下，以藩王身份夺得太子位，因此其为太子后，不得不重视来自诸王的挑战。在文帝诸子中，秦王俊于开皇二十年已死。能对太子地位构成威胁者，一为蜀王秀，杨秀自出镇蜀以来，势力日盛，在太子勇被废后，“晋王广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28〕。杨广对此也有所察觉，因而采取先发制人手段，“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29〕。使蜀王秀于仁寿二年十月被召回长安，随即亦被废为庶人。其次为汉王谅，汉王谅在开皇十七年，出任并州总管。关于并州的地位问题，有必要在此附带论之。北朝自元魏分裂以来，并州地位日升，成为各方争夺目标。如周，隋之际尉迟迥反叛时，曾提出与镇守并州的李穆联兵，遭拒绝。后李穆归顺杨坚，使尉迟迥的反抗在短期内即告失败，可为明证〔30〕。入隋后，并州又兼有抵御突厥之重任，并因邻近关中，地位更显重要。不仅镇守官员地位显赫，“并州总管必属亲王，其长史、司马亦一时高选”〔31〕。其所辖范围也更广，“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32〕。由是可见其地位不同于其他方镇。杨谅凭此天下险处，在太子勇被废后，已“阴有异图”〔33〕。其后，更以御突厥名义，修军整武，招纳思乱之徒，扩充私人武装，意欲进则争夺天下,退则割据一方,反迹已彰显。时间一久，杨广集团如不速加抑制，难免成尾大不掉之势。同时，值得指出的是，太子勇虽废，但由于文帝晚年政治上之反复不定，仍有可能重登太子位，有其潜在威胁。
从以上对仁寿年间政治形势的分析来看，在此短暂的四年中，由于独孤后之死，使杨广集团已无法抑制其它集团兴起。更由于其成员杨素之露骨的专权，引来朝内大臣攻讦。作为能制约各方力量之人物——隋文帝，出于专制需要，则采取扶植新势力政策，关陇集团内部各派势力面临新的升降。杨广之储君地位仍不稳固。同时，在文帝纵容下，任由镇守地方之诸侯王势力膨胀下去，难免会成为杨广即位后之大患。在此情况下，要实现对地方的宰制，只有趁其准备未足时，以操持主权之关中政府力量，迅速扑灭汉王谅势力。而要完成此任务，实不得不通过中央革命之形式得以实现。在两个偶然事件影响下，弑君事件终于在仁寿宫这样一个特定地方（远离京城，易于控制）、一个特定时间（文帝病重时）发生。
仁寿宫，位于今陕西凤翔麟游境内。文帝于开皇十三年开始营建，宫内置有府库宫室等。建成后，从开皇十五年开始，文帝几乎每年都要去仁寿宫，在此处理政务，作出决策，因此仁寿宫已成为文帝晚年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因仁寿宫建于山上，绝山构殿，决壑为池，又离京城较远。因此极易控制。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正月，文帝幸仁寿宫。夏四月乙卯日（此月丙寅朔，无乙卯日）病发，七月乙未（8月1日），日清无光。预示文帝已处于病危中。甲辰日（8月10日），“文帝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决”〔34〕，似乎马上就可以实现权力平稳过渡。但此时，却发生了两件意外事件。原来皇太子杨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35〕”。杨素又“录出事状以报太子”，“宫人却误送上所”〔36〕，文帝看罢因而大怒。杨素到底写些什么，史书无载，已不得而知。但从文帝反应来看，肯定多有不逊之词，已触怒文帝。（杨素本已被疏，早为文帝所忌，不因此而收敛，反而如此猖狂，无疑给文帝抓住治罪的把柄。）同时，又发生了另一件大事。文帝晚年所宠之陈夫人此时也在仁寿宫，和皇太子一同侍疾。“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37〕文帝闻此，不禁大骂杨广为畜生。一股受蒙蔽，受愚弄之情涌上心头。遂令召执政大臣柳述、元岩二人准备草诏改立太子。读《隋书•文四子传》不难看出，文帝诸子中，废太子勇、秦王俊、蜀王秀因各种问题致罪而被废，其中也含有德行不检之因素〔38〕。此时杨广之本来面目已暴露，可想文帝也会因此而废掉他。况且此时老皇帝虽行将就木，但头脑尚也清醒〔39〕。因此，如开皇二十年一样，再次更换储君也是可能的。果然，文帝令柳述、元岩二人拟诏召杨勇，意在再次立杨勇为太子。这对于杨广来说，这种结果是其所不愿看到的，也是其追随者杨素等人所不愿看到的。杨素为防止太子勇上台，于己不利，为身后计，所以才投靠杨广。对于改立太子事，杨素早已得信，立即矫诏执柳、元二人系狱〔40〕。接着又调宇文述、郭衍率军控制仁寿宫，又令张衡入侍。私捕执政大臣，私自调换禁卫，早已犯忌。逼得杨广集团不得不干下去，最后杀死在病中的文帝。杨广最终“合法”地掌握国家政权。文帝被杀后，杨广秘不发丧，派杨约控制京城，杀废太子勇。又以伪诏征汉王谅入朝，企图不战而下并州〔41〕，被汉王谅识破。汉王谅以诛杨素为口号，以未经充分准备之师起兵谋反。杨广闻此，立派杨素以关中之师征讨，迅速平定汉王谅之叛。随即贬谪柳述、元岩、梁毗等人，最终解除内外之威胁，实现了权力的过渡。
二
围绕隋文帝之死这一问题，几个人之死因也值得研究。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一代文才薛道衡被杀，天下人冤之。关于薛氏之死，唐代刘餗认为是炀帝忌才所致〔42〕。野史之说不足为凭。笔者认为，薛氏之死，根本上还是由于触犯统治集团忌讳所致。结合《隋书》各传，可以看到，薛氏曾经“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相与交”〔43〕，可谓炙手可热。这样的人物，炀帝应与其有所交接。并且薛氏与杨广集团主要成员杨素、张衡关系亲密。从仁寿年间，文帝在架空杨素同时，也贬薛道衡为检校襄州总管来看〔44〕,由是至少可证薛氏当与杨广集团有密切关系。大业二年，当年仁寿宫变早已成往事，炀帝之统治业已巩固。薛道衡在此时也回到京城。炀帝对此也很重视，谓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将至，当以秘书监待之。”〔45〕可见炀帝对薛氏仍是十分器重。谁知，薛氏本着对先帝的崇拜之情，上了一篇《隋高祖文皇帝颂》，文中只不过按惯例对老皇帝进行一番吹捧而已，由此触犯时忌。导致炀帝寻个借口，将薛氏下狱。此时，薛氏还心存幻想，以为小罪而已，还寄望于皇帝赦免，并嘱家人备席待宾，可炀帝已下决心置其于死地，最终将其杀害。此时仍大红大紫的人物张衡，又作为薛氏密友，为何不出面营救？因其明白，薛氏之死因，由于是犯了炀帝之最大忌讳，必死无疑。事后自己无可奈何对人说了句：“薛道衡真枉死矣。”〔46〕谁知也因此遭祸。炀帝为何怕人颂文帝，正表明其弑父而即位的心虚。
再看一下历来被认为是直接弑君凶手的张衡之死。在杨广集团中，张衡是唯一不同于他人之人，史载其有“骨鲠之风”〔47〕，因此在炀帝修汾阳宫时，极力劝谏。蓄谋已久的炀帝正愁找不着借口，便趁机贬谪张氏。后又因王世充之流落井下石，张衡为薛道衡叫屈事也被揭发，由是终被杀。死时大言：“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48〕暗示出对助杨广夺位弑君的悔恨。
张氏之死，正应验了那句 “鸟兔死，猎狗烹”的古话。此后在隋恭帝义宁（公元617——618年）年间，张衡被赠为大将军，南阳郡公，谥曰“忠”。〔49〕由此，一些文章以“忠”是封建国家伦理道德基本准则来否定张衡是弑君凶手〔50〕。笔者对此心存疑义：617年，李渊起兵进占关中后，拥立恭帝。当年十一月改元义宁，到第二年五月唐代隋即改元，此年号前后仅用七个月。在此期间，天下群雄并起，世间纷争，为何偏偏要对前朝一个并不很重要的臣子加以赠谥？而高颎等作为隋朝重要人物，对其追谥反而在武德年间。要解释这个问题，暂已无法找到直接材料，只能结合当时之形势作一推测。从唐初形势来看，李渊集团已占关中，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在群雄中，势力并不十分强大。还急需取得各地隋旧官僚支持〔51〕，特别是争取作为武功世族之关陇集团的支持，这也符合中国古代的用人原则“天下危，注意将；天下安，注意相”〔52〕。由是，在隋末已呈现解体趋势的关陇集团，出于唐统治者夺取天下的需要，在唐初又有一重新纠合的过程〔53〕。其重要手段有大赦、封官许愿和大加赏赐〔54〕。其实除以上政策外，还有追谥追赠已死隋朝官员的政策。查考史传，重要的有武德元年对高颎 、贺若弼、薛道衡等人的追谥〔55〕。同年对李金才、李敏的追赠〔56〕，以及对隋蔡王智积子孙的赠官〔57〕。又《全唐文》有陈子良《为王季卿与王仁寿书》，是陈子良代王季卿写信招降王仁寿。王仁寿当时为隋将军，贺若弼的外甥，为招降王仁寿，陈氏在信中极力介绍唐追谥贺若弼的情况及授贺氏子孙为官事〔58〕。可证唐王朝正是以此手段来拉拢关陇集团成员。从张衡自身条件来看，张氏交往极广，如唐初功臣房玄龄之父房彦谦、薛收之父薛道衡都与其有交往。凭张衡这些条件，唐初统治者亦不得不重视其利用价值。以此推论之，张氏被谥为“忠”，只是特殊情况下的政策而已，不足为奇。所以笔者认为，尽管张衡有“骨鲠之风”，也曾经极力劝谏君主，又被谥为“忠”，但这与其作为弑君凶手当为两码事。他作为弑君凶手的事实不容抹杀。他的经历也正显示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杨素作为夺嫡弑君的主要谋主之一，虽然通过仁寿宫之变，暂时得以保住其地位。但是功高震主，同时又是政变的参与者，杨素也成为炀帝要铲除的对象。史载，杨素病重，炀帝派医官医治，私下又盼其早死。杨氏心知其意，所以不食药而死。死前对其弟杨约曰：“我岂须更活耶。”〔59〕杨氏死后，炀帝云：“使素不死，夷其九族。”〔60〕从杨素这些反常表现，及炀帝反应来看，当与仁寿宫变有关。
三
一些文章在论述隋文帝之死时，否定隋、唐时时人有炀帝弑父之说，凭此作为证明文帝不是为杨广所杀〔61〕。笔者在阅读史书时，发现多处材料，前人多未注意。因此搜集相关材料，罗列于此，作为文帝确系被杀之新证。
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云“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于是罪〕祸深于莒仆，衅酷于商臣，天地难容。”〔62〕按：枭獍：一种子食母的鸟。多喻弑君弑亲的行为。祸深于莒仆：见《左传•文公十六年》，太子仆弑莒纪公事。衅酷于商臣：见《左传•文公元年》，商臣弑成王。此文为祖君彦为李密发布的檄文，用两个典故，隐而不讳点明炀帝有弑父行为，并且作为其十大罪状之首。以李密与杨素父子的亲密关系，当知仁寿宫变的真相。
唐太宗《谕侍臣绝谗构论》云：“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民。使父子道灭。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63〕由太宗此语来看，文帝当被杀无疑，其祸源在于隋文帝混淆嫡庶所致。
又据《旧唐书•杨纂传》载：“元禧，尚食奉御。元禧颇有医术，为则天所任。尝忤张易之之意，易之密奏元禧是杨素兄弟之后，素父子在隋有逆节，子孙不合供奉。则天乃下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唯掘蛊之祸，诱扇后主，卒成请蟠之衅。隋室丧亡，盖惟多僻，究其萌兆，实此之由。……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于是左贬元亨为睦州刺史，元禧为资州长史。”〔64〕按：请蟠之衅，典见《左传•文公元年》，商臣以宫甲围成王，成王请求食熊蟠而死。须注意的是元亨、元禧为杨素兄弟杨岳之孙。从此则材料中，不难看出以下问题：在无人知道元禧等为杨素兄弟之后代前，杨氏兄弟能安然作官，一旦被张易之奏上其为杨素后代时，立即被贬。由是推知，杨素参与弑君之事确属事实。也为李唐武周统治者所认可。
另据《资治通鉴》载：“上（太宗）屡请上皇（高祖）避暑九成宫（按：即仁寿宫。唐代改名九成宫，又名万年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65〕长安皇宫中，不知多少帝王终于斯，高祖能坦然居之。却独恶九成宫，正以文帝不善终也。
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隋文帝确系为其子所杀，炀帝正是通过弑父手段才得以登上帝位。但其真相为何在史书中无明显记载，最终导致其成为一大疑案呢？对这一问题，前人已有较多看法：郑显文认为是唐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合法性，极力诋毁前代统治者的产物〔66〕。而王光照则认为是唐太宗为消除自己夺位影响所做手段〔67〕。上述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足，试在此补充几点，作为对前人的补充。
首先，是古人在作史时讲求所谓“春秋笔法”，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已一直成为传统。因此，唐人作《隋书》时，因文帝贤明，书文帝之死过程中有传疑之笔当属自然。而炀帝因其残暴，史臣直书其被杀，亦属自然。还须注意的是，古人在写作习惯上，作史和作文亦有区别，唐人在写《隋书》时，书文帝之死，多方进行讳饰。但在其它场合则又有其它看法，如上所列唐太宗之上谕，武则天的诏书。都确认文帝确实被杀。而后之读史者不辨两者区别，一味依赖《隋书》语焉不详的记载，也就造成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其次，与唐初政治形势有一定关系。前面在论述张衡之死时，曾论及唐初为夺取天下，有采取追赠、追谥隋代高官以争取关陇集团之举措。同时，唐统治者还广泛纳降来扩大力量，连当年参与江都弑君的人也在其中。象裴虔通，作为江都弑君凶手之一，降唐后，被授徐州总管，封长蛇县男〔68〕。从贞观二年所下“将牛方裕等除名流配”的诏书来看，其它参与者在唐朝初也多有封赏。由是表明，唐初统治者一心只为夺取天下，广泛招纳武人，即使弑君凶手也一并委用。对炀帝江都被杀尚且不闻不问，更无暇去顾及当年仁寿宫所发生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当年仁寿宫发生的事已鲜为人知。
到贞观初年，在赢得天下后，出于加强新王朝合法性之需要，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手段以建立权威。如大规模修书、打击突厥及贬抑前朝逆臣（大多为参与江都弑君者）、褒奖忠臣等活动〔69〕。关于贬抑逆臣的重大事件有：贞观二年诏贬裴虔通〔70〕。同年七月，诏贬曾参与江都弑君而尚在之人，如牛方裕、薛世良等〔71〕。贞观七年，诏禁锢宇文化及等二十八人之子孙〔72〕。但这一系列行动中，没有对隋文帝被弑事作出反应。只是太宗在私下有所提及。为何太宗没有对隋文帝被杀问题作出较多的关注？这只能从两次弑君事件的社会流播范围来分析。文帝被害发生在郊野之离宫中，知情者不多，只限于当年的参与者以及与之有关系的人，如前所示，象薛道衡这样的官员就因不知其中内情而糊里糊涂送命。到贞观年间，由于此事发生已久，并且当年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死尽，为新王朝竖权威运动造势的价值已很微小。而江都宇文化及等弑君事件则不同，其发生在乱世时，天下皆知。又因年代较近，当年参与者大多尚存。因此，贬抑这些逆臣，更能造成影响，更能起到竖立权威，“励臣节”作用〔73〕。受此影响，在修《隋书》时，史臣对二人被杀分别作了不同的处理。到武则天称帝后，再次出于贬人竖威的目的，才旧事重提，下诏贬抑杨氏兄弟，隋文帝的被弑问题才再次被提及。
附记：近读陈寅恪先生《武瞾与佛教》（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其文引南宋僧人志盘所著《佛祖统记》述及佛教徒为炀帝弑父弑君作辩护，将其比作阿阇王，炀帝作为弑君之暴虐之主，在佛教中地位远高于其他中国帝王的有趣现象。陈先生怀疑其书所论出于唐代天台宗相承之微言。其后，周一良先生在《佛教史观中之隋炀帝》（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一文中，也对此有所论及。足证隋唐时不仅农民起义领袖、李唐武周统治者认为隋文帝确系杨广所杀。而佛教徒也持此说，并出于一定目的，为炀帝弑父作辩护。此点以往研究此问题者多未注意，特附记于此。
〔28〕〔29〕〔32〕〔33〕《隋书》卷四十五《文四子传》，第1242页，第1244页。
〔30〕张国刚主编《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31〕《隋书》卷五十六《宇文 传》，第1390页。
〔34〕《隋书》卷二《高祖纪》，第52页。
〔35〕〔36〕〔59〕〔60〕《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第1288页。
〔37〕《隋书》卷三十六《后妃•宣华夫人传》，第1106页。又参见卷四十五《文四子传》，卷四十八《杨素传》。各处所记皆相似。有人认为此事只为宣华夫人一面之辞，可信度不高。笔者认为，宣华夫人在杨广夺位过程中，“颇有力焉”，与杨广关系密切。但其为陈宣帝之女，出生于“华夏正统”所在之江左。当不知北朝胡俗，遇如此突发事件，有这等神情。当属自然。由此证此事当属实。
〔38〕陈凤霞：《从文化伦理角度看隋初太子废立之争》，《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7期。陈文认为杨勇因德行不检而遭黜。德行问题因隋代深刻政治文化背景而具有特殊性。
〔39〕《隋书》卷六十八《何稠传》，第1597页，卷七十八《卢太冀传》，第1769页。文帝临终前时还不忘释放卢太冀这样微不足道之方士，以及向何稠作不少交待，由此可证。
〔40〕参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以及卷四十五《文四子传》，卷四十八《杨素传》，卷四十七《柳述传》。而卷三十六《后妃传》却载：“述、岩出阁为敕书讫，示左仆射杨素，素以其事白太子。”此处与以上几处有出入。笔者按：杨、柳二人素已矛盾。且此诏关系重大，柳述不可能给杨氏看。
〔41〕据《旧唐书》卷五十九《屈突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20页）载：“文帝崩，炀帝遣通以诏征汉王谅。先是，文帝与谅有密约曰：‘若玺召汝，于敕字旁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验，谅觉变。”笔者按：文帝临终时，连释放卢太冀这样的小事犹在意，何况对藩王之诏书。况且关系身后天下稳定，竟如此大意。由是证文帝非正常死亡，也可推知，《隋书•高祖纪》所载文帝遗诏可能为杨广伪造。尽管如此，有学者也注意到此遗诏的历史意义，即开了唐代遗诏写作程式之先例。参见金子修一《从皇帝遗诏来看唐代的中央和地方》，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2〕刘餗：《隋唐嘉话》上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43〕〔44〕〔45〕《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第1408页。
〔46〕〔47〕〔48〕〔49〕《隋书》卷五十六《张衡传》，第1391、1393页。
〔50〕韩升：《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年第2期。
〔51〕贺润坤：《试论隋旧官僚对建唐的作用》，《青海师大学报》1992年3期。贺文具体考察了李渊争取隋旧官僚支持的政策。
〔52〕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00页。
〔53〕黄永年：《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见氏着《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黄氏在两文中，对陈寅恪先生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关陇集团在隋末开始解体，有一定道理，但认为在唐初不复存在，似不符合实情。因此也有人对黄氏观点提出质疑。参见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238—239页。
〔54〕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55〕〔56〕《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第7——8页。
〔57〕《全唐文》卷一《选用前隋蔡王智积等子孙诏》，中华书局1983年版。
〔58〕《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四《为王季卿与王仁寿书》。
〔61〕韩升：《隋文帝弑君与被弑说考证》，《学术研究》2000年第2期。韩文认为：农民起义军、唐太宗君臣均无人提及炀帝弑君事。进而以此否认当时无炀帝弑君说。
〔62〕《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
〔63〕《全唐文》卷十，中华书局1983年版。
〔64〕《旧唐书》卷七十七《杨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75页。又《新唐书》卷三十一《杨弘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46页。
〔6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第1301页。
〔66〕郑显文：《隋文帝死因质疑》，《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
〔67〕王光照：《隋文帝之死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68〕《隋书》卷八十五《裴虔通传》，第1894页。
〔69〕见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十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2页，该卷有“褒贬前代忠奸”条，对唐初褒贬前朝臣子有所论及，但未注意武德间、贞观间各自的不同目的。另葛兆光也有所论及，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4页。
〔70〕〔71〕《旧唐书》卷二《太宗纪》，第34--35页。
〔72〕《全唐文》卷5《禁锢乱臣子孙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页。
〔73〕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载：“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总管，以后军期，靖薄责之，甑生因有憾于靖。及是，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甑生等以诬罔行罪。”按：早在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所下诏书来看，作为当年江都弑君参与者的唐奉义时官居广州都督府长史。而李靖伐吐谷浑事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奉义参与高甑生诬告李靖谋反当在贞观九年或稍后。唐氏作为弑炀帝的参与者，名列贞观二年贬谪诏书中，但在贞观七年仍稳居广州都督府长史之职。可见，贞观二年所下诏书并未真正实行。一定程度上证明，唐统治者并未对炀帝被杀问题进行认真追究，更何况去追究文帝被杀的陈年老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