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因为工作关系，我跟好友高歌合租一室，在旧北大边上的东厂胡同。从阳台西望，可以看见紫禁城的屋脊。很多皇帝在那里君临天下、指点江山，也有人手气太坏，被赶了出去。最惨的当数崇祯，把自己挂在了景山的海棠树上。只可惜那颗树在文革时被无产阶级革命了。每次读到史湘云姐姐写海棠花的“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我总会想起那个挂在树上形象狼狈、玩行为艺术有点过火的家伙。
大概是因为历尽坎坷（这是类似野百合和亚细亚孤儿必然的宿命），我的好友变得婆婆妈妈，有点神经质。这让我倍受折磨。就因为马桶冲没冲的问题，我已记不清楚，被他上纲上线数落了多少回。我承认他很聪明，也有成为正人君子的潜质，但也没必要动辄冲我发飙。对他动武的念头，我也不是没有，比如用板砖把他胖乎乎的圆脸做成正方形，摆到798去展览。我每天聆听最多的教诲是：你个王八蛋如果不彻底幡然悔悟，下场只有两种，一是打一辈子光棍，二是被某个女人整死。显然，他更倾向于后一种。因为以在下的质量，吃天鹅肉确实没戏，可找个比无盐、东施、凤姐强一点的女人还是有可能的。要是撞了狗屎运，跟类似范冰冰、芙蓉姐姐这样倾国倾城、有着惊世骇俗的大屁股以及完美S曲线的来一段天仙配，也未可知。
当然，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讨论的不全是马桶冲没冲、我会不会被女人整死这样无聊的问题。除了找发廊里的小姐揉头（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坚持下去的体育运动），我们经常坐在阳台上，望着夕阳中的紫禁城，抽着烟，交流彼此对国家命运、社会变迁、世态人情的看法。当时我们还选了几个题目，准备做一套丛书，至于丛书的名字，我已经忘了。按照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诚如孔夫子的述而不作），高君子只负责瞎掰，剩下的工作由我包办。当时我心里很不爽，觉着高君子实在也太霸道了些。可看在他长我几岁（不是他自命为君子）的份上，所谓长幼有序，也就认了。按照高君子指引的方向，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搜集资料、撰写提纲等等。
这件事到底无果而终，为何？因为当时有更具诱惑力的工作召唤着我们。我们萌生了混迹娱乐圈的远大抱负。当时大家都单身，如狼似虎，想借着繁荣民族文化的名义跟文艺女青年们有所作为。每天喝点小酒，听着小美女“高老师、辛老师”甜美地奉承，与她们动情演绎时下最流行的口水歌，当然比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有趣得多。高老师始终坚持“发乎情，止乎礼”的原则，最多也就是旁敲侧击的问一问人家内衣的颜色。我则没那么君子，任何龌龊的想法都有，也不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只可惜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高老师俨然有成为娱乐圈大佬的冲动，他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可惜风雨过后未见彩虹，最后不过是黄粱一梦。后来带着对娱乐圈无限的眷恋，他换了工作，一步三回头，离开了东厂胡同。从此很少见面，我也失去了天天享受醍醐灌顶的福泽。
高君子走后，我一个人住在东厂胡同，日子过得有点寂寞。显然，1米宽的钢丝床和五成新的自行车承受不起浪漫繁华的红尘，胸大肌似乎也到不了足以让别人俯首称臣的标准。无聊之余，我又把当时准备的资料翻出来，重新整理，继续思考我们曾讨论的问题。随后我也离开了东厂胡同，有了新的生活。从自己的、别人的命运中，我也看到、体会了太多的悲喜剧，沉沉浮浮，潮起潮落。关于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似乎也比以往清晰了许多。尽管在很多无聊的夜晚，我也有一吐为快的冲动，诚所谓大丈夫当如斯也，但始终没有勇气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因为我不知道写出来存在硬盘上能有多大意义。我是个有点“消极”的人，从没有李中堂大人“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的冲动。余生也贱，不喜欢过于热闹的人生，一个人发呆或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我最惬意的生活方式。
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实在得宜于朋友的蛊惑。有一天，去年冬天，我跟几个出版界的朋友在后海吃饭。那天喝了不少酒，好像胡说八道了很多，其中包括我思考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应该写下来。大概是受了他们的鼓励，我才有了动力，关在家里闭门造车。等写完最后一篇文章，我给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我真的很累，也有点茫然。我说的累是心累，我说的茫然到底是什么，自己也不甚了了。也许困惑如鲁迅先生，——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这本书里，我批判（如果你非要说我是骂人我也没办法）了很多知识分子。其实批判他们我心里也备受煎熬，为何？因为我跟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一样的德行或者更不堪，我只是在抽自己的嘴巴而已。如果说我有什么高明之处，哪不过是比别人多了一点唾面自干的勇气。在很多夜晚，我问自己，我是否真的有资格去批评别人？自己光着脑袋就可以骂别人的发型不够时尚吗？但有一点我很确定，那就是不管曾经多么龌龊，或者现在如何龌龊，作为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总有一份无法逃避的责任。我们不能永远戴着面具游戏下去，欺骗别人，娱乐自己。与其等着后人在我们的坟头上扔臭鸡蛋，倒不如早点唾面自干的好。
我记得已故王小波先生说过，其实在中国写一本书并不难，难的是其他东西，他的意思我明白。我第一次读到《黄金时代》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尽管我不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也不准备成为他的粉丝，特别是受不了他大有为的老婆，但想起他的死我至今很难过，有时难过得心痛。无论是唾面自干的我，还是命运坎坷的高歌、始终笑眯眯的王先生，不管经历了什么，过着怎样的日子，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后世的子孙能够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富足。温总理说，要让我们有尊严的活着，可怎么才能让我们有尊严的活着，他没有说，当然那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写完书稿的那个深夜，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瞎逛，想了很多。北京冬天的夜晚很冷，街上有很多人依然摆着小食摊。看着他们冻得发紫的脸庞，瑟瑟发抖的身体，以及在寒夜里靠在妈妈边上睡着了的孩子，我觉着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的，或者说不无价值。尽管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当然也没必要知道，我这个看似体面的人，其实与他们共着一样的命运。为了他们，我一直在忍受着命运的坎坷与不幸。我不是因为我自己成为很多正人君子的敌人，我是因为我们跟那些道貌岸然的东西为敌，而且会继续下去，直到我生命的终了，直到穷人的孩子也能在温暖的夜晚中平静地睡着，做着他们应该做的梦。
世上的梦很多
我只做少年时的那一个
突然想起以前写给朋友的两句话，心里感慨万千。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大概还算个幸福的人，毕竟当生命不再发旺如青草的时候，我依然做着少年时的梦，并继续在折腾。诚如台湾的2630所言：有梦最美，希望相随！也很怀念住在东厂胡同的那段日子，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把马桶冲得干净一些，至少不会让高君子每天对着马桶发飙，搞得斯文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