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国梦”》余论条陈
近日收到郑丽丽君赠寄新著《风雨“中国梦”——清末新小说的“救国”想象》，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新书洋洋洒洒三十五万多字，很厚重。一直想静心拜读，因课业繁重，拖延今日。
观书标题可知是时代预流之作，材料基础立足清末小说，切入点是“救国”想象，材料集中，问题集中，问题意识合于时代主题，不看内容就知论著已经成功一半了。
翻开目录，论著论域涉及有四：一、清末新小说兴起；二、清末新小说的现实批判；四、小说中“救国”方案的政治理念论证；四、文明排外论域中的“救国”方略。每章主标题起的好：“病”的自觉与“药”的寻觅；“病状”铺陈；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涉及改良与立宪）；药、剑、火的递进（涉及革命与共和）；病树前头万木春。章节主题处理给人提供开阔的想象张力。目录初显论著系统宏丰、结构谨严、线索明晰。
翻开余论研读，文学家所具有的史家气度、哲人格局扑面而来。今条陈部分观点以示笔者所言非虚：
1、中国传统文学是建立在对自然、人生的沉思基础上，更多的是以求慕神似而非形似的主观体验为鹄的，是以主观情志或情性的呈露为首要的，因而文学的功能是表现与抒情，而非再现与叙事。所谓“文以载道”之文指的是散文和诗歌，而小说，“小道”也，一向为正统文人所不屑。在清末，小说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乃是时代的必然。
2、清末新小说的叙述可以说介乎策论、历史散文之间的文人话语，想象性地参与到国家的建构之中，几近于“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向为后人诟病的清末新小说中的议论横生，正构成了清末新小说的特点，传统诗文不足以对议论这一表现方式接纳承载。清末新小说的这一特点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所谓空前，中国文学对时事和政治从来没有过这么强烈的集中关注；所谓绝后，因为它毕竟是文学，而文学终究要以形象说话，新小说中的人物却是单薄、苍白的。
3、分类意识的混乱源自分类依据的不稳定。这一不稳定性更为原初的根由在于问题意识的游离和模糊，即小而言之，当时的文人在根性上昧于现代政治运作的程序性认识，对于清末作为一个时代转型本质的追问的匮乏；大而言之，就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政治观而言，将“伦理的”与“政治的”相混淆，从而“政一教”问题极易被“肮脏的手”所遮蔽。
4、清末新小说在两个向度上形成张力：对现实的批判与指向乌托邦想象。现实批判主要集中于谴责小说与时事小说，而乌托邦想象则分散在理想—科学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实业小说等中。
5、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角度来说，正是因为他们（职业作家和新闻记者）经济上不再依赖“朝廷”，才有了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进而进行社会文化批判的可能。
6、清末小说可以说是被压抑的现代——叙事性的情感释放，是自觉“亡国灭种”的“救亡”思想实验。不妨说，是“无父无君”（自由）之后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缺席的一场“游戏”，也是传统文人墨客臣民心理失衡之际（民主）的一种集体“演出”。
7、习见的所谓“船坚炮利，列强侵凌”，须作客观的社会学分析。因而，新小说中的国难叙事，所依据的辩护策略，应该从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揭示其创作动机：对“衙门政治”的愤懑。而这一层面的彻底清理，再一次提醒人们必须返回到事关汉语思想中的政治观梳理。
8、辛亥革命无疑在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在社会层面上却引发了倒退。民国的成立并未使政局走向稳定，反而带来更大的混乱；新政改革夭折、军阀割据、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加上自然灾害与各种苛捐杂税，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利益。更为根本的是，“中国问题”（即文教政制的转型）并未伴随着清廷的覆灭、革命的成功而得以解决。
9、言情与黑幕等小说类型的出现，恰恰反证了中国市民社会世俗主义倾向的大行其道。
10、以文学之纯拒斥政制之俗如何可能？在笔者看来，去政治化之去，乃是怀着某种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而主动远离，这正是公民意识匮乏的表现。要言之，“泛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皆非常态。
11、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建构，是“国家意识”与“个人欲望”关系的调试。进一步说，政制选择及其合法化论证，必然经由“自然状态”的分析，才能实现公民意识的真实确立。
12、公民意识的匮乏，恰恰表征出一个事实：奴性是专制社会土壤必然繁殖的恶果。无论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规避政治，还是今天的我们无意识地习惯性地患上政治冷漠症，都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明确文学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思潮就一定首先是对政治生活的曲折而敏感的反映。
13、改良派与传统儒家的文学观一致，是功利主义的。
14、章炳麟的思路在国家主权之上还有更高的是非标准，即对正义理念的模糊意识。
15、王国维的文学观直接启发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可以说，是王国维真正赋予文学以现代意义，甚而演变为日后的自由主义洪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6、由传统而现代，其间文化认同的焦虑尤其重大，它几乎作为基因性的考察质素，贯穿与整个中国现代性进程，乃至于今。
17、传统中国政治的特点就是庙堂政治，不妨说就是“朝政”，也就是说从臣民到国民的过渡乃至于自觉。事实上传统里的“莫谈国事”的绝大多数民众对政治是冷淡的，是“沉默的大多数”。清末知识人“衡判国是”的热情，导致了政治启蒙的展开。这一转型时代的突出特质便是政治观的转型。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宣示，至此才有了时代性的呼应，成为后世最珍贵的政治遗产。
18、当千年未有之传统价值体系的崩解，亦即变局的本质加速度地得以展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世俗化倾向演变为变本加厉的现实主义，其思潮的动因也正是启蒙运动工程的标志性产物——去魅，因而随着科举、经学等传统的崩解，市民精神也随之变异。不妨说，泼洗澡水的同时将洗干净的孩子一起泼掉。因而，激进的反传统在以后的五四新文化引动中被强化为“神圣的缺席”，反映在清末新小说中，严肃的讨论日益成为“赘物”。
19、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伟的叙事中，为了形成精神凝聚力，推崇权威主义成为必然，理性、自由、民主不再得以强调和伸张。救亡的过程是意志、情感、欲望的解放，同时也是思想文化不断激进化的过程。
20、伴随着朝贡体制的冰消瓦解，西学东渐，科学、理性、逻辑作为同一层级的概念——观念，大规模地吞没传统思想。由此，知识变迁成为清末新小说以各种面目填补信仰的、伦理的、政治的知识真空的基本背景。其中，民主和科学是其主题，因而被压抑的现代性，直到五四才再次经由政治论域扩展并叙写为日后的革命主题。
21、所谓“现代西方”意味着对于全部西方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正是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目的论，为正义的超验性作出了论证，也正因为以黑格尔哲学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理论，将法国大革命的公民观念提升为革命的理念。两希文明，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但更是神圣性的建构；古罗马法制精神则完成了世俗社会的规定性。最终这两者在基督宗教及其神学梳理中定型为“西方”。以此观之，清末公民理念不健全，是造成其时文学想象偏畸的直接原因。
22、清末新小说的作者多以医国圣手自许，这一自我定位，实学为王者师的现代回声。昧于文化批判的不自知，以及政治理念辨析缺乏学理的不自明，使爱国激情沦为一厢情愿的文人话语。这一启蒙者的悲剧，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语说，激情不是智慧。
以上仅是余论中摘录的点滴，以管窥豹，已足见《风雨”中国梦”》的分量。不读书，哪能有如此洞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最深层的还是源于广博的文化学术积累，中西古今概莫能外。代代有卧龙，今藏风雨中。
高山流水于学正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