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对入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的研究

公元660年，唐高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大总管，率领十余万唐军从山东半岛成山角出发，穿越黄海，联合朝鲜半岛另一势力新罗，一举灭亡位于半岛西南端的百济。接着，苏定方率军押解百济王扶余义慈及王室成员、官僚贵族，以及百姓万二千余人返回唐朝。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洛阳北邙盗墓风潮的兴起，百济移民扶余隆墓志，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以及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寺勿部珣功德记相继为人们知晓；世纪之交的十余年来，百济移民难元庆、扶余王妃先后公布。而西安出土的入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人士祢寔进、祢军、祢素士、祢仁秀四合墓志，由于志文涉及问题广博，引起中、日、韩三国学界的共同关注。本稿即对中国学界现有研究试做综述，并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西安南郊郭杜镇周边地区，是唐长安高阳原所在，是唐朝著名的官僚贵族死后埋葬地之一。2007年3月，洛阳考古文物专家赵振华研究员和时任洛阳大学校长的董延寿先生发表论文，公布了被盗掘出土于西安南郊高阳原，随后盗运至洛阳市文物坊肆，最终由洛阳大学（今洛阳理工学院）收藏的百济移民《祢寔进墓志》。这方墓志公布之后，韩国学者金荣官很快就发表《百济遗民祢寔进墓志介绍》论文。中国学者拜根兴在2007年11月韩国国立忠南大学校百济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唐朝与百济关系研究二题：以熊津都督王文度死亡与祢寔进墓志铭为中心》论文，韩国《首尔新闻》报纸刊登专题报道，其它电子媒体也将此消息刊载于显著位置。2008年韩国中央放送KBS制作了“降服义慈王的冲击——祢寔进墓志铭”专题片，更是推高了人们的关注度。正在学界对《祢寔进墓志铭》关注逐渐降温之时，颇受学界关注的《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于2011年第7期发表了王连龙先生《百济人〈祢军墓志〉考论》一文，稍后的2011年8月26日，由韩国驻西安领事馆、西安市文物局、韩国独立纪念馆、西安博物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西安地区中韩历史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西安文物保护考古院的张全民研究员在会上发表了他主持发掘清理的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葬论文，首次公开了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高阳原发掘清理祢氏家族墓消息。显然，上述两次不约而同的史料公布，对于唐代百济移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日本明治大学2012年举办有关祢军墓志的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重大反响。事实上，和日、韩两国学界相比，中国学界涉猎这一问题的学者并不多，产出的成果也很有限，但一些日、韩学者并不关注的问题却被提了出来。

应该说赵振华先生是探讨祢氏家族人士墓志的第一人，他与洛阳大学教授董延寿2007年就合作发表论文，公布了鲜为人知的祢寔进墓志，并对志文中“百济熊川”、“百济祢姓”等问题仔细考证。赵氏认为熊川韩国文献《三国史记》多称熊津，是百济国都，新罗末崔致远、崔彦撝撰写的和尚塔碑文中则称为熊川州，原因是新罗神文王时期改其为熊川州，景德王十六年改名置熊州，具体位置为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百济国的八大姓中并不包含祢姓，《元和姓纂》有祢姓，但仅有后汉人祢衡一人而已；《三国史记》中记载祢姓只有祢植、祢军二人，而祢植其人除过上述文献史料记载外，再未见其他资料载录。而现公布的祢氏家族四合墓志中，涉及其先祖具体事例者有祢素士、祢仁秀父子墓志。对此，主持祢氏家族墓葬发掘的张全民研究员，详细解读了祢素士、祢仁秀父子墓志涉及内容。张氏根据墓志文，首先考察了祢氏七代祖祢嵩自淮泗渡海的原因及到达辽阳的时间，其次考证出祢氏曾祖祢真担任带方州刺史时间约在北朝晚期至隋初。王连龙则考察了祢军墓志中有关祢氏先祖的记载，并根据祢寔进、祢军墓志，排列出祢氏家族世系表，进而断定“百济祢氏为中原移民后裔，出自山东祢氏”。对于祢素士、祢仁秀、祢军志文中有关祢氏先祖的记载，以及上述王、张两位的论述，拜根兴有保留意见，即“追述先祖的墓志语言，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认为应批判对待，不能全信”，他还分析了隋末祢真（誉多）、祢善（思善）父子纵横捭阖，往返于中原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可能性和疑惑点，“祢善的父亲祢真如何从担当百济带方郡刺史，到祢善官任隋朝莱州刺史，两者间如何衔接，这些似均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祢真担当百济带方郡刺史后归化隋朝，还是祢善自己来到隋朝获得官任？”认为祢仁秀墓志中对先祖的记述，可能有攀附之嫌疑。总之，对于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涉及其先祖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信从志文的单一记载，应该援引同一时期的其他史料，对墓志的撰写过程及墓主家族出自涉及问题作综合分析，进而得出较为客观可信的结论。

祢寔进、祢军兄弟与文献史料中的祢植其人到底是何种关系？这一问题一度成为争论的热点。祢寔进墓志载“公讳寔进，百济熊川人也。祖左平誉多，父左平思善，并蕃官正一品，雄毅为姿，忠厚成性，驰声沧海，效节青丘”。祢军墓志亦载“曾祖福，祖誉，父善，皆是本藩一品，管号佐平。”对此，王连龙先生考证认为：“二志记载志主世系相同，辈分又一致，是祢军、祢寔进当为兄弟关系”。而且从两志文看，祢军死于仪凤三年（678），享年66岁，其生年当为隋炀帝大业九年，即公元613年；祢寔进卒于咸亨三年（672），享年58岁，推算其生年当为大业十一年，是为公元615年，如此看来祢军当为祢寔进的兄长；王氏还引用日本史书《海外国记》史料，确认祢军继承了父祖的左平官爵，这些无疑都是可以肯定的。问题是咸亨二年（672）去世的祢寔进，其生前已担当唐朝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而其兄祢军仪凤三年（678）别世前最高官职则是从三品的右威卫将军，这一任命竟然和祢寔进下葬为同一日，足见唐廷的任命有抚慰的意味。对此，拜根兴根据《三国史记》卷5记载，对文献史料中抓获百济王扶余义慈献给唐朝将领的祢植，与祢寔进墓志的墓主祢寔进的关系做了比定：首先排查入唐百济移民能担当唐朝正三品官职者，认为祢寔进的经历和文献史料中的祢植存在诸多令人惊奇的相似点，推证文献史料中的祢植或许就是新发现的《祢寔进墓志》中的主人公祢寔进；同时，比对祢植与祢寔进姓名的朝鲜语发音，判断出两者竟出奇的相似；再者，认为阵前倒戈将百济王献给唐朝的百济大将祢植，入唐后改名祢寔进，在当时环境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进而认为文献史料中的祢植，可能就是墓志史料中的祢寔进。无疑，这种推证在没有新的史料佐证的前提下，必然会存在诸多疑问。王连龙对此就提出质疑，但他只是论述祢军墓志“献款夙彰，隆恩无替”句，并未对拜根兴的比正提出具体指责；同时他注意到百济义慈王投降唐朝过程中的祢植其人，认为祢植临阵倒戈，胁迫义慈王投诚，并在整个归降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认定祢植、祢军系同一人。这样，就出现了要么祢植与祢寔进为同一人物，要么祢植与祢军为同一人的两种看法。只是2011年新公布的祢寔进孙子《祢仁秀墓志》中有“隋末有莱州刺史祢善者，盖东汉平原处士之后也。知天厌随（隋）德，乘桴窜海，遂至百济国。王中其说，立为丞相，以国听之。洎子寔进，世官象贤也。有唐受命，东讨不庭，即引其王归义于高宗皇帝。由是拜左威卫大将军，封来远郡开国公”记载；也就是说，祢仁秀墓志证实了祢寔进就是文献史料中的祢植，他确实“将”，或者“引”百济王扶余义慈到唐营投降，而不论是“将”还是“引”，都不过是对祢寔进（祢植）临阵倒戈行为的一种中性或者美化的表述，丝毫掩盖不了祢寔进背叛百济投诚大唐行为的真实。拜氏还分析了为什么祢素士墓志中未能记载相同事件的原因，而祢仁秀所处时代，作为百济移民的祢氏家族已与唐人完全融合，他们不再以祖上的行为感到难堪或者尴尬，甚至毫不夸张地对祖上的做法感到自豪，并觉得祢寔进的行为应该彪炳史册并得到表彰，故而在墓志中和盘托出，正是作为大唐子民引为荣耀的事情。拜氏还辩驳王连龙氏引用《周礼》、《左传》史料，认为其列举的论据不仅不能说明祢军就是祢植其人，而恰恰可以证明祢军、祢植两人的兄弟关系，即祢军、祢寔进的兄弟关系。因为从名称上讲，兄弟两人名讳用相似或相近意义的文字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张全民的论文中也肯定拜氏的观点。综上所述，拜、王两人对这一问题显然有不同见解，但可以肯定的是，王连龙发表论文之前，并未知晓和看到祢仁秀墓志文。

《祢寔进墓志》载祢寔进“咸亨三年五月廿五日，行薨于来州黄县，春秋五十有八。”对此，赵振华引用《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史料，提出“朝廷是否派遣祢寔进赴莱州参与安抚内入的高句丽移民呢？还是承担临时差遣呢？因何身亡？引人猜想，难发其覆。”拜根兴列举史料，认为祢寔进前往莱州安抚高句丽移民的说法不可能成立。拜氏依据咸亨三年正是“唐罗战争”关键时刻，作为正三品的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出现在莱州，要么可能是刚从百济前线渡海返回，要么可能“行”至莱州黄县，准备率兵前往朝鲜半岛。因为咸亨三年唐朝曾有集结军队前往新罗的记载，即派遣大将高侃、李谨行率军从辽东出发，屯兵平壤周边地区，故后者的可能性很大。对此，王连龙依据祢军墓志及《三国史记》卷6记载，推测祢寔进于咸亨元年得知兄长被（新罗）拘留，隔年九月被遣返长安，他一定会提前前往迎接的结论。也就是说，祢寔进之所以“行薨”于莱州黄县，是前往迎接其兄祢军的缘故。对此，拜根兴已有所辩驳，认为应该将此事件放在当时唐朝与新罗诡秘关系，唐朝在山东半岛集结兵力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众所周知，由于《徐嗣先墓志》、《井真成墓志》的先后公布，近年来有关日本国号问题成为中日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祢军墓志》文中亦提到“日本”两字，从墓志文公布到现在两年多时间内，一直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作为发现祢军墓志文的首位研究者，王连龙指出：2004年发现的《井真成墓志》有“国号日本”句，为“日本”国号出现时间提供了实物新证。相比之下，《祢军墓志》刊刻于仪凤三年（678），早于《井真成墓志》，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将日本国号刊刻在石质上的实物资料。王氏认为志文中的“扶桑”代指日本国土；他还就志文中出现的“余噍”、“逋诛”、“遗氓”、“盘桃”等词做了说明，认为墓志以逃避诛罚的日本余噍，并列以朝贡仙桃的“风谷遗氓”，涉及祢军出使日本的背景和原因问题。王氏再以《<祢军墓志>与“日本”国号问题》为题，应邀出席2012年2月在日本明治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论述自己的观点。此文先依据中国史籍，认为“日本”国号的出现，应该在咸亨元年（670）至仪凤三年之间，着重分析咸亨元年倭国遣使河内直鲸入唐祝贺讨平高丽并奏改倭为“日本”事件；接着考察了日本史书《善邻国宝记》卷上提到的天智天皇十年、天武天皇元年国书史料，指出堀敏一先生认为其记载混乱，出现两件国书的结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作者还认为《日本书纪》记载唐人郭务悰出使日本事件发生于河内直鲸入唐的次年，应该是对河内直鲸使唐的回访，进而论述咸亨二年（671）唐王朝致日本的国书中出现“日本”字样，恰与咸亨元年河内直鲸等奏改“日本”国号事件相吻合。另外，王氏对韩国史书《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记载“倭”改“日本”的信凭合理性表示赞赏。如此，新发现的祢军墓志中提供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日本”国号出现前后中日两国交往的大致情况。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亦对祢军墓志中出现的“日本”字样做了探讨，认为“日本”国号取代倭国名称，在本国当始于670年稍前，或定于天智天皇即位后所颁的《近江令》(668年)；在中国的定位，则确立于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则天皇后干政之际。“祢军墓志”所见的“日本”国号，以仪凤三年计，仍为今存金石文中最接近咸亨元年由倭改为“日本”国号的志石，实可强化咸亨元年说，弥足珍贵。笔者赞同上述王、高认为祢军墓志中的“日本”为日本国号的说法。首先，从祢军、祢寔进志文看，墓志铭的撰写者均是唐朝官方指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祢军兄弟的生平活动当是非常了解的。同时，对于祢军生前最主要的事迹，例如出使日本、滞留新罗等更应了如指掌。特别是作为门下省著作局的官员，他们撰写当时纵横来往于东亚著名人物的墓志，应该明白唐朝和东亚各国交涉大事，对例如“倭”改名“日本”，日本的俗称等当不会陌生或胡言乱语，故而墓志中出现“日本”两字应该是专指改名后的日本国号，不可能是指其他地域。其次，从现存同一时期唐人墓志、入唐朝鲜半岛人士墓志中可以看出，当谈到百济、新罗时，多用“夫余”或“鸡林”，以及“三韩”、“九种”、“鳀壑”“鳌浦”；“盖马”，“汴鼇”等词汇，使用如同祢军墓志所见词汇并不多见。其三，作为祢军墓志，因为他曾出使日本的独特经历，故其墓志铭中出现和日本列岛关联的词汇，并记载新的国号也不奇怪。郑州大学葛继勇先生从考证墓志中出现的“扶桑”、“风谷”、“盘桃”、“瀛东”、“日本”等词语在中日古籍中的含义及表现场合，探讨祢军墓志中“日本”是否与日本国号相关联，认为墓志中的“日本”应是指朝鲜半岛的百济、高句丽，和“日本”国号无关。总之，对祢军墓志中有关“日本”两字的记载，应该拓宽思路进一步的考察，以便使该问题获得客观圆满的解决。

本稿对中国学界有关入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关联问题作了简略的综述，虽然至今发表的论文并不多，但论文中涉及的问题却不少，故文稿中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上计专家学者多多批评。另外，有关祢军墓志中“日本”两字的解释，日本著名学者东野治之先生认为其并非“日本”国号，日本学界大多学者也认同他的看法，现在似已成为一般通说。学术研究贵在求实创新，相信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公布，有关祢军墓志中“日本”两字的解释会更加客观信实，入唐百济移民祢氏家族墓志涉及的诸多问题的研究会更加深入，进而推动古代东亚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原刊于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8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韩文发表于《韩国史研究》第165辑，2014年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略有调整，引用请核对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