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单元教学案例

第二单元教学案例

    案例1：董必武从“中山先生的信徒”到共产主义者

【导读】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参加1911年的辛亥革命，加入过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早年曾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但经过中国革命的思想洗礼，他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由三民主义信仰向共产主义信仰的重大转变。董必武是时代的代表，他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中一部分是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董必武是其代表之一。董必武从“中山先生的信徒”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一个重要方面见证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思想转变的历程，并揭示了其原因。

    一、从辛亥革命开始，踏上救国救民的革命征程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城内城南街(今南正街)一户清贫的乡塾教师家庭。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先后应黄安县和黄州府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为了学习新知识，1905年11月，他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该校曾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1908年改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堂。1910年10月，董必武以最优成绩在该校毕业。次年夏，他应黄州府中学校长陈逵九邀请到该校担任英文教员。

    在武昌求学期间，董必武在湖北著名革命党人——日知会司理刘静庵的直接影响下，逐步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这为他在此后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月13日，董必武即离开黄州府中学，赶赴武昌，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武昌革命军政府内务部的工作，动员并带领市民群众向前线送饭、送水，支援起义军作战。30年后，他在回忆这段战斗生活时写道：“当时我们在汉口三道桥看见的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这自然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他指出：“当时全国革命志士都依附先生，那就因为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隐然符合于革命群众的心理。” 

    武昌起义后，11月初，董必武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12月，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吸收他为同盟会会员，并推举他任该支部评议部委员。随后，他奉武昌军政府命，以理财部特派员身份赴黄冈为革命募捐、筹款。就这样，从辛亥革命开始，董必武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征程。

    二、在经受革命失败的磨炼中，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均遭失败后，董必武等革命党人不能在湖北立足。1914年1月，得朋友资助，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攻读法律。同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当时，“入党的党员要宣誓服从总理，要打指模。有很多的同盟会员不愿这样干。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老革命党员在新的严重失败后，不愿继续再干革命，借口拒绝宣誓打指模而不入党。”在这种情况下，同月，经居正(时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部长、《民国》杂志经理)介绍，董必武谒见孙中山，并毅然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

    1917年3月，董必武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结业，4月由日本返武汉。在日本学习期间，1915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次被捕，计在黄安坐牢近10个月，先后由陈逵九等具保和因袁世凯病死始获释。董必武再次返国后，先在武汉后到成都和鄂西利川等地投入孙中山发起的第一次护法斗争。期间，虽然1918年春他在成都就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并立即给在日本的友人写信，探询情况，索取资料，而且在利川时，他经常到该县教堂借阅英文报纸，阅读有关十月革命的新闻，但对这一革命并不真正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明确的认识。1918年5月，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孙中山由广州回到上海。1919年2月，董必武受鄂西靖国军(1917年组建的革命军队。蔡济民任总司令，董必武曾任其秘书)同事的委托，为向孙中山及各界申诉蔡济民遇害一案来到上海，寻求帮助，为蔡济民昭雪。但是，他的申诉仍未得到预想的结果。对此，董必武感慨万千，他带着苦苦的思索在上海暂住下来。

    1919年3月，湖北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该会是湖北旅居上海的同乡组织，是带有学术性的团体，它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出路为宗旨。该会同乡公推董必武驻会主持会务。这段时间，董必武结识了住在湖北善后公会附近、刚从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的李汉俊，他们经常会面、交谈。李汉俊向他讲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来的一些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出版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给董必武看，使其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董必武已感到“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宗旨和方法迥然不同”，“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但是，“至于怎样改，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漠然。” 

    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较快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董必武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会务期间，五四运动爆发。董必武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并与湖北赴沪代表团成员、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的陈潭秋结下深厚的友谊。从6月5日起，由于工人阶级的参战，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它进一步开阔了董必武的眼界，给其思想的发展以新的极大的推动。董必武和他的朋友认为，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但“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该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商谈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可以说，从1919年3月到五四运动期间，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

    是年8月，董必武回到武汉。基于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新认识，他和几位朋友决定在武昌筹办“私立武汉中学”，开创费由各创办人承担。董必武当时没有钱，就将身上的皮袍脱下付当铺质当，凑足他应负担的开办费。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1920年3月，该校正式开学。由于它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因此，很有革命特色。特别是，学校要求老师“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包括俄国革命问题。……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该校“学生思想进步，课业也学得较好”。董必武任校董并教国文课，陈潭秋任英文教员并兼做班主任，他深得学生的敬重，“在学生中的影响最显著”。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武汉中学逐步成为湖北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

    创办武汉中学及以此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标志着董必武已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秋，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约请下，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建立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也称共产主义小组)，并开始到工人中从事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自同年冬起，他们又在武昌相继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把更多的进步青年吸引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在此期间，董必武更加认真地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共产主义信仰进一步坚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董必武与陈潭秋一起，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该会，董必武还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伟大实践中。1975年3月5日，步入90岁的董必武，抱病题诗《九十初度》。诗的最后一句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同年4月2日，董必武不幸病逝。

【思考题】

革命家董必武为什么会从一个“中山先生的信徒”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案例2：中国革命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

 【导读】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遵义会议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的标志。

    1935年1月3日，长征中的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强渡乌江，并取得成功。7日凌晨，红军智取遵义；9日，乘胜攻占娄山关、桐梓城。此后，红军终于甩掉了追兵，赢得了十余天宝贵时间。13日，中央决定由博古准备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正报告，周恩来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以周恩来名义发出了会议通知。

    这次会议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商议并由他出面提议，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支持而召开的。既基于“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所代表的全党意愿，也“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同时，“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召开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柏辉章公馆举行。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会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共20人。会议由博古主持，主要议程：(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二)检查在反第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的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原因，认为，“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周恩来的副报告指出，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正副报告后，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提纲作了“反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最后，张闻天提出，在目前险恶的形势下，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毛泽东的长篇发言，集中讲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很多人一下就接受了”。他用三个“主义”概括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还列举苏区政府和群众全力支持反“围剿”的事实，驳斥了博古推卸责任的说法。毛泽东的讲话形象、生动而幽默，赢得了“以掌声和欢呼声”表达的赞同和支持。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只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完全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他的发言为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投了‘关键一票’。” 

    周恩来完全同意张闻天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提出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朱德斥责“左”倾错误：“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李富春、聂荣臻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李卓然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会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常委开会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月5日，在云南扎西的“鸡鸣三省”，“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6日，政治局在扎西镇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8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圆满落幕。

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思考题】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并且实现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折？

 案例3：《论持久战》问世记

   【导读】  《论持久战》是1935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文稿，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连国民党内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极为赞赏，并将其推荐给蒋介石。《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运用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和指导战争的又一重要著作，它正确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为中国人民的抗战民族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作为一部经典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上，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亡国论”、“速胜论”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毛泽东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1936年7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但是，马上驳斥“亡国论”、“速胜论”这些论调，还有困难，一是他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认真地研究问题，而要有理有据地批驳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是要下一番工夫的。二是他此时的理论准备还不足，特别是对于现代军事理论，他要认真地钻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讲透。三是仅仅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缺乏说服力，还必须正面地系统地阐述正确的道理，而对此，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央一些领导人和一些重要理论干部及军事干部参加，以便集思广益，最后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在毛泽东提议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很快成立了。参加者学习、讨论都十分认真。有时对某种认识一直讨论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弄点吃的，吃完了继续讨论。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后，毛泽东感到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实战经验很丰富，但在军事理论方面比较薄弱，特别是对外国的军事理论，知道的人很少。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对外国最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进行研究的小组。

    毛泽东挤时间发愤读书。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十个月时间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用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毛泽东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认真地读报纸、杂志。

    经过组织小组共同学习研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他决心动笔写作《论持久战》。

    写作过程十分辛苦。毛泽东白天工作非常紧张，只有到了深夜，才能坐下来点着油灯写作。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地方，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光线很暗，屋里放着一个旧式木桌，一把旧椅子，桌子上有一盏小油灯和一支毛笔。据当年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却浑然不知，直到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糊的气味，才被卫士们发现。卫士们进来给毛泽东换了一双鞋子之后，他又继续写下去。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它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毛泽东认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他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道理。

毛泽东这些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自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思考题】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为了驳斥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并向全国人民指明抗战的正确道路而写。事实证明，《论持久战》的理论完全正确，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这则案例对你何启示？

案例4 日本投降记

【导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完全胜利。但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那些冥顽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还在拼命地叫嚣，垂死挣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最终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呢？

    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从它发动侵略战争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中国人民的持久战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2／3的兵力，太平洋战争的推进更是让日军丧失了太平洋上的海空优势。四面楚歌的日本法西斯挣扎着走进1945年。

    1945年5月9日--8月9日：最后的疯狂

    1945年初的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和国民党指挥下的正面战场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其势锐不可当；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先后登陆菲律宾、冲绳岛，占领了通往日本的门户；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取得胜利；而在日本本土，东京等城市在美军B-29轰炸机的“软化轰炸”下疲惫不堪。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第二天，日本发表声明：“日本为求自保自卫与东亚之解放而作战之决心，丝毫未感动摇。德国之投降，不能令日本之作战目标有丝毫之变更。”在曾经所向披靡的法西斯阵营里，日本成为最后一个孤独的顽敌。

    7月26日，在德国波茨坦的一座避暑别宫里，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早日投降。

    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发誓军方要在本土进行“陆上特攻作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从电台获知了这一消息。

    8月6日上午，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这是有史以来在战争中使用的威力最大的一枚炸弹，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   

在美国核袭日本的同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军。8月9日凌晨，中苏边境线上大雨如注。刚从欧洲战场归来的百万苏联红军征尘未洗，长驱数万公里，突然出现在中国东北的地平线上。至14日，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希望借助苏联调停从而体面结束战争的日本，输了最后的赌注。

8月9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还是这一天，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万里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向日寇展开了最后一战。  

    这无疑是日本法西斯深感漫长的一天。原子弹的震慑，苏联红军的重击，中国战场上的全面反攻，在准备举国“玉碎”的日本头上浇了一盆冰水——即使像他们疯狂宣称的那样死上1亿人，“本土决战”看来也绝不会有任何一丝胜利的希望。

   日本皇宫的防空洞内，御前会议从9日夜里到10日凌晨。44岁的裕仁天皇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0日——8月15日：最后的幻灭

    8月10日6时，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从10日深夜开始，得知消息的中国抗日军民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第二天，中国许多报纸不约而同地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表现了当时国人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

    尽管日本发出了投降照会，但其政府中的战争狂人们“继续战争”的叫嚣仍不绝于耳。14日晚，这些死硬分子甚至发动叛乱，企图夺走第二天即将广播的天皇停战诏书的录音盘。至今，日本人仍把这份投降诏书称为“终战诏书”，似乎如此称呼，就能回避其战败的事实。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八一五”之夜，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不眠夜。

    在延安，无数火炬映红了山岭河畔，人们甚至把大生产用的纺车都拿来点成了火把。《解放日报》这样报道那一天的延安：“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

    当年曾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工作的老红军李耀宇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

“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美国人手持卡宾枪对空射击，一串串曳光弹划破夜空。”观察组里的中美双方人员共庆抗战胜利，开怀畅饮。从不喝酒的李耀宇第一次举杯，就喝下了小半瓶洋酒，尔后大醉一天一夜。

    在河北，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回民支队驻地，战士们彻夜欢庆。突然，欢呼停止了，战士们默默地摘下军帽肃立致哀，为他们敬爱的司令员、抗日英雄马本斋，也为千千万万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中国人……

    同一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所属一切部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

    蒋介石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排除在一切受降仪式之外，遭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断然拒绝。山东枣庄，战斗在敌人心脏7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要亲自检阅自己的胜利——夜色中，残留日。军乘坐铁甲列车悄悄开出临城车站，准备逃到徐州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然而，当他们行驶出城后，发现前面的铁路已被破坏，退路也被切断。携带上千支武器的千余名日军，只得向不足百人的铁道游击队缴械投降。

    8月16日--9月9日：最后的低头

    8月16日，日本天皇向日军发出停战令，但许多侵华日军并没有放下武器。关东军是其中最为顽固的一部，尽管此时它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

    两天后，关东军不得不宣布投降。从8月9日到18日，仅仅一个星期，在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横扫下，素有“皇军之花”之称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14年(局部地区长达40年)的侵略经营土崩瓦解。

    日军溃败之时，不拿武器的侵略者——被日本政府派到中国东北的“开拓团”移民，也纷纷逃散。

    9月2日上午，曾在美军硫磺岛、冲绳岛登陆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密苏里”号战列舰静静地停泊在日本东京湾。9时许，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包括中国的徐永昌，依次签字。当重光葵拖着那条13年前在上海被炸断的残腿步履沉重地走下“密苏里”号时，庆祝胜利的美军飞机从东京湾上空呼啸而过。

    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新中国重新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了每年的9月3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全世界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冈村用双手捧接投降书，低头展阅。阅毕，取笔蘸墨，签上“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章，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短短15分钟的受降仪式，中国人为此奋战了整整4年。而南京，这个曾惨遭日军屠城暴行的六朝古都，则见证了侵略者最后低头的历史性时刻。

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思考题】

1945年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因有多个，如波茨坦公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等等，你认为迫使日本投降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案例5：失尽人心的国民党“劫收”

    【导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接收了日伪政权所控制的一切厂矿、金融、企事业单位。在接收过程中，各地的军政接收要员乘机贪污盗劫，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给收复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也暴露无遗。蒋介石反思国民党的失败曾对部下沉痛地说：“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0日，《大公报》发表了重要社评《由抗战到建国》，提出一个醒世的命题：“谨防胜利到来后的人心大开闸!”对抗战期间国民党中一批贪官和奸商颇为了解的社评作者王芸生尖锐地指出：抗战八年，“有不少的人实在是‘混’胜了的，国家既在抗战，无可奈何，混吧!混了八年，居然混胜了的。且有不少的人在混浑的水里摸着大鱼。”同时还指出，防止社会风气及道德人心的颓废。谨防“抗战吃了苦的人要补偿，沾了光要挥霍”，“趋于安逸的享受”。这就是“人心大开闸”。

果然不出所料。为了接收沦陷区的敌伪财产，日军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于8月17日授意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制定《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决定10月下旬，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正式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在整个接收过程中，国民党各级官员中的许多人贪赃枉法，肆意抢掠，把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变成了事实上的“劫收”。国民党政府派往收复区的“接收大员”们，如蝗虫般地涌向江浙一带，南京、上海人民首先遭了殃。天上飞下来的，地下钻出来的，抢金子、车子、女子、房子、票子，大闹“五子登科”。9月27日，由王芸生撰写的社评《莫失尽人心》中说：“在热烘烘、乱嚷嚷中，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有早已伏在那里的，也有由后方去的，只要人人有来头，就人人捷手先抢。一部汽车有几十个人抢，一所房子有许多机关争；而长长的铁路，大大的矿场，却很少人过问。尽管是一部分，或仅少数人，但八年长夜，一旦天亮，国旗飘扬，爆竹声喧，这些人也被欢迎在内吗?尤其因为币制迟迟无规定办法，更形成了恢复区之乱，更加重了收复区人民的苦。由后方去的人，满箱满笼的美金法币，成了武器，成了法宝。伪币与法币的比价无定，物价一日三迁，大大地苦了收复区同胞，大大地发了后方去的人。可怜收复区同胞，他们盼到天亮，望见了祖国的旌旗，他们喜极如狂，但睡了几天几夜觉之后，发觉了他们多已破家荡产，手上所仅有的财产筹码——伪币，差不多已分文不值。卖房子吧，卖财产吧，累世的财富转移到手里握有美金法币的人。”《大公报》社评最后近乎十分悲壮地呼吁：“莫失尽人心。”

《大公报》这一呼吁，仍然制止不了国民党政府如醉如狂的“劫收”潮。10月24日，《大公报》登载了南京特派员张鸿增的通讯《休说重庆来!》，通讯记载了奉命来南京的“重庆人”所为。其中写道：“冷眼的江东父老观察了近两个月得了一个结论，‘重庆人’到了收复区，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车，第三件是卖黄金，第四件是女人。他们原希望这些凯旋的英雄一来，地方秩序渐趋安定，物价依次平复，从此脱离了苦海。谁知这般人却是拼命享受，成了抬高物价的因素，一开始工作就是把邮资加了十倍，铁道客运加了九倍，水电加了一倍，南京城内公然白昼抢劫，拘留所人满为患，一般物价在跳涨。”“或者是由于妒忌作祟吧?收复区人民开始恨‘重庆人’。”“所以，我劝朋友们到了南京休说重庆来。‘重庆人’的风头叫这般先遣人员出尽了，你来抢白眼吧。”

    在登出此通讯的同日，《大公报》第二版还发表社评《为江浙人呼吁!》指出：“这真是匪夷所思，胜利就是胜利，怎么倒会成了灾难?假使无此事实，我们怎敢如此说，说了岂不伤天害理!”社评描写江南的情况说：“那一带地方归回祖国的怀抱已两个月，家家户户，老老少少，谁都为胜利感动过，谁都为胜利狂欢过，现在呢?他们仍然过着胜利的日子，却有很多很多的人发现自己破了产，纵然省吃俭用，生活也要成问题。物价在跳涨，市场在一种变态繁荣中，工商业要破产。这变化太大了，人人从日常生活中都切肤地感到这变化。这变化是什么呢?是随着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是用伪币的人财富转移到用美金法币的人的手里，购买力与享受欲都跑到美金法币这一边来。……在胜利到来之初，重庆人到京沪一带，是多么被仰望，被亲爱，简直是一切光荣的象征。现在呢?时间真是快啊!变化也真是快啊!才短短两个月，京沪一带人深深地由生活体味中厌恶了甚至憎恨了由重庆去的人。”这篇社评痛切地指出国民党政府把法币与伪币的比价规定为一比二百是收复区人民的大灾难。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1日，上海《大公报》复刊。11月5日，该报发表报道指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谈及收复区种种不良现象时，谓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亲自写信给《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表示要对收复区种种腐败进行查处。

    根据曾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何汉文总结，国民党各级官员接收中的贪赃枉法主要有四种情形。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的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如第三方面军兵站司令杨政民派副官到上海，一下子就从伪储备银行里抢去大量伪币，价值黄金5万两以上。由于接收机构多如牛毛，往往出现“此封彼揭，封条重重”的情况，如南京2 000多幢敌伪房产，几乎全被派有先遣人员的单位捷足先登，后来者则撕去先贴的封条，换上自己的，再派人看守，为此而引起的武装冲突不断。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然后再化公为私。日伪商统会所囤积的大量物资，在上海多为第三方面军占为已有，在武汉多为第四方面军和第六战区占有，在华南则由第三战区、第二方面军霸占。他们不约而同地拒不移交，等到不得不移交时，接收来的东西也大多所剩无几了。其三是“偷”，要么监守自盗，要么乘混乱之机，伙同外人直接盗窃。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占住一座仓库、一家报馆，从库存米面杂粮到印刷设备、新闻纸，统统盗尽卖绝。第十一战区派到河北的接收专员高挺秀则亲自出马，夜窃石家庄一家仓库白布5000匹，偏偏被警备副司令李文定碰上，捉贼捉赃，轰动一时。其四是“漏”，即日伪移交人员为了讨接收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现金或实物，使之堂而皇之地落入接收人员的私囊。天津烟草公司在建设路有数千平方米的仓库，十余亿法币库存被日伪移交人员漏报，之后全部进了接收者的腰包。

    对于接收大员们在接收过程中的腐败情形，李宗仁(当时被派往北平任华北地区最高长官)日后在回忆录中描述道：“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八年抗战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了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的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匀，大家拔刀相见。” 

    一亿数千万收复区的人民痛心疾首，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这种接收还腐蚀了国民党的官僚队伍。许多人评论，在紧接着的国共两党打内战中，何以国民党溃败如此之快，不由让人想起国民党“劫收”的丑恶一幕。面对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也曾对部下沉痛地说：“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思考题】

国民党统治大陆仅仅22年就垮台了，在本案例最后，蒋介石说“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这多少揭示了国民党统治溃败的历史必然性，你是怎样理解蒋介石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