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教学案例

案例1：第一个人民公社

【导读】 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对公社的成立，嵖岈山人民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把它当做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桥梁和天梯。然而，历史证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并不能把广大农民引向幸福美好的人间天堂，相反，它带来了饥饿和悲伤，最终被农民所抛弃。

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

1958年春，时任遂平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丙寅向信阳地区（当时，遂平县属于信阳地区管辖）提出了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想法，信阳地委决定先在遂平县进行试点。

　　这个消息传出后，经过宣传发动的嵖岈山周围的数万村民，打着红旗，敲着锣鼓，拿着决心书，纷纷要求并大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天三夜，人们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写下了一千多张血书，打死了5000余只麻雀，一天消灭3 000亩杂草。

　　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描绘了“大社”的美好前景：“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子洋耙，路上的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这就是当时基层群众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模样。嵖岈山当地的干部还通俗地解释说：“共产主义就是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吃扁食（饺子）。”

　　1958年4月20日傍晚，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宣布“嵖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成立了”。群众就像疯了一样，敲锣打鼓、喊口号庆贺。大社是由嵖岈山附近的27个合作社，9369户人家组成的。此后不久，按照谭震林副总理的提议，“嵖岈山农业大社”正式更名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陈丙寅任公社第一任党委书记。

　　至此，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嵖岈山诞生了。

　　人民公社建立后，在上级的指导下制定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根据章程规定，公社实行“一大二公” ，一大就是规模大，一乡一社；二公就是公社所有制。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人们集体劳动、集体就餐，家家户户都不开伙做饭，社员们都端着公社的饭碗，吃出了全国第一个大食堂。

　　嵖岈山人民公社一问世便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关注。1958年11月13日，毛主席在遂平火车站接见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带头人蔡中田、陈丙寅。在嵖岈山燃起的人民公社星星之火，很快呈燎原之势，不到一年时间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便普及到除西藏以外中国内地所有的地方。

　　放出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嵖岈山“率先放出中国北方粮食低产田高产卫星”的特大新闻。该特大新闻指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韩楼大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小麦3821斤。”嵖岈山公社放出的这颗“卫星”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3个月30万名国内外慕名者赶来参观，最多时一天达3万人。

　　资料显示，为了提高产量，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的2.9亩小麦培育者在试验田里横竖各播一次，麦子长成了方格状，密得只能用手拔草。培育者估计，这块麦田将夺取近千斤的亩产量。但公社社长钟青德定下的基调是“亩产至少3 000斤”。大伙觉得数目太大，很发愁，最后想了个办法，把10亩地的小麦弄一起。趁一天夜里，10多人在群众熟睡时收割了附近几块地的麦子。

　　随后，新华社一名女记者和公社书记陈丙寅闻讯赶到，怀疑斤两有假，结果称到天黑得出平均亩产3853斤的结论，最后确定按亩产3821斤上报。就这样，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小麦高产“卫星”顺利“升空”。

　　随后，全国各地浮夸风成风，甚至出现了水稻穗结实得能站人、亩产万斤的假新闻。

　　大炼钢铁后大闹饥荒

　　放完了“卫星”，人们又忙着“大炼钢铁”。因为红石崖由红石组成，看起来像铁矿石，人们蜂拥而至。

　　一时间，嵖岈山公社耸立起1000多座小高炉，社员们蜂拥着上山砍伐树木、采集矿石，就连中小学生们也加入了大炼钢铁的行列。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热情很高，钢铁却没有炼出来多少，当时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形容说：“说炼钢，就炼钢，无论工农兵学商。遍地筑起烽火台，人喊马叫砍树忙，商店关门改了行，农民背矿不收粮，学生运矿用衣兜，干部怠慢扯县长。矿石烧红就是钢，炼出民众‘好思想’。”

　　结果，钢铁没炼成，大饥荒出现了。

　　放“卫星”说粮食产量特别高，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自然多，社员的口粮大部分都被征购了。再加上所有的劳力都去大炼钢铁，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秋天地里的红薯很多没有收回来，烂在地里，粮食越发紧缺了。大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1959年，粮食没有了，人们在吃完野菜、野草后，又把糠、树皮、树根拿来吃。实在没有吃的东西了，开始有人被饿死了。1959年，出现了震惊世人、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成家成村的人被饿死光。据统计，仅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就有三四千人被饿死。

　　大饥荒后，大食堂成为“罪魁祸首”，被中央限令全部撤销。大食堂撤销后，开始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家禽家畜也开始出现在农民的庭院里，“一大二公”的公社没有了当初的气势。

　　寿终正寝迎来发展机遇

　　1978年，举世闻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时代。

　　1983年，人民公社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改名为嵖岈山乡，原嵖岈山人民公社办公楼停用。嵖岈山人民转变观念，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如火山爆发般喷薄而出，按照“农业稳乡、养殖富乡、开放带乡、科技兴乡、商贸活乡”的总体思路，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目前在全乡91个自然村中，办成了养殖、种植专业村，形成了特色农业，还办起了企业，并实行了股份制。在全乡近7000户村民中，有小轿车、货车、拖拉机等6000余辆，电视机、冰箱等家用电器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过去的土坯房都变成现在的砖瓦房和楼房。人们吃喝不愁，早就实现了“喝羊肉汤、吃白面馍，吃扁食（饺子）”的愿望，正朝着小康的水平大步迈进。

——《遂平：第一个人民公社今昔》，新浪网，2009年9月7日

【思考题】

结合案例，谈谈人民公社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案例2：黄克诚为毛泽东辩护

【导读】  黄克诚是开国大将，功勋卓著，1959年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被撤职、降级、脱军装。“文革”期间再次受到围攻，吃尽了苦头。但他在“文革”结束后，多次提出要正确全面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在拨乱反正阶段，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借机发泄不满，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他认为，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出席会议。那时，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他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前一段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有的人甚至放肆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为忧虑。”接着，他从大革命时期讲起，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黄克诚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黄克诚认为，“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黄克诚意犹未尽，坦诚直言：“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在四个小时的讲话中，会场几乎鸦雀无声。一阵沉寂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黄克诚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被称为“黄公讲话”。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翌日，有人给黄克诚送来了讲话录音整理稿，建议他拿出去发表。黄克诚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讲话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很快看了稿子，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交给新华社发了通稿。邓小平赞同黄克诚的观点，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黄克诚的讲话公开见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给报社和黄克诚写信。秘书选了一些来信给黄克诚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当黄克诚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于是，秘书把四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有点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黄克诚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克诚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黄克诚就是这样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他指出，在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包括他本人在内。

——何立波：《黄克诚在中纪委》，《检察风云》2008年第20期

【思考题】

结合案例，谈谈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案例3.：1992：“计划”转向“市场”

【导读】 新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其必要性，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阻碍经济发展。从上世纪80年中期开始，我国开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并非一帆风顺，高尚全的讲述即是例证。

高尚全，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9年至今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文件的起草，都有他的身影。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他，听他讲述他所见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匈牙利的牛都认识中国人”

背景：匈牙利是第一个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曾多次派人去进行考察。高尚全也曾率代表团去考察，回国后提出，应逐步取消指令性计划。

新京报：昨天我们报道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过程，这是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它和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差别在哪里？

高尚全：1984年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

新京报：但那时仍规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土地、银行等不是商品，说明计划的痕迹还是很重。

高尚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明确“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新京报：取消指令性计划今天看来很平常啊。

高尚全：今天看来平常，但当时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新京报：既然如此，怎么又能写进政治报告里呢？

高尚全：主要是当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经济理论界的共同努力。

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匈牙利。中国去考察的很多，中央各部派人，地方派人，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

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告诉我：“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

我又去捷克，发现实行计划经济后，该国的一个名牌皮鞋消失了。皮鞋需要个性，按计划生产的鞋没人要。

所以要取消指令性计划。

新京报：你是怎么让十三大报告吸收你的观点的？

高尚全：我在1987年写了一个建议《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登在体改委简报上，我讲了三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逐步取消指令性计划，代之以经济合同制。时任国务院总理看了以后批示要把这个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

“计划经济”回潮

背景：1989年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此后五省体改委主任讨论市场机制的座谈会也开得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

新京报：十三大之后到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就一帆风顺了？

高尚全：还是很曲折，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回潮，有人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

有人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那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

新京报：你们是如何选择的？

高尚全：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了参考作用。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共中央领导参阅。李鹏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另一篇是1992年4月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认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巨大的作用。最后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写报告，希望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突破。

新京报：当时对改革的非议还没过去，体改委做这些事情就不觉得敏感？

高尚全：是很敏感，当时对外经济司的材料是由副司长整理的，他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经济司。

“小平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

背景：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前行。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把“资本市场”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而解放后一直是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

新京报：这次计划经济的回潮最终得以逆转，你认为关键作用是什么？

高尚全：小平同志起了关键作用，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谁不搞改革谁下台”。

新京报：都知道邓小平的讲话，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谁提出来的？

高尚全：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京报：十四大提出了一个目标，但具体怎么建立呢？

高尚全：怎么建立当时心中还没数。一年后，中央专门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进去，这很不容易。 

【思考题】

我国为什么要坚决由“计划”转向“市场”？

案例4：“我们一起为了梦想站在新世纪”

【导读】  陈兆昌是海外华人华侨的代表，他从海外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地位的节节提高，见证了中国梦逐步实现的坚实步伐。他的经历也证明中国梦与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谈‘中国梦’时，流泪了。我70多岁了，第一次切实感觉到自己和祖国最高层血脉相连、心心相通，一起为了梦想站在新世纪。”75岁的马达加斯加老华侨陈兆昌这样告诉记者。

陈兆昌1938年11月出生，1949年7月跟着父母和哥哥坐轮船离开家乡广东顺德，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后来到马达加斯加。

“我爸爸在抗战时来到马达加斯加，是第一批大规模赴马华侨中的一员。当时，日本入侵，战乱不断，我们在家乡没东西吃，没地方住，家园破碎，根本谈不上什么梦想。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来到马达加斯加讨生计。1949年，父亲已经在马达加斯加打下一片基业，于是把全家都接到马达加斯加团圆。”陈兆昌回忆说。

经过三代人奋斗，陈兆昌已成为马达加斯加6万多华人的杰出代表，担任马达加斯加顺德联谊会会长、马达加斯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德高望重的他，被马达加斯加华侨华人亲切地称为“昌叔”。

头发花白的陈兆昌拄着拐杖领记者参观他的家。庭院深深、曲径通幽、别有洞天，屏风、楹联、盆景、假山、亭台、花池……处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一派中国风格。记者很难想象自己这是身处远离祖国的印度洋岛屿马达加斯加。

陈兆昌每天早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30分》，每天晚上10点收看《新闻联播》，上午还让小孙子从网站上找中国的重要新闻念给他听。陈兆昌说：“我年纪越来越大，思乡之情也越来越浓，每天看新闻，才可以让我感觉距离家乡不是那么远。”

“小时候，台湾在马达加斯加的影响力很大，我们这些来自大陆的小孩经常和台湾小孩为了中国在哪里而争论。1972年，中国与马达加斯加建交后，台湾人渐渐少了，关于中国的争论也没有了，马达加斯加人基本都接受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陈兆昌告诉记者。

现在，陈兆昌老人一年回两次国。“1967年我旅游结婚第一次回国，那时候中国很穷，连北京街头都很难买到东西，我们很震惊也很心痛，祖国虽然脱离了半殖民地，但仍然不够强大。1973年我再次回国时，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我的姐姐在顺德乡下分到了地，也有了房子，一家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也加入了联合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1973年30多名中国工人来到马达加斯加修建第一条中国政府无偿援建的公路。“我第一次体会到作为中国人在马达加斯加的自豪感。”陈兆昌老人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下，陈兆昌感到有必要宣传中国，让外国人了解一个开始强大的中国。当时马达加斯加没有中国报纸，陈兆昌就在首都塔那那利佛开办中国国际书店。“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了解中国，请看中国书刊’，当时书店能卖出30多份法文版的中国报纸，40多份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

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影响下，陈兆昌开始每年定期组建一支回国观光团，组织知名华侨华人和马达加斯加官员到中国参观。“当时，马达加斯加人亲美，不了解中国。一个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的马达加斯加朋友到中国参观后向我感慨道：在中国听到的、看到的与美国人说的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民很幸福，中国也很民主，相信中国很快就会变得富强起来。”

每年带回国观光团，陈兆昌都深切感受到中国变化之快。“中国经济每年都保持高速增长，不仅外国朋友惊讶，我们自豪的同时也很惊讶。北京、上海、广州与其他地方的国际大都市没什么差别。外国人几百年做到的，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做到了。”

陈兆昌说：“改革开放给中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绝不能盲目向西方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实现中国梦的根基。”

“回顾自己这一生，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急迫的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目前，我个人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虽然老了，也要以广州人‘实干闯未来’的精神，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力量。”

【思考题】

联系陈兆昌的经历，谈谈你对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解。

    东方卫视推出一期节目《说旧闻 青春的备忘录》。这期节目采访了两个典型的知青人物，回顾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程。上山下乡使广大学子们获得了参加生产实践、了解农村社会实际的机会，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实验。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