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单元阅读材料
必读材料1：关于建国初期党的策略总方针
【导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土匪特务以及文化宗教界反动势力，都反对人民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也因经济大改组而惶惶不可终日。1950年6月，毛泽东发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四面出击，而是团结一切力量，集中全力打击敌对势力。近60年来，“不要四面出击”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重要的政策策略。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5、75-76页。
必读材料2：警惕官僚主义对新生政权的侵蚀
【导读】执政后的政党容易滋长官僚主义的陋习。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了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
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事情，这些坏人坏事。……我现在要着重讲的，是官僚主义在中央机关的情形。我们中央机关几十个部门，包括党、政、军。党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计算起来，就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应该说其中有很多的部门，不是少数的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总而言之，我们政府几十个部门，无论是财经、文教部门，还是政法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53年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266页。
必读材料3：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方法
【导读】 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就是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改造，目的是扫除生产力的阻碍因素，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必读材料4：中共八大的历史贡献
【导读】 在节选的材料中，李捷从七个方面回顾了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历史性贡献，尤其中共八大对执政规律的总结以及对“特权”思想的警惕在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共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思考和探索，对我们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这次集中的探索，主要是通过修改党章来完成的。同时还体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觉分析处于执政党以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些新举措。
第二，及时总结苏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披露出来的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问题，加深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总结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教训，指出:“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因而，在八大前夕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2）总结斯大林犯全局性错误的重要因素，指出:“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学会“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个别的、局部的和初步出现的错误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的方法，即坚持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方法，并“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3）总结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倾向的教训，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正由于在中共八大前夕，全党上下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风气，在党内外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取得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系列新成果。
第三，对中共中央领导体制做必要的调整，确保党和国家的安全。
第四，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作重要的调整，决定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定期召开代表会议，发展党内民主生活。
第五，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正确处理领袖和集体、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1958 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六，针对党执政后的新情况，突出地提出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的问题。
第七，根据党执政以后的新情况，对党员的条件作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并特别提出了反对党员中的“特权”思想的问题。
关于反对“特权”思想，党章专门规定:“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邓小平强调指出:“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
我们从七个方面回顾了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历史性贡献。尽管后来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逐渐偏离了中共八大确立的路线，以致许多很好的思想或者未能坚持下去，或者未能实行，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这些思想非但没有褪去应有的光芒，反而显得更加珍贵。重温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自李捷：《中共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必读材料5：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
【导读】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10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38页。
必读材料6：关于民主集中制
【导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余人参加，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并讲了话。书面报告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毛泽东作了讲话，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93-294页。
必读材料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
【导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此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两大成果是揭开改革开放序幕、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关键因素。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从当时的全会公报上看，可以大体归纳为六点：第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三，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四，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第五，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了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第六，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年半时间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的新进展，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进一步概括成了八条：第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间及之前的“左”倾错误；第二，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三，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四，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五，提出了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六，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第七，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第八，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列举这八大成果后，《历史决议》指出：“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的今天，如果要对它的成果再做进一步归纳的话，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两个：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揭开改革开放序幕、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两大成果。说三中全会实现了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先说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6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中央工作的主导权实际已从华国锋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做了书面检查，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又提出请求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得到会议同意。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对此，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有更加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所以能逐步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有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强的保证。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对于三中全会的路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但无论做哪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后所制定并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对于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会后也有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说的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我们决定实行的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战胜国内国际一个又一个风险的挑战，之所以能在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关键就在于有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指引。
——摘自朱佳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
必读材料8：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导读】 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
…………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摘自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329、331-332、333页。
必读材料9：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
【导读】 本段材料摘自中共十五大报告。在这段材料中，江泽民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认为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伟大人物，得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结论。
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家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
从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二零零零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
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1997 年9月12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必读材料10：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导读】 近年来，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不时出现噪音和杂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这股错误思潮具有较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其危害不容小觑。节选的下列材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尤其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必读材料11：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导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近代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人民的梦、大家的梦。当代大学生应把中国梦自觉融入个人的成才梦之中，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中国梦”》，新华网，2012年11月30日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１３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3年3月17日
选读材料1：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
【导读】 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正确政策，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社会主义改造做了重要准备。
一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1]
二
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1950年4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选读材料2：统购统销政策的历史作用和弊端
【导读】 统购统销是建国初期制定和实施的控制粮食等农产品的计划经济政策，这里的“统购”即“计划收购”，“统销”即“计划供应”。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指令性收购计划，而采取“合同定购”方式。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在节选的材料中，薄一波实事求是地介绍和评价了统购统销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弊端，指出了随着历史的发展统购统销制度为新的制度所取代的必然性。
1985年中央l号文件指出：“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里既肯定了统购统销制度的历史贡献，也指出了它存在的弊端。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物价稳定，是“一五”期间我国成功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之一。而统购统销的实行，是创造这一条件的决定性的步骤。因为从1953到195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3300多亿斤增加到3900多亿斤，而总人口由58700万增加到64600万，人均占有粮食只500斤稍多一点。那时不仅没有可能进口粮食，而且还要挤出部分粮食出口，以换取建设物资。在那种条件下，确实是“粮食定、天下定”，粮价稳定是整个物价稳定的关键。正如1953年10月16日中央《决议》指出的：那时如果不采取统购统销这一步骤，“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严重的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以至牵动全面的物价波办影响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后来，我们国家遇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两次大灾难中所以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与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密切相关的。
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不能不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工商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因为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出卖，造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这种弊病在“一五”期间就表现出来，1958年以后，就更加明显了。
建国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了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首先应当承认，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开始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筹集工业化资金，或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掠夺农民，或者对外掠夺殖民地，或者两者兼而用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样做。但是，如果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工业化资金哪里来?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一些同志过于同情农民，不赞成统购统销，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不坏的，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因为没有考虑国家工业资金积累这一大的实际需要。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缺点。问题是一开始我们就对发展重工业要求过急，对农民生活的改善注意不够。尽管1956年我们对苏联那种依靠剪刀差动员农民积累的方式进行了批评，这是对的，但由于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且农业税负担又已经定死，因此，在实际上就无法同剪刀差真正决裂。以后，由于“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的两次大灾难，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更不得不要求农民承受更大的剪刀差负担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统购统销初期，国家规定的粮食购销差价为5.6%，第一年粮食经营做到了略有盈余但是第二年(即1954至1955年度)，即赔了2.55062亿元。随着粮食经营费用的增加和购销价格“倒挂”现象的出现，亏损越来越大。在各种价格补贴中，大头就是粮油补贴。1987年达276亿元，1988年突破300亿元，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包袱。
此外，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统得过死的缺点。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结果，各方面部搞得很紧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长期没有大的突破。如前所述，毛主席当时已看出了这一弊端，强调指出，定产要低于实产，使农民多自由一点。可惜，在1957年以后，这一重要指示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继续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历史的经验并根据条件的变化将过去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农民的自由大得多了，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全国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突破。
总之，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283页。
选读材料3：社会主义建设中借鉴外国和本国独创的关系
【导读】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作了讲话。在这则材料中，毛泽东以规章制度问题为切入点，谈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借鉴外国和本国独创的关系问题，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要的理论探索。
一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
选读材料4：关于当前我国的国情
【导读】 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作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在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既充分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所取得巨大成就，又客观地指出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这个自信而冷静的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热烈反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对自己通过艰苦奋斗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我们对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已保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进一步发展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中国若干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
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1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2010年9月25日第2 版
选读材料5：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地位
【导读】 2010年10月25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高度赞扬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总结概括了这次战争锻造出来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指出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源泉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60年前，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毅然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完全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所以，志愿军将士才会有愈战愈勇的旺盛斗志和高昂士气，才能不断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迹。这场正义之战也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和援助，最终正义之师赢得了战争胜利，打乱了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事实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取得的。美国军队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还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则以劣势装备进行殊死搏斗。……在他们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壮丽凯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所赢得的伟大胜利，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才形成了同仇敌忾、战胜一切困难和强大敌人的无穷力量，才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揭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一步锤炼了经过严酷战争洗礼的人民军队。……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0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6日第3版。
选读材料6：邓小平北方谈话推动全国思想解放
【导读】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推向全国，改革开放的呼声愈来愈强烈时，邓小平于1978年9月到东北三省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解放思想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对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生产力，作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发动。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专程视察了东北三省，回京途中又视察了唐山市和天津市，先后考察了本溪、鞍山等工业重镇和大庆油田、鞍钢、开滦煤矿等大型企业。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进一步批评“两个凡是”，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大胆改革管理体制。
在视察大庆油田后，邓小平对大庆和黑龙江省委的同志着重谈了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他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
在听取吉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在听取辽宁省委的汇报，询问农村政策调整和鞍钢、沈阳冶炼厂、抚顺煤矿等企业的生产情况后，邓小平主要谈的还是实事求是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
在视察鞍钢后，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的问题讲得更为迫切和坚决。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9月20日，在即将结束这次视察的回京途中，他对天津市委的负责同志谈到:“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的上述谈话，立即在广大干部中激起巨大反响。许多同志感到:粉碎“四人帮”以来，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虽然已经开展，但在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上的确存在不少禁区，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思想僵化，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我国虽然已经进行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但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束缚，必须对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大胆改革，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人们这时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如何揭批“四人帮”的谬论，而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如何解放思想，切实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不仅仅是如何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加快我国的建设速度，而是怎样适应现代化的要求，通过改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为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历史性转变创造了条件。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版，第1049-1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