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怀古》断想
刘禹锡是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他青年时怀抱政治理想，与柳宗元等人共同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改革失败后，数次被朝廷迁于远州，先后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的巴山楚水间辗转了二十二年。面对数月之间由朝臣而为罪臣，“有志不获骋”的悲惨际遇，刘禹锡乐以观、昂扬的心态，放达、平和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低谷，寄情于笔墨，书写出真切的生命感怀。长期的谪居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刘禹锡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经历，使他得以观览所到之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凭吊古迹，并将连带着生活血肉的深刻体悟融诸笔端，呈现于诗句中，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的怀古咏史名篇。《西塞山怀古》就是其中之一。
《西塞山怀古》作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是年，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在赴任途中，途经西塞山，看山川江河，忆古今兴亡，不禁感慨万千，遂成此诗。西塞山在今天的湖北省大志县东，是长江中流的要塞之一，三国时为吴国的重要江防前线，然而，尽管有天堑长江，险山要塞，吴国还是避免不了终为晋所代的历史结局，而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依然是统治荒淫，吏治腐败，藩镇林立，国家面临着深重的分裂危机，唐宪宗时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藩镇叛乱，国家出现了较为安定统一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长庆元年（公元821）至长庆二年（公元822）河北三镇又恢复了割据局面。身处动乱频仍时代的刘禹锡面对雄峻的西塞山和涛涛奔涌的江水，思前代，想当下，在慨叹评议古事中表达了对时人的警喻告诫之意。
王濬楼船下溢洲，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①]
这首诗前四句从史实出发写王濬自成都攻吴，吴国灭亡之象立见，“下溢州”与“黯然收”前后起承紧密相连，突出晋军不可阻挡的威武气势和令人生畏的战斗力，感叹吴国的不堪一击和政权的瞬间倾覆，“铁锁沉江”与“降幡出石”活化出当时惨痛而无可挽回的局势。这里作者截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画面，将境头拉回过去，再现了往日云烟，于回忆式的叙述描写中蕴含无限深沉的情感。后四句，诗人以晋兴吴灭的史实为基点，抒发议论，警喻当下。此时，在刘禹锡脑海中浮现的不仅仅是吴国衰亡的单一场景，而是相似剧目的同时回放，只是面临灾难，承受遗恨的是不同的君主，一个“几回”强调了此地江山改易之悲发生之频繁，但是光阴冷漠，那曾经令人泪流追念的故国家园，那些触目惊心、残酷激烈的厮杀交战，那熟悉的旗帜和建筑都注定要在时间的冲刷和涤荡中淡褪最初的色彩，最终成为泛黄的纸页上或短长的记载，只有山川地形代代如此，不曾改变。寒冷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然而可惜的是，雄峻山峰、长江天险也没有能庇护依附它的王朝建立万世不朽的帝业，相反，它们都如昙花一现，短命而亡。这就从一个侧面阐明了作者“固国不以山溪之险”的观点，刘禹锡在所描写的眼前景物中蕴藉了这样的话语：如果一味荒淫奢侈，纵欲享乐，腐败靡烂，再有利的天然屏障都无法阻挡推翻它的力里，无法保证国家的永生。这无疑是对今世统治者的告诫，意在提醒当权者，大唐虽土地辽阔，雄峰大河众多，但若不思进取，革新吏治，亲小人，远贤臣，那么也同样避免不了覆灭的厄运。此一联中涛涛江水和不曾变换容貌的山峦与之前所述樯橹灰飞烟灭的的败北归降形成了一种消除了时空隔膜的映现，同时又构成了永恒与瞬间长久与短暂的对照，读来苍凉无情之感油然而生。最后一联着眼于隋平陈后所树之碑，道出了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和大趋势，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和扭转，那些割据一方，蓄意破坏国家统一的势力，最终会继前人之败绩，自食苦果的箴言，委婉地告诫野心勃勃的军阀，想凭借险关要塞称雄一方，万世永固，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不要做倒行逆施者，那样只会自取灭亡，成为历史嘲讽和谴责的对象。纵观整篇诗作，叙事简洁精当，描景境界扩大，评议切重要害，由眼前山川风物忆及往古风云，在对往古风云的缅怀回想中再睹地势江山，将沉重深刻的思考寄于其中，既而又落笔于现实，在意韵深长的警世之语中止笔。情景事理在笔墨文思的运筹中相辅相承，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著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精不到。读之，便觉纵横开合，好似漫步在连接昨日与今朝的时光长廊，眼前气象万千，心中思潮翻滚。可以说，作者在怀古慨今中传达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味之不尽而又发人深醒的今昔之叹。据说这首诗是刘禹锡，白居易等四人同题竞赛之作，刘诗既成，白览之，罢唱。并说：“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麟瓜何用耶？”如今诵其诗，方知此评不虚也。
应该说，在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抒发的多是这样一种纵贯千古的、广阔的历史忧思。如《乌衣巷》、《石头城》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潜心品阅刘禹锡的怀古咏史之作，那些映现过往与现在的诗句带给我们的是广阔博大的艺术震撼力，犹如乘船漫游在浩瀚悠长的时光长河里，昨日刀光剑影、进军千里、举国归降、烈火煎油、赫赫扬扬，繁奢豪华、盛极一时与今天的萧瑟、凄惨、衰败、冷落都像正在两岸放映的一部部电影，举目回首间皆可映入眼帘，在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刘禹锡那里，自然风景甚至是偶然掠过天际的飞鸟都是引发他胸中怀古之情的天然契机。一座经过数代阴晴风雨的挺拔高山，一条奔涌了万年的长江，一方前朝留下的石碑，一条清冷的街巷，一抹淡红的夕阳，一轮自升自落映照千古的明月，一束清冷的月辉，一段弥漫过硝烟、浸染过鲜血的城墙，一次次潮涌浪翻，开遍的野花，长满的野草，居民的房屋都被作者视为远去的当年旧事的亲历者或是岁月风尘在有意无意间的悄然沉淀和无声留痕，他在其中发现着多重的精深的史学意韵和文化意韵，他把上述所说的草木山河、日月飞禽等的存在和出现看作对过去静默却最具说服力的讲述，进而把自己从中体悟到的东西转化为经过润色的文学话语。他总喜欢着眼于具有永恒性、稳定性的事物，如山峦、江流、地形、月亮等等，以它们的亘古长存来突出一个个王朝由盛转衰的迅速，他又注重对具体而特殊的所处当下的凄凉寥落的环境进行点染刻画，烘托悲凉的氛围，在隐含和不着痕迹的今昔对比中表现沧海桑田的无情变迁，写出显贵之家已为百姓的朽败，他凭借令人折服的剪栽技艺绘过去某些具有决定意义或富于象征性和代表性的一幕幕场景如在眼前，他在古今的光阴中驰骋纵横，思绪飞扬。他把目光投向先时前代，却没有过多地关注个体生命的曲折性，找寻贤士不遇的早日记载，借他人之事，言心中之郁。他的怀古咏史诗往往关注的是国家兴亡，江山易主等宏大的主题。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繁华消逝、舆图换稿，他的咏叹没有仅仅局限于悲悼盛世兴隆的风化，更没有因此消沉颓废，而是以哲学家的思辨，史学家的冷静，对其进行鞭辟入里的文学式评述，并以前朝失国之教训劝喻当世之人，思来皆是睿智之语，所表尽是忧世之心，诗意深远，境界扩大，“无不痛快沉着，雄浑老苍”，[②]可谓经历风霜雨雪，看尽悲欢兴替之后的感怀沉吟，广博的胸襟，壮阔的气度，令人叫绝。而那一份翻阅史书所体会到的厚重感也自然充盈其间。
与刘禹锡处于同一时代，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柳宗元也创作了不少的怀古咏史诗，在柳河东的此类作品中，他总是把目光投向素有大志，身怀奇才，忠诚报国，却遭谗陷，际遇惨淡的圣哲先贤，咏叹着他们令人扼腕愤然的人生结局。他在不同时代的生命历程中寻觅着某种不断被复制的遗憾与无奈，在对往昔面孔的回眸中，进行自我的观照与思索，发现尘封了的饱含着不幸与劫难的一幕幕影像于其身清晰的投射，既而又回到无法抺去的记忆深处，回想多舛心酸的命运。因此，他的咏史之作便有一种强烈的自伤意味。如《咏史》：
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嗛嗛事强怨，三岁有奇勋。悠哉辟疆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谷坐熇焚。致令委金石，谁顾蠢蠕群。风波欻潜构，遗恨意纷纭。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顾内，晏子亦垂文。[③]
这首诗以战国时燕国的名将乐毅的不平遭遇为歌咏和议论对象。作者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浓缩为凝炼的语句，在对其轮廓进行简略的叙述的同时，对乐毅个人出众的才华和美好的品质给予赞扬和肯定。诗中“宁知世情异，嘉谷坐熇焚”写出了乐毅一心报国，笃志事燕，对小人谗言不屑一顾的光明磊落之心，表达出对其辉煌功业倾刻毁灭的无限惋痛。在柳宗元看来，乐毅放弃忠臣的坚贞，不顾燕国已是奸佞当道，皇舆败绩之危步步逼近的情势，投奔赵国，实属无奈之举。当子虚乌有之罪加于其身，乐毅亦遗恨无穷，难到是他没有很好地为自己考虑后路吗？他从未想过为一已之利结党营私，面对如此意外的祸患和变故，他不想与蠢蠕为伍，也无力对抗强大的造谣中伤，只好选择逃遁，留下是非功过，由后人去评说。作者认为，乐毅身上体现出晏子所说的“不私乎内”的精神和原则。这里显然以迂回的方式传递着诗人自身的人生信条和道德理想。更深一层看，柳宗元嘉其懿行，赞其决胜千里之雄才，衰其急痛惨怛之运的触发点无疑是一份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回望风一程、雨一程的阴晦经历，心怀中兴之愿，超取显美，着手改革，然仅三月有余即告失败，身为罪臣，迁于远州。柳宗元在自己的人生中看到了与乐毅几乎相重合的轨迹，从战国到中唐，一千多年过去了，那些陈年往事似乎也经过了一个轮回，稍稍变一下衣冠，便在新的个体生命中复活，当他意识到这古老的悲剧，以自我为主角又一次上演时，悼古自然就转化成了伤今，那份压抑着的悲愤、幽怨之情就在对他人经历的解读与评述中，无声浸透在一字一句间。如此看来，诗人对乐毅功业未成，忠而被疑的感怀与悲慨里所包含的借他人之伤痛浇自身胸中之块垒的写作倾向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柳宗元也在这跨越了时空的命运应照中聆听异代不同时的悲音回响。
读柳宗元的怀古诗，我们看到的是以古人悲已的思维联想模式，这应被视为一种历史情怀，也就是说，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竭力挖掘着自己生命结构的底蕴，以古人表白自我，用笔墨沟通昨天、今日，实现处于不同时间点的人物的心神交流与对话，突显着存在于许多忠良死节之士身上才命两相妨的永恒矛盾，用艺术化的手法展现无数贤能俊杰始终无法走出的预设的网络与没有尽头的怪圈，并将自身也纳入这个不可逃避的体系中，为所面临的困境嗟叹伤悲。当然，笔者认为，柳宗元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在今天看来超出了以古人自况，伤悼身事的旨意，他所揭示的朝代更迭，时光变换中人事命运的周而复始的无限循环和每每不尽如人意的归宿与终结，促使我们思考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和因袭性。翻看记录了一个个时代的文字，总能读出“自前世而固然”的悲情。古往今来，美好就如开在悬崖边上的花，时刻都面临着灾难和毁灭，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演绎恐怕不是能用随机事件和单纯的巧和或是不为人知的神和力量作为理由来进行完全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如此复杂的命题启示当下之人将与之相关的制度、政策、环境、心态整合在一起作全方位的剖析和探究，获得理性的答案，并以今日之条件、境况分析其趋同的适用性，进而寻求完善与改变的措施，努力去减少类似悲剧。这应该是柳子厚的怀古诗于抒写内心沉痛忧闷之感的文学意义之外所盛载的现实意义和不老的史学意义吧。
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怀古咏史诗为后人从不同角度走近历史打开了一扇户，从这透着远古气息的窗口，我们看到贤能豪杰艰难前行，观览王朝兴衰变迁。他们以不同的文字话语构建着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探寻着其中的相关性，并在追思前人的曲折命运与往昔的沧桑变迁中沉淀着来自生命深处的感怀沉吟以及深邃扩大的古今之思，兴亡之叹，同时两人也用各自特殊的方式诠释着古来文人的史学意识，其诗于醇厚中令人味之不尽。应该说，作为有卓著成就、被后人所赞誉的一代文士，柳宗元和刘禹锡再次印证着杜甫“文章憎命达”的悲情慨叹，然而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却让他们将所见、所思、所忆、所悟以及各自丰富的情感体验变为一篇篇动人心弦、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字于政治和权力之外，具有了更长久、更强大的生命力。正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④]或亦如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瀚墨，见意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⑤]柳宗元与刘禹锡无旷世奇功，无显耀之职，正是以情意真挚，体悟深刻的诗文“立言”而在民族的文化记忆中永存。
参考文献：
[1]（唐）刘禹锡：《刘禹锡诗文选注》[M].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2]（唐）柳宗元：《柳宗元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袁行霈、罗宗强：《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 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6] 郭绍虞、王文生：《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7] 刘云华：《试论柳宗元永州时期诗歌中的孤寂情怀及有限消解》[D].湖南：湘潭大学，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