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学科发展方向的回归
曹印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71）
近年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学科日益被边缘化，在许多老师和学生心目中，历史学科已经成为冷门专业，尤其是涉及到就业问题时，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更显得心里没有底气。面对他们的困惑，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思考历史学科今天的合法性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个紧迫的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期待抛砖引玉。
一、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回归
学科与科学概念一样已经左右了中国学术一百余年。《说文解字》记载：“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科字可以象形解释为将谷粮倒入斗中过程。“学，觉悟也。从教从门，门尚蒙也。”科学就可以阐释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从科字构成中的禾字可以看出汉字文化中的“科”更倾向自然界的事物。学科，是已经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即掌握了一定事物的发展规律与过程，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发展。这是对应西学翻译过来的两个名词。到今天，主要由西方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在中国开设的学科门类已经比较齐全。当然，关于社会科学方面在中国开设的学科门类也比较多了。只是目前自然科学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社会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种状况的弊端已经从时代发展的残缺中日益暴露出来。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中国传统人文学术评价标准。
中国传统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经是主流社会运行的宪章，史是主流社会实践的记录，子是主流经学外的经学，集是演绎“经史子”的个性汇集。四部所集今天都是历史资料。传统学术与西学比较，就象传统医学与西医，一个注重经脉整体运行，一个注重具体部位功能的医治。今天所学的各专业深受西学划分的影响，已经将一体化的中国学术分割成关联松散的西方学术如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但实际上判断学者学实力的标准，还是读书范围、数量及贯通情，这种强调综合实力的学术判断是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学者的重要标准，这依然是今天的潜规则。这其中本身就蕴涵着科学性。但由于受西学评断标准影响，好象我们过去的学术一点科学性也没有了。而实际上在社会实践当中，照搬西学的社会科学，往往是隔靴挠痒，这样的科学到了中国就成了伪科学。但因为深受自然科学之风的裹挟，评价依然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直到今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及学生大部分都丧失了自信力。
我们几千的文史传统到底有没有科学性？评价人文学者的价值标准该不该用什么西化学科来衡量，尤其该不该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混为一谈，这是对中国文史传统基本常识缺少认识。如果说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史传统还不具备科学性， 不能划分属于自己认同的学科，那民族太悲哀了。我们就真的丧失了自信力了。我们可以要西方的科学精神，不要用他们的人文学科划分，因为人文传统的独特性是我们划分自己人文学科的前提。
依据西学划分，今天有些学者看着好象很专，在本学科领域很有影响力，但很难有大的作为，最主要是受学科所限，我们看下民国时期及当今影响比较大的学者一般都是中西兼通、古今关注，也许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如专业学者，但他们学问根基打得比较宽，是可以盖学术摩天大厦的，过于强调专业的也许能盖很精致的房子，但实际作用难以比通贯式的学者。
也许是传统学术惯性决定的，会通经史子集，今天还要会通西方人文经典，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受自然科学影响只强调“器”的人文学科专业学习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道器合一才是人文学科的归宿。人文学科是寻求人内在发展，自然科学是寻求征服自然的，社会科学是理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中国经史子集主体学术是经史，既强调人内在又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总体上是人文社科的混合体。今天，西方学术潮流的高标准就是打通各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而在人文领域这是我们的长项，我们学他们的自然科学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又未尝不追求在人文领域达到我们象中医一样的整体判断。今天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汉语热正说明我们的文化开始纠正世界价值规则判断。西方用自然科学征服了世界，我们将以人文科学润泽全球。
二、历史学科中回归对大师经典的阅读
在一个谁都可以出书，谁都能够出书的时代，强调回归经典阅读尤其必要。牛顿这样的伟人，都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成绩。看着没有灵性没有智慧的文章的泛滥，我们不能不擦亮我们的眼睛，看清哪些是有价值有水准的文章。一些人文章论著写了一箩筐，可能还不如人家百十字的文章价值。浮躁的学风已经让许多人跟着浮躁。而大量的垃圾文章，又不断地侵占每个阅读者的阅读空间。拒绝浮躁，回归经典，是匡正学风的关键。让四五流的教材不要占据学生的课堂，让经典的神圣回归课堂，这样我们的学生每天与巨人为伍才能践行历史学科的科学性。
晚清民国人文学术领域群星会灿,他们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为今天历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依据近年国内百花文艺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国一批国学大师相关评传资料，把大师们的志趣分了下类，可以依据个人爱好定夺自己回归的方向。
按照大师的治学内容取向可分为:：其一，以个体修撰新中国通史及学术史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吕思勉、顾颉刚、张荫麟等。另外还有葛陛纶、孙嘉会、张震南、王桐龄、邓之诚、缪凤林、刘师培、朱翌、金兆丰、周谷城、李方晨、陈恭禄等学者的著作影响也很大 。 其二，中体已破，魂已不守，借魂寻“经”成为历史必然。引进西方哲学是寻求新经学的具体表现，胡适倡导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陈独秀、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两个重要代表，新经学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经世致用的传统精神再次得到贯彻。其三，中西兼顾之新学，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方向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 表，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解读中国历史；一个方向以冯友兰、熊十力、柳诒徵为代表，侧重中西“经”的兼融阐释，力图返本开新； 一个方向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为代表立足中国史学文本，借鉴西学，侧重从历史文本具象中发现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以此来整合中西文化，确立华夏民族文化 新正统。
按照国学大师学术思想指向，新思潮及代表人物有：其一，自由主义，主要以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为代表；其二，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其三，历史主义，主要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
按照国学大师所代表的生存行为态度，还可将新人文学术代表人物分野为如下类型：其一，激进舆论型。由保守走向激进，又由激进走向保守型，主要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为代表。长久保持激进型，主要以鲁迅、顾颉刚、钱玄同、郭沫若、梁漱溟为代表。其二，平和型。可细分三种：修身悟道平和型，主要以马一孚、欧阳竞无、李叔同、熊十力为代表。持守传统平和型，主要以钱穆、吕思勉、陈垣、柳诒徵为代表。中西兼通平和型：主要以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钱钟书、林雨堂为代表。其三，稳健组织综合型。主要以蔡元培、胡适、傅斯年、吴宓、张元济为代表。
他们的论著多为经典，他们关注的也多为经典。经典蕴涵着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经典是立身之本、立国之基、国际贡献之源。没有经典的推崇，就必然倒向庸俗的泛滥。只有经典常谈，个体、民族、国家彬彬之风才会回来。判断学习历史收获与否最主要的来自于培根说的：历史使人明智。不要被教条的记忆遮蔽对经典的渴望。
三、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回归
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讲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首先要相信有普遍历史观念存在，承认 历史是人类合目的、合规律的统一。先哲理解历史的观念是我们前进的基石，如：孔子以中庸思想理解历史实践；马克思以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事物；康德承认人类有一种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以此来洞察社会的演进轨迹等等，这些是研究人文领域问题的普遍规律。而在人文领域的不同子领域中，又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表现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注疏法，这种方法主要以经学材料为中 心，以经典的原文为根本，根据历代学者研究脉络走向为前进依托，代表作《十三经注疏》 ；其二，长编考异法，这种方法主要以史学材料为中心，按照时间先后对史料分类排序，在排比中判定材料真伪，代表作《资治通鉴》。这两种方法发展到清代至鼎 盛，相通为考据一途。因此今天说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主要指考据法。西方的传统学术研究，主要是演绎法与归纳法。表现在西方哲学领域，后代哲学家在前代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基础上更新形成自己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如马克思哲学就扬弃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扬弃胡塞尔哲学，他们注重创新，而我们的经学家注重护根。在史学领域，他们的政治史学逐渐走向政治哲学 ，而我们的史学从《史记》 逐渐形成的传记体为主的材料史学发展到近现代仍然很有势力，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就是倡导材料史学的代表。西方传统学术研究的两种方法发展到今天，其抽象思辨水平越来越高。
近现代，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受西方冲击后已发生变化，一方面继承本民族优秀考据 传统，另一方面借鉴西方学术的抽象思辨，力图将二者扭结混融为一。王国维与陈寅恪两位现代史学奠基人在这方面为我们已经开辟了道路，他们相通于在史料中寻求规律，在规律中把握历史脉搏。陈寅恪指出王国维的治学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参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 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这种方法不但囊括考据学的精髓，也嫁接了西方哲学观念的治学方法，王国维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就是明证。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不仅包括了上述方法，而且创新了 种族文化分析法，其内容包含了今天一些学者应用的文化要素分析法。在陈先生的论著里，文化要素有中外之分、地域之分、民族之分、制度之分、信仰之分、语言 之分、种族之分、集团之分、文体文本之分等等，每种文化要素的因子及其再生因子包罗甚众。他是力图全面考察重大文化现象的文化因子分合，探究其间的递变规律。
目前国内影响比较大的人文学者也都比较注重中西近代两种学术方法融合，比如阎步克、朱学勤、罗志田、葛兆光、尤西林等 。当然有些学者有急功近利倾向，他们为了迅速在学界崛起，更多侧重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材料，学风有些浮躁，这是我们应当摒弃的。
四、历史学科中政治文化研究的回归
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是政治性的动物 。政治文化是最能展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领域。政治文化传承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国家民族前进的思想资源储备库、加油站。政治文化中蕴涵的政治智慧与技艺是个人、民族、国家生存不可或缺的。正如阿维罗伊所说：“人在此世的生活不能没有政治技艺，而在彼世的生活方才少不了沉思 的德性。 ”因为人类灵魂的野蛮，这对人法与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深处，它对文明的人世构成了永恒的挑战。在人法与神法编织的罗网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这就是政治家的技艺与使命。而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工作者的作用就在于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梳和研究中延续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能够抵制乃至颠覆自己文 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 。翻阅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政治文化典籍，我们可以感受到史家们为一国文明理出秩序的良苦用心及为万民立法的执着精神。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史学传统出发，致力于从种族文 化角度探究中国的政治文化。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后续的相关论文是现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在他构建的唐代政治文化 研究体系里包含许多政治文化要素，除了他界定的阶级概念以文化为标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标准外，他的政治文化研究实践基本涵盖了中西方传统政治及政治 文化概念。他承继了二十四史以政治史为主体的传统，并吸收了西方政治文化内涵，扬弃了中国帝王将相史的研究框架，也扬弃了司马光《资治通鉴》 帝王教科书的价值取向。他以政治文化要素为枢纽，以大文化背景为依托，侧重勾勒了中国中古的政治文化发展轨迹，旨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增 强华夏民族的自信心，也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提供借鉴的思路，这也是他未能完成的《中国历史教训》一书的心声。
今天，时代的新显学以科学技术文化为其主要表现形态，人文科学被放逐到社会的边 缘。八十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也迅速增加，精细化的人文学术表面上似乎强化了人文科学研究，但现实却显现出人文科学作用日益弱化的态势。这也许和五十年来脱离“经史”传统学术精神的夸饰文学和跟风史学有一定关系，不是“经世致用”、“文以载道”之学的必然命运。而中国文化 传统中习惯于经史相济的族群习性，也就是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之基已经内化到族群遗传基因里，族群的德性欲望又促使被放逐的“经史”的复兴，在今天语境下就是人文科学的兴起。而人文科学中包含的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又以贯穿其间的政治因素为联系纽带。今天，哲学领域有政治哲学的复兴，历史领域有政治制度及相关文化的复兴，文学艺术领域政治人物题材的影视剧本成为艺术界及大众关注的热点。世界史研究学者刘军在《20世纪西方政治史学的沉浮》一文中介绍了西方政治史学的复兴，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也有着广阔的背景。
近二十多年来史学研究有三大热潮：其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时，经济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潮；其二，伴随国家经济的发展，各项文化事业推进，社会风俗文化及信仰研究又成为第二轮热潮；其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和社会各项文化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归根结底是政治改革。把握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元素的递变规律，是政治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提之一。政治文化研究在历史学科中正回归到学科的中心地位。
综合上述，历史学科本民族科学性的回归是历史学科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对大师经典的阅读的回归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核心要素；对历史学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回归是保证学科科学性发展的关键；政治文化研究在历史学科中的中心地位的回归是保障民族历史学科生命长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