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唐代墓志与政治史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结合相关史书，取得政治史研究的许多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史事发微、官制及蕃将研究、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方面。
史事发微典范及三位代表人物：
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先生，在唐代墓志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他利用单盒墓志结合史书，对唐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及相关史事做了如下研究：《唐俭与李渊建唐——读〈唐俭墓志〉》（台湾《历史月刊》1999.6），《《张士贵墓志铭》所反应的问题》（《人文杂志》1998.4），《〈李勣墓志铭〉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6），《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4，陕西人美1996年），《〈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3.3），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2），《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2001.3），《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陕馆8,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3月），《刘睿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读刘睿墓志》，《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2），《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读有关碑石文》一文不但利用的张士贵、安元寿、屈突通、郑仁泰、程知节墓志，还利用了房玄龄、李孟常、吴广、程知节等人的碑文；牛先生利用墓志资料解决的历史问题，是墓志个案研究的典范，在中古史学占有重要一席。他写的上述文章都收录在《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里。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文章：《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唐》3），《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唐》5），《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西安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解读》（《考古》2003.9）；.《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弘福墓志》（《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考证了志主从西域到中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家族成员的世系，有助于对公元七世纪唐朝与西域关系以及中亚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洛阳文物工作队李献奇研究员对墓志个案研究成果有：《唐郑夫人墓志考释——兼释〈卢邵墓志〉》（《中原文物》1995.4），《唐卢承福、卢嵩及卢元衡墓志考略》（《中原文物》1998.3），《武周尔朱·及夫人韦氏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98.4），〈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考述〉（〈中原文物〉2000.6），《唐崔谔之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1.2），《武周屈突诠墓志考释》（《中原文物》2002.3）
官制研究：先后出版论著有郁贤浩著的《唐代刺史考全编》、1997年出版陈国灿、刘健明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赵超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集校》，2004年李显辉的完成硕士论文《唐代藩镇使府节度行军司马考论》，2003年《中国史研究》3期发表《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一文，还有《李方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关于马麟墓志作者官职问题》（《文博》1998.5）；彭炳金《唐代墓志中所见的清白科》（《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2）讨论了科举中的清白科、荐举中的清白科及清白科与吏治等问题。
蕃将研究：发表论文有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6.）,李之龙《跋唐扶余隆墓志文》（《华夏考古》1999.2），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李之龙《唐百济黑齿常之墓志文解释》（《东南文化》1996.4），束有春、焦正安《唐百济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解读》（《东南文化》1996.4），陈忠凯《唐三蕃将墓志铭文之研究》（《碑林集刊》5），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史林》2004.5）；王富春的《唐党项族首领脱靶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3）；王晓谋的《唐契必尚墓志考释》，马弛《《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补阙及考辨》（《百济研究论丛》（韩国）1997）、《难元庆墓志简释》（《唐代长安的新罗史迹》韩国，2000），岳绍辉《《李思摩墓志》考析》（《碑》3），马咏钟《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碑》3）；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4）；王哓丽《唐《李谨行墓志》简考》（《碑》8）
民族关系：周伟洲先生墓志考证有：《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考补》（《丝路访古文集》，甘肃人民，1982）、《唐末卢峻墓志》（《考古与文物》19831）、《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夫人慕容氏墓志释证》（《西北民族论丛》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6）；陈忠凯的《三方吐浴浑墓志的考释》、《读三方唐突厥人墓志》（碑林集刊），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华夏考古》2003.4），陈守忠的《榆中鞫氏与高昌国从一块新土墓志说起》（《社科纵横》19946），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2002年《国学研究》10卷）对其进行了重新释读并做了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唐代不干涉胡人信仰的有力旁证，为了解唐代并蓄兼收、器度恢宏的性格、探索历史“他者学”中的一种“他性”的强韧命运提供了有趣的案例。
中外交流：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晁华山的《唐代天文学家瞿昙馔墓志的发现》（《文物》1978.10），荣新江的《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大，1998年），二文分别对瞿昙馔和李素墓志进行研究，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史。阿罗憾墓志也倍受学界瞩目：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2002年11月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研讨会、古代中外关系研讨会上，马小鹤提交论文〈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结合新校释的钵罗婆文《赞德瓦赫兰.亚斯恩》，对这方发现近一世纪的墓志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阿罗憾被波斯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视为千年之末的救世英雄瓦赫兰，具有很大号召力，帮助唐朝在吐火罗和波斯疾陵城建立了羁縻府州体系，与唐朝使者王名远一起在吐火罗西界立碑，对唐朝与西域建立稳定关系有深远影响。
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考察了几支流寓中原的高句丽百济家族世系、唐朝强行迁徙高句丽百济国人的情况、高句丽百济将士与唐代军事及高氏族望的变化与其汉化等问题。拜根兴《论与韩国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碑》10），对相关中朝关系的墓志做了综合考察；还有陈长安〈唐代洛阳的百济人〉（洛集）。
七、唐代墓志个案研究举要余录：
下面所列主要是《唐研究》、《洛阳出土墓志文集》、《像砖石刻墓志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碑林集刊》和相关刊物中的墓志个案研究成果。
《唐研究》相关墓志个案研究：刘应道、普光法师、张守、康令恽、李泳妻太原郡君王氏、杜子迁、虞弘墓；《洛阳出土墓志文集》（赵振华主编，朝华出版社，2002）张守圭、卢正道、孙简、彭绍、卢正容、吕渭；《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1994，9，李献奇、黄明兰主编）有孙处约、李多祚、张旭书《严仁》、张庭圭、元德秀、马炫、令狐梅、郑高及有关贾谊世系及洛阳饥疫的几方墓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0辑：节愍太子杨氏、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郭英奇墓志、方元瑾、马元场、李宝隆、吴仕平夫妻、李承乾；《碑林集刊》有：李爽、韦几、唐尼真如、杨执一、马浩、秦朝俭、李制、冯君衡妻麦、高元圭、阎庄、刘僧、韦挺及夫人柏氏、杨玄略、张涣、孟教敏陆氏、周孟瑶、张去奢、张去逸、章怀太子李贤、宿卫宫、李玄济、田僧、李志玄、萧寡尤、卢婉夫妇、董文萼、权德舆、新城公主、郭英奇、韦济、陈西列、杨志廉、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梁守谦、王求古、晏曜、窦熏、梁元翰、袁神、李知本、郑玄、环平、韦蘅、高耀、孙处约、周思忠、功德山居长、安元寿及夫人翟氏、杨执一、邓温、柏元封、兰夫人、何少直。《文博》：法灯禅师（2002.6）、牛浦》（2002.5）、周晓（2004.4）、张叔尊2000.4）、郭英奇（1998.3）、李元亮（1998.2）、马麟（1997.6）、和运、邓温（1997.4）、臧怀亮（1996.1）、韦几（1994.4）；《考古与文物》：窦展（1999.5）、韦音（1996.3）、李良（1996.1）、李爽（1995.5）、杨会（1995.4）、元师奖（1995.1）；学报刊录：智宗（江汉大学学报2003.3）、越王（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2.1）、细人渤海郡高氏（洛阳大学学报2002.1）、郑居中（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2.4）、李密（郑州大学学报1986）、陆亘（郑州大学学报2003.5）、孙备（武汉大学学报1995.3）、郑洵（咸宁师专学报1999.4）；其他还刊物录有：杨敏、大周秦君、崔泰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崔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房彦诩（中国历史文物 2003.3）张士贵（中国历史文物 2003.3）翰林学士李君（文学遗产2004.2）米文（文物2004.2）陆羽（农业考古2004.2）开承简（四川文物2003.1）李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5）张希会（中原文物2002.4）刘献（文物春秋2002.4）权崇（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陈庭（南方文物2001.4）安元寿（史学月刊1999.3）张守·（中原文物1997.2）薛儆（文物世界1997.3）武后时期墓志（文物春秋1997.3）薛元超（人文杂志1995.4）左才（北方文物1992.2）等。还有许多墓志丛识成果，主要进行志史互证、墓志纠谬，这里就不罗列了。
唐代墓志研究现状启示与展望
一、大陆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当代启示：
第一，
部分文物单位发掘有余，整理公布不足；
第二，
墓志图书出版力度有余，电子文库检索建设及文字校对纠谬不足；
第三，
墓志目录建设不如日本、士族家族史研究不如台湾；
第四，
历史地理方面，两京关注有余，对幽州、并州等其他重镇关注不足；
第五，
民间社会研究方面，妇女关注有余，男性关注不足；
第六，
官制方面，对宰相、九卿、刺史关注有余，对其他职官关注不足；
第七，
单墓志、单角度个案点线研究有余，墓志群体动态面体研究不足；
第八，
知古有余，鉴今不足；资料有余，方法不足。
唐代墓志未来研究的趋势的展望：
个案研究仍将继续升温，史事发微还将是重点，同时伴随墓志资料电子数据库建设的推进，还将分化出类似于《唐刺史考》的县令、长史、监察御史等职事官、上柱国等勋官、金紫光禄大夫等散官、使职官等系列考成果，也将进一步推动历史地理、家族、综合职官的深入研究，墓志反映的团体现象、各阶层的社会风气的流变也将是重要课题。方法上除了电子信息化外，还将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如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伴随未来系列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墓志学学科的建立也将成为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