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利用概况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今天历史研究的新材料是什么呢？荣新江先生认为：“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石刻资料研究原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自宋代兴起后，经过绵延不绝的发展，到清代成鼎盛局面，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家和研究成果。其中石刻研究的核心代表人物及作品有王昶的《金石粹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叶昌炽的《语石》。到民国时期，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一批收藏家为碑石的汇集整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振玉、缪荃荪、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佑任、张钫、徐森玉、李根源等。当时一批一流的学者对石刻史料也非常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岑仲勉、马衡等。
近50年唐代墓志的整理出版情况
1949年以后，在前人对碑志整理基础上，经过国家文物局与各地考古所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碑石尤其是墓志的收集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文物研究所、洛阳文物局、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河南新安千唐志斋、西安碑林等文物管理收藏研究单位，分别与出版社合作，陆续出版了唐代墓志整理成果。
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的《千唐志斋藏志》上下册；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9－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由徐自强牵头金石组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1991－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且附有人名索引； 1994－2000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7辑，目前该社正在编辑8、9册；1994年、2000年、2002年文物出版社分期出版了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贰、陕西壹贰、重庆壹），图版与录文并举；1996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的《洛阳新获墓志》。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余扶危著的《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收录见于1998年以前著录的洛阳出土的有卒葬地的墓志，为历史和人物研究提供方便，尤其对研究古代洛阳都城里坊制度、行政区划、地理山川形势、帝王陵墓的位置及贵族墓葬分布等方面有重要意义。2004年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推出了石刻文献电子版，大大便利了资料检索。
目前大陆区域性碑石墓志整理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其中收录墓志也很多。以陕西为例，近年已经出版了：《咸阳碑石》（张鸿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安康碑石》（张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高陵碑石》（董国柱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昭陵碑石》（张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华山碑石》（张江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楼观台道教碑石》（王忠信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汉中碑石》（陈显远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重阳宫道教碑石》（刘兆鹤、王西平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潼关碑石》（刘兰芳、 张江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李改、张光溥，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澄城碑石》（主编王西平，编著张近忠，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咸阳碑刻》（王友怀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李慧、曹发展注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榆林碑石》（主编康兰英、副主编张仲权、宋英，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台湾、香港、日本对墓志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石刻史料新编》计75册，可以查阅历代石刻考证题跋成果；1984－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陆续出版了图文对照本毛汉光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册，附有前人考证和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
1997年，日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书法大观》第10卷《墓志拓片》；2000年，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
伴随墓志资料整理工作的推进，墓志目录建设也在不断深化，商务印书馆1990年增订再版了1940年杨殿珣编的《石刻题跋索引》，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自强主编的《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1990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李慧主编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荣丽华编集的《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馆藏历代墓誌草目》；洛阳市文物管理局,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1997年出版了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2003年再次修订，目前此书收集唐代墓志目录最全。
近20年推动大陆唐代墓志研究利用的重要人物及刊物
上述墓志资料的整理成果，大大推动了唐代墓志的相关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黄永年先生适应时代学术的发展，提出了碑刻学的概念，力图使碑石研究独立于金石学的范围，并率先给他的研究生开设了《碑刻学》课程，还指导学生王七一利用千唐志斋墓志撰写《唐志证史》硕士论文，取得了群志证史优异成果；八十年代，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同步为唐代文史研究推出大型工具书性质的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先生巨著《唐刺史考》, 该书据出土的碑版墓志纠正了大量正史、方志记载谬误；1988年师从史念海教授的辛德勇先生，也运用了大量墓志新资料，完成博士毕业论文题目《隋唐两京从考》，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在学界引起轰动；南京大学的程章灿自1991——1992年的《古典文献研究》发表《石刻考工录补遗（上）》一文后，几乎每年都有墓志研究成果问世；自1993年起，西安碑林博物馆先后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碑林集刊》（下简称碑），目前已出8辑，大大推进了墓志研究；1993年至2003年，周天游主编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下简称陕馆），已经出版10辑，其中多期有墓志考释文章；1994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献奇、黄明兰主编的《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同年，北大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研究》（下简称唐）第一期就开始注重墓志新资料新成果，以后每期都有相关唐代墓志的研究文章，成为唐史学界的新亮点。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韩理洲利用墓志资料著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1996年，他在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起学界关注。史学家牛致功先生从199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13篇利用墓志进行史事发微的重要文章， 2002年三秦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了《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1997年文物出版社年出版了赵超著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2003年又出版他著的《古代石刻》，其中有专章介绍出土墓志情况；199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国灿、刘健明主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也利用了许多墓志材料； 1997年、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先后指导两届硕士研究生专门研究对唐代墓志进行整体研究，见证了比单盒、单一角度研究利用更为深远的意义，苏世梅的《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毛阳光的《唐墓志与唐代风俗文化研究》两篇硕士论文就是很好的例子。同年起，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自1998年，杜文玉教授陆续发表了多篇利用墓志对唐代宦官家族研究的文章，他指导的2001级和2002级研究生的论文也大量运用墓志材料如张燕波《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徐凤霞《唐代长孙家族研究》、张卫东的《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1999年在中国唐史学会与千唐志斋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纪念千唐志斋建斋八十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上，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赵跟喜先生提出了“唐志学”概念。2002年3月，朝华出版社出版了洛阳赵振华主编的《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下简称洛集），进一步推动了洛阳唐墓志研究；2002年4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维明的《中古墓志词汇研究》，利用墓志将中古词汇研究推到新高度；
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赖非的区域墓志研究成果《齐鲁碑刻墓志研究》一书，推动了区域墓志研究。对唐代墓志研究利用推动主要人物，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马弛、焦杰、周晓薇、拜根兴，上海傅璇琮、陈尚君，南开大学张国刚，中国社科院吴丽娱、吴玉贵，南京师范大学胡可先，湘潭师院陶敏，咸阳张沛，西北大学李健超、李浩，河北孙继民、碑林博物馆贺忠辉等。
由于大批一流学者的关注，相关图书的出版，唐代墓志研究日渐升温。许多学术刊物也掀起了发表墓志研究成果的浪潮，其中主要刊物有《考古与文物》、《《文博》、考古》、《中原文物》、《文物春秋》、《史学月刊》、《文物》、《江汉考古》、《东南文化》、《北方文物》、《考古学集刊》、《考古学报》、《南京博物院集刊》、《四川文物》、《华夏考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一些大学学报等。
唐代墓志研究利用专题概述
一、唐代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研究历史地理，主要涉及问题有西安洛阳城坊、乡里、宅地相关考证和唐代折冲府相关问题，其他还涉及扬州、河北邯郸、卢龙镇、北人南迁等问题。
两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辛德永的《隋唐两京城丛考》、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1963年，《考古学报》二期发表了武柏纶《唐代长安县乡里考》；1988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发表了陈久恒的《唐东都洛阳城坊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杨希文、陈忠凯：《唐代墓志中所载的长安坊里》（《文博》1988.5）；1990年《考古》发表了赵超的《洛阳城坊考补》、1994年《中国史研究》第3期又发表他了《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考补正；从1996年至2002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先后发表了耿占军、史红帅、张萍等人的系列城坊及相关问题的考补成果；2002年，《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发表了李健超《洛阳西安出土隋唐墓志与隋唐两京城坊（里）的研究》，赵振华、何汉儒的《唐代洛阳乡里方位初探》，张剑的《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划之关系》三篇文章；赵振华《洛阳邙山唐代古村传承考》（《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3）。
唐代折冲府考逸：在劳经原父子、罗振玉、谷霁光、贺次君、罗香林等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先后有：李子春的《三年来西安西郊出土碑志有关校补文史资料》（《文物》1957.9），贺梓城的《关于唐史中一些问题的纠正和补充——唐墓志铭札记之三》（《文博》1984.3），李裕民的《唐代太原的折冲府》和《唐代河东道折冲府折冲府考》（上、下）（前文见《城市研究》1990.2、后文见《山西地图》1990.1、2），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36，中华书局，1992），张沛于1995年在《文博》上发表了《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他又于2002年发表了《唐京兆府折冲府综考》；贺忠辉在《唐志补史》（《碑林集刊》3，1995）一文也列有《唐折冲府增补》；王七一、周晓薇夫妇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了《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及1996年续、1997年再续、2001年三续；杜文玉于1999年发表了《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 2000年刘思怡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三秦出版社《全唐文补遗》前七辑墓志资料，撰写了《唐折冲府考略》一文；2002年《20世纪唐研究.兵制卷》孙继民先生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还谈及了张广达、陈国灿两位先生利用吐鲁番文书的相关研究。
其他相关历史地理论文有：2000年3月，扬州大学学报发表了陈彝秋的《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共考证出里坊乡镇46处；1996年《文物春秋》第一期发表了孙继民、郝良真的《从新出墓志看唐代邯郸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主要探讨了邯郸西部的山水名称方位、洪波台的方位、罗城及两个村名等问题；冯金忠的《从王公苏墓志看唐代的卢龙镇》一文认为，卢龙镇是幽州的一个组成单元；2001年江汉考古4期发表了刘礼堂的从〈唐代墓志汇编〉窥探唐代安史之乱后北人的南迁；还有呼林贵的《唐智藏禅师舍利踏铭的发现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索》（《碑》2）；王原茵的《隋唐墓志的出土与葬地》（《碑》6）。
二、唐代墓志与家族史研究
家族史的研究，是当今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在陈寅恪先生等人研究基础上，一批学者利用墓志对家族史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研究代表有日本矢野主税、台湾毛汉光、西安杜文玉、北京吴玉贵，矢野主税、毛汉光侧重唐代士家大族的研究，杜文玉侧重宦官家族研究、吴玉贵是研究少数民族家族的代表。对唐代家族个案的研究，基本都运用墓志资料，对此方面价值也先后有杜文玉、张大伟的讨论文章。另外对普通姓氏家族的研究，伴随个几家出版社出的百家姓丛书的推动，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潮流。
矢野主税《隋唐之季的上层乡邑社会》（《第一经大论集》7，1968；8，1969），在他以前所作两晋南北朝张氏、郑氏、裴氏、韦氏等个案研究基础上，利用洛阳出土墓志资料，进一步探讨了隋唐洛阳地区上层社会的诸姓家族迁居与婚姻问题，指出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家族迁居频繁起来，寄生官僚依靠新的婚姻关系，组成了新的乡邑社会。
毛汉光的琅邪王氏研究，采取抽样调查的办法，从正史及墓志资料找到汉末到唐末700年间琅邪王氏后裔共676人，作世系整理归类，以此为本，作各代后裔主要活动之时间幅度对照表和各代官品统计表，在此二表基础上，对王氏历代家庭成员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社会的动态、与军事的关系、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家庭盛衰等问题进行量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成为家族个案研究的典范；另外他还对京兆韦、河南郑、弘农杨、博陵崔、清河崔、赵郡李、陇西李、太原王、范阳卢、渤海高、河东裴、彭城刘、河东柳、京兆杜、兰陵萧、河东薛等16家14氏用同样办法进行了系列研究。把唐代家族史研究推到新的高度。
杜文玉先后发表了系列宦官家族研究成果：《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3）、《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这一系列的文章大大推动了大陆家族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史资料缺乏的宦官家族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3）；杨富学、杜斗城的《洛阳出土的几通唐代安定胡氏墓志》（台湾《中国中古史研究》2期）。
其他家族研究成果还有：2003年《华夏考古》3期发表李献奇的《唐中眷裴氏墓志丛释》；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吸收前人成果，也扬弃了《从郑虔撰文墓志探郑氏家族起源》（《史学月刊》1994.6）、刘新建的《从唐代墓志谈郑氏家族》（《中原文物》1994.2）两文内容，取得家族个案研究的优异成果；还有徐凤霞的《唐代长孙家族研究》，河北师大李国强的硕士毕业论文《唐代范阳卢氏研究》（2000年）、王化困《北魏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洛阳公学院学报》2002.9）；陶敏《盖蕃一家墓志综考》（《武汉大学资料集》）；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岱宗学刊》1997.3）；岳绍辉《西安碑林藏五方唐代骞氏墓志综考》《（碑8）；2003年，张大伟的《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4）。
三、唐代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是全球学界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对唐代妇女史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历史学科的时代性。而作为蕴涵丰富唐代妇女资料的墓志，一时为唐史学界所瞩目。近几年，利用墓志资料研究妇女史，突出表现在佛教信仰 、婚姻性别及贞节观、特殊女性群体及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佛教信仰方面：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2000年苏士梅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2003年5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她论文修订的一部分《从墓志看佛教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佛学研究》及《洛集》）；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也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分析了女性志主佛道信仰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其中焦杰发表最早，苏世梅的硕士论文几乎与焦杰同时完成。上面几篇文章内容基本大同小异，可见学术创新的共时性，无论先发后发，只要没有抄袭，都是对自身学业良好训练和对社会发展的美好祝愿。还有关于女尼的个案研究如樊波《唐尼真如塔铭考略》（《碑》2）、《唐法琬禅师墓志墓碑及相关问题》（《碑》3）二文。
婚姻贞节方面：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台湾《国科会.人文社会》1991.7）一文，将唐代中上层妇女的一生分成数期，分析证明唐代妇女与父家的关系不如与夫家密切，而且妇女在进入夫家后，地位更是日形重要。还有谈蓄妾的《从出土墓志浅谈唐代问题》（《碑》6）、谈性别的有卢建荣的《从在室女墓志看唐宋性别意识的演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5，1997）；
2000年《文博》第4期发表了毛阳光墓志相关研究成果《唐代妇女贞节观》，夏绍先的《从墓志看唐代妇女贞节观》（《楚雄师专学报》2001.4），二文认为唐代社会虽不以再嫁为耻，但唐代妇女的再嫁并不普遍，贞节观仍然是保守的，这可从大量的墓志中得到证实，上层宗室贵族深受胡族的影响，形成了与下层妇女截然相反的贞节观念，但这并不是社会的主流。唐代社会妇女保守的贞节观，成为后世妇女贞节观念的滥觞。
宫女、公主研究：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之作用》考察了神龙年间19方宫人墓志，认为其中透露出宫人对神龙元年的政变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也表示出宫人对于内外朝有相当程度的沟通有联系，从而对政变进行发生影响。可知神龙朝宫人有着颇高的能力与权势，能对朝政有些影响。涉及宫女研究的还有：《晚唐宫女“·娘”墓志》（《考古与文物》2003.2）；程章灿《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看唐代宫女的命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1）；2003年《中国历史文物》3期，发表宁志新的《从千唐志斋看唐代宫女的命运》；
涉及公主研究的有：王祺韦、周晓薇《唐代公主墓志辑略》（《碑》3）；张云唐《新城公主墓志考》（《碑》6）；崔庚浩、王京阳《唐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墓志合考》（《碑》6）；李文英《唐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墓志考》（《陕馆》8）；岳连建《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马封言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4）
妇女个案研究：马先登《唐独孤夫人墓志考释》，邢富华等《唐府君夫人秀容县君阎氏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4），崔庚浩《唐李宁妻郑氏墓志简释》，杨明珠《唐裴氏小娘子墓志铭相关问题钉补》，《亡妻王氏墓志铭》（《文史杂志》2000.6）。
四、唐代墓志与风俗文化研究
集中利用墓志对风俗文化研究，可与唐代妇女研究结成姊妹篇，尤其在婚丧习俗、行第研究、年寿研究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婚丧习俗：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5）以唐墓志为根据对婚龄、选妻标准、婚姻方式、离婚与改嫁、冥婚进行论述，认为唐代有早婚习俗，但20岁以上出嫁者也不少见；唐代择妇多重视门第望族，或重于仪貌、柔顺，或重于才学，或重于持家勤俭，或重于舞姿歌喉，其中性格柔顺、门第才学最为人所重。婚姻程序都由媒妁通言，而后互报婚书或私约，行纳彩纳币等六礼；离婚改嫁与冥婚习俗在墓志中也有反映.还有宋英的《从唐代墓志看唐代婚姻习俗》（《碑》7），姚平的《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原因》（《学术月刊》2003.7），陈盅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4））。
行第研究：吴丽娱《从唐代碑誌看唐人行第问题》（《唐》2）探讨了唐人的流行状况、排行依据与普及原因等问题，认为则天朝、宣宗朝之后，唐人行第之称的习俗逐渐从官场普及于全社会，其排行是男女分排各论，排行时即有按同父所生的小排行，又有依据祖、曾祖乃至高祖甚或房族进行大排行。行第称谓的流行与避讳的习俗及社会礼法相适应，同时也与它可以示亲近、拉交情、显宗族的特点有关，故随着唐末世家大族的进一步衰落及门阀观念的淡薄，五代、宋之季行第之称已不如唐时普遍；还有陶敏先后发表的《唐人行第录》正补、《唐人行第录》续正补成果。
年寿研究：李燕捷《唐人口性别寿命研究》利用了两唐书、《全唐文》、《金石粹编》里的墓志等资料进行抽样调查，认为男性的人口平均寿命高于女性，大约高两岁，女性的短寿与长寿者均多余男性，产妇死亡率高是女性平均寿命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2004年《中国史研究》2期发表了张国刚、蒋爱华的《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从墓志资料中整理出有效可靠的样本 ，对唐代妇女及男子的婚龄进行探讨 ；指出女子结婚期集中在 13岁至22岁 ,男子的结婚高峰期为 17岁至 30岁 ;“笄年”并非具体的年龄所指 ,而是表示女子成年待嫁的状态 ,笄年与实际的过门出嫁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还对唐代男女的晚婚原因分别作了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张燕波硕士毕业论文《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2003），对科举士人寿命进行了深入研究；毛阳光2000年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风俗文化研究》， 2001年文博一期发表了论文一部分的《唐墓志与唐代“版授高年”》认为唐的版授有大量高年妇女得到版授、版授地域广阔、时间持续长的特点。
五、唐代墓志与文学艺术研究
利用墓志进行相关的文学研究，在文学工具、文学大家、墓志文学本身及词语研究几个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唐代部分墓志在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席位，相关墓志上所刻图案也为艺术史添加了重重一笔，刻工做为石刻艺术的实践者，也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研究成果如下：
文学工具：出版了郁贤皓先生巨著《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及陶敏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唐》第3期发表了许建平《中古碑志与大型辞书编纂》，《唐》7还发表了张固也在自己《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考补正》一文基础上写的《唐代佚著考证释例》一文，程章灿先生发表了《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文献》1996.1），郭文镐《千唐志斋年号纪年考》。
文学大家：程章灿《〈石刻杂谈〉有关韩愈的两则墓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2），戴伟华《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华南师大学报》2002.4），杨晓宇的《郏城马家与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8），蒋玉斌的《试论韩愈墓志铭之别调》（《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7）；台湾柯万成《柳子厚墓志铭不书妻妾问题研究》（《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9.7），董延寿的《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与唐代新安赵军郡里籍考》（《首都师大学报》2000.2），周晓薇的《新出柳宗元撰<独孤申叔墓志>勘证》（《中国典籍与文化》）；佐腾浩一《杜甫的‘义姑’京兆杜氏——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铭为中心》（《杜甫研究学刊》2002.4）；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杜甫研究学刊》2001.2）；程章灿《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周相录的《元稹真是个势力小人吗——《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商榷》二文都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李浩的博士后论文《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重点的考察》也涉及墓志个案研究。
墓志文学：程章灿先生先后发表了：《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以唐代墓志铭为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6）、《石刻文献与古代文学研究刍论》（《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周彦文主编，台湾学生书局，2002）、《关于墓志三个文体的三个问题》（《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998年《学术研究》7期发表了《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胡元超《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墓志中的部分典故解析》（碑林集刊）。
词语音韵研究：罗维明1995年在《古汉语研究》4期发表了《唐代墓志词语考释》，1999年《中山大学学报》4期反表了金恩柱的《唐代墓志铭的押韵及其研究方法》，2003年出版罗维明《中古墓志词语研究》。
书法方面：在中国书法系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唐代墓志有：638年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稿》，658王知敬刻《王居士砖塔铭》、《杨道纲墓志》，679《王庆墓志》，682《康摩伽基墓志》、《贾文行墓志》，694《房怀亮墓志》，699《房逸墓志》，700《崔哲墓志》、《褚承恩墓志》，705《安令节墓志》，710《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丘之铭》，714《戴令言墓志》，754《孙志谦墓志》，858《郑恒夫人崔氏墓志》。相关墓志书法研究还有一些文章，如齐元涛《隋唐五代墓志字体考察》（《中国书法》2001.8）、赵振华《唐代李苕墓志与徐珙书法》（《四川文物》2004.3），《唐代崔水旁丐撰文魏哲书丹的郑齐丘墓志》（《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6）、贺忠辉《唐墓志书法的再认识》（《碑》）等。
墓志美术：张鸿修主编的《唐代墓志纹饰选编 》，该书的序言，对墓志图案有很好的评述；张蕴《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唐》8）考察了墓志中十二生肖图案的分期特征及演变规律，指出其兴衰与宗教相关，并说明了其实际用途和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还有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唐》4）及王七一、李志凡《千唐志斋藏志图版说明订补举例》（《碑》）。李星明《唐代李寿墓志的造型与灵龟负书的传说》（《美术研究》2004.1）
墓志刻工：程章灿《石刻考工录补遗（上、下）》（《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1993-1994）、《宋代石刻刻工辑补》（《文献》1994.4）、《两种碑刻集中的刻工资料--《石刻考工录》三补》（《古典文献研究》总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路远《西安碑林藏石所见历代刻工名录》（《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