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丛识：唐统一战争史事五则
曹印双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唐代墓志与正史互相证发，对李神通与攻占关中、屈起通降唐原因、姜谟伐薛举前后史事、杨恭仁与平定李轨、尉迟敬德降唐事五则史事作了考释。
关键词：唐代墓志，李神通，屈起通，姜谟，杨恭仁，尉迟敬德
一、李神通与攻占关中
李神通，是李渊从弟。李渊在晋阳起兵后，李神通在长安积极响应。他与平阳公主互相配合，组织反隋力量，势力不断壮大，神通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开辟了关中反隋根据地。
李渊在兵进长安过程中，遇到劲敌屈突通，进兵艰难。李世民建议直接兵进长安，一方面可以摆脱劲敌；二则可以与李神通里应外合，一举攻下长安。李渊采纳了此建议，取得了长安攻坚战的胜利。在此过程中，李神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宗当政之时，李神通曾以此功自傲，曾引发他对房玄龄、杜如晦位高其上的不满。《李神通墓志》所记，多可与《两唐书》互证。此外，志文记：“义宁元年（618）十一月，拜宗正卿，增邑并五千户，加赐良田甲第金宝器物。寻迁左领都督，总知皇城宿卫”。①这是史书缺省的，李渊兵占长安后，为整顿长安环境，铲除敌对势力，起用李神通这位关中根据地负责人宿卫皇城，他确是合适人选。
二、屈起通降唐原因
《屈突通墓志》及史书所记，都表明屈突通早就是隋炀帝亲信：隋炀帝即位后，曾派他诏征汉王谅，时任备身郎将。大业七年跟随炀帝征辽，以功授左候卫将军。大业十一年（615），炀帝南巡江都，任命屈突通为左骁、右候二卫大将军，并把镇守长安的重任交给他，由此可见炀帝对他的信任与器重。关于他兵败降唐，并得到李渊的信任，其原因颇堪玩味。
首先，从当时形势看，如志文记“豺狼孔炽，江海横流，□起宫闱，祸成弑逆。南征不反，怨切于周王，东游靡归，酷深于秦帝。”②炀帝的暴政，引起天下群雄并起，炀帝又长期远离政治中心——长安，留恋江南美景，为人臣者虽尽忠心，亦自有怨意。宇文化及弑君之后，天下群龙无首。此时，李渊扶持炀帝之子代王为帝，号令隋之旧臣。屈氏兵败后投降，尊隋主之心暂时得以保全。
其次，屈突通之子屈寿先已降李渊军。虽然史书记载，通阵前大骂其子不忠不孝，但内心能否割舍，别当另论。亦可视作其家人已成为人质，他被迫就范。
第三，他对李渊政权认同，深有渊源。《屈突通墓志》记：“（公）高祖恒，中领军，随魏氏迁于洛邑。永熙之际，公大父又徙关中，今为雍州长安人也。大父庆尚，黄门侍郎，周邑川公；父长卿，周开府仪同三司、邛州刺史。”③可见屈氏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而当时群雄中最具有关陇色彩的政权，就是李渊为代表的政权。屈家能从周入隋，自然也可从隋入唐，认同李渊所代表势力。这种心理倾向，是关陇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屈突通对旧主的哀思，化为效忠李唐的赤胆忠心。平王世充之役，最能说明屈突通对新政权的忠心与诚意。
三、姜谟伐薛举前后史事
薛举兵犯秦陇，姜谟奉命安抚陇右。在任职陇右大使期间，充分显示了其抚御之才，《陈察墓志》可证：“属炎灵告厌，薛举称兵，县人杨洛翻城相应。公潜图光复，当即诛夷。遥知灞上之兴，先献河西之款。义宁二年，陇右安抚大使、长道公姜谟奉旨宣劳，表扬诚节，割武都郡之长松、曲水、正西三县置阴平郡，仍以公为太守。武德元年，改郡为文州，既授公使持节文州诸军事文州刺史。”④面对薛举的进攻，李渊派窦轨出兵讨伐，姜谟奉命陪同。唐军攻下河池、汉阳二郡后，军驻长道，与薛举军相遇，窦轨过于轻敌，为举所败。在此前，刘文静、殷开山抗击薛举失败，并受到除名处分。此次，姜谟则奉命还朝，迁任员外散骑常侍，不久，他受命河东招抚大使，这是《姜谟墓志》所记，史书中未见记载。姜氏能西去东调，主要原因是他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深得高祖器重。《姜谟墓志》记：祖真，后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总管、建平郡公。⑤姜谟在隋朝大业末年任晋阳长，又在李唐时期得到高祖的信任。可以说，姜氏家族历经魏、周、隋、唐四朝，皆官居要位，这是关陇集团核心亲顾其成员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此，尽管他兵败，仍然有东调机会。
四、杨恭仁与平定李轨
史书记载，武德二年（619）五月，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不用唐军一兵一卒，捕押李轨，平定河西。但出土的《杨恭仁墓志》却说，“武德二年春三月，仍除黄门侍郎，十月迁纳言，三年改授侍中。……王化伊始，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管内刺史以下，皆得便宜从事，随方补选。李轨窃据凉州，不宾王命。黄河之右，尽为鲸敌。公运筹制胜，克平西夏，李轨枭悬，远戎纳贡。”⑥依志文所记，杨恭仁是平定河西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从他武德初任职河西道巡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看，他对李轨势力及其内部矛盾是有足够了解的。武德二年三月，调任黄门侍郎，在进行工作交接时，必对河西“鲸敌”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给唐高祖。那么安修仁游说河西之举，自是有备而去，所以才有“运筹制胜，克平西夏”之说。由此推测杨恭仁武德二年升迁纳言，与平定李轨的谋划之功不无关系。
五、尉迟敬德降唐事
尉迟敬行是刘武周、宋金刚手下将领，曾与唐军多次交锋，武德三年四月，他与寻相举介休、永安投降。武德三年九月，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又相继叛唐而去。对敬德去留的处置，史书记载李世民与屈突通、殷开山等有过争议。李世民表现是“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表现了李世民胸怀宽广，礼贤下士。事实上，李世民之所以器重尉迟敬德，一是因为他能征惯战，是难得的大将；二是因为尉迟敬德入唐营的介绍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唐俭墓志》所云：“大将军永安王全军尽陷，公奉使适到，遂同其没。乃察诸贼帅，皆是庸流，唯尉迟敬德识量弘远，说令择主，理会其心。”⑦晋阳起兵时，唐俭任李渊相国府兵曹参军，与李世民相交深厚。在进军长安时，军次贾狐堡，他与世民力劝高祖继续进兵，李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攻下绛郡后，李世民被封为谓北道行军总管，唐俭则被封为行军司马，跟随世民左右。他是深得李世民信赖的大臣。正是由于唐俭的援引推荐，尉迟敬德才倍受李世民的看重。寻相等的相继叛唐，也许与李世民对待降将态度的不同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