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墓志里的“士”及处士阶层信仰格局
“士”，《说文解字》上说“推一而知十为士”，这是士的原初涵义。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开篇，认为士起初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最低的一层与庶民衔接，其职掌是各部门的基层事务。到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发生重要变化，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士阶层作为贵族与庶人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到春秋末叶，士作为一个阶层，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它的社会化职能发生变化，士人入仕，如同农夫耕田，入仕成为士阶层人生价值的核心取向。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认为士阶层入仕职能属性，因文武分途出现文士和武士[1] 。秦汉间士的概念又出现了游士、儒士，魏晋时又盛出隐士[2] ，到唐朝时期士的概念进一步丰富，在翻阅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近5140余通墓志时，发现不少有关士的墓志，现将墓志所提到的相关士分类如下：
（一）“士”以政治朝野身份来划分，可分为公士和处士。
公士，指在官之人，公家之士，是对在位官员的一种泛称。士人入仕，如农夫耕田。唐代科举大兴，进士科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中国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武则天大倡科举以后，唐代地方教育大大发展，政府在地方州县组织国家考试，通过考试的士人称为乡贡进士。后因通过地方考试的乡贡进士越来越多，而政府可提供的官职岗位越来越少，乡贡进士一大部分人转化为民间处士。
处士，《汉语大字典》“处”字条“chǔ”音第六个义项释为“士未出仕皆称处”。现代一些词典一般将其释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古代有才德之人一般出来做官,不愿做官的就待在家里,这称为“处”。颜师古对此义曾有较为明确的解释，《汉书·异姓诸侯王表》：“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颜师古注：“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3]”处士当中，不接受朝廷征聘做官的人就叫征士，对征士的尊称叫征君。
许多士人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也称这些士人为隐士。隐士有在朝的士人，也有在野的士人。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一书介绍了三种隐逸方式，即苦行式的山林之隐，“吏非吏，隐非隐”的朝隐，恬淡、自适的田园之隐[4]。也有人称其中一些隐士为逸人。逸人，指遁世隐居的人。犹逸民，《论语·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5]”逸民者，节行超逸。一般在朝隐士不多，隐士多为在野处士。
（二）“士” 从人生信仰可分为儒士、道士、居士。
儒士，指信奉孔孟思想的信徒，他们积极入世，士阶层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府的官员多来源于儒家信仰人群，如太学博士就是儒士概念分化出来，指精通几种儒家经典的政府官员。儒士无论在朝在野，都对时代充满关怀。
道士，广义指有道之士，狭义主要指道教徒。狭义下的道士，有男性也有女性，他（她）们一般生活在寺观里，过集体修行生活，老庄思想是他们信仰的核心思想。
居士，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一部分佛教的信徒以和尚、尼姑身份在寺庙里清修。另一部分虔诚信徒，不生活在寺庙里，而是生活在自己家里，依然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居士就指这部分佛教信徒。
唐代墓志里居士也有非佛教信徒的，《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62条，居士李公的墓志内容更多反映志主的儒家思想：“忠孝光国，礼乐成家。左琴右书，乃达人之荡荡；怀文抱质，实君子之林林。[6]”这里居士符合《汉语大词典》中居士条一的解释：“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礼记·玉藻》：居士紧带。郑玄注：居士，道艺处士也。[7]”我们这里可以看出居士与处士的关联。也可以把居士理解为处士大概念下的另一支脉概念。
（三）从“士”的道德情操人生境界来定义的相关概念，有高士、高道、贞士、秀士、达士等。
高士，指高尚出俗之士。高道，是以高士的精神内涵代指高道之士。贞士，志节坚定，操守方正之士。《韩非子·守道》：“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8]”
秀士，德行才艺出众的人。《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郑玄注：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9]” 达士，见识高超，不同于流俗的人。《吕氏春秋·知分》：“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10]”
唐墓志中的“士”概念丰富，而处士概念最具有代表性，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处士关联的概念有：朝野类别下的乡贡进士、征士、征君、隐士、逸人，信仰类别下的在野儒士、道士、居士，道德情操类别下的高士、高道、贞士、秀士、达士等。墓志中明确标置处士的墓志数量最多，表明处士阶层已经构成唐代社会结构中重要阶层之一。这一阶层思想信仰复杂，有必要深入探讨。
2、唐墓志里的处士信仰分类
唐墓志里的处士信仰分类
为了客观地分析处士阶层信仰情况，现依据《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初唐（限于高宗弘道元年即683年高宗去世以前）墓志内容，将卒于683年以前的114位处士墓志志主按信仰归入不同类别列表。关于处士信仰类别，主要依据墓志信息反映的处士信仰要素来区分：
1、佛教主要以信仰形式（如读经、施舍、造像、抄经等），或信仰的核心教义概念（如轮回、空灭、般若、因果等）来判别。
2、道家主要以老庄哲学信仰或自由生活方式（如崇尚自然，乐道田园，超脱俗务，避离政治）等来判别。
3、儒家主要以修身齐家思想、行为及家世背景，或从政经历判别。
4、兼信分属除前三条要素外，也结合志主读书治学的范围及对其生活影响的教义来判别。
在区分处士信仰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分析处士信仰状况，还将他们的籍贯、祖、父仕进情况也作为列表要素。现列表于下：
表1 主要信奉老庄道家思想的处士家世背景简表
表2 主要信奉儒家思想的处士家世背景简表
我们可以发现在114通墓志中，主要崇尚道家思想的有37人，主要信仰儒家思想的有42人，主要信奉佛教8人，兼信儒道16人，兼信佛道8人，兼信儒佛2人，兼信三教1人。在114人中，信仰儒家成分的合计61位，信仰道家成分的合计62位，信仰佛教成分的合计19位。
在114人中，属于官员子弟的处士有78人，其中信仰道家思想的23人、儒家31人、佛教6人，兼信儒道12人、佛道3人、儒佛2人、儒释道1人。官员子弟中涉及信仰儒家思想成分的46人、道家思想38人、佛教思想12人。
在114人中，祖父、父亲不是官员的有36位处士，其中信奉道家思想的14人、儒家思想11人、佛教思想2人，兼信儒道4人、佛道5人。非官僚子弟处士中，涉及道家信仰成分的19人、儒家15人、佛教7人。
可见，在处士阶层中，道家思想占主流，儒家思想仅次之，佛教信仰占比重小。从处士的家庭背景看，官员子弟信仰成分以儒家为主，而在野家庭背景的处士信仰成分则以道家思想为主。在政治朝野背景下，处士信仰展现了儒道并驾齐驱的格局。处士佛教信仰成分较少，这种思想多在处士中晚年发挥作用。
将处士人群所处时期扩大到整个唐代，目前发现有224通墓志，其中主要崇尚道家思想的有69人，主要信奉佛教的有11人，主要信仰儒家思想的有93人，佛道兼信7人，儒道兼信33人，儒佛2人，三教兼信有3人，先道后佛2人，先儒后道3人，先儒后佛1人。属于官员子弟的147位处士，其中信仰道家思想的有38人，佛教8人，儒家68人，兼信佛道3人、儒道23人、儒佛2人、儒释道3人，涉及儒家思想信仰者96人，道家信仰者67人，佛教信仰者16人。祖父、父亲不是官员的有77位处士，其中信奉道家思想的31人，信佛教的9人，信儒家思想的有25人，兼信儒道12人、佛道6人，涉及道家信仰者49人，儒家37人，佛教15人。结合上列，信仰儒家成分者合计约133位处士，信仰道家成分的合计约为116位处士，信仰佛教成分者合计约有31位处士。从224位处士的空间分布来看，三教思想信仰在不同地区间强弱分布有不同，主要分布区域在：河南、洛阳、南阳，陇西、雍州、京兆长安，太原、潞州，其它地区如河东、范阳、颖川等地也有一些。也就是主要集中在今天以洛阳、长安、太原为中心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三大省区，并且靠近中心城市。而这三地及中心城市是北魏、北齐、北周、隋、唐的重要政治区域，政治越强地区，处士越集中，思想信仰也越复杂。224通墓志分布参见附表。
3、唐代处士阶层信仰格局分析
（一）儒家思想成为处士阶层信仰的一个主流原因
关于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问题，
在考察114通处士墓志时，读书多成为处士的生命要素，而已经凝固化的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即使在道家思想信徒身上，也留下大量的人生印记。儒家思想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遗传下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成为主要的践行依归，处士阶层也被积淀的历史文化浸染。尤其有些处士出身官僚家庭，官员是儒家思想规范的有力践行传播者，也是此政治意识形态的受益者。在114通处士墓志中，政府官员子弟约有78人，占2/3强，表明处士主要来源于旧日官僚家庭。儒家文化思想成为官员子弟的主要信仰，尚儒家庭环境熏陶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有官本位社会普世性的功利价值观和此种信仰价值背后的实际利益驱动是儒家思想传播的原动力。即使官位少求者多，或仕途失意，儒家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也给他们提供了进退自如的人生标尺。同时，儒家思想深入乡村与朝堂，为信儒处士也提供了运作民间政治的舞台。许多处士作为无官职的乡村准官僚，成为影响乡里的重要人物，这也可以部分地实现他们的生命价值。
（二）道家思想成为处士阶层信仰的另一个主流原因
其一，道家无为思想在政府和民间与儒家思想一样有着悠久的传统。
其二，魏晋杂糅儒道的玄风到唐代还有很大市场，一些信奉道家思想的风流人物，在士人中口耳相传，相互效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老庄哲学也一度成为帝王倡导的学说。
其四，道家的生活方式，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琴棋览涛声的意境，美酒赋诗篇的心怀，朋友惺惺相惜的鼓励，自然界的魅力，都成为选择信奉道家思想的诱因。
（三）佛教思想在处士阶层信仰成分中占比例小的原因
其一，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虽也有流传交融的长久历史，但真正在知识界，完成佛教中国化，还是到宋代禅宗大盛之后才完成。从学理上讲，尚实践和简约的中国士人，对繁琐的佛家学说接受的心理还没有普适性地准备好。
其二，佛教信仰形式，读经、施舍、造像、抄经等生活样式，没有道家的潇洒飘逸，成了苦行僧的规矩化的实践，没有新意地日复一日往复，这成为没有真正进入佛教理论冲击力下的处士回绝的理由。
其三，佛教核心信仰内容：轮回、空灭、般若、因果等学说，这种超越现世的人生取向，和儒道现世人生思想信仰相比，它思想的魅力仅能吸引少数士人。
其四，佛教的信仰人群，成为广大女性弱势群体的一种人生取向。从大量唐代女性墓志可以感受到这种态势。这种信仰风气，也遭到男性知识阶层的轻视，这也应是唐代处士回避佛教信仰的一种重要因素。
（四）促使官员子弟走向佛道信仰的因素
其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如朝代交替时期，某些上个朝代的官员家庭，在下一个朝代失意后，走上了佛道信仰之门。
其二，对祖辈、父辈生活的官场看惯了，走上与他们原生家庭价值观背离的道路，也是走向佛道的因由。
其三，因为突发个体家庭事变，如为官父亲病卒，守丧期间洞悟人生，加之政治背景的弱化，也是促使他们寻求精神转向的原因。
其四，读书博览过程中，书对个体心灵的塑造，影响他们选择符合自己人生旨趣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通过对佛道图书的阅读实现了。
其五，个体天生的性格。在墓志里反映许多志主年轻时就对名利漠视，而佛道信仰又成为他们选择抗衡名利诱惑的有利武器。
唐代处士墓志提供的处士阶层思想信仰的丰富信息，给我们展现了这一阶层的信仰格局：总体上儒道并举、佛教补充格局；属于官员子弟的处士约占三分二，他们以儒家思想信仰为最；属于在野子弟的处士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以信仰道家思想成分为最；政治性越强地区，处士越集中，思想信仰也越复杂。通过对处士阶层信仰格局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层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信奉佛道自我精神调节的一面。无论处士中属于在朝子弟或在野子弟，他们通过自发、自觉、自由的信仰追求，确实为自身确立了立命之基，这也为其他基层人群提供了示范性的精神标本，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附表1：《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处士信仰统计总表
附表2：《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相关“士”统计表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1页。
[2] 马自力：《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931页。
[4] 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294页。
[5]《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
[6]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7]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3786页。
[8]《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9]《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0]《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