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教育实践发展座谈会发言稿
考试，本来是为了考核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情况，以便查缺补漏。但目前从幼儿园开始，围绕高考攫取名校资源的道路，日益将考试异化了。以语文试题为例，考试围绕专家写的文章设计出的题目，撰文的专家自己都答不过小学生。而坚持用这样的应试方式选拔人才，未来社会到底会演进成什么样子，我想思维残疾了，通过这样思维管理出的社会也会残疾的，人的幸福指数整体是上不去的。异化的应试不是让人幸福，那就应该有所改变。但实际上目前还没有明显改变的迹象。最近西安采取摇号上学，企图扭转异化的应试，民间争议很大。当孩子们靠撞大运择校，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座谈会，没有请领导，没有请富商，只是请在教育一线实践过或正在实践的，又努力追求创新的诸位老师和朋友，尽可能避免在应试教育功利化外再增加其他功利化取向。希望让真正有益于人身心的教育发生，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初衷，每年碰个头，交流交流。
在体制内，教育靠财政拨款，长官意志起决定作用，全国跟风的配套绩效考核体系也如中小学应试一样异化了。真正的教育在高校很难发生，因为考核教师主要考的科研指标，教学改革有一定投入，但大部分是围绕着形式进行，学生在学校大部分是没有心灵归属感的，焕发学生创造力与激情的教育近于零。从我个人角度看，似乎真正的教育发生是在课程体系外，是在师生小范围的心灵沟通中，彼此近距离接触中有所发生。因此，围绕所谓课程体系进行的教学考核模式，也没有促成教育的真正发生。我说的教育应是焕发学生求知渴望，对追求真理怀有坚定的意志。但在学校里各种拼盘的教学架构及应试考核，抽掉了学习主动性，多数学生被动地为完成学分进行着应付式学习。也正因为此，老师们为了个人生存发展，都努力在自己的科研指标上跟进，授课只求完成基本学时任务，理想中的教学相长模式在绝大多数老师身上没有发生。
而违背教育规律的异化应试与异化绩效考核，最终把教育办成了只是对学生聚群管理，他们的心灵大部分被集体无意识地放逐了。时间一久，对这样的群体进行稍微改革变动，都可能造成某种惯性不适，乃至遭到抵触，但心灵放逐是有市场的。如同改革行政体制一样，扩大权力的改革容易推动，限制权力的改革都将遭到官员们不同程度的抵制。我们的教育体制就是行政体制的一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体制性改革只有建国者依据战争年代形成的权威可以进行大刀阔斧地调整，后续的改革基本是以输送不同人群利益推动的，不输送利益，进行改革阻力一般很大，即便是输送利益，但输送得不均衡，也会引发阻力。
如想在目前体制下顺风顺水，获取利益最大化，许多人喜欢走捷径，直接向权力靠拢；也有与权力保持距离，但要依靠自身实力，充分利用体制指标及内在矛盾，争取处于体制又能超越体制，这种人是少数。大部分中间人群在体制面前是无声的群，东风来随东风，西风来随西风。这样人群环境下的改革，实际都是上层权力者的随意之举了。至于改革成败如何，自有群众接盘。只是失败的改革，在透支民心，积累矛盾。后续权力者，不能化解掉这些矛盾，依然走前面道路模式，最后结果只能是矛盾加剧，民心继续流失，其实历代王朝的解体都是这样进行的。它的历史教训就是容不得不同声音的权力最终必将被放纵的权力埋葬。
体制既然无法撼动，在体制内做点有限工作，尽可能的让真正的教育发生，道路虽然艰难，但也可以做一些，如黎荔的学而论坛，马永红益路人乡村公益支教，一些高校老师的业余读书会。对教育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而言，对体制外从事真正教育的弱势群体及个人应予以道义援助，即便是与对方某些观点立场不同，也应予以理解和包容。
下面是年前南开访谈整理的相关信息：
我年前回老家路经南开，采访了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先生。我之前，因看到他曾说过在校长背后加个括号副部级是个丢人的事情，推测他应是推动高校去行政化的校长，怀着高校如何去行政化这个问题，我特意在网上的将他的个人信息整理了下，并将近年汇编的高校教育批判文集发给了他，得到了拜访的机会。在访问前，我拟定了如下问题：
1、高校是以教育科研为主的机构，而提升学校教育科研声誉的关键在人才，您在主政天大及南开期间，是如何重视人才，在引进人才方面又是如何做的？对引进的人才满意吗？
2、高校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需要更多的资金，您在学校资金筹划上采取了哪些举措，效果如何？
3、高校校长对各学院院长到底有多大的领导力，如何保证这些由学校书记及组织部门提拔的干部有效地听命于校长？
4、对于学校每年选拔出的各种优秀代表，如果相当比例的所谓优秀不能起到服众示范作用，这样走过程的评价有必要坚持吗？
5、对于教育部基础科研经费，每年校内以各种项目形式分发下去，学校是如何考核的？尤其是如何防御中低层干部借机近水楼台腐败的？
6、今天是信息时代，您主政期间是如何推动高校信息化的？
7、您主张高校去行政化，您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实际效果如何？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您认为问题主要在哪里？
8、国家在大力加强高校思政建设，现在开那么多思政课都效果不明显，您认为如何改进才能真正提高大学生的诚信与公心？
9、您认为目前学术评价体系不科学，那如何更加科学化？我们想推进民间对高校的教学科研及人才评价体系，您认为民间评价体系如何做才能更好地发挥效力？
10、对于高校科研行政双肩挑的学者，最终两方面成功的很少，有些甚至利用职权专门强化了自己科研资源，但实际自己因行政工作，多年不在一线搞科研，这样的做法长期发展下去，对科研及对行政会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11、您认为目前教育部及国家社科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际成果现状怎样？这种现状长期发展下去，对中国学术将有怎样的影响？
12、问一个私人问题，您祖辈父辈都是高官，在57年到78年之间，你们的家庭境遇到底如何，您又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又如何看待此后四十年的历史？
南开见龚克聊天记录：
我们相约是十点半在南开办公楼306见面，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门卫直接把我领上去了，他正在电脑上敲文件，看来他时间确实安排得比较满，他让我稍坐。不知平时那间是否是他的办公室，很显然比师大和西电副校级的办公室小，跟我们处级领导用的面积差不多。他忙完，走过来与我并排坐下，先盘点了下西电，从保铮到梁昌洪，也提到了郑晓静、杨宗凯及李建东，还说了几个老师的名字，我不知道，也问询了我所在学院，我想估计是先确认上我是谁。
我是准备采访他，他先采访了我，因此我岔开了话题，谈及来之前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他先问我是怎么看的，我其实是怀疑大学校长领导力是有限的，因为在党政二元化及院校两级体制下，校长权力是难以发挥到解放前学校，昔日校长对每位教授都是很了解的。龚先生谈及学校中心应该是围绕教书育人的，但现在学校中心工作其实是围绕学科建设，上边拨款津贴这一块是和这个绩效连在一起的，学校领导在校内分配学科建设经费是有主导性的。他认为高校领导是可以围绕学生中心进行有点风险的改革的。他推行过校内民主化，学术委员是由各学科老师推选的，校长有几个机动的名额，以便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原来学科建设侧重教授、副教授参与，其实最后还是教授为代表了。为保护年轻人，他想给未来新校长建议要教师全员选举，让有公心的被选出来。不过，这个民主化，学校依然难以回归学生为本，还是在学科建设主流中兜圈子，问题难以得到根治。全国高校都在围绕学科建设分配资源，而这种分配资源更多是保证老学科有优势，新兴学科很难发展起来，因为评估就是以评价学科建设历史进行的，伴随学科日益细化，很难培养优秀人才，虽然国家在调整，但很难回归到学生培育本位。
目前，校长的角色主要在学科建设资金分配中发挥作用，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也只是在分配学科建设经费中与校长一同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工作重心不是教书育人，是在学科利益分配。而资源的有限性，只能有选择地支持，这样老学科、老团队、老教授在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学术评价机制是围绕利益进行的，这样许多团队在获得奖项之后，只有少数人获得荣誉，团队后继合作就比较难了，即便如南开将发表文章的第二作者也视为第一作者一样待遇。但跨校合作在国家层面评定中是以第一来评定的，这样跨校就没有合作积极性。围绕利益进行学术团队建设，只有在导师及学生之间合作相对持久些，一般老师之间合作比较难，这样有权力的导师在留人时会留自己学生，日久形成近亲繁殖，学术难以创新，长久下去学科建设也也就没有持续性了。
龚先生总结问题根源在于财政拨款制度，行政拨款制度是按照绩效进行的，每年拨款是根据上一年绩效来划拨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有长期规划安排，年年领导们围绕的是新的绩效和新的拨款不断处理利益平衡。毛泽东时期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现在是以学科及利益分配为中心了。在这样的利益分配机制中，再有公心的领导也难以平衡所有的复杂的利益群体及个人。各学院教授的晋升实际真正控制权在学院层面，如果学院内学科细分后发展侧重点设计不一样，那么边缘学科及老师是会持续被边缘化的，学科团队建设及晋升教授也围绕学科建设进行，不会在同等条件下考虑边缘学科老师的贡献。目前，学院里没有学科建，设肯定在学校是没有地位的，也就是在利益分配上会长期处于弱势。乐于在教学一线付出的人依然得不到尊重，因为教学是个慢功夫，没法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作用。学生扩招也只是争取更多拨款的筹码而已，每个学生财政拨款是18000元。相比以科研为主的绩效经费，教学经费是很少的，我们工资很低，但津贴远远高于基本工资，就是这个原因。
高校国际化问题，是目前校长们关注的，一方面理工科科研评定外文考核远远大于中文，我们是按照西方标准考核的，因此英语好坏依然是国内大学一个硬指标。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小学强化英语学习了，这是高校长期导向的结果。现在经济有条件的家庭开始把孩子送出国，如果上国外常春藤大学，就业还有趋势，如果去的学校还不如国内学校，也是得不偿失的，但许多中国家庭不清楚。我们的校长们也在向国际看齐，主要是向美国看齐。看来这个趋势短期不会改变。
高校去行政化会改变吗？龚先生认为其实高校享受部级、处级待遇人数很少，完全可以上面发个文件落实，但似乎不愿意触及这少部分人的利益。回归学生为中心也应该容易做到，但短期科研考核体系，很难让学校放松。即便是校长开明，乐于导向服务教育学生，但那是冒风险的，因为每年的学校排名不是看你培养了多少学生，而是科研文章课题。
问及国家科研基金项目问题，他认为对自然科学发展是有利的，文科他不太清楚。通过国家基金项目确实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我没有问到底我们在急功近利的科学研究中，有哪些创新发明？文章发得很多，项目立了很多，我们到底有些原创性成果可以在国际上有话语权？
龚先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对国外学校了解深入，确实国际视野开阔。无论是俄罗斯、日本、美国、欧洲国家，他都能说出一些他们的特点。比如日本东京大学也是行政化很严重的，工作效率很低，他曾在那里报个帐也需要半年，他们的校长属于阁僚级领导，科研人员从事行政后一般是专职的。美国发展好的大学，都是私立的，学校老师经费是充裕的，老师可以几年不发文章，不过六年聘期依旧没成果，那肯定要走人的。剑桥大学学生人数很少，可以一直保持学生高精尖，因其人数少，资源充分，所以老师可以很从容。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和国内博士竞争，国内确实没有优势。他看到了中国几十年经济建设成果，国人可以把孩子送出国读书，不过他认为一般有些孩子是高考没考上或不理想的才去国外就读的。
他涛涛不绝地说下来，我插话都不容，不过总体我想问的一些问题基本有答案了：
1、大学校长影响力，更多是在学科建设的利益分配层面。在教育学生层面，推进学术民主化，可以惠及到学生，但无法根本改变高校学科中心地位。校长本质上是一位科层制官员。
2、在人才建设上，引进人才也好，都在围绕学科进行，学科平台不断地建，但人才建设没有实质性突破。
3、科研评价体系是围绕财政拨款进行绩效考核进行的，因此必然以考核显性的文章论著课题为中心，短期不会改，
4、校内管理上，虽然强调去行政化，但因为资源有限，必然行政部门在资源分配中会介入，即便如南开推进学术委员会民主产生，也无法根本杜绝行政介入，院处在利益分配中有很大发言权。他也认识到思政教育效果不好，归结为不以学生为中心造成的。校长信息化建设意识有，但旧有行政运作机制是制约信息化推进的。至于基础经费分配，评优，职称评定，如果有问题，目前也都是围绕学科建设为中心及配套利益分配导向造成的。
5、国内高校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模式，校长们是认可的，觉得有效。大部分校长用理工思维判断，人文社科也应该如此，因此人文学术的急功近利模式短期不会改变。
总体感觉高校学科财政拨款体制是问题之源，高校国际化美国化评价导向态势会继续，高校行政化趋势还在加强，高校教书育人中心工作落实未来依然是困难的。而高校信息化最大阻力就是旧有管理体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