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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龚鹏程自述中国文化史的继承情况》后

2019-10-19
读《龚鹏程自述中国文化史的继承情况》后
 
午后闲暇,读繁星转帖龚文。因前时读龚对陈寅恪学术遗憾文,曾略加辨析驳斥。今日再读龚文,其风格依旧,大开大合,名家要典信手拈来,气势磅礴,其间也依旧保留对古人今人的犀利批评。去掉其外围材料及对各家批评,略书其要点如下:
第一部分他说自己徘徊于《春秋》之门,侧重取法:一、以《春秋》为史之源,顺之以下讲史学;二是由《春秋》三传及今古文家不同解释,探求诠释学之奥;三以《春秋》的书法辞命去勾勒文学上的法度格例;四就“春秋经世”来思自己的经世之道;五学“春秋以道名分”讲正名之学;六由春秋“为汉制法”去讲未来学。

第二部分观乎人文,以史原、史权、史义为要,自言遗形取神,直探史义。效仿柳诒征先生《国史要义》的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因史原在文字,文字具不朽性、神圣性,其原亦出于天,秉天权以衡度人间之是非。

第三部分察于时变,以演化、异化、分化、革命、复古等概念切入,论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承认历史五阶段论在中国史上应用的合理性。在经济社会史视野中引入思想史的角度,吸收余英时学说。强调分化、演化、异化,是他对社会变迁模式的主张。

第四部分理其思致,以思想史、文化史、观念史涵盖其要,论变迁,自然由社会史经济史逐渐偏向思想史文化史。既主张思想自有发展、自有逻辑,亦认为思想艺术等所谓上层建筑也可以且经常带动经济之发展。坦诚他的文化史规模,受启发于柳诒征《中国文化史》,博士毕业后出版《思想与文化》,开始缌绎其方法与论述架构,后写《思想史》,后改刊近于文化史,并言观念史仍是要做的。

从上述描述,足见龚先生受孔子作的《春秋》、柳诒征、余英时、马克思等人史学思想影响为多,站在这些家基础上,批驳了诸如刘知己、章学成、钱穆及提到的系列古今名家。

就摘录的龚先生观点,我多是赞成的。至于其批评对象如何,因个人寡闻,不能妄加评议。只是如果他的批评都如批评陈先生那样,我觉得可能批评多是站不住脚的,只是文字游戏而已,谈不上什么学术神圣。比照我对陈先生的学术粗浅认识,我就龚先生的文化史继承的思路再作分析:

从其取法《春秋》来看,侧重学习辞章诠释之学,这是其长处。但不考订《春秋》旧史,只是充当文史材料,多学习正名、处世、未来之道,龚先生似乎又不是什么新潮人物,只是旧派代表而已,这与陈先生取法欧美、汇通中西古今,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比,似乎更像个新时代的遗少。

从其谈史原、史权、史义,对史原采取遗形取神来看,实际不注重史实真伪考订,那么神又是什么神呢?权又如何出于天呢?那这样失真的史义又有何用呢?与康有为公羊学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其注重时变来看,注重演变、异化、分化,这也是对的。问题是没有对求真历史上下功夫,这样理解出的演变、异化、分化似乎只是想当然的臆断而已。解读模式再靠谱,与他批评的五个阶段说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其最后一点看,应是他最擅长的,侧重思想史、文化史、观念史,立足于一些重要思想家、文化重大现象及精神观念要点,这个是可以遗形取神的。只是这和陈先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比照,似乎难以找到陈先生扼要描写儒释道三教重大关系脉络更有冲击力的和正能量的,龚先生自说的对中国文化史的继承,到底继承了什么呢?可能又回到研读《春秋》对自身的影响里边了,学习习文之法,博名之文,开辟个人适应社会的利禄之门而已。至于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似乎形近而神异。可能对孔子修《春秋》让乱臣贼子惧,完全没有学到,反倒是其间人物攫取功名利禄之法倒是学到了神髓。如此看来,怎能不学习陈先生这样真正的注重考证背后义理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化史家的论著呢?怎么能推倒真的,学习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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