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电人文学院的前世今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诞生于1931年的瑞金，当时学校称为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后来也曾以华北军区电信工程专科学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等命名，简称西军电。1966年转为地方建制，称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电人文学院前身，八十年代称作马列部，主要是教授思政课，后更名为社科部。九十年代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入，社科部更名为社科系。为适应市场经济人才需要，增设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社会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本科专业，原来讲授思政课的老师，尤其是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纷纷改行，专门从事这些专业的教学。八十年代的公共外语教学部，九十年代也为适应人才市场需要，更名为外语系，增设日语和科技英语专业，培养本科人才。同时，艺术教育教部，也升格为艺术教育系，设录音艺术本科专业。上个世纪九十代末，为了适应高校扩招发展趋势，学校将各系升格为学院，因为外语系、社科系、艺术教育系师资基础比较薄弱，特将三个系合并，改称人文学院，院长是由社科系老师出任的，书记是由外语系老师出任的，双方各有自己的办公室及行政人员。社科、外语二系虽处一院，实际各自独立。
新世纪以来，本科基础招生规模扩充后，为了适应全国学科点的发展，学院增设硕士点，社科系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宗教学、美学、思想政治教育、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硕士学科点，外语系增设日语、科技英语学硕士科点。伴随学校扩招，公共课教学及专业教学任务加重，外语系、社科系都大量引进人才，教师队伍迅速膨胀。2012年，郑晓静校长到任后，进行了院系大调整，其中人文学院的社科系和外语系分别成立了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当时，教育部刚刚进行完一轮高校评估，西电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差距只有一点点，尤其体现在人文方面，西电人文拖了西电排名的后腿。鉴于赶超成电的需要，学校下大力气发展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海内遍洒英雄帖，引进有魄力的院长。在校内外竞聘中，吉大哲学院某副院长一举夺魁，他到任后进行了系列的改革，在校长支持下，将原来社科系的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社会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的本科专业及相关的硕士点剥离到经济管理学院，并与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申请到工程类管理哲学博士点。为了提升理工大学的人文含量，特增设了中文和哲学本科专业，这样与录音艺术本科专业一同成为新人文学院的基础专业。同时，他根据原有人才及新引进的人才所学专业情况，设立了中文系、哲学系、政治学系、历史学系、心理学系、录音艺术系，还增设系所合一的研究所，提拔了一大批系所主任、副主任，有三分之一的老师都成为了学院中层干部。为提升西电人文素质教育氛围，增设终南文化书院，每年招收100名优秀在校生，建立西电精英班，并广请海内外名家为这些学生作报告。学院还与陕西省文物局签订战略协议，拟建立终南山文化数据中心，推进西电人文数字化。同时，还适应全校聘任改革，建立了人文评价规范细则及岗位评聘机制，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体系改为九级，形成升降机制，并与利益挂钩，主要以课题、c刊、论著为导向，同时将教师教学由原来每个人的252课时，转为不同级别，如教授96课时、讲师242课时，级别高的授课少，级别低的授课多，实际倾向就是建立以科研为主的评价体系。
2018年，国家要求全国各高校必须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不这么操作的学校，就冻结该校的博士学科点申报。同时，也由于一个聘期即将结束，大批人员没有完成相应规定任务，为化解新旧人员评聘中的遗留矛盾，又将人文学院一分为二。当时是根据个人自愿原则，一部分教师去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一部分留在人文学院，其中政治学系老师全部过去，哲学系、历史系、心理学系各过去一多半，同时硕士点也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拨给马院，宗教学、美学留在人文学院。在旧聘期没考核，新聘期也没开始，新院长高升到西北政法大学任副校长，人文学院又招聘新院长，陕西师大政经院副院长赵教授应聘成功，他同时保留了师大的人事关系，实际是兼职西电人文学院院长。他在任期间，在上一任的成果基础上，将哲学专业变成了一级学科，并带领团队申请到教育部重大项目，同时调整学科点，去除了宗教学硕士点，留下美学硕士点，增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科技哲学硕士点。同时在前任院长的帮助下，还申请到了陕西省智慧城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这任院长任期未到，不知何因，被师大召回，人文学院学科点建设又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加之六位教授高就他校，西电人文发展态势一下子又减弱了。为了进一步提升本科专业、通识教育、研究生课程及学科点建设，学校亟待招聘新的人文学院院长，2022年学校再次发布海选院长广告。
学院目前的困境是，全国高校旧有的人文学科，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就业难度越来越大。这些旧人文学科点建设布局已经饱和，如果继续以申请哲学博士点为学院发展突破口，难度比较大，因为旧学科点建设的窗口期已经过去。而现在教育部指挥棒又发生了巨大调整，就是大力鼓吹新文科建设，而我们的思路还在老思路上运行，本科、硕士、通识教育课程也受到网络教育冲击越来越激烈，即便我们各学科为了自保，各自挖自己的护城河，也难以阻挡即将到来的旧人文学科的危机。好在人文学院教师主体，以年轻人居多，历史负担比较轻，容易掉头，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新文科建设探讨。如果错过这次窗口机遇期，又将像过去西电失去了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博士点申请机遇期，也失去了哲学博士点申请机遇期（第一轮高校评估前有过一次机遇期）。那未来十年，很难突破，学院的人才也会进一步流失，又将回到2012年改革前的人文学院状态。如果没有可行的方案，很有可能被再次合并到国家大力加强建设的马院去。
人文学院现在哲学学科博士点建设，需要三个学科方向支撑，至少需要九位教授，以及120万元重大项目课题经费做铺垫，且有海内知名的教授领衔，才有机会胜出。即便成功，建成一个哲学博士点，那与传统老牌高校的同类学科点，实际也没有多少优势，在以电子学科为特色的西电依旧是可有可无的。老旧的人文学科，依然很难融入到西电整体理工氛围中。因此，有必要在新文科建设方面下大力气，集众多老师的智慧，寻找可行的方案，争取弯道超车，才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中有一席之地，期待学院有识之士形成共识。
作为还有几年就退休的老师，衷心祝愿年轻老师能有更好的前途。特抛砖引玉，希望学院能以史为鉴，创新发展，争取在新文科发展机遇期有一番作为。
新文科探讨（一）
信息技术时代，对文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倡导新文科，现阶段仍然处于概念阶段，实际表达了对旧文科不满意。新文科如何深入搞下去，是一个新课题。不过，新文科再怎么新，也离不开旧文科的底子，至少要克服我们旧文科本身的问题：其一、需要规模化阅读。我们虽然是读书人，实际即便读到博士、博士后，许多人的读书规模也很有限，不像陈寅恪一代人，他们中特别突出的，是读尽中国书的人，而人家西学也是大规模阅读的。有这样规模化阅读的人，他对各种学问之间的联系性及关节点，是可以了然于心的，他也知道哪些题目是真正有长久价值的。像毛泽东，虽然是政治家，据说他是读过14万册书的，虽然他不写规范的学术文章，但无人能说他没学问，实际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都承载着他的学问。因此，新文科再怎么发展，离不开学术领军们引领大家进行规模化阅读。
其二、经典文本细读问题。文本细读，这依然是新文科的入门功夫，像古代四大名著，今天好像只是文学专业的书目，实际对从事哲学、史学、心理学、艺术等学科的人来说，都应是必读书目。交大张再林教授撰文写道：“《红楼梦》是中国人的《圣经》”。从事哲学研究的张老师如果不细读《红楼梦》，他是不会这么说的。四大名著，有的学者就读出了《水浒传》是以江湖为中心的,《三国演义》是以天下为中心的，《西游记》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红楼梦》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如果不细读文本，是无法力透纸背，说出这样高度概括语的。毛泽东就很推崇四大名著，这都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像四大名著这样的书，连同《论语》、《道德经》、《坛经》等经典，都应该是从事文史哲艺术专业的人必读且需要细读的书。关于细读，至少有读书遍数保证，像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就读过十七遍；像陈寅恪，读不同语言版本的《金刚经》及其注释，就不下几十遍，因此他才敢说自晋唐以来，注释《金刚经》的，许多是不懂梵文得，因此注释多望文生义，谬误很多。我认识袁旗寨的一位农民，毛选至少细读过十五遍，让他讲相关的思政课，会比许多科班的或半路出家的老师受欢迎。因此，经典文本细读，这样的看家本领依然是新文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其三、问题意识。“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这是国人治学要有成就的古训。今天提倡新文科时代，也不会过时，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学术预流”。当下国家大力提新文科，恐怕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旧文科生产的许多文章、论著丧失了问题意识及解释力。对今人，甚至对自己，多毫无意义，如果有，可能就是如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说的：到年终考评时，学人们填到考核表格里用的。而面对时代问题，多束手无策，比如近日西电发生的卢雷事件，这是影响西电共同体的问题，但大家觉得似乎都与自己无关，更不要说解决了。而解决这样的问题是需要精通信息技术和善于把握人文社会心理的学者们协同进行的，但显然现在许多学校没有这样的人文综合团队。当然，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学人，肯定也会如诸葛亮一样，是在长期的文本细读中善于发现问题的人。有问题意识，才会有真学术。
其四、优雅地艺术呈现。文史哲学术呈现，除了传统文字及口头方式呈现外，今天可以呈现的还有与新媒体结合的视觉、听觉，乃至触觉，我们人文课堂及学术之所以在日渐被社会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单一的口头语言及文字呈现。虽然现在许多学者也结合了新媒体，或由于内容，或由于视听展现力度不够，容易让人疲劳，如现在力推的网课，大部分同学只是放流量，实际大都没学习，甚至许多学生去玩游戏了。这样，课堂思想传递就大打折扣，而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团队来强化学术呈现，这是需要人文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融合团队。即便是考评界津津乐道，学人引以为傲的c刊，许多人除了自己发的文章，或为了自己写文章，搜集资料时用，很少有人看几种这样的刊物。而新媒体雅俗共赏，瞬间可以将深入浅出的学术思想普及社会，这也是我们可以依托西电信息技术平台进行弯道超车的着力点，年轻老师应该喜欢这样的学术发展道路，这也会在创新中保持持久的价值存在感。
新文科漫谈（二）
文科，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学习欧美近现代学术分科的产物。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这种大类学科分类是资本主导的工商业社会分工以来的产物，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步入资本全球化时代，伴随世界经济产业链的国际布局，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为资本全球化服务的各学科也越来越精细化。而这股全球化浪潮，实际是欧美主导的。因此，全球学术也是跟风欧美的，自然科学不用说了，许多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都是欧美把控着；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也在不断通过学习资本经济运作方式进程中渗透到中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人文科学各学科，中国学界也普遍以欧美日学术马首是瞻，甚至许多一流学科点的领军，基本是海归派或有海外访学背景的。现在，不用西方学术范式来书写中国人文学术，基本得不到学界认可。中国人文学界各学科点，没有点留洋背景的学人支撑，简直摆不到学界台面。这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来，中国人文学界的真实现状。
近年，面对美国在经济领域不断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中美政治矛盾也在不断升级，而解读中国发展模式的人文学术话语体系依旧是欧美日化的，它不利于未来中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软实力竞争，这也是中国高层提出建设新文科的世界背景。
本来共产党起家理论核心指向主要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服务的，它是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的，因此信仰者充满自信。当时，确实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最终获得了成功。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经济逐渐兴起，人文学术开始倾向为资本服务，连同政治领域的一些人，都在努力为资本服务，有时甚至忘却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本来中国如果不继续发展，甘愿在美国主导的产业链上维持现有的生存位置，中美也会长期和平共处。问题是中国人民太勤奋，中国商人太能吃苦，中国人爱学习的态度和能力，让中国具备了赶超美国的实力，且发展态势明显。而原来的中国人文学术也不甘于现在处境，也需要变革，这对发展新文科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可见，党要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中国学术有建立中华学术作派的心理诉求，建立发展新文科就有了强大的内需。
现在，中国学界正在探索如何推动新文科建设。如果继续单纯为资本服务，党和人民都不满意，因此新文科着力点要服务人民、服务党，其次才是服务资本，这就存在人文学术机构重新调整和布局的问题。现在全国高校上下，都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其学科点建设，不同学科的人文学术精英在涌入马院，这是新文科成长的重要空间领域。再有就是旧有的文科学院，包括中文、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的学院，如果这些学院继续按照改开以来的道路走，实际这些学科布局已经饱和，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难度也在逐年加大。因此，未来只能保留这些专业的一些强势学科点，其他比较弱的学科点，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尤其像刚起步的西电人文学院，更需急早调整，找到适应时代发展的学科及学术发展道路。
今天，信息技术整合传统产业的态势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势所趋，改革滞后的学科建设也必然被信息技术所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音乐、美术、诗歌、历史等学科可以归属不同的学校、学院，可以不在一个物理空间运行，但网络技术已经要求他们之间要进行充分整合，越亲密无间，发展才越有前景。
近几年，西安交大、西安工程大学都开始设立新媒体人文艺术学院，就是在整合校内人文艺术资源进入新的平台机构，他们已经在国内领先。而西电这样的电子信息技术雄厚的高校，人文艺术人才也不少，但没有进行充分整合，学科建设思路与实践还在老路上运行，且跟进的是已经有点倒退的西大和师大的人文学科，这注定是走不通的，学生也不会买账。
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党、服务资本，也需要人文学科进行充分地融合，打造新文科生态系统，以便发挥西电人文学科的后发优势，不至于一次又一次错过发展机遇期。
新文科漫谈（三）
目前，人文学院成立附属的国学院是必要的。国学，是个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整合现有的中国哲学、宗教学、中国古代及近代文学、中国古代及近代史学、中国古代艺术及考古学、中国历史地理学等相关中国材料的各学科及其专业人才，将中断百年的传统先接续好，同时可以扭转已经不适宜时代发展的分科体系，为数字人文提供丰富的中国内容与滋养，提升民族自尊、自信。这样也可以与马院呼应，有利于形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局面。
遥想陈寅恪、吴宓那代人，他们本来西学功底都很深厚，为什么发愿在历史、中文、哲学诸系之外成立国学院，大概就是觉得学科分野之后，难以培养通才，成立国学院就是为培养通才的提前布局。实际上，正因为他们的高瞻远瞩，确实在国学院存续不长的时间里，加上西南联大三校联合培养，造就了一批一流人才。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几乎占据了中国文史的半壁江山。
今天，中国人文学术依托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现在可以将多年来学习到的西方学术好好盘点一下。正如陈寅恪先生总结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道路时说：一方面，尽量吸收外来民族文化；一方面，不忘记本民族之文化地位。为了后一方面，现在也需要建立国学院这样的整合平台，昭示国人拥有的中华文化本位的坚强决心与意志，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精神载体，是形成中国人文学术作风、作派的前提，不可与昔日哲学院、文学院、史学院等同视之。国学院，首先是文史哲融合的平台，这符合中国学术传统。本来我们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真正学问好的大家就都是汇通经史子集的。如今，我们已经两三代学者没有国学童子功了，但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将不足逐渐补回来。
当然，建立国学院也是适应信息技术时代学科整合的需要，如果文史哲都不能交叉整合，那距离远的人文与理工整合就更难了。为了培养未来世界级的人才，我们可以提前布局，分阶段推进，通过类似国学院的整合平台，逐步走向将来人文与理工将是一门学科的时代。
目前，中国人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陕西师大等许多高校设有国学院，有的依托在哲学院，有的依托在文学院，有的依托在人文社科学院，也有依托史学院的，不一而足，但多侧重国学的一两个面相，没有真正发挥国学院的整合功能，主要原因是这些老牌的人文类学院，各自专业都很强，彼此很难融入一个团队，加之没有多少利益交叉，多是表面的互相支撑。建设好的，还有份辑刊，加强些彼此的联系，实际平时跨学科交往比较少，没有发挥培养通才的功能。有的还不如我们西电原来存续几年的终南文化书院，至少还有一百位学生，有来自不同高校的不同学科的教授讲学，发挥点培养通才的作用。
鉴于此，加盟国学院的，也未必都要求纯国学专业出身，只要他用的是中国传统材料即可，这样中西方法都可以在国学院交融。同时，建立新的国学院，最好形成一些层面的利益共同体，不至于长时间是空架子。最好能申请到博士点，这样可以吸收来自诸如其他学校的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学科硕士，也可以在未来形成后发优势。这需要学校顶层设计，需要支持力度大些，将理工学科大树上的经费晃落几片叶子就够了，但愿西电新文科有个光明的未来。
新文科漫谈（四）
人文学院目前承担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通识类课程。如何有效展开通识教育是全国高校亟待解决的难题。人文学院老师开设了些通识课，学校教务处在网上也购买了些通识课，但让学生走心的课实际很少。理工学生学这些课，主要是为完成学分，他们并没觉得课程与自己生命幸福有什么关系 。因此，这些课在他们心目中与思政课一样，觉得是占了他们专业学习的时间。思政课是必修课，学生逃课风险大，他们是被迫走进教室的，但大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课上不少人在做其他科目的作业，好在多年来师生相安无事。人文通识课不一样，基本都是选修课，老师如果要求严格，学生感觉有难度，索性就不选了，反正其他老师的选修课也好过。尤其是网上的选修课，不想学，放流量就行了。即便网课里面设计了题目，学生也会从网上找到答案，点对点地就能答上，用很短的学习时间，就可以拿高分，时间又自由，因此这两年网课选得越来越火，只是这火的背后，学生未必学多少东西，他们只要学分就够了。
现在学生不愿学通识课和思政课，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觉得课程价值不大；二是专业学习需要多投入时间，将来饭碗才端得稳；三是高考以前憋坏了，上大学抓紧放松，尤其游戏那么好玩，校内外各种青年男女社团活动也多，有的同学还想多结交些校友，将来走入社会好相互帮衬。最主要的是老师们都不是网红教授，上课也没气氛，尤其本校老师开的课，要么过于专业，与学生距离远，要么老师生活阅历不丰富，学生感受不到老师真实生活哪里值得借鉴，要么老师讲课经验不足，无论语音、语调，还是课程内容呈现，都不太吸引人，还不如选网课，好的网课，有时还值得听一两次，尤其可以有时间自由耍，又安全，不担心老师不给过。国家给学生开展通识教育，用心是好的，但学生自小在应试环境中成长，没怎么培养阅读习惯，他们也不觉得读书有什么乐趣，老师们的课又不如短视频好玩，如此多的外界诱惑，心也就跟着走了。
现在，要展开真正的通识教育，必须将学生拉回到阅读经典基本功训练上，最好采取人文导师制，推动师生共享经典读书会，虽然这样可能学生也未必能读几本书，但只要这样的通识课多一些，争取每个理工科学生毕业前，每个人仔细读五到十部经典，并与自己的生命感受悟及生活实际相结合，也会对将来参加工作有帮助。否则，以现在形式主义的课程继续演进下去，可能会误人子弟，包括思政课，这样强令灌输，师生之间形式主义长期占上风，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将来走入行政及企事业单位工作，都将是形式主义的跟屁虫，那我们的教育可能真有点误国误民了，以为再加强教育了，有可能培养了叛逆的一代。
因此，要开展有效的通识教育可以这样切入：一是举办有通识课导师引导的读书会，一是引进企业界或社会名流的讲座。并以阅读笔记、读书分享会、所听的报告笔记及学习心得作为通识课考核内容。可以与双创周结合起来，让双创活动不限定在两周内，可以在学期内与通识课结合，一直持续这种有质有料的学习与实践，或可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通识教育。
新文科漫谈（五）
网络时代，网上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是大势所趋，高校也不例外。目前，学校引进人文通识课，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引进必修课及专业课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学生学专业课是用心的，优质课程可以保证教学质量。如果校内老师专业课讲得一般，学生自己也会看网上的课，与其这样，不如直接引进校内薄弱的专业课。让开这些课的老师去开自己擅长的课。而有些网上通识选修课虽然好，但不是学生专业，他一般也不会认真学。这个情况是否是实际，可以作调查，我只问了少数同学，他们的反馈大致如此。
其二、用优质网课替代必修公共课。目前，教育部推广的公共课资源有些确实不错，而上同一门课的老师，在全国有很多。如果校内老师的公共课受学生欢迎，可以继续保留。如果像有些公共课，学生大都在课堂里做其他作业，甚至带着耳机听音乐。这样的课堂，对老师、对学生都是折磨，还不如引进网课，让校内老师变成辅导老师，减轻负担，让他们增开阅读分享课。
三、年轻老师需要解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学开的课，一般都是学问好、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讲授。年轻老师要上讲台，首先是要跟着有经验老师学一两轮的，并且还要给他配备专门的老师作指导，还要经几位老师考核，演习讲课考核通过才能上岗。现在则相反，大牌教授很少给本科生带课，而没有经过严格把关的年轻老师授课量反而远远多于老教授的，有些年轻人课多得都没有时间备课，屡屡仓促上阵。与其这样，学校还不如购置优质网络课，减轻年轻老师负担，让他们多些时间从事科研及备课。如果要培养本校老师授课，可以给他们配备些小的教学班，让他们慢慢积累教学经验。
四、有些新增专业教师少，本专业的老师连专业课都开不齐，那就更有必要引进网络优质课程资源。即便是专业课已开起来的，如果效果不理想，师生都难受，也可以用网课解放老师。过去没有网络，没有多余的优质课程资源，也就不说了。现在明明网络上同题的课程，甚至教学大纲都一致的课越来越多，完全可以让学生挑选自己喜欢的课去上。让本校相关老师做些辅导，让他们有时间补充能量，进而提升科研及教学储备，时机成熟再重返主战场。
至于对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也要根据实际，可以水落船低，适当降免课时，没必要让老师感觉自己是被监工监督着钟点工，这样是干不出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教育教学是个传承工作，没有传帮带是不容易提升教学质量的。多年来，违背教学规律现象屡屡发生。又因科研指挥棒的指挥，把许多老师推向科研压力前线，而教学本是个良心活，投入多，产出慢，老师自然会将时间投入科研。如果教学方面，敷衍的老师多了，最后教育出现本末倒置，没有好的本科教育，就没有好的本科生，没有好的本科生，就很难有优质的研究生生源，没有好的研究生未来就必然没有好的科研，没有好的科研，即便给再大的科研指标压力或奖励，也不会产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最后教学、科研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那就把中国的教育给办砸了。
目前，许多家里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都逐渐花重金走向国外学习，最后培养回来的可能是一批难以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下一代，那就更谈不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了。
我说这些，有些人一定会说：书生意气，不实际。因为这些变化，不利于教务处管理。也有人会说，这也不符合教育部要求。令人困惑的是，教师教学到底是为学生服务的呢，还是为方便教育部、教务处管理服务的呢？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它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信教育部不会管那么具体的，相信教务处是真心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
新文科漫谈（六）
新文科，既然是新的，建设它就必然会遇到阻力，会有哪些阻力呢？其一、既得利益者。就是改革前，处于很好的位置，有很好的收入，也有稳定的关系资源，他们不希望变动，喜欢维持现状，这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任何触及现实利益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会经历许多挫折。共产党是用28年，才推翻三座大山，实际是推翻既得利益者，才改天换地的，但党和人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新文科改革，即便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它也会遇到来自学校、学院、教师及管理机制的阻力，因为不变是容易的，不费力，变是困难的，会遇到许多不可控因素，有时会把看重自己利益的人的利益改没了。
其二、是来自不同学科的老师们。现在每位一线老师都是博士毕业的，都长期浸染在一个学科一个方向的学习研究中，如果跨学科，搞所谓交叉学科的新文科，都是心里没底，本想一辈子靠博士论文，吃老本就够了，现在要重新学习也是不愿意的。即便明知不改革，前途不怎么光明，但混日子还是可以的。因此，也不太愿意改变。尤其是努力多年，要评教授、副教授了，更是不愿意改变，一定要把自己的学科进行到底，进入既得利益阶层才好。所以，也可能会成为新文科发展的阻力。
其三、服务教学科研的体制环境。服务于教学科研的行政人员，对接过去的工作，轻车熟路，一旦改变，就会遇到诸多不适应，与其变化，不如不变，因此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也会成为加大阻力的同盟军。
其四、最希望也喜欢变的是学生和部分年轻老师，但他们人微言轻，加之经过多年体制驯化，已经很少敢出头说话了。他们是变革的需要者，但不敢呼应变革。因此，新文科最后就会成为高层改革者的梦境。
一个学院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如下条件：
其一、是学校一把手是强势的改革者。郑晓静校长就是这样的改革者，但她选择的强势改革的对象也是比较弱势的人文学院。即便这样弱势的学院，也遇到一些阻力，但因为学校一把手推进，是很有起色的。
其二、二级院长能力强，有魄力，是复合型大才。人文学院确实比较幸运，拥有了这样的院长。但人文学科是个慢功夫，不是进个思路开阔的领导，和一批年轻博士，以及进行些机构调整，它就能短期产生标志性成就的。但只要一把手过硬，推动还是有巨大进步的，客观而言，人文学院经新院长推动比过去是进步了不少。
其三、新老教师的配合。新教师配合是没问题的，主要是让老教师配合改革。实际人文学院前面的改革，老教师方面的思想工作没做太好，尤其是把教学三十多年的教学能手，还是本院第一个引进的研究生，定岗评级定为八级，这让人感觉是标志性的不重视教学。而原来学院是教学为主单位，多年就不考核科研，这必然会引发老教师的不满。另外，把学院原来的学术大咖虽然定为一级岗，但因为酒桌的一点摩擦就将关系疏远了，甚至到其退休时都一点挽留意思没有，结果人家退休几年搞出两个国家级重大项目，这给人感觉学院也是不重视科研的。优秀老教师的不配合，导致了续任院长在校内工作也阻力重重。原来稍微有点成绩的终南文化书院，又不坚持了，学院等于又回到解放前了。这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其四、要有与学院关系密切的学校机关支持。这需要学院领导要善于协调沟通，放下清高，争取最大力度的支持，显然新院长做得不错。同时，也需要学院书记配合，如果书记、院长彼此不配合，校内阻力就不是一般的大，那就是压力山大。
其五、要有动员学生的能力。口碑好的一线老师，是动员学生的主力，如果得不到这样的老师支持，校内学生会有采取更多观望态度。其实，只要这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在，那所有改革的阻力都会变成助力。
希望不久将来，新任人文学院院长能以史为鉴，不重蹈覆辙。
新文科漫谈（七）
如何构建新文科？新文科，再怎么新，它首先是文科。文科，对应的概念是理科、工科、社科，这些学科都可以纳入哲学思考，进而形成对应学科的科学原理，人文学科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对人文学科在哲学层面，思考比较深入的是陕西师大尤西林教授，他的《人文科学导论》是一部人文科学原理性论著，是从事新文科建设者的必备书。笔者有幸在九十年代后期就接触了尤先生的《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发觉该论著意义重大，还曾就此书请教过时任西大思想所所长的方光华教授，当时他也写过对尤先生论著思考的文章。
2011年前后，我是在西电开设《道德经》、《论语》选修课后，又给本科生开设《人文科学概论》的，当时用的教材就是尤先生的《人文科学导论》。2018年前后，学院研究生培养课程修订，我觉得应该给研究生减课时，就专门申请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通识课，课时为16课时，选取的内容就是《人文科学导论》里的部分章节。现在，我依旧认为无论是中文、哲学，还是马哲专业的研究生都该好好读读《人文科学导论》。这是提升学生思维、开阔眼界、提升智慧的书，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人文学界少见的具有原创性思想的书。自从西电本科通识课由32课时转为16课时以来，不知道为什么通识课里这门课不见了。我想即便不用我讲，其他老师也有必要讲，现在可能有几位老师在用尤老师的这部教材，这是很好的。关于新文科学科原理性的书，现在既然已经有了，我们跟进为好。
另外，新文科建设者，不能不读中国儒释道代表性经典，至少儒家的《论语》或四书，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坛经》或《金刚经》，是应该作为新文科建设基础读物细读的。还有，既是史学也是文学的《史记》，以及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也是应该作为基础经典来读的。至于西学，《圣经》是首先应该熟悉的，其他西学经典可再增加三两部。有了这些看家本领，读读白话文写作一流的《毛选》，也可从中领会世界文化核心—政治元素的运作。如此，就可对小到个体修身、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变动，有一番可以说得过去的内行理解。这也就是新文科追求的核心指标—通识。
在新文科原理及基本经典基础上，再结合些晚清民国文史哲巨匠的代表作，根据个人兴趣以及自己原来的科研方向，同时与信息时代的技术相结合，寻求有趣的、有问题意识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突破点，或许就可以为新文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用五到八年时间，或许一个新文科团队就可以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人文学界，实现对传统旧人文学科的超越，进而发挥出西电人文的后发优势。
新文科漫谈（八）
前年，我申请给哲学专业研究生开设《陈寅恪的佛教史研究》，不是为了个人凑课时动念，而是觉得从事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是有必要了解的。陈先生的学问如何，论说不一。学界一般将其视为史学家，其实是矮化他了。他能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不是因为冯先生与陈先生交流时，冯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不是因为陈先生写佛教史文章所用材料略胜汤用彤一筹，而是因为他常常有这样的论断，如他概括中国思想史脉络，一言以蔽之：自秦汉以来，中国思想史主脉实际就是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像这一句话，足以开出几篇博士论文的题目了。我的硕士导师胡戟先生，就是读到陈先生对武则天的一句评价，陈先生说：武则天是中古政治史转捩点上的人物。根据这个论断，胡先生撰写了硕士论文，就是他后来出版的《武则天本传》，这也是他学术代表性作品之一，至今再版不断。许地山写的《道教史》之所以让他写序，不只是因为他学术名气大，而是因为他写的《崔浩与寇谦之》、《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都是对道藏典籍下了深厚功夫的产物。陈先生的佛教史研究，虽然没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那样系统，但他几十篇论文中的通识要语足以展现一幅波澜壮阔的佛教史图景，且如一幅写意山水画，让人回味无穷。他的佛教史研究不是学术代表人物系列演进，而是放到立体的历史空间中呈现的，是真正的佛教史，不是只有主体，却没有历史在场的主观思想史，这样求真的学术才有更持久的借鉴价值。实际陈先生看出冯友兰用西方哲学方法，立足于朱熹的思想史研究，也就是他发现冯友兰先生整理的历代哲学家的材料，大都是站在朱熹的研究基础上的，实际是走了捷径，这是有不足的，尤其是主体脱离历史在场问题，那样就会有更多主观的东西，虽然有创新，但学问是不够扎实的。陈先生也曾含蓄地批评康有为以来的新经学研究，就是觉得不能整合经史研究的经学作品，一旦流传开来，很容易就引发社会思想混乱，进而引发政治动荡，乃至文学也变得玄幻，不利于国家社会稳定。他高度赞扬杨树达《论语疏证》，以经解经，材料扎实，且勤奋耕耘三十年不懈怠，认为杨以厚积薄发立场书写作品，必将进入立言的不朽之域。
陈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见，绝不人云亦云，且题目都是佛教史领域各山头顶尖的问题，同时关注的问题又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及普遍性，这对研究生撰写论文选题极具启发性。最主要是他的佛教史文章和他的历史学及文学论著一样，都具有智慧体操的特点，并且将中国各时期具有文化坐标性的文化符号都有呈现，是可以让学习者用短时间就可以对两千年文化要义及演变把握的精悍读本。不开设这样的课，不是个人的损失，实际是学生的损失，也是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损失。
当然，我说的是与不是，只是一家之言。对学术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也不必为我所爱故意拔高。但有这样的课，是可以让学生与诸多名校链接的，如北大的邓广铭、汪篯、季羡林、荣新江，武大的唐长孺、石泉，复旦的蒋天枢，川大的徐中舒，中山大学的胡守为、蔡鸿生，陕西师大的黄永年，北美的杨联陞、余英时，台湾的傅斯年、汪荣祖，英国剑桥的王静如，德国的东语系，等等。虽然提及的人物大都去世了，但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却活跃于海内外文史哲学林。
开《陈寅恪佛教史研究》这样的课，也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由之路。因为晚清民国学术，如春秋战国诸子时代、宋代文化高峰时代，是未来中国人文学术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绕不过去的门径。希望有人为学生多开这样的课，小而言之为了中国，大而言之为了学术。
新文科漫谈（九）
早晨，看到一位农民朋友发来一段让我借鉴的话，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有两种人，尤其需要谦卑。一是政治人物，二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身居高位，上一呼而下百诺，很难听到不同意见，很容易把权力当作能力，把附和当作赞同，把吹捧当作民意。知识分子以文字为业，往往自以为博古通今、学究天人，很容易把知识当作智慧，把观念当作现实，把偏见当作真理。”
这位农民朋友大概看出我这两天发的豆腐块文章，有点翘尾巴，谢谢他的提醒。其实我发给个别朋友和老师另外一些豆腐块，他没看到。另一位老师就说，我是不是在不断在为边缘化处境抗辩呢？其实，我内心是真为新文科建设发点声音，没有其他意思。对于自己的学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比如我曾推荐一位老讲师及其夫人（教授职称）到我所在学校任教，我就觉得我的这点学问就达不到老讲师的十分之一，他细读的经典文本规模在我百倍以上，但人家很谦虚。其实，单就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我就不如学历低的太太精通，因此，她在人情世故方面的见识就远在我之上，甚至文学类的书，我也没她读得多，实际在某些方面，我们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往往还不如普通人。我推崇尤西林老师的那本《人文科学导论》，书里面提到的经典就不下200多部，他能融会无碍地写到十余万字的书里（在西电，论著文字不到十五万字，就不算专著，拍板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沉甸甸的，连清华大学都将其书作为通识类教材，这不是偶然的。
不过,农民朋友提醒得的是。这些年来，我见过的权力人物和知识分子，包括自己在内，许多时候是不够谦卑的。身边著书几十部的一位老师，给人印象可能就有不谦虚的一面。但大家想想，在一个一度腐败严重的文化环境中，他既不当官，也不花时间与人走动，更不会给人家送礼，又想得到自己该得的，只能按学术界的竞争法则，不谦虚地自辩和亮出货来，尤其是在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理工大学，考核老师们的主要标准就是量化的作品。这首先需要有数量保证，他发表的和即将发表的，已经不下两千万字成果。这个数字不要说在理工大学，就是在文科为主的大学里也没有几个人做到，如果有，估计没有好身体，也早累垮了。当然，有些人按照西方学术范式评价:他以注译、辨析为主的论著就不是规范的学术作品，所以他也为此不谦虚地去申辩。这种不谦虚有时也是环境所迫，加之他雄烈性格，又有军人、钳工、行政等不同工作阅历，他自己就自嘲自己不是文人，因此时常展现出类似底层人物为了生存抗争的不谦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学界，这种作风会被认为是比较怪异的，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其实，虚弱的人文学院要在西电有点声音，没有这样的雄烈性格与气魄，可能在这所有着军事院校底色的高校是迈不开步的，原来人文学院的老院长深知其味。
相反，我认识的那位老讲师， 虽然有庞大的规模化阅读，但他不主动进入量化考核系统，不写文章，不报课题，不参与评奖，即便讲课再怎么受学生欢迎，也只能在快退休时破格为副教授。他就有点过于谦虚了，甚至连西电这样的文科非主流学校都进不来，因为他学历也低，又没论著、文章。他又谦虚，说自己只是个读书人，不是知识分子。他如此自己不争取，连应聘都没有展现机会。他也只能成为自己学生心目中的民间高手了。
这两位老师截然不同的命运，让我产生困惑：我们是该采取谦卑态度，还是不谦卑态度呢？不太好抉择与评断。
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目前还在岗位评聘体制中被年轻人评来评去，有时自己觉得干的有点意义的工作也不被纳入量化考核指标。如果有时不展现一下，好像你就没干什么工作，可能也会如学院里那位几十年教学能手，老资格的副教授命运一样，以八级岗退休，连她当年教过的学生都成了二级，且教学也未必如她。她如此黯然的退休，我看到后，觉得这不是从事人心、人文工作的健康环境，连最基本的师道尊严，尊师重道伦理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教育？
当下，知识分子有时谦卑与否，其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由不得自己，有个人性格因素，但更有环境等多重因素促成，有时命运如讨薪的农民工一样，活得已经够卑微的了。有时想，要活得滋润，又想不低三下四，又活得理直气壮，如我们学校那位退休的教授，做过类似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的事，即便不荣休，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标识留存于世。而那位老讲师，其实因为有学生认可的滋养，活得也滋润着呢，只是可能如墨子一样，将道义践行完，做完便走，成为消失在夜幕中的侠客，活在接触他的人心中，活在我写的《百姓传》里，那是另一种人生，那是一种“不求一时乱拍掌，但望来年暗点头”境界。
不过，农民朋友提醒的是，谦虚、谦卑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即便在当下，中国处于经济、文化转型巨变时期，对知识分子和权力人物来说，保持谦虚、谦卑也是必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也是真学术的需要，否则连农民朋友都反感了。尤其是从事新文科建设的读书人，谦卑品德尤其重要，否则也是建不好新文科的。
新文科漫谈（十）
中午，系里老师在丁香聚餐，交流学院科研建设问题，主要涉及如下一些点：其一、人文社科类学院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很明显，目前哪位院长强势一些，与校级领导沟通流畅些，哪个学院资源会占据多些。
其二、学院内各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与校级差不多，哪个系人才底子厚些，哪个系的老师出任学院领导有力度些，哪个系获得资源就多些。
其三、人文学术评价问题。实际就是对学术成果级别认定的问题。比如原来某院或某系在辑刊上发的c刊文章多些，那就会引发不同学院或系学术发表不均衡现象，为了拉平与其他学院或系的距离，就会有强势的领导重新发起认定发刊范围，有可能原来是c刊的，现在就有针对性地被剔除出去。实际上，校内人文学术评价标准一直在变动，学术评价最后成了搞权力平衡的道具。
其四、关于历史上学院工作亮点的评价。比如，关于终南文化书院，当时每年从全校各院合计共抽一百学生骨干，给他们开设人文通识小灶，多请海内外名家给他们作报告，学生听报告的记录，纳入学生通识课学分。这样既保证来的专家作报告有听众，也可以将人文影响波及各学院基层。这样操作是很容易出现品牌知名度的，但因为没有专项经费持续服务，院长一换，亮点项目就终止了。现在，即便要重新办起来，也不太合乎实际了，因为现在学校采取大类招生，学校已经成立本科生院，学生前两年都在本科生院管理。如果想操作原来的这个项目，适合在本科生院做，而不是人文学院。近几年成立的创新创业学院，部分已经替代了它的功能，只要稍微加点人文类名家报告就有过之无不及，还一点不费事，只要经费有保障，效果会比依托人文学院更好。如果再有合作的企业家赞助，那是可以成大气候的。
其五、打破院内学科壁垒，形成文史哲交融平台，为博士学科点建设争取更多人力资源。这是针对在座的科研院长说的。目前，大概各系老师还没有多少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因为新文科，目前还停留在概念阶段，要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尤其需要有魄力领导主导操作才行。
其六、关于历史系变革适应力的问题。当年，比较早引进的史学博士，都是教授马原思政课的。新人文学院成立后，一方面建立历史系，大家回归专业科研，一方面继续带中国近现代史纲思政课。同时，每个人各自开设的通识课也在升级。几年后，因学校成立马院，历史系一分为二，喜欢科研的，就继续留人文学院，同时每位老师增开更多的人文通识课。由于学院领导起初就重视哲学专业建设，实际历史系的位级在学院就处在哲学、中文之后，本来人文学院在学校是三等学院，历史系在学院又是三等系。历史系要么变革，要么躺平。本来历史系老师，因为原来工作经历，最具适应性及变革性。如果文史哲融合，历史系教师优势就会快速凸显，因为大家多年前就进行学科交叉融合了。从全国来看，将来新文科建设的主力，将会有不少历史系出身的，因为很多年前他们因就业难，一开始就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已经被动交叉到不同文科专业了，有的甚至成为美学、思政、哲学、文学等学科点的硕士导师，甚至有的还是博士生导师。历史专业毕业生多年前就业在后队，未来会出现后队变前队现象。我认识的一位史学博士，现在已经成为新兴文理艺术交融学科的领军，并且打造出一只优秀的团队，他们的学生就业也比原来的专业好得多，如今他领军的学院已经突破初创困难期，进入发展期，成为西北地区新兴学科发展的样板。
其七、可能出现的不好局面。由于旧有的评价系统还在，评价指标还在，如果继续按旧道路走，不久将来学院几个系评上的年轻教授会另谋高就，找有专业博士点的学校去了；评不上教授的，大部分会选择躺平。其实人文学院整体也面临着或变革，或躺平的问题，如果按旧道路走，十几年后，积累下的老同志多了，就又回到2012年人文学院改革前了，那时再改革，也许会进入新一轮的新旧矛盾冲突中，重演人文学院十几年一轮回的发展周期，那就会出现一代代地在原地踏步。与其如此，还不如尽早与马院合并，合力加强思政课与通识课，也许将来还能涌现一批授课大咖。如果维持现状，也许好处就是为其他学校培养几位年轻教授。
新文科漫谈（十一）
在信息技术时代，掌握信息技术的工程师其实是这个时代的隐形主导者。在高校管理中，表面结构似乎书记、校长权限最大，实际信息权限最大的是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工程师，因为他们是给书记和校长赋予网络权限的人。大部分普通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学校是有一批这样的全权限信息技术工程师的，有时有的管理员可能就是办公室主任级别的，但因为他是管理系统的技术工程师，他在信息系统中就是最有权的。我是有一次在填报资产数据时，觉察到这一现象的。结合自己办的西电国学网也一样，后台看着是主编负责的，但实际是由网站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掌控的。比如，微信的技术高手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个体在微信发布的所有信息，无论多么私密的，只要他想知道都可以。有次，因为微信发布的信息，负责宣传的觉得不合适，就通知部门领导责令尽快删除传上去的文档，因为不删除，校外负责相关信息管理部门的人，是随时可以查到并了解的。这大概就是天网工程吧。因此，网络信息时代，只要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这些信息就可以被有关的信息管理技术工程师监察和接收到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负责技术的管理工程师是忠于党和人民的，是有理想和公义心的，那是真正的人间天使，也能保证信息系统是清净的，具有正能量的。如果负责信息技术管理的工程师，只是拿个人岗位工资的普通职员或低级别的管理者，那是很容易腐败的。十几年前，负责教务处网站的普通技术员，是位留校的研究生，就因为通过管理权限，有报酬地在教务处平台上修改学生成绩，最后被学校发现，导致被开除，可能他的技术权级别还不是全权限的。有次，我在资产管理信息平台填报资产时，发现离开的办公室主任权限，就是比处级干部权限级别高的，显示他的权限是全权限的。我不知道学校信息管理系统是谁开发的，这些幕后的信息工程师是如何分布权力的，实际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权力拥有者。像传统的管理系统，是领导在纸质文件上签字才能有效，今天有了些变化，是旧管理模式与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叠加赋权。如果这个管理系统中全权限信息技术员要想给自己或朋友私下办些不光明的事，是很容易通过信息管理权力实现的。这个信息管理系统，如果没有一批监察御史进行监督，可能也如官场腐败一样，是很容易腐败的，如果信息管理系统工程师出现团体性腐败，他们之间互相帮助，那是比官场腐败更严重的，因为这一领域是更隐蔽的。近年，在中纪检委网站揭露的官场腐败中，除了孙立军团伙外，似乎没有多少这样的信息类官员，也说明这方面监督可能是比较缺位的，问题可能更严重。
我们日常在核酸检测中，遇到一码通崩溃现象，全市人员的信息就瞬间中断了，这看似只是个信息通道问题，但实际负责一码通技术开发的设计师掌控着我们所有人的行踪轨迹。就像近年网络爆出微信私人聊天记录一样，如果两个具体当事人没有自我爆料，信息却流出来了，说明我们微信隐私可能存在漏洞，要么是黑客侵入，要么是内部信息管理工程师泄露，就像当年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一样，只是修陈冠希电脑的技术员引爆的一样。现在，除了公安系统的网监可以免费查询被质疑的个人信息外，其他人恐怕都需要私下交易才能实现。我曾经购过高新区大都会房子，后来因推测不久将会征收房产税，就将房子退掉了，但我个人信息可能被卖了，因为都过去七八年了，我现在还经常收到电话，问我大都会房子卖不卖，或出租不。因此，个人及单位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在十几亿人都使用手机的时代，随时可能出现信息不安全的现象，不只是黑客入侵问题，还有信息管理系统内部监守自盗及出售问题。
由于许多负责网络安全的技术员，是国家机密系统人员，一般也不会让外人知道，如果某个具体的人出了问题，也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部门内部自己处理了。因此，今天中国隐形权力最大的就是中国网信办，但因为这样的机构主要负责重要的信息传播及舆情控制，诸如某个单位内部管理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太关注的，除非有私人请托。而单位全权限信息技术员，一般也只有很少的相关领导知道，只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不断地流动，而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岗位可能更稳定持久，因此在权力转移真空期，信息管理员的权限没有监督时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他们负责着流转干部们的权限划分与赋能。如果老师个人之间有矛盾，信息管理员介入进来，倾向于帮助一方的话，那就很容易在信息管理中发挥些作用。比如，你原来带过的课，可能在系统里就不显示了，过几年查询工作量时，办公室人员就找不到你的信息，如果自己留有纸质版的还可以，有据可循，如果没有，自己也没有每年记录的习惯，那可能你干过的工作就不存在了，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干过了。
因此，在新文科建设中，人文学科建设必须与信息技术文化结合起来，这样或许能匡扶些网络上的正义和失序的网络伦理，也能让所在学院和学校风清气正些。如果像旧文科一样，那文科毕业生只能被网络信息技术越来越边缘化，因为已经被时代淘汰，成为了现代社会活着的古董。
新文科漫谈（十二）
十几年来，我经历了西电几种人文选修课的选课模式。记得08年刚开选修课时，学生选课是用学校发的纸质版选课卡，学生填写选课卡前，一般有两周试听课，如果自己满意，再填好学号、姓名、所在系院、课程名称及任课老师，上第三次课时就可以交给任课老师，算是选课成功。那时，全校人文任选课不多，要求完成的学分也不少，因此每个老师班里的人数都不少，记得我开的《道德经》课，选课高时可以选到五百多人，图书馆高塔下的阶梯教室勉强容下，还有站着的。一般选修课，学生前两周学生对老师认可，到课率一般是可以的，不过伴随时间推移，五六周后，学生翘课率就比较高了，尤其到期中考试前后，翘课率最高。在qq、微信兴起前，我是喜欢自己制个学生档案表的，表中有我想了解学生的各种指标，几年下来，积存的档案表，连同思政课学员的，就不下八九千份了，因此我经常自嘲，比孔子弟子三千要多多了。学生的档案表，至今我也没舍得扔。当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还特意申请办了个课程建设网站，就是2010年建的西电国学网。伴随通信技术进一步发展，我后面又用过QQ群，尤其是微信兴起后，我就不再建学生档案了，直接建教学班群。这时期，学生已经开始在网上选课，但学生还是有两周的试课，班级的人数才能稳定下来。这还能算是学生自己选的。最近两年，选课系统发生变化，学生集中选课，有时系统容易崩溃，不得不分成几个书院分区选，被选的课也不是针对所有的学生了。因此这几年，我的教学班里再也没有各书院都有的现象，最多也超不过三四个专业方向的，并且他们选课之后，也没有试听机会，即便不喜欢，不来上课了，选课的信息还在，期末老师还会给打个零分，算是选了。因此，现在虽然叫人文限选，基本上不是选修课了，很大程度是教务处拨给的课了，因为你没有多少的选自由。选修课的课时由原来的32课时变为现在的16课时后，理工学生的金工实习，又经常与选修课时间冲突，一共八次课，有一半金工实习的学生穿插着实习去了，课堂自然也就冷清了。
尤其去年学校大批引进校外网课，原来网络流量费还是由学生自己付的，他们还珍惜一些。现在，校内学生上网是免费的，流量随便用，因此大家更喜欢选网课，网课也容易过，即便内容不学，在网上把教学过程中及单元测试设计的题目答案搜到、补上，就可以顺利拿高分，比线下老师的课又自由，不用到教室，这样网课就大行其道了。去年，历史系老师开设的选修课选课人数普遍减少，我原来选课人数基本可以选满的论语课，甚至出现选课为零的现象。今年，为解决历史系老师们教学工作量的问题，学院特向学校教务处申请增加了阅读与写作必修课，就像过去的大学语文一样。实际上，伴随互联网学习模式的出现，传统课堂已经大面积萎缩，即便是专业必修课，学生也喜欢结合网上的优质学习资源。因此，我前面漫谈时曾建议采取人文导师制，引导学生以阅读讨论为主的新型学习模式，且最好是小规模的。几年前，我曾在新校区家里举办过类似的活动，我抽选了一些思政课、选修课及国学社同学过来，从师生关系而言拉得就比课堂近得多，并且师生之间相互学习效果很好。有时回想起来，为接待学生，诸如打扫房间，布置会场，摆放水果，购置水杯， 烧水等等，这些待客细节付出非常值得，因为老师从学生身上学到得更多。这两年由于陪读家里的中学生，到新校区时间少了，活动也暂停了，有时还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尤其是选修课人数锐减之后，搞活动的积极性也没有以前高了，大概也和年龄大了有点关系吧。
昨天，因选修课的事，还私下对学院教学管理员发了脾气，因为她发的选修课表，我的两门课都没有，我还以为是有针对性呢。其实可能是教务处人员，根据现在这学期两门课的选课情况，估计是准备撤销了，不能怪学院同志。何况连几年前讲过的课，有时因系统升级或技术人员疏忽，也会数据丢失，何况这还没进行的工作呢。
不过选修课，如果不让学生现场试听，就直接选，即便是根据展示的大纲或短视频也不一定有效果。据我调查，绝大多数学生在选课时基本就不怎么看教学大纲就选了，所以选修课如何达到理想效果，同时也不浪费学校资源，可能还需要职能部门做许多工作。如果按现在的做法，可能问题还是蛮多的。而新文科建设，人文选修课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如果载体建设不好，效果会大打折扣，但愿学校及学院重视起来，这不是给历史系老师增加个必修课就能解决的。在此，也对学院教务员表示歉意，请谅解修行不到家的老师对她的迁怒之过。在人际交往中，确实需要经常检点自己，否则容易让人多想，伤人伤己。
新文科漫谈（十三）
写到漫谈十三，我在反思一个问题：学人文到底为了什么？记得大学毕业那年，我主编陕师大历史学院学生刊物《唐潮》毕业专刊，当时我请大学四年来熟悉的老师，请他们给毕业学生写一点赠言，其中胡戟先生是这样写的：“求真的历史，让你付出的是辛苦与寂寞，换回的是社会公道与正义。”李裕民先生在文中提及他呼吁学生应该有的治学气魄：“推倒一世之豪情，开拓万古之心胸。”臧振先生写了一系列的“再怎么”的排比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再难、再苦、再累、再委屈，也“不低头”，“不信邪”，并且做到“即便一世无成，也认了。”毛泽东说：“圣人者，抵挡极大恶而成者也。”
年轻时，我就是踏着导师们的精神语句，努力的，奋斗的，也曾为天下苍生的苦难呐喊，甚至冒着不被家人理解和阻挠，也要做为老百姓立言而行动的。因此，也曾有一批有些甚至至今都未曾谋面的同道。在学校小环境里，也曾因为为弱势老师直言，得罪过某些领导及其跟班，并留下点后遗症，至今还没消化完。
身边明智的老师，曾劝说不要一个人承担压力，让年轻人多承担些。因此，我已经几年不怎么发言了。这两天漫谈里提及的一些小插曲都有亲身经历的底色，只是不愿意再提到具体人，即便是有些人已经是教授，也都是社会底层人物，看人眼色，活着也不容易，如果能通过对我的做法为自己能讨来些利益，也算给我机会，让我变相帮助他人，积累一点功德。
前两天写完《西电人文学院的前世今生》后，觉得有必要再为新文科建设鼓与呼。当年上书新校长，引发学院的巨大变化，引进了新院长和大批年轻老师，有了今天的规模。本来想这是积阴德，不必说出来。但近十年来，有些人的做法确实令人有点小伤心。如果只影响我一个人也就罢了，但看到似乎又回到十几年前旧格局、旧状态，甚至关于师道伦理都不如以前了，那就不是积阴德了，可能就是积恶业了。趁着学院又要在校外海选院长之际，梳理一下所见所闻，或可对学院未来建设有些帮助。所以，不怕得罪人，又站出来了。如果能缓解年轻人的压力，也是我的荣幸。如果有些人有点压力，也不用担心，我不会那么小做的。好在上天眷顾，即便现在病退了，也能过上比父母辈安逸的日子。
我相信稻盛和夫说的：“天地之间，有一种冥冥的善意主导着这个世界。”所以，多吃点亏，多受点挫折，多经历点磨难，那是个人的福报。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祖宗这样的话，所言是不虚的。
每个人都有局限，我说的是我个人的经历与认识，因此肯定不全面。人文学院是大家的，如果大家不参与，那也是大家选择的命运。希望学院未来在新聘来的院长领导下，变得更加强大，激活每位老师的小宇宙，真正发挥人文在西电的作用，为信息时代的人文与技术融合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