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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漫谈（1—54合集）

2022-07-28
新文科漫谈
 
新文科探讨（一）
    信息技术时代，对文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倡导新文科，现阶段仍然处于概念阶段，实际表达了对旧文科不满意。新文科如何深入搞下去，是一个新课题。不过，新文科再怎么新，也离不开旧文科的底子，至少要克服我们旧文科本身的问题：
   其一、需要规模化阅读。我们虽然是读书人，实际即便读到博士、博士后，许多人的读书规模也很有限，不像陈寅恪一代人，他们中特别突出的，是读尽中国书的人，而人家西学也是大规模阅读的。有这样规模化阅读的人，他对各种学问之间的联系性及关节点，是可以了然于心的，他也知道哪些题目是真正有长久价值的。像毛泽东，虽然是政治家，据说他是读过14万册书的，虽然他不写规范的学术文章，但无人能说他没学问，实际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都承载着他的学问。因此，新文科再怎么发展，离不开学术领军们引领大家进行规模化阅读。
    其二、经典文本细读问题。文本细读，这依然是新文科的入门功夫，像古代四大名著，今天好像只是文学专业的书目，实际对从事哲学、史学、心理学、艺术等学科的人来说，都应是必读书目。交大张再林教授撰文写道：“《红楼梦》是中国人的《圣经》”。从事哲学研究的张老师如果不细读《红楼梦》，他是不会这么说的。四大名著，有的学者就读出了《水浒传》是以江湖为中心的,《三国演义》是以天下为中心的，《西游记》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红楼梦》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如果不细读文本，是无法力透纸背，说出这样高度概括语的。毛泽东就很推崇四大名著，这都是有道理的、有原因的。像四大名著这样的书，连同《论语》、《道德经》、《坛经》等经典，都应该是从事文史哲艺术专业的人必读且需要细读的书。关于细读，至少有读书遍数保证，像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就读过十七遍；像陈寅恪，读不同语言版本的《金刚经》及其注释，就不下几十遍，因此他才敢说自晋唐以来，注释《金刚经》的，许多是不懂梵文得，因此注释多望文生义，谬误很多。我认识袁旗寨的一位农民，毛选至少细读过十五遍，让他讲相关的思政课，会比许多科班的或半路出家的老师受欢迎。因此，经典文本细读，这样的看家本领依然是新文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其三、问题意识。“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作。”这是国人治学要有成就的古训。今天提倡新文科时代，也不会过时，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学术预流”。当下国家大力提新文科，恐怕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旧文科生产的许多文章、论著丧失了问题意识及解释力。对今人，甚至对自己，多毫无意义，如果有，可能就是如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说的：到年终考评时，学人们填到考核表格里用的。而面对时代问题，多束手无策，比如近日西电发生的卢雷事件，这是影响西电共同体的问题，但大家觉得似乎都与自己无关，更不要说解决了。而解决这样的问题是需要精通信息技术和善于把握人文社会心理的学者们协同进行的，但显然现在许多学校没有这样的人文综合团队。当然，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学人，肯定也会如诸葛亮一样，是在长期的文本细读中善于发现问题的人。有问题意识，才会有真学术。
    其四、优雅地艺术呈现。文史哲学术呈现，除了传统文字及口头方式呈现外，今天可以呈现的还有与新媒体结合的视觉、听觉，乃至触觉，我们人文课堂及学术之所以在日渐被社会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单一的口头语言及文字呈现。虽然现在许多学者也结合了新媒体，或由于内容，或由于视听展现力度不够，容易让人疲劳，如现在力推的网课，大部分同学只是放流量，实际大都没学习，甚至许多学生去玩游戏了。这样，课堂思想传递就大打折扣，而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团队来强化学术呈现，这是需要人文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融合团队。即便是考评界津津乐道，学人引以为傲的c刊，许多人除了自己发的文章，或为了自己写文章，搜集资料时用，很少有人看几种这样的刊物。而新媒体雅俗共赏，瞬间可以深入浅出地将学术思想普及社会，这也是我们可以依托西电信息技术平台进行弯道超车的着力点，年轻老师应该喜欢这样的学术发展道路，这也能在创新中保持持久的价值存在感。
新文科漫谈（二）
   文科，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学习欧美近现代学术分科的产物。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这种大类学科分类是资本主导的工商业社会分工以来的产物，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
   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步入资本全球化时代，伴随世界经济产业链的国际布局，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为资本全球化服务的各学科也越来越精细化。而这股全球化浪潮，实际是欧美主导的。因此，全球学术也是跟风欧美的，自然科学不用说了，许多产业领域的核心技术都是欧美把控着；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也在不断通过学习资本经济运作方式进程中渗透到中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人文科学各学科，中国学界也普遍以欧美日学术马首是瞻，甚至许多一流学科点的领军，基本是海归派或有海外访学背景的。现在，不用西方学术范式来书写中国人文学术，基本得不到学界认可。中国人文学界各学科点，没有点留洋背景的学人支撑，简直摆不到学界台面。这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以来，中国人文学界的真实现状。
    近年，面对美国在经济领域不断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中美政治矛盾也在不断升级，而解读中国发展模式的人文学术话语体系依旧是欧美日化的，它不利于未来中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软实力竞争，这也是中国高层提出建设新文科的世界背景。
   本来共产党起家理论核心指向主要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服务的，它是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的，因此信仰者充满自信。当时，确实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走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最终获得了成功。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经济逐渐兴起，人文学术开始倾向为资本服务，连同政治领域的一些人，都在努力为资本服务，有时甚至忘却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本来中国如果不继续发展，甘愿在美国主导的产业链上维持现有的生存位置，中美也会长期和平共处。问题是中国人民太勤奋，中国商人太能吃苦，中国人爱学习的态度和能力，让中国具备了赶超美国的实力，且发展态势明显。而原来的中国人文学术也不甘于现在处境，也需要变革，这对发展新文科也提出了新的需求。可见，党要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中国学术有建立中华学术作派的心理诉求，建立发展新文科就有了强大的内需。
    现在，中国学界正在探索如何推动新文科建设。如果继续单纯为资本服务，党和人民都不满意，因此新文科着力点要服务人民、服务党，其次才是服务资本，这就存在人文学术机构重新调整和布局的问题。现在全国高校上下，都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及其学科点建设，不同学科的人文学术精英在涌入马院，这是新文科成长的重要空间领域。再有就是旧有的文科学院，包括中文、哲学、历史、艺术等学科的学院，如果这些学院继续按照改开以来的道路走，实际这些学科布局已经饱和，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难度也在逐年加大。因此，未来只能保留这些专业的一些强势学科点，其他比较弱的学科点，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尤其像刚起步的西电人文学院，更需急早调整，找到适应时代发展的学科及学术发展道路。
    今天，信息技术整合传统产业的态势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势所趋，改革滞后的学科建设也必然被信息技术所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去音乐、美术、诗歌、历史等学科可以归属不同的学校、学院，可以不在一个物理空间运行，但网络技术已经要求他们之间要进行充分整合，越亲密无间，发展才越有前景。
   近几年，西安交大、西安工程大学都开始设立新媒体人文艺术学院，就是在整合校内人文艺术资源进入新的平台机构，他们已经在国内领先。而西电这样的电子信息技术雄厚的高校，人文艺术人才也不少，但没有进行充分整合，学科建设思路与实践还在老路上运行，且跟进的是已经有点倒退的西大和师大的人文学科，这注定是走不通的，学生也不会买账。
   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党、服务资本，也需要人文学科进行充分地融合，打造新文科生态系统，以便发挥西电人文学科的后发优势，不至于一次又一次错过发展机遇期。

新文科漫谈（三）
    目前，人文学院成立附属的国学院是必要的。
    国学，是个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整合现有的中国哲学、宗教学、中国古代及近代文学、中国古代及近代史学、中国古代艺术及考古学、中国历史地理学等相关中国材料的各学科及其专业人才，将中断百年的传统先接续好，同时可以扭转已经不适宜时代发展的分科体系，为数字人文提供丰富的中国内容与滋养，提升民族自尊、自信。这样也可以与马院呼应，有利于形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局面。
   遥想陈寅恪、吴宓那代人，他们本来西学功底都很深厚，为什么发愿在历史、中文、哲学诸系之外成立国学院，大概就是觉得学科分野之后，难以培养通才，成立国学院就是为培养通才的提前布局。实际上，正因为他们的高瞻远瞩，确实在国学院存续不长的时间里，加上西南联大三校联合培养，造就了一批一流人才。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几乎占据了中国文史的半壁江山。
    今天，中国人文学术依托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现在可以将多年来学习到的西方学术好好盘点一下。正如陈寅恪先生总结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道路时说：一方面，尽量吸收外来民族文化；一方面，不忘记本民族之文化地位。为了后一方面，现在也需要建立国学院这样的整合平台，昭示国人拥有的中华文化本位的坚强决心与意志，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精神载体，是形成中国人文学术作风、作派的前提，不可与昔日哲学院、文学院、史学院等同视之。国学院，首先是文史哲融合的平台，这符合中国学术传统。本来我们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真正学问好的大家就都是汇通经史子集的。如今，我们已经两三代学者没有国学童子功了，但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将不足逐渐补回来。
    当然，建立国学院也是适应信息技术时代学科整合的需要，如果文史哲都不能交叉整合，那距离远的人文与理工整合就更难了。为了培养未来世界级的人才，我们可以提前布局，分阶段推进，通过类似国学院的整合平台，逐步走向将来人文与理工将是一门学科的时代。
    目前，中国人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陕西师大等许多高校设有国学院，有的依托在哲学院，有的依托在文学院，有的依托在人文社科学院，也有依托史学院的，不一而足，但多侧重国学的一两个面相，没有真正发挥国学院的整合功能，主要原因是这些老牌的人文类学院，各自专业都很强，彼此很难融入一个团队，加之没有多少利益交叉，多是表面的互相支撑。建设好的，还有份辑刊，加强些彼此的联系，实际平时跨学科交往比较少，没有发挥培养通才的功能。有的还不如我们西电原来存续几年的终南文化书院，至少还有一百位学生，有来自不同高校的不同学科的教授讲学，发挥点培养通才的作用。
   鉴于此，加盟国学院的，也未必都要求纯国学专业出身，只要他用的是中国传统材料即可，这样中西方法都可以在国学院交融。同时，建立新的国学院，最好形成一些层面的利益共同体，不至于长时间是空架子。最好能申请到博士点，这样可以吸收来自诸如其他学校的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各学科硕士，也可以在未来形成后发优势。这需要学校顶层设计，需要支持力度大些，将理工学科大树上的经费晃落几片叶子就够了，但愿西电新文科有个光明的未来。

新文科漫谈（四）
    人文学院目前承担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通识类课程。如何有效展开通识教育是全国高校亟待解决的难题。
   人文学院老师开设了些通识课，学校教务处在网上也购买了些通识课，但让学生走心的课实际很少。理工学生学这些课，主要是为完成学分，他们并没觉得课程与自己生命幸福有什么关系 。因此，这些课在他们心目中与思政课一样，觉得是占了他们专业学习的时间。思政课是必修课，学生逃课风险大，他们是被迫走进教室的，但大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课上不少人在做其他科目的作业，好在多年来师生相安无事。人文通识课不一样，基本都是选修课，老师如果要求严格，学生感觉有难度，索性就不选了，反正其他老师的选修课也好过。尤其是网上的选修课，不想学，放流量就行了。即便网课里面设计了题目，学生也会从网上找到答案，点对点地就能答上，用很短的学习时间，就可以拿高分，时间又自由，因此这两年网课选得越来越火，只是这火的背后，学生未必学多少东西，他们只要学分就够了。
    现在学生不愿学通识课和思政课，原因大致如下：一是觉得课程价值不大；二是专业学习需要多投入时间，将来饭碗才端得稳；三是高考以前憋坏了，上大学抓紧放松，尤其游戏那么好玩，校内外各种青年男女社团活动也多，有的同学还想多结交些校友，将来走入社会好相互帮衬。最主要的是老师们都不是网红教授，上课也没气氛，尤其本校老师开的课，要么过于专业，与学生距离远，要么老师生活阅历不丰富，学生感受不到老师真实生活哪里值得借鉴，要么老师讲课经验不足，无论语音、语调，还是课程内容呈现，都不太吸引人，还不如选网课，好的网课，有时还值得听一两次，尤其可以有时间自由耍，又安全，不担心老师不给过。国家给学生开展通识教育，用心是好的，但学生自小在应试环境中成长，没怎么培养阅读习惯，他们也不觉得读书有什么乐趣，老师们的课又不如短视频好玩，如此多的外界诱惑，心也就跟着外边走了。
    现在，要展开真正的通识教育，必须将学生拉回到阅读经典基本功训练上，最好采取人文导师制，推动师生共享经典读书会，虽然这样可能学生也未必能读几本书，但只要这样的通识课多一些，争取每个理工科学生毕业前，每个人仔细读五到十部经典，并与自己的生命感受悟及生活实际相结合，也会对将来参加工作有帮助。否则，以现在形式主义的课程继续演进下去，可能会误人子弟，包括思政课，这样强令灌输，师生之间形式主义长期占上风，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将来走入行政及企事业单位工作，都将是形式主义的跟屁虫，那我们的教育可能真有点误国误民了，以为再加强教育了，有可能培养了叛逆的一代。
    因此，要开展有效的通识教育可以这样切入：一是举办有通识课导师引导的读书会，一是引进企业界或社会名流的讲座。并以阅读笔记、读书分享会、所听的报告笔记及学习心得作为通识课考核内容。可以与双创周结合起来，让双创活动不限定在两周内，可以在学期内与通识课结合，一直持续这种有质有料的学习与实践，或可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文通识教育。

新文科漫谈（五）
   网络时代，网上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是大势所趋，高校也不例外。目前，学校引进人文通识课，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引进必修课及专业课资源。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学生学专业课是用心的，优质课程可以保证教学质量。如果校内老师专业课讲得一般，学生自己也会看网上的课，与其这样，不如直接引进校内薄弱的专业课。让开这些课的老师去开自己擅长的课。而有些网上通识选修课虽然好，但不是学生专业，他一般也不会认真学。这个情况是否是实际，可以作调查，我只问了少数同学，他们的反馈大致如此。
   其二、用优质网课替代必修公共课。目前，教育部推广的公共课资源有些确实不错，而上同一门课的老师，在全国有很多。如果校内老师的公共课受学生欢迎，可以继续保留。如果像有些公共课，学生大都在课堂里做其他作业，甚至带着耳机听音乐。这样的课堂，对老师、对学生都是折磨，还不如引进网课，让校内老师变成辅导老师，减轻负担，让他们增开阅读分享课。
   其三、年轻老师需要解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学开的课，一般都是学问好、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讲授。年轻老师要上讲台，首先是要跟着有经验老师学一两轮的，并且还要给他配备专门的老师作指导，还要经几位老师考核，演习讲课考核通过才能上岗。现在则相反，大牌教授很少给本科生带课，而没有经过严格把关的年轻老师授课量反而远远多于老教授的，有些年轻人课多得都没有时间备课，屡屡仓促上阵。与其这样，学校还不如购置优质网络课，减轻年轻老师负担，让他们多些时间从事科研及备课。如果要培养本校老师授课，可以给他们配备些小的教学班，让他们慢慢积累教学经验。
   其四、有些新增专业教师少，本专业的老师连专业课都开不齐，那就更有必要引进网络优质课程资源。即便是专业课已开起来的，如果效果不理想，师生都难受，也可以用网课解放老师。过去没有网络，没有多余的优质课程资源，也就不说了。现在明明网络上同题的课程，甚至教学大纲都一致的课越来越多，完全可以让学生挑选自己喜欢的课去上。让本校相关老师做些辅导，让他们有时间补充能量，进而提升科研及教学储备，时机成熟再重返主战场。
   至于对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也要根据实际，可以水落船低，适当降免课时，没必要让老师感觉自己是被监工监督着的钟点工，这样是干不出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教育教学是个传承工作，没有传帮带是不容易提升教学质量的。多年来，违背教学规律现象屡屡发生。又因科研指挥棒的指挥，把许多老师推向科研压力前线，而教学本是个良心活，投入多，产出慢，老师自然会将时间投入科研。如果教学方面，敷衍的老师多了，最后教育出现本末倒置，没有好的本科教育，就没有好的本科生，没有好的本科生，就很难有优质的研究生生源，没有好的研究生未来就必然没有好的科研，没有好的科研，即便给再大的科研指标压力或奖励，也不会产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最后教学、科研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那就把中国的教育给办砸了。
    目前，许多家里有条件的中国学生，都逐渐花重金走向国外学习，最后培养回来的可能是一批难以忠于国家和人民的下一代，那就更谈不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了。
    我说这些，有些人一定会说：书生意气，不实际。因为这些变化，不利于教务处管理。也有人会说，这也不符合教育部要求。令人困惑的是，教师教学到底是为学生服务的呢，还是为方便教育部、教务处管理服务的呢？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它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信教育部不会管那么具体的，相信教务处是真心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
新文科漫谈（六）
    新文科，既然是新的，建设它就必然会遇到阻力，会有哪些阻力呢？
   其一、既得利益者。就是改革前，处于很好的位置，有很好的收入，也有稳定的关系资源，他们不希望变动，喜欢维持现状，这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任何触及现实利益的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会经历许多挫折。共产党是用28年，才推翻三座大山，实际是推翻既得利益者，才改天换地的，但党和人民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新文科改革，即便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它也会遇到来自学校、学院、教师及管理机制的阻力，因为不变是容易的，不费力，变是困难的，会遇到许多不可控因素，有时会把看重自己利益的人的利益改没了。
    其二、是来自不同学科的老师们。现在每位一线老师都是博士毕业的，都长期浸染在一个学科一个方向的学习研究中，如果跨学科，搞所谓交叉学科的新文科，都是心里没底，本想一辈子靠博士论文，吃老本就够了，现在要重新学习也是不愿意的。即便明知不改革，前途不怎么光明，但混日子还是可以的。因此，也不太愿意改变。尤其是努力多年，要评教授、副教授了，更是不愿意改变，一定要把自己的学科进行到底，进入既得利益阶层才好。所以，也可能会成为新文科发展的阻力。
    其三、服务教学科研的体制环境。服务于教学科研的行政人员，对接过去的工作，轻车熟路，一旦改变，就会遇到诸多不适应，与其变化，不如不变，因此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也会成为加大阻力的同盟军。
    其四、最希望也喜欢变的是学生和部分年轻老师，但他们人微言轻，加之经过多年体制驯化，已经很少敢出头说话了。他们是变革的需要者，但不敢呼应变革。因此，新文科最后就会成为高层改革者的梦境。
     一个学院改革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如下条件：
    其一、是学校一把手是强势的改革者。郑晓静校长就是这样的改革者，但她选择的强势改革的对象也是比较弱势的人文学院。即便这样弱势的学院，也遇到一些阻力，但因为学校一把手推进，是很有起色的。
   其二、二级院长能力强，有魄力，是复合型大才。人文学院确实比较幸运，曾拥有了这样的院长。但人文学科是个慢功夫，不是进个思路开阔的领导，和一批年轻博士，以及进行些机构调整，它就能短期产生标志性成就的。但只要一把手过硬，推动还是有巨大进步的，客观而言，人文学院经新院长推动比过去是进步了不少。
    其三、新老教师的配合。新教师配合是没问题的，主要是让老教师配合改革。实际人文学院前面的改革，老教师方面的思想工作没做太好，尤其是把教学三十多年的教学能手，还是本院第一个引进的研究生，定岗评级定为八级，这让人感觉是标志性的不重视教学。而原来学院是教学为主单位，多年就不考核科研，这必然会引发老教师的不满。另外，把学院原来的学术大咖虽然定为一级岗，但因为酒桌的一点摩擦就将关系疏远了，甚至到其退休时都一点挽留意思没有，结果人家退休几年搞出两个国家级重大项目，这给人感觉学院也是不重视科研的。优秀老教师的不配合，导致了续任院长在校内工作也阻力重重。原来稍微有点成绩的终南文化书院，又不坚持了，学院等于又回到解放前了。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吸取。
    其四、要有与学院关系密切的学校机关支持。这需要学院领导要善于协调沟通，放下清高，争取最大力度的支持，显然新院长做得不错。同时，也需要学院书记配合，如果书记、院长彼此不配合，校内阻力就不是一般的大，那就是压力山大。
其五、要有动员学生的能力。口碑好的一线老师，是动员学生的主力，如果得不到这样的老师支持，校内学生会有采取更多观望态度。其实，只要这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在，那所有改革的阻力都会变成助力。
    希望不久将来，新任人文学院院长能以史为鉴，不重蹈覆辙。
新文科漫谈（七）
   如何构建新文科？新文科，再怎么新，它首先是文科。文科，对应的概念是理科、工科、社科，这些学科都可以纳入哲学思考，进而形成对应学科的科学原理，人文学科也不例外。
 目前，国内对人文学科在哲学层面，思考比较深入的是陕西师大尤西林教授，他的《人文科学导论》是一部人文科学原理性论著，是从事新文科建设者的必备书。笔者有幸在九十年代后期就接触了尤先生的《人文科学及其现代意义》，发觉该论著意义重大，还曾就此书请教过时任西大思想所所长的方光华教授，当时他也写过对尤先生论著思考的文章。
    2011年前后，我是在西电开设《道德经》、《论语》选修课后，又给本科生开设《人文科学概论》的，当时用的教材就是尤先生的《人文科学导论》。2018年前后，学院研究生培养课程修订，我觉得应该给研究生减课时，就专门申请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通识课，课时为16课时，选取的内容就是《人文科学导论》里的部分章节。现在，我依旧认为无论是中文、哲学，还是马哲专业的研究生都该好好读读《人文科学导论》。这是提升学生思维、开阔眼界、提升智慧的书，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人文学界少见的具有原创性思想的书。自从西电本科通识课由32课时转为16课时以来，不知道为什么通识课里这门课不见了。我想即便不用我讲，其他老师也有必要讲，现在可能有几位老师在用尤老师的这部教材，这是很好的。关于新文科学科原理性的书，现在既然已经有了，我们跟进为好。
另外，新文科建设者，不能不读中国儒释道代表性经典，至少儒家的《论语》或四书，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坛经》或《金刚经》，是应该作为新文科建设基础读物细读的。还有，既是史学也是文学的《史记》，以及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也是应该作为基础经典来读的。至于西学，《圣经》是首先应该熟悉的，其他西学经典可再增加三两部。有了这些看家本领，读读白话文写作一流的《毛选》，也可从中领会世界文化核心—政治元素的运作。如此，就可对小到个体修身、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变动，有一番可以说得过去的内行理解。这也就是新文科追求的核心指标—通识。
    在新文科原理及基本经典基础上，再结合些晚清民国文史哲巨匠的代表作，根据个人兴趣以及自己原来的科研方向，同时与信息时代的技术相结合，寻求有趣的、有问题意识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突破点，或许就可以为新文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用五到八年时间，或许一个新文科团队就可以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人文学界，实现对传统旧人文学科的超越，进而发挥出西电人文的后发优势。
 新文科漫谈（八）
    前年，我申请给哲学专业研究生开设《陈寅恪的佛教史研究》，不是为了个人凑课时动念，而是觉得从事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是有必要了解的。
    陈先生的学问如何，论说不一。学界一般将其视为史学家，其实是矮化他了。他能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不是因为冯先生与陈先生交流时，冯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不是因为陈先生写佛教史文章所用材料略胜汤用彤一筹，而是因为他常常有这样的论断，如他概括中国思想史脉络，一言以蔽之：自秦汉以来，中国思想史主脉实际就是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像这一句话，足以开出几篇博士论文的题目了。我的硕士导师胡戟先生，就是读到陈先生对武则天的一句评价，陈先生说：武则天是中古政治史转捩点上的人物。根据这个论断，胡先生撰写了硕士论文，就是他后来出版的《武则天本传》，这也是他学术代表性作品之一，至今再版不断。许地山写的《道教史》之所以让他写序，不只是因为他学术名气大，而是因为他写的《崔浩与寇谦之》、《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都是对道藏典籍下了深厚功夫的产物。陈先生的佛教史研究，虽然没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那样系统，但他几十篇论文中的通识要语足以展现一幅波澜壮阔的佛教史图景，且如一幅写意山水画，让人回味无穷。他的佛教史研究不是学术代表人物系列演进，而是放到立体的历史空间中呈现的，是真正的佛教史，不是只有主体，却没有历史在场的主观思想史，这样求真的学术才有更持久的借鉴价值。实际陈先生看出冯友兰用西方哲学方法，立足于朱熹的思想史研究，也就是他发现冯友兰先生整理的历代哲学家的材料，大都是站在朱熹的研究基础上的，实际是走了捷径，这是有不足的，尤其是主体脱离历史在场问题，那样就会有更多主观的东西，虽然有创新，但学问是不够扎实的。陈先生也曾含蓄地批评康有为以来的新经学研究，就是觉得不能整合经史研究的经学作品，一旦流传开来，很容易就引发社会思想混乱，进而引发政治动荡，乃至文学也变得玄幻，不利于国家社会稳定。他高度赞扬杨树达《论语疏证》，以经解经，材料扎实，且勤奋耕耘三十年不懈怠，认为杨以厚积薄发立场书写作品，必将进入立言的不朽之域。
    陈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创见，绝不人云亦云，且题目都是佛教史领域各山头顶尖的问题，同时关注的问题又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及普遍性，这对研究生撰写论文选题极具启发性。最主要是他的佛教史文章和他的历史学及文学论著一样，都具有智慧体操的特点，并且将中国各时期具有文化坐标性的文化符号都有呈现，是可以让学习者用短时间就可以对两千年文化要义及演变把握的精悍读本。不开设这样的课，不是个人的损失，实际是学生的损失，也是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损失。
    当然，我说的是与不是，只是一家之言。对学术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也不必为我所爱故意拔高。但有这样的课，是可以让学生与诸多名校链接的，如北大的邓广铭、汪篯、季羡林、荣新江，武大的唐长孺、石泉，复旦的蒋天枢，川大的徐中舒，中山大学的胡守为、蔡鸿生，陕西师大的黄永年，北美的杨联陞、余英时，台湾的傅斯年、汪荣祖，英国剑桥的王静如，德国的东语系，等等。虽然提及的人物大都去世了，但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却活跃于海内外文史哲学林。
    开《陈寅恪佛教史研究》这样的课，也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由之路。因为晚清民国学术，如春秋战国诸子时代、宋代文化高峰时代，是未来中国人文学术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绕不过去的门径。希望有人为学生多开这样的课，小而言之为了中国，大而言之为了学术。
新文科漫谈（九）
   早晨，看到一位农民朋友发来一段让我借鉴的话，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
   “有两种人，尤其需要谦卑。一是政治人物，二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身居高位，上一呼而下百诺，很难听到不同意见，很容易把权力当作能力，把附和当作赞同，把吹捧当作民意。知识分子以文字为业，往往自以为博古通今、学究天人，很容易把知识当作智慧，把观念当作现实，把偏见当作真理。”
    这位农民朋友大概看出我这两天发的豆腐块文章，有点翘尾巴，谢谢他的提醒。其实我发给个别朋友和老师另外一些豆腐块，他没看到。另一位老师就说，我是不是在不断在为边缘化处境抗辩呢？其实，我内心是真为新文科建设发点声音，没有其他意思。对于自己的学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比如我曾推荐一位老讲师及其夫人（教授职称）到我所在学校任教，我就觉得我的这点学问就达不到老讲师的十分之一，他细读的经典文本规模在我百倍以上，但人家很谦虚。其实，单就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我就不如学历低的太太精通，因此，她在人情世故方面的见识就远在我之上，甚至文学类的书，我也没她读得多，实际在某些方面，我们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往往还不如普通人。我推崇尤西林老师的那本《人文科学导论》，书里面提到的经典就不下200多部，他能融会无碍地写到十余万字的书里（在西电，论著文字不到十五万字，就不算专著，拍板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沉甸甸的，连清华大学都将其书作为通识类教材，这不是偶然的。   
    不过,农民朋友提醒得的是。这些年来，我见过的权力人物和知识分子，包括自己在内，许多时候是不够谦卑的。身边著书几十部的一位老师，给人印象可能就有不谦虚的一面。但大家想想，在一个一度腐败严重的文化环境中，他既不当官，也不花时间与人走动，更不会给人家送礼，又想得到自己该得的，只能按学术界的竞争法则，不谦虚地自辩和亮出货来，尤其是在以信息技术为特色的理工大学，考核老师们的主要标准就是量化的作品。这首先需要有数量保证，他发表的和即将发表的，已经不下两千万字成果。这个数字不要说在理工大学，就是在文科为主的大学里也没有几个人做到，如果有，估计没有好身体，也早累垮了。当然，有些人按照西方学术范式评价:他以注译、辨析为主的论著就不是规范的学术作品，所以他也为此不谦虚地去申辩。这种不谦虚有时也是环境所迫，加之他雄烈性格，又有军人、钳工、行政等不同工作阅历，他自己就自嘲自己不是文人，因此时常展现出类似底层人物为了生存抗争的不谦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学界，这种作风会被认为是比较怪异的，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其实，虚弱的人文学院要在西电有点声音，没有这样的雄烈性格与气魄，可能在这所有着军事院校底色的高校是迈不开步的，原来人文学院的老院长深知其味。
   相反，我认识的那位老讲师， 虽然有庞大的规模化阅读，但他不主动进入量化考核系统，不写文章，不报课题，不参与评奖，即便讲课再怎么受学生欢迎，也只能在快退休时破格为副教授。他就有点过于谦虚了，甚至连西电这样的文科非主流学校都进不来，因为他学历也低，又没论著、文章。他又谦虚，说自己只是个读书人，不是知识分子。他如此自己不争取，连应聘都没有展现机会。他也只能成为自己学生心目中的民间高手了。
   这两位老师截然不同的命运，让我产生困惑：我们是该采取谦卑态度，还是不谦卑态度呢？不太好抉择与评断。
   我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目前还在岗位评聘体制中被年轻人评来评去，有时自己觉得干的有点意义的工作也不被纳入量化考核指标。如果有时不展现一下，好像你就没干什么工作，可能也会如学院里那位几十年教学能手，老资格的副教授命运一样，以八级岗退休，连她当年教过的学生都成了二级，且教学也未必如她。她如此黯然的退休，我看到后，觉得这不是从事人心、人文工作的健康环境，连最基本的师道尊严，尊师重道伦理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教育？
  当下，知识分子有时谦卑与否，其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由不得自己，有个人性格因素，但更有环境等多重因素促成，有时命运如讨薪的农民工一样，活得已经够卑微的了。有时想，要活得滋润，又想不低三下四，又活得理直气壮，如我们学校那位退休的教授，做过类似李白让高力士脱靴的事，即便不荣休，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标识留存于世。而那位老讲师，其实因为有学生认可的滋养，活得也滋润着呢，只是可能如墨子一样，将道义践行完，做完便走，成为消失在夜幕中的侠客，活在接触他的人心中，活在我写的《百姓传》里，那是另一种人生，那是一种“不求一时乱拍掌，但望来年暗点头”境界。
   不过，农民朋友提醒的是，谦虚、谦卑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即便在当下，中国处于经济、文化转型巨变时期，对知识分子和权力人物来说，保持谦虚、谦卑也是必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也是真学术的需要，否则连农民朋友都反感了。尤其是从事新文科建设的读书人，谦卑品德尤其重要，否则也建不好新文科。
新文科漫谈（十）
   中午，系里老师在丁香聚餐，交流学院科研建设问题，主要涉及如下一些点：
   其一、人文社科类学院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很明显，目前哪位院长强势一些，与校级领导沟通流畅些，哪个学院资源会占据多些。
   其二、学院内各系之间资源分配问题。与校级差不多，哪个系人才底子厚些，哪个系的老师出任学院领导有力度些，哪个系获得资源就多些。
   其三、人文学术评价问题。实际就是对学术成果级别认定的问题。比如原来某院或某系在辑刊上发的c刊文章多些，那就会引发不同学院或系学术发表不均衡现象，为了拉平与其他学院或系的距离，就会有强势的领导重新发起认定发刊范围，有可能原来是c刊的，现在就有针对性地被剔除出去。实际上，校内人文学术评价标准一直在变动，学术评价最后成了搞权力平衡的道具。
   其四、关于历史上学院工作亮点的评价。比如，关于终南文化书院，当时每年从全校各院合计共抽一百学生骨干，给他们开设人文通识小灶，多请海内外名家给他们作报告，学生听报告的记录，纳入学生通识课学分。这样既保证来的专家作报告有听众，也可以将人文影响波及各学院基层。这样操作是很容易出现品牌知名度的，但因为没有专项经费持续服务，院长一换，亮点项目就终止了。现在，即便要重新办起来，也不太合乎实际了，因为现在学校采取大类招生，学校已经成立本科生院，学生前两年都在本科生院管理。如果想操作原来的这个项目，适合在本科生院做，而不是人文学院。近几年成立的创新创业学院，部分已经替代了它的功能，只要稍微加点人文类名家报告就有过之无不及，还一点不费事，只要经费有保障，效果会比依托人文学院更好。如果再有合作的企业家赞助，那是可以成大气候的。
   其五、打破院内学科壁垒，形成文史哲交融平台，为博士学科点建设争取更多人力资源。这是针对在座的科研院长说的。目前，大概各系老师还没有多少人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因为新文科，目前还停留在概念阶段，要落地还需要一段时间，尤其需要有魄力领导主导操作才行。
   其六、关于历史系变革适应力的问题。当年，比较早引进的史学博士，都是教授马原思政课的。新人文学院成立后，一方面建立历史系，大家回归专业科研，一方面继续带中国近现代史纲思政课。同时，每个人各自开设的通识课也在升级。几年后，因学校成立马院，历史系一分为二，喜欢科研的，就继续留人文学院，同时每位老师增开更多的人文通识课。由于学院领导起初就重视哲学专业建设，实际历史系的位级在学院就处在哲学、中文之后，本来人文学院在学校是三等学院，历史系在学院又是三等系。历史系要么变革，要么躺平。本来历史系老师，因为原来工作经历，最具适应性及变革性。如果文史哲融合，历史系教师优势就会快速凸显，因为大家多年前就进行学科交叉融合了。从全国来看，将来新文科建设的主力，将会有不少历史系出身的，因为很多年前他们因就业难，一开始就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已经被动交叉到不同文科专业了，有的甚至成为美学、思政、哲学、文学等学科点的硕士导师，甚至有的还是博士生导师。历史专业毕业生多年前就业在后队，未来会出现后队变前队现象。我认识的一位史学博士，现在已经成为新兴文理艺术交融学科的领军，并且打造出一只优秀的团队，他们的学生就业也比原来的专业好得多，如今他领军的学院已经突破初创困难期，进入发展期，成为西北地区新兴学科发展的样板。
    其七、可能出现的不好局面。由于旧有的评价系统还在，评价指标还在，如果继续按旧道路走，不久将来学院几个系评上教授的年轻老师会另谋高就，找有专业博士点的学校去了；评不上教授的，大部分会选择躺平。其实人文学院整体也面临着或变革，或躺平的问题，如果按旧道路走，十几年后，积累下的老同志多了，就又回到2012年人文学院改革前了，那时再改革，也许会进入新一轮的新旧矛盾冲突中，重演人文学院十几年一轮回的发展周期，那就会出现一代代地在原地踏步。与其如此，还不如尽早与马院合并，合力加强思政课与通识课，也许将来还能涌现一批授课大咖。如果维持现状，也许好处就是为其他学校培养几位年轻教授。
新文科漫谈（十一）
    在信息技术时代，掌握信息技术的工程师其实是这个时代的隐形主导者。在高校管理中，表面结构似乎书记、校长权限最大，实际信息权限最大的是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工程师，因为他们是给书记和校长赋予网络权限的人。大部分普通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学校是有一批这样的全权限信息技术工程师的，有时有的管理员可能就是办公室主任级别的，但因为他是管理系统的技术工程师，他在信息系统中就是最有权的。我是有一次在填报资产数据时，觉察到这一现象的。结合自己办的西电国学网也一样，后台看着是主编负责的，但实际是由网站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掌控的。比如，微信的技术高手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个体在微信发布的所有信息，无论多么私密的，只要他想知道都可以。有次，因为微信发布的信息，负责宣传的觉得不合适，就通知部门领导责令尽快删除传上去的文档，因为不删除，校外负责相关信息管理部门的人，是随时可以查到并了解的。这大概就是天网工程吧。因此，网络信息时代，只要通过网络发布信息，这些信息就可以被有关的信息管理技术工程师监察和接收到的。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负责技术的管理工程师是忠于党和人民的，是有理想和公义心的，那是真正的人间天使，也能保证信息系统是清净的，具有正能量的。如果负责信息技术管理的工程师，只是拿个人岗位工资的普通职员或低级别的管理者，那是很容易腐败的。十几年前，负责教务处网站的普通技术员，是位留校的研究生，就因为通过管理权限，有报酬地在教务处平台上修改学生成绩，最后被学校发现，开除了，可能他的技术权级别还不是全权限的。有次，我在资产管理信息平台填报资产时，发现离开的办公室主任权限，就是比处级干部权限级别高的，显示他的权限是全权限的。我不知道学校信息管理系统是谁开发的，这些幕后的信息工程师是如何分布权力的，实际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权力拥有者。像传统的管理系统，是领导在纸质文件上签字才能有效，今天有了些变化，是旧管理模式与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叠加赋权。如果这个管理系统中全权限信息技术员要想给自己或朋友私下办些不光明的事，是很容易通过信息管理权力实现的。这个信息管理系统，如果没有一批监察御史进行监督，可能也如官场腐败一样，是很容易腐败的，如果信息管理系统工程师出现团体性腐败，他们之间互相帮助，那是比官场腐败更严重的，因为这一领域是更隐蔽的。近年，在中纪检委网站揭露的官场腐败中，除了孙立军团伙外，似乎没有多少这样的信息类官员，也说明这方面监督可能是比较缺位的，问题可能更严重。
    我们日常在核酸检测中，遇到一码通崩溃现象，全市人员的信息就瞬间中断了，这看似只是个信息通道问题，但实际负责一码通技术开发的设计师掌控着我们所有人的行踪轨迹。就像近年网络爆出微信私人聊天记录一样，如果两个具体当事人没有自我爆料，信息却流出来了，说明我们微信隐私可能存在漏洞，要么是黑客侵入，要么是内部信息管理工程师泄露，就像当年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一样，只是修陈冠希电脑的技术员引爆的一样。现在，除了公安系统的网监可以免费查询被质疑的个人信息外，其他人恐怕都需要私下交易才能实现。我曾经购过高新区大都会房子，后来因推测不久将会征收房产税，就将房子退掉了，但我个人信息可能被卖了，因为都过去七八年了，我现在还经常收到电话，问我大都会房子卖不卖，或出租不。因此，个人及单位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在十几亿人都使用手机的时代，随时可能出现信息不安全的现象，不只是黑客入侵问题，还有信息管理系统内部监守自盗及出售问题。
    由于许多负责网络安全的技术员，是国家机密系统人员，一般也不会让外人知道，如果某个具体的人出了问题，也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部门内部自己处理了。因此，今天中国隐形权力最大的就是中国网信办，但因为这样的机构主要负责重要的信息传播及舆情控制，诸如某个单位内部管理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太关注的，除非有私人请托。而单位全权限信息技术员，一般也只有很少的相关领导知道，只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在不断地流动，而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岗位可能更稳定持久，因此在权力转移真空期，信息管理员的权限没有监督时就很容易出问题，因为他们负责着流转干部们的权限划分与赋能。如果老师个人之间有矛盾，信息管理员介入进来，倾向于帮助一方的话，那就很容易在信息管理中发挥些作用。比如，你原来带过的课，可能在系统里就不显示了，过几年查询工作量时，办公室人员就找不到你的信息，如果自己留有纸质版的还可以，有据可循，如果没有，自己也没有每年记录的习惯，那可能你干过的工作就不存在了，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干过了。
    因此，在新文科建设中，人文学科建设必须与信息技术文化结合起来，这样或许能匡扶些网络上的正义和失序的网络伦理，也能让所在学院和学校风清气正些。如果像旧文科一样，那文科毕业生只能被网络信息技术越来越边缘化，因为已经被时代淘汰，成为了现代社会活着的古董。
新文科漫谈（十二）
   十几年来，我经历了西电几种人文选修课的选课模式。记得08年刚开选修课时，学生选课是用学校发的纸质版选课卡，学生填写选课卡前，一般有两周试听课，如果自己满意，再填好学号、姓名、所在系院、课程名称及任课老师，上第三次课时就可以交给任课老师，算是选课成功。那时，全校人文任选课不多，要求完成的学分也不少，因此每个老师班里的人数都不少，记得我开的《道德经》课，选课高时可以选到五百多人，图书馆高塔下的阶梯教室勉强容下，还有站着的。一般选修课，学生前两周学生对老师认可，到课率一般是可以的，不过伴随时间推移，五六周后，学生翘课率就比较高了，尤其到期中考试前后，翘课率最高。在qq、微信兴起前，我是喜欢自己制个学生档案表的，表中有我想了解学生的各种指标，几年下来，积存的档案表，连同思政课学员的，就不下八九千份了，因此我经常自嘲，比孔子弟子三千要多多了。学生的档案表，至今我也没舍得扔。当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还特意申请办了个课程建设网站，就是2010年建的西电国学网。
    伴随通信技术进一步发展，我后面又用过QQ群，尤其是微信兴起后，我就不再建学生档案了，直接建教学班群。这时期，学生已经开始在网上选课，但学生还是有两周的试课，班级的人数才能稳定下来。这还能算是学生自己选的。最近两年，选课系统发生变化，学生集中选课，有时系统容易崩溃，不得不分成几个书院分区选，被选的课也不是针对所有的学生了。因此这几年，我的教学班里再也没有各书院都有的现象，最多也超不过三四个专业方向的，并且他们选课之后，也没有试听机会，即便不喜欢，不来上课了，选课的信息还在，期末老师还会给打个零分，算是选了。因此，现在虽然叫人文限选，基本上不是选修课了，很大程度是教务处拨给的课了，因为你没有多少选的自由。选修课的课时由原来的32课时变为现在的16课时后，理工学生的金工实习，又经常与选修课时间冲突，一共八次课，有一半金工实习的学生穿插着实习去了，课堂自然也就冷清了。
   尤其去年学校大批引进校外网课，原来网络流量费还是由学生自己付的，他们还珍惜一些。现在，校内学生上网是免费的，流量随便用，因此大家更喜欢选网课，网课也容易过，即便内容不学，在网上把教学过程中及单元测试设计的题目答案搜到、补上，就可以顺利拿高分，比线下老师的课又自由，不用到教室，这样网课就大行其道了。去年，历史系老师开设的选修课选课人数普遍减少，我原来选课人数基本可以选满的论语课，甚至出现选课为零的现象。今年，为解决历史系老师们教学工作量的问题，学院特向学校教务处申请增加了阅读与写作必修课，就像过去的大学语文一样。实际上，伴随互联网学习模式的出现，传统课堂已经大面积萎缩，即便是专业必修课，学生也喜欢结合网上的优质学习资源。因此，我前面漫谈时曾建议采取人文导师制，引导学生以阅读讨论为主的新型学习模式，且最好是小规模的。几年前，我曾在新校区家里举办过类似的活动，我抽选了一些思政课、选修课及国学社同学过来，从师生关系而言拉得就比课堂近得多，并且师生之间相互学习效果很好。有时回想起来，为接待学生，诸如打扫房间，布置会场，摆放水果，购置水杯， 烧水等等，这些待客细节付出非常值得，因为老师从学生身上学到得更多。这两年由于陪读家里的中学生，到新校区时间少了，活动也暂停了，有时还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尤其是选修课人数锐减之后，搞活动的积极性也没有以前高了，大概也和年龄大了有点关系吧。
    昨天，因选修课的事，还私下对学院教学管理员发了脾气，因为她发的选修课表，我的两门课都没有，我还以为是有针对性呢。其实可能是教务处人员，根据现在这学期两门课的选课情况，估计是准备撤销了，不能怪学院同志。何况连几年前讲过的课，有时因系统升级或技术人员疏忽，也会数据丢失，何况这还没进行的工作呢。
    不过选修课，如果不让学生现场试听，就直接选，即便是根据展示的大纲或短视频也不一定有效果。据我调查，绝大多数学生在选课时基本就不怎么看教学大纲就选了，所以选修课如何达到理想效果，同时也不浪费学校资源，可能还需要职能部门做许多工作。如果按现在的做法，可能问题还是蛮多的。而新文科建设，人文选修课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如果载体建设不好，效果会大打折扣，但愿学校及学院重视起来，这不是给历史系老师增加个必修课就能解决的。在此，也对学院教务员表示歉意，请谅解修行不到家的老师对她的迁怒之过。在人际交往中，确实需要经常检点自己，否则容易让人多想，伤人伤己。
新文科漫谈（十三）
   写到漫谈十三，我在反思一个问题：学人文到底为了什么？
记得大学毕业那年，我主编陕师大历史学院学生刊物《唐潮》毕业专刊，当时我请大学四年来熟悉的老师，请他们给毕业学生写一点赠言，其中胡戟先生是这样写的：“求真的历史，让你付出的是辛苦与寂寞，换回的是社会公道与正义。”李裕民先生在文中提及他呼吁学生应该有的治学气魄：“推倒一世之豪情，开拓万古之心胸。”臧振先生写了一系列的“再怎么”的排比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再难、再苦、再累、再委屈，也“不低头”，“不信邪”，并且做到“即便一世无成，也认了。”毛泽东说：“圣人者，抵挡极大恶而成者也。”
    年轻时，我就是踏着导师们的精神语句，努力的，奋斗的，也曾为天下苍生的苦难呐喊，甚至冒着不被家人理解和阻挠，也要为老百姓立言而行动。因此，也曾有一批有些甚至至今都未曾谋面的同道。在学校小环境里，也曾因为为弱势老师直言，得罪过某些领导及其跟班，并留下点后遗症，至今还没消化完。
    身边明智的老师，曾劝说不要一个人承担压力，让年轻人多承担些。因此，我已经几年不怎么发言了。这两天漫谈里提及的一些小插曲都有亲身经历的底色，只是不愿意再提到具体人，即便是有些人已经是教授，也都是社会底层人物，看人眼色，活着也不容易，如果能通过对我的做法为自己能讨来些利益，也算给我机会，让我变相帮助他人，积累一点功德。
    前两天写完《西电人文学院的前世今生》后，觉得有必要再为新文科建设鼓与呼。当年上书新校长，引发学院的巨大变化，引进了新院长和大批年轻老师，有了今天的规模。本来想这是积阴德，不必说出来。但近十年来，有些人的做法确实令人有点小伤心。如果只影响我一个人也就罢了，但看到似乎又回到十几年前旧格局、旧状态，甚至关于师道伦理都不如以前了，那就不是积阴德了，可能就是积恶业了。趁着学院又要在校外海选院长之际，梳理一下所见所闻，或可对学院未来建设有些帮助。所以，不怕得罪人，又站出来了。如果能缓解年轻人的压力，也是我的荣幸。如果有些人有点压力，也不用担心，我不会那么小做的。好在上天眷顾，即便现在病退了，也能过上比父母辈安逸的日子。
   我相信稻盛和夫说的：“天地之间，有一种冥冥的善意主导着这个世界。”所以，多吃点亏，多受点挫折，多经历点磨难，那是个人的福报。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祖宗这样的话，所言是不虚的。
   每个人都有局限，我说的是我个人的经历与认识，因此肯定不全面。人文学院是大家的，如果大家不参与，那也大家的命运也是自己的选择。希望学院未来在新聘来的院长领导下，变得更加强大，激活每位老师的小宇宙，真正发挥人文在西电的作用，为信息时代的人文与技术融合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文科漫谈（十四）
    今天早晨微信朋友圈，纪念张祥龙先生的帖子刷屏了，我看了子庸转的由李旭住持、柯小刚采访张先生的视频，感觉张先生的学术崛起对新文科建设有如下几点启示：
    其一、他在文革时期的自学。当时，由于有意识形态的限制，读书成为一种本神秘体验，因此读到一些有价值的书，有如饥似渴的感受，懂得珍惜，不像现在找什么书都容易，反而不太珍惜了。因此，带着兴趣，懂得珍惜，去主动自学是成才的必要经历。学校内应该提供这样的平台和机会，让学生懂得珍惜，学会自学。
    其二、他谈及贺麟对他的影响。贺麟是清华毕业，深受当年国学院导师们的影响，学问渊博，也有留洋经历，张先生能与贺先生结缘，并走入斯宾诺莎的哲学世界，那是他的福缘。这有时不是谁都能遇到的机会。今天，受功利化读书教育影响，即便有贺麟先生在身边，看到贺先生的生活境遇，也许就是一位普通教授，学生一般也不会走太近，相反贺先生如果有校长、院长等类的头衔，可能学生会跑得很勤。因此，要引导学生追求真理、追求学术、跟随真学者，这需要想办法抗击功利化的影响，破解伪学术。这方面，建设新文科也需要下些功夫。
    其三、他虽然后来任教是哲学系教授，但他年轻时受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家作品影响很深，对《红楼梦》也很喜欢读。因此，从事哲学研究如果没有好玩的文史素材作依托，是很难达到很高水平的。何况一流的文学家，又有几个不是一流思想家呢？因此新文科建设，要重视学生的文史哲经典阅读，让学生逐渐找到与自己心性相应的学术兴趣走向。
    其四、要提升理论思辨能力，需要立足一些理论巨人学术成果基础上。张先生立深入研究斯宾诺莎、海德尔格等人哲学，实际已经掌握了强大的理论工具，因此用这样的工具来分析解读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相关的经典，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当年读尤西林先生作品，我也感觉到他是立足于对马克思、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等一流哲学界的论著细读，造就了强大的思辨力的。新文科建设，要提升思辨力，也需要走这样的路径。
    其五、张先生的书面语言比较清新，读起来很流畅，理解也不费力，因此能深入浅出地叙述自己感悟的灵光，这也是他的学术成果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新文科建设，如果依旧写大量晦涩八股文章，是很难建设好的。今天哲学界之所以比史学界在社会上影响面更宽些，有立足经典、思辨等因素，但不能不说写作风格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以张先生《现象学的边缘性》为例，如果不是搞中西哲的，不下点功夫理解，一般人看不太懂，像当年玄奘等人翻译的《大般若经》一样。读这类文章可以提升思辨性，尤其会接触到许多新创的概念。今天人文社科学界新概念频出，包括申请课题的标题，如果没有概念上优势，一般不太容易吸引眼球，课题也不容易中。类同于市场经济广告语一样，概念不新颖，是难以卖出好价钱的，更达不到广而告之的目的。近年，受此西学导向影响，从事文史哲学术的如果不重视这一点，一般难以“预流”。只是像唐代贾公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那样，如果过于繁琐了，就容易出现类似新禅宗反拨繁琐的旧禅宗一样，出现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今日提倡新文科可能就是对旧文科的反拨，好像运动已经开始了。由虚入实是中国学术回归的一种征兆。可能又要中断中国学术比较薄弱的思辨玄学，这不利于远大之思的发展。不知是否如此？前两天农民朋友曾援引批评，说知识分子容易把观念当作现实，把偏见当作真理，把知识当作智慧。
    在武汉大学哲学院访学时，我曾听过张先生的报告，他讲的不如师大的尤老师、臧振等先生作的报告耐听，好像也少了些幽默或激情，可能个人观感不一样，这也无所谓高下。我读过张先生的《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感觉玄学味有些浓，我更喜欢像陈先生那样深具通识及恰当应用材料的史学家。张先生这种风格是许多从事西哲研究的学者普遍存在的特点。西哲如果使用的中国材料少，书写出来很容易变成思辨玄学，概念很多，但在家国问题意识方面就容易淡化，这与中国传统学术价值取向差异明显。
   新文科建设，不但需要学习西哲理论工具，更需要把中国文化元素展现得丰富，这样才能形成新时期的中国人文学术风格及作派。可能在今天说先生一些不足的话，有点不合事宜。不过，没有像史学工作者的求真态度来为先生进行盖棺定论，想必他在天之灵也会遗憾的。
   祝张先生一路走好！祝他能像庄子一样乐逍遥！
新文科漫谈（十五）
   社区里，一群共和国同龄人在下象棋，这是他们退休后每天生活的常态。在老家时，每年暑假，也能见到一群人在家门口大树下下象棋。村里人比较闲，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十七八岁的青年都有，大家下一盘棋。有时，棋下到中场，处于胶着状态时，每走一步，都会有人说出自己的思路，供对弈双方参考。当然，也有不语的，观棋不语真君子，属于不干扰对弈双方，保持中道者。也有说风凉话的，可能和下棋的人比较熟悉，彼此经常开涮，找乐子。人心状态，就在这一盘接一盘的棋子起落中变化起伏，每个人都呈现出不同性格特点。有豪气的旁观者，有时直接上手替一方试走，边走还边唠叨着，展示自己的高明。其实这样的人，有时往往考虑不成熟，走得不怎么样。也有的是在一方遇到危险了，尤其是一方的车、马、炮马上要丢失了，会在旁边焦急地提醒一下，因为一旦其中一子残缺了，继续对弈下去，因为力量悬殊，就不好玩了。当一方快遇到快死棋时，也有保持长久缄默的会提示一着救命棋。不一而足，对弈双方，都有自己的参谋，有的两边都帮着当参谋。围绕下棋的交流语言都很短，估计这种风格是从原始人围猎时留存下来。因为棋盘上的局势一目了然，大家都知道在说什么，不用多语，但其实心里戏挺多的，不比学者们分析材料用脑少。
   真佩服老祖先发明这玩意，它能让每位棋手都有帝王般的心态，都有指挥若定的大将军气势，尤其是下棋者如指挥家一样指挥各兵种协同作战。象棋玩得纯熟的，每位棋手都堪称是军事斗争艺术家，如果战争来了，他们都会将这种思维运用到现实斗争中，并且每个人既可以当统帅，也能当士兵。在下棋中培训性格，让人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尤其能培养人通观全局的思维能力，它比现在西化科目的考试要能培养通才。正因为有这样代代相传的军事斗争游戏，中国始终是军事大国。国人也经常把这种军事思维运用到政治斗争中，因此中国一直也是政治内斗大国，象棋思维实际是操练斗争游戏，难怪很少有女士玩，象棋更能满足男人们争夺天下的野心，利弊参半。
    当然，十几个人下一盘棋，也能很好地落实民主集中制，因此中国人的民主集中决策模式从来不匮乏，只是上个世纪用西化术语表达出来而已。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时即便有的人年纪大了，在对弈中，依然有输不起的心态，有时这种心态都写在输赢瞬间的表情里，甚至语言中。当然，有些人比较达观，输了再下，输了再下，抗挫折能力很强，反正输给对手实力强的，也不觉得丢人，输多的人，也可以培养脸皮厚。脸皮厚的人，在年轻时，往往会抱得美人归，在现实物质获取中，也会因为这种皮厚执着，比脸皮薄的获得多得多的利益。一般下棋棋逢对手，下起来才有意思，因此棋手都会找与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下，如果距离自己差距太远，下着没有意思，不好玩。当然，水平低的挑战高手，也是低水平棋手的诉求，与高手过招，是提升自己最快的途径。现实中也是，人往往跟自己的对头学到更多的东西，尤其对手比较高明的时候。
   所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平凡百姓，遇到棋逢对手，也是可以快慰平生的，因此平凡人的快乐，不是夺得现实世界的天下才能快乐，经常在这普通的棋局中也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价值感。这两天，高考刚结束了，许多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的心都七上八下的，其实如果把高考也当成是一种游戏，像下棋一样，也就没那么纠结了。输赢都可以坦然面对，换个赛道，换个游戏，接着再来。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许多人经历了国企破产，自己下岗，他们换个赛道，又给私人老板干。有的到六十岁了，养老保险已经交够年头，可以享受退休待遇，儿女也长大成人，就换个生活方式，过点清闲自在的日子，虽然不能周游世界，也可以用手机环球探索。如果愿意下盘棋，就找院子里熟悉的老同志一坐半天，照样在楚河汉界交锋中，让自己感受帝王般、诸葛亮般的存在。从朝阳对弈到午饭时间，从下午两三点对弈到傍晚时分，如此周而复始，只要天气允许，就可以有那么一圈人与自己共度江山争夺战。这样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还是像学者们写出大部头论著才叫有意义？尤西林先生曾写过《知识分子——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在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其实有时感觉知识分子挺累的。那世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些平凡人的生活意义又在哪里呢？
    平凡人，如窗外的花椒树一样，一年四季，周而复始，过着类似重复的生活，从少年走到老年，也许又从今生走到来世，又回到这社区的棋盘上对弈。中国这种平凡人的乐感文化，对生没有那么多愁苦，不像佛陀说的人生是苦的，需要走出轮回，需要成为觉者。那这么多平凡人，如果世世代代就这样生活着，生生不息地繁衍着，一代代退了休，每天下盘棋，找到生命的存在感，有什么不好呢？与高大的终南山，大秦岭相比，这不也挺有意义的吗？如果要引导他们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那要引导到哪里去呢？难道其他生活工作方式就比这有意义吗？普通人在棋盘上的江山争夺战中，不断操练自己的心智，他们的智慧又何尝输给读了书没读明白的人呢？难道这种智慧操练人生，不也是挺有意义的人生吗？
   传承祖先的象棋艺术，让这种强大的保家卫国智慧思维永远留存下去，不也像传统文化学者传承文化一样吗？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体现，其实民族自信心也体现在退休老人们的一盘盘对弈的棋局中，谁能说他们是空耗岁月呢？自以为高尚的未必高尚，被看作卑微的也未必卑微。自然界生灵的许多能力，人类都很难达到，如夜色中炯炯有神的猫眼，如瞬间展翅飞升到楼顶的鸽子，如那提前能预报喜讯的喜鹊，他们生存的意义又何尝低于人类呢？
   新文科建设，也要有类似象棋、麻将这样的传承文化的游戏突破点，并赋予新时代的意义。
新文科漫谈（十六）
    如果按照旧文科形式来呈现一件事，就达不到唐山打人事件的舆论影响力。例如，为解决西电老师团购锦嶺公寓烂尾楼的问题，用文学的描述、历史的求真记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思辨，来写文本可能是这样的：
    锦嶺公寓烂尾楼见闻随想（三）
   早晨，与弟弟开车路过锦嶺，特意下车进里面瞧一瞧，据同事说有部分业主已经入住烂尾楼了。
   锦嶺社区原来的大门不见了，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横在大门口，旁边留出仅供一辆轿车勉强通过的地方，门口也没有保安把守了。走进大门，感觉有点冷清，靠近锦嶺公寓楼西边的小广场，杂草丛生，里面停了六七辆轿车，估计是业主们的。公寓的地基坑还在，进楼需要经过一座吊桥，楼门虚掩着，我和弟弟侧身进去，楼里面有点黑，门里空地处还停着辆摩托车，侧耳能听到有人说话，但在一楼走一圈没见人，就找到步行的楼梯，走到楼梯半截，问询有人吗？迎面跑过来一个小伙子，他引我们到他住的四层，经简单了解，小伙姓刘，他房子的面积110平米，三室一厅，2017年买时是接手别人退的房子，当时首付25万，因长安银行未放贷，他还差16万元尾款未交。现在，他手头只有收费收据，没有公章版的合同。当时售楼部说要统一盖章，后来因银行未放贷，他也没拿到正式合同，更没有网签的合同。他虽然起诉了，但明显对他不利。如今五年多过去了，购房尾款他都准备好了，但开发商不承认收过他的款，他也被迫住进来，加入到业主护楼队。
    昨天，是小刘这组的业主值班，他夜里就住在自己购的这房子，房间没有窗户，夜里有些凉。我看到他简易的床上，放着简易的折叠蚊帐，这一款，我在网上见过，方便实用，看来他昨夜蚊子叮咬关是过了。看过他房间后，他领我们到一层的业主聚餐房间，当时在场的四五位业主代表刚吃过早餐。看得出他们对我们有戒备心理，我们是准备往外走的，小刘给他们介绍了下，了解我是西电的，其中那位女士才乐于介绍情况。 
    据悉，目前护楼业主群里已经有一百多人，入群交护楼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他们将护楼业主分成若干组，各组轮流值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听说开发商华岳公司与建筑商中天建设要达成协议，把这栋楼的产权抵押给中天，补建筑欠费。由于双方价钱没谈拢，华岳还没有签字，但中天为了要回自己的建设投入费，已经将华岳的资产向法院申请冻结。这栋楼随时有可能被以华岳资产的名义充抵给中天。如果真出现这种状况，那业主们的钱就有可能打水漂了。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造成对房子产权拥有的事实，业主们开始轮流值班居住，宣示对房子的所有权，期望能让中天退步。
    锦嶺公寓烂尾问题，症结究竟在哪儿呢？问题如何摆平？
    锦嶺的开发商是华岳公司，它将楼盘销售权委托给荣朗公司，本来收的款项都应归入华岳账户，但荣朗因与华岳中途发生利益纠纷，业主有些款项流入到荣朗账户。华岳没有收到应收的款项，建筑商中天建设催建筑费，华岳交不上。根据华岳与中天的协议，每天华岳需要交的滞纳金就不少，据说现在滞纳金及利息费就欠了几千万。这样，华岳状告荣朗，中天告华岳，业主收不到房，也告华岳，华岳两下欠账，自己又追不回荣朗的钱，政府长期调停，无果。现在，实际是五方均输。
    从五方力量对比看：政府，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主导者，自然最具话语权，但限于国家政策，它更多侧重发挥调控职能。开发商华岳能拿到地皮，并能动工建设，自然与原来长安区政府有关部门关系很熟，并且长安银行原来是承诺支持它的，足见是有力度的。销售商荣朗，到底和华岳有何协议，至今不甚了解，但它敢于把钱违约流入自己账户，肯定是没有拿到自己该拿的，并且华岳曾告荣朗涉黑，说明荣朗肯定也不是善茬，背景也应比较硬。中天建设，本来就是一家全国性建筑商，在建筑领域攻城掠地，斩获颇丰，遇到华岳这样不大的地产公司，自然知道如何应对，虽然目前没有拿到自己该拿的，但它应该不怕，知道华岳还有地皮可以抵押，华岳拖的时间越长，需要交的滞纳金越多，中天不费力拿华岳地皮的机会越大，因此中天应是比较强势的。目前，最弱势的一方是业主。房子到期未交付，起初大家一直等待，时间一长，部分有维权意识的业主就自发地与开发商打官司。不过，因为单打独斗，力量弱小，即便被判赢，也未拿到自己该拿的。现在，部分业主已经由自发逐渐走向自觉，开始有组织地维护未交付的毛坯房的产权，并以入住方式宣示自己主权。无论是华岳还是中天，面对业主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房子产权的做法，他们也只能暂时搁置各自的行动，甚至开发商连保安都撤了。
    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变量，就是原来锦嶺公寓属于长安区管辖，现在划归高新区管理，地产商原来依托的行政资源变了，估计关系暂时变得弱势些了。如果业主越勇敢，越有可能将问题尽早解决。本来王书记在时，天朗准备接手这个烂尾楼，他们想将华岳另一块地，开发为西电科大商务酒店。但王书记调任浙江后，天朗就没下文了。大概是天朗觉得锦嶺内部产权纠纷有点乱，也有可能是因为银行房贷紧缩，需要盘活锦嶺和建设梦想小镇的资金吃力。资本是逐利的，无利可图，或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人家是不愿意出手的。
    要解决锦嶺问题，关键还是西安市委市政府一把手出面，支持类似天朗这样的企业来盘活烂尾楼。至于华岳与中天之间，会因为新投资方的介入，矛盾得到缓解。因为即便中天受一点损失，也会在进一步与西安市政府及天朗这样的开发商合作中获取更大利益。问题是梦想小镇建设工程，西安各家银行还有多大支持空间，这取决于国家政策的松动程度。如今经济下行，地产业有点下滑，估计政府也不想再让地产绑架自己，所以像锦嶺烂尾楼这样的小问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它的化解一方面取决于这些业主，尤其是等着入住的业主住在烂尾楼里的决心与行动。当这样的行动持续发酵，成为一时的舆论焦点，政府可能会拿出维稳费来平息；另一方面化解，可能取决于政府决策层。如像王书记那样的一把手，在问题没有激化前，就责令相关机构及企业尽快解决，问题就很容易化解。这需要有人让一把手能把这当成重大民生问题来对待，最好能把这最低成本解决方案递达市委书记办公桌。
    当然，这还取决于现任领导与王书记有一样的工作风格。干部有作为与不作为，都可以作为自己的选项。不作为的，只要不出事，就不会主动去碰这些烂尾事。因为这样的烂尾楼太多了，网上有夸张说法说，西安大约有两千多烂尾楼盘。如此看来，救助烂尾工程浩大，有时可能吃力不讨好。本着新官不理旧账态度，有可能会维持现状。如果这样，那烂尾问题就会如击鼓传花一样，传递下去，最终受伤最深的老百姓会将问题激化。希望干部不要等到类似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再解决，那将有负于党和人民的重托。
   如果写成这样的文本，肯定不如五分钟的唐山打人视频传播效果快。虽然烂尾维权问题性质不比那个唐山被打者的维权问题性质差多少，但它就达不到融合人文与媒体的新呈现形式有力度 。如果新文科能以这样的新呈现形式发展新专业，可能毕业生就业问题就不是大问题。连老家妹妹卖葡萄的网店，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却不需要像我这样的文科博士，也就是说旧文科博士生毕业竞争力都未必如新文科的二本本科生有优势。美国的旧文科博士，已经有到飞机登机处办理托运行李岗位上了，我们学习欧美培养旧文科人才，难道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吗？绝非危言耸听。诚如郎咸平在北大演讲时说的，我们踏着欧美的历史巨轮，必然会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
新文科漫谈（十七）
   各国文化各具特色，在大地域文化交融前，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尤其明显，如印度佛教要义主要是以神话物语呈现，中华文化经义则以求真的历史书写，前者在幻想中表达真精神，后者在发生的真实事物中表达价值取向。欧美传统则是对客体对象的分析中推进认知，且所用认知方法在不断更新。各大文明区域经过若干世纪的文化交融，各取所长。中华区域因实用主义传统发达，成为最善于将外来文明以拿来主义方式消化吸收之区域。
    近世，中国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至今乐此不疲。其中学习民主最厉害的力量当属共产党，从起初的军队建设中的支部建到连队，追求官兵平等，到建国时期的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党代表、人大大表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确立，再到文革中践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群众大民主运动，都是推进中国式民主的一贯性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科学方面，我们知道，西方近代科学是伴随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的，工商业资本主义是科学推进的载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将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作为号召，大力发展工商业经济。在经济改革中，由国家全面计划管控的经济，改为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这个过渡方针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哪一部分能先富起来呢？自然是与计划体制掌控公共资源的干部及与干部有很好私人关系的一批人，他们可以近水楼台。直到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依旧居着主导地位。
    作为普通民众，近日与弟弟聊起中国企业类型时，结合近三十年所见所闻，大致将企业主体情况作简单梳理如下：
   一、国有企业。经济改革以来，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小国有企业。温家宝主政总理时期，他的决策就是保留一百家大型央企，其他的企业全部民营化。早期民营化的国企，实际主要受益人是国企高管，或直接管理国企的行政领导让渡给自己的关系户，有的甚至惠及亲属，依靠这种途径富起来一批人。今天，即便保留下来的大型国企，也会将一部分活外包，能承揽这些活的，都与国企高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清查下多年身居国企高管的财富，就知道这个比例可能蛮高的。即便是国有军工企业的活，也有不少民营企业承揽，甚至许多这样的民营企业不少技术员都是从企业主原来所在单位挖来的，或是原来单位退休的，并且他们生产的产品多是原来单位生产的。能有这样机会的民营企业主，必然与原来国企高层关系密切，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这些人一般不像福耀玻璃老总曹德旺那样高调，因为如果他们高调了，很容易引来灭顶之灾。
    二、本质是外国底色的国际化中国民营企业。像柳传志领导的联想集团，联想的出身是依托科学院研究所，并利用研究所的技术、场地及人才资源发展起来的。起初，他们一直戴着红帽子发展民营的事，再经过几次股份制改革，彻底将半国有企业私有化。联想经营思路以商贸为中心，即便列为高科技公司，实际高科技部分也是商贸的副产品。而商贸之所以能坐大，主要靠的是政府采购，再通过包装上市融资，走向资本化运作。有了大资本，就可以购买像ibm这样的美国公司的技术及人才，从而进一步国际化。实际上，它原来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但通过国际并购，走了发展科技专利的捷径。但是由于主要研发人才不在国内，就只好把研发总部依旧设在美国。从这个角度看，联想实际是有重大美国背景依托的中国企业。如果按核心竞争力高科技技术归属国而言，它应该更是一家美国公司，只不过它的主要商贸市场在中国。这也是司马南敢于向联想亮剑的主要原因，联想因自身底气不足，也只能一直闭口不言，继续发大财，其实他学的是香港富豪李嘉诚的道路。
    三、中国底色的国际化民营企业。任正非领导的华为就是这样的公司。任正非从军队退役到深圳发展，曾经遭遇挫折，被骗二百万，连妻子都离他而去，他重新站起来不容易。他一开始就注意企业原创技术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他在发展中能顶住五十亿海外购并诱惑，赢得深圳政府银行500亿授信，之后大力招兵买马，拓展业务。他的睿智是真正落实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他在公司所在股份很低，而将大部分股份都分给能留在华为的精英，让华为成为打不散的精英集体。华为也不在海外上市，不受国际资本干扰，保证了政府对他的信任。因此，即便今天华为在海外广设研发中心、营销及生产基地，政府依旧对他们充满信任。任正非成了国家支持的民营企业的楷模，也得到了国人支持，乃至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尤其是他低调的生活方式，诸如办公室里用的旧式的大茶缸子，出行自己拖着的行李，完全是人民化的企业家形象。因此，他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真正的中国企业家代表。
    四、民营地产企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住房改革的深入，稍微有点资本的企业，都纷纷投入房地产，甚至有些大型国企也都购房购地，以便使企业财富保值增值。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不少是民营地产业的大亨，像万科的王石，万达的王健林，恒大的许家印，等等。许多地产公司，以少量资本撬动巨量资本，如恒大以39亿撬动将近2万亿，如今把大批国有银行都套进去了。房地产危机一来，如果政府不救，会形成大批烂尾楼，不但影响银行，导致出现坏账，尤其把购房民众也拖入深渊。房地产领域不整顿，很容易把中国经济拉垮，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如今，让房地产软着落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地产资本已经开始转型，像万达在地产领域就采取壮士断腕，暂时稳住了阵脚。地产领域投机暴富者多，不良商人不少，这种企业多了，被坑的老百姓会多，被坑的百姓就会把怨气留给政府，透支政府公信力。而地产领域官商之间，乃至与黑社会之间，过去相互结合比较多，因为周期比较长，问题牵涉面广，至今也只能在反腐的路上逐渐前行。
   五、办实业的次级大型民营企业。其中一类像福耀玻璃，这类东南沿海办实业的民营企业，多年从事一个领域的产品生产及销售，也不欠政府款，还养一大批员工，产品口碑也好，老板自己也有底气，还能看清形势，大量捐资助学，如福耀投资办大学，并说建好后将大学捐给国家，是真落实共同富裕的先富起来的代表，得到了政府信任和人民爱戴。一类是注重某一方面的领先科技，如东旭光电，无论是核心技术是国际购并来的，还是自主研发的，至少它在补国家高科技短板的某一块，因此它也能得到政府给开的绿灯，各地政府也希望这样的国内五百强企业入住。只是这类科技企业，在国内布局应该有国家规划，如果遍地开花，很容易浪费资源，这需要国家层面的产业布局引导。另外，像新能源汽车领域，如果一哄而上，很容易导致市场饱和，最后大批资源被浪费，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六、经营矿产业民营企业。矿产业，如果没有国家授权是很难经营的。像多年前陕北煤老板、油老板，他们做通地方关系，形成不同量级的矿产企业，有些由于技术落后，粗放经营，浪费了不少资源，但确实富了一批人。这些富起来的，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他们消费引导也出现不良倾向，如他们南下团购西安楼盘，有些是整栋整栋地买，有些是整单元整单元地买，成了和温州商人一样的炒房团。他们与地产商、零星炒房客一起，导致中国房地产畸形发展，如今14亿人，却盖出了够37亿人住的楼宇。现在，由于国家对矿产业整治，许多小的矿产企业已经关停。其中原来规模做大的，还保留了一些，继续与国有矿产企业一起分肥，甚至利用合作关系，还在继续挖国企的墙角。
    七、靠多贷款维系的民营企业。有些民营企业由于经营不善，有的甚至连年亏损，但由于有一定规模，又与银行关系密切，靠不断批量贷款维持。有些企业，如果出现舆论危机，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最后破产。有些企业资不抵债，最后实际亏损的是银行。有些老板如果是故意的，他们会将部分财产先转移走，因此即便他的公司破产了，他个人及其家庭依旧过着富裕的日子。
    八、有些是依托或与保留省级国企合作的民营企业。如图书出版发行系统，多年来出版社靠卖书号就可以让自己的员工过得很舒服，民营出版商因购得一两套书的书号，通过单品种图书大批量销售就可以收到不错的收益。而国有出版社因为有各自分得的教材专项份额，有稳定的销量，一直可以过得很滋润，至于直接面向市场的书到底质量与销量如何，倒是其次才关心的。虽然他们也有类似民营机构那样的考核模式，但毕竟有保障，活力依旧是不足的。因此，民营书商很有意见，如果放开市场，让他们同等竞争，他们觉得比国有的还做得好。销售渠道也一样，如果新华书店没有教材发行特许权，也很难和民营书商竞争。高校教材，出版社就没有民营做得好，因为高校教材品种多，单品种销售规模也小，国有出版社销售效果就不如民营书商。当然受互联网冲击，书业整体下滑，如果大型书店没有国有资金扶持，维持下来的很少。因此，现在需要找到关系，吃政府补贴才可以。
    九、与民生密切的合资或独资企业。如天然气企业，西安秦华天然气就是香港企业与政府企业合资办的，这样的合资企业，保证政府管控，同时保证合资方利润，这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有很深的官方背景，否则很难介入。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公路、铁路、矿山、旅游等领域，一般以国有为主，为民营放开一些口子介入，而这些领域官商之间弹性就比较大，有着计划经济浓厚色彩，它们不像建筑业、餐饮食品业那样的彻底民营化。
    十、互联网平台企业。像阿里、百度、腾讯、360、拼多多等，这些互联网平台企业，近年崛起了一批新贵，这是靠高科技起家的，他们相对与官方密切度不像房地产那么密。这些企业做大，容易威胁国家信息安全，如果不国有化，又过于高调，甚至转移财富到海外，很容易失信于政府，甚至让政府有釜底抽薪感觉，所以他们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受到政府限制。但因为这些企业都掌握着大批高科技人才，政府又不能过于严管，这个度拿捏不像房地产那样容易把握。尤其一个时期以来，他们是外资控股的，很容易在许多领域让政府失去有效监管。至于平台以下的网店，都是小本经营，平台赚大头，电商其实所赚不多。个别电商运作得好，那一般也是有资本支持的。
   其他类小规模企业，多处于产业分工下游，命运往往不能自主，如与房地产相关的小企业，就受地产业起伏影响比较大，其中许多垫资企业，往往回款压力大。其他行业的下游小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如这两年受疫情影响，因外贸市场大幅度萎缩，许多中小企业面临停产考验。而非实体性销售类企业，除与国企及事业单位采购密切的公司，收入还比较稳定外，大部分销售额下滑。至于像教育领域的培训机构，受双减政策影响，大部分都已停业或萎缩，有的已经转行。可见，大部分企业受国内外政策影响，抗风险能力比较低，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其实压力也蛮大的，经营不善的，日子可能未必比下岗工人好过多少。
    总之，真正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企业或公司，上都对得起上游，下对得起员工，销售生产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消费者，并且劳作繁忙，其实活得挺踏实的，比许家印这样的大牌负债企业主活得有尊严，活得也安心，睡得也香甜。妹妹经营的网店就属于这种小企业，她比东跑西颠的弟弟给上市公司跑销售，活得还自在些，务实些。
   新文科，应该讴歌像任正非、曹德旺、食品行业的麦里金、一线经营网店的妹妹，这样口碑比较好，做事比较实，利益群众比较多，自己获利比较少或捐献比较多的企业或公司。应该警惕那些官商勾结，浪费国家资源，将自己利益最大化，不顾人民死活的企业。新文科如果针对这些现实问题，不给予自己道义解答，是不符合新文科作为道义策源地而存在的，不能把新文科搞成清代金石学家一样，于国于家意义不大。
新文科漫谈（十八）
    早晨，看到两位先生在微信里发的信息：一是克礼老师《习字杂吟》关于“博士”的感慨诗句：“而立之年书读完，买房娶媳愁银钱。堂上双亲已无力，斗室霜鬓孤灯残”；一是自学成才的麦里金董事长何达乘先生发来的《就业准备从心开始》课程大纲。前者呈现的是而立之年读完博士的无助，后者呈现的是凭自学获得事业成功，这两种人生命运的反差促使我反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开展有效的人文教育？
   无论学业读到高中，还是读到博士，目的主要是为将来工作做准备，力争身心健康、家庭和谐、事业有成。但攻读完博士，是否就提高了达乘先生大纲中提到的成功要素，即智商、情商、逆商、胆商、财商呢？从我个人走过的博士修学之路看，除了智商提高了之外，其他几商，我还不如学历低但实践丰富的弟弟。看到何先生八位兄弟姐妹相爱的密码，其实就是践行《弟子规》中的24字：“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这不用学到博士才能清楚，其实小学一年级开始践行就足够了。
    关于身心健康方面，多年来过渡刷题的应试教育，让很多学生很早地就眼睛近视了，平常锻炼身体时间，也常常让位给应试刷题，大部分学生没有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有不少学生甚至还出现不自知的轻度抑郁，他们更不知道如何调理自己的身心。达乘先生30岁开始创业，因亏损导致严重失眠，偏头疼，长期饥饱不均，作息时间不规律，又患了严重的萎缩性胃炎，多发性的肝囊肿，习惯性下颌骨脱臼，吃了20多年的药，多医少效。后来，通过13岁就开始自学的中医及成年后研习的儒释道经典，及“自我疗愈心理学”等课程，到五十岁时治愈了身上的所有疾病。我们今天的学生，即便读到博士，许多人的知识结构，这方面的知识也是欠缺的。达乘先生为了让更多人受益，利用业余时间，建立了家庭教育公益平台——十三育龄童，推广中国式家庭教育和中国百遍诵读经典学习方式。我们读到人文博士了，又有几人能通过自身修习体证，将有益有效的，自信满满地推广所学呢？恐怕不多，大部分即便当了教授，也只是讲授和自己身心健康无关的知识，很难谈到自我修证。
    事业上，读完博士，不少人进入科研院所及学校，大部分人通过对博士论文的修修补补，不断拆分发文章，进一步申请国家课题，当教授，作导师，就算是成功的人生了。有时，我扪心自问，我所学到底于人、于己、于家、于国，有多大益处？其实一度有点像清代金石家们，不问世事，所学似乎只是为完成考核指标，连自娱自乐都没做到。对比达乘先生，他创办麦里金食品公司，用心做食品，拒绝转基因食料；30余年如一日善待供应商，诚信结款；善待员工，按时发放工资；坚持举办读书会，关心员工身心健康与成长，并能让自己的员工不忘农民初心与本色，珍惜劳动，疼惜每一粒粮食。他将自修所学付诸于日常生活点滴中，福泽了更多的人。
    克礼老师的博士诗，描述的是现实，我也从中照出了自己的尴尬，如果不是有学历低的太太操持经营家庭，可能就会出现诗中悲摧的命运。为此，我特意请靠自学成功的达乘先生进入高校，给我的学生们讲讲人生最切要的知识，从而弥补知识结构的不足，为未来就业、成家做更有益的准备。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也许这才是高校人文课堂的价值所在吧！？新文科教育值得很好地探索。
新文科漫谈（十九）
   早晨，读到朋友圈有老师论及学校人才建设问题，促使我思考：如何评价人文类人才？
    1、以学者论著数量多少评价合适不？唐代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有“孤篇盖全唐”美誉，该诗的形式与内容结合完美，将个体生命体验升华到宇宙哲思高度，张若虚仅凭此诗就足可进入唐代一流人才队伍。唐代高产诗人白居易，留存的诗篇近三千首，他也是唐代顶级序列的诗人。因此，仅凭论著多少很难评价人才高下，关键还要看论著的质量。无论论著量多量少，只要代表性成果是一流的，就可以初步定为一流人才。不过，这也仅是评价的一个方面。
    2、人才是否符合时代需要？每个时代都有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能解释或解决时代问题者，自然是时代需要的人才。韩愈之所以成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高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是他紧扣藩镇割据时代脉搏，针对类似四夷交侵的问题，力主“尊王攘夷”，他的立场表现得最鲜明。同时，他开创骈散同体新文学范式，达到广为宣传的效果。他还注重奖掖弟子，形成领袖群伦的态势，成为一代文宗领袖。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是他的诗承载了对时代命运深入的思考，同时展现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俱欢颜”的境界，让人心驰神往，也赢得了人民尊重与热爱。李白之所以成为“诗仙”，是因为他斗酒百篇，呈现出放荡不羁的性格，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心声，甚至让皇帝身边的红人，太监头头高力士脱靴，他尤其善于呈现诸如“飞流直下三千尺”自然之美意境，实现了多少文人墨客梦寐以求的逍遥游。这些一流人才，代表着时代心声，化解着时代问题，如同当下科技领域能解决中国被卡脖子的科技一样，自然会得到重视。今天，中国人文领域，面临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同时又要整合西学资源，再造中国新时代伦理，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那能解决方面问题的学者，自然会成为顶流人才，国家重器。
   3、是不是一流人文精神的真正践行者？中国文化学术传统，注重知行合一。无论谁说得多么好，写得多么多，如果行不出来，那也难以进入公认的顶流人才之列。这些年，学界如商界一样，投机取巧，欺世盗名者不少。这样的人文学人，虽可以得逞一时，但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依旧会被时代淘汰，终究会被历史遗忘。陈寅恪之所以享誉学林，不仅因为他博通中西古今，有文集留存于世，更在于他坚守中西古今仁圣之同殉之精义，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只有具备这样的文化精神，才真正有资格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学人通则，更是现代大学师生应该践行遵循的指针。脱离这样的精神，不可能有一流的人才出现。
   4、学问是否精博？人文学人不同于理工学人，人文学人侧重博通精识，理工学人侧重逻辑分析。人文学问侧重融会贯通，理工侧重分析之后，找寻到可重复、可检验的规律，以局部分析为前提，因而学科走向往往越来越精细化。人文学问，如果走理工这样的分析之路，会越来越碎片化，自然对整全问题缺乏解释力，进而失去存在应有的价值与意义。人文学术，即便进行个案研究，也要做到一叶知秋，进而产生广泛震的撼力，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书中通过对时代民间代表人物命运的描述，震撼的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路遥就凭这一部著作，就足以介入时代顶流作家序列，名垂青史。对人文学术而言，精、博，二者不可偏废，缺其一或弱其一，就会降格。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既精又博，是几百年一出之人杰。李泽厚，学问博通，逻辑思辨也是一流，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领军，但精的方面就略逊陈先生那样的学者一筹，他的论著在后世的影响力就会比陈先生弱一些。今天博士培养，虽然号称博士，但其实精多博少，尤其具备通识者不多，这是也解答钱学森之问所问的关键。如此培养人才，是难以培养杰出人才的。
    5、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吗？人文阅历，一方面来自广博的阅读，一方面来自行万里路。今日中国教育，学生自幼受应试教育影响，该读书的年龄，大部分时间在刷题，这种阅读方面博的缺失，短时间是难以弥补的。至今科考导向不变，经过几十年演进，人文学术已经出现严重断层。因此，人文学界走主流渠道，必然难以出大师。如果有，也必然是多年被边缘化的人物，也许一直埋没在民间。同样，受应试导向影响，学生连寒暑假都在教室里用功，大部分孩子没有行万里路的条件，及至大学毕业，部分人有条件了，因为没有早期的规模化阅读，加之考试标准化答题思维的影响，也难以在行走中感悟更多。如此，即便行程万里，也难以真正有走心的阅历。因此，有丰富阅历的学人实际很少。干瘪的人生，如何能承载丰富的人文学术？目前，也只能靠工科思维进行项目化评价人才优劣。只是这样评价时间越长，人文学术会越没落。现在已经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这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当年提倡“干就是学习”。现在，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毛时代激进地倡导，从事人文社科学术的学者需要走到工农群众中去，在现实实践中积累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丰富的感知，这样边读书，边实践，边思考，或许会有些成绩。今天人文学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时代，“干就是学习”实际有了很好的借鉴意义。因此，评价人文学术高下，应该加上对人才实践周期考核。可惜，这个面相一直缺位，那哪里会有多少真正杰出人才呢？！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今日，提升中国人文学术，尤其需要如此。当下启用民间边缘化人才，也许是补救人文学术的一个选项，但愿我前面提及过的那位老讲师，在退休后，能有机会被启用到更高的平台，让他能为展现为人文学术魅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文科漫谈（二十）
     6月19日，锦嶺公寓业主集会，发出愤怒吼声，他们学习唐山民众网络举报模式，举报锦嶺公寓开发商及长安区、高新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这里其实蕴含着一个事关中国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就是处于民众与厅局级之间的处级干部，现在已成了践行官僚主义最密集的阶层，至少民众感觉是这样的。
     几年前，就听到有人形象地把这一阶层引发的问题称作“中梗阻现象”，就是中层干部已成为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重要障碍。即便上面的政策再好，往往会被中层干部有选择地执行：凡是有利于中层干部扩大权力的政策，会迅速推进，反之，就会推进缓慢，有时甚至会向反面发展。民众最后会把失败归因于政策本身，导致决策者失去民众信任。长安区及高新区住建局的局长应该是处级干部，他们直接处理着民众与开发商的纠纷，无论他们是否被开发商收买，一旦作出有利于开发商的举动，有损业主的礼仪，就会丧失业主的信任，甚至被业主仇视。在处理锦嶺公寓烂尾楼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未必是决策者，但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往往会被推到浪尖封口，这样的干部成了高危职业。他们如果没有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很难处理好这样棘手的问题。如果在民众面前再摆点官架子，不屑与“刁民”接触，就会完全脱离民众，成了官僚主义代表，工作中呈现出的形式主义，便会一览无遗。给人造成的印象，肯定是收受了好处，才如此不作为，或乱作为的。其实，他们也未必得到了什么好处，也未必是能力有多大问题，即便工作作风扎实，如处理像锦嶺公寓这样存在多重利益纠葛的问题，也会一筹莫展。只是他们为了保位子，和弱势的群众打太极，希望通过踢皮球，磨当事人的性子，最后把群众变成维稳对象。到了岗位届满，就抓紧换岗位，脱离这是非多之地。这样的工作作风久了，虽然不是主动的官僚主义，实际也是被动的官僚主义。伴随一届届这样的干部走下去，官僚主义就大行其道了，要从这样的官僚主义中走出来就更不容易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如果不解决问题，在打太极中寻求中道，中层干部只会将官僚主义在中道操作中不断升级。如此，一切都以维持现状平稳为指针，只要不出乱子，就一切ok。党的宗旨，也就会逐渐被埋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文山会海里了，有些能快速解决的，往往是在非常规的突发性事件爆发时得到局部解决，其中的代价就是一批现任的中层干部成了历史问题的替罪羊，估计最近唐山事件追究后，会拉下一批人陪罪。当然，他们在长期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腐败问题，因此他们也并非完全无辜。因为你不那样，你早就被官场习惯势力淘汰出局，甚至会被同僚民主评议淘汰掉。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后来辞职，看似是自己主动的，实际他如果继续干下去，会破坏官场潜规则，许多人会因他而落马，他只能选择离开，因为他不可能长期处在提防身边人的算计中干下去。
    地方行政系统如此，与地方行政系统工作对口的高校各职能部门，长期以来也习惯了这种氛围。因此，高校里真正主导学校的力量，也多处在混官场的氛围中。但凡想改革的，需要拉下一批不作为的同事，才能推进工作，陈行甲如此，郑晓静如此，其他人也都会如此。尤其高层没后台的，不混也由不得自己。如此这样办大学，大学就越来越不像大学，越像衙门，连学生干部也会学会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最后将这样的一届届毕业生推送到未来的领导岗位，被污染了政风也就越演越烈了。
    以新文科建设为例，如果没有中层干部推动，旧文科始终会在教条僵化中不断升级，并一直主导到大变革来临，那时可能想改，也错过最佳机会了，只能推倒重来。如同当年毛泽东下令取消高考，多年之后，邓小平又出台政策，恢复高考，也许又经多年之后，会再次被打断，在如此循环往复，历史有可能不是在螺旋上升中进步，而是在螺旋下降中退步了。从大的历史背景看，我们就一直没有走出历史周期律，未来似乎也没有走出的迹象。高层要推动新文科建设，如果不克服“中梗阻现象”，什么事也做不成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终究会成为一场中国梦。打破历史周期律挺难的，那到底什么才是“识时务为俊杰呢？”是选择趋利避害，还是选择像孔子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难，难，难，实在是难！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也许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能力挽狂澜！
新文科漫谈（二十一）
    6月20日晚上，听了尤西林和吴国盛两位教授有关科史哲与通识教育的报告，促使我思考，理工类课程学习到底对人思维有何影响？
   今天西安中考结束，按要求中学生到学校一起估分。估分，实际是理工思维的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评估分数，分数对应的就是考试考核的知识点，这些知识考点，本身有孤立性，同时知识点之间也有联系性。如果考核题目简单，其实是考核知识孤立性多些，考题难度大些的,是考核知识点之间复杂的联系性。估分，实际是根据标准答案，计算答对知识点的数目。将整张卷子题目分解，逐一核实，这其实是西化分科思维方法的运用。这种思维方法，一般可以训练人客观、冷静、理性地对待事物，它有利于人类从某些角度认识自然世界事物的规律性。当然，这种思维方法也会在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中，让人养成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学生毕业之后，这种心理操练会演化为钱钱钱才生存硬道理。加之中国发达的人际关系习俗，就变得越发实用了。在一个不太注重契约，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国度，如果人与人用西化理工思维模式思考问题，就容易恶化人际与社会环境，甚至会让人失去人性。
    尤吴两位先生，学术各有侧重：吴先生侧重科学史，在欠缺科学思维传统的国度，希望以此来提升中国学生的科学思维，进而推动中国的科学进步。尤先生侧重科学与人文的整合，力争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引向未来是同一科学的存在。两位先生相同点，都在促进通识教育，一个侧重理工为主的通识教育，一个侧重人文理综合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根本是对分科认识世界的反拨，它注重时间维度的历史性认识，也注重空间维度的结构功能性认识，尽量避免线性思维孤立静止看问题，注重提升学生一叶知秋的认识能力，避免出现一叶障目的认知，注重学生整全看问题的能力，避免碎片化看问题的弊端。
    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科学的妄见与偏执，在科学技术推进中，逐渐引发了生态危机、社会伦理危机、人性危机，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科学主义实践产生的问题。而通识教育注重科学与人文的整合，成为现实调整的方向，旨在让人成为完整的人，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不至于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至于以科学进步的名义毁灭人类自身，包括今天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也要反思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机器取代了人，那人类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目的和价值何在？
   昨天早晨，看到一位在华为工作十几年的工程师，对中国目前芯片情况的介绍，降低了我对国人科学原创性进步程度的预期，感觉我们也许科技复制能力很强，但许多领域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如果欧美如制裁俄罗斯一样对我们断供芯片，我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就会摇摇欲坠。因此，中国走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道路也是必要的选择。吴国盛强调科学史普及的必要性，尤先生强调推广人文科学原理的重要性，希望自然科学能健康地发展，不至于让我们的制造业加速推进人类危机的爆发。
    笔者在理工高校任教多年，既发现了吴先生的着力点对学生提升科学素养的重要，也发现尤先生忧虑理工学生人文科学薄弱，将会加速人类的灾难，同时也很难真正从最基本的素养上提高科学水平。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亦步亦趋地复制欧美日先进科技，还在本土傲娇，感觉自己了不起，那我们的科学发展就大打折扣了。目前，理工人才在获取社会财富的竞争上有强势，他们越发觉得人文教育可有可无，或认为人文教育只是生活工作的点缀。长此以往，不但我们科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不大，还会在功利主义及实用主义大潮中推波助澜，加速破坏自然和社会，且多不自知，等到将来后悔，想改正，可能留给的时间也不多了。今年夏季，西安城市地表温度，已经达到40到70多度，正在烤练着不觉知的科学主义大军。吴尤等先生们交流的话题，是新文科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似乎专业化的文史哲博士们对这类问题思考还是盲点，那人文学术又如何预流呢？！
   学生中考，在关注分；学生高考，在关注分；考上大学了，依旧关注每科的学分，为分进行的数字化生存方式，今天需要深入反思了，否则继续内卷下去，可能会碎片化我们生存的自然界、社会及内心的心灵世界，这需要新文科通盘思考化解，不能再继续走单向度的分裂析解道路了。
新文科漫谈（二十二）
   早晨，在工商行工作的高中同学发来喜讯：“我行拿到内部资源，已经退出市场流通的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而且还是尾三同号和尾四同号，由南昌印钞厂出品，额度稀缺，现在购买额外赠送银元宝，我可以帮诸位抢购几套。”有需要的，我可以把他微信推给您。
   多年前，我在西安金泉钱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过，开发过类似的纪念钱币册，市场定位是作为礼物送人的，不过这种礼品适合送给有相关收藏爱好的，因为用的是稀缺资源，所以如存黄金或古董一样，有一定保值增值作用。记得青啤百年庆典时，我们就专门给他们做了一套图文并茂的钱币册，每册还专门配有一块袁大头，是限量版的。
   今天看到同学发来的钱币礼盒图片，勾起我的回忆，我在金泉钱币干有半年时间，兼职到2004年年初，因攻读博士压力，就离职了。2005年金泉公司因亏空比较严重，倒闭了。金泉公司倒闭，实际主要因为没有好的盈利模式，古币后来又作为文物，不能随意买卖，也谈不上套现增值，因此号称“亚洲钱王”董事长王刚虽然收购不少古币，但主要靠贷款运营，生产的文化礼品赚钱有限，最终还是因为资金链断裂，办公楼被查封了，开办的几处钱币博物馆也歇业了。当时，金泉公司也生产有人民币的纪念册，当然回收的人民币肯定不如银行的储备，因此生产的文化礼品造价高，由于售价更高，也就没有什么市场了。只有开发的一些银行客户订制礼品，还能有些订制利润空间。不知道同学所在工行发行的这个三四套人民币礼品册，是银行自己开发的，还是像金泉钱币这样的文化公司开发的？我过去的一些同事，还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有些是艺术设计出身的，有些是对钱币收藏比较懂行的，至于原来从事文案策划写作的，继续干这一行的不多，因为文字表现力作为产品出售，还是不如实物及设计的精美画面有展现力。
   同学发来的图片，实际就没什么文字，主要是艺术包装设计与实物相结合。这样的礼品，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应该是为5%高收入人群中的且是喜欢收藏的人服务的，或作为业务公司的业务人员，把这作为礼物选项，送给客户用，至于普通百姓对这些中看不中用的礼物是不会太走心的。我对此也没什么需求，如果谁希望我送他，倒是可以考虑采购些，不过天天在家闭门造车，与文字打交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客户、朋友需要送的。如果有要的，肯定也是跟帖起哄的！
   从事文化产业，要了解市场需求，不然，想当然地生产，那迟早如金泉钱币一样走不下去。大学里从事新旧文科建设也一样，如果已经发觉已经没有什么市场需求了，最好如《天幕红尘》里说的“见路不走”。
新文科漫谈（二十三）
 
   家里中学生中考结束，书房堆了一堆初中各科教材及练习册，太太准备处理掉，已承诺给同一社区家长。我特意将语文和历史教材拣出来，准备抽空翻翻。
   今晚（6月21日）翻阅语文七年级下册，有些篇目还熟悉，如《陋室铭》《爱莲说》，像这样的篇章实际蕴含着中国古代精英价值取向，有在野精英的隐逸清高，有在朝士人出淤泥不染的气节追求，这对古代士人是有正向引导的。传承这样的文章，能让士人在士农工商位格中，应持守自己的本位价值，这也是古代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不可缺少的导向。
    当读到贾平凹写的《我的小桃树》，感觉文笔很好，文中也写出了小桃树承载作者与家人的精神关联，能引导学生对身边事物多观察，多思考，但在人性精神引领打造上，更多是小我的，不利于开拓学生的胸襟，也难以打造现代社会急需的公民应有的公共精神，包括教材选所选的其他几篇，像鲁迅写的保姆阿长与《山海经》的故事，李森祥写父亲为盖一套新房子奋斗一生的《台阶》，杨绛写的《老王》，展示新中国时期一位车夫悲催命运。这几篇记录的平凡人平凡故事，都很平民化，很大众化，也展示了平凡人精神闪光的一面，很接地气，但这个比例不宜过多，多了就难以营造应有的公义精神空间。
唐山打人事件，抛开打人与被打者，在场的人之所以不能群起挺身，攻击暴徒，不能不说民众弱态心理是多年教育导向导致的，不要说毛时代不会出现这种低俗恶性事件，就是今天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也会有见义勇为者挺身而出。不能不说多年来 ，中小学语文教材似乎淡化了中华血性男儿的丰碑，也是导致今天批量化出现自私自利娘炮现象的原因之一。
   6月20日，知名作家乔羽去世，刷屏微信圈，连海外华侨崔哥天天侃也侃到了这位老先生。我才知道“一条大河波浪宽”是他创作的，就是《上甘岭》里的主题曲《我的祖国》，这样雅俗共赏，既有精英的崇高境界，也有大众生活的具体感受，不愧是一流人物一流的作品。贾平凹的小桃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精神力量。教材推送凭借《废都》起家的贾先生，推送丑字售天下的文化名流，有点不太合适，不该加剧文化圈趋炎附势图景了，因为这既远离了古代士人的精神道统，也背离了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道义担当的责任。
   这册教材，第一篇选的是杨振宁写的《邓稼先》。邓稼先是应该置于这样的位置，但推顶和邓先生走完全不同道路的杨振宁写的，似乎不太适合，他们虽然是同学、朋友，但他们不是患难与共的同志，像邓先生这样人的故事应该由他身边的同志讲述，杨先生的文章适合作为阅读参考，否则有损邓先生的荣耀，也会引导学生们更愿意做杨振宁，其次才会选择做邓稼先，如今清北为首的大批精英人才，出国就不愿意回来报效祖国，其实学习的就是杨振宁式的人物，也许他们也会选择在七八十岁时回国，享受国人至高崇敬。
    如今的教材，昔日英雄的淡出了，不该大力宣扬的人物纷纷走到了前台，实际和近三十多年来崇洋媚外风气及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互为表里有关。现在的教材内容和唐山打人事件一样，都是价值导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包括本册教材选的茨威格的《伟大的悲剧》，其实这是宣扬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价值的文章，和中国人倡导全心全意服务人群不太一样，中国人不太主张冒险，不太主张征服自然，更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精神。正如茨威格的文章题目一样，欧美几百年来推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冒险活动，其实也是加速人类走向灭亡的伟大悲剧的前奏，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连教材中选的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也是欧美风格的科学幻想篇章，不会像整合佛经的《西游记》对人类无伤，它可能是利弊参半，利在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弊在推动人类科学对自然的进一步骄慢。
    乔羽已死，莫言还在，崇洋媚外及腐败风气还在，培育这样的新生代教材还在大行其道。最近人教社教材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多年前就种下的因，如果不纠正，历史会通过自己的方式书写未来的果。
    翻看教材的后记，知道原来是北大温儒敏教授领衔总编，一大批专家审定。不知道具体操刀的是谁？有何背景？他的价值观标准是什么？
新文科建设任重道远！
新文科漫谈（二十四）
 
    早晨，完成开心铲屎官的任务，坐在社区棋盘厅里看头条。这时，走过来一位老太太，放下刚买的菜，坐到我对面，开始剥她刚买的死虾虾皮。老太太说，在家里剥，容易招苍蝇。看来，我今天有采访对象了。以下内容是采访所得：
   老太太，姓夏，今年八十三，祖籍苏州。祖父，是新文化运动中风云人物，曾任过国民党浙江省最高法院院长，也是一位大律师，有十一个孩子，孩子都留过学，他家在苏州中心区曾有八亩地的花园。她父亲曾任上海铁路局总督察。解放后，她家花园及半条街的祖宅被征用，作了敬老院，政府每年给一些房租。五七年反右，家里要出一口人支援边疆，父亲四十多了，去也不合适，哥哥有残疾去不成，大姐死活也不去，夏老太正读杭州七中，赶上家里议论此事，当时她才十六七岁，倔犟地说她去。家里说她年龄小，又没出过远门，怎么去？她说：哪里黄土不埋人？就她去了。有点武则天的霸气。就这样，从杭州到宁夏，她坐着闷罐子车出发了。当时，一起去的有四万七千人，每节车厢四十人，角落里放个便盆，车厢里铺着稻草。车到站后，当地人用马车把她们拉到唐徕渠附近的住处，房子是土坯房，屋里一个北方才有的大火炕，住十个人。前三个月，分些粮票，盐都没有，小伙子们还可以，能到稻田里捉黄河鲤鱼。她在那里呆了四个月，赶上学校招考，几万人报名，录四百多名，她考上了宁夏医学院卫校。当时地方流传顺口溜：穷农校，富师范，医校是干部家属补充站。意思是她们许多人要嫁给戍边21军的年龄大且没结婚的干部。和她一起去的有四个就嫁给了军人，据说她认识的一位姑娘，杭州人，大高个，长得也可以，宁死不愿意嫁，后来跳楼自尽了。
    夏老太的父亲原来留学德国，写得一手好字，就凭写字刻腊版，文革爆发前，额外收入不少，有时一个月有四百元。有些人就嫉妒，因为家里有收音机，父亲经常听，父亲就被告发听敌台，被下放郑州，劳动改造三年。在她择偶问题上，她母亲要求男方要成分好，有文化。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她接触了她老公，是城市贫民，但他姐姐解放前是地下党。她们结合后，婆婆先把她调回西安石油仪器厂。男方先后到所在宁夏单位的北京、天津办事处工作，由于妻子在西安，老公户口也先落回西安，之后就顺理成章调回西安了。老太太，先后育有四子，老大今年59，西安石油学院毕业，留到石油仪器厂工作；老二西安外院毕业，也进了仪器厂；老四今年四十五，自谋职业，经商卖茶，小儿子的孩子今年也中考了，是在外院附中读的初中，之前这孩子一直陪着老太太。
    夏老太，起初分到石油仪器厂附属医院妇产科，后因成分问题，不能接生社会主义接班人，就被调到行政口，后来安排到工会工作。本来她有机会当计生办主任的，她觉得良心过不去，就坚决不干。想提拔她的干部说，人家争着抢着当处级干部，你还主动不要，真是不识时务。老太太清楚，爬得有多高，摔得有多重，说什么也不干。后来还主动申请提前退休，不批，她就迂回住院看病，最后办病退了。92年全国下海潮，因为姐妹都在杭州铁路系统工作，她就在铁路附近开个饭店，一个月也有赚七八千的时候。94年到过台湾，一个家族哥哥想让她留台湾，她考虑孩子们都在内地，不合适。后来回西安，在小寨开个丝绸店，生意很红火，因为店面拆迁就不干了。97年，她还要回了父亲这股分的苏州老宅，是个四合院，因家人都不在苏州，九十年代以每平米8000元价格卖了，之后与姐妹们把卖房款分了。
    因为夏老太身体硬朗，性格泼辣，善于斗争（曾经为自己所在楼供暖问题，告到省政府，赢了），社区业主选代表时，想请她当业委会主任，她拒绝了。她不希望因为这个把自己气成脑溢血，给儿子们添负担。
    夏老太总结人生经验：为人正，没有过不去的坎。任何时候，也不占别人的便宜，不亏待别人。她总结历史说：五七年前，社会风气很好。文革结束后，七八十年代风气不太好了，尤其小平号召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富起来多是干部子弟，余风所披，今天连个科长都要把自己利益最大化。谈及仪器厂领导干部，不少人外边都开着公司。她认为那些人那样干是断自己千年的路。我问她信仰什么，她说没有什么信仰。她说，无论信佛、信基督，还是信共产主义，如果心不正，都不是正道。我感觉，她什么也不信的背后，信的其实是儒家的道统，就是凭良心而活。
    夏老太，历尽苍桑，已经看淡一切。如今她自己住着，住的房间还在楼的四层。每天自己买菜做饭，活得依旧硬气。谁能想到自幼到十六七岁离开杭州，自己连衣服都没缝洗过的大家闺秀，活成了如今八十多岁独立生存的女汉子、女老太呢？因为不少亲戚在海外，她欧美国家都去过了，看来她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
    讲完这些，棋桌上二斤多虾的虾皮剥完了，她用纸巾把桌子擦干净，起身离去。原来她就住我前面的一排楼上。
祝夏老太活过百岁，让身上的正气久住人间。
    读过中学生的教材，觉得传记是新文科发展的着力点之一，融具体人事、抽象哲思及价值判断于一炉，才能更好地促进人间正道发展！
新文科漫谈（二十五）
   早晨，看到一份最新的中国大学文科实力排名名单，是由民间机构艾瑞深校友会网(Cuaa.Net)撰写，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称作《2022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高考志愿填报指南》，我没有看到该书的具体评价指标，仅就其评价结果，作简单思考：
   我先关注的是所在学校在陕西的人文排名，其中在全国前200名里，陕西高校依次是：
1、西安交大（全国排24）
2、陕西师大
3、西北大学
4、西北政法
5、长安大学
6、西北农林科技大
7、西安电子科技大（全国排197）
 8、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电人文社科在全国排名197，低于同类特色学校成电（131）和杭电（173），在陕西高过西安外国语大学。而西北工业大学、西安文理学院、宝鸡文理学院，则都在200名开外，西电和这几所学校相比，成绩似乎已经不错了。不过，十年来，西电与成电的人文差距还是进一步拉大了。
   我起初想不明白的是，以理工见长的西安交大，在人文方面，怎么会比以文科见长的陕西师大和西北大还要高出许多？包括西外、西安文理、宝鸡文理，这些学校不但人文历史悠久，即便现在，在人文老师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也远远高出西电的存量，它们的人文怎么还不如西电呢？
   进一步通观全国，清华大学的人文也是近些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现在居然已经位列全国第四，那也就能理解西安交大为什么高于陕西师大了。理工大学人文的崛起是近二十年的事，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北京交大、北航、中国海洋、大连理工、南京农大、北京理工、北京科技、北京工业大等等，这些学校人文社科的飞速发展说明文科比理工更容易提升，只要把一流的人文社科人才挖过去，形成优秀人才及特色团队聚堆现象就可以了。现在理工牛校一般不差挖人的银子，尤其像北京这样的地区本身就对一流人才就有吸引力，像东南沿海更不差银子，上海、南京、广州本身就是中国财富积聚区，这些地区对高校投入所占财政比例稍微提升一点点，就足以碾压其他地区，孔雀东南飞现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至今态势不减。相反，像兰大这样过去的人文强校，一路走低，包括像师范类教育部直属的名校陕西师大，也被地方师范的南京师范大碾压。连农业类强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人文方面也被南京农业大学甩出几大截。本来是人文资源强省的西安，但人文排名最靠前的西安交大也仅排到24名。这其实还不只是资金的问题，还有用人的环境问题。这些年来，甘肃、陕西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官场团体性腐败接二连三，不但掏空区域性资金，还污染了高校行政系统，导致人才加速流失。
   本来，人文类人才对财富所求不多，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只要能安居，收入过得去，多数人是可以安心工作的，但如果被官场腐败污染，那人才的心不顺了，必然导致人才流走的流走，躺平的躺平。即便近年由于博士就业难，从外地涌入大批年轻人，用不了十年依旧会分化成两部分人：流走的和躺平的。久而久之，中西部地区自然与北上广深南京等地区的人文差距会越来越大。
    中西部地区，稍微开明的高校领导，尤其是理工名校，只要稍微晃下学校大树上的几片资金叶子投给人文，引进些人才，提高点待遇，人文也很容易发展起来。西安交大之所以能高出师大和西大，与此不无关系。一个交大学而讲坛，虽然学校投入不多，但由于黎荔教授坚守，提高了交大在海内外知名度，当然也因为有像王树国这样的校长，几次走上学而讲坛支持她的工作 ，才留住了黎荔这样的人才。我经常说，一个学而讲坛可以匹敌他们一个人文学院对全国辐射力和影响力。因此，交大高于师大和西大不是偶然的。西电也有终南讲堂，但发起人朱锋刚毕竟没有坚持下去，他离开了，如今活动也时断时续，就很难形成一流的品牌。即便对一流科研学者对待上，师大还能重用像尤西林这样的老师，但实际对李裕民、胡戟这样同样有底蕴及能量的学者，多年来没有充分利用，已经导致师大人文史学颓势，有资源，不善用，也终究于事无补。西大的史学院也是如此，能走出潼关的学者已经没有了，连老牌的传统思想所也已日渐凋零。西大哲学院的张再林出走到交大，也早预示着西大留不住人才。尤其是稍微有点成绩的学者，不少人又去当官了。今日西大人文的衰落是多年的内因外因导致的。
    中西部人文的崛起，需要行政的革新，需要将理工支出的零头切出来贴补人文，需要开明的领导真正善于识人、用人，需要行政系统走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像东南沿海的行政系统一样，成为高效廉洁的服务系统。同时抓住新文科发展机遇，提前布局，走文史哲与理工融合的发展道路，或许会在将来部分扭转颓势。
    虽然对这个民间高校人文排名不必过于当真，毕竟今天中国高校人文整体都缺少大师，只是矮子里拔大个，聊以自慰而已。即便排名第一的，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至于即将填报志愿的学子，无论在哪个学校就读，如果将来不能扎扎实实读几本书，即便毕业了，也不会有多大出息，有时可能还不如自学成才的有实力。
新文科漫谈（二十六）
   昨天(6月24日）下午，泰康养老推销员来电，推介他们的养老产品。泰康人寿，我多年前接触过，老总陈东升，还是毛泽东后人的女婿。近些年，泰康人寿在各地布局，推动高端养老。现在已有12处基地运营，还有一批正在建。他们在西安也征了三百亩地，正在建设中，后年可以正式运营。他们的养老门槛比较高，老人要有200万养老保险入账才有资格。他们平时房租每月3000元，伙食每人每月1800元，其他各种服务及杂费约3000元，如果是夫妻一起入住，每月大概约1万元出头，这是西安的预估价。像北上广深，每个月还要比这高出3000元以上。他们主要针对高收入人群，离我有点远。
    关于养老，我觉得目前难点还不是硬件，主要是服务人员素质。我认识的郭老，他住在带有养老医疗性质的工会医院，一个人每个月花费1万元以上，这还不算到其他医院看病的费用。好在他是离休干部，医疗费全报，工资待遇也够工会医院要求的。就这样的条件，通过侧面了解，其实养老服务也不行，毕竟久病床前连孝子也是少有的，何况非亲非故的年轻服务人员呢？像泰康这样的企业，如何能保证人家把门槛费交了，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呢？你自己再怎么培训，又如何能保证胜过孝子呢？
   早晨，读到钱理群先生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一名癌症患者，我怎么看待生死，如何设计自己的养老人生？”钱先生开始关注养老学，并结合自己亲身感受及所思所想，写就了这篇长文。钱先生是76岁住进北大燕园养老院的，他老伴是2019年去世的。如今，钱先生已经八十多岁，因为没儿女，有时侄子、侄媳来照看下他。这位有火热激情的老人，开始沉思死亡问题。他是无神论者，他应对死亡，我看是更儒家些，也许他不会承认，但这是中国士人基因里的东西。钱老如孔子一样，坚持活到老学到老，也坚持立言道路。不过，由于年轻时没有要子女，他也担心面对死亡时会有些遗憾。虽然身患癌症，但他坚持日常能平静面对，不进行化疗处理，该着做什么做什么，希望有尊严地面对死亡。
    钱先生自言人生创作高峰，有三个时间点：一是46岁时，一是63岁时，一是76岁时。实际因为他以立言立身，而自己又基本达成目标了，他当然可以坦然无憾地面对死亡。即便离开，他与妻子也会通过他们的文化生命继续活下去。这信念背后本身就有信仰意义的。中国儒家传统，士人们大体就是这样面对人生的。钱老的养老在物质方面的问题基本解决，只是如何应对伴随身体老化与精神升华统一的问题。他坚持只要一息尚存，他就自由地思考、写作。如果不能写作了，还能自由思考，也会继续愉快地活着。就怕思想也如他老伴那样，出现短暂精神失常，那就容易失去做人的尊严。郭老后期，就有这方面问题，许多往事会成为老年现实生活幸福的羁绊。这是需要提前净化的，否则难以应对。只是每个人命运轨迹不同，最终离开世界精神状态也迥异。这些都不是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能解决的，因为死亡，只能自己面对，别人无法替代。
    我们今天学习各种知识，但大多数人对死亡知识是匮乏的，从钱先生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也是刚起步学习。我去年曾有过一次濒死的经历，当心跳加速，呼吸困难，心里疼痛相随，感觉大去之期来临，心中突然临时抱佛脚，呼唤起地藏王菩萨来。心里想，如果能活下去，也要像地藏菩萨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不知是地藏菩萨搭救，还是自己命不该绝，这一关挺过来了。在手术休养期间，就开始思考，亏欠人家的，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该清的清，该了的了，该道歉的道歉，该和解的和解。不过，一段时间过去后，旧习性又卷土重来，但总体原则是：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不必像过去那样在乎得失。从信仰而言，儒释道、基督教、毛主义，我都接触过，但可能也会如钱先生一样，希望用自己的自由思考及记录梳理出来，像地藏菩萨那样永久保有一颗牺牲奉献的心。因此，无论什么主义信仰，只要落脚在此，我都能理解、包容、信任，这样做的人都是自己的同道，自己的家人。如此，大限来临时，就可以坦然面对了。
    新文科建设，不能回避养老与死亡问题，向死而生，才能确立人文学科的真正根基。
新文科漫谈（二十七）
    西电人文学院的前世今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诞生于1931年的瑞金，当时学校称为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后来也曾以华北军区电信工程专科学校、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等命名，简称西军电。1966年转为地方建制，称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电人文学院前身，八十年代称作马列部，主要是教授思政课，后更名为社科部。九十年代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入，社科部更名为社科系。为适应市场经济人才需要，增设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社会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等本科专业，原来讲授思政课的老师，尤其是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纷纷改行，专门从事这些专业的教学。八十年代的公共外语教学部，九十年代也为适应人才市场需要，更名为外语系，增设日语和科技英语专业，培养本科人才。同时，艺术教育教部，也升格为艺术教育系，设录音艺术本科专业。上个世纪九十代末，为了适应高校扩招发展趋势，学校将各系升格为学院，因为外语系、社科系、艺术教育系师资基础比较薄弱，特将三个系合并，改称人文学院，院长是由社科系老师出任的，书记是由外语系老师出任的，双方各有自己的办公室及行政人员。社科、外语二系虽处一院，实际各自独立。
    新世纪以来，本科基础招生规模扩充后，为了适应全国学科点的发展，学院增设硕士点，社科系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宗教学、美学、思想政治教育、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硕士学科点，外语系增设日语、科技英语学硕士科点。伴随学校扩招，公共课教学及专业教学任务加重，外语系、社科系都大量引进人才，教师队伍迅速膨胀。2012年，郑晓静校长到任后，进行了院系大调整，其中人文学院的社科系和外语系分别成立了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当时，教育部刚刚进行完一轮高校评估，西电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差距只有一点点，尤其体现在人文方面，西电人文拖了西电排名的后腿。鉴于赶超成电的需要，学校下大力气发展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海内遍洒英雄帖，引进有魄力的院长。在校内外竞聘中，吉大哲学院某副院长一举夺魁，他到任后进行了系列的改革，在校长支持下，将原来社科系的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社会劳动保障、人力资源管理的本科专业及相关的硕士点剥离到经济管理学院，并与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申请到工程类管理哲学博士点。为了提升理工大学的人文含量，特增设了中文和哲学本科专业，这样与录音艺术本科专业一同成为新人文学院的基础专业。同时，他根据原有人才及新引进的人才所学专业情况，设立了中文系、哲学系、政治学系、历史学系、心理学系、录音艺术系，还增设系所合一的研究所，提拔了一大批系所主任、副主任，有三分之一的老师都成为了学院中层干部。为提升西电人文素质教育氛围，增设终南文化书院，每年招收100名优秀在校生，建立西电精英班，并广请海内外名家为这些学生作报告。学院还与陕西省文物局签订战略协议，拟建立终南山文化数据中心，推进西电人文数字化。同时，还适应全校聘任改革，建立了人文评价规范细则及岗位评聘机制，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体系改为九级，形成升降机制，并与利益挂钩，主要以课题、c刊、论著为导向，同时将教师教学由原来每个人的252课时，转为不同级别，如教授96课时、讲师242课时，级别高的授课少，级别低的授课多，实际倾向就是建立以科研为主的评价体系。
    2018年，国家要求全国各高校必须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不这么操作的学校，就冻结该校的博士学科点申报。同时，也由于一个聘期即将结束，大批人员没有完成相应规定任务，为化解新旧人员评聘中的遗留矛盾，又将人文学院一分为二。当时是根据个人自愿原则，一部分教师去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一部分留在人文学院，其中政治学系老师全部过去，哲学系、历史系、心理学系各过去一多半，同时硕士点也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拨给马院，宗教学、美学留在人文学院。在旧聘期没考核，新聘期也没开始，新院长高升到西北政法大学任副校长，人文学院又招聘新院长，陕西师大政经院副院长赵教授应聘成功，他同时保留了师大的人事关系，实际是兼职西电人文学院院长。他在任期间，在上一任的成果基础上，将哲学专业变成了一级学科，并带领团队申请到教育部重大项目，同时调整学科点，去除了宗教学硕士点，留下美学硕士点，增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科技哲学硕士点。同时在前任院长的帮助下，还申请到了陕西省智慧城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这任院长任期未到，不知何因，被师大召回，人文学院学科点建设又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加之六位教授高就他校，西电人文发展态势一下子又减弱了。为了进一步提升本科专业、通识教育、研究生课程及学科点建设，学校亟待招聘新的人文学院院长，2022年学校再次发布海选院长广告。
   学院目前的困境是，全国高校旧有的人文学科，无论是硕士生，还是本科生，就业难度越来越大。这些旧人文学科点建设布局已经饱和，如果继续以申请哲学博士点为学院发展突破口，难度比较大，因为旧学科点建设的窗口期已经过去。而现在教育部指挥棒又发生了巨大调整，就是大力鼓吹新文科建设，而我们的思路还在老思路上运行，本科、硕士、通识教育课程也受到网络教育冲击越来越激烈，即便我们各学科为了自保，各自挖自己的护城河，也难以阻挡即将到来的旧人文学科的危机。好在人文学院教师主体，以年轻人居多，历史负担比较轻，容易掉头，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新文科建设探讨。如果错过这次窗口机遇期，又将像过去西电失去了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博士点申请机遇期，也失去了哲学博士点申请机遇期（第一轮高校评估前有过一次机遇期）。那未来十年，很难突破，学院的人才也会进一步流失，又将回到2012年改革前的人文学院状态。如果没有可行的方案，很有可能被再次合并到国家大力加强建设的马院去。
    人文学院现在哲学学科博士点建设，需要三个学科方向支撑，至少需要九位教授，以及120万元重大项目课题经费做铺垫，且有海内知名的教授领衔，才有机会胜出。即便成功，建成一个哲学博士点，那与传统老牌高校的同类学科点，实际也没有多少优势，在以电子学科为特色的西电依旧是可有可无的。老旧的人文学科，依然很难融入到西电整体理工氛围中。因此，有必要在新文科建设方面下大力气，集众多老师的智慧，寻找可行的方案，争取弯道超车，才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中有一席之地，期待学院有识之士形成共识。
   作为还有几年就退休的老师，衷心祝愿年轻老师能有更好的前途。特抛砖引玉，希望学院能以史为鉴，创新发展，争取在新文科发展机遇期有一番作为。
新文科漫谈（二十八）
  早晨（6月27日），看到莫言作报告的一个段子，谈及他的偏见，就是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应是揭露人性丑恶和社会阴暗面的工具。又看到一位已参加工作学生的周末札记，谈及他喜欢让人行稳致远有建设性的东西，不喜欢扒光看问题的言论，因为事物总是要穿衣服的。
  说实话，虽然我也喜欢求真，但并赞同莫言的偏见，虽然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我觉得他的作品不如路遥的，尤其多年前在地摊上看到《丰乳肥臀》，那时我还没注意是他写的，我没有细读，就直接把他划归贾平凹《废都》风格了，对他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学生札记中写道：“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干活，各种各样的活，如收割麦子、搬玉米、割猪草等农活，当然建筑工地的活也干，比如搬石头、打地基、和水泥，我对这些劳动，感觉是一种美，是一种生活的美，不仅有生活的意境，还有卓越美学的意境而抵达宗教生命体验，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视角，实际上到现在一直支配着我超越于常规意义上对一代人的叙事和记述。”显然，学生与莫言对生活感受是有巨大差异的，一个能处处感受到劳动之美，一个处处感受到民众之恶。我之所以喜欢路遥的作品，大概就是从中感受到路遥笔下的真善美的力量吧！我也来自农村，不喜欢知青痕文学，农民世世代代在农村劳作，也很少见他们叫什么苦，反倒是许多人挺乐观的，至少我幼年及少年时期是这样感受的，直到今天，有些农民身上的品格，我觉得比有些自私自利的专家品格要高尚，这无关身份地位，是佛家说的人人都有佛性，也许许多农民奢求少，有时佛性反而展示得多些吧。当然，也有少数农民，确实像莫言笔下的人物，但绝对是少数，感觉路遥笔下的农村、农民写的更客观，是可以代表中国农民主流的。当然，受二十多年市场经济冲击的农村，农民的心态被熏染得已经面目全非了。作家写的东西，往往就是自己心灵的折射，心中有美就会呈现美，心中丑陋多些，笔下的丑陋就会多些。诺奖中的和平奖和文学奖，本身就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即便评委再怎么说自己保持客观立场，也摆脱不了他们旧有意识形态影响。我至今也看不出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有什么好？怎么就能拿到欧洲国家设立的大奖。如果说用西方工商业文明，彰显中国农耕文明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倒确实是成功的，就像美国大片中，拍摄非洲土著人面对工业时代生活方式显得滑稽一样，实际彰显的就是非洲人民的非现代化的愚昧落后罢了。
   近日，学校附近的锦嶺公寓部分业主为维护自己权益，开始用事实揭露开发商、建筑商、销售商、建设局显示出的真实丑恶一面。如果按照学生审美的视角看待这件事，似乎业主不该扒光看问题。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业们们已经仁忍五六年了，一些底层业主赚钱不容易，不像同样购了锦嶺公寓的大学老师，相对处境会好些。实际大学老师参与维权的就不多，因为大部分老师是投资型的，没达到自己理想预期，属于投资失误，心里会自认倒霉。但赚钱不易的，买房等着住的业主，眼看遥遥无期的幸福，日渐绝望，如果维权拼一拼，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与开发商面对面无果，走信访局无果，法院判定胜诉无果，单打独斗无果后，业主们开始联合起来，揭示开发商还有地皮，本来卖掉就可以解决烂尾收尾工作；揭示销售商私刻公章，收业主购房款，却不给业主购房合同；建筑商虽然也有些损失，但不该在政府组织的四方平台上，收了业主尾款，答应建筑收尾，却不兑现；政府面对这样的商人却无所作为，让业主一再加深损失。这样做出的恶，其实是逼迫业主揭露，业主揭露有什么错呢，古代的官逼民反不就是这样演进的吗？现在业主还对政府寄托希望，自己住到烂尾楼里，希望政府能看到、听到，进而能产生同情理解，当业主不再对政府充满幻想时，那就不是言语的恶，那就是李逵、武松、鲁智深行出来的恶，会把开发商、销售商当成镇关西、西门庆对待，会把住建局局长当成张团练。不知对生活充满善意的学生，对业主揭示开发商们的恶如何看待？
  莫言文学揭露人性丑恶的角度，也是文学应有的角度之一。但他更应该把镜头对准激发多数人恶的少数人，不应对准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的恶，就如求告无门的业主一样，是逐渐被逼出来，沉淀下来的。莫言如能更加深入地揭露类似开发商、销售商、建筑商及腐败官员的恶，那他会赢得中国民众的赞誉，而不是通过丑化中国基层民众，赢得外国少数评委的赞誉。
   因此，新文科应该歌颂劳动美，歌颂劳动人民的善良，鞭挞少数人对人民犯下的罪恶，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应有之义，也是人类逐渐走出苦海的必要举措。
新文科漫谈（二十九）
  高校双创周，请一些企业家到学校为学生授课，这是落实新文科接地气的重要通道之一。今将何达乘先生部分授课感受记录如下：
   达乘先生是一位儒商，他给西电科大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课程的名字称作“就业准备从心开始”。6月28日上午，在他第一讲中，侧重从孝道切入讲提升情商的。
   达乘先生祖籍绍兴，父亲创业到了西安。课上，达乘先生特意将父亲当年的手提木箱展示给大家，让人感受其父亲当年白手起家创业的旧物留存，其价值在于创二代的创业精神代代相传。当年他父亲在今天西安开元商场，原钟楼东南角开设了安竹林商店，并于1950年在西大街创办美丽冰棒厂。
  达乘先生的父亲原在西安陇海铁路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十四期，三年后离开了军队，之后考取中国银行，因祖父病重，单位请不了假，就毅然辞去工作，在家守孝三年。之后又回到西安，开始了创业之路，
  达乘先生弟兄姐妹八人，他排行第七，是1956年公私合营这一年出生的。1966年文革爆发后，达乘父亲因有黄埔经历，被批斗。达乘先生受父亲批斗影响，在上小学也时常受同学欺负，曾有多次被同学用小石头砸头等事件发生。父亲曾到学校请校长给孩子提供保护，校长也很无力，大氛围如此。由于达乘先生幼年随父亲习过武，一次还击时，把一位同学的眼睛戳出血了。父亲担心他的安全，索性就让他在家学习，那年他十二岁，五年级尚未毕业。此后，他在父亲影响下，自学中医，16岁就可以给人诊病了。他9岁学医，一直到25岁，父亲被平反时，他来到西安，有了第一份工作，之后他调到新城区中医医院工作。由于家里人口多，收入少，家里非常穷，1987年他改行经商，从事食品经营。1997年，扩大经营规模，创立陕西麦里金食品有限公司，他还把在钟表厂当厂长的哥哥也一起请来经营。达乘先生，对当年家庭遭遇的不幸，也像他父亲一样心怀感恩。多年来，逢年过节，他都会给老家村里的人寄送他们生产的点心月饼等。在老家何间房村被拆迁前，他还特意请了当地钢笔画家马仲安先生画下了他们的村子，就在京杭运河边，课上展示出来的那幅画，画面很美，引发同学强烈关注！达乘先生四十年来，每年清明前后都会回家祭祖，恪守儒家传统。如今，达乘先生已经六十六岁，他依旧每日读书不辍。他哥哥何达行先生，更是如此。课上他哥哥也到场，现身说法，介绍他们的家训、家教、家风。达行先生还特意制作了一套宣传板，这套展板，他曾在大明宫讲坛宣讲过。展板展示，他的父亲书法非常好，无论是写给儿子们的信件，还是给孩子们编写的写字教材，还曾出版过自己的篆刻集。多年精神磨砺中，他通过教子读书识字，撰写书稿，以及阅读儒释道经典，心态已经很超脱，晚年更是以念阿弥陀佛调理身心，这些对儿女们有深深的影响。
  在达乘哥哥讲述过程中，达乘先生在黑板上画出了百家姓生命根系示意图。在下课铃声响过后，他提醒大家，我们在座每位彼此都是由父母、祖父母、外祖父外祖母不同的姓氏组合而诞生了自己，每一代血脈组成都会增加其它姓氏的血脈，代代变化与增加，形成了百家姓氏血脉集合于一身的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实际上是百家姓氏血脈的集合体，中华民族沒有理由不团结！沒有理由忘了父母祖祖宗宗。
  孔夫子在《孝经》中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家庭，国家的治理智慧：“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为要道也。”人的情商发端于礼敬父母，进而达到敬一人使天下悦。达乘先生认为苏联解体，就是没有处理或正确评价对斯大林功过，同时又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趁势分裂，最后导致苏联走向分崩离析。中国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恰如其分的评价毛泽东功与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成功地开拓了改革开放新局面！
  课上，达乘先生的助手何媛女士，还领读了感恩词、张载横渠四句、《弟子规》，可能《弟子规》读的时间稍微有点长，实际是达乘兄弟当年就是在父亲吟诵《孝经》、念诵《弟子规》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切身受益角度，特意安排这样的内容。同学们可能更愿意听先生讲的故事，对祖先的礼教规矩也许一时不能理解。我看课件中的经典语句，都是金玉良言，如果如此践行，确实在做人的情商上会成为一流的。现在学生，如果不会做人，能力再强，专业学得再好，想获得家庭和事业的成功是不容易的，毕竟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以人为本的。
通过达乘先生的讲述，我也进步明白了，为什么国学大师陈寅恪即便留学海外十八年，依然会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一个孝字背后，培育出的爱与敬重，实际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石。这是达乘兄弟一路走来成功的秘诀之一。因此，他们希望分享这份丰厚简约的祖宗遗产给血脉相连的晚辈同胞，其心可表，其情可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必要的滋养，否则是很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践的！

新文科漫谈（三十）
  新文科建设，离不开常学习，常练习，我比较欣赏像吴宓那样写日记的习惯，陕西社科院张应超先生也曾经言及自己几十年记日记习惯，这笔精神财富是在日积月累中完成的。鉴于这样的意识，再次分享听达乘先生授课速记有感：
  早晨，达乘先生从周三（6月29）给同学们取面包感受谈起，因为当日他的车限号，他和夫人是从他们西安仓储中转站将四箱面包打的运回车库的，好几箱子面包和书籍要从租车搬运回小区自己的车上，搬运过程的汗水是可想而知的。何总谈及这个，是提醒同学们珍惜粮食，因为每一粒粮食当中都有别人付出的汗水。在他们单位用餐，员工们是已养成了不浪费粮食的企业“家风”，顿顿是光盘。
  他又让助手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位老者在采访节目当中，拿出一个密封的小瓶子，里面装着红色的液体，老者让大家猜里面是什么？原来里面装的是他妻子的给孩子断奶时挤出的奶水。他在一个孩子的婚礼庆典上送的礼物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瓶瓶，他手里拿的是准备送给另一个孩子的。孩子吃的是母亲奶水，奶水就是母亲的血呀。母子、母女血液相连，儿女应当知道感恩，人应当“爱自己所爱的人”。
  接下来，何总谈及为什么要读书？他说读书可以培养专注精神，现在许多人因手机，分了不少精力，人应该学会节制使用手机；读书可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读书可以培养正确的世界观；读书可以提高综合能力和工作能力；读书可以提高智商和情商。
  在他心目中，天下第一等大事就是读书。接着，何总推荐了一个书目，《孝经》、《大学》、《论语》、《道德经》、《内经》都在其列，还有些我是第一次听说的书，像《艾柯卡自传》、《隐形冠军》等。为了激发学生读书，何总把自己正在读的五部书拿来，展示给同学们，并答应每人可以选一本，他送给大家。课间时，他把其中两部送给我，一部是李峰的《真知灼见》，一部是陈春花的《价值共生》。晚上，在课程群里选书接龙，统计结果是这样的：稻盛和夫的《干法》34人选了，其他四部：《价值共生》5册，李践的《无条件增长》4册，宋志平的《企业心语》3册，《真知灼见》2册。
    课上，何先生谈及他八十年代，每个月工资一定会留出五元来买书，同学们可能没概念，那时一本书有的才几角钱，一两元能买大部头的书。因此，一年下来他要买不少书。何总展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家里的书架装得满满的，他平时的办公室、卧室、车上，行走坐卧处都有书，助手何媛老师的重要工作之一，平时就是为何总购书。他在单位里，专门安排员工有集体读书时间。他单位员工物质待遇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他希望员工能够物质、精神双丰收。
   何总谈及创业时，他是借父亲2000元，亲戚3000元，合计5000元起步的。今天这个数字可能不算什么，实际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50万元。他批发过魔方，倒卖过帽子，赚钱之后，觉得做实业更长久，于是开始投资办厂，生产食品销售。他鼓励年轻人，不要刚参加工作就想着买房子，把资金用来学习和投资，应该存在风险！但投资十倍的精力于专业、事业，将来不会缺房子的。
  何总经营商业，是有大原则的，他信奉《易经》上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他也将鸟巢禅师的：
“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其意，是诸佛法。”
作为善恶人生行动的指南，他就很反感目前市场经济中权钱交易的回扣现象，如果这样去做了，在后续发展中是很难升级的。他提醒学生，利他精神才是人生走向成功的关键。
    近三年来，受经济大环境和疫情影响，他经营的麦里金公司也面临严峻挑战，他曾犹豫是否办下去，想到员工的生计问题，他咬牙挺过来了。目前，像米旗、御品轩专卖店模式的利润在13—15%之间。他们主要走的是商超，利润仅在5%。好在最近聘请了一位总经理，三个月时间，让公司销售和利润有了良好的递增，暂时走出困局。
  何总强调高度决定格局，他向本领域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学习，提醒学生应以十倍的力量做好一件事情。在他的实践中，还有这样的大法推动着他的日常修行，如：信、愿、行；戒、定、慧；佛家的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持戒六度精神。
   何总讲过自己的故事后，他又讲了几位熟悉的朋友的故事，包括陕西铜川麦谷鲜生的老总高军，深圳天泽的熊乾，还有企业高管王海峰。
   我因为中途到学院办理何总一行的车辆出门票，很遗憾，没有听全。何总自谦，在食品方面，他自己懂得很有限，他只是把各方面擅长的人找来合作，像文科生马云团结阿里旗下的十八罗汉一样。最后在谈及逆商成长时，他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章，希望男孩子要穷养，将来才会有一番作为！他也多次和同学互动，问及学生的理想，启发学生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定位。
    中午，我叫了几份外卖，我们在家里吃了个便餐。席间分饭时，落在桌上的几颗饭粒，我都摸过了，但没放到碗里，何总坐邻座，却将饭粒捡起放到嘴里吃了。这样一个细节，又给我上了一课，很惭愧。
    何总很细心，选课同学名单是五十人，第二次课发现少了几位，我都没注意。晚上统计名单时，我才发现还有一位同学居然是选错了，没有退出。第一次之所以是五十人，是未选课的一位国学社同学到场旁听来了。那么何总拿的点心就无形中多出来不少，第一次我是让班里服务的志愿者拿双份走的。余下的点心，第二次又拿回来一部分分享给同学们课间吃。昨天，何总又多拿了十份，加上没来的，又多出来几份。为了物尽其用，我给了邻居些，也让学生为课程服务的老师送去了些。难怪何总能成功，别人没注意的细节，他都注意到了。聊天时，谈及太太公司的利润比例，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只说了某次业务的大概比率。看来以后数字观念有必要树立起来，做到心中有数才是！
  下周还有两次课，看来我还会学到更多东西！感恩了！
新文科漫谈（三十一）
  音乐舞蹈艺术，是人文学科重要组成部分。对音乐舞蹈，这些年我们重视不够。我说的重视不够，是相比毛时代而言的。目前，除了相关艺术学校的学生音乐舞蹈培训较多之外，正规高校比例是很小的。即便有，也是为了参加某些表演或竞赛，学校刻意组织的，基本不是广泛的群众性活动。毛时代不同，广大农民，在田间地头，甚至在集体用餐前，都会有类似的群众歌舞活动。今天，走过青葱岁月的六七十岁的老人，通过广场舞，依旧保留着他们当年的印记。无论是繁华都市的社区，还是边远的村镇，只要有一块广场，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人的舞姿。
   几年前，城市里离广场比较近的住户，对大妈们的歌舞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扰民。本来原来的城市广场都比较大，离居民楼比较远，这些年伴随城市房地产开发，广场空间在不断地被挤压。八九之后，有些人担心群众大规模聚集，甚至用各种树木、花台将城市大广场切割开来，西安的新城广场就是这样的。因此，广场附近的住户应该清楚，不是广场歌舞扰了住户，实际是住户配合地产商侵占了群众的广场空间。
   昨天晚上，我在社区大妈后面学着跳了一会儿广场舞。也许这些大妈们平时是斤斤计较的小市民，但一旦融入动作一致的集体舞，她们的舞姿、眼神、动作就像天使一样，给世间留下无穷的美。估计莫言小时候很少去看这样的集体舞，否则他不会只揭露，不歌颂。女性的阴柔之美，即便到暮年也会在集体舞中一览无余，哪怕是已经发福的大妈，只要在队伍中融入进去，也不会让人有臃肿感。
   社区里的大妈广场舞，一般是从晚上八点开始，九点结束。虽然没有什么围观群众，她们跳的依旧很投入，这是真正的自娱自乐，能促进自我身心健康。离她们队伍不远，偶尔会有几位大叔坐在长椅上，边聊天边向她们扫一眼。大妈们带着青春的记忆，彼此用广场舞，不但舞给自己，也舞给同伴，舞给附近大叔和梧桐树，也舞给天地。我学了半天，也很难学会她们的阴柔舞姿，这也许是女性特有的能力。相比大妈们的广场舞，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在社区另一块小广场上的中年妇女健美操，就显得动作强劲，节奏很快，她们大部分人应该是孩子上学走了，也忙完家务了，来到广场健身。她们有领队，有音乐搭配着喊号子，有时设备就是一部手机，与抖音里健美操冠军网红的动作差不多，这样的健美操很容易让人出汗。她们的健美操，应该是舶来品，因为各种动作都是把身体各部位分解开操练，不同的动作各有侧重。因为健美操动作比较剧烈，上岁数的一般跟不上节奏，像过了天命之年的男士，要跟着她们操练，一会儿也会满身大汗，有点吃不消。
   从社区里女性健美操与大妈广场舞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中国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在这样的集体锻炼中，人很容易排除杂念，因为你思想稍微一抛锚，你动作就与集体不协调了，自己必须马上纠正。可以看出，我们的集体主义是有广泛的现实依托的。这和中国象棋，操练国人的军事斗争思维一样，大妈们的广场舞，不只是锻炼了身体，实际也保留着天人合一精神的操练。跳这种舞的人，一般不会只关注自己感受，她会注意别人的感受，很容易促成心连心心理，因此人际关系相处也容易和谐。加之人锻炼到出汗之后，身上的血液更新，五脏功能也容易理顺，尤其是心态会也变得愉悦，基本就不会生什么大病，那自然就长寿了。因此，单就这一点，毛时代留下的广场舞遗产就功德无量。当然，现在很少听到唱红歌了，党组织的红歌排练活动，常常是在练歌房里，一般在节庆日才会走进社区大舞台，反而不如过去接地气了。
   社区广场里，年龄更大些的集体活动，就是打太极拳。太极动作很舒缓，打太极的人神态安详，不温不火。有些不打太极的，但身体行动迟缓的老人，会选择八九十年代的气功，强调意念引导，拍头，揪耳朵，鸣天鼓，拍胳膊、大腿、前胸、后背，一般她们是围一圈，有时还边动作边聊天，这个群体也主要是大妈们。社区里，除了下象棋，太极拳队伍有一部分男士，很少看见老男士的其他集体活动。看来，男人们上岁数了，多喜欢独处。在老家，受我母亲影响，老爸也会跟着去扭东北大秧歌。最近体检，反馈说父亲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好，这让儿女们很放心。
   在我住处，隔壁是所中学，每天上午十点左右的课间操还在，不过它的音乐已经让我这年龄段的受不了，过于短促紧急。孩子们上大学之后，学校课间没有集体操了，一般学校会规定硬性锻炼指标，像我们学校就在南北操场各设一个打卡机，要求学生每天必须打卡，从南往北走，或从北往南走，保证网上留一回痕迹，当日才算锻炼合格。不知他这些学生退休后，是否会像跳集体舞的大妈们每天主动跳给自己和苍天看。
中小学也好，高校也好，加强集体舞训练，挺有必要。小而言之，为了国民的身心健康，为了国家省下大笔医疗费；大而言之，为了中国的和谐稳定，世界和平。因此，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应多建广场，多组织集体舞，舒展每个人的人性，这也应是新文科建设时代需要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文科漫谈（三十二）
   上午，一位毕业留校的学生来电，问及国学网上他写的文章怎么找不见了？我知道，他说的是国学网上开的专栏—感恩教育网上的文章。由于年前域名停顿，调整过一次，技术维护没有跟进，现在确实打不开。我记得这位学生，他的毛笔字写的不错，我在课上曾展示过他的字，也记得他找的是一篇写他感恩奶奶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录在《里仁教育性善集》第二辑里。我从电脑上翻拣出来，发给了他，我们又建立了联系。其实，汇编学生展示人性化的文章是新文科教育可以采取的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
  1996年，我主编本系毕业专刊时，就觉得这工作很有意义。回想起那期文章作者，依旧历历在目，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他们都成为国之栋梁：
   有省级重点中学的教学名师，目前经常出去作报告，尤其擅长高考指导；有留校的教授，已经拿过省级著作一等奖；有高校的处级领导，多年前就是学校行政系统的中流砥柱了；有地区警备司令，虽然是新疆少数民族，但深得党的信任，被委派到台海前线；有直辖市的厅级干部，如今已是一方诸侯；有成名的作家，现在已经著作等身，他的功底实际已在贾平凹之上，只是他与老贾走得很近，可能难以成为路遥那样的作家了，挺可惜的；连刊物上署名的团书记，如今也是百家讲坛的大牌明星了。有两位作者该选，但当时系主任给的资金有限，印刷费不够，就没选，至今感觉愧对二位，如今这二位：一位是深圳某中学的教学名师，一位是政法大学某学院的院长了。另外，用夹页形式，把所有同学和许多老师们的赠语都附上了。有些老师书法很棒，像原来的系主任后来的副校长写的，当时没有放到封面，后来是用活页的形式复印给大家了。最近学院搜集院史，老系主任赠给我们的书法是可以作为一份珍贵文物的，那件文物，我已经连同其他几位大牌老师的书法一起转交给留校同学了，届时他是可以上交的。
   人文人物或论著，一般是以独特性呈现给世人的，它与自然科学不一样。昨天，读尤西林先生转发中山大学黄达人访问陈春声的文章，其中谈到人文学科的特点：其一、人文学科根源于人的本性；其二、思想发明是人文学科的根本追求；其三、人文学科的重要思考都是孤独者的独立思考；其四、人文学科思想被接受，靠的是思想的批判，引发共鸣；其五、人文学科进步是艺术史意义上的超越，不是逻辑或实证意义上的被取代；其六、人文学科世界性的伟大发明，都有很强的民族性。这几点概括得很好。其实核心就是有思想。过去，汇编学生写的文章，主编同学写的毕业专刊，都已成为历史，不可更改，也不可复制，它将伴随历史存活下去。伴随集子中出现的名人越多，它的历史性会越凸现，流传会越久远。
   希望从事大学校友会工作的同仁，能持久地支持办这样的集子，越多越好，这用不了多少资金，就可以提升理工大学的人文性。2011年，到中山大学参加两岸三地高校四书教育论坛，甘阳教授主政新雅书院，他给大家发的资料中就有他们学生编辑的文集，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如今他调到清华大学，继续延续这样的举措。
   编辑上午来电学生的这部集子实际是第二辑。第一集曾得到过何达乘先生的支持，当时由陕西孝老爱幼协会出面，给不少获奖学生发了奖金。第二辑，是我自己延续这个思路的成果。现在还在断断续续做后续的。从学生来电索要他的文章看，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它会成为许多人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这其实也是新文科教育探寻人性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新文科漫谈（三十三）
  学生曹鹏转发来一篇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公众号发表的文章，是他高中女同学写的。曹鹏提醒我，17年这个女生到过我家里，问我是否还记得？并提示我说，我给她们一行买过黄焖鸡米饭。有点印象，但现在即便见面，我肯定是不认识了，因为当时来了十几位同学。
   记得那年暑假，曹鹏说他高中同学，在武大读机电专业的，说她们组团来西安游学考察，希望能领她们到我家里来坐坐，我爽快答应了。当时，具体谈了些什么，我早忘了。曹鹏说，我给他们还唱过我的绝活，有这回事。我这绝活是在老家念高中时，和班长老郭学的（老郭如今在沈阳，是个大老板了，只是喝酒喝得凶，那年见他，都带心泵了，是拿命换钱的主，挺可惜的。）老郭教我的这档子节目，我刚上大学时表演过。曹鹏同学来，非让我给他同学表演一下，我也就献丑了，他们可能还用手机录过。
   我很支持大学生暑期集体游学，像毛泽东年轻时那样，多了解社会。记得有一次，北京方面，包括人大、北航等在内的几所联校学生，也来过西安，经马永红推荐，我和老村长和他们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宾馆交流过。因为老村长是毛派的，当日腐败形势很严重，他批评得很厉害，永红很担心会说出什么过头的话，让这些学生给举报了，实际什么也没发生。我和武大这群学生倒是没记得交流什么，那就给他们点点外卖，请他们在家里吃顿饭。曹鹏不提示，我早都忘了。最近，记性不太好，前几天手机开机密码忘了，结果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所有信息丢失了，许多人的电话找不见了。好在有微信和qq，可以找回来一些。
   曹鹏这位高中同学，从武大毕业后，到清华读研究生，是在深圳校区读的，如今毕业留在华为工作了。曹鹏本来是喜欢人家的，女孩一上研究生，他就望而止步了。我建议他报北大，考了一次，外语失利，调配清华，因面试时有点傲，结果没录取，可能受点打击。现在，觉得工作环境挺好的，工作也顺风顺水，还跟了不少多少亿级的大项目。另外，他读书也读了不少，一般的老师他还看不上，在吴国盛教授组织的科学史圈子里混迹了不短时间，就更以为到清华也学不到什么了，就不想念了。不知这次看了同学研究生毕业后的感言，他会有何感想？
   通过他同学的短文，可以看出清华的教育，确实平台不一样，首先领略的资源不一样，他们不但可以走访国内最先进的企业，还有机会到牛津这样的牛校长见识，出国对许多学校学生来说挺难的，但对他们来说很平常。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领略国际前沿，眼光是不一样的。就像西电双一流专业，那是国内第一的，那么他们跟国际平台对话是很容易的，当然像这样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就业也很容易。曹鹏同学毕业就到深圳华为工作，起步待遇就是曹鹏的几倍了。曹鹏本来就怯怯的，现在就更不敢迈步了。同样，像他同学几年下来接触的圈子，都是清北及海外名校资源，见的优秀男青年就更多了，选男朋友眼光也就不一样了。如果曹鹏再耽搁几年，也就只能在西安找个女朋友了。我现在正帮他物色，先简单介绍下曹鹏：聪明，有钱，没买房，读书多，工作忙，理性思维能力强，情商待加强。如果哪家闺女愿意，可以考虑考虑，小伙子挺不错的，可塑性相当强。
   本篇东拉西扯，有关新文科建设的主题有三：
   一、大学生寒暑假，非常有必要组团游学考察；
   二、希望新文科开些指导大学生恋爱的课，不能大学毕业了，还不知道如何谈恋爱；
   三、争取更多的通道，平衡优质人文资源，缩小地区差、校级差、生源差、就业差。
（本文曹鹏系化名）
新文科漫谈（三十四）
   读了达乘先生所赠《价值共生—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管理》一书，感觉高校新文科建设，需要学校在组织管理方面加强创新。
   我们今天已处在数字化生存时代，需要学校上下，包括各专业、各组织，每位师生，都要有这样的认知：
1、一切正在转化为数据；
2、连接比拥有更重要；
3、开放、信任和协同是关键；
4、从部门、专业、个体竞争逻辑转向共生逻辑；
5、坚持师生发展主义，无论是师生之间，还是管理者与师生之间，都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6、坚持长期主义。教育本身是慢功夫，没有长期的坚守是不可能取得非凡业绩的，因此发展布局要有长远考量，避免急功近利。
    在上述认知转变基础上，进一步把赋能、共生、协同作为学校各部门及个体发展的关键。
    面对个体价值崛起的时代，学校领导者要有持续变革的心态，以师生发展至上作为价值导向，不断调整思维，适应信息时代人的活性化发展，以开放合作的立场，进行内部组织系统化改造。
   学校管理者要清楚管理真正的精髓是综合。坚持整体管理视角，需要践行这样的原则：1、领导者的信仰就是创造提升师生价值；2、师生哪里有需要，组织的管理边界就在哪里；3、各种开支都是学校整体价值的一部分，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牺牲；4、师生与学校融为一体，激活每位师生内心的小宇宙是学校管理的核心价值；5、影响学校绩效的因素应由内部转向外部，驾驭不确定性是学校管理的核心；6、从个体价值到集合智慧，学校管理者要将教学、科研与人类的基本理想联系起来；7、效率源于协同而非分工，学校的组织管理要从分转向合。落实这样的学校管理导向，需要领导者有四个转变：给一线老师上课，让一线老师分享；多设岗位及角色，给一线老师更多发展机会；给一线老师授权并配置资源；与一线老师有效沟通，陪伴成长。做好各级导师制创新发展改革。
    今天，学校组织形式正在从科层制走向平台化管理演变进程中，领导者要秉持利他与共生的价值取向，坚持共享技术、信息和知识，并保持开放性。学校管理者要学会为组织成员描述愿景，让每位师生看到更优秀的事物，不断提升师生的认知水平，满足师生的期望。同时，让每位在校人员树立融会贯通、终身学习、突破自我局限的观念。
    西电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技术领军学校，自身要拥抱数字化生存，成为数字化生存价值与法则的实践者，推动者，成为真正的时代典范。这样才与西电发展名实相符。
   十几年前，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录取通知书》，讲的是一群后进学生在高考失利后，受各种因素影响，走到一起。他们一起组织起来，以个体的兴趣为导向，形成各种不同的自主学习小组，旨在激发每个人学习激情。同时还将他们与正规高校的学生状态进行了对比，令人深思。实际上，这部影片是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的反思。中国在跟风欧美教育一百多年后，也面临着深刻变革，尤其是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时代，滞后的教育理念与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理工科变革可能受限因素多一些，文科相对来说更容易，因此可以在文科领域率先推进，摸清了路数，就可以进行整体改造升级了。
   进行这种尝试，是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方针的延续，这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创新教育发展的需要。大学是社会的心脏，如果大学不能引领社会，那大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今，融合人文与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新文科发展的课题。我们是作时代的领跑者，还是成为尾随者，只在领导者的决断之间。
时不我待，我们一线老师拭目以待！
新文科漫谈（三十五）
  假期临近，课还没结，疫情又来了，学生群里有点躁动，学生哈密瓜说：“好想回家！”是啊，谁不想家呢？交大黎荔教授公众号每日一文，今天发的题目就是“想念故乡的河边”，也促使我思考故乡的话题。
   童年的故乡，风景人物历历在目，如今多已变迁。昨天与父亲通电话，还能听见他身边两位熟悉长者的声音，故乡还有故人。父亲谈及我在“新文科漫谈“中对知青伤痕文学的批判，毛主义的这批追随者对主席当年知青下乡的决策依旧肯定。毛泽东作为那个时代的农民王者，在今天农村上岁数人心目中仍是真正的王者。这也是当初王者对他们教育的成功。新文科教育，如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足足影响一代青年人的一生，那是真正教育的成功。
  我所了解的毛泽东时代故乡建设，是这样的：
  那时农村基层组织设计：县下一级是人民公社，公社之下有若干大队，大队下面有若干生产小队。我家就是鲍家公社小柳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那时农田是集体耕作的，农民是职业农民，他们每天敲钟上工。生产队经常开工作会，我家里有时是会场，农民对小队的公共问题可以各抒己见，看着大家好像还都有集体责任感。村中无论大姓还是小姓，都平等相待。集体种地，集体施肥，集体浇灌，集体锄草，集体收割，大家都是集体上工赚工分。由于群众觉悟不一样，有的有公心，有的私心重，后来有人批评的大锅饭养懒汉，其实多指的是私心重的人。私心重的，计划经济时代确实好混些，但也让人指脊梁骨；市场经济下，也难免有偷奸耍滑，投机取巧的，那被指脊梁骨的，可能比以前更多。这种人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其实过得不怎么好，因为受不了那时的乡村及家族舆论。其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真正过得好的，活得踏实的，依旧是勤劳的，愿意付出的，有头脑的，思路灵活的，这是古今中外普遍的法则。相比较而言，在互联网兴起前，在计划经济快速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确实释放了不少人心中的恶。近些年，互联网如天网一样，许多恶很容易被曝光，因此作恶的人慢慢收敛了，故乡的人也一样收敛了。
  故乡的农业生产，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年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实行的机械化生产，当时用大型拖拉机耕地。每年秋收后上冻前，为保养土地，公社农机站就会按计划，依次排出拖拉机到各生产队作业，为来年翻地、打垅。那时土壤水土保持得非常好，土地肥沃，不像现在水土流失严重，如今地表水也蒸发得厉害。现在农作物的营养主要靠化肥，不再像过去那样施农家肥，现在土地板结得很厉害，生产出的东西没有过去的好吃。现在，由于农药喷洒过多，农作物农药残留很严重，这对人的身体危害比过去严重。如今，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市场经济影响，不再像生产队时那样纯朴，连逢年过节走亲亲，都让人感觉有点累，也有些虚伪。有这些前后对比，我才说故乡前后风景人物多已面目全非了。
  八十年代上中学，因为在学校时间多，对农村了解少多了，只有寒暑假还有些体验。那时大型拖拉机已经不见了，故乡又回到骡马耕田的时代。一家耕地农具不足，还需要请外地的亲戚帮忙，农村又回到血缘近亲之间互助为主的形式。家里劳力多的，还可以自己解决；家里劳力少的，其实生产挺艰难的。自从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前几年收成相比过去还可以，后来因各种苛捐杂税多起来，就未必比改革前强多少了。尤其是九十年代，地方上又出现了那种恶霸型的地方官，有的乡党委书记公开声言，要让乡上的农民连打酱油的钱都没有。这样的故乡，我怎么会爱起来呢，想远离都怕来不及，即便回去看了，也让人闹心。好在胡锦涛时代，家乡免除了农业税，农民生的闲气少多了。但工业品物价年年涨，农产品却卖不上价钱，农村的日子虽然进步些了，但还是和城里差距拉大了。如今故乡的农村，四十岁以下的人已经很少了，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考学、干苦力、当保姆等形式进城了，农村逐渐空心化。每次回老家，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乡亲坐在家门前，已经很难见到我小时候农村那种生机与活力。留守老家的妹妹，今年也奔五十了，她在农村开网店，雇的也多是年纪大的乡亲，有的都七老八十了，也有稍微远一点外来短工，年龄也大多不小了。
  昨天听父亲说，和他同龄的一位乡亲去世了。我对这位老人有印象，他在我们村东头沙滩地，开辟了很大一块开荒地，曾经种了不少杨树。多年之后，土壤改良了，他把树伐掉种庄稼。他一生勤劳，拼命赚钱，其实也没赚多少钱，因为不懂投资，赚的钱大都被通货膨胀抵消了。赚钱却不舍得花钱，连给自己治病都舍不得。最近因喉癌已经到了晚期，想治也治不好了，如今走了。近些年，村里得癌症的中老年人不少，到底是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人深入关注查清楚。
  我虽然在外读了博士，但不是大款，不能像京东老板刘强东那样给村里每家翻盖一遍房子；我也不是开工厂的，能吸收乡亲当工人；我也不是医生，也不能给大家免费看病；我更不是高官或名人，可以有人帮助修缮故乡，成为旅游景点。我只是名普通的老师，在下一代教育的教育政策上，我也无能无力，无法给他们什么优惠教育政策，让乡亲们的后代受益。除了力所能及的，回报父母为我付出的十分之一外，我对妹妹、弟弟也是说得多，做得少，更不要说乡亲们了。农村人现在又都很实际，我既然帮不了，也就越来越近乡情更怯了。这两年受疫情影响，虽然高铁、动车都通了，回去很方便，但实际上回故乡的次数反而少了。
  我已在西安生活三十年，西安算是我第二故乡，但到现在我似乎依旧没有融入这座城市，除了有个没有产权的安居之所外，总体感觉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进城打工的，好像随时可以离开，但又不知回到哪里更好，有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味道。对第一故乡充满乡愁，似乎又觉得无法落叶归根。前几日还与弟弟商量，在老家购买公墓的墓地事，也不知道将来自己埋在哪里合适。一位老师曾建议我买唐太宗附近的墓地，那里价格不菲，我也很犹豫。对第二故乡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随时离开，不用过多回头。这时，想起杨绛说的：“世界是自己的，和其他人毫无关系。”听起来似乎有点无情，但又觉得确实可以了无牵挂。如果不是有父母在，自己也许真能放下一切，如行脚僧一样四海为家。如此想来，似乎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但如果父母离开我们之后呢？我的故乡又在哪里呢，我又归根何处呢？是否真能做到“我心安处即故乡”呢？
  选修课的班级群里，有几位学生正在张罗往家跑，离开可能又要爆发疫情的大西安，他们想要尽快回到父母所在的故乡。估计学生现在很难理解我对故乡的复杂心理，我挺羡慕学生们简单、纯净的青春时代，可惜我的青春及青春故乡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也只能如黎荔教授一样，把思绪中存留的故乡翻检出来，揉搓一遍。此刻，坐在出租屋里，我一下子神回故乡，想象着自己驻足在我家门前的小溪边，回想童年的趣事。
  新文科建设，需要建设一个精神家园，因为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精神故乡！
新文科漫谈（三十六）
  今天，尤西林先生惠赐他最近在网上的一篇发言稿，是有关“生命与时间”话题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读过尤先生有关论著，当时对他这方面观点的意义与价值认识不够。今日重读，触发了我进一步思考：
   中国汉字的“时间”，都与“日”有关，足见先民时间观的确立，离不开太阳。日月经天，昼夜更替，四季往复，人生百年，十月怀胎，这是中国人对自然与生命的基础性时间的部分表述。尤先生文中，对时间的理解有多重分野，包括自然界的自然韵律时间，有劳动介入的生命尺度时间，有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宗教领域分野出的精神时间，有后现代不断加速的流转时间，有父母相伴的爱的时间，等等，不一而足。
   看罢尤老师的文章，我走出门，夏日的阳光瞬间扑背而来，火热的阳光让我有了时间的存在感，并且是一种能量的流动。走了一会儿，我头上冒汗，我用手掌抹了一下头，汗附着在手掌上，我边走边拍掌，手上的汗很快消失了。我觉察到，在时间流动中，我与自然的能量发生了交互，我与太阳之间，我与空气之间，我身体内部的器官之间，一直在进行能量的迁转流移，他们之间不间断地发生着交互作用。这是物质层面的时间。与父母也好，与同事也好，与社会上的不同人群也好，我们都有能量互动，都有物质层面的时间流淌。
   我一边走，一边神游阅读达乘先生发来的文字：达乘先生最近的时间安排：有到西电讲授课的，有到深圳参加企业管理培训的，有回绍兴祭祖的，等等，他对时间内容安排的文字，对我来说是精神上的体会；他讲述早年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我读后也就在精神上介入到他早年的生存世界，我又用我的文字加以言说，就实现了与他精神世界的交互。尤老师提及现代时间观与弥赛亚主义的关联，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其实都是精神世界交互呈现的时间。父母相伴儿女的时间，它有物质层面的交互，更有精神层面爱的交互，爱与被爱，彼此相爱，都是精神交互的呈现。因此，天地间的时间，要么侧重物质能量的交互，要么侧重精神能量的交互，要么物质与精神能量融合交互。没有物质或精神能量的交互，时间是不存在的。
   至于人与自然世界之间，因媒介工具引发的交互差异，那只是程度不同，速度差异而已。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工业化时代呈现出的有别于农耕时代呈现出的能量交互。同时，它也引发了人自身精神与物质之间能量交互变化，进而引发精神或肉体的不适应，严重时，形成普遍化的社会问题，阶级概念就是这种不平衡结果出现后被界定出来的。人工智能再发达，它也只是加速或改变物质之间，精神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能量的迁转转流移的现代工具，只是此种工具更具灵性罢了。
   在尤先生的“时间与生命”表述中，除了弥赛亚主义值得关注外。其实，佛教领域的三世两重因果也值得重视，包括欲界六道轮回时间观，欲界、色界、无色界及三界诸天时间观，尤其是刹那永恒圆满时间观，都是对工业化及信息化时代时间观的超越。人类眼耳鼻舌身意感知的生命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都是会被超越的。还有对儒家光明之心的时间表述，如何更恰当，为什么能杀身成仁，实现人自身物质与精神能量的转化？还有道家修行，如何实现肉身仙化，突破百年世俗时间，实现物质与精神能量的转化？我们低层次能量未见的，不代表高维度就不存在。世间存在人与蚂蚁的差异，蚂蚁不知道人的精神与物质世界，那如果有一种更高维度存在，反过来，我们成为蚂蚁一样的存在，我们又如何界定那个我们如蚂蚁一样无法认知的存在呢？对那个更高的存在的时间观又如何把握呢？因此，佛教的时间观可能不一定就是我们人类想当然的玄想出来时间观，也许只是目前科技水平还无法认知而已。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没有走出去，又如何能认识三千大千世界的时间奥秘呢？！
   发展新文科，对时间观的梳理也是重大课题之一。读过尤老师的文章，我对时间有了更意识化的觉察，它让我随时把握当下，展开对这个世界的能量交互。
新文科漫谈（三十七）
   评论是人文学科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评论有很多种，如文学评论，史学评论，哲学评论，艺术评论，政治评论，社会评论，热点评论，等等。新文科的发展，也离不开评论。最近，新媒体领域崛起了一批评论家，粉丝比较多的，如司马南、胡锡进、张维为、陈平、叶檀、王文、赖岳谦、温铁军，等等。
上午，看到微信群一位朋友转发攻击司马南的视频，说司马南把批评莫言的视频删除了。我特意到头条核实，司马南解读诺贝奖给莫言的颁奖词还在，不知道那攻击司马南的视频，说的是司马南删除哪一条视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是很反感司马南的，因为他反气功大师张宏堡。那时我们大学同班同学，正跟随一位校内老师学张宏堡开创的中华养生益智功，基本上都学了第一部功，像我还比较痴迷，跟着学了第二部功，那时学每一部都是需要自己掏腰包付费学的。当时张宏堡号称特医师祖，记得他到交大附近的麒麟大厦传功，我们都去看过，当时人山人海的，比明星出场还火爆，至今还有印象，有点像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味道。司马南居然攻击我们的祖师，我自然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后来官方封杀了张宏堡，中华养生益智功也废除了，交大附近的麒麟大厦也改头换面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功热消退了。后来听说张宏堡在美国出车祸离世了，中功也就化为我大学时代的历史记忆了。
   对司马南印象有所转变是在新世纪前十年的后半期，当时他是泛左翼网站乌有之乡推送的名角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庆东、张宏良等人。那时因为自己正在带思政课，经常访问左右热门网站。由于九十代家乡出现恶霸类乡党委书记，地方的黑社会又非常猖獗，加之自己在社会上工作几年的所见所闻，促使我思想向左转，由原来大学时代对毛泽东负面评价多些，一改颂扬毛泽东更多。甚至与我敬重的老师见面，尽管与他们对毛的认识相左，我也毫不隐晦对毛主义的态度。在网上，我也曾一度积极发左翼文章，为弱势群体代言，为天下苍生呼吁。这样，就与司马南成了泛左翼阵营的同志，尽管我也没见过他真人，这时期我心里也原谅了他攻击中功祖师的言行，也体谅了他对神功界的整体批判，主要是那时我也不练气功了。
   伴随全国性的反腐打黑推进，以及扶贫工程的展开，我觉得左翼的呼声可以告一段落了，就很少到左翼网站游走了，收心回到学术研究上。七年来，进入佛典注译领域，参与了近十部佛典。同时，也将国学大师陈寅恪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深入梳理。去年，研究工作才暂时缓下来，尤其去年十月份得了场重病后，就进入休养模式了。
   最近由于课不多，看头条时间多一些，发现司马南在头条上很活跃，偶尔听听他的视频。他口才确实不错，一般人干嘴仗是干不过他的。我身边的亲人、朋友对司马南也有两种立场：作家学弟就很看不上他，说他是小丑，他预言司马南批评联想后，会栽跟头；我退休的堂兄，原来在地质队当过厂长，是司马南粉丝，非常欣赏司马南，支持他批评联想。我对司马南批评联想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我也没看出他会因批评联想栽跟头，除非现任领导下台，路线和现行的相左，否则他栽不了跟头，尤其司马南的群众基础很好，他实际已经成了底层民众的代言人，打击他，会失去一大块民心的，任何统治者都不会轻易让自己公开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据我观察，否定司马南的，基本是对现政府不太满意的，或者历史上受过不公正待遇且没有平反的，或者是因为近年言论被封杀的，或者是过于亲美的。他们中许多人其实也是挺正直的，善良的，但因为自己的遭遇，无法释怀。而司马南又是大力支持现政府的，群众和政府对他又很满意，很接受。他现在又成了顶流网红，舆论影响更是披靡一时，自言成为一时的众矢之的。
   最近，他批评莫言的言论，更是褒贬争议很大，网上也像文革一样，形成了两派，双方舆论斗争很激烈。莫言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我在地摊上看过他的《丰乳肥臀》，对书名就有一种孔夫子卫道式的反感，直接把这书和《废都》划为一类，成为与《平凡的世界》截然相反的一类。多年来，我在大学执教，调研学生喜欢读的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直高居前列，贾平凹和莫言的，很少有人关注。我读过贾平凹的《废都》，没收到什么正能量，后来硬着头皮读过他的《怀念狼》，依旧感受不到正能量，最近读中学课本里他的《小桃树》，也觉得精神平平。我的一位作家学弟，跟他走得比较近，我觉得学弟的文章比他写得好，没必要投到他门下抬高自己。莫言的书，我没怎么读过，昨天学生转他的一篇文章，虽然文笔不错，但我觉得他不是那种有光明心的人，有些语言还比较刻薄。他的作品没有路遥那种精神力量，也缺少陈忠实那种历史厚重。看到司马南分析对他的诺奖颁奖词，我才知道诺奖为什么选他，不选路遥那样的了。因此，司马南批评莫言，我也是赞同的。我甚至质疑诺贝尔文学奖背后评奖的动机，感觉有点不纯。
   看到微信圈有人不核实视频内容，就转发虚假信息，我觉得不太好，就特意把链接发给他，希望他也能做到如他转发视频点评时所说的：“人言可畏，谨言慎行！”再转发视频，最好稍微核实下再发。
   我今天也特意百度检索了下司马南，发现他是一位时代赶潮的人，但心是比较正的。虽然他说话不太厚道，容易得罪人，但他对人民还是真诚的。他阅历丰富，也遭遇不少曲折，是个好斗士，也很顽强，很乐观。他在腐败盛行时期，敢站在毛泽东立场说话，我觉得难能可贵。他知识面很宽，悟性很好，可能学术深入性有点薄弱，但他也不以学术专家自居，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得罪人比较多，有可能会有子路那样的命运。不过，他也是奔七十的人了，如果真有子路那样遭遇，那也成就他历史大名了。
   发展新文科，进行各种评论的时候，在大是大非面前，确实应该保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能人云亦云。这样做出的评论，才能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考验，赢得人民的尊重。
新文科漫谈（三十八）
   今天，达乘先生的课上谈及中医的整体性思维，我觉得新文科建设，非常有必要借鉴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整体思维实际以阴阳五行展开的，以人体而论，人的五脏、五腑、五官、五形、五指、五情、五声是与金木水火土五行一一对应的，以自然界而论，自然界中的五季、五方、五气、五化、五色、五味与五行也是一一对应的。同时，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实际自然界与人统一于阴阳五行学说。
   前些天，经人推荐到中医研究生毕业的赵千雅医师处理疗，到她二层办公室的每级台阶的侧面，都贴着“别人说，中医是一门技术；千雅说，中医是一种信仰”标语。她认为只要真诚相信，治疗就会有效果，这不是迷信。信息是有能量的，不相信就会生负能量，就达不到治疗效果。从达乘先生介绍的中医整体性思维，我对人的心念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当年张宏堡的特医，也非常强调意念是一种力，正念正力，负面负力。中医阴阳五行与人体及自然的贯通对应关系，似乎是古人不证自明的，它需要相信，才会发挥这一学说的作用。当年钱学森曾经支持气功及特异功能研究，后来有人按照西方科学分析思维模式还嘲笑过他。但有人确实有超出常人的能力，并且在一个场能中，如果每个人都相信时，有些疑难杂症确实治疗效果明显，你可以说那是心理暗示。相反，如果信息场能中，有司马南那样的专门以气功打假进行质疑的，那原来能有的效果，确实会失效。国学大师陈寅恪祖辈也深通医道，并有家学传承，但他留学海外之后，受西化思维影响，对中医也持有一定的质疑，因为中医按照西学可重复、可检验的要求，确实做不到。达乘先生说，从市场角度对比中西医，中医肯定是达不到西医的市场规模的。中医认为百病是由心生的，要根除各种疾病，根本在行善积德。医者仁心，中医是重义轻利的，怎会在市场竞争中胜过西医呢？
  达乘先生在强调中医整体性思维的同时，非常强调因果律。因果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内外因理论，也在表述物质世界的因果律。中国文化受佛教影响，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结合佛教的因果学说，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佛教不但讲现世因果，它还有前世和来生的因果，实际是三世两重因果。达乘先生没有讲佛教的三世两重因果，而是以桃子与桃核作喻，谈及桃核是桃子的种子因，桃子也是桃核发育的种子果。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的种子果，也是未来儿女的种子因。任何一种疾病的爆发，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实际都是多年前就种下了因。要避免未来疾病的来临，现在就要随时消除未来疾病的因，发善心，行善事，结善缘，让善主宰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达乘先生举了他行业里的一位朋友的例子，那人本来很聪明，很能干，就是在工作中，把不该拿的拿了，在壮年时期被行业淘汰出局，即便想帮他，都很难。在职业领域，一旦违背行业因果律令，因贪图小利就把自己的路堵死了，最后因占小便宜吃了大亏，今生都难翻身。从事任何职业，想发财致富，关键要心善，心善核心就在利他。心越善的，德性越厚，越能承载财富。中医强调相由心生，你心善与否，你的身体表层也有显露，如你若心够善，你的手掌都是柔软的，手掌越柔软的人，也会越能聚集财富。说到这，好像有些迷信，是否如此，看官可以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去印证印证。即便十几年后，验证者验证感觉与事实有些不符，但如果催人十几年向善，那也不算什么恶，也是积累人间的善，可能救了许多人的命！昨天，看到中纪委网站公布，十八大以来，被查的贪官就有470多万人。如果他们很早就知晓因果道理，也许他们也不会走上那条邪路。
   人文学科的学问，就是整治人心的学问，是催人向善的学问。践行中医整体思维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因果律，不但可以医治人心、身体，还可以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今天唯科学主义造成的危机会起到很好的化解作用。
  今天（7月5日），多年前的人文学院老院长作为教学督导，也听了达乘先生的课。达乘先生说，看到老院长课上还拍了些照片，我也感恩他的到来。祝愿今日“就业准备从心开始”课线上线下的师生，都能传播善音，广结善缘，多结善果，活成令人尊敬的富贵之人！
新文科漫谈（三十九）
   早晨（7月6日），读尤西林先生转发的《方李莉：新文科中文理交融的深层次探讨——基于艺术人类学学科自觉的思考》一文，对新文科兴起的世界文化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方李莉是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艺术国家研究基地的首席专家，我印象中有东南大学视觉艺术研究基地的名头，因为一位从事新媒体艺术研究的同学曾提过，他有一次被邀请到东南大学考察，并希望他加盟。今天，通过方教授的文章，我也能感受到东南大学这方面的领潮地位。
   方先生文中提及促使新文科产生发展因素，其中包括：新的生态人文主义，增强问题意识的跨学科研究，从经验性、实用性和规范性转移到目的性认识理念的转变，人文社科与科学技术之间互动需要等。
   她认为科学正在触及人文学科的深处，包括对诸如宗教伦理、社会文化、哲学、直觉体悟、集体意识、生物性与文化性关系等问题的解释方面。现在的相关科学研究已经表明：诸如“爱人如爱己”与“人之初，性本善”等观念有生物依据，文化共享也有生物基础，今天共享文化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未来人类为了共同生存和发展会走向高度的合作，并谋求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认同。对哲学上身心二元论解释，用生物学和科学来分析，问题往往能得到更清楚的解答，可以说没有脱离大脑神经系统运作的意识，所有的意识都是神经知觉运动系统的翻译算法。“肉身和心灵”实际也是一体的，有什么样的心灵就将建构什么样的世界，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是不可分离的，并且通过认知的过程互相创造。无论是生物，还是工程中的复杂系统，研究的关键不再是质量、能量和力等物理学概念，而是反馈、控制、信息、通信和目的等概念。非线性、分散控制、网络、层次、分布式反馈、信息的统计表示、本质的随机性，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在科学界和大众中都已逐渐被认识到，从事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和概念，才能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像神经学、生物学、物理学等方面的新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覆盖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也迫使文科有所新的作为。
   方先生认为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基础科学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带来了今天现代化危机，要扭转危机，需要作如下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和历史性，社会认知的整体性，文化情境的独特性，认识世界的系统性，同时也要从符号系统中认识人类的象征系统与艺术行为。
   文中作者站在新文科背景下的艺术人类学角度，提出了自己所在学科专业的未来发展目标：1、了解最新科技前沿的动向和研究，尤其是神经美学方面的研究，以便从生物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人类的文化性以及生物性和审美性之间的关系。2、发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优势，通过对不同差异性文化的象征体系及符号表征形式的纪录和研究，帮助人类重建新的经验世界，为正在被抽象化、同一化、同质化的世界输入多元的差异性经验，重新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关联体。3、不仅要关注现成的经验世界的研究，也要关注新的创造经验与体验经验的研究，包括网络、网络游戏以及当代艺术的创作与体验。4、关注艺术创作与体验的共享化研究。5、关注当下的“介入美学”及“介入艺术”等活动。6、重新理解艺术与手艺的关系，进而去“解蔽和揭示”人性与科技之间的种种关系。结合人类学、艺术学和不同文化的哲学体系的研究，在研究实践中重建人类的意义世界。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类世”的高风险复杂系统，未来学界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应该是：如何提升全球政治共商机制，以节制技术的加速发展，应对各种技术风险，制衡技术的全面统治。
   以上是方先生站在艺术人类学学科视角给出的呼吁。尤西林先生多年前则站在人文科学视角对她提出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现在，国内外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包括大学里强调的人文通识教育，实际也重在“通识”。今天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交叉学科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建设一批不同领域的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学科交叉基地，共同推动，并形成广泛共识，才能化解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如果各老牌院校各学科依旧不以通识为诉求，将不能为化解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西电作为全国信息科学的领军高校，应该在这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那就先从新文科建设基地布局开始吧！
新文科漫谈（四十）
   目前，展现人文学术成果的形式主要有c刊、论著、会议论文。其中，c刊在当下人文学术评价中是作为重头戏对待的。实际上，国内外最终展现个体学术实力的主要看的个人专著和个人论文合集或选集。单篇优质论文一般会引发学界同仁的关注，确实有价值的，后续人家会跟踪你，尤其你论文合集或专著出版时，人家会购买收藏。当你的论著真正叫得响时，学者们会以引你的论著为荣。一般被征引的成果，多是论著，虽然也引部分论文，但比例比较小，征引多的也是作者的论文选集或合集中的。如果经过一两代后，学者的论著还能够被如此对待，那就可以进入不朽之域了。
   目前，因为人文学术评价以论文数量要求比较重，所以许多文章在质的方面就欠火候，十篇中有一两篇自己得意的就不错了。因此，作为单位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将学者们得意的作品打包，形成集体成果展示的力量，这样做可以督促彼此进步。当然，个体学者论文数量多的，单位也可以支持他搞自选集。至于专著，年轻人目前比较成熟的，多是博士论文，但如果没有三五年的打磨，发表后也很难在学界达到预期的影响效果，所以如果支持博士论文发表，也鼓励博士们多修改，争取在权威出版社出版。这样会为年轻学者奠定一个很高的学术起点。
   当然，有些作品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应当多鼓励。人文学术论文再高明，如果无人问津，也达不到人文学术理应发挥的效果。而学术普及姓，比如经典注析类，因为经典本身就有传承价值，那保留传播元典本身就是很大的功德，如果再对元典有深入理解分析，用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也是一家之言了。中国学术本身就有强大的注疏传统，这是进行文化传承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而经典注析类实际就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当然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现在连给古典文献加标点，都是大学问，何况在此基础上加几层深化理解呢！最主要的是这类作品很容易形成不断再版流传效果，容易成为二次经典。相反，我们博士的博士论文写得如果达不到一流境界，就很容易一代就无人问津了，即便由权威出版社出版也没有什么用。
  除了纯学术类成果外，人文学者随笔类的著作也应纳入学术评价系统。其实，人文学者真正水平高下，往往体现在纯个人表达的文章中或演讲中。依我多年对不同人文学科学界人物的观察，他们水平的高下，往往一番话就可见分晓，因为那是没有雕饰真学问的体现，尤其他能行出来，就是真正的一流的人物了。中国的人文学问是知行合一的学问，中国人文学术再怎么西化，最终也会回到这个判断基点上来。目前，鱼龙混杂，有些作表面文章的似乎大出风头，但实际多经不起时间考验，都将被历史淘汰。不下一番苦功夫，想急功近利求成功，那往往是靠不住的，也得不到别人内心尊敬的。相反，如果人家货真价实，你再怎么按新标准否定也无济于事，人家都出版两千万成果了，且成果又不断再版，你几十万成果多年无人关注，有些还见光就死，那还有什么资格否定人家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我们的评价标准是不是出了问题吗？
   我参与注译的《中阿含经》，虽然没有梵文、巴利文作支撑，现在也才出版一年，但我断定它是可以不断再版的，并将在未来会纳入大藏经新的合集中，等我九十岁时，孙子都会觉得爷爷做的工作有价值。我的博士论文即便再修改几年，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也许多年之后，我的博士论文都不如最近的“新文科漫谈”有价值。如果学术评价系统把我的博士论文价值看得比我新文科漫谈有价值，我自己内心其实不太认可。当然，我写得可能都很烂，包括中阿含经注译，但因为依托了元典，又借力注定不朽的几十年佛学家功力，也就不知不觉进入云端了。
  基于上述思考，我建议新人文学院在学术成果发表政策鼓励上可以这样操作：
  其一、支持博士们的博士论文修改，三五年后发表；
  其二、鼓励发表与经典有关的学术成果，并大力扶植经典注译类；
  其三、可以不定期出版学院老师们的优秀论文合集；
  其四、鼓励有条件的学者出版学术自选集；
  其五、支持学者学术随笔类文集出版；
  其六、推出学院学术领军们的学术总集，当然最好快退休的为好。
  至于c刊文章都可以放到这六项之后再奖励。
新文科漫谈（四十一）
   原定今天（7月7日）带学生到麦里金生产基地考察，受疫情影响，改为线上授课。达乘先生先安排公司两位高管登场，即总经理王海峰、行政总监席咏梅。
   王总，今年48岁，陕西人，是一位普通农民子弟，大专学历。他在米旗干了18年，从产品经理、产品管理部部长、分公司总经理。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真诚、踏实工作，持之以恒，能够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提升自我。不放过工作中的每个难点。2016年，他竞聘为米旗陕西分公司总经理，辖下700多人，能够在2021年离职时，公司业绩翻一翻，并且即便他离开，还能保证公司各环节顺畅运行，这是真正优秀的管理者。他在四十八岁时离开工作舒适区，选择新的平台，加盟麦里金，进一步挑战自我，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尤其是他原来在米旗负责的是生产，不用考虑销售，销售都由米旗销售分公司进行。他到麦里金，能在三个月时间里，就快速进入状态，补上销售短板，并且业绩相当不错，得到何总及公司上下的认同。期间的压力，不在其位的人，是很难想象到的。他说人如果没有压力，也就很难进化。他给同学们的朴素建议是：扎根基础、踏实认真、持之以恒，要以大国工匠精神要求自己。同时，他也诚恳告诫大家，不要成为啃老族，不要成为时代的巨婴。
   席总，原籍甘肃陇东，1999年加盟麦里金，一晃已经在公司工作二十多年了。她从基层干起，熟悉公司各种岗位，一直干到厂长、行政总监。她感恩麦里金公司的企业文化，何总以《弟子规》、《孝经》治理公司，企业员工在家里都很孝顺，在企业都是老总精神的复印件。每年重阳节，公司60岁以上的员工，以及家里有60岁以上的父母，都会收到麦里金的重阳节礼物。她在讲解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几年来公司生产基地的食堂没有出现过剩饭现象。她们的这种良好习惯，无论是对职工家属、亲戚，还是对来公司打短工的大学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司甚至将废油都加工为肥皂，有些废料加工成环保酵素、洗洁精等。凭良心做事，真诚待人，席总用这朴实的话语诠释了麦里金文化的核心精神。可以看得出她们都是何总精神品质的复印件。席总有一儿一女，女儿已经研究生毕业，儿子还在上大学，两个孩子在精神上也是她们母亲的复印件。
   从何总的总结，可以看出他对席总是很满意的，他感觉她是公司的福将。他对王总也是用人不疑，全力支持这位空降老总，他很欣赏王总挑战自己。之后，何总又讲述了宋志明、郭赫年等企业家的故事，诠释《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章，并以《道德经》五十四章“善建者不拔”章与《大学》八条目合并论及中国文化从心出发，以家国同构精神，不断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回归到课程的主题：就业准备从心出发。
   写到此处，我在思考新文科建设，也许将来的归宿依旧是从善心出发，以诚心对待所遇的人和事，并以家国情怀，为天下苍生服务。说是新文科，实际依旧是如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的“以新瓶装旧酒”。《弟子规》观念再怎么旧，依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精神复印件，值得后人好好深思体会，这也是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源泉之一。不可以站在西方文化立场，说所谓观念落后，将祖宗文化一棍子打死，即便想否定也要从实践处找否定的依据，否则是无法客观评价像何总这样的真诚实践者的功过得失的。
新文科漫谈（四十二）
   今天（7月9日）市里气温40余度，朋友相约到其兄经营的山庄避暑，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先到沣峪上面的龙窝用餐。餐后，驱车下行几分钟，到达卧龙山庄。自从朋友哥哥接手后，卧龙山庄更名溪庐。
   溪庐正门临近国道，车开进院子，院子里已停了十几辆车，院子右面是山，左面是一栋三层主楼，靠近院里的一侧外表装成了一体化的玻璃窗，在山区里这样的设计，房子显得很有气势，主楼有二十间客房。走进院子正对面的是附楼，附楼有两层，一层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厅，会议厅后面是厨房、餐厅；附楼二层实际有三室一厅。附楼一层辐射有三条通道，一条是通往步行上山的路，一条是通到河边的路，一条是通向主楼客房的路。
   主楼顶层四周是一人高的铁围栏，主楼顶部中间是大草坪，站在草坪上观景，视野开阔，可见远山层峦叠翠，蓝天上白云飘飘，可闻山风及水流声，偶尔也能听见路上经过的汽车马达声。附楼的顶层也布置有草坪，草坪上还有个旧帐篷，估计是旧主人用过的。如果主楼顶层和附楼顶层都安置帐篷，估计可以放二十几顶，适宜搞团建用。
   在附楼背侧，通往河道处的一面墙上，有一条水泥雕塑的巨龙，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了，大概原来“卧龙山庄”就是由此得名吧？！溪庐外这条河流，水流清澈，夏日踏入，或坐在河边或河中石头上，将脚泡入水中，瞬间会感觉清凉无比。从附楼另一侧的路上山，起初有些人造台阶，向上走，路有些陡，路两侧多是灌木丛及矮树，经过一段土路，可见半山腰的一座凉亭，继续往山顶走，路更陡，有些地方必须手脚并用，才能上去，到达山顶可以看道一眼泉水，不过今年不知何故，泉水断流了。爬这座上，身体强健的，大概花费半个多小时就上去了，一般都会通身出汗，能这样爬一次，按同行的养生专家说的，足可以延长生命四小时。
   在主楼、附楼与河道之间的一些区域，设有一些伞棚茶座，有闲情逸致的，可以观景聊天，也可以边打麻将边听风声、水声。
   看来朋友哥哥投入不少，主人没有将这里定位为一般的农家乐，客房的基础设施基本是中高档酒店设计，冬天房间里还有地暖，客房也设有不同的规格，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如果村里能联合打造这样同类设计的两三家山庄，就可以申请为三A景区，与表兄的玉山蓝河风景区媲美。在设计方面，估计他们比表兄花得多，前后请了几轮设计师，花了不下几十万，足见山庄主人考虑得比较长远。因为我们去时，改造工程还在进行，估计到月底才能竣工，要真正投入使用，最早的一批，估计也得需要半个月。
   下山路上，看到有几处这样规模的楼宇在改造，有些还挂出了三A景区招牌。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估计沣峪口堵车会更严重。即便在没放开管控情况下，也有交警在车多处路段加以协调。伴随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周末到终南山避暑，已经成为西安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可惜，前几年拆了不少这样的设施，否则会惠及更多人，现在价位一涨，估计只能是收入稍微高些的享用了。不过，原来被拆的别墅中，许多都是找不到主人的，估计不少是特权阶层享有过的，原来他们本身不对外经营，也惠及不到平常百姓。不像朋友哥哥投入搞商业运营，可以惠及更多的人。如果他们能以vip方式推广，有些工薪阶层每年过来住几次也是可以承受的。那溪庐就不只是过去的卧龙们来住的了，许多百姓也是可以享受下尊贵体验的。不过，溪庐的另一重定位是终南山艺术创作交流基地，估计许多非这方面从业人士可能与溪庐就无缘了。此外，在暴雨季节，建议不要前往，山中如果爆发泥石流，或山体滑坡，那就不美气了。因此，在避暑的同时，也要时刻关注暴雨是否来临，不能因为几天的舒适影响日后几十年的命运，除非你是可以升天入地、呼风唤雨的真卧龙，否则还是安生些吧。
   在新文科建设中，山水园林文化是很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时代的需要。西电临近终南山，这方面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也是不应该缺位的。
新文科漫谈（四十三）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网民态度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对安倍被刺叫好；一种倾向是对叫好之声表示愤怒。叫好者的立场是基于安倍敬拜靖国神社，对其祖辈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拒不承认，并在他任期内多次与美国合伙制裁中国；愤怒者则是基于人死为大，作为人类一员，不应对同类的死幸灾乐祸；同时，有后一种倾向的也有这样的认识：安倍晋三在任期间，日本对中国经济贡献不小，国人不应有这样的反应，有这种反应是素质低的表现。站在双方立场，似乎都有一定道理。
  如果以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看安倍之死，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按照传统佛家思想看待安倍之死：他的死有他个人因果，刺杀他的人与他也有相互关系的因果。佛家倡导不杀生，并将不杀生列入五戒之一，开示不遵守者，会有地狱轮回之苦。至于安倍死后，到底轮回人天，还是堕入地狱，自有其命运归宿。活着的人，看见死者及刺杀者，都应警醒，早日走出自己的生死轮回。佛教信徒会以佛家慈悲，怜悯他们的苦，为逝者祷告往生，也会祈祷杀人者能早日解脱。
  儒家的君子则会本着仁者无敌精神，即便安倍生前行再多的恶，也可以在他逝去时原谅他。对待他的丧事，也会给予一定的理解同情。即便是仇敌，如果他身上有可取之处，比如他忠诚于日本国民，也值得我们对他有部分的尊重。像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中有不少例子，如被斩的庞德，即便是敌将，他的英勇也值得对手尊重。因为尊重他，实际也是尊重英勇，本身也是在尊重自己。
   道家思想，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以杀戮为念。强调人应如天地一样慈爱，生养万物，人都应有好生之德。有的道教徒，甚至可能会主动为其超度亡灵。
  即便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会对他一分为二看待的。他对人民有贡献，人民就应对其有足够的尊重。他对人民行恶的，人民可以将其打倒，但也会给对方活路，如文革时期，再怎么强调阶级斗争，还是给所谓的“阶级敌人”以活路的，充其量也就是劳动改造，并没有像德国法西斯消灭犹太人那样，进行种族屠杀。
   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实对中国人进行过南京大屠杀，俄罗斯也曾在中国的海兰泡制造过大屠杀，满洲人对汉人在扬州也进行过屠城，那是不是我们就应将血海深仇永远铭记在心，不忘国耻，以牙还牙呢？也不全是这样的。世界上善良的人民都希望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彼此不要杀戮掠夺。当然，如果遇到这样的野蛮行径，我们也应有所作为，放纵恶就是对善的不公。安倍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后裔，忠诚日本人民可以理解，但也应客观对待自己祖辈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而不是矢口否认；你可以拜靖国神社，但也应对祖先的恶业不要企图掩盖，这也是对受害者后裔情感上的尊重。有时他还试图恢复日本武力建制，这让邻国人民也感到不安。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中国人都是大度君子，都能原谅他的祖先及其本人对中国人的过去及现在造成的伤害。中国人本身就是重情重义的民族，情感上很容易受伤害，安倍的厄运，引发一部分国人的叫好，实际也是一部分人从一个层面对他在进行盖棺论定。当然，理智的知识分子可以保持自己的克制，懂得儒释道大慈大悲的道理，但也不能苛求更多平凡的有血有肉的国民也要与自己保持一致。何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在其实还在进一步被围剿，俄乌之战有目共睹，西方介入到底有多深，它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多年韬光养晦，科技稍有起色，就引发美日等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面对世界似乎又在进入新冷战的趋势下，对敌视一方的敌视我们的代表之死表现出欢呼，实际也是对自己国家危机缓解一环的欢呼，有什么值得谴责呢？因为安倍去演讲就是在加大敌视中国的阵营力量，他的死表明敌对阵营领导力量在削弱，一部分国人欢呼在情理之中。相反，如果在中俄共同面临欧美日压力下，国人中还有人在大力放大中俄旧账，实际是在瓦解自己的同盟军，联合都未必摆脱困境，何况自己人在内部进一步瓦解呢？因此，在现实政治世界，无论抱有怎样善良的人性观，都不该苛求所有的国人都能保持克制。试图让他们内心虚伪起来，那不符合国人做人真诚的传统。
  网上冲突有价值观的冲突，也有国际政治是非的冲突。在国内国人不可能脱身政治之外，你如果像北美崔哥那样，是位华侨，对待安倍之死可以任由你说，但如果你是唐山师范教授，你就不该说出伤害自己同胞情感的话。司马南作为左翼舆论旗手，他说的可以代表一部分左翼群众声音，有其现实民意基础。作家朋友可能就是因为违背了目前中国及国际政治大势，网上被封号，这也是国内外政治环境演进的必然结果。否则为什么有人举报司马南，司马南的号没有被封呢？昔日攻击自己祖国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后，看到一个强大国家分崩离析后，自己的同胞过上悲催的命运，他才悔悟自己有些攻击祖国的言论错了，那有什么用呢？为时已晚。我想唐山师范学院那位石老师可能也不想看到前苏联的命运在中国重演，也不想成为索尔仁尼琴吧？！连普通群众觉悟都不如，怎能要求大家对自己的不当言论都能体谅呢？人们可以体谅你的善良，但并非所有的善良都有善果。
  新文科发展，离不开正确把握人文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张力，因为人文学术是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学术，它与现实政治始终有着交集。因此，我们既要有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尺度，也要有对现实人性及政治运行给予足够的尊重，否则过犹不及。
新文科漫谈（四十四）
  坐在社区树下乘凉，看着附近坐着轮椅的三三两两的老人在聊天，想起了前日在锦嶺公寓值班时，一位老师提及西电老校区一位83岁老人坠楼事件，当时他还特意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拍摄的现场照片。
  人生是苦的，老病者感受尤甚。估计那位老人是因病痛折磨，无法忍受离开的。她肯定是不信佛的，如果信佛，时时念阿弥陀佛，是可以转移注意力的，并且会珍惜人身，珍惜活着的每一寸光阴，为进入阿弥陀世界做准备，是没时间考虑跳楼的。也许她的儿女们也不在身边，如果有儒家天伦之乐的滋养，老人也会转移注意力，忘却自身疼痛，珍惜与儿孙相伴的时光。那样，她也不会走得那么决绝。每个人都会有离开的那一天，如果父母到了那一天，该怎么办，如果自己到了那一天又该怎么办？
   我从小是在农村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爷爷在我不到一岁时走了，家里还有奶奶、父母、两个姑姑，还有伯父家的大哥，后来还有妹妹、弟弟，虽然那时已经告别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时代，但在这样普通农家中的伦理还是传统的父慈子孝，尊老爱幼。虽然大家没有学过《弟子规》、《孝经》，但靠大人们的言传身教，还是有孝道传承的，只是有些粗放罢了，但不会突破人伦底线。因此，至今虽然与父母身处两地，依旧对父母日常生活起居很牵挂。前天，给父母在老家镇上提供的单元房厨房水管漏了，父母又刚好回三十里外的老院子了，是楼下的邻居家里受损后通知的，半夜妹妹拉着母亲赶回去，清理已经流到卧室的水。好在有妹妹在，否则不知道父母会有多着急。这两天，弟弟刚好回去，可以帮助处理下厨房改造的事。父母身体还算硬朗，没有多少病痛缠身，我在远方还算安心，还有闲情逸致写新文科漫谈这类闲篇。如果父母卧病在床，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心情了。好在弟弟、妹妹也都比我更孝顺些，他们时常到父母身边转转，家里缺什么少什么，弟弟更用心些。我们出身不是富裕之家，弟兄三人还算孝顺，父母一代再怎样，晚年大致不会比大城市的一般退休老人差多少，因为儿女们都过得还算凑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父母心态也很知足。
  我这一代可能就没有父母一代幸运，因为传统的孝道文化在下代身上没有很好地运行。由于身边就一个孩子，有时还比较骄惯，小时爷爷奶奶娇惯，稍大些母亲娇惯，孩子从小在物质上相比我这一代，过于丰厚，有时孩子很难懂得珍惜。上学后，多年来在学校及家里，又成绩至上，许多该孩子自理的也多由母亲包办了。时间一久，可能已经成了时下流传所说的巨婴。如果将来就业也像现在越来越艰难，可能就成了一位啃老族。连自己生活都照顾不好，如何能照顾年迈的父母呢？因此，在没有孝道文化培育的一代身上，无论是家庭伦理，还是职业伦理、社会伦理，都日渐展现出更多的问题。在家不敬父母的人，在单位也不会敬重领导、同事，成了家也不会敬重妻子的父母，夫妻关系也好不到哪去，那自己生活会有诸多坎坷，那又怎能让父母晚年幸福呢？现在有些五十多岁的人，离开家庭，离开子女，宁愿去出家或独自过，其实也是长时间以来健康伦理缺失导致的。网上就有位中年妇女，就是不满意夫妻生活，自己开着车独自周游世界去了。如今她在网上还能爆红，其实她表达出了许多妇女的心声。社会经济是进步了，但伦理建设没有跟上去，幸福也就不太容易来敲门了。因此，这样的社会经济越进步，社会伦理越缺失，幸福指数越降低，实际背离了传统伦理，又没有正确的新伦理支撑，也许以后像83岁老人跳楼事件会越来越多，因为作为情感动物的人类，不会愿意长久地生活在冷漠的人间。我们今天传统伦理丢失了，毛时代的单位伦理也消失了，而新时代的伦理都在金钱笼罩中，将人间的温暖日益变得淡薄了，挺可怕的。
   此刻，社区里一些老人带着孙子、孙女们还在小广场玩耍，这些老人及孩子应该是幸福的，只是孩子上了学后，这里会变得很安静，一般就只有老年队伍在活动。如今，老年人有个好身体，能够没病没灾地善终，那就是很大的福报了。如果孩子还有能力尽些孝道，那就是不错的晚年了。为了父母，为了自己，为了下一代，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人文学者发展新文科时，把伦理建设，把对老年人的关怀作为时代一项重大命题去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想，83岁老人的坠楼，与我们人文学者失职都有一定关系，我们应该对他们忏悔，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把人性的美好展示给更广大的人间。说是社会进步了，其实在伦理方面，还不如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有效能，我们应该创新性地传承与发展祖先留给我们的伦理文化，如今已迫在眉睫！
新文科漫谈（四十五）
  恒大地产暴雷、河南村镇银行暴雷，这只是地产、金融领域呈现的个别雷。目前，政府已经开始排雷，恒大地产由国企注资接管，河南村镇银行由政府银行垫资支付储户提款。作为西安锦嶺公寓烂尾楼的一位业主，在网调中发现西安烂尾楼有两千栋，有些烂尾多年，如果这些业主都上访，一栋楼按300户算，就是60万户，那就远高于河南村镇银行的40万储户。好在地产领域，许多人是以金融投资形式购房的，即便烂尾，不少人是以投资失误看待的，不会花过多精力去维权，但60万户中，有20万户去维权，这个规模也不小，何况这只是西安地区的。如果全国算起来，每个省按照20万户算，也将有600万户业主，这个雷其实挺大的。目前，有些人在以断供方式在引爆，有些在以入住烂尾楼的方式在引爆，有些在以上访静坐方式在引爆。好在全国维权业主是分散的，这个雷炸裂度不高，政府还能承受。目前，政府采取抓大放小方式处理，处理恒大这样的大雷，像锦嶺这样的小雷还没有提上日程。其实，如果小雷区域走向联合，连锁反应炸烈度会比恒大严重得多，这个雷需要政府尽快排。
   关于金融领域，像河南村镇银行的雷炸裂，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像西电老教职工将积蓄投入的立人公司，实际那也是民间集资形式的金融机构，它还没在金融监管范围。现在暴雷了，老师们已经取不出钱。投资的老师们开始集体维权，希望学校出面解决。实际上，当时只是学校领导出面站台，立人公司的产业并没在学校监管之下。是高达10%的利润，诱惑了许多老师把家底都投进去了。像类似这样的民间集资性质的潜在金融机构，各地出问题的也不少，尤其是老年人被骗的不少，这势必把问题也留给政府。政府解决不好，就会透支政府公信力，短期似乎看不出多大问题，但长期下去，积累的民怨也是可怕的，尤其是这些金融投资维权者走向联合，那也会让政府吃不消。你不可能把所有维权的都投入看守所，即便你抓了几个带头维权的，也会加速透支政府的公信力。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展示的问题，在全国肯定不是孤立事件，它只是凸显了这方面的病灶而已。这一事件之后，必然会让各地民众对村镇银行产生怀疑，储户会大量转移存款。如果批量发生，也容易形成连锁暴雷现象，所以政府需要提前做出应对预案，避免危机来临，束手无策。
  其实以暴雷视角看，像司法系统腐败，军队系统的腐败，都是潜在的雷区。好在高层为了恢复初心，提前以刮骨疗毒方式进行排雷。这些雷可比地产雷炸烈度严重得多。另外，还有如下的几个雷，需要应对：
   教育领域的雷，多年应试教育实际培养了大批巨婴。伴随就业形势难度加剧，大批高校毕业生会躺平，成为啃老族。他们的父母有的啃还可以，如果没得啃，失业人群会成为引爆社会危机的大雷。面对这方面的大雷，教育领域也在调整，只是推进缓慢或效果不佳，比如加大职业教育比例，双减政策，高考改革，缓解中小学择校矛盾，等等。只要内卷的应试教育继续发展，巨婴就会批量产出。由于历史积累，现在多年前培养出的巨婴在自身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已经走到前台开始培养二代巨婴。这个雷是比较难排的，国家投入教育在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加大，但实际效果是递减的，并且形式主义越来越替代了实效发展。因此，今天的教育不但不能培养杰出人才，可能还培养了不少废材，并且还是许多自己感觉良好的废材。因为文凭掩盖着实质问题，文凭保证了八旗子弟般的优越感。不过，他们对自己期望越高，现实收效甚低，这种反差在许多人身上会呈现。现在还在积累情绪阶段，矛盾会伴随失业比例提升，随时会爆雷。
   农业领域也有大雷。转基因推广多年，中国农业领域的许多种子、农药对外依赖严重，并且耕田农民在大幅度减少。农民子弟进城后，许多地撂荒了。伴随老一代农民退出，农业种植随时出现劳力断层，这将比城市闹民工荒问题还要严重，并且很难逆转。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培养白领的，就没有几个愿意，也没有能力从事蓝领农民工作。而农业机械化程度远没有提到理想状态，现代农业需要现代农民，但实际现在没有几个现代农民。现在教育出来的大学生，宁愿躺平，也不愿意耕田。如果真的出现新冷战局面，中国农业的脖子被卡住了，农业的雷就会被引爆，可能吃饭方面就出大问题了，这方面还不像地产、金融方面拿钱就能解决。
   伴随医疗产业化，医疗的雷已经埋下多年了。现在推行医保，实际上无论如何监管，医疗费用还是在不断攀升。因为开出更多的药，医生会收入更好，医院效益会更好，医院就可以开更多的分院，盖更气派的楼宇。当把人的生命作为换取财富筹码，病人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虽然国家有药品限价权，但用药数量医生说了算。医患的不信任关系，会长期存在，并且时有恶化。现在，有许多家庭被疾病拖住，不只是病人，还有病人家属，这也很容易埋下许多怨气。收入越低的人群，对医疗越不满意，矛盾积累越多，越容易生出恨意，如果有爆发的机会，一部分病人及家属会发出声讨声音的。尽管是部分，由于中国患病人口基数大，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每次去医院排长队情形，是许多人亲身经历过的。
   养老的雷也很危险。伴随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养老问题如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由于子女忙，孤独的老人越来越多，同时受市场经济影响，子女的孝顺程度也越来越不如传统社会，城里老人悲凉离世的越来越多。农村养老问题更是重灾区，因为农村四十岁以下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农村有些七八十岁老人无人照顾，农村自杀的老人比例在节节攀升。老人们这样悲凉离世，弥漫给社会的是一种无望，它会感染稍微低龄的人群，进而引发对社会的不满。这个雷，现在阶段还在酝酿阶段，如果不排除，后续动静会很大。
   当然，最大的雷还是腐败的雷。虽然也在反腐，但似乎依旧无法根除。官场腐败多年，这是瓦解政府公信力的利剑。上面所有可能爆发的雷，都与此雷有关。高层想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下面似乎一直很难关进去。伴随干部年轻化，一代口头有信仰，内心却多相信权力与金钱的干部登场，腐败就更难治了。这个雷如果不排除，所有的雷都将加速被引爆。而排除这个雷的有效方法，目前还没有。历史上有效的，就是底层民众掀翻政府，建立新朝廷，但新朝廷官员一上来，用不了多久，又会回归老路，问题依旧解决不了。毛泽东尝试过解决，说是民主可以，后来又推行贯彻大名、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的文革，也在大乱中收场。虽然经过乱局，官场廉洁不少，但伴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实施，官场似乎又回到老路上了。如今，纪委天天反腐，天天有干部落马，天天有干部还在继续腐败。这个雷，伴随新一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育出来的干部上台，用不了多久，可能引爆出更大危机。
   这也许是目前欧美日国家看到瓦解中国的机会来了，所以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如果不是近两年的疫情与最近的俄乌之战，拖住了欧美日的步伐，恐怕我们的许多雷都要被外在压力引爆。
   新文科应该应对这些时代问题，给出更多可以排雷的方案，才能发挥人文学者应有的作用。
新文科漫谈（四十六）
   上午，听了段眉山剑客陈平网上谈基本学习方法的段子，提及从知识入手，提升见识，进而上升到智慧。这让我想起了一位爱读书的隐士谈及的的三个判断。
   时间回到2019年8月3日，在毓凤阁书店梧舍，听隐士谈决定他安身立命的认识及体验的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近现代主题是工业化。他对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进行了反思。他强调，苏格拉底之死本身就是预示了民主本来就有缺陷，认为民主绝对正确本身是荒谬的。从屈原之死到王国维之死是传统文化生灭的标志性事件。工业化要求的是组织化，我们的应试教育在一定时期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技术人才保障。现在，我们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因此传统的、近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还交织在一起。
   第二个判断是国民组织动员告一段落。要实现社会革命，就要改变组织形式，要形成有力的组织，需要一批人的牺牲与自觉。印度人善于玄想，曾长期是英国殖民地，说英语，在程序设计上有优势，但印度三圣甘地、泰戈尔、士力阿平多，他们的理论无法引领社会组织形式的变革，因此他们的工业化是赶不上中国的。我们的国民动员组织为完成工业化提供了保证。
   第三个判断是我们有天下的传统，没有国家的传统。任何宗教，无论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是倡导公心的，我们的天下传统就是公心传统。儒家关注现实利益，但也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中道恕道，共产党人宗旨就符合公天下传统。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执政者一旦恢复初心，无论内政外交就会以公天下意识决策，以习近平系列治国方略就可以看出迹象，一扫江胡时代公权私化严重局面，吃喝风刹住了，干部财产登记落实了，反腐打黑效果明显，扶贫攻坚，缩小了贫富差距，调整军队，以战区建设消解盘根错节的军区军队腐败，以“一带一路”建设长袖挥舞，广交朋友，政风总体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崛起正在稳步推进。
   隐士虽隐，但心怀天下，同时也做到了人到无求品格高。做自己想做的，不再要自己想要的，烦恼也就没那么多了。与时人保持距离，又以隐士的心境关注天下时局，世界风云，也就享有了生命思考的快乐。每日惜时如金，有秩序地专注生命质量，人生也就无悔了！
  从这位隐士朋友的三个判断，也可以看出他就是从阅读中获取知识，在深入思考中提升见识，再进一步升华洞观天下的智慧，进而在学与思之乐中安身立命的。今天，提升新文科的内涵，也无非是从知识、见识、智慧层级迭进中，提升有益于个体身心的家国天下情感与智慧。
新文科漫谈（四十七）
   早晨（7月13日），微信上刷到一段视频，谈及深圳一位成功女基金经理人，87年出生的，至今找不到对象。视屏讲解者给她介绍了海归，不成；介绍离异大十岁的男士，也不成。这让我想起了陈寅恪的婚恋观。
   2019年7月3日，陈寅恪先生诞辰日，我曾写了篇短文，谈及陈先生的婚恋观及其与唐筼先生的婚恋，今录于此：
  昨日疏懒，观徐峥主演《大男当婚》，虽然是喜剧，我观来满是悲剧，深觉时人婚恋受相貌、金钱、地位、家境、学历、时空距离等诸多因素困扰，很难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导致真爱难全。早晨，特意翻出陈先生诗集，寻找他的爱情婚姻轨迹。他1928年结婚前的情感印迹难寻，也就是36岁之前是留白的。陈先生早期的爱情婚恋观，《吴宓日记》1919年某日中有点记载，当时他对婚恋有五级分类：一是可以为爱而死的，如杜丽娘；二是精神之恋，如宝玉和黛玉；三是有过一次肌肤之亲，就终生难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四是婚后无外遇的；五是随处接合，惟欲是图，无情的。他的婚姻属于第四种。他曾对吴宓说，娶老婆不如人，没有什么丢人的，人品才学不如人才是丢人的。陈先生37岁大龄结婚，算是闪婚了，介绍人给他介绍的唐筼先生，是晚清同治进士任过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的女儿。当时唐先生在北京女高师任教，二人算是门当户对，二人见过一面后，婚事就定了。陈先生早年和吴宓说娶妻在人生中是小事，他在青壮年醉心于学术，志在经营族群千古文化战线，相比个人婚姻而言，确实是小事。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身体渐衰，到1951年以后，陈先生有多首诗是与妻子有关的，有给妻子诗答和的，有给妻子生日题的，有给妻子作画题的，有七夕题的，有结婚纪念题的，有回忆北京住的旧居的及往日生活的，再现了六十一岁以后陈先生与老伴相处的情感状态。他给予妻子很高的评价与尊重，他女儿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就有这种回忆。陈先生晚年的学术，撰写乾隆时期才女陈端生和明末清初才女柳如是，也在精神世界以隔代相知身份颂红妆。晚年陈先生的现实情感世界和学术精神世界都是细腻丰盈的，既有学术心曲寄托，也有个人情感慰藉。
    陈先生妻子字写得很好，给陈先生抄写文稿，也增进了才情，晚年也写诗作画，虽然不是花容月貌，但一路走来，四十一年稳定的婚姻，也是成就陈先生学术最大支持力量。妻子没有奢华的追求，养育三个女儿兢兢业业，能与丈夫一起过艰苦的生活且无怨言，他们的婚恋虽在陈先生早年婚恋观中排居第四，实际也是世间少见的模范姻缘了。
   现抄录1951年2月6日唐先生与陈先生答和诗如下：
唐先生作
浮海相携岭外家，守贫何碍到天涯。
今朝周甲初安度，漂泊频年无限嗟。
陈先生答：
法喜辛勤好作家，维摩头白逐无涯。
夫妻贫贱寻常事，乱世能全未可嗟。
   1951年，陈先生六十一岁，唐先生五十三岁。年岁渐老，贫贱夫妻，患难与共，相互安慰。陈先生以法喜和维摩佛教精神信息安慰妻子，这与他1954年写《论韩愈》主旨弘扬儒道传统似乎有些矛盾，实际与1934年陈先生给冯友兰写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对儒释道在中国文化鼎足而三传统认知并不矛盾。不知唐先生是否信佛？也许是吧。
   无论是学术还是婚姻，有时坚守不变，没有意义也会变得有意义了。用《圣经》话说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相信包容，凡事盼望与忍耐，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永不止息。但在纵欲时代，世间几人不受外界诱惑呢？！几人不嫉妒，不张狂，不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呢？如此，学习坚持传统文化合理部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新文科发展，不可能回避人世间永恒主题之一——爱情与婚恋。如何让能让天下女人找到理想的丈夫，让男人找到合适的妻子，重新定义爱情婚恋价值导向也是很大的命题，树立怎样的模范夫妻也尤为重要。陈先生夫妇也许比不上钱钟书夫妇的美满，但也应是他们那个时代一等一的模范了。今天的模范夫妻又在哪里呢？！
新文科漫谈（四十八）
  2019年7月16日中午，我在思考一个问题：钱钟书的学术追求。当时记下所思：
  多年前，受时风影响看过钱钟书的《围城》，但现在印象已经不深了；也买过他的《管锥篇》，但没有读几页，一直高阁竖立。在我的印象里，吴宓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博学是可以与陈寅恪先生并举的。在没有电子检索时代，钱先生凭借其强大记忆力，对自己关注的每个小题目，都能博举相关文献，精炼地加以比较说明，且古今中外经典无所不包，显示了波澜壮阔的学术画面。
  只是和陈先生相比，钱先生学术似乎很好玩，并没有陈先生那么问题意识沉重，他也不刻意找寻规律，因此《管锥篇》不是学术专著，而是学术札记丛编，从增长知识见闻角度看，可以如同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样，对钱先生阅读过的文献及相关问题有一个入门的联想。钱生生是以读书为乐的人，如同喜欢养花的人有一大片自己的花地，沉浸其中，乐此不彼。从个人情趣生活来说，他要比陈先生活得洒脱自由，因为他似乎不存在陈先生那种家国忧思，更没有如陈先生承继祖父、父亲那样的使命担当。
   也许是他拥有杨绛先生一人，忘却了江湖及其他吧？试想在国家危亡之际，他得到了杨绛先生的爱，比起江山，他更喜欢美人吧？！世间再滥，他与夫人在一起就很幸福，有几本书反复读，就意味无穷，还有什么奢求呢？因此如杨绛晚年说的，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无关。一对忘记了世间的，畅游在书的海洋里的神仙眷属，又有何求呢？即便俩人要个孩子，彼此也希望孩子像对方，夫妻恩爱足以忘却世界上愁烦，在恬淡细腻如水日子里，就这样共守一生。因此，我相信拥有真爱的男女，是可以忘却世间烦忧的，更不要说走向洒热血的革命了。
钱先生夫妻人生取向上，更接近老庄，属于富有盛名的隐者。如果不是晚年看病有难题，他也不会答应胡乔木同学任社科院副院长，享受副部级待遇，进高干病房。他的这种选择也只是为自己读书找回点有尊严的空间。在心底里，读书人可能都希望如钱先生一样，拥有丰富藏书可以阅读，有知性才女相伴，一起共老此生。但如陈先生这样的家世背景，天然地就有一种家国使命担当，即便阅读半辈子佛典，心中依然是一颗积极入世的儒者心。如同狮子王里的辛巴，他为王的命运由不得他，命运自然会让他归位找回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老庄有老庄的价值，孔孟有孔孟的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钱先生夫妇一直活出了自己，即便在文革被批斗的岁月，都能泰然处之。陈先生一生也活出了自己，通过学术大业建设，也完成了自我生命的建构。学术可以轻松把玩，也可以负担沉重使命，这与个人追求及宿命息息相关。
   新文科建设，需要不同取向的学者充斥其间，需要钱钟书式的，也需要陈寅恪式的，也需要一个题目研究一辈子的学者，不一而足，让众多学者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向同一个顶点，共同闪烁人类至情至善的智慧光芒！
新文科漫谈（四十九）
   2022年7月8日安倍晋三遇刺身忙，我曾就国内网民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作了简单剖析。实际在安倍统治期间，日本的一些状态值得中国人学习。我们既要看到人家的不足，也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应见贤思齐。现将家人三年前旅游日本见闻附录于下，或可对我们有些启发：
   苹果西施的故事
  日本富士山下，有一位九十岁的老太太，非常善于保养，面部胶原蛋白丰富，皮肤细滑，人显得非常年轻。老太太不仅有着年轻的面颊，最主要还有一颗十八岁少女的心，一生保持青春底色，成为一种传奇。老太太很富有，但她为了保持与外界亲密联系，她经常开着车，在富士山下卖苹果，许多游客都愿意和这位老太太合影，她对此也乐此不疲。有一次，一个旅行团中有位长得很帅的中国小伙，老太太看上了，就和导游认真地说，如果小伙愿意留下来陪她，她可以在死后把全部财产留给他。故事经导游和游客添油加醋，广为流传。人们给老太太起了个名字，叫苹果西施。我听了，都有了心归少年的愿景，想必每个人心底都有这样一颗不老的灵魂。
   以此来看，无论是九十多岁的杨振宁，八十多岁的谢贤，拥有这样不老的灵魂实际是值得羡慕的。国人都以随顺世俗，自命成熟，稍微越格，就到处流言蜚语，全不知保持灵魂的年轻是世间最美妙的事业。祝天下所有到八十岁的人，都心如十八少年，真正青春永驻。
   日本人携二战战败残局，大力发展教育，国民素养及科技水平都居世界前列，多年来全民注重养生，这位老太太就是日本养生大潮中留住美妙容颜的人。中国养生产业才刚刚兴起，还没有这样九十岁不老身躯和灵魂的样板，尤其是九十岁还在追求爱情，这份上帝赐予人间的天堂礼物，世间有几人珍惜，几人持守呢？是该学习苹果西施，一生心怀春梦，长青不老。这又何尝不是国力的体现呢？因为这样的灵魂事关每个个体生命福祉，国家岂能不给予重视呢？我们离健康的灵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这样的gdp大爆发！
   旅日见闻
   据旅日家人介绍，日本社会结构是一个橄榄型结构，只要身体健康，愿意工作，都可以稳步进入中产阶级。即便是不爱劳动的懒汉，他们只想晒太阳，政府也会每天提供给他们两顿餐；他们在街头起居也绝不会影响市容，更没有城管驱赶。日本地铁发达，连企业老总上班也会坐地铁。
   日本农村和城市基本没什么差距，院子里修剪的园艺与房子结构搭配，一望也有一种美感，让人心静。日本全民垃圾分类处理得好，焚烧垃圾的烟筒基本不冒什么烟，且将焚烧的热量转化为能量，提供给诸如游泳池等运动场馆，将能量循环用了。
   日本人生活中各个服务细节都尽力走向极致，即便是厕所，马桶冲水的声音，老年人、婴幼儿上厕所，方方面面都考虑做到极致服务。日本的新闻一般都放到晚上11点了，其他时间都是围绕服务大众娱乐健康等主题。
   日本人全面重视健康业，孩子从小在饮食上，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重视营养搭配，一般不吃饱。连防手机辐射，都会生产相应的产品解决。日本基本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日本人买房是零首付，三十年供养一套房也没有多大压力。日本男人工作因为追求极致，所以压力比较大，为了缓解压力，日本红灯区很发达，高档妓院不少，妓女文化素质也很高，当然也有服务女性的妓院，这大大缓解了情感精神压力，社会戾气很少见。
  日本女人一般不上班，为了让妇女有安全感，男人工作所得的工资一般直接打到夫人账户上，老婆孩子及妇女的保险也由男方所在企业支付。昨日，在网上看到一位日本七十多导演，与妻子离婚，净身出户，娶了一位年轻女子，还说是一种解脱。有些日本老年男人离婚挺惨的，因为财产都是女人管着，女人如果主动离婚，男人财产占有很少了。为了保证日本男人不致于如此悲催，也有人写专书呼吁。
  对比中日海关人员服务，日本人谦逊有礼，微笑服务；中国海关服务人员颐指气使，大声喧哗训斥，不耐烦则比较常见。日本纳税人享受到待遇，感觉真是有尊严的纳税人。
   日本人重视国货，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都标记国产，价位比国外产品也高，不像我们啥都是国外的好，不相信自己国人生产的品质，因此大批代购人员源源不断将海外高价产品输送回来。
   日本和尚，有相当一批是职业性的，待遇很高，他们是可以娶妻生子的，有上下班，许多日本女人希望嫁给和尚，日本唐代以来的寺庙保持得比中国好。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令人震惊。据说曾经有一位法国人到武士群体滋事，被杀了，法国使馆要求抵命，且要求一对三十。日本征集武士，有两千多武士报名，经过筛选，选出三十人，在刨腹现场，日本武士面露微笑，刨腹时身体还要后仰死掉，才算合格，一般人看到会震惊于此种精神。
   在日本很少见到眼镜店，因为用不着。日本教育没有中国这样畸形，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孩子结队游学。日本教育也有分层，侧重职业工具发展的孩子，每天保证一小时锻炼，且不用上辅导班；侧重走向高精尖的，也就是天分高的，可以锻炼完后，晚上上辅导班，但凡上辅导班的都可以上比较好的大学。教育分层好处是不一刀切地逼迫孩子都走独木桥，且即便受到不同的教育，都可以进入中产阶级。他们之间没有那么大经济差异，人们也就不用盲目攀比了，有点因材施教味道。
   问及日本教育成功所在，一是重视阅读，一是重视运动。我们现在这两方面都因备战高考，难以落实了。刚看到教育部又下文重视义务教育，还是换汤不换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同西安摇号及面试上学一样，都无法扭转教育资源合理分配，更不要说走向健康教育了。
   问及我们多少年能赶上日本，答曰：按照目前发展路径，不可能赶上。同行的一位中学生说，日本太好了，将来嫁到日本去。如此，我们的爱国教育及思政教育抵不上一次海外旅行，那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财力，到底有多大意义呢？我们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呢？不消除两极分化，不大力发展健康教育，我们所有的形式改革都将是立在沙滩上，得不偿失。让谦逊有礼，身心健康，教育适当分层的教育得到贯彻，让社会阶层经济差距缩小，让更多人走向中产阶级，让纳税人有尊严，让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退出一切领域，让全民健康，让八十五岁的人还可以开出租，只要他愿意劳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们可以改革的空间很大。
   日本，作为我们曾经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老师，尽管曾经侵略过我们，我们也要学习人家的长项。想想日本战后迅速崛起，关键就是他们把教育放到全民族最重要事业去发展。二战之后，吃饭都成问题的日本，能让所有孩子只要上学，政府都给提供一顿免费午餐，穷人孩子也得到很好的教育，这就是今天科技创新仅次于美国的日本保持强大的原因。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尽快改革，不要让我们的美女都想着外嫁他国，不恋故土。否则，即便gdp世界第一，又有什么意义呢？
   以上所记记于2019年7月9日，三年前安倍还在台上执政，如今已经命丧黄泉。我们无论怎样恨他，但看到他辖下的日本，还是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文科发展，离不开国际视野，与国际文化互鉴互学。因此，我们需要有一颗包容的心，谦虚的心，柔软的心，有时可以把仇恨的心放一放，尤其要将日本政客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对待。
新文科漫谈（五十）
  最近关注新文科发展，思路有些僵化，希望借他山之石攻玉。昨天（7月14日）特应西安生物医药技术学院刘金田院长之邀，参加他们学校组织的中西医关系论坛。会上听取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马晓彤研究员的报告，对中西医关系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从知识学视角而言，中西医都有一定的规律，因而他们都属于科学；从人类学视角而言，中西医有东西方差异，东方侧重整体论，西方侧重还原论；从社会学视角而言，中西医有传统与现代差异，现代医学可重复可检验，侧重量化；从政治学而言，有主流与边缘的差异。自从二战后，西医在中国迅猛发展，逐渐有由原来的边缘地位走向主流，中医则完全被边缘化。
  就中西医汇通与结合历程视角而言，表现有三个阶段：中强西弱、中西均衡、西强中弱；就中西医配合与融合视角而言，需要在科学原理、技术层面、实践规范、运行机制加以实现；未来中西医的发展面临平权与共建趋势，例如外科可以西医主导，理疗方面中医主导，内科中西医可以采取平权方式。
  此外，从其他专家及企业家发言中，可以发现中医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医定价问题，应该在与西医疗效比较中定价；中医医保问题，中医就不能用西医标准来进行，应该制定行之有效的中医医保标准；中医的定位问题，中医应该放到健康产业里推动，尽可能让人在患病之前就把病灶化解掉，进而化解目前医保过度医疗问题；中医理论亟待提升，提高中医身心灵理疗中灵层面理论水平，这样便于普及宣传；中医特色也有局限性的问题，如注重家族、师徒传承，注重经验积累，注重偏方等；中医产业模式不够强，如何强化中医产业链，也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
  目前，中国中医及医疗实际面临破局的问题，对全国各地有全面认识的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医疗破局有望在陕西实现。这破局者需要有一定的格局，需要有一定现实积累的基础，需要有点理想主义，需要摆脱体制性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束缚，例如富平一家医院的领军，现在有征地八十亩地，她们正在推进康养、理疗、养老的新模式。她的格局具备了，领军也具备阿庆嫂的魄力，就可以在这里促进地方政府共同破局，争取民间企业及民办相关学校合力推动，与地方政府一起制订一套试点配套政策，如以疗效定价，以大健康观念落实医保，将中医健康理论有效地宣传推广到社区及学校，以及建立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及人才、病人案例数据库，强化业内产业链的整合，提高管理激励机制，等等。
  既然是以破局过度医疗视角推动中医，那就是在国内做前所未有的事情，需要整合上下各方资源到一个平台上来，做出一个样板。这需要参与的各方力量，在一定时期内要有一定的牺牲精神，能咬紧牙关坚持几年，为推动一个大变革来临共同努力。这是推动新医科、新医疗局面的出现应有的姿态与立场。
新医科、新医疗如此，新文科建设也如此。其实新医科要出现，必须要有新文科配套突破，也就是医学在哲学层面也要有突破，因此发展新医科的哲学实际也是新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虽然也属于传统科学，但它在一定层面也是阴阳五行学说及整体思维在人身心灵方面的贯彻执行，结合类似钱学森先生的系统性思维，将中医推到一个新的人文科学高度。那这方面的突破，也必然会促进中国新文科的发展。这样就可以走出西学主导的学科及实践模式，我们在科学方面的独立自主创新也才会有新的可能。有了现实操作的新医科的支撑，在新文科领域也会在思想层面加大了推进力度。无论新医科、新工科、新理科，还是新文科，他们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之间会发生连锁反应，新文科发展也需要借鉴其他新兴学科的理论与实践。
  备注:将此文发给一位未有参会的中医医师，对方回复中这样写到：您每次的心得体会都震撼人心，其实中医还有更深的维度，甚至跨越了哲学，是神学。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看不见的决定着看的见的，那么真正的中医到达一定的水准，是天人合一的道法+技法，方能解病。而西医永远在研究看的见的，那么看得见的其实是虚妄的，太微观，每个人生病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像六淫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身体的不适，西医没有问题，可以医治，但因果病，像癌症、先天性疾病，等等，这些西医无解，只能依靠中医，而中医的治疗不能仅仅围着中药，应上升到神学层面才能解决。一个维度出现的问题，只有在比他更高维度的层面才会有解。因此，大医应精通易理及医理并能结合运用，方为中医之大成！
新文科漫谈（五十一）
  近日，关注西安中考，发现教育内卷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一分之差，位级就可以差二三百位学生。实际上，几分之差，学生之间到底有多大差距呢？稍微发挥好一点，就可以多十几分，稍微发挥差一点，就低十几分，同是一个人，前后有可能差出三十分，在西安市考生大排名中就会差6000到9000位，也就差了一二十所高中。
  一位参加咨询的老师说，当年她们班里的学霸中考没发挥好，入学分到了普通班，不过入校后，就碾压所在学校的所有火箭班、重点班的同学，最终考入北大。这是中考失利后表现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很能说明问题，有时一次考试不能说明什么。但目前一次中考成绩，确实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例如：今年，西工大附中又将城六区的绝大多数中考超过675的学生收入囊中，凭借这笔资源，三年后他们又将产生七八十位北大、清华学子。其他紧随其后的几所名校，也收录了与西工大附中录取分数仅有2到5分分差的学生。我有点困惑，同一分级的同学都分到一所学校到底好不好？难道就是以高分精英促进高分精英，进而彼此促进争取最优质的大学教育资源吗？而那些低分进入职高或职校的学生，将在以后人生道路上心里长期投射失败阴影吗？
   现在的这种导向，即便国家一刀切，将一半学生划入到职教大军，也难抹去他们心中认定的失败阴影，因为整个社会导向是以考入西工大附中，且以升入北大、清华及985、211为荣为傲。这种导向又进一步导致许多职校学生继续以参加高考升入本科为荣。职教政策调整到最后，社会上依旧难以找到称职的技工。以中考、高考分级差录入对应学校，彰显荣耀与否，如今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型的机制。照此风演进下去，本科学生还会进一步以考研、考博、考公务员为荣为傲，导致社会上真正需要的人才却严重稀缺。
  掐指算来，一个学生从3岁读幼儿园开始，一路读到博士，甚至读到博士后，学生的年龄已经近30岁了。二十多年下来，大部分学生没有参加多少社会实践，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甚至连自己的生活有不少人是由母亲及保姆协助的，我们实际培育了不少被广为诟病的巨婴。这样的人群比重在加大，未来依靠他们，想要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可能会成为问题。日本多年前就有躺平族，如今已经有不少四十来岁的人在家躺平。我们未来躺平族规模可能更为可观，因为应试教育极端化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教育的社会分层职能，确实在一定时期有利于维护等级社会的稳定，但这种日益内卷的机制，必然让社会走向僵化；同时，也会加速社会腐化，因为没有其他通路加以纠正调整，就只能出现腐化对僵化进行微调。到一定时期，一个社会一旦进入既僵化又腐化，即便再有头脑的精英想改变，也将无法扭转形成的大气候，最后就只能等待外来暴力因素或内部底层暴力因素破局。如此想下去，我们的族群道路可能就走不出历史周期律。
  现在层级化考试考评，已经不限于学生，在企事业单位也在推进。有人以为通过这种赛马淘汰机制，可以达到鲶鱼效应，增加活力，实际单向度的考试，由于内容与形式越来越模板化、形式化，它会逐渐变成制约人才活力的牢笼。这和古代科举制发展轨迹有点类似：科举制初期，为打破门阀制度做出了贡献，也为社会底层上升发展提供了一定机遇，但到一定时期，原来充满活力的科举制，就变成了明清僵化的八股取士制度，最终成为束缚人才及社会发展的枷锁。
  如果世界上只有我们一个国家，还可以在内部长期无事，但在今日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的竞争力会大打折扣。按照目前模式的发展，不但我们的科技卡脖子项目解决不了，就是原来有点优势的科技项目也将伴随僵化的人才发展机制丧失掉。如今，大批人才已经回到传统科举老路，尤其以考公务员及教师岗位表现最为明显，这就又回到了大清以前的人才主流发展模式。一旦国家出现危机，由这样的人才充斥的官僚系统根本化解不了危机，而民间兴起的类似义和团的力量也能量有限，那危机就必然会不断加剧。昔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外因是一方面，内因的核心实际就是人才选拔机制。
  也许，在当下和平的年代，不该说这些令人沮丧的话，但各种病灶正在显现，有些方面的大雷正被引爆，如成百上千楼盘业主向银行提出断供请求，并集会抗议；部分银行因监管不力，导致失信，引发大批储户集会抗议；今年16岁到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超过15%，等等。这些本不该出现的问题，现在都出现了。有些部门领导还说风险可控，殊不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何况我们的教育危机已经不是蚁穴问题，现在已经是决定一两代人命运的大问题。
  发展新文科，应该对中考、高考极端精英化带来的问题加以化解。中国青年人健康发展方向在哪里，我们的前进道路应该如何走？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族群士人面前。我们力争让每个年轻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新文科漫谈（五十二）
  这两天（7月18日至20日），翟山鹰的视频火了，他把信任他的人骗了，卷款几十亿逃到国外。他还在视频里说，被他骗的都是蠢人，并说金融圈做得好的都是骗子。如此旗帜鲜明地宣告自己骗人，还是很少见的。如果哪个国家能容纳这样的人，这样的国家无疑就是骗子的集散地。这样的骗子视为天堂的国家也必然是全球人民之敌。
  翟山鹰凭什么骗人成功？除了利用了被骗者的贪婪，还有他个人长处，他不但口才好，还满满的正能量，当初似乎比谁都爱国家，爱人民，他还痛斥资本，抓住了被骗者的诉求正义的心理。如果他也像司马南那样作时政评论，粉丝肯定也少不了。如果他到大学里教授思政课，应该也是一流的思政教师。
我在百度百科上搜索了翟山鹰的信息，可能百科里原来的信息被删除了不少，只留下他是普华集团的董事长、中国管理科学院学术委员头衔，同时说他擅长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技术的研究。网上其他人的记录中，还保留了翟山鹰的一些头衔，诸如普华商学院院长、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咨询专业委员会顾问、普华助梦创新教育专项基金副主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咨商机构战略合伙人、清华、北大等高校客座讲师，是金融实战大宗师，策划了几百家上市公司，是斗帝强者，等等。
  如果真如翟山鹰所说的，金融圈做得成功的基本都是骗子，那被割韭菜的，可就把国人基本覆盖了。想想身边的锦嶺公寓烂尾楼，业主们把钱交了，却多年收不到楼，实际也是被骗子骗了，因为房地产也具有金融属性；还有像西电老师们投资的立人公司，原来投资回报率也高达14%，却没有什么高科技实业，也属于金融属性的民间模式，如今老师们连本金都拿不回来了，看来也是被骗了。在笔者所住的社区里，时常能看到政府张悬的海报，宣传老年人可能遇到的各种骗人伎俩，提醒大家防止上当受骗。十几年前妻姐夫的父亲就是被这样的骗子骗了养老钱，最后憋气上火离开了人间。看来这么多年，骗子已经无孔不入地进入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了。
  那这些骗子是如何大行其道的呢？让人想到的是“上行下效”。这些年腐败官员，有几个不是台上大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呢？但他们基本是忠于满足自己的肉身及个人家庭欲望需要。现在回放观察，发现那些脱离实际的干部，越能忽悠，越可能是骗人的腐败分子。这样的干部越多，社会上对应的骗子也会越多。翟山鹰的出现，就是这样的土壤培养出来的。实际上，那些脱离实际，追求政绩，追求gdp，大搞形式主义的干部基本就是官场的骗子。那干部有这样的心思，商人就会投其所好，再有些跟风的学者帮助鼓吹，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个骗局。有些骗子是骗政府财政款项的，有些骗子是直接骗老百姓的，有些骗子是骗企业的。一般骗子被揭穿，往往是骗老百姓的，因为牵涉面太广，影响太恶劣，大批被骗者到处上访，大家才知道有这回事。像翟山鹰这样明目张胆地嘲讽被自己割韭菜的是蠢人，还是比较少见的。政府里腐败干部，一般是被纪委部门公示出来，即便公示出来，老百姓也很难清楚内幕。要解决社会上的骗子问题，必须从解决政府里的骗子入手，否则很难根除。因为没有政府及事业单位给骗子们佩戴各种帽子，老百姓是不会轻易相信的。翟山鹰把联合国和清华、北大都拉来作为自己行骗的资本，他肯定是与相关的单位有些联系，才会到处宣传自己这样的资历的。被翟山鹰们骗的“蠢人”，是相信了他背后的诸多帽子才上当受骗的。
   昨天（7月19日），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一张是标记着欠银行钱的一圈人在大酒店里山吃海喝，一张是标记在银行存钱的民工们排一排，蹲在路边啃着馒头。这组照片形象地表达了时下一种金融圈的怪现象。如果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在收割全球韭菜，那么中国的金融骗子们就是在收割国内的韭菜。河南小地方的一位姓吕的就能如盗梦空间一样将银行400亿盗走，跑到塞浦路斯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却把烂摊子留给政府。翟山鹰也一样，他也把问题留给了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像俄罗斯派出克格勃那样全球追杀这样的败类，是很难化解人民内心的伤痛的，尽管这样做可能很冷血的，但在娑婆世界，对一个恶人的慈悲就是对成千上万善良人的冷酷，不处理恶人，就会诱发更多善良人行恶。既然翟山鹰如此嚣张，那就可以从他开始！哪怕国家花重金，也不能让这样的人逍遥法外，包括对政府里同类的骗子，否则迟早把百姓们逼上绝路。历史上血流漂橹代价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中国的新文科建设发展，应该在解决中国和世界骗子方面提出可行性方案，像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做出扎实的研究，尤其是对新时代的金融资本应该有更深远的考量。这样的新文科，它不只是文科的，也是社科的，它不只是人文及社科的，也应是与大数据、云际计算等领域里的技术交叉的，力争通过新文科研究让骗子们在云世界及现实世界无处遁形。
新文科漫谈（五十三）
  2018年上半学期的陈寅恪学术八讲选修课上，一位贵州小伙子和我说，他想从机电专业转到人文专业，请我写封推荐书。鉴于他作业中的文笔及他自己私下找过有关部门系列负责人提交申请的勇气，我答应了他。但看到下半年转专业名单中没有他，我还担心他心态调整不过来，因为印象中他朴实中有种倔强，性格有些内向，怕他想不开，做些傻事。
  2018年9月21日，特地询问他的近况，才感觉自己担心是多余的，他心理素质比我想象中强大得多。我进一步了解到：原来他是贵州山区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地的小包工头，这一年是四十八岁，年收入也在五六万以上；他有个哥哥，长他四岁，在杭州开滴滴，月收入也在八千以上。言谈中，了解他读过不少书，问及何时读的，他说初中打下的基础。原来他经常到一位香港人给学校捐助的图书馆借书。同时，他也受语文及历史老师影响，他自己也让人代买过一些书。问及他文笔是怎么练的，他说初中语文老师每周让写一篇作文，他一般都写三四篇，且是一遍写成，每学期下来，他都比其他同学发下来的稿子厚不少。他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暑假他还和同学在老家办高中课程辅导班，锻炼口才。他数学不错，他喜欢带数学课。这学期（2018年下半年）开学后，他还在西安高新区给一个高中生带家教，他希望自己赚到钱后买个平板电脑，之后就不带了。问及转不成专业，他会不会挂科？他说，自己只要努力了，应该没问题。问及他高中以前学习经验，他说：一是思考，对遇到的问题，追根问底，想透彻，下次再遇到类似的就不难了；二是掌握试题模型。每类问题，都有模型，把握模型规律，了解对应的条件假设及结论，想清楚就容易了。问他上课做笔记吗？他说很少做，主要跟着老师思路，了解老师思维，学习思维最重要。谈及他的勇气来源，他说原来也很害羞胆怯。中学时老师让他站到台上，面对上千学生讲话，他开始腿都打颤，两次过后就胆大了。他对公职人员服务有时态度不好，也能理解，但觉得自己只要要求合理，无论他们服务态度好不好，他们也会按制度办的，也不必在意他们的脸色。他们服务那么多人，情绪有时不好也是正常的，但自己要求合理，就可以勇于面对。他说，只要想办的，求到的人，只要不影响对方利益，即便陌生人，也会给出很好的建议与帮助，并且还会介绍相关的人，一般也是可以办成的。
  不过，这次转专业没成，他也思考过，人文学院本来有五个指标，但报名的只有他一个，几位老师面试时也没有说不要，心理老师测试也说他适合文科。本来原来学校规定，前30%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转，但这样的学生一般也不会转，只有像他这样觉得学得有些吃力的才会转。后来学校公布政策时，调整了，每个同学都可以转。估计和他找校长有关系吧。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他即便自己没转成，也是蛮有福德的，至少给别人开辟了人生的可能性。人文学院因为他差一年专业课，以计他赶不上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我开玩笑说，也许是受我写的推荐书影响了。我把他说成文笔及基础已经超越了现在正在读的研究生水平了，估计评委老师觉得写过了。人文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标准很难统一，它不像理工科，逻辑线索清晰，标准有统一范式。我当时博士论文外审，一位老师给评优秀，一位老师说修改后答辩。同样，行业内看陈寅恪文章，有的说他文章写得不高明，有的说他写的是典范。如果再有些私人观点成见，可能评价就更受影响了。有时就像牛李党争，只要对方提出的，哪怕是原来自己的观点，就是因为是对方提的，就反对。党派相争，有时无关是非了，唐朝灭亡和这样的知识分子态度有相当的关系。虽然党争看似有活力，但这也内耗，如台湾蓝绿两党竞选一样，有时是一丘之貉。因此，有位老师说许多时候政治是肮脏的，因为背后更多是利益之争。
  我多年前，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曾经在主编的网站上对学院选举及政策有过一些自认为是公正的评价，但当事人未必觉得，可能更多是作为意见刺头看待的。几年后，虽然当年具体针对对象都散到各单位去了，但我留给人家的历史印象模式化了。一位我初次见面的副书记在单位活动的饭局上彼此介绍，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人家就说早知道我了。我开玩笑说，恶名在外了。如果真如此，这孩子转学没办成，可能还真与我推荐有关，那也是每个人的福德因果使然了。天道好还，终必复身。
  交往什么样的人，他的有些正面或负面的历史遗产都将影响到自己，但只要内心坚持孔子交益友的选择要点，即友直、友谅、友多闻，也就无所谓了。即便不容易遇到这样的朋友，还可以交狂狷之士，因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人生百年，何必当不中用的老好好呢？看到这位学生作业中写到高中语文老师，学生欣赏的，也是我欣赏的，因为彼此有着相同的欣赏取向，也就乐得成人之美了。本篇写于2018年9月22日。
  根据这位机电学院想转学的学生的事情，促使我反思，大学里能让学生真正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新文科的发展，非常需要有很好理工基础的学生加盟。多年来，我发现有些阅读面很宽的理工学生，实际人文功底都不弱，给他人文发展空间，他也会迅速脱颖而出。相反，人文学生要转向理工专业，就不太容易。从目前高考三加二加一改革来看，选择面比较宽的还是学物理、化学、生物的；相对而言，学历史、地理、政治的可供选择的专业就比较少。也许，将来新文科发展比较好的，有不少是学理工出身的，这也符合时代发展大潮的。
新文科漫谈（五十四）
  凌晨两点多醒来，坐在窗前，看着马路上的车一辆接一辆的呼啸而过。开车的大概一多半是出租车司机。这后半夜，几秒钟就过去一台车，可以看出这座古老城市的现代繁荣，也能了解许多人辛勤劳作的程度，也能看出为了赚钱，许多人违背了正常的作息规律，这是在用生命在换钱。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这座城市白天工作的机会是不够的，否则谁会大半夜出来赚钱？这也是各行各业现代人内卷程度加深的侧面印证。
  脑海中浮现近日锦嶺公寓烂尾楼业主轮值入住情景，想着他们有些人是东凑西拼才付了首付，有些人甚至是花光三代积蓄，如今烂尾多年，有些人不但要还借款，有的还要还有带腿利息的贷款，有些人的家人患病，等着医治，有些人老婆要生娃，被迫辞去工作，需要一个人承担债务及家里开支，有些人房租都付不起了，被迫选择入住没水没电的烂尾楼，等等。这些勤劳本分的人因何过得如此艰辛？再看近日网上流传的跑到国外的翟山鹰，他把大家骗了，还在网上挖苦被骗的都是比他蠢的人；还有骗走银行400亿的河南人吕某，把几十万人的积蓄一股脑地卷走了，自己到塞浦路斯逍遥自在去了。就像锦嶺公寓开发商，因为担心业主围堵谩骂，不敢住自己的别墅，却到一晚600元的高档酒店入住，同时还在花重金雇佣保安公司守着烂尾小区大门，这不也和翟吕们是同类骗子吗？
  为什么骗子越来越多，并且骗子规格等级还越来越高？想想周永康家族，周的儿子周斌，转手一块地皮就赚一两亿，插手一家准备上市公司原始股，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他凭什么呢？凭的就是父亲手里的特权。这类腐败家族不也是骗子吗？可以称作是特权骗子。他们实际与翟吕们没有本质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他们催生了翟吕类骗子们。
  看着远处灯光和侧身夜幕中的雁塔，在想自己能为这座城市做些什么？想起隔壁开午托的老窦夫妇，他们的二儿子今年考上清华了，两口准备扩大午托规模。老窦大儿子在读博，学物理材料的，孩子导师想带他儿子去国外，老窦劝说儿子还是留在国内找份工作，父子俩挺纠结的。老窦二儿子虽然还没上大学，但他很懂事。老窦18年在县城卖鞋生意赔了。原来红火时，开过七个店面，最大门面有七百平米，日进万元。后因店面主人卷款走了，老窦的店面被撤销了，上万双鞋被低价处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来到西安来托管，好在老二有出息，今年考上了清华，他开小饭桌就进一步有了招牌。不过，他也讲二儿子将来肯定是要出国的，孩子的意识早就有这种想法了。他二儿子爆发就是参加了一次西工大附中组织的夏令营，自己发觉到差距，学习有了目标，才发奋努力的。他上了清华，如果看到大部分同学出国了，他自然也会出国的。这样的精英家庭，都比较看重个人的名利，就像这些年各地高考状元，不少学生去学了金融，他们都在向华尔街学习，向资本大本营致敬。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国际及国内环境氛围中，又有几人置身事外呢？目前金钱主导着一切。
  在烂尾楼值班时，一位老师谈及自己拉来了几百万项目。他说，大部分理工老师是不靠工资生活的。教授也是老板的现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上自高干子弟，中自各类教授，下到后半夜开出租的司机，都在为钱而奔忙，骗子也是在这金钱至上的氛围下孕育而生的。古人总结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似乎到今天没有太大的改观。翟山鹰骗个百八十亿，只能算个小角色。像凭少量资本，动辄调动上万亿的恒大大佬们，搞出的天坑，都没法填，其实他们也是大骗子。
  出现这么多规模化的骗子，问题症结在哪里？实际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一个向钱看的民族，注定会批量产生骗子，连南京寺院主持都开多家公司了。托钵行乞的佛陀怎么也想象不到他的弟子会以他的教法搞商业运作，连以倡导色空的和尚都成了商人，那还有多少人能置身金钱之外呢？
  价值观建设也许是这个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如果能为此做点工作，此生也就不虚度了。新文科建设的核心使命就是价值观建设，确立的价值观应该像那屹立千年的雁塔一样，成为这座城市人的灵魂坐标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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