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反思篇
朱清时：师生关系恶化说明教育出了问题
刘道玉：中国大学乱了套
杨玉良等：无德学生越有知识越祸害
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
师生关系恶化说明教育出了问题
朱清时
教师道德力量的丧失
我很遗憾地看到，从研究生控诉为导师无偿打工，到今年早期的“杨帆门”师生冲突，到上个月发生的法大弑师事件，这些师生关系紧张的事件虽然都是偶发的，但它们的频繁发生，说明我们的教育确实出了问题。
师生关系这么紧张，主要原因是学生对学校和老师的佩服、崇拜、敬仰之心淡漠了。为什么会这样？本来学校应是知识的高地、道德的净土，从而使得青年学子敬畏学校和教师。但现在不少老师照本宣科、抄录资料、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生不佩服，甚至有的学生毕业时还觉得在大学没学到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学生看见学校和老师也迎合上司、“忽悠”、说假话，他们的道德力量就丧失了，学生也不再从心里敬畏。
教育变成商品，师道尊严进一步沉沦
这些年来“教育产业化”思想对学校冲击很大。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个观念一引进，就事实上把学校和教育变成了商品。
这种思潮是扩招的推手，这十年中大学录取的学生比以前翻了两番（4倍）。学校都开始收高学费，借学费来增加收入。另外还利用学生的劳动去争取项目经费。这导致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态度出现了变化，由过去尊敬、感谢变成了理所当然。我付了那么多钱，你要教我本事，毕业后去就业，把这些钱再挣回来。有时候他们觉得你教得不好，不一定值这个钱。那他们的态度就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现在，教育部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从“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一个进步。我始终认为，大学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为长远发展的投资，而不能去赚钱，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大学盲目扩招扩建，教师无法精耕细作
我认为，一个大学应该有“极限容量”，一个班的学生控制在20名到30名，学生和老师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如果达到40名到50名的时候，就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一些，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沟通机会就会减少。老师不再可能逐一改作业，改试卷，教学质量就会下降。
近年来不少学校的学生大量增加，老师却没有相应增加。尤其是那些建设了新校区的学校，老师会变得非常忙碌。过去的老师都住在学校内，家属生活区和教学区很近，十几分钟走或者几分钟骑自行车到教室、实验室。他们工作和生活都在学校，学生和老师交流的机会非常多。即使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但是他们还可以继续讨论问题。
现在，这样的现象很少看见了。国内的大学的新校区一般都建在偏远的郊区，因为交通不便，完全靠学校班车通行，住在城区本部的老师得花大量的时间耗在路上，他的精力会受大的影响。所以一到班车时间，所有老师都必须去赶班车。长此以往，学生和老师见面就只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减小了。现在的老师除了教学，还要搞自己的科研，还有家庭生活，他们很累。
很少有学校在建新校区和二级学院的时候，考虑到老师的精力也是成本，老师一天几个小时就无谓消耗在车上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做别的。教师没有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哪里来自己独到的观点？学生也就不佩服老师了。
在美国高校，哪怕是诺贝尔得主也得给学生上课
优秀教师一定要给学生上课，真正好的老师是喜欢给学生上课的，学生能启发老师自己，对问题看得更深。在学校做教授就一定要上课，不然就做研究员嘛，这应该成为制度。在美国哪怕是诺贝尔奖得主都要上课，不上课就不能当教授，只有退休。美国的大学教授没有退休年龄，只要你能上课，就可以不退休。这样有利于让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多发挥作用。这样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总之，重生关系，应该从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几种角度找原因。学校和老师要反思一下，是不是真的做到那么好，让学生从心里尊敬、崇拜、感谢我们；从学生角度来说，现在受社会影响太浮躁，功利主义太强，想要很快找到好的工作和收入地位。现在的学生不像过去的学生那么崇尚知识，敬畏知识，自然他们也不容易敬畏老师和学校。师生关系变化其实是教育很多复杂因素造成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师生关系也就好了。（口述：朱清时 采访整理：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中国大学乱了套
刘道玉
90年代初是大学美丑分界线
《新周刊》：中国的大学，在你看来什么时候是美的？
刘道玉：中国大学的起源要追溯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最早应是1861年的京师同文馆，后来合并到京师大学堂。武大和北大抢第一是没有道理的，我是不赞成的。心思不用在做学问，靠搞校庆造势来争第一，没有一点意思。应当说，在中国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美丽的大学，或者有某种程度上美丽的大学，这是我的评价。
首先是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前的30多年。从蔡元培等人的办学理念就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大学是美丽的，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己任。最典型的是在战乱年代组成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极其艰苦，但她却是最美丽的大学。在8年的办学中，从西南联大的教师和毕业生中涌现了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3个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1个两院院士。
第二段是解放以后到1956年，新中国大学历史上短暂的美丽一面。那个时候真是党风、民风、学风最好的时候，我们进了大学，就犹如进入到一个梦想剧场。每个人都有理想，不是要当爱因斯坦就是诺贝尔，要么就是居里夫人。同学之间没有互相猜疑，亲密无间、亲如手足。那个时候就是一帮一共同进步，没有谁对谁保密，看到别人好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吃的是小灶，四菜一汤端吃端喝。我们不仅不收学费，而且书籍费、讲义费、电影票、洗澡票、理发票全是发的，生了慢性病还可以住疗养院。那真是精英教育，我是从农村来的，过去的地主都过不到这样的生活。
第三段是1980年到1987年这一段，这不仅是武大的黄金时代，也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在国家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号召下，人们解放思想，大干快上。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砸碎了头上的紧箍咒，你能想象知识分子的心情该是多么舒畅。实验室昼夜灯火通明，人们争先恐后的拥入图书馆、阅览室，旷野、草地和林间小道处处是琅琅读书声，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现在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新周刊》：后来怎么又变丑了呢？
刘道玉：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是三大运动、五大歪风。
所谓三大运动：一是从1993年开始的大学合并运动，第一所合并的大学是南昌大学，先后由江西大学、江西工业大学、江西医学学院合并而成。南昌大学是解放前的老校，1952年错误的把南昌大学取消了，江西为了建设自己的名校，合并后顺利的进了“211”工程，从而掀起持续至今的合并运动。
二是“建一流大学”运动。1998年5月4日，时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家领导人号召要建设中国若干所一流大学，从此开始了千军万马争一流运动。什么世界一流、中国一流、中西部一流、东部一流……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三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运动。1999年扩招了52万人，相当于增加了52所万人大学啊，不得了。当年的扩招率好像是49%，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从没有过的纪录，重复了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
何以见得这三件大事就是运动呢，我们不妨回顾历次运动的情况，大凡运动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层层部署、层层动员；第二是下边一窝蜂，一呼百应，争先恐后；第三是媒体大造舆论，推波助澜，没起到好作用。
五大歪风是什么呢？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三是浮夸，四是相互攀比，五是造假。风是不见其形只见其影的东西，它们越演越烈，屡禁不止。每当我看到这些情况，就痛心疾首，没有办法啊！尽管他们没有说是运动，但按照运动特征看他们地地道道是在搞运动，是以运动的方式指导高等教育。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中，正是大学最烂的时候，合校、建一流、大学扩招、大专升本科、乱改名、大建楼堂馆所等，都发生在这个期间。
大学之丑：乱、脏、臭
《新周刊》：现在丑陋的大学有哪些表现？
刘道玉：大学之丑归纳起来就三个字——乱、脏、臭。
乱——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现在大专、专科院校也都成为大学了，它们都只是知识或技能的培训机构，没有资格成为大学，从本质上亵渎了大学的真谛。大学之乱，怎么个乱法？请看：独立学院不独立(他是二级学院，但又不隶属某大学，说它独立吧，又要接受母体大学的限制。)、成人教育没有成人(实际上是招收高考落榜生，变相搞文凭教育赚钱。)、函授学院要面授、自学考试要上课(集中阶段上课，考前搞串讲，实际上是变相漏题。)、普通大学乱篡位(很多地方大学也要搞一流大学，也要建研究型大学，大量培养研究生。)、重点大学不务正业(搞应用型研究，办培训班、办分校、搞开发区等。)。
脏——肮脏，个别导师要跟女研究生上床、潜规则，院长上妓院，大学教授组织换妻俱乐部，这不肮脏？博士生导师拉研究生打牌，也有潜规则：学生只能输不能赢，简直是斯文扫地！
臭——经济腐败、学术腐败、学术造假还不臭吗？而且现在经济腐败、学术腐败暴露的仅仅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都有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有保护伞。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同是做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应用研究院，基本上没有在报纸上被披露学术剽窃的。很显然，学术剽窃具有高等学校的特征性，这就与教育部的政策和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教育部对学术腐败应负直接领导责任。
我所谓的臭是什么呢？铜臭，衙门臭。用这两个臭来概括现在的大学很形象，铜臭不用说了，一个知名作家在某重点大学兼职3年，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说这个大学就是一间大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在赚钱，作家的眼光是敏锐的，洞察入微啊。后来，他又自费到俄罗斯考察月余，俄国人告诉他，现在的俄罗斯只有莫斯科大学和圣女公墓是干净的，而我国像莫斯科大学这样的大学也没有了。
大学校长六标准
《新周刊》：你眼中的大学校长标准是什么？
刘道玉：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会给大学赋予美感。我眼中的大学校长标准有六条：第一要接受过精英教育，从事过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一定的成果，要有严谨求实的学风。但担任校长以后，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了，以学校的利益为最高的利益，做一个心无旁骛的职业化校长。
第二必须是教育家，名大学必须是名教育家，要精读过教育经典名著，有自己教育理念，按照教学规律办事。
第三必须是理想主义者，锐意改革，追求终极目标。理想主义你可以叫它是幻想主义，也可以说是乌托邦。为什么大学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只有理想主义才追求终极目标。只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这是逻辑关系。同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立志于改革，改革与守旧是一个理想派和现实派的分水岭，现实派就是维护现状，理想派总想改变现状。我之所以立志改革教育，执着的研究与实践创造教育，就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第四大学校长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为数不少的大学校长不热爱教育，不热爱学生，因为现在校长的任期制是按照干部的任期制，四年一换，像走马灯一样地被任命和被换下。
第五校长必须要有很强的决策、洞察和管理能力。一个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不在于他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而是要知道需要变革什么，什么时候是变革的契机，这是需要有智慧的。我们选大学校长的弊端，唯院士是选，院士虽然是某个学科著名的学者甚至是权威，但校长工作并不是用他的专门学问。
第六必须具有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学生、教师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这本来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一个大学校长应具备的条件虽然不止这些，但我觉得如果能符合这六点，那一定是一个很合格的大学校长。
不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何谈改革？
《新周刊》：有人形容，中国面临教育灾难。你也表达过类似看法，有人甚至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形容。这是否过于耸人听闻了？
刘道玉：是不是灾难可能有分歧，分歧主要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俗话说“当事者迷，傍观者清”就是这个道理。体制内的人往往由于本位主义或是利益所限，当然他们不可能看到问题之所在。但是，危机是客观的，真正热爱教育的工作者，都能实事求是的做出评价。教育灾难是个笼统的概念，承认危机也不甚什么可怕的事。灾难也就是危机，包括哪些方面呢，人们所指的更多的是高等教育。现在有句话，挨骂的最多的是大学，其次是中学，小学骂的人少。对于基础教育来说，现在的素质教育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自我安慰，宣传秀，实际上还是应试。教育部的一位领导说，光骂教育不能解决问题，其实人们并不是光骂，也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可是你们充耳不闻嘛！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所以我说现在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教育部到民众都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现在的大学教授们、院长们也还是考虑择校啊，据说某大学四个教授常年雇一个小轿车，把孩子送到市内上重点，早上送晚上接，真是不惜血本呀。为什么现在公务员热，70%的博士都在官场，是学而优则仕的反映。这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光是做官，而是把学习目的极度的功利化，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等，广义上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体现，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欧美国家的教育，教学生会提出问题，特别是稀奇古怪的问题，学会质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要求学生考高分，注重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与我国传统教育根本不同的，我们应当深刻的反思，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
《新周刊》：过去十年间，在政府的要求下，多数公办大学每年以30%的速度增加招生人数，并大规模开辟新校园或扩建校舍——法不责众，你一己之力，又能何为？
刘道玉：大学合并运动就是逼良为娼，我的观点是：强强合并是不可取，强弱合并似可虑，弱弱合并有其需。当初，合并运动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建造学科齐全的航空母舰。但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就没有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所以这是站不住脚的说法，搞强是假，“好大狂”才是真的。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大学太多了不好管，合并了以后好管，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合并前中国890多所大学，不是太多，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大了好管还是小了好管呢？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明明是强词夺理嘛。功利主义的思想诱导人们合并，为什么呢，因为合并以后就进“211”工程，不合并就成不了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比如说在贵州，新贵州大学是7所大专学校合并起来，合并之前进不了“211”，合并之后就就顺利进了，而且7所当中合并了4所专科学校，这就戳穿了“强强联合”的谎言。
《诗经》有云：“知我者为我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的，我一己之力的确不能改变什么，但我还是会“像子规夜半犹啼血”那样不停地呼唤，希望唤回教育的春天，找回我国大学之美！
在汉字中，世和代是相同的概念，一世也就是一代人，往往是指30年。许多人尚没有意思到，中国大学的危机，二三十年后将更为严重，因为3个因素的影响将是持久的。一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好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到几代人；二是人才的素质大大的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背上的沉重包袱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至少是50年，1951年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至今尚没有完全消除就是证明。
无德学生越有知识越祸害
杨玉良等
□“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
□“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
□“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不仅要教给学生各种活动能力，更要丰富他的思想”
“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在17日举办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
【学生】急功近利
“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
“我深刻地感受到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杨玉良举了个例子：今年6月底，复旦大学邀请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女士来校作演讲。在互动环节，好几位学生一再追问：从海地移民到加拿大，当了总督，你是怎么成功的？
“这样的问题，粗听没什么，仔细想想，就暴露出不少学生急功近利的心态，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杨玉良说。
还有一种现象让杨玉良印象深刻：学校邀请大学者作报告，总有些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杨玉良认为：“像这样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
“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杨玉良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
【教师】心态浮躁
“四处吃请，夸夸其谈”
杨玉良认为，当前学生身上普遍存在的功利化心态，与当前教育过度注重知识传授，轻忽人的根本德性培养，部分教师心态功利、浮躁，缺少“身正为范”的自觉自律有关。
有些教师除了与个人科研有关的文献外，少有时间读书，布置给学生的学习资料，自己并未查证、读透，以致学生抄袭也无从发现。有些教师不仅做不到学问起点高于学生，连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也不具备。如此师道，必然危害学生的成长。
对于大学教授的“走穴之风”，杨玉良有过亲身经历。当年他还是副校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从主持人处知道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这位教授再将当地吃请、参观过程中获得的某些案例移用到另一场演讲中，外行听来效果不错，内行听来只是夸夸其谈。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中并不罕见。“这种风气对学生的危害很大。对于教师来说，‘身正为范’比‘学高为师’更重要。”杨玉良说。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主任徐淀芳也将“诚信品质”列为当代学生培养中最重要的基本素养之一。除了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环境影响之外，教育者自身的某些弄虚作假行为也时常带给学生不良示范。比如学校为了应付教育督导、检查而准备多套方案；家长为了让学生“安心学习”而写事实虚假的请假条；社会为学生“过关”而出具含有“水分”的社会实践证明，等等。
“诚信教育不在于讲了多少大道理，更加重要的是教育者用什么样的行为，影响受教育者。以虚伪行为教导诚信，结出的只能是虚伪的果实。”徐淀芳举了自己听的一堂课为例。那堂课上，老师请学生连续几个月观察记录家中的用水量。一个农民工子女诚实地回答说，家里几个月用水量都一样，水表不转，结果引来教师的指责和同学的哄笑。“教师只关注学科知识应用，却未尽到育人职责。这个孩子很可能以后再也不讲真话了。”徐淀芳说。
【教育】丰富思想
教育是“超越知识的教养”
除了外部功利性动机过强，缺乏内在的学习兴趣与激情，在徐淀芳看来，也是阻碍中国学生成才的一大病症。国外专家曾进行一项调查，发现中国的中学生选择大学专业时，绝大部分都是听从父母意见或者教师建议，很少基于个人兴趣。而国外学生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学生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将缺乏持久的竞争力和创新动力。
“每周一早上7时，我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们。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们却时常一脸沉重，没精打采的。想想等待着他们的一周五天生活，每天在教室里从早坐到晚，面对的就是一道道题目、一份份试卷；从高一到高三，所有人生活单调划一，只为了考大学。想想都沉重，怎么能兴奋开心？”担任校长才一年的郑方贤，这样讲述在复旦附中推行课程改革的初衷。
从今年9月起，复旦附中高一年级的学生只需要每天上午学习规定的语数外物化史地等课程，下午至晚上的时间，被更多留给了体育、艺术类课程、自主学习和拓展活动。每周一、三下午，来自复旦大学的教授为学生开设数理逻辑、《圣经》选读等选修课。学校在国内率先将每班人数从原来的45人减少到35人，目的在于“让每个学生得到更多关注”。学校要求学生全部住宿，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多上课，而是希望能让教育延伸到他们的整个生活。
复旦附中还要求，凡进校3年以上、40岁以下的教师，必须在相邻的复旦大学选修一门课程，目的主要不在于学到专业知识，而是为了让中学老师感受大学文化，逐渐摆脱多数人出身于应试教育体系的“先天不足”，以便给中学教学带来启发。
“不论是大学自主招生，还是哪个公司、行业招聘人才，往往录用的其实是那些综合素质良好的人，而不是只具有某方面特长的人。超越知识的教养，才是教育的根本。”郑方贤认为。
“多些对人的关注，立足人的终身发展，更多从学生的需要而不是教育者的需要出发设计课程，鼓励社会实践。”这是杨玉良、徐淀芳等专家共同认可的培养创新人才之道。
“在整个教育里头，我们不仅要教给学生各种活动能力，更要丰富他的思想。”杨玉良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
一本热销的自传，让24年前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刘道玉重又站到公众面前。作为一个热爱教育和执着推行教育改革的人，如今已72岁的他用这本自传，道出对当下中国教育的不满。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选校长时，刘道玉的职称仅仅是武汉大学的讲师，月薪56元。
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任命。之前，组织部门没有征询过刘道玉的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向他吹风。他的任命流程是:新闻披露，组织谈话，大会宣布。
也许命运早有征兆。
6年后的罢黜如同当年的任命一样，来得突然。
1988年2月10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武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刘道玉到武汉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他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是日晚间，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关于免除刘道玉职务的传真文件。
消息传出，武汉大学全校哗然，业内也是一片震惊。校内外为之请愿的信函纷纷寄至北京，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32岁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超前的教育改革观念不容于当时的保守势力，刘道玉的任职和离职都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与刘道玉的交谈也就离不开他的特殊经历。
“超前”的大学校长
在武汉大学任校长的6年中，刘道玉首创并推行一系列高教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使得这所百年名校再次声誉鹊起，被誉为“全国高教领域的深圳”。
在刘道玉的心中，一个大学的校长，应当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他具备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但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职责；他应当懂得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能够成为学校传统和未来的化身；他应当具有冒险和创造精神，营造民主自由的学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的研究，敢于保护有争议的创造性人才……
刘道玉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必须改革，即由治学的教授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来选拔，甚至应当吸收学生代表参加，遴选的范围不仅限于校内和本校毕业的校友，可以从校外和国外一切符合条件的人中遴选。
然而时下的中国教育界，“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社会缺少让有胆有识的教育家来做大学校长的机制，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没有自荐、推荐和遴选这样校长的体制。除了民办大学，公办大学校长都是由组织考察、选拔和任命的。这种往往由不懂教育工作的外行来考察、选拔和任命校长的做法，都是从官本位出发的，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被罢黜的大半年之后，刘道玉收到即将退休的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的盛情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国家教委也同时推荐他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任职。然而这一切都被刘道玉婉拒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17年后，刘道玉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道出个中原委:“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
从推倒到质疑
1977年在邓小平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先生勇敢地成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查全性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刘道玉。
当时座谈会已经进行了三天，查全性却一直没有发言。他向时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征询发言内容，刘道玉说自己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他建议查全性的发言可以集中讲述推倒“十六字”方针的重要性。
所谓“十六字”招生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核心是“领导批准”，其他的都徒有虚名。查全性在发言中指出，人们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社会上流传着“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上大学靠权”，“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顺口溜。“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
查的发言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有人表示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恢复高考来不及了。邓小平却坚定地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后来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了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1977级新生也因此推迟到第二年春季入学。
这段记述作为历史记载是刘道玉自传中的一个重点。但提起这个事件，刘道玉的视点更多放在质疑“三十而立”的“高考制度”本身。作为当初“恢复高考制度”的倡导者，刘道玉说，恢复统一高考虽然曾经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它本身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示出来了。招生制度改革应该从源头上改，核心是教育部要放权，其方向是从统一到分散，从一次到多次，从单一笔试到笔试与口试相结合，从完全以分数录取到按照综合素质的标准录取学生。唯有如此，才能招收到高素质的学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话题转到高校扩招，刘道玉说，仅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半个世纪走完的道路，这不是浮夸和冒进又是什么呢？“在扩招问题上，主管部门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扩招的速度太快，超过了大学承受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急于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犯了冒进错误；二是不应该让重点大学承担扩招任务，它们应当是培养少量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肩负着提高的任务。而扩招任务主要应由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承担，它们是以普及为主。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瞎指挥的错误。”
现在不少大学失去理念，失去严谨的学风，失去正确的方向，中国高等教育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成功的实验与失败的结局
对中国教育略有所知的人一般都知道80年代初期在中国教育界非常时尚的创造教育潮流。刘道玉是这股潮流忠实的推动者。事到今天，刘道玉认为自己是创造教育道路上一个踽踽独行者，即使他的改革方案有实践的价值，但是教育主管部门不出面发命令，是没有人理会的。
刘道玉认为，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太深了，以至于渗透到了许多人的思想深处。所以，要推进中国教育改革，必须从转变人们的教育观念入手，力度小了不行，人数少了也不行，非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是不可能见成效的。
刘道玉也曾经这样行动过。
1992年，他提出一个大学改革方案，并将方案寄给了中央主管教育的负责人和全国几家大的报社。不出刘道玉所料，国家教育高层人士对改革方案没有任何反馈，如同石沉大海。后来《光明日报》做出了积极反应，写出有关情况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
就在有关情况刊出的当天，在北京开会的一位海南省政协副主席到光明日报办事，在总编室看到了这份1500多字的材料，连连拍案叫好。激情之下，他在总编室当即给刘道玉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邀请刘到海南省办学，并提供办学的土地、经费等。可是经过一个夜晚，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第二天上午刚一上班，总编室就接到那位政协副主席的电话，他问:“请你转寄给刘校长的信寄出去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寄的话，请就不要再寄了，并就地把它处理掉。”
事后得知此事的刘道玉只能再一次慨叹改革无门！
此后，在学生的资助下，他创建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由于政策限制，基金会所为有限(2004年基金会正式更名为湖北省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心有不甘的刘道玉转而躬身投入民办基础教育事业——参与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然而，他的创造教育之梦再次折戟沉沙。
办学近6年，创造教育特色鲜明，师资力量一流，教学质量上乘，口碑甚好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居然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董事长利用办学骗取钱财的“空手道”导致学校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不得不以破产的方式宣告倒闭。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这块承载着太多人梦想和希望的牌子，如今已被永远定格在“中国教育诉讼第一案”的被告席上。
驱之不散的沮丧、痛苦和悲怆深深地刺痛着刘道玉脆弱的身躯，他为之奋斗了5年的一套办学理念和改革措施，不得不随着“试验田”的辍耕而停止，创造教育实验研究课题不得不半途而废，极有推广价值的创造教育模式不得不因为“新世纪”的垮台而再遭冷遇。提起这一次试验，刘道玉依然有着深深的伤痛。
是杜鹃就要啼叫
90年代初期，对中国教育改革依然心存希望的刘道玉指出
中国高等教育的六大弊端:
一是管得死死的大一统教育体制；
二是填鸭式灌输教育原则；
三是单一学制和狭窄的教学制度；
四是单纯以分数高低取舍和评价人才的考试方法；
五是大包大揽的学校为社会的小农管理方式；
六是单一的非再生式拨款机制。
其中最主要的大一统教育体制，指国家垄断一切教育资源，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来领导和管理教育。
令刘道玉感到遗憾的是，六大弊端至今仍然没有改变，“近几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工程计划，如211工程、985工程、973工程、素质教育工程、培养创新人才工程、阳光招生工程……这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来指导教育工作的最充分的体现，以至于教育部门是全国最保守的一条战线。
“过去，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经济，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现在仍然以计划经济思想来指导我国教育也是不会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教育部要坚决放权，转变领导职能，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立法、指导和监控。”
他一次次发出这样的呼吁:“国家应尽快对各类大学进行功能定位，坚决遏止大学错位现象，遏制不正的学风！”然72岁的刘道玉似乎也感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宋朝诗人王令有两句诗: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我刘道玉个人以及刘道玉基金会，力量是非常非常小的，这点我有自知之明，但是，我们就是要像杜鹃鸟一样，日夜不停地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