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意义篇
尤西林：大学理念
赵大可:灵魂缺失的中国
姚国华: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缓慢
姚国华: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
大学师生坚守篇
郑强教授经典语录
刘老石：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陈 刚：为理想中的工大而献身
马亮亮：中国大学教育之批判
大学理念
尤西林
一、 大学理念与现代性批判
1852年出版的英国纽曼（J.H.Newman）大主教《大学理念》一书，成为从大学教育角度参与现代性批判的人文科学重要著作。纽曼在此书中如同柏拉图设计理想国（理念国）一样，也设计了一所理想大学。在这所大学中，教化濡养君子绅士成为最高目标，这一人文教养目标对于大学之外以商业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化分工社会进行了明确的批评。此后，以“大学理念”为书名或主题的著作连续不断，以至形成了一个以“大学理念”为主题的现代性批判论域，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佛雷克斯纳（A.Flexner）《大学》（1930）、德国雅斯陌斯（K.Jaspers）《大学理念》（1946）、美国克尔（C.Kerr）《大学功能》（1963）、德国哈贝玛斯（J.Habermas）《大学理念》（1986）、美国彼里坎（J.Pelikan）《大学理念：一个回顾》（1992），……。在中国，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即使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学思考中享有经典地位。而以解构主义名世的法国著名当代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关于大学理念的执着思考（从1983年在美国的“大学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专题讲演，到2001年在中国复旦大学接受名誉博士时的讲演“关于‘无条件’的大学”）则表明，大学理念已成为抗衡现代拜金主义与技术主义的重要基石，这是一个即使在后现代消解主义时代也无法消解的理念。
与现代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毕业生就业去向等亟迫重大而具体应对性的现实问题相比，关于大学理念的超迈反思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思考兴起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的19世纪，这同时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运动（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现代化－现代性的时期。关于大学本性的思考成为现代性批判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大学的起源与信仰教化的现代演化
有必要从区别于历史编纂学与实证社会科学的人文信仰发生学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诞生。
大学12世纪初诞生于欧洲。与此相关的背景因素最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１、 近现代城市及其精神信仰空间需求
这里尤其须要注意的是，城市，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发现的，不能仅仅外在地归因于人类直接觅食藏身与工商贸易的聚合结果，而同时还是起源于祭祀地点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着财富、生存机遇与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与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
近代城市在工场制作与商贸市场将人群聚集之后已经形成，但城市及其开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为自己寻找一种适合于近现代专业技术与商贸社会的新的精神信仰空间，它同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的灵魂。这一精神空间实体曾经是教会。但大学诞生之前的10世纪，基督教会已严重地蜕化为最有权势的世俗团体。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领世俗社会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世俗社会而言，王权及新兴资产主义工商业却不只需要从一个世俗权势化的政教合一信仰体压迫中获得挣脱解放（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精神信仰空间（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新教改革）。
2、修道院与经院哲学
从5世纪到12世纪，一方面基督教会愈渐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纪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 Aniane）建立其修道会开始，基督教信仰通过远离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炼，成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间。
从6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办学校，到了9世纪，修道院办学已蔚然成风。修道院学校不仅招收院内学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读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标而言，修道院办学校是为着培养修士。但从基督教整体在中世纪的状况来看，修道院作为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团体聚集，此种扩张性的办学教育，正属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间开拓或突围。这一开拓与突围后果深远地使基督教信仰将重心移向学校教育。
修道院学校以古典人文学科的“七艺”为内容，由此而指向后来的文艺复兴。“七艺”（特别是辩证法）用于基督教神学，而发展起经院哲学。经院哲学使信仰与理性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与精致化，由此而作为学术规范传统与学术观念态度风气塑造了大学的灵魂。
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核心乃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学术论辩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互以对方的对立所构成的认识论差异为条件，在相互诘难中共同趋近真理的活动。因而，真理不是现代人辩论文化所以为的胜者占有的对象，而是论辩双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标。真理在经院哲学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学术成为超出任何特定个人意志的信仰性对象。这就是后来大学中学术享有至高无上尊严的渊源。
3、行会与现代性社会功能分化
社会功能的分化及其在社会功能分化意义上相应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现代性（modernity）基本特性之一。它基于社会有机体功能分化（分工），而非基于世袭与暴力所形成的权力财富多寡来确定社会阶层。中世纪的行业公会（Universitas）正是现代性分化的社会基础。拉丁文Universitas指由一些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行会的社团涵义后来由中古英语的gild和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gildi混合成的英语guild（基尔特）承担。尽管组成行会的动机与直接的生存利益密切相关，但行会所凝聚强化的近代社会职业意识及其职业文化，却超越了特定阶层的利益格局。其中特别侧重的是本行职业的传授与教育。但这种教育却超越了具体行业技术的传授。对各行业普遍需要的知识（当时是法学）、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与神学信仰，使Universitas转化为Universitates（大学），这就是今日英语的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ates”最初称为“Studium generale”，意即“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参与学习”，它表明一个超行会的社会公共教育机构的产生。这恰是前述近现代社会职能分化中的定位，由于Universitas的信仰团体本义（由unum“向一个东西”与versito“定方向”两词合成），它特别满足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对精神信仰空间的重建需要。
从而，大学这一职业行会的职业性质超越了大学师生自身协作利益的出发点，同时也超越了社会各个职业行会的特定利益格局与立场。大学承担了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专门功能。其中，尤其是作为各行业经营活动的涵义（meaning）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与意义（Significance），它不能够依据各行业直接的涵义（meaing）自身来确定，中世纪政教合一使基督教教会沦陷于世俗涵义（meaning）中已无力阐释意义（significance）境界，于是经由修道院中介，这一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significance）保存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大学的意义教化继经院哲学统一理性与信仰之后，是与知识学相结合的：这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起源。如同巫师身兼神使与人类代言人双重身份而不能拥有私人身份及利益一样，大学行业也具有了社会最高代表的特殊意义。
所谓社会最高代表，在此并非指行政实体的首长，而是指大学行业人士更应超越自身特定利益立场、甚至超越特定阶级、政党与王国、民族利益，从更高的人类社会整体与终极价值意义角度思考行事。处于这一位置上的人，远古时即巫师，至中古时仍是教士，但在近代社会开始的11世纪，它被一批大学人士所取代，这一社会职能的承担者被称作“知识分子”。
Universitates及其知识分子因而在各行业公会中享有了特殊的地位。拉丁文“un-ns”从此指称着卓越崇高者。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创办大学，不能仅仅看作一桩历史事实，而同时是一个精神信仰演进的逻辑环节：在文艺复兴与现代历史行将来临的前夕，基督教精神信仰教化从宗教形态转化为大学人文精神，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现代性开端。大学从此不仅在基督教与政权分离的近代意义上，而且在独立于政治、经济与大众媒体的现代意义上成为政教分离的现代文明的一个致动因。诞生于基督教世俗化的近现代开端的大学，不仅从基督教那里承接了至高无上的意义阐释权利与教化资格，而且也从新兴的世俗人文意义那里获得了同样的委托。
启蒙运动以降，科技工商主义及其引发的现代化（外在的客观世界）与现代性（内在的心性精神世界）危机，均在深层需要上要求重建规范与引导科技理性的终极信仰。这信仰在19世纪以迥然别异于文艺复兴世俗化人文主义的新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形态出现。它一方面同经过启蒙理性批判洗礼的宗教精神联系，一方面又以现代理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复兴的古典人文学科为学术教育基地。这两方面都与大学相关。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自此将中古大学的基督教神学信仰转变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与人文教育成为现代大学引入注目的话语。这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基本涵义。
三、大学人文精神及其社会功能
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精神：
1、大学知识的特性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学将各行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正是这种有机整合性与完整人性的教化目标，使大学的系科与古典人文学科密切关联。以培养优秀自由民为目标的古希腊罗马的“七艺”与塑造士君子的中国先秦“六艺”，在现代大学人文精神背景下转化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
大学人文精神的人文价值整合统一性是大学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大学文理工商诸专业相隔系科之所以聚于一校而不落于外在空间聚合，端赖此大学精神纽带维系。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
承载大学人文精神的不仅是大学的专业知识，而且有那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风气（重实证或重思想、“兼容并包”的自由学术，等等）与社会个人观念（如“五四”以来北大突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使命感），还有大学社团活动、卓越教授的个人魅力、同学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园建筑与林木古藤……大学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且是个性化的生命体（北大之别于天津大学、耶鲁之别于麻省理工，宛如一批卓而特立的优秀人士）。“大学校园”成为上述因素的统一体。因而将大学简化为知识传授，就抽去了大学的人文精神而不复为大学。电脑时代的信息网络教育或诸种远程教育的“大学校”（Multiversity）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学，根本限定之一亦在于此。
2、大学知识分子含义
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应是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详后第五章）。这一意义的知识分子特别应注意与技术专家角色区别开来。
1）就其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超专业知识基础而言，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博学之士不等于专家，但又是专家与职业技师的母体源泉。这不仅指知识分子优秀的专业素质，而且指在专业技能与知识结构更新日趋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知识分子深广的基础知识亦即原理性知识结构更新专业技术的“迁移”（transfer）能力与自学（自我教育）能力。
2）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但如前所述，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本体论”思维习性乃植根于终极性信仰。因而，大学知识分子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着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亦即最高的培养目标。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一己利益与各类特定利益的狭隘限定，而得以以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社会”最高最长远的公共性视野的思想行事。大学知识分子从而成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公无私者。大学则不仅作为科学原理的创新基地，也成为社会道义的策源地。
上述大学知识分子的特性，若用Michael Confino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著名概括来表述，即：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之事；将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结论；深信现状事物须作改变。能够如此立身行事者，即为知识分子：这当然不限于大学，但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大学的天职。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不仅指有形之规章制度礼仪以学校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最终根据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价值意义的，它们以教育机制为依托统一于大学。大学作为知识科学、理性与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为现代社会统一性的终极保证。因而，“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耶鲁大学“Giamatti座椅”铭言）
灵魂缺失的中国
赵大可（加拿大）
本文旨在探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精神联结;“范跑跑” 、茅氏”愚蠢论”的社会意义;灵魂缺失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困局和走向
一、引言：放魔鬼出笼
中国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震出了一个“范跑跑”。地震发生时，中学教师范美忠甩下学生径自第一个逃生，被人称作“范跑跑”。自私自利、贪生怕死，展示的是人性弱点，不能算作美德。懦夫虽招人鄙视，也能博得几分同情，因此成为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所偏爱的角儿。假如范美忠就此打住，他是不会成为“新闻”的。然而，范由媒体追捧而名声鹊起，得力于他逃生之后宣扬的“先跑学说”。范认为，灾难来了，人应当自顾自，“其他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他认为谭千秋老师为保护学生而牺牲，算不上美德。他声称要挑战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要批判儒家哲学，因为儒家哲学制造了伪君子、伪圣人，而他实话实说，是“诚实”的，不怕丑。否认舍己为人是美德，否认极端自私自利是丑行，范跑跑的自我辩白首先需要完成对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颠覆。
无独有偶。中国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改革旗手茅于轼也宣扬说：“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听起来是道德高尚的，其实是欺骗性的。”范、茅等人的言论在时下的中国社会居然不乏唱和，诸如“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个人的生命高于公德”、“国家、道德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个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这些人物及其言论在事关救助他人，事关为人、为国、为公上，无不展示出怯懦和冷漠，但在主张自私、利己、为我，在挑战中国社会道德、中华传统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上则都血脉贲张，勇气十足，一副“斗士”摸样。这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三十年下来，“资本主义的草”已经培育成丛林，而“社会主义的苗”已经转基因嫁接到资本主义藤上。在经济领域，本土资本携手西方资本攻城掠地，羽翼日益丰满；在政治领域，资本及其附庸积极谋求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政治权利，呼吁政改以利参政甚而当政的声浪日益高涨。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嘶喊着登上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魔鬼自然出笼。
二、三次文化颠覆浪潮
近百年间，中国社会风潮迭起，已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性的全面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一次是五四，一次是文革。五四运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参照物，全面批判与否定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中共建政后，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持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在文革中臻于极致。
批判与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始于毛之后的“改革开放”，盛于“接轨”，参照物依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包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范、茅们虽在拾人牙慧，但打着“人权” 、“自由” 、“民主”的西式招牌，肆无忌惮地公然鼓吹、标榜、叫卖极端利己主义以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和儒家文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产物。这些，应属于全方位批判和否定中国既往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的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不过，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所引领的方向同五四与文革截然不同。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大潮，旨在摧毁蕴藏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任何抗拒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免疫机制。它本能地无可置辩地确认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同西方资本主义无法兼容，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它立意颠覆中华民族的社会价值体系，矛头指向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观，旨在切割当代中国人同中华民族的精神联系，从而摧毁既存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截至满清王朝崩溃，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为中国人提供行为规范，为中国社会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主导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培育了中华民族精神。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经由一代代士大夫阶层和文化阶层的倡导、践行，经由王权推助，散播输灌到民间，又为一代代民众所践行。一代代的中国人反过来又以其道德实践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古往今来，一代代的中国人是何德性、何种形象、如何立身处世、如何作为？需要首先解说什么是儒家文化，尽管也需要解说道家、法家、释家等。因此，对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褒贬评价，直接涉及对两千五百年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褒贬评价，也涉及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定位。
那么，儒家文化为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塑造出了什么类型的中国人？儒家文化与经受儒家教化的一代代中国人的人生实践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何在？什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今天？
三．儒家文化精神
古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周公即“制礼作乐”，主张“敬德保民”，以礼治天下；之后，孔子曰“仁”，孟子曰“义”，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纲常”，宋代程、朱倡导“理学”。这些学说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
儒家学说强调人自身的品格修炼，主张自修、自律、自省甚而自我牺牲以践行“仁义礼智” 、“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准则。就社会价值观说，儒家主张“先义后利”，“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生死观说，主张“舍生取义”。砥砺修炼个人的品行操守，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达到了“必也圣乎”的理想境界，也是个体修齐治平的至高境界。人由关爱他人、关爱众人而融于家国天下，融于他所生活的社会，融入“青史”。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走出了一代代贤哲，一代代志士仁人。上古，屈原秉持强国济民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死殉国；汉代，苏武出使匈奴，遭羁押十九年，宁死而不“屈节辱命”；宋代范仲淹为官一方，追求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宋末元初，文天祥抵御异族入侵以死明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林则徐禁毒而遭流放，矢志不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人为国为民，舍生忘死，舍生取义，言行一致，堂堂正正，求仁而得仁，正气浩然。这就是儒家文化陶冶的仁人君子，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数千年巍巍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精神长城。
无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也引导和影响着中国普通民众的人格追求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中国民众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也滋养了影响了儒家文化精神。远在孔子出现一千五百多年前，远古传颂，大禹在外治水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公而忘私，受到中国老百姓的祭祀、崇敬，历四千年而不衰，至今中国不少地方仍有香火不绝的禹王庙，民众用以追念这位华夏先祖。大禹，融入了中华民众的心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青史”。中古传说，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精忠报国”。民族忧患之际，一位普通人家的母亲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叮嘱是：“国家事大，个人家庭事小，全心全意报国。”这，就是中国古代民众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个人、家、国，一脉相联，但个人家国的关系在中国民间四千年来的传说中，受到崇尚的是“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和品格的人受到中国民众世世代代的崇敬与拥戴。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公而忘私的牺牲奉献精神和整个社会对这精神的崇敬，五千年来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社会道德传统，成为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所拥有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历史来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
质而言之，中国上下，数千年传承，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的核心精神始终指向：一、崇高的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二、为国为民的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三、崇尚精神道德追求的公益性和现世性，即对精神道德价值的追求融入利他性、集体性社会价值的追求，并以之为终极追求。
在古代小农经济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儒家文化的这种精神同墨家“举公义，辟私怨” 、法家“无私”“背私” 、道家“圣人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学说主张相互支持，相辅相成，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和高尚的道德内涵，使得中华民族精神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
四、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精神联结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危机重重，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相继发生。儒家文化被认为禁锢思想，扼杀性灵，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致使中国落后挨打，因而受到了全方位的批判和否定。为求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谭嗣同舍生赴死，认为舍生取义，“死得其所”。作为影响了五四文化思潮的作家，鲁迅斥孔孟之道为“吃人礼教”，无情批判儒家文化和专制势力。他坚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无情批判儒家文化的谭、鲁一代志士仁人所展现的人格追求和人生道德实践是：公而忘私，舍生取义，以身许国。耐人寻味的是，这正体现了儒家情怀，同儒家文化精神一脉相通，同数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一脉相通。
五四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文化。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则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同公有制经济形态相适应，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道德准则。毛泽东时代提倡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学习和培养“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提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提倡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死得就比泰山还重，反之就比鸿毛还轻。舍己为人，舍己为公，小我融入大我，个人融入集体。“毫不利己”，个人的人格追求和人生实践就升华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专门利人”，个人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就指向利他性的社会价值追求，即造福他人，造福人民。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洋溢着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和昂扬的理想主义光辉。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时代文化鼓励人在极端菲薄的物质条件下克服一己之私，培养和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努力建设一个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繁荣昌盛的新型社会。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激励中国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建设中国，坚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短短二十七年，在经历了上百年内忧外患的社会废墟上，毛泽东时代文化重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营造了以大公无私为荣自私自利为耻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造就了无数为国为民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人，造就了以雷锋、王杰等为代表的解放军战士，以焦裕禄以及唐山地震时坚持最后一个撤出矿井的贾邦友等为代表的干部，以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大庆人为代表的工人，以大寨人为代表的农民。
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被认为服务于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毛泽东时代文化则把有史以来的私有制社会制度颠倒过来，确立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和人生观。这同时也将儒家文化精神从小农经济私有制的社会条件的局限下解放出来，将“先公后私” 、“公而忘私” 、“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奠基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看去泾渭分明而且曾经你死我活剧烈冲突的两种文化，实质上有着相通的精神，即崇尚精神道德追求，崇尚利国利民的社会价值追求，倡导人的精神道德追求融入集体性的社会价值追求之中。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后者，更有待于实事求是的认识和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时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精神联结。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是毛泽东时代文化的内在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基础。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三十年来的非毛化，毛泽东时代文化同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已经在中华文化中扮演着文化基因的角色，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同美国新奥尔良飓风灾害时各自为我的美国公民社会相对照，中国四川汶川震灾时，千千万万中国人所展现出的舍己为人、乐于助人、为国为民、公而忘私的精神，体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儒家文化精神，是五千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
五、儒家文化制造了伪君子
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统治阶级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及伦理道德准则得到提倡和推广，指示着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受到社会认可、接受和追随。社会伦理道德准则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具有同一性和约束性，否则便失去公信力和可行性。人们在践行社会道德准则上的表现大略可分为：积极践行者、追随者、阳奉阴违者和反对者，通常又被称为仁人君子、伪君子和小人。积极践行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推崇，认可、追随社会道德准则的人受到肯定，伪君子受到嘲讽，小人受到谴责。
历史上的无数仁人志士与毛泽东时代无数模范英雄人物是倡导和实践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表率，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民族优秀人物的社会道德实践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引导人们“见贤思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力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实践具有强大的社会道义力量，对任何逾越道德界限的企图、做法都产生压力和威慑力，所谓“千夫所指，无疾而亡”。在社会道义力量足够强大，任何挑战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做法都将付出充分代价的情况下，认同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却又回避承担相应的社会道德义务，伪君子就出现了。伪君子是邪不压正的社会产物。伪君子的道德实践的特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毛泽东时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检讨，“永不翻案”，但后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永不翻案”成了伪君子的烙印。
伪君子也并非只是中国有。基督教宗教文化在欧洲国家占据文化统治地位达一两千年之久，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然而，倡导基督教教义的罗马天主教会从教皇到主教到神父纵欲犯罪，包括性侵犯男童、修女和已婚妇女，不绝于史书。即便在十世纪，基督教推行极端禁欲主义、宗教统治极端专制而被欧洲史学家称为“黑暗世纪的午夜”，教皇瑟各斯三世（Sergius III 904 – 911）养着情妇玛茹莎；玛茹莎的孙子后来成为教皇约翰十二世 （John XII 955 – 963），“几乎无恶不作，性侵犯处女、寡妇，同其父的情妇姘居，使得教廷成了妓院。”1
罗马天主教会的性丑闻延续千年直到今天。2002-2003 年期间，美国、法国、波兰、爱尔兰等国的天主教神父的性丑闻象瘟疫一样遍布欧美社会。受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委托而采写的《约翰•杰伊报告》（John Jay Report）披露，1950-2002期间，4392位美国天主教神父涉及性丑闻、性侵犯；美国天主教会先后为各教区神父的性侵犯案所付赔偿高达20亿美元。在爱尔兰，天主教神父史密斯（Father Brendan Smyth）1945-1989期间曾强奸或性侵犯数百男童。宗教伪君子，作为欧洲基督教社会特有的现象，早已成为欧洲文学作品反复描述的对象。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中的神职人员答尔丢夫，比任何其他种类的伪君子更具知名度。数不清的神父成了伪君子，是基督教制造了伪君子，还是神父们不守信仰？还是宣扬宗教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教会与神父都是伪君子？
伪君子并非只出现在西方的宗教领域，也出现在西方政治领域。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布告天下说：“人人生而平等， 具有造物主所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但与此同时，以及此后上百年，美国人大肆屠杀印地安人，贩卖黑人。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直到1948年禁止华人移美，禁止华人赴美与家人团聚。美国社会迄今仍存在着种族主义。美国人是伪君子还是美国“人权”虚伪？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宣称 ：“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此后从未停止对亚非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战争与殖民扩张，包括毫不迟疑地参与1840-1860年间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法国资产阶级是伪君子，是真小人，还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团伙？
在西方经济领域，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维兹，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际，向世界声言要清除世行的“腐败”，但接着就被曝光利用职权为其女友违规加薪，现了原形，原来也是伪君子。
在西方新闻领域，西方媒体最近就中国西藏地区藏独暴乱蓄意炮制假新闻，攻击中国，被一一曝光，戳穿了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真实” 、“客观公正”的西洋镜。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是一伙伪君子。在当前国际社会道德环境下，伪君子也是邪不压正的产物。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 、“道德” ，被认为制造了一批“伪君子”；毛泽东时代文化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认为“愚蠢” 、“欺骗”。美国社会强调法治，被认为是法制最完备的社会，但美国也是世界上几个工业发达国家中杀人犯罪率最高的国家。是诸如此类的美国人没有遵守法律，还是美国的法律制造了犯罪？
道德无法使人人有德，正象法律不能让人人守法，哪怕是“一夜美国人”所鼓吹的美国法。然而，人类社会需要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正象需要公正的法律。没有为人为公的道德精神追求的社会，只能将人们再次送回丛林世界，而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则是丛林世界的行为准则。
六、“诚实的”小人
伪君子变成“诚实的”小人，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变化有关。小人敢于亮相挂牌作为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的旗帜鲜明、立场鲜明的反对者，而又无须顾忌或者无须承担逾越社会道德界限的风险，那多半意味着“千夫所指”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有了缺口，原有的社会道义力量已经衰落不足以对反对者构成道义威慑，或者既存的社会道德环境已经开始翻转或者倾复。在这个意义上说，“诚实的”小人是正不压邪的社会产物。
“诚实的”小人，或者反对者，同依然认同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的其他社会成员已不再处于同一社会，而是自外于“这一”社会，成为“社会异己份子”。真小人不再认同“我们”，而是宣称“你有你们的准则，我有我们的准则”。真小人拒绝使用其他所有社会成员仍在继续使用的社会道德准则，而用另外一套准则武装自己以批评或攻击既存的社会道德准则。例如，用“美国制造” 、“欧洲制造”攻击“中国制造”。同一社会于是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有了两套或者更多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道德和规范的同一性遭到破坏。人可以各行其是，莫衷一是，社会由此分裂，斗争交锋也由此发端。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先公后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美德，而范、茅们则认为“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 、连爹妈也不顾的极端利己主义是“个人生存权高于别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认为“精忠报国” 、为国为民、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是美德，而范、茅们或“一夜美国人” 却“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在他们眼里，爱美国才是德，“上帝保佑”他们的美国；中国人爱国有罪，是“爱国贼”，需要他们的上帝及其仆从们 “救赎中国”，尽管他们的上帝两千年来连教皇在内的宗教仆从们都不能“救赎”。颠倒黑白，因为颠倒了立场；出卖自我，接着出卖祖国。一个爹娘不认、 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认的人，做梦都想成为美国人的人，是不会同中国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的，是不会认同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怎么能够期望这类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既然没有共同的立场、没有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没有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共同认可的道理，无理可喻。“缺德”与“无耻”对范美忠们已经不再构成道德压力，因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道德准则，使用的是“他们的美国准则”，诸如， “人权” 、“自由” 、“热爱自由和真理的灵魂”等。所以范美忠不怕丑，放言“即使有人如岳不群一般地道德完美大义凛然也吓不倒我”；所以，中国的“自由派”们或“一夜美国人”们为跪下的秦桧申请站起来的“人权”，为日寇侵华及其南京大屠杀开脱罪责，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中国叫好，质疑非难中国抗美援朝；所以，《河殇》们奉洋枪洋炮的西方文明为神明，贬抑和否定中华文明。
对中国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的丑化、批判和否定，对中国一切既往文化包括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人的丑化、批判和否定，是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正在展开的“伟业”。西方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挑战，目前正处于上行波段。茅、范等所鼓吹的西方极端利己主义社会思潮同中国亿万民众所秉持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交锋， 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这一事实，也印证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行为混乱的社会现状。
“范跑跑现象”，浮上表面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同儒家文化精神和毛泽东时代文化精神的交锋；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看，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明精神的博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极端资本主义化倾向。
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过去三十年，邓主导下推行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被促死而全面瓦解，私有经济经百般培育而疯长如日中天。史无前例的化公为私的改革及其所指引的路向，收买、腐蚀、败坏了共产党的执政队伍。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前腐后继，也终将葬送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资格。前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坍塌，殷鉴不远。伴随着这一切，展开了对毛泽东时代文化的清算、丑化和否定，极端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奴颜婢膝的卖国媚外论调充斥了中国的舆论舞台。
邓主导的声称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改革，诸如教育私有化、医疗私有化、住房私有化、矿山资源开采私有化等，比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资本主义化。相比加拿大，加拿大的学校，除去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公立，所有适龄青少年享有高中程度的免费教育；各省拥有各自的免费医疗制度；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消费加以必要的调剂，以维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些被认为是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受到大多数加拿大人的欢迎。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改革可以同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美国的医疗制度媲美，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人生老病死是“自顾自”。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美国“负责任的”政府和政客们宁肯让穷人、普通人象富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生老病死“负责”。美国的工薪族络绎不绝的到加拿大就药又被指控为违反医疗“法规”。“损有余而益不足”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原则的。千百万无法“自顾自”的美国人多少年来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和政客们关注“医疗保险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2008年竞选许愿之一就是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往“互助组”和“合作社”方向改。这也正好同中国的医疗改革的方向相反。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美国社会都不得不披着面纱示人，但在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可以光光鲜鲜招摇过市。
中国社会浮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暴发的资本大亨、贪官污吏声色犬马，为富不仁；下岗工人、打工仔辗转沟壑，自求多福。中国地产资本家王石的赈灾言论同美国资本家贝尔•盖茨的退休演说两相对照，明显见出中国新生代资本家青胜于蓝的“真小人”本相，理性冷血、自私无耻；而贝尔•盖茨呼吁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兼爱” 、“双赢”，充其量只能算个伪君子。损公肥私、为富不仁、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本来是王石、王益们巧取豪夺发家致富的准则。正是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王石、王益们的社会道德实践营造了中国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状。范美忠作为升斗小民本是极端利己主义的社会现实的受害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开口张扬的却是王石、王益们的话语。实质上，范氏的嘶喊所传递的，实在是一个升斗小民对中国极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现实的认知、接受、无奈和激愤的抗议。
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是中国社会极度资本主义化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逐利，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同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毛泽东时代文化所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价值观、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相对立的，是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家文化精神及其道德准则相对立的；是同五千年相传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对立的。因此，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儒家文化、毛泽东时代文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贬抑、丑化、否定和颠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荒诞的文化现象。自改革开放同西方“国际”接轨以来，被中国网民们称为“美国鹦鵡”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以及海外的各色黄白人物扮演了颠覆中国文化的杀手角色。他们一面别有用心、别出心裁地“戏说”编派中国历史，“戏说”编派中华民族英雄和民族人物；一面肉麻地开口西方、闭嘴洋人。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老百姓崇敬的民族英雄人物，从大禹到岳飞到毛泽东，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他们的“质疑” 、丑化、攻击和否定；历史上为中华文化作出过贡献的人，从李白到李清照，无一例外地受到他们的恶意“关照” 、调侃、丑化、抹黑。他们极力丑化和否定儒家文化和儒家社会，极力丑化和否定毛泽东时代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很不幸，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半是由儒家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构成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文化大半是由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构成的。否定了这些，剩下了什么？剩下了一副灵魂缺失的躯壳。这些“自由人士”说，中国文化都是垃圾，有史以来的中国人都丑陋。他们眼里盯的、嘴上喊的都是洋大人。这是一伙丧失了文化家园的丧家犬，转身投靠跟随洋人，成了断了脊梁骨的乏走狗。因此，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预示的是西式文化殖民地和精神洋奴的未来。
八、灵魂缺失的中国走向何方？
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是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渐进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而日益深入的文化颠覆过程。选择和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似乎是天方夜谭。成千上万的执政党及政府的大小官员不怕掉头前腐后继，地产大亨与升斗小民一起呼唤极端利己主义等，在在表明了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的成效。然而，中国民众及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行为却也昭示，中华民族精神仍在。因此，包括极端利己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精神的冲突、交锋和博弈也势所难免。
一百年来，频频发生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浪潮，都是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夹击下诱发的，都影响了或试图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面貌。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同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弈，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选择，实质上也是选择一种人际关系模式，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果认为这可以是一种自主选择，那无疑是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无疑是低估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水银泻地般的渗透腐蚀力量。如果认为极端利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同加拿大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区别表明，人们的自主选择是可以影响社会面貌的。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值得自豪的文化成果。然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是今人的责任。明清之际将儒家文化僵化、道学化终于导致五四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剧烈摇摆。扬弃儒家文化中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坚持弘扬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实践对此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批判和否定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等级观念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同公有制经济相适应倡导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实质上坚持和弘扬了儒家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但在社会舆论导向和道德实践中 “斗私批修，灵魂出窍”，过激过急，把思想认识问题和道德教育问题政治化，同儒学道学化一样，在同一方向上趋于极端。只争朝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巨人撩开大步，小个子追得气喘。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依然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索和追求的理想。
在虎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中，儒家文化曾经有过洋枪洋炮下“秀才遇见兵“的遭遇，有过落后挨打以身饲虎的经历。现代世界已经不同于古代中国所置身的世界。此后，中国直到有了毛泽东的旗帜，才有了胜利的进步的旗帜。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已经而且仍然在受到攻击和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诱导和围剿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坚持和弘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精神，听来也将是天方夜谭。
一个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民族是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是无法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对一个灵魂缺失的民族，强国将永远是一个梦。
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提示当代中国人所思考的道德准则问题是：你是谁？你希望是谁？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次文化颠覆浪潮提示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是资本主义改造中国和中国文化？还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改造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将重新发现社会主义？
中国贵州近日发生的瓮安事件警示中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缓慢
姚国华
重做大国，一直是我们这个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的梦想。然而，大国崛起的关键在哪里，是兴办实业，还是革新政治，是加强武备，还是振兴教育，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所适从的问题。
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是社会化的人工秩序建构的结果，它需要有超越性的理性思维和专业化的探索研究，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对自然生态秩序的依赖，后者只要凭直觉经验就可以维系。因此，大学是现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现代进程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准备，只是在外力的压迫与推动下走救亡图存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依据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而是看现实有什么需要，尤其是西方的强者怎么做。因此，中国即便是办学，也是要服务于具体的现实需要，包括后来办起的大学主要是照搬西方既定的智慧来运用，缺乏独立的学理研究。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口民族文化的支柱。两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实质性推动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在功利主义和政治权力的压迫下难以生存。
蔡元培还曾经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其意义是深刻的。可惜由于官本位的惯性作用，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所“准大学”左右了20世纪中国命运，这就是黄埔军校和延安抗大，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个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但这只构成一时的文化动力，一旦失去生命的活力而僵化，这是中国容易陷入而必须走出的陷阱。
1 .近代中国没有主动建立大学
中国早有传统意义的大学，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民间还有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它们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一直是华夏文明传承的文化中心。然而，这古典的大学文化只是与农耕文明相适应，无法孕育现代工业文明。而且，正因为这种传统文化体系的高度发达与成熟，从来没有受到过强大的外部文化力量的挑战，当中国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全面冲击时，人们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外层表现得越来越躁动，但越是具备深厚学识的精英，越是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在文化的深层展开的反思与应对非常迟钝。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就被迫打开，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外来现实压力，中国直到1860年代才开始主动改变自己以图自强。然而，这场洋务运动也只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出发，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尝试着在工具和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却并不改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这时人们还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抱有完全的自信，他们需要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已。
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有为接受西洋器物服务的人才培训，诸如翻译西方语言的同文馆，培训西方技术的船政学堂、矿业学堂、工艺学堂、医学堂等等，以及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备学堂。
只有当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相互的交往与冲突日渐深入，才有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现代的物质文明并不能直接结合，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技艺，是以深层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决定的。西方的器物与技术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上，这就是近代科学体系。用严复的话说，一个文明的体与用是分不开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有它无形的文化基础，单纯的器物与技艺，只是一些碎片而已，构不成有生命的文明体系。
1872年到1875年，清朝政府派遣四批120名幼童赴美
留学。这表明当时已经有人看到，系统地、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全貌的必要性。然而，这一努力很快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失败。1881年，中国这批留学生却被全部召回。其他零星的留学派遣大多是技术性的，他们回国后大多并无很大的用武之地。而这时，日本留学生们早已全面执掌国家的发展进程。
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直接从西方引进的技术装备体系被东洋小国日本打成全军覆没，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一系列政治变革启动，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也正式诞生。然而，它是官办的，完全依附于朝廷，服务于王朝的政治目的。因此，尽管它是戊戌维新失败之后仅存的硕果，但它迟迟没有成为超越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的文化特区，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学生大多富家纨绔子弟，抱着升官发财的目的混文凭，却无心求学，因此仍不能算真正的现代大学。
2 .大学文化缺席导致中国现代进程步履蹒跚
大学至今在国人心目中是一个实用性的社会机构，一个仅仅是训练未成年人并给予其文凭资历的机构。然而，它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工具性的，它应当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整体觉醒的标志。中国近代历史并没有独立大学的存在，也就没有建构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文化准备，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世界化的道路一再被动，总是被时事推着走，人们总是在应付各种燃眉之急，心中并无理性的共识和长远的战略。
西方文明的冲击直接呈现出来的就是坚船利炮，让国人误以为西方强大的原因就是器物文明，却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一种必须由体系的大学教育才能获得的理性思维。两千多年来政治本位的传统，造成全社会上上下下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人们改变现实的所有诉求最终都寄托于政治权力，却无法通过现代文化的建构，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
因此，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制度变革，没有现代科学和契约精神的内在支持，就脱不出传统文明的窠臼。虽然亦步亦趋地与西方现实妥协，甚至主动接轨，但人们没有自由的精神、悠然的心态来创造一种全新的文明秩序，这样，营造出来的只是一些急功近利的设施，并不具有生命力，而表面上务实的制度变革，总是陷入为恶性的权力缠斗中。而且，越到后来，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人心越来越浮躁，道德越来越沦丧，自主改变的从容没有了。于是，这样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只有走向全面崩溃。
世纪之交，庚子之变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灾难动摇了几千年传统的基础。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学校体系，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兴起。然而，这些努力根本不足以培养一代新文化的精英，只是听任传统文明的一再腐朽，西方现代文明却始终无法把握。直到王朝的政治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崩溃，但在缺乏文化认同的社会里建立的新政权本身是脆弱的，不可能有所作为。新政府颁布了带有革命色彩的壬子-癸丑学制，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整个民族远没有走入一条健康的发展轨道。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写信给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他说，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学预备学校，便是要成为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
与此同时，外部挑战也激励着内部的有识之士展开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讨论、思考与实践。梁启超、严复等人主张中国走培养“新民”、“教育救国”之路，他们认为，人的改变是第一位的。兴办实业也好，暴力革命也好，移植西洋经济和政治方式，如果没有国民素养的提高，都只是“淮桔为枳”，治标不治本。新文化运动更是主张文化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鲁迅痛感医治国民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迫切，毅然弃医从文，旨在“立人”。
3 .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
北京大学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是1916年底在蔡元培的全面改造之后才实现。而正是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一代社会精英的觉醒，构成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真正接生婆不是有“大炮”之称的革命家孙中山，而是树立现代大学精神的北大校长、一介文弱书生蔡元培。
蔡元培也曾组织过光复会，加入过同盟会，但他在政治前线冲锋陷阵不多，思想也没有进入意识形态中心。他曾在德国大学研究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回到中国后主持北大的改造。
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他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大学不同于各专门学校，需要研究高深的学理，为各专业学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教育有隶属于政治者，有超轶乎政治者，前者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共和时代的产物。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他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容纳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智慧。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他认为，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在北大倡导进德会，戒酒，戒赌，戒嫖，培养正直的德行。学校的腐败，是因为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许多人为了将来做官，多选择法科而不重视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但不是做官吏、议员；要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与敝俗奋斗。
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延聘当时各路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有传统的，也有反传统的，有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争执乃至冲突，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每个民族具有普遍的核心作用，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就是某种意义的大学校长，何况中国也有孔子代表的古老的教师传统。各近代国家尤其是快速崛起的国家如日本、以色列也不乏大学作用突出之例。我想，杜威是针对大学演变的常态而言，而近代中国并不处在常态。
4 .文化独立淹没在政治功名之中
蔡元培在中国也遭遇到特殊的尴尬与失败，这也使得国人至今普遍超不出政治本位，看不到他作为20世纪中国的最高精神领袖的地位。
他主张大学应当与现实的政治保持距离。胡适也曾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然而，他们开创的北大却很快在五四运动中陷入政治的旋涡里。作为北大校长，他还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然而，国家与民族内外交困的现实，已经紧迫到令青年学子和大学教授难得安心于书斋的程度。实际上，这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后来被人们混为一谈的五四运动，真正的新文化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就夭折，普遍高涨的政治激情淹没了超越的理性精神和学术探索。此后，蔡元培在北大校长职位上的实际做为也中止了。
1927年，蔡元培试图在南京政权的既定政治框架内，主动与蒋介石合作来实现他“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想。他主导全国教育改革，实行法国式的大学区制，建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名义上与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平行，直接领导全国多个大学区以及中学区，分别管理中央和地方学术与教育的行政及立法事务，同时取消中央及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又设中央研究院，各大学区也分设自己的研究院，分别作为全国及地方学术研究机构。他还要求教育经费独立于军政费用之外，以特定税种征收，通盘划入大学院，从而保障教育和学术的独立。
文化、教育、科学机构独立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外，完全成为学术化机构，以摆脱官僚化的控制，这其中的深意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民族缺乏独立于政治权力之上的文化体系，知识精英们无法达成理性的认同，不能建立学术本位的共同体，整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就难以实现。
然而，这一尝试只做了一年多又失败了。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官本位其实并不全在当权者，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人格也同样缺乏超越政治功名和入世情怀的文化独立，文人之间为争夺世俗资源，容易形成文人相轻，师徒单传，宗派(而不是学派)林立，却形不成普遍的学术共同体。换言之，即便当权者给你自由，让你独立，知识分子也不见得能自立。大学院的改革马上遇到太多始料不及的困难，各个学区之间为名份而争吵，各大学也为各自的名份和归属争吵，中学与大学经费分割发生冲突，大学院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务同样会产生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学阀作风。
西方文化为什么能相对独立于政治呢？第一，另有现实生活的基础，这就是工商业的生产方式，人们有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第二，人们还有内心世界的基础，那就是普遍认同的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前提下的人格独立。大学文化虽然整体上与工商业生产方式是相一致的，但它又是人们理性精神的长期积淀与发挥而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象牙塔，容纳众多学者们独立的学术追求与自由的探索精神。他们以追求智慧为快乐，没有生存的焦虑，不太在乎世俗的权力与金钱。在中国，这两方面都缺乏。
蔡元培认同西方大学的独立，但他反对全盘移植西方，尤其反对把宗教引入大学，认为在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他主张大学只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而不允许参与传教活动。他指责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问题在于，西方大学的独立本身与教会是有渊源的，是宗教信仰给予了大学的知识精英们独立于政治的人格基础。那么如何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文化人格呢？蔡元培转向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依托，他主张以美学代宗教，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不因见小利而失节堕行，不因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他认为，教育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主张把德、智、体、美并列为“四育”，倡导音乐、绘画、书画等艺术活动。
的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对于中国传统文人决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还是人格理想的美学寄托。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基于神性的普遍认同，那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则基于诗性的个人关怀。后者能否真正确立中国的现代学术精神支柱呢？诗性的人格更倾向于对不确定的感性世界的直观，在变幻的世界背后追求人生的意韵，这显然不同于现代文明要把握确定的理性规则，掌控客观进程。如何衔接，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5 .“准大学”的历史
蔡元培主张的“超然人”教育是追求远效的，独立于政党，以防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但是，这在中国难以立足，结果，政治化的“准大学”还是成了历史的主角。
1919年的五四学潮爆发后，第一轮大学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分化或汇入
国民党、共产党及知识分子三支力量，形成几脉大学及准大学运动。
黄埔军校及以后的延安抗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大学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它们又与大学极其相似，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整合的文化生长点。因此，我称它们为“准大学”。它旨在为社会革命确立文化认同，这种意识形态文化不是基于学理，而是基于信念与立场，讲究现实效果。它能直接鼓舞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激励他们积极进取、献身理想，为革命提供原动力。它代表一种新的价值理想和道德标准，凝聚和包容不同的力量，超越个人物质生活，小集团的利益，以共同的原则，整合为统一的集体。
无论是黄埔军校，还是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学习时间通常都只有几个月，至多一年，其间随时要作战或生产。因此，教学只是灌输，学员们生吞活剥一些知识概念，直白地理解一些抽象原则，重要的是把它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形成对于个人利益和当下生活的自觉超越，建立人与人之间共同的语言体系和行动原则。这种政治军事学校把大批知识青年有效组织为统一的政党，成就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崛起。
孙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他所建立的会党组织都没有成气候。辛亥革命的结果也是军阀割据状态。在他屡战屡败，几乎一事无成之际，获得列宁启发和帮助，着手以三民主义的信仰为核心，将国民党改组为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并建立黄埔军校，通过社会教育来培养革命者的精神。
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完全仰仗于三民主义旗帜以及黄埔军校这笔政治文化遗产，掌握国民党迅速崛起于军阀之林，成功地统一国家，并展开大规模的建设，还挺住抗日战争。黄埔“校长”的尊位，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以精神权威，赢得学生集团的无条件服从。但由于政治利益逐步取代政治信仰，文化内涵日渐僵化，最终被打败，1949年后退守台湾一隅。
然而，这种“准大学”由于政治与文化一体化，文化服从于政治，不具独立性，会失去自己的深度与活力，沦为浅薄的经验主义与僵化的教条主义，一步步变成官僚化权力斗争的工具。
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
姚国华
感谢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的同学们给我这个讲演机会。今天我讲的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是我对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种不同于主流观念的思考。我想先从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三所大学说起，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在当时全国都是非常有份量的，首先要从三位校长说起。
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先生是当时最年长、资历最深、最以严谨著称的大学校长，武大的刘道玉先生则是当时中国最年轻，也是改革最激进的大学校长，再一位就是咱们华中师大从学术生涯中走出来校长的章开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国最有个性的大学校长，但他们的风格俨然不同。章开沅先生是个儒雅的学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个学者的姿态，一个学者的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请章先生讲座，他告诉我，当校长时教育部召开的会他基本上都不去，几乎不跟上级官员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觉得可以就做；我觉得不可以做，就让副校长去应对”。朱九思是从延安出来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长，把华中工学院治理得非常严谨，井井有条，整个学校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华工培养了一代一代标准化的大学生，所谓“学在华工”的说法，就是在朱九思时代留下来的。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全国以最自由，最开放，最激进的形象，被看成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刘道玉时代，武汉大学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尝试，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也没有超越。比如推广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专业，可以转系，所有课程可以选修，甚至可以不听课自己研究，校园文化非常活跃。现在的武大已经没有当年的气派，但据说仍然保留着一些痕迹，象女生宿舍没有别的学校那样森严壁垒。当时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兰州大学，都能感受到这年轻的校长，自由、开放、浪漫的校园生活的魅力，当时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女大学生宿舍》，就是在武大校园拍出来的。
1988年，刘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长这个职位，而且是在他个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中，居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新的职位。当时《中国青年报》发的消息明显带着情绪：武汉大学校长易人，据说是正常换届，新校长比老校长年龄还大。这位最著名的大学改革者还这么年轻就换下来了，再过一年，中国的很多事情急转直下，刘道玉在中国大学的使命彻底结束了，很长时间默默无闻。他办了一些民间学校，有中学，有小学，中间经过很多挫败。去年，刘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体，出了一本书叫做《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在北京一个新书发布会上，很多武大校友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骄傲他们有这样一位校长，给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我在场听了也很激动，不过那个场合不敢说话，因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总觉得有什么要说，便写出来交给道玉先生，发在他的网上。尽管我对武大，对刘道玉先生抱着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当时，很多武大校友认同一种说法，我们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小深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意思再清楚明白不过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火车头，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先驱，所以武汉大学很骄傲。
但是，我要强调，这个说法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世界，放到整个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就让人莫名其妙了。为什么呢？西方现代文明尤其不同于自然主义的农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构的文明，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首先需要的是一群特殊的文化精英，其核心是大学为代表的智慧。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最高的文化机构，最高的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区，它在精神上引领整个民族往前走。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超越大学。
可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带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学，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个小渔村。凭什么深圳竟能带领整个中国往前走呢？因为它的背后是香港，而香港背后是英国，是西方。说到底，原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自己的智慧引领着向前走，而是靠别人的智慧。我有一篇文章叫“百年中国脑震荡”，我要说的是，百年中国的大多数时候，人们的大脑是麻木的，是不清醒的，靠洋人拽着我们往前走。这不，洋人拽着香港走，香港拽着深圳走，深圳拽着武汉走，武汉拽着黄石走……。这种改革开放的模式，典型的中国特色，只有现在中国人才能理解。
武汉大学是中国的小深圳。武大的人还很骄傲，可没有人想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胎。
与之相应的是刘道玉先生本人的命运。我们且不考虑刘先生的个人性格，他的人生轨迹是耐人寻味的，他60年代就是中国的风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战士，从苏联被驱逐回国，周总理亲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来回到武汉大学任校长。在那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这么一个耀眼的改革明星，这么一个年轻的知识型干部，既没有出任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也没出任教育部长，只是在大学校长位置上一直干下来，八年没有变化。
如果这是在欧美国家，那么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为什么呢？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校长，当然是全社会最高的权威，他是不屑于其它任何官位的。比如说牛津、剑桥大学校长的资历，他们是社会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领袖，是部长、市长们没法比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省长见名校校长还要拜见呢！但在今天中国，这个关系是彻底颠倒的，武大校长如果要升上去，必须通过武汉市长，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才能一级级往上升。
可是，我们要问：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这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对每一个文明来说，社会成员需要有共同的理念认同。越是高级的文明，这个理念就越系统，越全面，越理性化，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代表这种理念，形成一种权威。所以，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就有一种专门的机构，或是一个专门的象征来代表大家的共同理念。对原始民族来说，可能是个祭坛，再文明一点的民族，就可能是个庙宇，人们面对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会收敛自己的欲望，把物质生活先放下，抱着一种敬仰，一种敬畏。这也是一个文明形成的前提，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自己的民间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形成儒学体系。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还可以看做是这些经典影响下发展来的。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现代，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所有其他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大学来的。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emy的东西，今天中国科学院就叫Chinese Acaemy of Sciences。柏拉图的Aca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我们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你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跟其他的思想不一样，尤其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的直觉与感性的思维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宗教学术化，尽管一开始还不明显，信仰高于理性。但到了公元12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就使它更加理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色彩更浓了，人们相信万物虽然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上帝不是乱来的，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原则，按照至善至美的形式，比如说逻辑，比如说数学，来赋予万物以规律。
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了，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有些所谓的道理，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很荒诞的，经院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读那么多马列不管用，要了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不起作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大的聪明。
但是西方现代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什么意义呢，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相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的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西方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这种大学精神和工商业结合，大学运动和城市运动结合，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什么是城市运动呢？近代欧洲城市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古希腊文明跟其它文明不一样，尤其跟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一样，它是全球一种非常特殊的文明。我们知道，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古代世界最高的文明，唯一一个不会灭绝的文明就是中国，自然条件太好了，黄河长江流域这么辽阔，能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拟的，能养活的人口几千万到上亿。美洲农业传来以后，中国能够养活的人口达四到五亿，现代技术更让中国养活十亿，十三亿人。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在两个月前也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上去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为什么呢，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如果几百年没人住的话，土地还算肥沃，一旦人住下来，人口大量繁殖，种粮食的地方越来越多，水土一流失就养不活多少人了。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的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你打开地图就会看到，整个希腊就是镶嵌在地中海，爱琴海上，他们的周围几大发达的农业区，有巴格达，有开罗，有整个黑海沿岸，欧洲的很多地方也产粮食，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跟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老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这一点，学理科的同学可能更明白。
手工业制造的东西和农业制造的东西完全是两码事。农民只能培育产品，而不能制造产品，什么叫培育啊？这个粉笔是制造的，粉末状的原料经压制就成了粉笔。可是香蕉、苹果是不能制造的，我们不能制造香蕉皮，香蕉肉，把它包起来就是香蕉；牛也是不能制造的，你不能制造牛毛、牛皮、牛的瘦肉，牛的肠子，把它拼起来就是一头牛。牛只能让它自然地生长，所以农业文化只能是自然主义的，这个生态过程中，人只是帮助它，引导它，最后去收获它的结果。而手工业产生呢，是不能培育的，我不能把粉笔的种子撒在地上，然后就长出这玩意儿来；也不能让两个大刷子交配，生出一个小刷子，再长大！所以培育和制造是两码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制造是机械论的，一定是把对象看作客体，分析，解剖，合成；而农民的培育则是不能解剖的，牛一解剖就死了，合不起来。西方人的这种制造文明就产生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产生了机械论，这种思维方式要寻找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学过牛顿的人都知道，经典力量的思维方式就是机械论，它在古代希腊就已经有了。牛顿的思维跟这种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它去寻找万物背后的抽象规律。人们相信物质本身是不重要的，万物背后规律规则才最重要，那些用数学和逻辑表达出来的抽象的公式，F=ma走到哪里都起决定作用，这种理性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确立的，后来导致了牛顿的产生。自然科学是处理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改造它，改变它，分析它，最后用一个规律去掌握握它，这就是自然科学，也是今天的现代生产力的全部奥妙。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我们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是如出一辙，同样是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上帝在西方一神教那里是绝对抽象的，看不见的。这个东西中国人不大相信，中国如果有上帝，也是个具体的人，比如说皇帝，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小孩的上帝就是父母。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自然规律叫Law of Nature。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Logos，有一个规则，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个普遍的共相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是什么呢？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把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有智慧的人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柏拉图认为追求绝对理念才是最高的智慧，我们平常的智慧都是些低级的智慧，甚至是一种愚昧。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是男女之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关系，完全只有精神上的恋爱。这种东西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都是终成眷属，我们今天的网恋都要追求见面，一见面就没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跟中国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上下，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材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的作用、灵魂的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有一位叫费希特的哲学家，写了一篇《告德意志人民书》的文章轰动德意志民族，他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来唤醒民族精神，德意志不能满足于精神世界的充实，而要进一步追求现实世界的力量，最终实现自我的超越。还有最有远见的一位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只有哲学家，思想家，只有具备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做大学校长。我们今天大学的校长是些什么人？科学家，工程师，意识形态专家，经济学家。北大的改革就是一位经济学家设计的，而中国经济学家，大家都知道，是最愚蠢的一帮人。中国今天一批最没有脑子的人，一是经济学家，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娱乐明星。这些人都是最牛，最红火，但是他们没有脑子。为什么呢？我不是说他们智商低，相反，他们智商可能比我高得多，但他们完全陷入急功近利中，陷入名利场上，陷入时尚潮流中，他们的脑壳是被屁股支配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一帮蠢货，这个话去年以来成为越来越人的共识，都露底了，网上炒了无数遍了。不过，我早几年就写在书上了。单纯的经济学家是没有资格做大学校长的，为什么？因为他一心想着的是怎样生产东西，可大学是生产人的，让他来做大学校长行吗？当然不行！大学要培育的是整个民族最高的精英，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而不是为增长GDP的，不是服务于老板，不是听命于上司，不是取悦于利益集团的。大学校长应当是这个民族的独立思想者，应当是哲学家。院士也不一定有资格做大学校长，他们也是研究客观对象的，摆弄一个东西的，而且中国院士里也没有几个人有真正的创造，全面的思想家找不到几个。当然，如果他既是思想者、哲学家，同时又是院士，又是经济学家，工程师，那倒是可以的。当然，我这里说的哲学家是那些高屋建瓴的独立思想者，不是那些吃哲学饭的人，那些死啃书本的人，更不是那些借哲学之雅名来谋求现实利益的人。
关于今天中国大学校长们的惨相，我想不需要说那个具体的人。大家一定要我说具体一点，也可以，我们就捻清华来说吧。清华校长就明显不合格。我们先说开点，大家都知道，连战是台湾一位被淘汰了的政治家，为什么被淘汰呢，因为他官僚家庭出身，从小养尊处优，没有经历过民众运动的磨练，没有任何政治魅力，靠着自己台湾与大陆的双重背景，登上台湾政治高位，但在民主政治的时代注定是不可能成为公众认同的领袖的。连战很可能是被老奸巨滑的李登辉恶作剧地安排来继承他的主席位置，以把最有魅力的宋楚瑜给排挤掉，目的是要搞跨国民党的。连战这样一个在台湾被淘汰了的政治家，一个没有任何魅力，硬把国民党政权丢掉的人到大陆来了，要到北大讲演。先一天，李敖还在凤凰台说，北大的同学们啊，你们千万不要对明天的讲演抱任何希望，连战在台湾是被淘汰了的人，他根本不会讲演，只会背书。可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第二天连战讲了一个满堂彩，许多人都给他打了100分，太漂亮了！
为什么会这样？大陆的听众们，已经习惯了官员们、校长们讲演时没有任何真实的思想，没有人味，像一台机器，滴水不露，跟背书无异。可连战背书却像更讲演，他的心智和感情投入进去了，我们一听，耳目一新，啊，太精彩了，可以打100分！连战在台湾的政治生涯有点窝囊，连战连败，连败连战，正在他一生最无望的岁月里，没想到一踏上大陆中国，便登上人生的颠峰。从心理学上可以预测，连战先生未来一定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中流砥柱，他一辈子最出彩的事情就是来大陆，这一趟给他写下了历史上的丰功伟业。大家放心，他年年都会来的。这不，这两天他又来了！
我说连战，是为了说北大清华官僚们的丢脸事。过了几天，宋楚瑜来清华讲演，清华校长丢了很多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任何报道把清华校长最大一个丢脸事给揭示出来。我给大家说说，你们看这是不是丢脸。他说的这个话是可以到网上下载的，我背不得，但我保证这里决不故意添油加醋。他是这么说的：前几天连战主席到北大讲演，他说他跟北大有一个交集，——连主席的母亲是北大校友；今天宋楚瑜主席到清华来讲演，宋主席跟清华也有一个交集，——邀请宋主席来大陆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校友。好，到此为止，稍有一点点基本文化修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最愚蠢的噱头，作为主人，把两个逻辑截然不同的东西生拉硬扯到客人身上。网上对他念错字，用错词一片骂声，这种错误谁都可能出的，没有好好准备啦，心理紧张啦，秘书不称职没有在边上提醒啦，以后都可以改正。可是，我指出的这种用自己的聪明精心设计的错误，是改不了的。有朋友将它比喻为唐老鸭的错误，憨豆先生的错误，本想显示自己的聪明，没想来了一个弄巧反拙。偏偏他是国家最高的学术领袖，对于整个民族造成的耻辱，给对岸同胞心灵深处造成的败兴，对两岸关系造成的离心趋势，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想想看，台湾同胞听了这话，说你大陆的大学校长就这修养，比我们不要的政客都差了这么一大截，两岸还怎么统一啊？我想，这校长要意识到自己丢了这种丑，是应该自杀的！当然，我这话不厚道啊，我没有要人轻生的意思，生命要珍惜，只是这校长不能再干了，实在没脸见人啦。我对中国大学校长们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有把握，从没听说有校长自杀的，大学生和教师自杀的倒越来越多。
大学是社会的最高象牙塔，大学校长是最高的精神权威。大家怀着虔诚的心去接受她所辐射的智慧。而在中国呢，至少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的不是大学的智慧，而是深圳的智慧引导的。深圳的智慧从哪里来，从香港来，香港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英国来。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培养人才。
人才，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人才是什么呢？才，就是材料的材，木材的材，繁体字里是一个字。我们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丝钉，都是为某个东西服务的。大学培养的是人“材”，而不是“人”本身，不是有独立内心世界的人。人才是干什么的？是被领导用的，被老板用的，是做打工仔的。中国大学是为深圳，为那个小渔村培养打工仔的。所以中国没有真正的大学，这才出现了前面讲的不可思议的事，武大很牛，它说自己是小深圳。
我们刚刚说的是西欧，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不是一个级别，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拉美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和拉美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最早去那里的伊比利亚人拣了大便宜，印加帝国的黄金啊白银啊，堆积如山。欧洲人本来很穷，但他们终于获得了银子金子，干什么呢，很多都运到中国来，因为那时中国最富有。大家知道，我们用了很多年大洋、光洋，为什么叫大洋啊？洋人送过来的。洋人送银子来干什么啊，来搬运我们的财富。此后300年，中国银价直线下跌，银子多的不能再多了，但是财富被搬运到西方去了。西方就凭着这个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样富起来的。说回来，北美开发也晚得多，大约在1620年前后，晚了一百多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是早期北美移民们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是一批清教徒，即加尔文教徒。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关于这个我也不多讲。还有一件事情与此相关，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北美的剑桥，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第一，他们是清教，第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才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真正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还有更多人说，因为他们碰上一个高风亮节的华盛顿，放弃做国王的权力。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还八字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宪法又是怎么来的？大家可以思考。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它只有我们武汉市城区这么多人口，500万，可这个小小的国家什么都有。它从来不说自己有原子弹，但也从来不说自己没有原子弹，而全世界都知道它有原子弹。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以色列的高科技应有尽有，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这二十多年来主要靠买人家的高科技，后来美国不卖我们了，欧洲也不卖了，最后我们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禁忌，跟以色列建交，以便买它的高技术。我们买了它的预警机，后来美国干预还没买成。以色列凭什么这么牛啊？因为它是有大学的啊，它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伟大的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以色列的教育经费占GDP的8%，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倒数第几名。邓小平时代是重视教育的，但中国的教育经费却只占GDP的2.58%。那些两会代表都说出这样的狠话，还登上了报纸：谁要再不重视教育，谁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教育经费这才慢慢地回升，到今天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4%了。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们的教育与科研经费是多了，大学校园里的小车呈指数级上升，校长们请客豪华的程度让你目瞪口呆，——我没在华师吃过哈，我在别的地方吃过，房子的豪华程度也是无法想象，钱都做这些去了。以色列的教育与科学，投入经费的成果效率是美国的两倍。以色列人是真读书的，他们的文化教育科技是最重要的，所以它没有不强之理。
美国先有大学，以色列先有大学，咱们再看看日本。日本跟我们中国可有一比。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就是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跟中国比，可是他们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今天讲座的主办者也办了中国大学校园一份难得的学生杂志啊，这就很了不起），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日本人是认福泽谕吉的，他代表着一种理念。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指引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过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自己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这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孙中山如果不是后来的原因，是没有这个地位的。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年，只有几年时间，因为中国已经没有时间了，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连战在北大说，北大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他讲演太精彩了，几乎没有人怀疑他说的不对，但是你要稍微考虑一下，就知道他这个话至少非常片面。北大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摇篮，它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摇篮，北大是兼容并包，什么都有嘛。真正的大学能给社会提供多种选择的智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话大家都听说过，可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早期共产党的所有领袖几乎都是从北大出来的，连毛泽东都沾了点北大的边，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当年列宁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要抗衡日本的威胁，需要在中国培养一种力量，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还很弱小，他到处找一个有实力的合作者，先找了吴佩孚不行，最后找到了这个南方革命家。他点拨了一下孙中山，孙中山也开了窍，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他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后来收拾了天下，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知道苏军退出之后的阿富汗，谁也收拾不了军阀混战乱局，最后却由一帮学生军收拾了，塔利班就是学生军的意思。他们在黄埔虽然只过了半年时间，也就相当于你们大一上半学期，但是这就够了，为什么呢？从此大家就被一种意识形态的理想所支配，就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功业的全部奥妙就在延安，而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也就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把握，是我们今天大多数学者们望尘莫及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很坏很坏，阴险毒辣的人叫康生。有个说法，不是我的，我是网上看到的，作者没有名字，在延安最关键的人物，除了毛泽东之外，还有康生，他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非常牢固，所以延安八年出来的共产党真正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国民党不能比的。400万美械装备的政府军，被那93万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给收拾掉了。
我们知道，西方人内心深处有一个绝对的精神，像太阳一样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每一个人都认同它。所以人与人之间，即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之间，人们遵循一个普遍的Logos，或者一个规律，一个法制，一种理性，由某种纯粹的智慧光辉照耀着。这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人只有衣食父母，只有恩惠，只有恩情，只有黑社会的老大哥罩着。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这里，我们不讨论价值选择上的对错。
还有一件事情要大讲特讲的，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无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今天很多人在喊，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喊这种口号的人脑袋大都有些毛病，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更不知道什么叫世界一流的大学。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理念，只是照搬别人既定的知识，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大学。
大家想一想，今天现代文明已经面临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而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分不出胜负，又难以调和，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拿出自己的智慧来吗？中国这样大一个民族，有众多高智商的精英，假如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有一种真正的大学理念，它能不产生世界上最伟大的智慧吗？能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所以它太伟大。在这方面，应该说蒋介石有功不可没的地方。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居然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造枪炮，力学系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呢，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按常态来办。而这种大学在整个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共产党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这个民族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尚有很少的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居然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训练工具，打造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所以20世纪中国只有少数时候有智慧，绝大多数时候是由一种僵化的智慧支配，当大家都知道这种僵化的智慧没有用了时，也只是以经验主义取而代之，要么干脆去与国际接轨。什么叫与国际接轨，就是认洋人的智慧才是智慧，一切照洋人的方式办事就行了。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依附型的现代化，武汉的发展动力来自深圳，深圳的动力来自香港，香港则由英国，由美国，甚至由日本带动。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就靠洋人带动。这种带动是注定没有前途的，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的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灾难，这早已经由拉丁美洲证明了是一种灾难，中国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拉丁美洲化。中国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的岗前培训机构，中国人彻底变得没有脑袋。
最近几年人们才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要自主创新，怎么搞啊？建几个院士楼，引几个洋教授，海归教授来，很多的车，大把的钱，什么工程，什么学者，什么博导群，能够创新吗？不！不可能！
中国今天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我不想说崩溃的边缘，实际已经崩溃了。我在自己的书里就引用我们学校一位老先生的话：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作出任何一个新概念、任何一个新理论、任何一个新方法，没有一项是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创新，甚至还远不如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知道文革结束的时候，全中国人民都学习陈景润，人们相信没有林彪、四人帮后的中国大地，无数个陈景润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结果呢，陈景润死掉后，中国大地上一个陈景润级别的数学家都没产生。要知道，陈景润在当时中国并不是一流的数学家，还有比他高的数学家还多呢！中国今天的数学是完全不入流的，物理学也是完全不入流的。中国生物学曾经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袁隆平就是超一流的科学家，人工牛胰岛素合成也是一般的诺贝尔奖不能比的。可是今天中国不要说超一流的成就，就是一流，亚一流，准一流都没有，完全绝迹了。二十年前，中国科学家每年总有几项被世界承认的科学成就来，国家科学技术的一等奖没有空缺过。十多年前，中国经常一年拿不出任何可以获得一等奖的成就，而且随后连年空缺，到现在已经难得哪一年不空缺了，整个中国科学已经彻底枯死了。（按：不久一个消息打我的嘴巴，两位华人数学家完成了世界难题的证明。不过，他们的老师丘成桐先生，大概是不反对我的上述论点的。）
为什么会这样惨呀？不是没有钱，而是大学死了，大学理念死了。正在主导中国战略的经济学家愚蠢之至，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文明，根本不知道现代文明的奥妙在哪里。现代文明是先有一种理念，一种法理精神，一种科学精神，扎根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尤其体现在知识精英们的追求中，而这些知识精英的堡垒就是大学。
今天中国大学已经成了一个牟利机构，学生为未来利益谋求学位，学校则以售卖学位赚钱，这样GDP也增长了。刘道玉先生的那个新书发布会上就有一位大人物，据说就是高校产业化的始作俑者。中国为什么被这么一帮蠢货支配？因为欲望，我们是被心中的欲火烧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穷怕了，总想增长GDP，总想捞钱，总想买车，买房子，从50平米到80平米，到100平米，到120平米……。现在你到华中科大去，已经买不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了，要买就160、180、260平米！你想，一个大学教授在二十年里就这样把房子从80平米折腾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够，再折腾第二套，第三套。他还能追求一种纯粹的智慧吗？你说，这种背景下的中国大学，谁能不变态吗？
一个真正的大学教授，他人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快乐，是追求智慧。欧几里德大家都知道，所有学过初中平面几何的人，都会惊叹于欧氏几何的完美，居然能够以五条自明的公理，从点、线、面几个条概念出发，把平面几何的所有的规律用逻辑全部推演出来，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空隙，没有任何皱折，一切那么光亮透明。一个初中生对西方数学以至于整个科学的最早敬畏可能就始于这里，当他能够推演出一条一条定理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自己的大脑溶入了人类最伟大的智慧之中，所获得的快乐是无法用以言语形容的。欧洲科学家们的心灵关怀里大多源于这种早期体验。而这种智慧在两千多年前，由欧几里德建立的。欧几里德的学校里众多弟子跟他一样，对这一套走火入魔。
但有一个学生，或许是受了我们中国人这种思维的影响，他给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老师啊，你这东西是挺好玩，可它有什么用啊？这一下把欧几里德给问住了！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没用啊！没用你们这样神魂颠倒干吗？不知是老师觉得惭愧，还是不想跟这种人纠缠，他叫仆人拿两个铜板交给学生：对不起，我这东西没有用，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有用的东西吧。欧几里德几何是没有用的，希腊哲学家像泰勒斯那样，赫拉克利特，毕达歌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阿基米德那样，都追求着一种没有用的智慧，为求知而求知。这种智慧是嵌入了人们内心深处，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为他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材，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只有一切国际接轨。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最终是断子绝孙，为什么呢？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我照了一张相，在德国人的市场上，欧洲人制造的一个小玩意，一个简单的刮果皮的小刮子，就一个塑料把柄，一个小铁片，组合成的小玩艺，最少是3.5个欧，换成人民币35元，在中国这东西就是五毛钱或者是一块钱。但是在它旁边，有一些中国制造的碗碟，一个很大的瓷盘，有很高级的镂空工艺，但在那里的价格居然比不上那个刮子，只卖2.5欧。所有中国制造都是最廉价的，中国甚至不惜以倾销方式求人买我们的东西。
什么是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去。这怎么可能呢？原来，中国狠狠地压低打工仔的工资，他们甚至不叫工人，没有工会，没有工人的基本权益保障，七八个人住在鸽子笼似的房子里面。每个地方官员们千方百计制造召商引资的优良环境，什么环境啊，就是狠狠压低打工仔工资，给予投资者最大的优惠，让大批外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前来投资。台湾街头找不到工作的闲汉，跑到大陆来就是老板，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却只能做打工仔。
为什么大陆中国人就这么贱啊？这种经济格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格局，中国人只要跟国际接轨，所有事情都是按洋人的标准来，别人干什么，你干什么，打工仔嘛就是这样。那些最高级学者也是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说穿了就是抄别人现成的东西。整个民族都在抄，院士们也在抄，清华北大都是在抄。今天多少学者不是抄出来的，还有多少大学生写文章还是自己在写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国际接轨必然造成学术的全面腐败，不抄也没有任何独立的思想与创造。
有智慧的老板赚的钱永远在最高端，完全没有智慧的打工仔赚的钱只能在最低端，只是别人一点零头。多年前朱镕基总理访美，就安慰美国人说：我们中国GDP的增长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中国生产的东西你们美国人早已不生产了，赚到的只是一点零头而已。在美国一双中国制造的鞋子卖120到160美元，那些台湾香港的老板赚了20美元，中国的打工仔只赚了两美元而已。一个巴比娃娃在美国卖10美元，可是中国的打工仔只赚0.35美元。中国经济就这个样子，它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人格依附性，整个民族内心的自卑。打工仔无论是基本生存，还是基本人格都没有保证，只有少数的富裕阶层看起来很滋润，他们的房子从160、200平米到260平米，从一套到多套。这种经济发展理念是断子绝孙的。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连台湾早就有，陈水扁台独战略都是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今天还只有我在说文化立国，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才是关键，今天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主流思想者意识到，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因为改变内心是痛苦的，一位著名作家韩少功说过，过去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他们不敢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的问题，他们转而去把焦点放在身外的一个目标上，他们以为只要把身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解决了。其实所有问题的根本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所以一个真正勇敢的人是从自己内心深处的改变。我们总是认为，一切罪过归于满清王朝，归于军阀，归于国民党，再后来归于林彪、四人帮，现在大家都认为万恶都是当年留下的制度。总而言之，不是我造成的。连那些明明寄生在制度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活得很滋润，他们丝毫没有道义责任。我们没有文化的觉悟，不敢面对自己的人格。知识分子口中不断地骂官员，骂制度，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现存制度里的既得利益者，内心的腐败程度比官员来已经有过之无不及了。
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咱们这几位同学办起这么一份杂志，这么一个讲坛，这就是真正的大学行动。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进来，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有变成了真正的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我讲得太远了，讲得太开了。就讲到这里吧！谢谢！
（2006年4月讲于华中师大新学人论坛，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社会科学论坛》等处。）
问答：
要改变现状，没有组织力量是不行的，如何把你的思想变成组织的力量呢？
社会组织首先需要思想的指引。现在思想运动还没有完成，我们需要首先让越来越多的人自我觉醒，然后再去组织社会。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最怕组织的，而许多人却热衷于建立组织。有人认为，民间组织是社会走向民主的必要中介，这种看法我觉得有肤浅之处。需要看到，由于农耕社会缺少大规模公共生活，传统中国的组织常常是封闭式，宗法式的，常常只有相互排斥的利益关系，缺乏理性的文化约束。这种组织难以走向民主与共和，却会拉山头，搞黑金，建帮派，大家宁做*头，不做凤尾，谁都要当头，然后只能是一场混乱，结果是走向专制，走向黑社会。
李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然后才能有心理的独立。你怎么看？
李敖这个话有一定道理，西方知识分子的确拥有相对多些的经济独立。但这可能夸大了金钱对知识分子的作用，可能与他个人某些性格有关系，用在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身上比较牵强。有钱与有文化没有必然关系，富裕的知识分子可能最是没有创造力的。金钱还可能成为收买知识分子的手段。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学里寄生的学者大多生活得越来越优裕，却越来越无所作为。倒是那些并不刻意追求什么经济独立的人，反而能够在淡泊的生活里有所作为。
十年多前，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以谋求所谓“经济独立”为借口给自己开路，下海经商。他们说先去赚到钱再回来搞学问。其实他们的选择主要是谋利的冲动，只是一种简单的欲望在起作用，并没有超越的精神追求，他们心存留恋的，其实是过去时代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光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有人在追求到了所谓经济独立之后，真的把经济力量独立转化为文化力量。即使有人赚到了很多钱之后支持一点学问，也是当作业余爱好，仅仅是一个姿态。
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不独立，没有超越的智慧，这是两个根上的问题，不能通过一头解决另一头。其实，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缺钱花，像我是大学里赚钱最少的人，也从没有缺钱花过。中国大学里根本不存在知识分子无法生存的问题，他们的基本收入都能保证生活比一般市民好得多。很多人房子已经到了200平米，车子已经换了两次，但他追求不仅没有发生转移，还在攀比，甚至在抽风，他们内心生活中的追求已经彻底瓦解了，只剩下无止境的贪婪。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本来有传统生活的追求，但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压力下几乎完全瓦解了，而西方智慧的内在涵养没有变成人们内心生活中的追求，不能给人们带来的充实和乐趣，人们只是崇拜它外在的强大，用它来装点门面，作为带来经济效益的手段。所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既丧失了传统修养，也没有获得西方智慧，基本上是一个怪胎。
是不是说，知识分子欲望不强烈，可以安于生活的清贫，这可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的。
欲望是人人都有的。弗罗依德认为人所有的行为都是被自己的里比多支配的，生命体都有一腔欲望，但人的本能欲望不是直接呈现的，人有禁忌，人类文明源于禁忌。禁忌就是把本能的、原始的欲望压抑起来，变成一种势能，这种能量在理性的引导下才能释放，并形成人生的动力。越是低级的文明，欲望越是动物式地直接发泄；越是高级的文明，欲望越是受到理性的约束，去追求明天兑现、后天兑现、将来兑现甚至彼岸兑现的目标，形成内心的文化创造力，科学好奇心，形成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总以为西方人比我们自由，可你到了西方，尤其在公共场合，你却会发现自己缺乏西方人那种自我约束，不是被别人约束，而是自己约束自己。中国人内心没有宗教传统的约束，便需要一种有形的外部约束，要由父母，教师，组织，上司，警察来管教，这就是形成了中国社会人治的必要性。
今天中国是以物欲横流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的，我们常常说的解放思想，其实大多数时候的言下之意是放纵欲望。这是一种低级的增长，越是新奇、嚣张的东西越是受人青睐，旧东西恨不得马上扔掉。前天新闻联播吧，报道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武汉商场在一瞬间被炸成一片瓦砾。十多年前炸掉武汉著名的苏联式建筑——武汉展览馆的那位市长，后来竟然做了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城市今天难得找到20年前的房子，50年前的房子更是罕见。而我们追求的那种高楼大厦，只有物质外壳上的嚣张，是内心空虚的表现。世界最高的大楼，大多建在华人圈里。
在欧洲，到处都是一百年前的房子，两百年前的城堡，八百年的教堂，却很少高楼大厦。越是旧房子，越有记忆，有文化，有内涵，有艺术，有亲切感，越被人尊重，修旧如旧。在这里，人们不是直接欲望的存在，不只是追求物质层面上的丰富，他们的吃喝玩乐在生活中的比重比我们少得多。法国人的美食在我看来太差了，巴黎最繁华街段的炸鸡，外面咸得要命，里面却淡的没法吃。相比起来，他们更多追求的是精神内涵，他们街上的房子，甚至一些空旷的山野，都有被人精心装点、布置的痕迹，他们的生活细节静静地呈现着艺术、宗教、哲学的意义。
西方人口压力小，所以房子低。中国人口多，要高楼可以节省空间，这是一个因素。但房子高到一定程度，已经失去了土地利用的边际效应，而带来的环境、安全、交通、能源消耗、舒适度的问题远远超过土地利用的优势。
你心目中合格的大学校长是怎样的，假如你做大学校长，你怎么办？
我能够做大学校长的时候，中国大学就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大学校长怎么做，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讨论，蔡元培早就给大学模式以基本的定位，我这里也可以说很多办大学的具体办法，譬如，我们今天这样的讲座就是大学最重要的东西，而不都是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去的课堂里。大学是有自由心灵的人，追求内心的理想的人的乐园。
好几年前，曾经写过《新大学人》的王东华先生对我说，他永不再谈大学问题，因为大学不是你我小人物谈的，谈了也白谈。的确，在中国，大学是一个权贵话题，它属于上流人士的专利，没有一定身份的人谈起来也没有自信，更不会有人理睬，而上流人物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也会让成群记者们跟风。为什么呢，是我们特别崇尚文化，敬畏大学吗？不是，是由于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贫乏而产生的权威迷信，这也造成了那些权威本身的矫情、虚假与做作。这种格局更加剧了大学的腐败，小人物不敢怀疑，青年人不敢批判，而大人物无耻作秀，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撞骗。
每年暑期，中国众多著名大学校长们都要和国外著名大学校长聚会，每年大学校长论坛都是沸沸洋洋的，他们与洋校长们优雅地坐在一起讨论了那么多回，早应当恍然大悟了吧，没有。他们不断地宣布某项改革，譬如说要考什么，要达到什么才能毕业。过几年之后，搞不下去了，又宣布取消。建立是他们的功劳，取消又是他们的功劳。
譬如说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在北京市招生比例远远超出其他省份的十倍以上，北大录取的北京学生就占了13%，甚至有人说是17%，这首先是一个严重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可是，你看那些名牌大学校长说了什么呢？我们都为他们感到脸红，回避实质问题，赤裸裸地为优势群体辩护，赤裸裸诋毁不发达地区学生的智力水准。什么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这话背后完全是权力思维。这是所有人的正常思维都能够看到的，在这一点上名牌大学校长显得比常人还蠢。
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大学校长是应当比常人聪明的，他们应当知道，年轻人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城市上大学，是不利于他的心理健康的，不利于他的心智开发的。因此，重点大学一般是不应招收本地学生的，北大清华人大一般就不应招收北京学生，复旦也不应当招收上海学生（特殊情况，如残疾学生，外地长大的学生例外）。这一点，新闻记者可能想不到，学生家长也不容易接受，上海家长认为孩子离开上海就是下苦海，北京家长不可想象孩子到外地上学前途怎么安排，他们想不到这恰恰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但大学校长们不应当不懂，不应当不讨论，不应当置若罔闻。
再譬如说，每所大学都在应付各种各样的评估，怎么应付呢？完全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花半年时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把日常事务都放下，去建立各种应付检查的档案，填写无数的表格，制作各种手册，我们学校还要求准备几年来各门课程的两套试题库，标准答案，学生考试试卷，没有的要组织学生另行制作。至于有几门课程学生真正有所收获，有几堂课的老师能够让学生不睡觉，有哪些真正在思想，真正在做学问的教师需要支持，像我们这样自发而来，从心底里报以掌声的讲座需要支持，这是没有人理会的。学校奖励的优秀教师，很少是学生真正满意的。
堂堂一所大学，为什么要干这种连最简单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奇蠢无比的事呢，校长要做的；校长为什么这么蠢呢，上面的教育官僚逼的；教育官僚真的这么蠢，不知道这种评估全是相互蒙人吗？不，他们很聪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要做这个，向世人显示他们支配教育资源的权力，我就能让你做蠢事。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一个官僚，代表一种非学术的权力。他们需要做些事来证明他们的权力存在，他们要以某种程序来分配各种利益，这种分配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完全是瞒天过海。因此，做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人格，不是智力问题。
大学最重要的不是死啃书本，不是考试时给出正确答案，不是学习有用的专业，而是把众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发挥出来，把激情，浪漫投入自己有兴趣的专业研究，投入合乎自己理想的社会活动，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什么是自由，就是为自己的思想与信念所支配。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才有能力改变社会，创造新文明。
大学应当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天地，是一个理想国。但我们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的，现实怎么可能呢？人是社会的，你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吗？你只有私下里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只能在关起门来讲自由。不要太低估我们环境的压制。
我们也不要放大环境对人心灵的约束。人从根本上是自由的，怎么不可能呢？人是社会的，但人首先是人自己。政治教条是很扼杀人，但老师还是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讲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生也是可以带着独立的思考与学习。没有怀疑马克思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嘛，今天也没有人反对你去研究马克思以外的思想嘛，你还要干嘛呢？
你可能过分在意别人在迎合社会时获得的好处吧！你担心遇到麻烦的时候，会失去一些好处和机会。如果你愿意放弃一些好处，譬如放弃评教授的机会，放弃180平米的房子，安于住100平米就行了，你不是很自由吗？
大多数人都是要生活的，有面子的啊，他们也应当有自己基本生活的利益啊。
大多数人是不能主动改变现实的，我们说的大学知识分子是自由人，大学永远是少数人，是真正的精英。他们更看重的是心灵追求。今天主持讲座的几位同学，就放弃了很多正常的考级考证，却追求一些不现实的目标，常常伴随着失败，自己垫钱做事情收不回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是需要牺牲的，要有付出眼前利益的勇气，要有一些傻瓜敢于放弃做教授，甚至放弃做校长，放弃200平米的房子。其实，今天大家追求的吃喝玩乐的边际效应已经越来越小了，之所以还舍不得放弃一些低级的享乐，因为我们不敢，因为你的同事都有了180平米房子时，你觉得你120平米的房子没法住了；你的同学都有车子，尽管有车子对你的累赘，你也要有。为什么，因为孤独，因为我们的人生价值是人云亦云的，是由面子决定的，以看得见的东西为标准的，没有自己内心世界的选择。今天中国人内心空虚，没有精神支柱，所以最怕孤独。文革中因为害怕孤独，大家都争相表演真诚，争相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甚至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怕孤独，孤独是知识分子的第一状态，孤独才有真正的内心世界，才拥有真实的自我，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我们太多人只是生活在人云亦云的外部世界，而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面对自己内心世界。真正拥有了内心世界的人，能够以自觉地行动走向普遍的价值与理想，也就超越了孤独。
任何人唱高调的时候要警惕！我刚才唱了很多高调，其实我自己也不是我说的那种理想的知识分子，一不留神就俗了，我也追求房子，我也追求更高收入。人都有两面，理想与现实，这两者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一个先一个后，先现实就没有理想，先理想也根本达不到现实。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是没有经济基础，绝大部分人其实生活得很优越。
物质决定意识，文化怎么可以立国。如何产生文化立国的条件？
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教条，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其实并不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活得好了，就一定会有先进文化。相反，文化决定生产力，马克思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继承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唯心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一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
每个人都有欲望，但又不只是欲望，人要追求欲望的超越。其实，只要我们有一点从容，大学时代更多在培育自己内在的涵养，当你走向社会，你会发现无处不有机会，无处不有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机遇。我们太焦虑，急于获得老板的赏识，突然暴发起来，我们贪图安逸，害怕失败，害怕长期艰苦的奋斗。我们处在物欲横流之中，并不是物质生活上去了精神生活就会上去。某一个系开会，讨论两个话题，一是学生们正在抱怨，全系没有过几个老师的课不让人睡觉，这个话题草草收场。第二个话题却让人兴高采烈地起来，系里创收不错，大家讨论小金库里的钱怎么花掉。
你的报告给我们新的声音。理想的大学感觉好象是修道院，在遥远的天空里，不是要有用的。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大学不是太有用了，而是太没有用了。比方我们华师的学生，毕业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何谈改变社会？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要认真回答。你很有现实感，也很有说服力，但我要说，你这种思维恰恰是中国的灾难。我们得承认，现代文明的全部优越性和全部残酷性就体现在，由于它支配资源的高效率，把人群分化为极少数的老板和绝大多数的打工仔，准确地说，越到后来，绝大多数人连做打工仔都没资格。中国今天的经济体系与教育体系，就是让几乎所有中国人作一个乖乖的打工仔。不是吗，连华师这样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都只想着做一个有人要的打工仔嘛。我们把国内已经有的老板位置，以及未来可能的老板位置都拱手让给洋人以及香港人台湾人，外资进入，廉价商品输出，独立工业体系瓦解。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打工仔的汪洋大海，制造的东西堆积如山，向整个世界倾销，甚至对全球产业构成灾难性打击。中国经济学家说这是好事情，世界工厂嘛，说这是经济发达的标志。但我认为正相反，这种劣质、无序、嚣张的经济增长，为了谋求直接的物欲满足，丧失内涵，丧失自我，把那么多好东西拆掉，炸掉，破坏掉，浪费掉，这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边缘化。你知道，今天越来越少的老板赚的钱几乎到了无止境的程度，比尔盖茨要不是美国人自己都嫉妒他了，不断地用反垄断手段给他使绊子，谁能奈何他过几年让自己身价再翻一番？可怜我们这些打工仔呢？能赚的钱相对比例越来越少，马太效应嘛；这个世界上不仅老板位置需要竞争，打工仔的位置竞争更是白热化。
华师的学生，连你们都没有了创造力，没本事当老板，而且也不努力去做老板，顺带提升自己的兄弟妹妹们的打工仔地位也就罢了，你们却要参与到打工仔的恶性竞争中去，抢夺他们那些可怜的饭碗，这不是让中国整个经济地位更加矮化，更加雪上加霜吗？你想想，你这种大学教育理念不是严重失职吗？这是大学嘛？明明是打工仔岗前培训嘛！
我们需要的是另一条道路，我们先不谈中国要拥有真正的高科技，还是从细小的方面着眼，我们需要有大批有文化人，去把农村生活安排得更有条秩序，去把城市生活安排得更有文化。今天中午，我和一个朋友还在说，我们旁边有些五十年代的旧房子，要是好好设计装修一下，不需要那么嚣张的拆建，不比那些新修的院士楼差。可是，没有人想，更没有人做，也已经没有人能做了，只有人想着把它拆掉，堆砌一个钢筋水泥的怪物。中国到处都是工地，拆了建，建了拆。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听学生说，五十年代由梁思成设计建造的好几幢三层楼房子，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古典中国文化韵味，已经拆了一大半，剩下也难保。我不信，梁思成五十年前保卫北京古城的故事已经成为千古绝唱的今天，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拆他设计的建筑。后来与该校经济学院院长同车，一问，还果有其事，硬道理是学校发展的需要。我们这种教育，应和了这种经济增长理念，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贫穷，道理看似很硬，其实是断子绝孙。
大学老师坚守篇
郑强谈教育经典语录
1、日本人宁愿喜欢黑人，也不喜欢我们，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了精神。
2、大家都在嘲笑俄罗斯，但我知道俄罗斯将来一定会发达，因为那里的人2天没吃饭了饿着肚子还排队，而我们有2个人也要挤的不可开交。
3、日本人侵犯我们，因为我们出了很多汉奸。将来日本人侵犯我们，还会不会有汉奸？谁将是未来中国的汉奸？在座的诸位很大一部分都将是。因为你们嘲笑爱国者，崇拜权势和金钱，鄙夷理想和志气。
4、谁现在就是汉奸？北大清华的学生，因为用他们学习的知识帮外国人开拓市场，打败我们中国的企业
5、我们漠视历史的价值，总以为楼宇越新越好，但你到法国市中心看看，几乎没有什么新建筑，他们以历史积淀为自豪，而我们以不断地拆楼建楼来折腾自己。
6、教育的本职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靠教育来谋生和发达也是可以的，却被我们过度重视了。
7、将来中国即使发达了，但你看看那些开着豪华车的富翁们从车窗外向外吐痰、扔垃圾。你就知道，如果没有教育，中国再富裕也不会强大。
8、读书是为了承担责任。但现在的教育让女人承担了太多责任，让男人逃避了太多责任。
9、人类历史，实际就是一连串冲动。所以大家不要鄙视冲动，因为冲动都是可爱地。
10、中国的篮球不缺乏技术，不缺乏金钱，但他们缺乏责任感，哪怕是对消费者的责任感。
11、会唱歌的人用气息发音，所以不累。当我看到你们说话时喉头是动的，我就知道你唱歌肯定不好。
12、未来20年，中国人崇拜的将是知识而不是官员。这一点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这个民族对知识的尊重，无以复加。但现在在中国有点钱的人，有点小权的人--哪怕是个科长，也可以照样把大学教授弄得没有尊严。这种貌似聪明的聪明，洋洋自得的市侩，是多么肤浅啊。
13、一个男人，只可以给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下跪，只可以对自己的老师鞠躬，绝对不应当对权贵与金钱低头。但如今，大多数人正好反了。
14、日本人为什么不道歉，日本总统为什么不谢罪？因为他们知道，日本人的尊严和历史最重要，相反其它亚洲的不满太没有分量，所以他们可以置之不理。
15、教育应该让中国懂得自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外国人就低头，女生看到外国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讨好。同志们，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多么地没有尊严。在留学的日本东京大学的人当中，我是唯一回来的，但日本人反而敬重我，因为我活得有灵魂，活得有骨气。
16、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17、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18、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19、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
20、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21、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老师是用来牺牲的
刘老石
2010年7月31日，我正式辞职——辞去了天津这个大学的教职，这距离我成为大学老师刚好十年。
很难说清楚这种辞职的感受，一方面，我深爱着这个岗位，我每个学期都要和几百个青年人打交道，我竭尽我的能力把理想、知识和做人的准则传递给他们，像浇完水的园丁，看着他们在一点点的改变，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是2000年7月份作为引进人才正式到这个学校的，那时的学校还是一个简朴但是温馨的学院，社科部只有20多个人，但是气氛还算好。于是我可以满怀激动地准备着每一节课。不久我到另外一个院系做兼职辅导员，分工是负责学生活动，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凭借我对大学的理解，我知道青年人最缺少的是什么。于是我宣布了一条新政策，即每个愿意做社团的同学只要是愿意都可以随时成立社团、组织活动，我将给予必要的协助。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二十多个学生社团成立了，其中包括调研社、时事政治研究会、朱镕基研究社，也包括大话西游协会、羽毛球协会，雨后春笋。后来有几个社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狂疯演讲口才协会，学员们会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的桌子上，反复的高声咏颂、大声演讲，会在图书馆前的台子上高呼人生信条，会到每一个宿舍中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真诚。另一个至今还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社团是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从2000年冬天开始下乡调查支农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如今这个社团已经成为全国二百家社团中的创始者和楷模。我坚信，学生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做好青年人自己的事情，他们的朝气和激情将会让他们脱颖而出，他们的美好人生和品格也会在与社会和现实的交互中获得升华。没有激情的人生不属于青年人，对人的管理只能是顺应和因势利导而不能压制。
虽然蓬勃的学生活动使得这个学校焕发了从来没有的生机，至今十年还无人能及，虽然有人据此提出“学生社团是未来学生工作的基点”的理论。但是伴随着同学们的热情迸发，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担忧，先是埋怨，后是压制。一年以后，我如期结束了我的辅导员工作，社团的蓬勃也就昙花一现，留下来的是几个坚韧不屈的学生社团和一批激情的青年人。
从此，我成为专职的公共课老师，我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也和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们同样用睡觉和逃课来对付我的上课。面对着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他们，我必须要领着这些青年人向前走。我最重要的任务应该就是改变目前此类学科最令人恶心的方面，就是不敢面对现实，空话套话连篇。我发誓如果我做一天我就要让青年们向现实看一天，多从现实中获得一份道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追随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一个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从此我开始和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每年的寒暑假和“五一”、“十一”的长假，我都会带领一队学生到农村去，调查也好，体验也好，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获得认识，学会善意。
虽然2000年的农村村村抗争，乡乡点火，烽火遍地，但是是不会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到农村去关注他们，更不要说去调查。于是只好打着“农村文化旅游”的名头，在校内招到了六个同学，到山西左权县麻田镇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的地方。只有一个星期，也只是观感式的做了一点调查，但是从此这些同学没有办法脱离农村了，其中四五个人在以后多次下乡，并成为校内学生活动的骨干，有些人直到大学四年级还在下乡，直到今天毕业近十年了，他们还和我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此心中有了农民，有了善良，也有了人。这种试验更多的还是对青年人信心的激励，我相信这种方法的价值。当那些愚蠢的心理学家们期待用什么心理辅导员来把社会问题内化成心理问题，以此来解决学生跳楼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青年人其实已经被他们的学科和狭隘绑架了。从此，我决心把青年人更多的带到农村去，让他们在对农村的关注中学习和体会自己的责任，让青年人们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超越自己狭隘的自我关注，从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此达到升华。
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这个学校里，无法获得视野有限的社会科学老师和狭隘的领导层的支持。于是我投奔当时一个著名的媒体（也是研究机构）做兼职工作人员，在这里，我开始把青年人到农村去的工作推广到北京各个高校，后来又进一步推广到全国各地，此后的岁月里，这几乎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和社会的鸿沟。
青年人的热情和渴求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短短的一两年中，到农村的学生社团一下子扩大到80多个，下乡成了理想青年的一种时尚追求，几乎在各地的团队中吸纳的都是所在学校的理想青年，各校的支农团体也一下子成了进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国。青年的这种理想选择不是偶然的，我更相信他们是对我们窒息的大学和沉沦的物欲的反叛。
没有哪个有想法的青年人不对大学生中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打游戏、谈恋爱，逃课、抄袭成风感到迷惑，没有哪个青年人不对讲课内容的空洞无物、讲课老师的死气沉沉感到绝望。激情四射的青年们竟然成了就业、考研和英语四级及新东方的奴隶，如此他们怎么能够不“郁闷”？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的校园里，所谓的先进理论和理想竟然是倡导青年人去发财和找个好工作；而那些声名远播的人生导师们竟然是以倡导青年人更加自我和自利，以及打破人的底线和廉耻为基本立意而哗众取宠，如此又有哪个有头脑的青年们不痛苦、不背叛？年轻的心注定要追寻高远博大与正义良知，而他们却被闭锁在拥挤不堪、瘴气飘浮的狭小校园中，每天被教诲着成为自私自利的猪彘。请问，青年人如何不背叛，青年人如何不在痛苦的煎熬中逃避甚至跳楼？
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所在的天津的这个学校的支农社团得到进步青年的积极拥护，影响全国，但是却受到团委某些人的压制，不给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这些同学实在无奈，就干脆自己写了招生海报挂了出去，但是姓杜的团委负责人竟然把他们的海报撕掉，同学们愤怒已极，同该人大吵，并且找校方理论，校长躲避，他们就在在校长办公室门前整天等待。又将所有的信息发到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校方非常恐慌，在半夜一点找同学们道歉，并且同意同学们的各项要求。校方低估了学生捍卫真理的勇气，同学们也没有想到学校会如此的懦弱和不堪一击，其实当初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决定鱼死网破，作死一拼而已。
但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抗争的有几人？多数都在命令和压制中沉默了，这种压制的沉默注定会形成消极的对抗或者逃避。
但是，这件对抗事件对我而言导引出的一个结局是，有关官员猜测这件这个学校从来没有的事情的幕后和我相关（意即由我主使，他们不相信学生会有如此的决心和能力。其实我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完全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也不考虑青年人的成长要求。他们只想找回自己的面子。
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本性，也不屑于去辩驳，更无法去证明，我如何和一个强大的体制对抗呢？我决心以后小心做人就是了。
我并非是个特立独行的另类，相反我是一直寻求各种方法能够把我在校外的经验认识和工作成果引入到这个学校的。我先后多次给学校几个领导写信和建议，建议他们能够顺应大学生的成长要求，成立大学生人文素质研究机构。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后来我又提出成立农村问题研究机构，我认为农村问题日益严重和亟需解决，我们学校的研究基础薄弱，如果能够从农村开始无论是对老师的研究还是对新领域拓展，都会有帮助。尤其是对那些青年教师。这个建议得到了同行的认可，有些人开始和我一起下乡调研，有些人开始向农村研究转向，但是却被当时的主管领导和院负责人视为异类。我当时诚挚的要求，我说我做农村问题行动研究多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试验点，积累了相当的资料，而我们的老师却苦于没有研究方向，科研教学没有出路。我可以无偿的把这些拿来让我们的老师使用，可以让这些老师向这个方向投入精力，由此带起一个良好的研究和学习氛围，这也符合老师们的意愿，同时我们的老师也可以给更多的青年学生做指导，这是两好的事情。考虑到学校的经费的困难，甚至我可以帮助联系研究资金。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没有任何理由。
四次如此的建议之后，2008年我写了最后一封信，我说，如果早在四年前就按照我的建议建立相应的机构，今天我们会有多大的成绩，会有多少科研论文发表，会有多少老师受益，会有多少同学受益，我实在不明白如此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几年之后我已身心俱疲，无力再做这件事，所以我是最后一次向你们校领导提建议，建议你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报告。我把写好的信和建议送给了每个领导和我们的院系负责人。我知道他们不会给予答复，他们也确实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极具讽刺的是那个院负责人却从此自己搞起了农村问题，并且发了几篇文章。最后，我注意到他挣扎了多年终于评上了教授，他评教授的几乎是唯一的一篇有点分量的文章就是关于农村的。（请原谅我们学校的教授的水平，这个人的职务科技空间看看是书记。）
我明白，想要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弄出点什么动向来是绝对没有可能了。从此我没有给他们写过任何建议，也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希望。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学生支农的运动中，指导和带领他们浩浩荡荡的到农村去，调查、扶贫、支教、建立合作社，推动文化发展。这个运动不仅仅锻炼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也同时推动了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新农村建设的概念认同，也得到了某重要中央领导的写信支持。由此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挡住这场优秀的青年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救赎的运动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有如此多的优秀青年为伴，我把它作为人生的荣幸。我们推动了第一家真正的青年公社，让那些青年人结伴而来，终身奋斗。
但是如果你认为我由此会不务正业，甚至影响了教学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自认为我是这个国家最尽职的老师中的一个。我可以不关心学校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认真上我的课，我必须对得起这些青年人。我设计的课程是以青年成长为核心，实践和读书为两翼。在可能的场景下，我都会把告诉青年们如何做人、如何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如何肩负时代使命作为讲课的主题，他们会很信服我说的要做好人的“说教”，他们也会非常信服我告诉他们的要抓紧时间决定人生走向的建议；我给他们建立了读书小组，推荐他们按照兴趣方向去读书，我给指导；我几乎每堂课都会介绍最新发生的事情和评论，总会有人说是从我的口中得知最新的中央政策和世界动向。
至今引以为豪的事情是，我上实践课的方式的创新。我把他们分成三人小组，让他们去调查食堂里卖饭的小妹妹，门前站岗的保安，后院卖鸡蛋灌饼的阿姨，或者是他们年级的师兄和师妹。他们把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交给我作为他们的作业。我惊异于我的创新会得到绝大部分同学的拥护和感激，并由此推动了实践教学的几乎是唯一的无成本高效能的改进。
我做的这些得不到这个学院主管领导的认同甚至变相排挤是正常的，我从来也就没有想得到这些智力水平不高、政治素质不够的官混子们的认可。但是我坚信我做的这些会有益于青年人。所以当若干年后，还有多年前的学生从马路的对面跑过来和我打招呼并自动介绍自己是我从前哪个班的学生的时候，当很多青年人离校多年还跑来听听我的课的时候，当班级里的青年人跑来跟我商量决心离开大学选择新的人生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我可以不在乎下了火车不吃饭就给他们去上课，也可以不厌其烦的为他们寻找最好的教学材料而奔波，但我在乎他们的收获，在乎他们的成长。
很多青年人的成长是戏剧性的，很多事情的荒诞却是超出戏剧的。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过来找我要参加下乡和培训，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很单纯。我当然很高兴，他此后来了几次，很积极和很主动。但是后来突然消失了，大约一年后，这个女孩突然发了一个邮件来，她说，她非常感激我。他本来是学校有关领导派来调查我动向的“卧底”，可能给予的条件是给她类似研究生保送的“待遇”。但是当她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和下乡后，她发现我们讲的道理、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回校后和校领导说，我不打算做研究生了，我打算和他们一起下乡帮助农民。学校领导自然诧异万分，软劝硬说。最后这个女孩自己考上了北京另外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当没有学校的压力后，她给我们写信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呵呵，理想对优秀青年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物利和压力。
事实上，我在校内的一次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研讨会上，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今天“两课”教学和青年工作有两个外部条件是要认真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世界金融、经济大危机后，原来青年们中以美国为主导的对资本主义的美好向往已经打碎了，也就是说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的迷信已经不再吸引青年人了,我在课堂随机调查时发现确实如此；另一个是国内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过去唯经济唯GDP的有失人性的发展观受到彻底抨击，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原来青年人中谁提公平正义就会被辅导员关注或者谈话，但是在今天确是同和谐社会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觉悟高的表现。由于整体政策环境的变化，使得同样的工作其实质却已发生了转化。
由此青年们从自身本性出发注意到并且热烈欢迎这个时代的最新变化，青年们追随自己的本性，天生认同公平和正义。这样无论从外还是青年的内心都应该推动青年们追随于这个变化。我们做思想工作的应该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变化，并相信青年们会追寻着这个理想之光向前走。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让青年追求理想，积极拓展，相信青年们会坚定的和大方向站在一起。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部门和各个大学还在因循着九十年代以来的工作传统，对青年学生管卡压，生怕青年们惹出什么麻烦，甚至有意识的管控，或者鼓励和相信庸俗不堪的学生官僚去压制大多数学生，进而导致学生的无望和跳楼。这样做的结果是，本来应该成为青年灵魂塑造者的老师和做青年工作的人，非但不能引领青年们，相反却走向了广大青年学生和中央政策的对立面。这个阶层由此就陷入了非常痛苦的两难境地。而与此同时，由于主管部门的保守，使得广大老师也不能放手让青年们率性发挥、认真思考，而是说假话编空话，把“两课”的老师们也推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如此看来，需要的不是青年们的改变，不是对老师们的变相压制，而是管理层的解放思想。
到了2009年底我已经决定辞职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在学校里做学生社团的指导工作了，我怕给学生社团带来不利。几年前，当学生社团来请我当他们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学校的有关领导就来设阻，甚至以不给资金相威胁。我也并不在意他们几个干部合谋不许我评职称，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我早已视他们给的名利如粪土，我只在乎国家命运。之所以最后决定辞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竟然直接干涉我的课堂，不许我给学生以调查的方式布置作业（他们要求我和他们一样放个录像片权当上了实践课，同时也要求我随便留个什么题目让学生到网上荡一篇文章作为作业）。我明确告诉他们这是让我由人退回到猴子状态，这违反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不可以如此不负责任。此后，因为我批评教务部门思想僵化，课程改进不利，他们竟然派人以听课的名义骚扰课堂，甚至找个理由来报复我。我“不对”的地方是，让他们每次都找不到报复的理由，他们很生气又很丢脸面（呵呵，我本来就是个不愿意给“脑残”的人面子的人）。
此后，我自动竞选了“教工代表”，我希望这个职位能够为青年教师多争取一些说话的机会。我由此公开批评了学校有关部门和主要领导。我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但是我知道没有带来多少像样的正面变化。可能算个变化的是，当我理直气壮的退回他们借着开会的名义发来的高档皮包之后，第二次开会他们就乖乖地只发来了个塑料袋。
我知道我的辞职没有最终信守要为老师们说话并且改变他们排课和坐车难的承诺。所以，在拖延到了聘期的最后一天，上完了最后一次课，批改完最后一次考试卷子，认真的核对了每一个人的成绩并确认无误后，我最后递交了一份给领导们的信，要求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老师们的要求，改进行政部门的工作（也是我最后一次公开信）。然后，离开了办公室。回头再望望灰蒙蒙的教学楼，我在心底里说，再见了，同学们；再见了，××大学。但愿你的未来会更好，但愿青年们的未来会更好。
在想象中，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似乎应该会非常的愤怒，他们也似乎担心我会找他们的麻烦，但是其实我心静如水。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狭隘和他们怯懦的嘴脸。是的，身处一个多难的时代，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哪有理由独享安乐，而不同这个民族同甘共苦呢？更何况你还是一个老师？
但是我疑惑的是面对着这些日益焦躁的青年们，管理部门还有多少时日抱残守缺，我们还有多少狠心让青年们一批批的倒下？
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流石
2010年8月19日
为理想中的工大而献身
陈刚
领导们，朋友们，学生们，爱我的人们、恨我的人们：
我是合肥工业大学团委的陈刚，现任校团委副书记。我1977年出生，94年考入合肥工业大学，98年本科毕业留校工作，2008年元月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校团委党支部书记，2010年上半年学校选派我到东南大学挂职担任学工部副部长，现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副秘书长、校关工委委员、校教代会代表。低头努力工作，给学校挣了不少牌子，安徽省首个学生支部获省级奖励是我的支部，安徽省首届人才工作先进单位是我写的材料、安徽省首届创新创业示范高校是我执笔写的材料，还有很多。作为14年党龄的青年处级干部，最后想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组织的培养，朋友们的帮助，再见了。
合肥工业大学今年3月启动第四轮人事制度改革，据说徐枞巍曾经到教育部汇报过方案。本次工大启动所谓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仿照台湾高校模式进行大部制改革，事实上完全是一种人事清洗，和我徐枞巍关系好的就上，看不上的别人怎么说都不行。从我个人说起，我竞聘的岗位是校团委书记，三年前任职校团委副书记，而且排序第一，按照校领导的话说是有意培养的，三年中阅历很丰富，出去培训过、挂职过，工作尽职尽责，愿意和青年学生在一起交流，小有成绩，其他的可以看我的有关资料略去不表。本以为（不仅仅是我个人）而且是人人见到我都说团委书记肯定我接任，半年多来，所有人见到说我肯定可以干，我都讲“不见得，不一定”，我明白其中玄机奥妙处处小心，但终因徐枞巍反对而泡汤，原因清晰可见。
先讲徐枞巍其人，2003年底到工大，当时档案材料我去接的，纯粹混上的研究员来到工大非要宣传自己是教授出身，无非到西藏写过两篇调查报告而已，在北航时期即热衷出国，到工大六年出国多少次可以从网上可见一些，绝对是全国高校中屁股最坐不住的校长，出国花谁的钱，从哪支出补贴，为学校真正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其婚姻的不幸也是其性格变态的原因，听说多次离婚多次结婚，同居者众，曾有同居者把校长办公室门砸烂的事情全校尽人皆知，而其皇帝自觉穿上新装而已。最早是2007年就开始多次在大会上讲西村盖房、北区改造1000套，当时掌声雷动，多次讲掌声渐微。四年多，天天忙着跟各个地市搞合作，事实上都是场面而已，拉几个已经在那里做项目的老师去帮个场吧了，去年科研3.6亿，比他来时翻了几番，试问工大普通人的待遇翻了一番没有，7年基本不动，连中央要加的1000块都是在安徽省最后加、加最少。许多故事可以遍访工大老实人、明白人皆可问到。2006年网上闹出万人签名留徐校长的故事幕后导演不过是田小六罢了。
田小六何许人也，田作淳外号田老鼠（不是我叫他，我喊他田校，而是许多人叫他这个名字），初中生直接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家有小背景，“操控能力超群”而号称工大第二组织部长，他未经处级干部选举而成为校长助理，超过55岁而仍然可以开始担任，因用各种资源讨好徐而先由徐定，再由而后部分指定人员谈话所谓推荐出来的，近年来退休的工大很多处级干部不解直摇头，但仍然跋扈于工大，属于他参加的会议他参加，不属于的他也去，另外校长助理好向很少参加一些不该去的会议。
说道我的症结，我没有如愿也正是田作淳在从中作梗，田在幕后立体化向我进攻，先是有他说服徐把握方向，再做李书记工作，韩校本来就听他的，由宋做北区三校领导的工作，都是其老师学长，并做好中层处级干部联络，也正是我在暗推投票时落后原因，否则实名推荐我为什么不落后呢，但校领导就抓住我这点弱点不放。3月21日中午通知下午学生口党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副书记学工部团委研工部三个单位所有人员进行划票匿名推荐。中午电话满天飞，有副书记打电话劝我也做做工作，我感谢他，但一个电话没去说，我想公道自在人心，结果还是失算了，我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有组织地开始做工作了，有的找副书记到办公室交代，有的电话联系，忙的不亦乐乎，下午会场气氛我就感觉不对，心想自己答辩排在第一，那可是所有校领导和全校有重量级人物的评价啊，三个数据指标我两个排在第一，现在看来也没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从答辩时徐枞巍问我问题的眼神和力度，我已觉察有些不妙，但还是相信领导会用干活的人，现在看来也不是，我的命运和当年另一位团委副书记一模一样，同样答辩好，杨92分比赵88分高4分而不用，因徐枞魏照顾老乡而确立赵金华，事实上三年来赵金华自问认识多少学生干部？只会应时应景罢了，嘴皮不错，反应也很快，问题是全是虚的、假的啊。天天忙着些所谓论文，找关系申请所谓课题，连学校不同意的直接找省科技厅搞定，用一个职能部门领导讲的话是“你们赵金华关系资源用的滴水不漏”，别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质量工程项目申报一次又一次，别人报他将先考虑他，有人找我参加课题，当面就说先考虑他，他不参加再让我参加，明里天天说支持我，你好好接着干我绝对支持你，彻底两面三刀，年度考核他给我打差，却推说是马老师给我打的，票上有你不慎留下的记号啊！天天谎话一连篇，和学院女副书记的故事估计要徐枞巍给你主持了，他擅长。屁股上一屁股屎，怎么擦干净呢？两年就把上一届留下的10万多赞助费乱花光了，说送这个送那个，到底都送给谁了基本都不知道。我三年评职称，作为直接领导不帮忙，帮倒忙，如何跟你干，彻底寒了心，还要低头做好事。做人真难，所以特别怀念老工大。
老工大王成福、陈心召老校长的儒学之风记忆犹存，他们是尊重党委管干部的，发表意见不会这样为一己之力而无耻用人，尊重规律，尊重事实。那时没有吃喝风、送礼送卡成风，现在哪个处长不送礼，哪个又会不收礼，三千五千少的，动辄到北京请人吃饭一次1万多，很正常，老百姓能1000块都要先等着。徐枞巍多次在大会上讲要去跑关系，学院副院长要去找谁，请他吃饭交流，要做飞机导弹，简直胡扯太不切实际。哪里还有学问，全是浮云。全国高校校长要是都这样，高等教育完了。那时没有门户对立，尽管他们从机械材料出来，仍然用人五湖四海，向对我这种颠覆性的情况绝对不会出现。说道门户之分，小有观察，略加表述为后来人参考注意。
非常2+5的模式是工大军阀割据现状。北区巨帮以江舒为首、陈朝阳为核心、周军为主力，外加若干主力干将，尤以宋黎明等为代表，实力超群，紧密团结，多能成事；外来巨帮以徐枞巍为代表、吴玉程为骨干，前面先把吴拉上来，接着考虑如何让他接班，已经成为重要强势群体；机械帮以赵为首、郑学慧操盘，一批处级干部参与，是个未来主要实力；土木帮以张季、王小虎为代表；资环伪帮以庆承松、洪天求为为代表，但组织松散，心意不和，难以成事，根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人文帮以钟玉海、黄志斌为代表，陈发祥你忙什么啊，个人从超市支出给人发卡要人情，挪用属于学生纯粹勤工助学的资金用在你的超市人员经费上，反过来赚的钱去乱开支，黄志斌生日那是比任何人自己亲爹都重要，凝聚力很强，这次主要吃了这个亏；电气帮以田作淳、孙佩石为代表，经常联合操作工大一些事情，小人勾当做了不少。我的失败在于当年老朱书记在位时得罪了徐，朱徐矛盾以朱退休为结，事实上我只是个工作人员而已，我倒成了牺牲品；在组织部工作时不知何故得罪了北区人，陈朝阳女儿我当过她辅导员，自认为对他培养也尽力了，结果也不行，周军在未干校长助理时岳西和我谈话，称我小弟，我结婚时讲我该请他，这样的人最后仍然不可靠。外来巨帮不支持你、北区巨帮恨你入骨，其他人看你笑话，工作又怎么样，三年评职称搞不上，那时就该清醒了，有人害你，怎能有机会，应清醒自知就好了。吴玉程骗你玩你的话你能信，活明白了，死也值了。
好了，职务我不要了，职称我不评了，人心我也不信了。我对我曾经的学生说，“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事实上也是在勉励自己要挺住，但是真的挺不住，我要为正工大风气而献身，老师向你们食言了，你们不要学我，团委后来人还要好好干，社会实践项目该征集了，挑战杯项目该遴选了，高科杯该启动了，五四表彰也要抓紧了，我想实现团委办公信息化的梦也破了，课程化的事也没办法了，很多关心我的兄弟让你们见笑了，我实在难以承受连续三年评不上副高（都说我和胡兴祥关系不好，怎么和你结下的梁子，你自己心里明白，送你一句：私心太重、格局太小）。多年来每一个找我的学生我都积极和他们互动交流、解决问题、做好工作，为了工大。但是现在工大的风气真的不好，所以想教育部有必要成立个工作组，不能任由天高皇帝远胡作非为。从继续查小金库做起，没有小金库就不会有那么多猫腻空间去拉拢领导。从党管干部的民主集中制查起，书记太妥协，恐怕也该退休了。
17年是我的轮回，17年前来到工大，17年前的17年前我来到这个世界，“要去要去”该去了。我11岁丧父，对我是不幸的，是该去陪陪他尽尽孝了，老母亲有哥哥姐姐，问题不大，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单位总要给一笔抚恤金吧，可要把我女儿养大啊！晚上想着一起带走，好像他是无辜的，但怕他日后吃苦太多，就做个平常人吧，千万别学爸爸，个性太强会吃亏的；我带的第一届学生们，真对不起你们，不要对我失望，我是为了解脱并为了警示当局者，做的不到的别怪我了，特别可惜郭明亮病死的事，上学时我就知道他是乙肝，我去看看他怎么样哈哈，王宇峰生病的事现在也放心的，应电班一个女生生大病我也听说了，其他好像都有自己的故事，非常以你们为自豪，下个月聚会时，不要骂我就好了，我在天堂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很多朋友来不及说再见，只想你们别臭我就行了，我在人格上没有输，输给了小人而已。别了，我理想的工大，别了，万恶的人际关系，别了，徐枞巍“校长”，我继续看着你。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在工大两个行政楼前立个碑,上书：正气凛然，陈刚留，你敢从面前走吗。我会让任何一个胡吹乱侃、投机取巧、不认真做事、完全为了做官的人胆寒心惊，成为工大一个传说，我的价值就实现了。但是后来要活的人要记住：小人是得罪不起的。
去新区解决自己吧！以我的鲜血压制邪气！最好能压死田校助，除去工大一恶而快老百姓人心！宋黎明我认为对得起你，你如何做的这样绝，太过分了！你们一条船上的钟采桑之流为了干个处级干部拉帮结派横行工大，感觉搞定徐枞巍就行了，太可笑了。有压迫就会有反抗，你们别想讨伐我了，我已留在了春天里，不需要那么多吐沫来淹，我已经死了。不要伤害和去怪我的家人，这是起码的人权，和他们没任何关系，给他们笔补偿养我老小是必须的，是你们杀了我，不要不承认。我自己有问题，问题不该选择走这条路。最后讲一句，老婆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尽管你每次都劝解我，但是有点累了，是我对不起你了！最后一次让你失望了！我会佑你一生！随便处理我吧，野草地里我也活得快活，只要没有太多压力、势力就行了。
当局者们，赶紧召集会议通气吧，消灭一切教育部可能查到的证据。凡是有正义感的人行动起来，看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
陈刚绝笔2011年3月23日上午
敬请转交教育部党组、安徽省省委
中国大学教育之批判
马亮亮
作为一名仍然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大学生，我以自己在大学里面的亲身经历来评价饱受批评的中国大学教育，力求能够真实客观反映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病。当然，我的内心是充满着否定对立的复杂心理因素，一方面经过艰辛的“高考”过程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我对于大学是充满着深厚的感情的，另一方面，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我对于大学又满怀失望，正是基于对大学深沉的爱，面对着大学的制度性弊病，我决定以冷峻的笔锋“解剖”中国的大学教育，以期望能够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批判的目的是为重建中国之大学教育，而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解构的方法是为了建构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之沉重，它命令我们冷静审视“焦虑”的中国大学教育，准确把握今之大学教育与将来中华民族命运的攸关联系，既为处于困惑之中的青年学子，也为重建思想文化发达之中国，提供一个合理化的建议。
一、批判和质疑
当今之中国大学最为严重的地方体现为官僚化、衙门化，大学里许多重要的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学生病态化发展、功利性较强、学习主动性有限，近些年媒体广泛报道的关于大学生的事件，诸如杀人、自杀、卖淫关键词与大学生“短路相接”，八十后一代的大学生体现为极端之残忍、狭隘与脆弱。大学老师离大师相距太远，学术腐败抄袭之风日盛，金钱与利益的相互作用，已经将大学老师的神圣形象彻底瓦解，导师被形象地称之为黑社会性质的“大老板”。课程设置教条化，所教内容空洞无物，完全是异于学生之外的“彼岸存在”，没有办法吸引学生，就文科而言，大学的教育既无法给予学生思想上的洗礼，也无法让学生掌握一门专业的“生存”技能。应试教育的考试，无疑成为扼杀人才、扼杀思想、扼杀创造性的工具，甚至演化成为一种“逆淘汰机制”，那些整天记诵老师讲义的学生终被推上研究生教育而无需考试，而他们没有多少创新能力、研究能力、思考问题的能力，另外那些不屑于死记硬背的“准大师”无缘继续接受教育而被淹没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与日益严重的大学教育问题互相影响引起“共振”，表现为十分严重的悲剧效应，“我们的路在何方”这种呼喊声越来越响亮。在高校扩招、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中，对大学教育的批评声与质疑声越来越震耳，整体而言，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不高、泥沙俱下，社会的认同感较低。
以上简要之评述不是没有根据的判断，这里以一段透着些悲哀气息的文字展开我的根据，这段文字来源于网络（转引自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1页）：“我敬重我的老师，他为人谦和，兢兢业业做学问，他是学历史的，古代史。他每年都有文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他看我没心思做学问，便说：学文科其实是一个饭碗，人人都要吃饭，但吃饭的途径不同。研究宋徽宗是否嫖过李师师，有何意义，意义就在于你能够体面的吃饭，而不必像民工一样。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有何意义呢？意义就在于你可以评上教授，因为学校把这作为评审的标准，如果学校把模仿狗叫是否逼真作为评审的依据，我明天就买条狗放家里，天天练习狗叫。……我懂了，因此我还在继承他，我也要吃饭，于是我在研究杨玉环在进宫之前是否是处女。”
这段文字无任何惊人之语，平淡之中透着些悲凉，它让我们自觉去追问其中的原因，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这里不多作评论。
下面以我个人化的体验来透视中国大学教育的林林总总奇怪的现象，当然这种个人化的表述必然不能全面表现中国大学的总体性危机，只能部分地展现其中的问题。
1、如何理解“两个包宿”现象。“两个包宿”是我个人归纳起来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或许是“高考”的后遗症吧，所谓“两个包宿”是指考试之前“包宿”，通宵背书而不睡觉，可谓十分辛苦，考试之后“包宿”是指去玩网吧打游戏、上网玩乐等等，也是通宵不睡觉。“两个包宿”现象十分普遍，存在于大学一、二年级文科专业，并且那些拿奖学金的同学有许多是这样的。如此疯狂之学生，并非天生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异化有着十分复杂的因素，不仅仅面临生存的压力，也有教育理念的偏差，更主要的原因无非是体制的弊病。如此之考试，不仅无益于学生的培养，也不利于未来中国之繁荣昌盛，“无须思考、只需记诵”的考试，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思想力，而且在背负巨大考试压力的情况之下，在学生的心理必定留下无法抹平的伤痕。今天之大学教育决定着未来几十年中国之命运，当今之大学生培养如是之做法，不仅仅戕害的是这些未来创造中国之前途的年轻学子，也以短视之眼光毁了中华之未来。这种做法的后果十分严重，而且“两个包宿”与“免试推荐研究生制度”构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这样中国大学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的创造力无法保障，反而具有某种悲剧性的效果。
2、300人一起上课是否符合教育规律。老师与学生形同陌路，死板教条之内容毫无吸引力，学生成为“记诵知识”的主体、主动学习的客体。随着大学扩招，特别是文科专业300余人一起上课的场景十分之壮观，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其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是让人痛心疾首的。这种教育的质量无法保障，学生是否上课无关紧要，特别是老师所授课内容僵化、教条、毫无吸引力，学生成为异于课堂之外的“彼岸存在”。没有吸引力的理论，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无法让学生去吸引，学生用脚来投票决定是否选择这种课程。
3、学生利用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学习英语，是否是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否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资源的浪费和成本收益的不均衡。中国之大学，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外语水平，但使用大部分时间来学习外语是否有必要，特别是大多数学生在毕业之后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与之打交道，这样做而无视专业课程的学习，必定得不偿失，而其中的原因无非就是社会对于大学生外语水平的功利性要求，比如说“英语四级425分以上”。在这个忽视母语学习而片面要求英语水平的时代，大学教育硬性要求英语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发展，除非必要而必须有英语要求，一定要开放出绝对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专业课学习，用来阅读和思考。
4、“创新保研”抑或“腐败空间”。“创新人才保送研究生制度”是指对于那些在国际竞赛上获奖、国内科技作品比赛如“挑战杯”中获得大奖或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具有较高研究潜力的学生免试推荐攻读研究生的一种制度。可以说这套制度从最初设计的初衷来看是十分不错的，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表现，但是实践中的做法是令人担忧的。某法学院一年“创新人才”8个，8个学生无一让人信服，发表的文章都是在一些大家都认同的花钱就能刊登的刊物上，这其中无疑就有了腐败的空间。另外，对于一般的在读本科生来说，即便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未必能够顺利地发表，因为中国有太多地硕士、博士和教授了。另一方面，家庭有背景的学生即便文章水平一般也可以发表到权威刊物上去，所谓的“创新人才”又都是些什么“人才”，腐败流毒害人不浅，中国大学之教育希望在哪里？一些教条化的做法，要求任何东西不容更改，所谓的一些“创新”又沦落为腐败之空间，一切又都转化为相对流变的东西，这或许可以称为“双重悲剧效应”。
5、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中的混乱景象。某学院连续好几年漏题，漏题也就意味着有人在卖题，试卷评阅过程中更是混乱，随意更改分数，乌烟瘴气，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被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黑”。天理何在，为什么在大学里竟会如此之猖狂，大概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围，其中究竟还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就不得而知了。将教育机会与金钱、利益勾结在一起，这是悲哀的，这的确是权贵资本主义，大学已经堕落到如此之地步，我想大概不是一种愤怒而是一种悲凉、失望与无奈。
6、学术腐败侵蚀着大学的机体与命脉。学术演化为谋取金钱、利益的手段，论文的指标将论文的抄袭之风扩大化，今天的学者勿说是大师的风骨，即便是平常人的气度都没有，可谓一群无所事事的蛀虫，是他们将责任摒弃追逐利益与地位，他们不仅没能起到积极甚至是相反的作用。我在写一篇论文时，就发现了两篇十分相似的论文，分别为姜茹娇、王娇莺：《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兼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勃兴与修正》，载于《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3期，杜新丽：《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探究》，载于《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在没有调查之前无法认定是谁是抄袭，一般而言从时间先后比对原文可知是后者抄袭前者的论文，或者说他们都是抄袭的。
7、毕业即失业，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之未来又在哪里。大学生就业困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知识失业”的确是中国特色的景象。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那些家庭关系强硬的学生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他们在大学中一般也只是吃喝玩乐一族，并没有多少心思思考问题、学习知识，另一方面那些农民子弟无论有多么用功学习，大多情况下找工作是处境不佳，或是工作不是很好，或者根本无法找不到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社会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当然，就业困难与大学教育问题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再加上大学对于毕业生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直接推向了社会。
8、权贵垄断之大学资源。以上所提及的几点都可以印证这个判断，无论是“创新人才保研”，还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混乱景象，都说明了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和约束情况下一切均演化为实在的力量的对比，结局无疑是权贵垄断的大学教育。大学一年级时，我就听说有10名左右的学生未经“高考”程序直接“空投”到了大学，他们与正常考生的分数相距100－200分，甚至达到300余分，不得不令人惊叹，权力运用的逻辑竟是如此之干脆。另外就是教职工家属的子女也以低于正常分数100余分的成绩进入了大学，虽然他们的父母对学校的发展有贡献，但是难道中国的农民对于中国的发展就没有贡献，而他们的子弟为什么就没有得到相应的这种“照顾”和“差别对待”？另一方面，大学中的班干部、社团干部又有多少是权贵子弟所把持的？
9、大学生为什么残忍、狭隘、脆弱，他们的独立、自主、活力何在。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没有经历过大的波澜、大的考验，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娇惯任性，他们还只是依附于父母的孩子。我的一位同学因为有人往宿舍里打骚扰电话，竟将宿舍公用电话拿到楼道里砸了个粉碎，实在不很让人理解。在大学期间，我也见过有一女生从宿舍楼上跳下来“自杀”，曾经也为此苦恼过，她陷入了没有标准的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轻存在主义的焦虑，却选择了以如此之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也有一位同学，由于心理上的问题，几次休学回家，极大地影响了其正常的学习。
10、大学的衙门化，资源配置极为不合理。以某学院主持的“本科生每周法律论坛”为例，完全是“拍脑袋”的政策，以班级为单位每周轮流进行，学生对此毫无吸引力，大多只是疲于应付，学生的主动性十分微弱，是完全被主宰的活动，这完全是政绩工程，资源不能够很好地被运用。由官僚作主而实施的活动，大多不能期望好的结果，它虽然能够让人看到表面上的成绩，但是它牺牲的比它获得的要多得多。衙门化的大学可以说是深入其骨髓的东西，表现在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大的活动，更表现在大学运作的整个方式之中，比如说科研成绩量化、指标化，而高质量的研究往往更看重质量，国际上大师级的人物有相当多数成果不多。当大学校长被冠以副部级行政级别时，校长成了“官僚”，很难想象大学的自主性不受到侵蚀，大学教育或许只能被称之为“一种工具”。
二、原因分析
上述以我个人的视角对中国大学教育进行了一番批评，或许也只能算作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侧面，这点个人化的努力应当有其意义，尽管十分微小、十分有限。中国大学教育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它牵涉到众多的问题，这种批判的方式的解读有利于我们撇开纷杂的事务关系而直面其中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的问题也即中国大学的问题之症结，我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点，简要表述为：
第一、大学的官僚化是大学教育问题的核心。大学官僚化也即意味着大学受到权力的控制，大学的一切资源皆遵循权力行使的逻辑，因而也就出现了长官意志、资源垄断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这种权力不受监督，成为单方面控制另一方的绝对权力，权力不受制约便引起权力腐化和权力寻租，教育的规律、中华民族之未来也就让位于权力的行使。教育的官僚化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资源的配给是“施舍性质的”，而不是按照权利主张的正当化赋予。
第二、大学教育的市场化是大学教育问题的导因。市场化本身未必就是不好的，但是它在权力行使的环境中必定会带来教育资源的权贵垄断，学术腐败与教育腐败。金钱腐蚀了大学的神圣形象，在没有责任意识而只有利益的情形下，学术成了手段、教育成了玩偶，不择手段获取利益就带来了抄袭、权钱交易等等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现象。
第三、非人性化的大学教育是问题进一步深化的推动力。如前所述的“两个包宿”现象，很难说是符合人性教育的，这种教育将人异化为考试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扼杀了人的创造力和思想力。非人性化的教育将学生视为被动接受的工具，以教条化的方式扼杀了人的积极性，课程专业成为异于学生之外的“彼岸存在”。
第四、“大学主权”的沦丧、大学生权力的缺位是大学教育所需迫切解决的问题。“大学主权”是指大学所具有的自治、自主权力，可以对抗权力的侵害与金钱的诱惑。大学主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确保了大学能够培养出世界级别的大师，确保民族的创新能力与自主能力。大学生权利的真空状态在当下表现得十分明显，学生成为被随意支配的玩偶，当然权力真空来源于作为权利主体的大学生不自觉、不觉醒。
三、希望在哪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没有创造力、没有思想力的民族，毕竟无法立足于世界，单纯依赖经济的发达只会沦为“日本第二”，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别的大国。我对于中国大学教育的批判，目的是为了将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我们未来大学的希望在哪里，我想在于教育，特别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高等教育。
大学的问题应当交由大学自己来处理，大学应当是“人治”的，应当给予大学充足的庇护，大学里面应当没有“禁忌”。大学的独立需要大学的自主和大学的自治，而这又需要“大学主权”的确立、大学生权利的充分保障。大学一定要保障学生的创造力和思想力，鼓励学生的思考和创造，这其中既需要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也需要大学中大师的引导，共同造就有中国贡献的世界级大师和创造性人才。
今天大学的自主性、创造性决定着今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关乎民族危亡的大计，因而今天我们不能让大学陷入“债务危机”，教育的收益主体是国家，国家理应义不容辞担负起这份责任，从长远的效果而非眼前的利益出发，加大对于大学教育的投入，而不只是由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独占教育资源。
2007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