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西借鉴篇
陈志武：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邢蛰贤：西方：大学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邓晓芒：我的大学
贺卫方：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西方：大学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邢蛰贤
“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是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美国《生活》杂志
西方：从“象牙塔”到“服务站”
西方现代大学最初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13世纪的某一天，一群年轻僧侣聚集在一起讨论“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七位天使”，这一偶然的历史细节间接地促就了西方大学的原始形态的形成（宗教神学院），同时僧侣们追求真理和人格完善的精神气质也深深植根后世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中；用金耀基先生的话说，这些初始形态的教会大学（即“中古大学”）是“非常黑暗”的中古时期“一些非常耀眼的灯光”①。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世俗社会的形成，带有浓厚神权社会性质的“中古大学”模式逐渐式微。以英国为例，到了19世纪30年代，在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为主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倡导者的激烈攻击下，牛津和剑桥这种保守的古典大学模式和传统教育理念都遭受普遍质疑。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新大学运动”风起云涌，那些新兴的新式大学几乎彻底抛弃了古典大学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完全以市场为主导，排斥宗教教育，专门培养实用性的技术人才。“是坚守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一单项选择题成为英国教育体制（也是社会体制）转型期的关键问题，也是后世教育改革者共同面对的两难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后在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的“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在一所新创办的天主教大学（都柏林大学）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演讲，这些措辞略显艰涩但却充满激情的言论后来被整理成书，即教育史上的经典名著——《大学的理想》。
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纽曼从词源学的角度给大学定义：“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知识(universal)的地方”。因此，大学就应该是“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的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大学的教育应该是以文理科知识为主（他特别强调在他看来即代表真理本身的神学知识）的“自由教育”和“博雅教育”，以“正确的推理来培养人的理性，使之接近真理”；大学的使命则是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即人格的自我完善）。正基于此，纽曼旗帜鲜明反对功利主义的实用教育观，并且反对科学研究（坚持大学与传授知识为主，而非发展知识），反对专业教育（认为狭隘的专业划分会使学生的心智也变得狭窄），同时强调大学的独立与自治（也强调教会介入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教会使大学的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得更稳健”）。值得注意的是：纽曼反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并非反对功利性和实用性本身，而是反对教育以追求功利和实用为目的。
然而不管纽曼如何雄辩涛涛，宗法社会的瓦解还是无可避免，随着市民社会的最终确立，新兴中产阶级对于大学教育的实用性和专业化诉求日益扩张。到了1810年，洪堡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这一历史事件被视作“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科学研究便被系统引入大学体制，并且“发展知识”的重要性超过了“传授知识”（大学是“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于“创造性的学问”）；同时“服务于国家利益”被作为办学的第一宗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步完善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的社会职能被充分强调，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把教学、科研同直接为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的“威斯康星思想”得到普遍借鉴。虽然大学的体制不断变化，但是诸如大学独立、人文教育等传统大学理念还是得到一贯的坚持。洪堡就特别强调“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是大学的教育主要任务，“知识体系本身的自我完善”成为柏林大学科研的最高目的，同时坚持“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在对待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态度上，洪堡与纽曼一致：“反对不从知识本身，仅从知识的实际益处来评价知识。”在他看来，“大学应实施通识教育，而不应涉足职业教育。职业性教育的任务应由高等专门学校承当旷所谓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②而在美国，即使是系统赋予教育功利主义价值的实用哲学倡导人杜威也明确指出：在“社会的效率”之外，“个人一切能力的全面发展”同样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理想之一，“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只能的问题，也就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③另一方面，全球性的民主解放运动加强了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拓宽了大学自治的可能，大学独立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从这些方面看，纽曼当年热情召唤的大学理想并未因世风变迁而遭人遗忘，反而在一次次的大学转型中得到延续。
不过功利主义的潜在隐患毕竟存在。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核心地位巩固，功利主义的教育观迅速膨胀，现代社会对于教育专业化、实用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本身也难耐寂寞，早先鼓吹“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家尚且能坚持大学之于世俗社会之外独立理性价值，现代的“实用主义教育”论者则完全以社会需要为导向：“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自古以来“学袍”与“市镇”之间那道保证大学独立的高墙被一批批推倒，“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于是，各种蕴涵着丰厚商业利润的热门专业迅争先恐后地开设，校办工厂和技术人员培训等直接以赢利为目的商业机构成为二十世纪大学的时代特色，“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④，不能立即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学科越来越冷落。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分工也导致通才教育逐渐分割，大学里开设的专业直接服务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需求，专业壁垒日趋森严，教育技术化倾向日益严重。面队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精神危机：冷漠、孤僻，乃至人性本身的“单面”与“异化”，向来作为“社会精神引导”的大学不仅不能作出积极的调节和应对，反而连自己也陷入“现代化的陷阱”。在这样突如其来的社会巨变下，纽曼当年艰苦捍卫的人文主义理想，几乎被人遗忘。
中国：从“政治正确”到“经济正确”
大学之与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舶来品。传统社会的太学也罢，国子监也罢，其教育机制和教育目的都与现代大学有着太大的差异，中国大学的产生，是纯粹意义上的横向移植，“吾国今日之大学，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之太学演化而成也。”⑤尽管如此，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理念（强调道德修养，追求“君子”人格的养成）还是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创者，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前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直接将纽曼所谓的“Gentlemen”（绅士）等同于儒家的“君子”，将洪堡所谓的“Scholar”（学者）等同于传统的“士”。而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的蔡元培先生，原本就是出生前清翰林院的一名准士大夫，在一篇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中，这位已经成为“北大精神”代名词的前北大校长明确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先生更是将“砥砺德行”作为其办学宗旨：“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势。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这一强调道德修为与人格完善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纽曼当年的大学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除了在对待科学研究（这一方面蔡元培吸收了洪堡重视“发展知识”的观念）和宗教介入的观点上两者相异之外，二人在通才教育、大学独立等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
然而正如纽曼的大学理想最终遭到颠覆一样，蔡元培的大学理想也难以维持。与纽曼所处的时代不同，蔡元培大学理想的覆灭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会转型的压力，而是政治势力的压迫，诸如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自由主义教育理念，一开始就遭受各种政治保守势力的反对，蔡元培在就任后短短两年，就不堪忍受教育官僚的制肘而愤然辞职（后被其弟蔡元康劝阻）。此后这种独立治校的精神虽然得到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延续，并在抗日战争烽火漫天、国民政府无暇内顾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造出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但大多时候一直都是在各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存。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趋于统一，这种根基本来就欠牢靠的自由主义教育理念被彻底摧跨，取而代之的以集权主义为指导的苏联模式。五十年代规模庞大的高校院系调整彻底瓦解了此前几代自由知识分子苦心经营的高等教育成果，在以“政治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原先的学术带头人被赶下讲台，当年著名的自由教育理论家或者被批判（随国民政府迁台的），或者被迫害（留在大陆的）；综合大学被逐一分割，各种专门学校逐一设立，不同学科间的互动与融合被彻底打破，原先凝聚着中国现代教育开创者的诸多教育理想统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口号被重新格式化。甚至到了后来，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大学居然完全停办。这种教育体制调整的恶果我们至今仍可清楚地看到：学术断层，官本位严重，机构臃肿，专业壁垒过于森严，人文教育倍受冷落······在新时期以来历次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讨论中，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当年的蔡元培与北大，并以当年“兼容并包”的老北大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理想模式。这样的回归多多少少令人尴尬：我们的高等教育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结果还未恢复上个世纪初的基本水平。
更为尴尬的是：今天的教育改革在意识形态的稍微松绑之后，旋即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旋涡。只有民间少数的理想主义者还记得蔡元培和他的大学理想，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是“人力资本”加工厂，与赢利性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就可以“产业化”。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八十年代的校园风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跑步进入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商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这些专业和这些专业的带头人因此占据大学里的主导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在以“经济正确”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穷经皓首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不仅遭学校冷落，也遭学生冷落，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导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修养的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读闲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人再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⑥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普遍的精神症状。
在另一方面，“政治正确”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痼疾日趋恶化，政府办大学，行政代学，官僚治校等“官本位”习气在本应该相对洁净的大学校园里蔚然成风。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有学问的教授的大学里的地位也是相当之高的，“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并且“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⑦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分开，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是政治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并不是决定因素，反而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要仰这些人的鼻息。本来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为“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准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管做得越来，学问自然就越多，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认真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准备“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而仅仅是评职称、申请住房、争取进级的售价筹码。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谢泳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⑧谢泳先生还是太天真了，今日的教授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面对大学校园里已经触目惊心的学术腐败，真令人忍不住要发出顾亭林所谓“亡天下”的感慨。
反思：回归古典的大学理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我们的大学匆匆推倒隔离在“学袍”与“市镇”之间的肃穆的高墙时，西方的教育者们又开始重新筑起这座高墙。随着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异化危机，经济利益至上与人文精神沦丧所给现代大学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逐渐暴露。一方面过度的商业运作大大伤害了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曾经热情呼唤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实用主义理论鼓吹者德里克·博克已经开始警告醉心于“追逐利润”对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他甚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⑨。 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教育的缺失给人类未来的精神前景带来的存在性危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将导致未来的学生只会就业需要而上大学，而课程过分专业化以及人文科学的缺席，使得学生的道德创造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大大降低。同时日本也开始反思1967年以后近二十年的“教育荒废”恶果：为了迅速赶超工业文明，教育忽略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从而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沉沦。在1998年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更是忧心仲仲地说：“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所庸俗的教育场所。”
然而这些忧虑在中国那些刚刚从的“教育产业化”中尝到甜头改革理论家看来，实在是无法理解，也闲暇多顾。“是坚持象牙塔？还是迎合社会需求？”这种转型社会共有的两难抉择在我们在教育家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口号支撑下，气魄宏大的改革者们毫无犹豫地抛弃了象牙塔理想，已经触目惊心的教育腐败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转型期的必然阵痛，不足挂齿。就是在同一场大学校长论坛上，几位中国大学校长显得尤为乐观，而且雄心勃勃。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说，大学应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北方交大的校长王金华则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最为搞笑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务主任汤洪高，他在这种国际学术性场合也不忘记“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接轨，而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这种盲目迎合社会的急功近利心态推动当下的教育体制改革，会把我们本来就积弊重重的大学引向何方？而与这种乐观的开放心态相对应的，却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严重落伍：在大学里，意识形态的的束缚仍然存在，政治挂帅和党化教育在大学里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基本国策，虽然“高校自主”的口号逐渐被提出，但要赋予高等教育完全的自治权力，还遥遥无期。也就是说：中国当代大学连现代大学起码的存在基础——大学独立——都还不具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目前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畸形大学，居然还整天高喊着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情形正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所形容的：“每当听到这句口号，我总想到一个镣铐在身、病容满面的人，在嚷嚷着要成为世界一流的运动员。”⑩看不清或不愿清自己的真实位置，是中国大学教育者的最大悲哀。
同样是面对现代社会的诱惑，以提倡“名著阅读”而享誉全球的美国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就针对美国泛滥的功利主义教育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当代的美国社会及教育存在着危机。物质文明带来物质主义，讲究钱、权、名，人被机器生产所役使造成了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从而违背了西方传统的科学与文明。社会的混乱给教育带来了危机。大部分大专院校多无明确的教育目的，在教育实施上多倾向于科学教育、职业教育及专业教育，实用重于学术，甚至把大学仅仅当作社会服务站。大学的发展为了适应工业与社会的要求，目的、功能和任务日益复杂分歧，高等教育系统、行政、课程、研究等方面呈现一片混乱现象。赫钦斯的批评虽然针对美国，但其针砭现象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实用重于学术”、“教育系统一片混乱”、“人本身的迷失和混乱”等情况在中国的恶化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而我们的教育家们似乎尚未知觉：我们急与接轨的对象已经开始扬弃的东西，正被我们废物利用般地当作宝贝。盲目的发展只会导致更大的混乱。在经过历时一百多年构建、改造、断裂、重组之后，中国大学现在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如何如何加快发展，如何如何与国际接轨，而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教育”这种最起码却也最欠缺的常识性问题。在这样的时代瓶颈中，重温西方古典的大学传统，甚至是纽曼的象牙塔理想，应该不是多余。大学独立，通才教育，人文主义，这些曾经为历代教育者誓死捍卫的大学理想传统，我们已经陌生得太久，现在是时候回归我们日渐肤浅的视野了。
部分参考书目：
①金耀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 ，在华东师大的演讲
②徐小洲，王晨，杨平《西方高教认识论的哲学基础》，《教育研究》2001年第8期
③转引自杨东平《重温大学精神》
④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⑤蔡元培《大学教育》
⑥王晓明《后一种可能》，《读书》2003年第5期
⑦谢泳《教授至上》
⑧谢泳《过去的教授》
⑨转引自《迷失在市场中的大学》，《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6月24日
⑩ 王彬彬《如何建世界一流大学？》
我的大学
邓晓芒
又到一年高考时，楼下的水泥路面上停满了轿车，都是来接送到附近考场考生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都在附中的铁栅栏外翘首以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以前一部香港片的片名：“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女儿早已经过了这道“鬼门关”，现正在一所名牌大学就读，即将毕业了。但每当我看到一年一度这种熟悉的热闹场景，内心总不是滋味，感到这番折腾完全是在捉弄人，就像动物园里的“耍猴”。不同的是其他看客也是猴，有的已被耍过了，有的还待耍，这与近三十年前我自己走进考场的感觉完全是天壤之别。
我没有读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过。当年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年纪很轻就只配下农村去修理地球。1977年恢复本科高考，我因为超龄（过了二十五岁），没有报上名（据说有的省份没有这一限制），继续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我的搬运工。1978年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成绩上了线，但因父母“右派”问题，没过政审关。1979年再次报考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有幸被录取，师从陈修斋、杨祖陶两位哲学界前辈。我因此而有过两次进考场的经验。记得那个时候的考试，不论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对于像我这样“被耽误了的”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整个都像是一场狂欢节，你有本事，你有技能，你有才华，拿出来呀！“这儿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考上了自然春风满面，没有考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么进一个普通单位，要么明年再考一下试试。反正大家都没有什么准备，机会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捞不着也没有遗憾。不像今天，每个人都是铆足了劲，在全家拼尽全力的财政资助和精神鼓励下，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地寒窗苦读，志在必得。就是为了这两三天，孩子们不仅牺牲了童年，而且牺牲了少年时光，从小就被绑到高考这辆战车上，一朝倾覆，整个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想到这些，我甚至有些庆幸自己没有成长在这个倒霉的时代，这个极其不利于幼者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拿我们这些饱经风霜世故的“老麻雀”没有什么办法了，便用它的全部体制的力量来折磨柔弱的孩子们。当然，和我们那时所受到的政治上的压抑、物质上的匮乏、身体上的饥饿、体力上的劳累相比，今天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不需做家务，不必挨饿受冻，也不要下农村和受政治上的歧视，只要求他们一心埋头读书，考个好成绩。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我一开始是羡慕他们的。但是，到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逐渐感觉到这套体制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我尽一切能力与这种可怕的力量相对抗。我拒绝班主任老师一再要求孩子上各种“培优班”的劝告，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带孩子到屋后的珞珈山上去玩，拍蝴蝶、逮蜻蜓，上树抓蝉，掏洞找蟋蟀，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拿手好戏。采蘑菇，摘乌泡子和刺泡，捡掉在地上的野柿子，则是我外婆教我们的。那时我们姊妹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八度音阶，于大饥荒的年代在外婆的带领下在岳麓山上鱼贯而行，沿途过滤了一切可以吃的野生东西，从树上的野果到沟池里的虾蟹。如果现在举办一次群众性的“野外生存训练”的话，我想我还是可以拿名次的。
但当时最关注于心的还是好玩。我至今记得有一次，为了逮一只巨大的“老虎蜻蜓”（有虎纹斑的大型蜻蜓），我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暴晒了近一个小时，与那只狡猾的蜻蜓周旋。每次当我快要逮住它的尾巴时，它就忽地一下飞走，不知去向了，但一分钟后它又飞回来，还停在原处，似乎故意要气一气我。于是我又慢慢地接近它，以几乎看不出来的动作把手移向它的尾部。当它感到危险临近时，它通常都转动一下头部，我就知道这次恐怕又要扑空了。果然，它非常准确地在我即将采取行动前的一秒钟逃之夭夭。这样大约有十几个来回，它终于一去不返，只留下我一人站在花园里怅然若失。不过，除了这种智商太高的猎物外，我一般很少失手。去年我和老兄相聚时，他还回想起我小时候抓蜻蜓的模样，说我每个手指缝里都夹住一二只蜻蜓的翅膀，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用细线吊着尾巴让它们满屋子飞。他很惊异我怎么凭双手就能够抓到天上飞的这种昆虫。但他不知道，下雨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最好抓蜻蜓的时候，它们那时都飞不动，停在树枝上像是睡着了一样，你只要挨个去收拾它们就行了。当然，天晴的时候，要想抓住它们还是需要一点耐心和细心的。现在想来，在这方面我所经受的锻炼，并不亚于今天的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但其中的情趣，则远不是今天那些被父母用自行车送到音乐学院上课的孩子们所能够体会到的。
空手抓蝴蝶则需要另一番技巧。当我带着女儿在大学校园的花坛边逛悠的时候，大批的凤蝶和玉色蝴蝶都在花间翩翩起舞，有时就停在花朵上吸花蜜，人走近了也不飞开。这时你如果猛然一扑或者一抓，注定是一无所获，你动作再快，也快不过蝴蝶的轻灵。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完整地逮住它们，这就是接近它们采蜜的花朵后，屏住呼吸，用双手小心翼翼地从花朵的底部花萼处慢慢往上捧起来，到花朵连同花上的蝴蝶几乎都在你的一捧之中时，再突然往上轻轻地一收口，这时不论它们朝哪个方向飞，都逃不出你的掌握了。因为蝴蝶在采蜜时，被花朵挡着，是看不见下面的东西的，它只关注四周和上面。
抓蟋蟀则容易得多，只要你预先带一个玻璃瓶子。蟋蟀通常在土坎上筑窝，有两个相隔不远的圆圆的洞口，一个进，一个出。有时洞口上还挂一个小小的用细土粒粘结而成的帘子，蟋蟀就躲在帘子后面浅唱低吟，好不自在！这时你用瓶子口罩住其中的一个洞口，用手指从另一个洞口探进去，蟋蟀就一下子蹦到你的瓶子里了——它只知道朝有光亮的地方逃跑。蟋蟀分雌雄，俗称“三尾”和“二尾”，三尾的雌蟋蟀多出的一“尾”是产卵器，它们不会唱歌。一般我们只要二尾的雄蟋蟀，为的是听它们的歌声和看它们厮杀打斗。我只要一听蟋蟀振翅歌唱的音调就能判断出这只蟋蟀是幼年还是壮年，是正在新婚蜜月期还是尚在求偶，这都是我小时候和那些玩伴一起学的。
金龟子有好几种，有花色的，也有绿色和棕色的。据说凡是那些闪耀有金色的翅壳，里面都含有微量的黄金。这种昆虫最喜欢聚集在那些流出树浆的伤口上吸食营养，当你惊动了它们，它们就一哄而散。但一般它们都很笨，只要你足够小心，往往可以把它们一网打尽。有一次我和女儿一口气抓了二十多只金龟子，女儿回来将它们摆在桌上，一个一个都编了号，这个是送给这个小朋友的，那个是送给另一个小朋友的。晚上睡觉前用一个盆子盖住，免得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揭开盆子一看，女儿哭了起来：所有的金龟子都六脚朝天，死在桌子上了。她奶奶走来看了看，说：不要紧，它们是憋着气了，等透了空气，它们还会活过来。几分钟后，金龟子果然都复活了。我在每个金龟子脖子上都拴上一根细线，让女儿攒着一大把金龟子去学校，分发给同学。
我小时候抓到好看的或者稀有的蜻蜓或蝴蝶，常常把它们夹在书本里面做“标本”。但在我的女儿看来，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她通常是趁它们还能够飞，就将它们放生。她放生的小生物多了，凡是抓来关在瓶子里的，包括蚂蚱蟋蟀螳螂蜥蜴，还有罕见的竹节虫，最后通通放生。有次我带她外出旅游，在火车上，从窗外飞进来一只从未见过的古怪的昆虫，有蚂蚱大小，头上长着角。全车厢大人小孩没有一人敢去捉它，——谁知道它有没有毒？只有我女儿凑过去，一伸手就捏住了它的翅膀，其实是一只很温顺的昆虫。她也将它放了生。与大自然的这种亲近感，就是我和我的女儿从小所受到最为宝贵的教育，不过我是无意识的，在女儿则是我有意为之的。
那个时候我几乎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将来是否要考大学，父母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种事。我只偶尔想过将来要当科学家，最好是天文学家。上小学的时候迷上了科幻，母亲常从单位图书馆借回来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好像是由苏联画报翻译过来的，上面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科幻小说，看得我如醉如痴。上初中时又迷上了画画，梦想将来当画家。然而，具体怎么当，是否要准备考试，却不在考虑之列，因为那还遥远得很。一直到初三，我还是懵懵懂懂，没有觉得我会考不起高中，也没有觉得万一考不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记得当时邻居家一位和我同届的女孩成天背课文，对弟妹们的吵吵闹闹不胜其烦，说：“莫吵了！人家考不起高中要下农村，你们负责呀！”我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下农村就下农村，人到哪里不是都要做事？
1964年我初中毕业，就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而失学了，报名下放到湖南江永县都庞岭地区插队落户。虽然上山下乡运动与政治上的歧视有关，但我当时的确有种冲动，想要自己独立地去闯世界，去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我们这代人，很多都受过高尔基《我的大学》的影响，认为真正要获得人生的知识，必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历练一番。再加上当时的宣传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不少人都跃跃欲试。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作为”，如果你不甘心像那些没有文化劳累一生的老农那样默默无闻地老死在田间，你就只有沦为当地百姓的一大“公害”。到了下放后期，农民把那些成群结伙的知青视为如同“日本鬼子”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我们失去的太多，但我们从乡村生活和农民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倒的确是我们这代人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是今天那些没有这段经历的年轻人暗地里羡慕的。在乡间，我学到了各种农活，学会了怎么使用工具和双手跟大自然打交道，已经不再是为了好玩，而是在田野和山林之间讨生活，挣自己的口粮。但生活的艰辛和严肃并没有泯灭我心中对自然界的神秘感和兴趣，反而使我从农民那里体会到了一种劳动的优雅，一种生命力的雄壮和奔放。当然，这是要在完全适应了农业劳动时才能上升到的境界，在这一漫长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中，数年间我只是以自己营养不良的孱弱的身体在苦苦挣扎，如果没有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做支撑，恐怕早就崩溃和退缩了。
与农民的日常交道和共同劳动使我懂得了农民和乡村。农民远不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那样一种固定模式，他们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小气，有的大方；有的狭隘，有的豁达；有的虚伪，有的坦诚；有的机灵，有的愚笨；有的暴躁，有的忍让；有的强霸，有的软弱；有的狠毒，有的和善……我在读他们，就是在读人性。我了解他们，就是了解中国。但我同时也在读自己：在他们中间，我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我在了解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就了解了我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每一种人的类型，即使是那种反面的人物，不论他是多么阴险、自私、蛮横、吝啬以及懦弱无能，下流无耻，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一篇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典型，他让读者化身于其中，将最不可思议的性格也演绎得合情合理。我越是读他们，越是从内心中升起一种悲悯情怀，类似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对造成他们这种性格的处境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为此读了大量的书，小说和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试图对我所见到的一切加以清晰的分析和比较。我在当知青的十年间（1964-1974）换了三个下放点，两个在湘南，一个在湘北，并且跑遍了山区、湖区和丘陵区，曾试图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写出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的东西来。而其间所经历的“文革”，则是我的社会大课堂中的一门主修课。
文革期间，我和其他一些湖南知青一样，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社会场景之间穿梭来往，见到过各种场合和世面，也亲身经历了如同小说中那样惊险离奇的故事场景。社会上各色人等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表演得淋漓尽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成熟了，甚至自以为具有了老谋深算的政客眼光。这是一个全民“去幼稚化”的运动，一切神圣和崇高都按部就班地遭到了亵渎，我的心中留下的是一片虚无的空白。但总有一个声音不依不饶地在内心呼唤着：向前！向前！向未知的领域冲！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一些美的人和美的事，有值得我为之献身的事业，问题在于我得自己去寻找。我不满足于读中国大地上的这本大书了，我要读更多，读我从来没有读过的，我要读全人类！我用我自己的人性知识和生活体验去读一切我所能到手的外国书，先是小说，后是哲学，那里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感觉到自己被提升起来了，开始觉得生活尽管一片空虚，但仍然“其中有象”，只要能够既投身于其内，又置身于其外，对一切人性的表演，包括我自己的表演作壁上观，加以审视和思索，还是很有意思的。
回城后，我干过五年的土工和搬运工，那同样是社会最底层。同事的伙计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劳改释放犯、诈骗犯、强奸犯、小偷、盗墓者、历史反革命、右派、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无业游民，当然也有回城知青。听听这些名目，就知道当时整个社会有多少人被划入了“不可接触者”的范畴！但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经验最丰富的一群，在聆听他们的言谈时，整个社会对我似乎都变得“透明”了。我和这些人为伍，把自己和他们作身份认同，以至于1979年当我踏进武汉大学校门的时候，与我同命运的几位研究生如程亚林、易中天、陈家琪、陈宣良等，聚在一起时曾自命为“土匪”。这些人后来都是一些有个性、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的学识不是光凭书本上看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悟出来的。
现在想来，毛泽东当年取消大学文科，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根本上说，文科（文史哲）知识不是单凭课堂上和教科书上可以学得到的。没有自身的生活体验，一切书本知识都是苍白的、重复的、无创见的。从文革和知青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是一支前十七年所不可能培养出来的生力军。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革，思想文化领域一切都按照前十七年的模式运行，还会不会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会不会有九十年代从“思想”到“学术”的深化？会不会有伴随着对文革的控诉和反思而来的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深入讨论和研究？会不会有今天如此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即算有，也将大大推迟，而且不可能具备由文革中暴露出来的国民性所提供的绝好题材和充足底气。然而，文革的积累也就是到我们这一代人而中断了，尽管后面还带有一个长长的彗尾。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还有一些爱好思想的青年与我们的人文理想认同，到九十年代就越来越少了。微妙的是，大学生中这种逐渐由深到浅的泡沫上浮趋势与九十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进程几乎同步，大学已经越“改革”越不适合于做学问、想问题了，而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名利场、权力场。
大学教育走向浅薄和浮夸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源问题，由现在从小学到中学一条龙的“大学预备班”培养出来的高中毕业生，与在此之前来自相对放任自流的中小学教育的考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还不如文革中和文革前那些花大量时间去“学工”和“支农”的学生，他们至少还接触过自然和社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之余还保有自己的课余爱好。他们的前途和命运不取决于书本上的知识是否记得牢固，而取决于别的诸多偶然因素，最主要的当然是家庭出身和父母的政治状况。这些因素不是他们的个人努力所能够改变的，因此他们的过剩精力就有极大的余地用到那些他们喜欢的事情上，哪怕什么也不干，就是胡思乱想，也比整天埋头于书本和准备考试要强。而现在的中小学在文科教育方面基本上已经完蛋了，这只要看看那些教学辅导材料上的作文“范文”就可以下断语。我的女儿就是由于做不来那些“范文”而熄灭了原来对语文课的浓厚兴趣，而在进高中时断然选择了理科的。现在中学里选择文科的大多数都是学习成绩上不去的“差生”，在学校里往往被理科生瞧不起。武汉大学的哲学课堂上有些旁听生表现出极强的领悟力，一打听，往往是学理科出身的，我由此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担忧和悲哀。
大学在文革中被政治运动冲得五痨七病、缺胳膊少腿，它已经不像一个衙门，而更像一个临时客栈。拨乱反正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学的衙门恢复起来，将“官本位”的职能“健全化”和“细化”。大学从前的理想是由“工农兵”来“上管改”，现在“工农兵”换成了官僚。教师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从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创收”的工具，以及为官僚的学术头衔“加冕”的祭师。但他们的行为必须服从官僚体制运作的程式，这套程式与现代科技思维和数码革命的新浪潮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将长期困扰各级衙门的浩繁文牍交给电脑去处理，让计算机代替人在最短时间内去完成一项又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它既节约了办公人员的时间，又容忍甚至助长了这些人员的弱智化。现代大学大大提高了扼杀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效率，将教师和学生都变成了电脑键盘上的一个按键。大学体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健全”了，它的一切缺损和漏洞都被修补完毕，脸上已由殡仪馆的化妆师化好了妆，只等入殓了。
毫不奇怪，在现行体制下，即使办文科，也必定会办成“准理工科”。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历史学家、具有文学感觉和文学修养的文艺评论家，更不用说具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了；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逼着往这样的大学里面钻，剥夺了他们接触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时间和机会，这两方面双管齐下，使得中国当代人文科学处于一种十分可怜甚至绝望的境地。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希望再一次取消大学文科，至少取消十年，只留下研究生院，从那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人中招收文史哲的研究生，不论学历和年龄。考试科目分古代汉语（当堂命题做一首古诗词）、专业（当堂评点一篇范文，并写出读后感）和外语（非涉外专业只作参考，不计总分）。至于理工科，本来就只是想要培养工具和螺丝钉的，可以不动，但也不必奢望有什么“创新思维”，只须给一大批人找到饭碗就行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的这种奢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我只是在谈我自己的经验。我不是大学科班出身，但我并不以此自卑，反而以此自豪。我设想，如果当初真的按照“正常途径”让我凭自己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大学，如果我学的还是文史哲的话，我是否还有今天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我看多半不会。我从小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如果在这种“正常”的教育下，我也许会像今天那些经过“正规”训练的“左派”理论家那样，成为一个平庸而惹人生厌的说教者（用王朔的话说：“长的跟‘教育’一样！”）。或者，我也许会刻意“创新”，也就是用现在翻译过来的大量闻所未闻的西方理论词句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炸毁别人的神经，但却不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对人生观察。我庆幸自己没有受到过那种“正规”教育，我读的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大学”。而当我走进正规大学校门时，我其实基本上已经“学成”了，需要的只是一些必要的技术上的训练和补充。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所走的学术道路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今后不会再有我们这样的学者了。(共7545字)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
——在2008届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贺卫方北大法学院教授
各位亲爱的毕业生同学，各位尊敬的学生家长和家人，各位尊敬的嘉宾和同事：
刚才苏力院长说他的演说不是那种标准的毕业典礼致辞，也许他是想把标准的留给我，因为我提前起草了今天的讲辞。在中国的法学界，也许我是演讲最多的几位学者之一了。但是以往却很少写出讲稿，但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第一个原因，这是我十多年来在我们学校典礼场合讲话的第一次，按照常规，典礼致辞还是要体现一种庄严的特点的。第二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已经告诉大家，我是刚刚从机场赶来。这几天在瑞士离日内瓦不远的一个叫做纳沙泰尔（Neuchatel）的城市开了一个会，会议纪念当地出生的著名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万国法》（Le droit des gens）出版250周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曾经托人把这本书的几个片段翻译为中文，这是国际法在中国的第一次翻译，也是瓦泰尔著作第一次传播到东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原因。按照航班行程，飞机应该在今天上午八点半降落首都机场，我们的典礼也是上午举办。我很担心航班延误，赶不上参加，就提前写好，以备“替身”代读。不过，幸运的是，我赶到了这里。
同学们，在经过了三、四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所校园中的学习生活之后，今天，你们到了要毕业的时刻。毕业典礼上师长们的讲话不免要叮咛嘱托，离情别意，溢于言表。在纳沙泰尔湖畔的这座瑞士小城，遥想各位，我不知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在北大的岁月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你们走不出的背景——不只是未名湖畔美丽的风景，不只是书本课堂里的熏陶和训诫，也不只是老师们各具特色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诸位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说到北大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是的，这所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于对于什么是北大精神人们见仁见智，各说各话，一些解读差异之大简直让你误认为是在说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所学校！依我十三年作为本校教师的感受，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传统便是蔡元培、胡适以及马寅初诸位校长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至于兼容并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独立与自由的结果，它们内在地要求我们容纳异见，心怀谦逊，因为在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面前，没有霸权，人人平等。
去年年初，借到东吴大学讲学之际，我专程到台北南港拜谒了胡适校长之墓。看着墓前胡先生塑像那泰然自若的面庞，我不禁想起这位终其一生都在为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而奋斗的先贤的种种事迹。他虽然早年就名满天下，但却总是把学术视为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多次强调，凡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绝顶聪明同时又肯下笨功夫的人。他的治学视野极其广阔，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涉足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知识视野的开阔不仅让他在治学上触类旁通，而且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势有了更为健全的判断。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他的政治评论，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应选取路径的论述是何等睿智、明辨，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可以说，胡适先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早年的人权论集，到晚年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所作出的坚毅而理性的抗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为今人包括我们所有的法律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树立了最值得效法的榜样。
同学们，在这个场合我谈这么多关于胡适先生的话，是因为他正是我们的先校长。古人所谓“道非身外更何求”，我们要学习自由、宪政、法治的精髓，探索实现它们的途径，一些外来学说与经验固然重要，但是身边的范例更是值得珍惜的本土资源，我们更应该就近取材、努力仿效。胡适校长那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事中体现的伟大人格都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标尺与境界。在中国法治正处在攻坚时刻的今天，能够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至关重要。李敖先生曾建议在我们这所校园中树一尊胡适塑像，我很赞成；不过，比塑像更要紧的是，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这座校园里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各位同学，各位同事，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这次演说对我很特殊，也许应该加上一条理由：我也将和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一样，在本学期结束的时候离开这所学校。我犹豫再三，是否在这个场合提及这个话题。当然，说起来离开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驿站”的变换。“驿站”的说法或许有些消极，不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人短暂的一生的确像是一个匆匆过客。认识到这种短暂，也许会让我们及时行乐，不过，我总怀疑，那种在紧张心态的压迫感之下的行乐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快乐，抑或不过是困兽之斗。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作为人，快乐的本源何在？我们如何将世俗的快乐与精神的欢愉相结合，并且产生出一种行动者的力量？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最终促使我作出了离开这一艰难的决定。
就像在座的毕业生一样，我这个在北大学习了十三年的老“毕业生”也要在这里表达自己由衷的感念之情。感谢北京大学，她让我在这里宾至如归，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家园。感谢法学院，感谢各位同事，这里的宽容气息让我这个多少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如鱼得水。我要请求沈宗灵老师、由嵘老师、魏振瀛老师、张文老师、李贵连老师原谅，自己所成太少，有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吴志攀兄、张守文兄，你们的厚爱应该得到特别的铭记。苏力兄，你作为人生的鼓励者、观点的商榷者以及我引为自豪的老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和祝福——既祝福你，更祝福我们的法学院！
曾经有人调侃地说，假如没有学生，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就是完美的。这样的玩笑也多少透露出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一个来源。不过，压力之源又何尝不是荣誉和幸福之源？请允许我说，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们给了我最高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多亏有了你们，自己才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涯，才会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感。我愿意再说一次，“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北大法学院十佳教师”的荣誉将是我人生中永久的美好回忆！
说到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出，今年法学院安排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效果：我送别你们，你们也送别我。送人者亦复被人送，劳燕分飞，天涯何处再相逢？好在世界已经变小，资讯传递迅捷，相见不难别才难。我期待着再相聚，愿心中的快乐与幸福以及事业的丰收与你们永远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