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594——669年），本名徐世勣，降唐后，唐高祖赐其李姓，高宗时，以犯李世民讳，单名为勣。两唐书有传，后世存有《李勣碑》、《李勣墓志铭》。近年，论述李勣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黄永年《李勣与山东》[1]、牛致功《〈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2]、任士英《李勣与唐朝前期的政局》[3]等。黄文侧重阐述李勣在山东豪杰军事集团中的重要地位、牛文侧重说明了李勣与唐太宗、唐高宗的政治关系，任文主要阐述了李勣与高宗、武后时期的政局关系，及太宗对李勣政治命运及前途诸多安排。三文各有千秋，黄文尤为厚重。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李勣侍八主不倒之迷。“八主”指翟让、李密、唐高祖、窦建德、李建成、唐太宗、李承乾、唐高宗。
李勣与翟让：李勣投奔瓦岗军首领翟让时，正是隋政府已经失去公信力，天下群雄并起，社会秩序日趋崩溃时期。李勣“家多童仆，积粟常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当时他家的富裕早已远近闻名，而这最容易引来打家劫舍者的袭击，为了保家护乡，他加盟乡土割据势力成为必要选择。而翟让的瓦岗军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十七岁的李勣带领自己青少年时期玩伴一起投奔翟让，瓦岗山成为他最初锻炼军政才能的舞台。上山后他给翟让第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扰。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劫，足以自相资助。”[4]（P2483）一方面他实现了保家护乡的愿望，同时也使瓦岗军的战略目标大大提升。这才引来张须陀两万大军围剿，李勣与隋军频战，瓦岗军获胜，这奠定了他在瓦岗军的地位。他第二个重要建议是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兵威大震，势力迅速增强，李勣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李勣与李密：李勣推举立李密为主后，与李密密切配合，战洛水、攻黎阳、破宇文化及，功勋卓著。后瓦岗内讧，翟让死事，李密名义上是最高首领，实际上瓦岗军一分为三，一部由李密亲信王伯当率领，一部由单雄信率领，一部由李勣率领。与王世充之战，李密嫡系大伤元气，他与王伯当率两万残部入关投唐，单雄信主力则降王世充。李勣当时驻守黎阳，大战被击散的瓦岗军部分余部回到李勣营中，这壮大了李勣的实力。当时他辖区“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洲，北至魏郡。”[4]（P2484）后在魏征的劝说下，他以李密旧部名义降唐，而李密死后他成为最大受益者，原来随李密入关的人马及应该给李密的实衔一并划到他的名下。而单雄信死后，他所带瓦岗山旧部，也一并以他为核心了。他收复山东将士的心有两件事值得重视：其一，李密死后，他不避唐高祖忌讳，率众厚葬李密，甚得瓦岗将士的心；其二，在唐高祖面前，为单雄信求情免死，虽不成，但他收养了单雄信的儿子，尽收单旧部的心。这将李勣地位推到原来李密的位置，成为瓦岗将士的真正领袖。
李勣与窦建德：李勣降唐后，被封为右武候大将军，继续镇守黎阳。后被窦建德攻破被俘，窦建德看重他在瓦岗军中的声望，以其父为人质，胁迫他为自己继续镇守黎阳。武德三年，李勣再次弃窦归唐。他的这种归唐决心，是与他在李密、魏征相处时对天下局势看法有关的，当时谁占关中，谁就最有争夺天下资本，李密降唐也是看透这点，魏征也看透了，在魏征的分析下，李勣也看透了。因此虽身在窦营，心却在唐。当然，他在窦部的经历也为其后来笼络窦部做了铺垫。他在窦营也是立过大功的，具体表现是将刘黑闼俘虏送给窦建德，使窦多了位能征善战的猛将，他不杀刘黑闼，也算对刘有恩。因此李勣在窦营中，也是身浮众望的，这是他个人实力的进一步累积。
李勣与唐高祖：武德二年，李勣向唐要求以李密名义降唐，高祖曾说：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4]（P2484）唐高祖诏授他为黎阳总管，又加右武候大将军，并赐国姓，赐良田美宅，还封他父亲为散骑常侍、陵州刺史，积极拉拢这位瓦岗山干将。李勣不顾父亲在窦营做人质的安危，取大义弃窦降唐，深得李渊信任。李渊让他随李世民破王世充及窦建德，这种信任与当初对李密的态度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平王世充后，论功仅次于李世民。此时，他在李唐实力地位排名，仅次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靖之后，是李渊非常欣赏信任的大将军。李渊还让他随李建成、李元吉平刘黑闼，与淮安王李神通合兵灭徐圆朗，与赵郡王李孝恭配合灭辅公拓，可谓功勋卓著。
李勣与李建成：李勣投唐重在魏征。魏征是他瓦岗军时期的同僚。魏征随李密投唐后，成为太子建成手下的得力谋臣，是他招抚李勣投唐的。当时李唐一方，分为两派拉拢山东豪杰，一是太子建成，一是世民。世民侧重在山东战场拉拢，建成侧重拉拢随李密进关中的山东人物。而李勣是李渊、建成与世民父子三人都倾心拉拢的人物，当然从一开始，他更倾向于魏征背后的建成，因为建成毕竟是他未来的主人。但他也讨好李世民，比如他推荐玄武门事变关键人物张公谨给李世民，本来张公谨在建成亲信任环的助手，后转向世民，这与李勣推荐是有密切关系的。李勣取信于高祖，与建成及其智囊魏征的支持是关系密切的。实际上，李密死后，李勣在地方，魏征在中央，二人结为李魏联盟，他们成为山东豪杰的新的轴心。而建成对魏征的倚重，也是看好他们的联盟有利于他未来登基大宝，稳定山东政局。李勣能够在山东战场的频繁出现，功勋不断，是与中央太子建成支持有巨大关联的。这其实也是后来太宗对他不十分信任的历史依据。
李勣与唐太宗：在攻灭窦建德、王世充过程中，他与李世民二人密切配合，取得了山东战场的决定性胜利。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李勣为下将。武德八年，唐准备大举反击突厥，参与的将军有窦诞、李艺、姜行本、张瑾、李勣、蔺谟、李高迁、李世民、安修仁、李靖、任环、李道宗、王君廓，通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的前敌总指挥其实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突厥交锋的太谷之败，很重要原因是太子与李世民的内讧，当时李世民镇守蒲州，本应在并州张瑾对敌时出击，但他按兵不动，而李勣所部在太谷战斗结束后才赶到，事实上他与李世民一样，为了保存所部实力，采取了坐壁上观，致使太子亲信张瑾所部全军覆没，反击突厥计划搁浅。太谷之败，开启了太子与世民兄弟相残的序幕。最后终于演成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胜利夺权告终。
事变后太宗侧重对军事重臣的调整，他利用突厥外部势力，暂时安抚收服李靖，之后继续对李靖严加防范，比如派侯君集随李靖学兵法，侯曾在太宗面前告李靖没有全心教他，自己留了一手。此事件可以透视出太宗派亲信监督李靖的目的。贞观八年，李靖为了避祸，主动辞职，太宗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并让侯君集接替他任兵部尚书。太宗对李勣，则采取疏远态度，派他镇守并州达十六年之久。并州是李唐经营多年的基地，那里遍布李唐的亲信。因此等于把这位军事高官架空，尽管史书记太宗高度评价李勣镇守并州功绩，将他视为“长城”，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其实镇住他的势力才是真的。而李勣之所以安心在那里镇守，是因为天下大局已定，反抗也败亡。另外，即使大部分亲信不在身边，但他们的心都还是向着他的，太宗也一时还无法另立核心取代他。因此他很安心，加之在中央有文官魏征及一批他曾倾心结纳的人物都身居要位，能替他说话，有自己的代言人，是否在京城为官不是很重要。何况自己的家族包括父亲、弟弟、儿子也都拥有很好的政治地位，和他自己的原来出身比，他已经很满意了。因此即使明知道太宗对他存有戒备心理，他也不以为意，始终低调以示忠诚，尽量让太宗对他放心。同时，他与魏征的联盟，在贞观前期一直发挥作用，史书说“征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曾密荐中书侍郎杜正论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征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征阿党。”[4]（P2562）魏征的胆量源于他背后的李魏联盟及建成的经营多年的势力。李魏联盟确实制约了李世民的各项重大决策。太宗在魏征死后的破碑事件，足以说明太宗忍受他们时间太长了。魏征死后，李勣对太宗更加顺服，但太宗还是三次想除掉他。
第一次，贞观十八年伐辽期间，太宗曾派李勣越过安市，攻打建安城，李勣以粮草被断必败为理由，不愿意冒险，太宗目的才没有达到。
第二次，贞观二十年，薛延陀部落扰乱，诏李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击。至乌德踺山，大战，破之。关于二百骑事，岑仲勉认为不正确。其实，如果从太宗用意，是有可能的。李勣在并州督军十六年，他对北方边事情况熟悉，也安排了大批亲信，以他多年的经营和他兵部尚书的身份，调度突厥劲旅及当地旧部，从伐辽将士中选拔二百骑兵一起去前线是合理。何况本来讨伐延陀，就是伐辽背后的一个子目标，唐在组织兵力上也有准备。因此讨伐薛延陀胜利本身是可能的，如果李勣失败，就可借薛延陀之手除掉他，这是太宗的另一个目的。
最后一次，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曾遗言高宗：“李勣才智有余，但是你对他并无恩惠，恐怕他很难服你。我现在将他贬黜。他如果迅速离京而去，等我死后，你可以任命他为仆射，如果他犹豫不愿意服从，应当立即处死。”[5]（P507）于是太宗将李勣贬为叠州刺史，李勣连家都没回，就上任去了，算是又逃过一劫。在这种太宗猜忌与谋算中，李勣每以机智化解自己危机。正如胡三省说：“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勣，李勣亦以机心而事君”。[6]（6267）
李勣与太子李承乾：贞观元年，李承乾被封为太子，当时他才八岁，贞观十一年，也就是承乾十九岁时，李勣在并州邀领太子左卫率，隶属承乾。贞观十五年，李勣荣任兵部尚书，列为内定服侍未来新君的重要人选之一。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与弟弟魏王泰相争，太子在侯君集支持下谋划政变，后阴谋泄露被废。一大批官员被牵扯进去。汉王元昌、侯君集等核心人物伏诛。太宗又利用伐辽机会，先后又除掉一批与承乾有关联的高官，如岑文本、张君爻、张文干、刘垍、张亮、李君羡等。李勣幸免。贞观八年，李靖主动辞职，承乾事件后，侯君集伏诛，这样在军事高层中，一退一死，李勣凸显为太宗下面头号军事人物。
李勣与唐高宗：贞观十七年，李治被立为太子，李勣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太宗继续向他表达了托孤之意，事实还是有意试探李勣是否忠诚。高宗登基后，册拜他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四年，册拜为司空。高宗朝，年轻的皇帝想走出舅父长孙无忌为核心的关陇军事贵族制约，真正君临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得到能制约长孙无忌的实力人物支持。无论资力与实力，李勣都是合适人选。高宗在立后问题上，没有得到长孙无忌支持，他就寻求李勣支持。而李勣知道自己只要与皇帝站在一起，长孙势力的消弱是必然的。因此他别有用心的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何需问外人？”[7]（P2820）成为宋贤史家诟病的口实。在家天下的皇权社会，皇帝的家事其实就是国之大事，李勣不是不清楚，这只是表达他支持的口气，并不是什么不介入。这句话本身就是介入。这是由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其实从某种程度，有摆脱在太宗朝受压抑的心理趋向。而太宗死后，实际上军政大权方面，因太宗的信任，长孙无忌地位还在李勣之上。立后事终于成为李勣超越长孙无忌的机会，他当然支持高宗。武则天当上皇后后，李勣待遇明显提升。高宗对李勣的礼遇，是历代君臣关系中少见的。李勣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而在上之人也对他礼敬三分，其家的显赫，可谓古今罕见。他希望自己的家族后代，在他的余荫下继续过富贵生活，因此在死前交代自己的弟弟要对后代严加管教，不可犯房玄龄、杜如晦后代的错误，落得家破人亡。但正如他所担心的，在武则天称帝时，他孙子敬业起兵反武，还是没有逃出抄家灭门刨坟的命运。而漏网逃脱的后代，身入胡越、吐蕃，成为唐与吐蕃及南蛮边患的积极推动者。可见，一个军事显赫世家对大唐的巨大影响，连太宗都没能做的事，武则天做了，李唐的江山也因此加速了残破历史进程。
通过以上对李勣侍八主的叙事回忆，他的地位始终未倒，其实他践行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为人处世的两难处境中，始终兼顾矛盾双方，如他在自己家庭与瓦岗军之间、瓦岗军与隋军之间、窦建德与李渊之间、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李世民与李承乾之间、唐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尽量从系列矛盾中挖掘行事合理依据决定自己的行为态度。可以说，李勣将封建社会下的儒家中庸思想运用到了游刃有余地步。
参考文献：
[1]黄永年.文史存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
[2]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3月
[3]任士英.李勣与唐朝前期的政局[J]天津：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
[4]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杜文玉唐高祖与唐太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6]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7]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