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李辅光墓志反映的政治文化现象

李辅光墓志反映的政治文化现象

李辅光，两《唐书》无传。李辅光墓志可补史书之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六，录有墓志全文，且附录林侗《咸阳金石遗文》、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毕沅《关中金石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武亿《授堂金石跋》的释评[1]。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九，增录洪颐煊《平津读碑记》跋语及陆氏按语、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四录有题跋。其中考证精当者，以钱氏为最。林氏录有赵子函《石墨镌华》跋语，甚略。顾氏之谬有二，其一，他认为志主“少选入内”，其实志主“入内”在建中初年（780年），元和十年（815年）志主去世时七十四岁，“入内”时已年届四十，“少选”谬矣；其二，他没有搞清楚志主是否是阉人，就发宦官嫁娶之论。其失在于粗，其长在于认识到唐时士人出于内侍之门的不少。钱氏考证崔元略昵宦、太原“三易节制”、河中“元戎四换”三事甚精，但考证崔元略昵宦事虽精，对辅光是否阉人缺乏考证，结论他亲昵李辅光属同类，谬矣。武亿考证铜冶使、图形省阁、李自良之死较精，但对白身内养、辅光诸子地位及撰书人的观念评断缺乏通解。洪氏对志主元和元年事考证精当，陆氏侧重弥补黄本骥的《古志精华》录文遗漏，很谨严。其它收录李辅光墓志的情况，可查阅杨殿珣编的《石刻题跋索引》。近年提及该墓志的有日本气贺泽保规编的《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元和083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大卷2——55、北京卷2——48收录有志文。有鉴于前人之失，且有未发之覆，今节取志文，结合史书，再树新意。

一、良胄入侍，白身内养

李辅光入侍唐德宗朝，其时全国政局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宦官争权、藩镇兴兵，外有吐蕃入侵、回纥北凌。德宗力图扭转飘摇政局，实现中兴，选拔新人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新唐书·德宗本纪》记：“建中二年庚申，置待诏官三千人。”足见其用人改革力度。

《李辅光墓志》云：“公讳辅光，字君先，其先京兆泾阳人也。曾祖望，皇京兆府华原县令；祖万靖，皇泾王府长史；父思翌，皇泾州仁贤府左果毅都尉赏绯鱼袋。公即果毅之第三子也。建中岁，德宗御宇，时以内臣干国，率多纵败，思选贤妙，以官正掖。故公特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内养，俄属皇舆巡幸，公于斯时，参时指顾，应对皆惬，遂赐绿，超授奚官局令，勋以元从之号。其年又迁掖庭局令。兴元初，辇入宫闱，公屡含天宪，复命之日，皆中机要。迁内侍伯。”[2]

志文说，李辅光以“良胄”进入内侍省，其实入侍关键因素是肃宗第七子泾王的提携。辅光祖父万靖是泾王府长史，深受泾王器重，辅光的父亲思翌，能荣任泾州仁贤府左果毅都尉，关键因素也在泾王。泾王名李侹，两《唐书》有传，他是肃宗十一子中很有能力的王子。他曾任陇右节度大使，德宗兴元元年去世。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泾州仁贤府是陇右节度大使节度的范围，可见辅光的祖父、父亲都是泾王的亲信。德宗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与血脉相连的叔父团结一致，也在情理之中。德宗用人之际，泾王举荐自己亲信子孙，德宗自然是信任的，也许他就是三千“待诏官”中的一员。

《新唐书》卷二百七记载：

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者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其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返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

唐肃宗信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引发地方将帅离心中央，信任骆奉先引发仆固怀恩之叛，信任宦官鱼朝恩，引发内外廷的矛盾。泾师兵变后，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领左右神策军，于是诸方节度大将多出霍、窦，后又有宦官杨志廉、孙荣义干政。

唐内侍省本“皆宦者为之。”中唐以前，非阉人是没有机会进入内侍省的。但志中提到“白身内养”：“白身”一般解释为白身人，指无功名无官职的士人或已仕而未通朝籍的官员。[3]这里解释为内侍省成员品级，因衣着颜色也不同，如衣朱紫、衣绿、衣白，志主进内侍省时，地位是白衣身份，不久就“遂赐绿，超授奚官局令”。“内养”，原多指用于调理身体，用于人事较早见于《三国志·吴志》卷十《凌统传》，凌统死后，“（孙）权闻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4]中晚唐宦官多有养子，内养于内侍省，内侍省宦官家族化了。德宗想改变内侍省的权力格局，其思路也同孙权及宦官一样，选定亲信，内养于内侍省，充实神策军，德宗虽不以养子命之，其用意是明确的。志文“白身内养”一语双关。《新唐书·宦官传》云：“德宗惩艾（朱）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剽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反映正史史家识见是有局限性的。德宗用人，除继续延用内侍省宦官之外，还选了部分成员，“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内养”，改变内侍省成员结构，使内侍省内部有互相牵制的力量，有利于君主对军事的控制。正史史家缺乏对德宗朝内侍省成分变化考察，清代史家虽重于考证，但没有逃出宋贤精神的窠臼，考证有时代局限。今人严耀中《唐代中后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5] 一文，对内侍省成员成分的变化辨析可谓谨严，然不敢下断语，实受对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千年评断影响。顾炎武云：“唐时士人，而出于内侍之门者，盖不少矣。”其论已可以部分拨乱反正，但限于对外廷任职士人评断，对入仕内侍省士人缺乏考虑。武亿注意到“元和长庆以来，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认为“辅光充白身内养自是宦竖清质”。[6]在这个前提下，他又对辅光子既有内侍省官员又有外廷官员的现象，断语辅光凭借权力为非阉人的儿子们谋出路。既然儿子们能不阉入侍，为什么就想不到李辅光也没被阉呢？还是对德宗用人意图认识不清，为了江山，德宗不在乎所用之人阉与不阉，内侍省既是军政权力关键所在，只要便于自己控制，就是进入者都不阉又有何妨？元和长庆宦官品级之滥实由德宗良胄入侍之举。由此看来，中晚唐政治中，所谓“宦官专权”概念就需要重新认识，进入内侍省的“良胄”新势力，已经成为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局的又一股内侍省力量。

二、朔垂购马，省费巨大

墓志云：“时有被虏入觐，将以戎马充献，数盈累万。国朝故事，每一马酬以数十缣帛，拒之即立为边患，受之即玉府空竭。公承命为印纳使，迎之朔垂，论以信实。交领之际，虏不敢欺，必以精良者□后充算，省费之校，亿兆相悬，生灵所资，安危是系，即公之于国，可谓有大功矣。”

墓志中提到市马地——“朔垂”，是指夏州的朔方县还是朔州呢？朔方县治所在今天宁夏灵武。朔州原指马邑郡后改为朔州，在今天山西北部。依马俊民、王世平观点：唐后期与回纥长期大规模的边地马市主要在河东。[7]这里“朔垂”应取朔州边境。

李辅光父亲李思翌，曾任泾州仁贤府左果毅都尉，辅光的军事才能是有家学基础的，影响中央神策军建设的最主要因素——马政，他是有认识的。唐中央大批购马的主要原因，是德宗为了加强皇权，推进中央神策军骑兵建设。此点可见于马俊民、王世平著的《唐代马政》一书。唐德宗欲弱化宦官的权力，派新进内侍省良胄子弟充任部分要职是必然的，派志主采购回纥马匹就是具体体现。志主被赐予这样立功的机会，是德宗帮助新成员确立权威所做的安排。

“北虏”指回纥，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尽占东突厥旧地，在北方势力最为强大。肃代时期，安史之乱、藩镇称雄、吐蕃寇边，期间回纥多次出兵“助唐”，赢得了边贸的优惠权。志中说的“国朝故事，每一马酬以数十缣帛，拒之即立为边患，受之即玉府空竭”，就是双边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论：“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最重。”[8]这是受害表现之一。

志中说李辅光被任命为印纳使，这里“印纳”其意分解即为“盖印纳入”。胡三省说：“所谓印马者，回纥以来与中国互市，中国以印印之也。”[9]盖印指在马身上盖印，盖印的马即选中买入。印纳使就是政府派往边贸马市采购马匹的全权代表。比如牛羊使就是掌管牛羊杂畜牧养的内侍省官员[10]。这是内侍省权力扩张后，德宗皇帝也只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安排亲信进入内侍省，力图在内侍省内部改变权力格局，内侍省其它使职的大量出现，就是这种权力扩张后进行中央权力再分配的产物。洪颐煊《平津读碑记》认为印纳使是太仆寺的官。[11] 他是从职权的部门分属考虑的，没有考虑到德宗用意的深远性及用人的随机性，是教条之见。

志主到朔州边境采购马匹，采购数目“数盈累万”，“交领之际，虏不敢欺”、“省费之校，亿兆相悬”，可见此次马市交易，改变了不平等交易，唐方节约了大量费用。关于马价问题，马俊民、王世平著的《唐代马政》一书有论述，唐回两国边贸问题是制约两国边疆稳定的大问题，而马价问题实是关系边贸的主要因素。马、王二先生认为马价为一匹马绢价四十余匹基本正常。[12]《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回鹘可汗书》：“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以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缺供，今数内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13]这里提到每匹马价绢二十五匹。马价是由购买力和供给量决定的，唐中央财力下降，回纥供马多，因此唐方要求延期付款，并对回纥供马数量上要求削减。陈寅恪先生认为前后马价不该差价太大，“颇疑回纥每年以多马贱价倾售，唐室则减其马数而依定值付价。”[14] 前半句是合理的，后半句未合实情。大和七年刘源说：“河西道侧近市滋生堪养牧马，每匹不过绢二十匹，下至十五匹。”[15] 比每匹值绢二十五匹的回纥马价还低。从这个层面上讲，回纥贩马还是赢利的。回纥是依靠武力执行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如果公平交易，“省费之校，亿兆相悬”，是正常的。那么白居易笔下的数字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影响马价的政治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志文中马价降低与政治因素关系密切：建中元年，可汗易地健欲乘代宗之丧大举进攻，宰相莫贺达干谏阻，他对比了通好之利和虏掠之弊，并借机杀掉拒谏的可汗。维持和平局面，继续执行边马贸易。回纥内部政权易手时，唐赢得了回纥内部亲唐势力，取得外交上胜利。这是志主压低对方马价的前提条件。省费亿兆之功归于志主，只是通过表面现象来判定的，是撰书人溢美之词。

三、安抚邕管，政设守捉

墓志云：岭峤之南，渐于海日，邕管地偏狭人狡，□□□将有缺，溪洞连结为盗者，仅二十万众，王命稽拥，逮于周岁，遴道节使，咸请进讨。德宗皇帝且曰：以吾人伐吾人，克之非利。于是命公招谕，□□□驱，遽临所部，公乃讯诘疑惧，昭示恩威，浃辰之间，咸知所向。公素练兵机，具见腰岭，巡视川谷，占其要害，奏请于海口置五镇守捉，至今帖然，人受其赐。

“邕管”指西原蛮居住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下记载：“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受唐邕州管辖。邕州，唐置南晋州，后改名邕州，因州西南邕江而得名。治所在今广西邕宁县。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下记载： “至德初，西原蛮首领黄干曜、真崇郁与陆州、武阳、朱兰洞满蛮皆叛，推武承斐、维敬简为帅，僭号中越王，廖殿为桂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合众二十万，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庐舍，掠士女，更四岁不能平。” “溪洞连结为盗”，“溪”指邕溪，在广西邕宁县北十里。“洞”指陆州、武阳、朱兰三地之洞。“溪洞”以典型地域特点，代指地域蛮族力量。

翻阅史书，发现西原蛮的入侵，与吐蕃有重大关联。吐蕃之患，陈寅恪先生曾论及：“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落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边陲稍得安宁。计其始终，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巨者也。”[16]针对此大患，唐政府采取的策略，“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17]这说了唐一方的策略，其实吐蕃也采取同样策略，每次进犯，与邻接大唐诸外族结盟进攻。“溪洞连结为盗”，就与吐蕃入侵背景有关。唐书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本纪反映，只要吐蕃进攻，就会有南部、西南、西部其它诸族或连壤吐蕃的本地军队起兵。邕管溪洞二十万联军，其实最大后台盟主是吐蕃。在《旧唐书·李勣传》曾提到他孙子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失败后，他家族大部被灭，有少数幸存者逃到胡越，并还提到五世孙率领突厥兵入侵大唐的事实。可见西原蛮、吐蕃的联盟与入侵，是有通了汉人实情人物存在的，否则也不至于危害那么重。

贞元十年，黄洞首领黄少卿，攻邕管。邻接邕管的藩镇，以邕管团练使孙公器为首，请求发岭南兵讨伐，也就是墓志说的“遴道节使，咸请进讨”。藩镇利用出兵机会，可以向中央申请军用物资，壮大自身实力。德宗皇帝则曰：“以吾人伐吾人，克之非利。”回绝地方藩镇的请求。一方面考虑藩镇坐大，一方面更关心都城的安危，尤其要考虑抵挡强敌吐蕃的进攻。中央最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也就是瓦解吐蕃的入侵联盟。派志主“讯诘疑惧，昭示恩威，浃辰之间，咸知所向。”志文反映，他的出使，成效显著。而《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下记“命中人招谕，不从，俄陷钦、横、浔、贵四州。”唐方以唐州刺史阳文为容略招讨经略使，讨伐黄少卿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撰主对志主有些言过其实。从志文说“公素练兵机，具见腰岭，巡视川谷，占其要害，奏请于海口置五镇守捉，至今帖然，人受其赐。”说明他的身份已经转为监军，军事胜利的果实，集中体现在他建议的“于海口置五镇守捉”上。守捉,唐制,军队戍守之地,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其下则有城有镇,军、城、镇、守捉都设有使。

四、重镇监军，取信新君

墓志云：“献功未几，又属太原□帅李自良薨于镇，监军王定远为乱兵所害，甲士十万，露刃相守。公驰命安抚，下车乃定，便充监军使。前后三易节度，军府晏如，十五年间，去由始至。”

太原是大唐起家的建国之基，也是北御强敌，拱卫长安与东都的军事要地。从志文可见，太原守将李自良死后，监军王定远为乱兵所“害”（武亿考证定远未死），当时屯兵十万之众面临军事哗变的危机。志主奉德宗命安抚充任监军，稳定了大局。关于他任太原监军因缘，《宋髙僧传》卷五：“（贞元）七年，河东节度使李公自良复请于崇福寺讲，德宗降中使李辅光宣诏入都，与罽宾三蔵般若译乌荼国王所进华严，后分四十卷。” ^[106]说明他与李自良是过交往，他比其他人对太原的情况更了解。

他在太原的监军地位，墓志说“前后三易节度，军府晏如，十五年间，去由始至。”《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裴垍传》：“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与监军许遂振不和，遂振诬奏于陵，宪宗令追与冗官。垍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请授吏部侍郎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请以李墉代之。”志史互证，足见他在太原军政实力之强。钱大昕考证指“三易节度”李说、郑谵、严绶，“十五年”指贞元十一年至元和四年。

墓志又云：“元和初，皇帝践祚，旌宠殊勋，复迁内常侍兼供奉官。明年，银夏裨将杨惠琳，西蜀副卒刘辟，或以长帅薨殪，皆恃塞苦险，初有邀君之心，终成悖乱之迹。公密表请发当道步骑诛讨，功成之日，优嘉褒美曰：卿志怀嫉恶，情切奉公，继遣偏师，克平二寇，虽嘉将帅之勤，足见监临之效。拜内侍省内给事。中署之贵，宠极于此。寻因入觐，肯请留侍，乃充鸿胪礼宾使，又转内弓箭库使。曾不累月，皇帝以蒲津重镇，监统务切，复充河中监军兼绛州铜冶使。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换，交代之际，人心如一，斯盖公约己廉，与士信，静专动和，推安便务之所致也。”

唐宪宗登基后，将李辅光调回长安，迁内常侍，其实是新君主对这位军政实权人物的考核。洪颐煊考证志中“明年”为元和元年。这一年，在对待杨惠琳、刘辟叛乱问题上，展现了李辅光的忠心与监军才能，并且他还“肯请留侍”，以退为进，得到了新君信任。不久，又重新被委以军政重任，监军河中兼任绛州铜冶使。钱大昕考证“元戎四换”指王锷、张茂昭、张宏靖、赵宗儒。

五、内侍纽带，祸及唐亡

墓志云：“有子四：长曰希晏，前将仕郎、掖庭局宫教博士；次曰仲升，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史，充河东节度保宁军使；次曰希瞿，内养将仕郎、守内侍省内府局丞；次曰希升；并皆克奉规训，志存忠孝，懿勋茂绩，始见其进也。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以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以元略又从事中都，俱鲍内侍之德，将命录实，见托为志，勒之贞石，且无愧词。”

德宗为制约宦官权力，才引外廷的“良胄”入内侍省。为了保证“良胄”在内侍省能与实力派宦官家族抗衡，德宗也安排“良胄”子弟进内侍省，志主有两个儿子供职内侍省，他们与其它宦官家族子弟一样，享有了世袭的政治优先权。德宗通过非宦官成员子弟内侍化，其实是通过情感纽带，把地方监军维系在中央皇权之下，即保证了他们的忠诚，又收到了监军的实效，也实现分化宦权的目的。而李辅光在外监军，一方面增强了自身实力，一方面让自己的后代入侍，也保证自身家族地位的不衰落。

撰书人是志主的两位亲信，“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以（崔）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以元略又从事中都。”巨雅是他在监军太原时旧部，崔元略与内侍省关系，可参考钱大昕、武亿的考证，崔元略跟随志主任职中都（即河中）。从他们二人的身份，一方面可以折射出内侍省在外监军和在内庭势力营造的功效，另一面可以悟到中晚唐内侍省已经成为内廷与外廷、中央与地方联结的纽带。

    综上研究，李辅光墓志反映了唐德宗朝内侍省成分来源发生了重要变化，因内侍省是权柄所系，介入的力量已经不只是被阉的宦官，也有正常白身的涌入。依据“朔垂购马，省费巨大”、“安抚邕管，政设守捉”、“重镇监军，取信新君”的分析，可以看出李辅光在边政贸易、地方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新旧君主关系中的地位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晚唐时期已经逐步恶化。过去史家将唐亡之主因归于“宦官专权”有失历史真实。实际是以内侍省为纽带的各种政治力量，为了满足各自的权力与物质欲望，为了生存保命，彼此集结朋党，在内外廷、中央与地方不断地角逐，一步步将大唐推向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