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陈寅恪种族文化理论新阐释（上）

陈寅恪种族文化理论新阐释

陈寅恪是现代新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论著走出了传统史学的窠臼，将理性史学推向了一个高峰。他的史学功业不只在长编考异，更在于他娴熟地运用了种族文化理论。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种族文化理论，事实上他已将理论融入到每篇文章、每部论著中去了。1958年，《历史研究》第十二期曾发表了《关于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问题——评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观点》一文，这是一篇最早介绍陈寅恪种族文化理论的文章。该文虽然有时代学术先验的风气印记，但该文确实抓住了陈先生治史的理论精髓。近二十年来，关于陈寅恪的种族文化观论述颇多，引用他的种族文化学术观点的也颇多。但对其族文化观背后的系统理论支撑探讨还不够，本节拟尝试阐释这一理论。

一、种族文化辨

在作于1939 年冬至1940 年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 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 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 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 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 即文化之关系较重, 种族之关系较轻, 所谓有教无类者也”[1]。1941 年,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 陈先生又强调“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2]。他还进一步阐述,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 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 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 其血统如何, 在所不论”, “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 不论其血统, 只视其所受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 诚可谓‘有教无类’矣”[3]。同年, 在具体考证《魏书》中的江东民族时, 他再一次申述此论, “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 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 而不在种族。兹论南朝民族问题, 犹斯旨也”[4]。1944 年, 他又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中重加申述: “种族之分, 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 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5]。陈寅恪先生多次说明“种族与文化”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种族文化观”背后有着系统的理论支撑，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背后就有着系列基本原理支撑的，只有理解“观”背后的理论支撑才能真正认识种族文化观的价值。

如何理解“种族文化”概念呢？我们先解释下“种族”，“种”本描述谷物粮食等农作物“先种后熟”[6]的特性，引申用到人就指人类的血缘及地域特性；“族”是描述“矢锋也，束之族，族也。”[7]引申用到人指被某种纽带聚集结群的特性。族的结集性，如果和“种”连接用，就可以产生如“有血缘关系之亲属的合称，如家族、宗族、氏族。”[8]以“族”的内在品类性即按照人类社会的文化因素来界定，就可以衍生出如世族、胡族、汉族、蛮族、民族、士族等概念，这些概念都可以纳入到“种族”概念范畴下。如果按照西化的生物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来界定陈先生本土文化生发的概念，自然会认为他使用过程中出了问题。但回到陈先生的作品中去，如果用“民族”来代替“种族”概念，那“民族”绝对不是解释中古史事的关键了。今天有人从某种程度上曲解先生使用的概念，就是忽视了陈先生一直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忽视了他对中西文化最基本的会通原则“中体西用”。其它重要概念，诸如阶级概念，按照西化的马克思阶级学说判断，那自然也是不符合规格的。但陈先生建构的概念体系，确实是自成一体的，包括二级概念如关陇集团。他使用的概念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概念的伸缩功能很强，这也是汉字的独特魅力所在。

“文化”一词中，“文”，“错画也，象交文。”[9]文本是描述人勾画的图像，后引申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即文字，而“文”中有保持规范而持久大家都遵循的如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内涵美善等道德评判依据[10]。“化”，“教行也”[11]。 “文化”连用，“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意识形态。”[12]陈先生笔下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历史传统中各种要素的作用力。

这样看种族与文化，种族是历史的实践主体，文化是指主体实践生成的文化环境。强调种族时，是指实践主体能动的创造历史能力强些。强调文化时，是指环境塑造主体能力更强大些。种族与文化是解读历史的关键，不只中古史，解读其它时代包括近现代历史，也不出此二端。这是陈先生种族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

他作品中讲一个家族或氏族，用种族文化可以理解；讲一个政治集团或一个阶层，也可以用种族文化来理解。如果用民族来解释他的那些文章就无法解释通。关陇集团概念，如果用民族来解释，只能说是多民族杂居，但事实上是种族与文化不断混融的正在形成一个统一民族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同种族正在相互影响，血缘上已经是杂种，文化上也是互相吸收，无法定义民族概念。民族概念，从某种程度上强调的是民族元素的稳定性，这就无法把握中古时期正处于民族大融合时期差异性。用西化后的概念解释陈先生的“种族文化”就会不伦不类。先生在研究佛教文化东传时，就细查不同文化因子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对“格义”在翻译中的规律的认识，说明他对自己采用的一些概念是深有用意的。他一再强调的概念，也是他慎重考虑传统及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界定。我们今天的民族概念，产生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彭华《陈寅恪种族文化观辨微》[13] 介绍较清晰。但民族内涵的丰富性在陈先生的作品中无法取代“种族”概念的丰富性，民族文化更无法涵概“种族文化”概念丰富性。

种族文化问题，原籍波兰后移居英国的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也有过思考，他在《文化论》中谈到：“本文中有一重要问题没有加以答复，这就是种族和文化的关系问题。究竟‘社会嗣业’的方式多少是决定于种族的？究竟不同种族的人接触时，外来文化把人同化的能力有多少？文化效率及文化发展的限度有多少是受制于各人的天赋？关于这类问题，我们目前所有的学说及实施都受着各种不同的信念，成见及粗陋的和通俗的见解所左右，有事实根据的科学探讨，至今还没有开始。”[14] 陈先生不知是否受过马氏影响，按照费孝通翻译中提到《文化论》一书最先发布是在中国，而这本书在中国发行是1941年以后的事情，可以肯定陈先生提出种族文化论时是没有见过该书的。而陈先生1925年回国前，没有去过英国，不知道当时马氏相关文章是否在先生留学过的法国、瑞士、美国、德国刊印了，也许有这种可能。但从马氏的说法中，他没有解决的问题，陈先生已经在论著中不断的应用论证了。马氏强调实地考察，而陈先生重在文本中考察，马氏提到的文化各方面如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等相关的文化要素及其次生文化因子，陈先生都已经灌注到自己的研究课题中去了。在陈先生的论著里，除了对上述种族文化主体及制度因素实践外，每篇文章都事关文化要素实践，其间的文化要素有中外之分、地域之分、民族之分、制度之分、信仰之分、语言之分、种族之分、集团之分、文体文本之分等等，要素涉及甚繁，每种文化要素的因子及其再生因子也包罗甚众。他是力图全面系统考察重大文化现象的文化因子分合，探究其间的递变规律，重在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生成演变机制，根本目是在扭转西方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化颓势，让国人找回自信心。如今借鉴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已经蔚然成风的时代，我们是否关注了本国学者研究已经走在了西方人的前面。

二、种族文化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

陈先生采用种族文化理论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是有其理论形成内在逻辑的，现浅析如下：

（一） 异域文化空间的影响

考陈先生一生踪迹，幼年长于长沙（1890-1898）、南昌（1898-1901）；青少年在日本（1902-1906）、上海（1906-1908）度过；青年求学于柏大大学（1909-1911）、瑞士苏黎士大学（1911-1912）、巴黎大学（1913-1914）；归国后往来于北京、上海、南昌（1915-1919）；而立之年后再赴哈佛大学（1919-1921）、柏林大学（1921-1924）求学；三十六岁学成归国，执教清华大学（1925-1937）、云南蒙自大学（1938-1939）、西南联大（1939）；1940-1941年旅居香港；1942年停驻桂林授书；1943-1945年任教重庆燕京大学；1945-1946年赴英美治眼病；1946-1948年重返清华园；1949-1969年盲目授业于中山大学而终。[15]综括先生行踪，遍及华夏欧美文化最发达之城市，接受诸多异域文化的洗礼，丰富了人生阅历。先生一生见闻，已成为其思想结构中不可分割的组合。在上述先生行踪时空转换中，受到的家庭文化熏染及结交精神上师友，无疑对其文化素养飞跃提升大有裨益。先生祖父陈宝箴曾结交曾国藩、张之洞呼吁变法图强，父亲散原乃晚清士人中“四公子”之一，是同光体诗派之领袖；长兄衡恪诗书画皆称颂于一时，为著名画家齐白石的授业老师。祖孙三代皆晚清文化巨匠，生于斯书香门第，先生少年即胸怀宏志，博览中西新旧之书，为其做人治学打下了良好基础。先生结交的师友中，以下诸人对其颇有影响：俞大维、吴宓、王国维、白壁德、钢和泰、梁启超、赵元任、钱穆、胡适、陈垣、陈序经、冯友兰、向达、傅斯年等。为吴宓主编《学衡》刊物撰稿的人，如汤用彤、梅光迪、柳诒徵等，也必直接或间接对先生治学有砥励作用，以上诸人中西新旧之学也都很博通，他们一起构建了近现代高水准学术环境，陈寅恪先生就是此环境下造就的文化巨人。[16]从这里，我们解悟先生何以强调“种族与文化”对治史的重要，对其作品中之“文化所化”、“文化融治”等关键词理解，在此亦可寻些答案。可以说他亲身经历的差异性文化空间，强化了他从种族文化角度区别看待的意识。

（二） 多种语言文字及不同民族文本的影响

陈先生常提“读书须先识字”。这不只表示他对国文的态度，对西洋文及诸多少数民族文字均采取此种态度。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要了解某种文化，首先应对此方面的文字内涵有一真切了解。这方面，陈先生堪称后代楷模，他懂很多种文字，其中有梵文、巴利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士耳其文、突厥文、西夏文、日文、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德文等。以此，陈先生打开了各民族文化的大门，步入了新学的世界。例如先生习学英文，喜读英文原著，对莎士比亚作品研读时，既纵向注重英文古今语法之变异，更横向考察文豪笔下的西洋文化底蕴。先生习学外文，用功最勤者当属梵文，校勘中印佛典之正误，深究中印文化冲碰相融之历史。当然，先生在欧美学习期间，心中始终有一信念即“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先生借镜西学内容很广泛，从师白壁德时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一脉相承的西学理念有一宏观把握；柏林攻读梵文时，对当时影响颇广之兰克史学有一精髓解悟；对二十世纪初影响欧美之新兴学说，如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兰普勒希特的民族文化史观及马克思的经济学等，都尽收视野，这些可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一些影子，各种版本佛典及西学原著也强化了他治史的种族文化观。

（三） 种族文化理论的客观依据

任何理论都不能超越理论所统摄的具体现象的客观背景。中国中古时代一个最大客观背景就是存在游牧生活与农耕生活两种人类生活方式。游牧生活孕育了胡族文化，此文化主要以骑马射箭、粗犷尚武为特色。而农耕生活方式作为汉文化的母体，主要以尊崇儒家为主体的细致精神文化为特色。南北朝时期是两种文化交互作用的历史动荡时期，部分胡族领导被汉文化吸引，频频领兵南下，其精英集团有糅合两种文化的内在冲动与激情。而胡族进入农耕社会，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确立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汉化价值取向，因此历代胡族统治者把汉化作为他们重大攻坚课题。在此种大背景下，种族文化成为民族交融课题的核心要素。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上另一个主要现象是，佛教东传、魏晋玄学风靡，儒家思想面临挑战，三大思想文化潮流，相推相荡，互相影响，不断冲撞与交融。这两大生活方式及三大思想潮流，为种族文化观及系统理论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平台。

对此平台理解得益于他深厚的中学功底，据陈先生表兄俞大维介绍：“他（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的书。……对于史书，他无书不读，他特别看重各史中的志书。……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看重。尤其重《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的序文。他都能背诵。其它杂史他也看得很多，……”。[17] 对子书、集书中有关典章制度他都很看重。另外对古今学人作品，他喜欢庄子、荀子、欧阳修、韩愈、王安石、归震川、陶渊明、杜甫、李白、李义山、白居易、元稹、龚自珍、朱祖谋、王国维等人的。陈先生批校过许多书，今天保存下来的，已十不存一。据陈先生弟子蒋天枢等人整理，有以下诸书：《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后汉纪》、《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考异》、《人物志》、《酉阳杂俎》、《唐律疏议》、《列子冲虚至德真经》、《高僧传初集》、《二集》、《三集》、《唐人小说集》、《刘宾客集》、《陈宜公奏议》、《韩翰林集》、《旧五代史》、《世说新语》、《三国志》等[18]。另外从陈先生作品引文出处看，尚有批校书《南史》、《北史》、《魏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元和郡县图志》、《真诰》、《唐国史补》、《太平广记》、《唐语林》、《唐才子传》、《明皇杂录》、《杨太真传》、《贞观政要》等，先生经常翻阅的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唐文》、《全唐诗》等。当然诸如《元史》、《明史》、《清史稿》及诸多《地方志》与佛典也详读过，他在大量的资料爬梳中才搭起了中古宏阔的历史平台。

（四）、种族文化理论实践的阶段演进

陈先生的理论不是先验的理论，更不只是一种没有理论支撑的观点，而是通过对中国中古历史史实充分理解基础上的架构。他在理论与阅读写作实践循环往复中，不断深化、细化了种族文化理论。

从1927年到1930年为第一阶段，此一时期主要研究成果以佛教经典翻译研究及佛教故事中土演变为主，以异域佛教文化走入中土及周边民族文化为研究主线。起以《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第一篇专题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

从1931年—1934年为第二阶段，延续上个阶段佛教经典及佛教中国化研究，同时开启中土种族及本土道教的关注，以《李唐氏族之推测》、《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为代表，推进种族文化观的实践。

从1935年—1941年为第三阶段，继续推进第二阶段的研究，全面进入中古历史的研究，以《武则天与佛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代表，系统进入种族文化理论实践。

从1942年——1953年9月为第四阶段，继续推进第三阶段的研究，将种族文化理论的实践重点围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以《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的关系》、《崔浩与寇谦之》、《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补充论文即《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论韩愈》、《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为代表。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大致看出陈先生种族文化理论演进的内在理路。

三、从种族文化要素信息分布看种族文化理论的内核

为了更深入理解种族文化理论的实践，今选取理论实践代表性文章及论著内容，将种族文化要素信息在中古政治文化史中的分布情况，列表于下：

依据以上先生具体理论实践，将种族文化理论内核概括如下：

以佛教、道教、儒家经学三大思想文化为主脉，以中古政治及相关文化史为主轴，选取政治文化现象的各种要素纠结的若干关键问题，以解决问题的关键点为切入点，围绕关键点的环境要素构成，寻求格局布置，在历史现象格局建构中，探究文化要素因子分合的内在理路，阐释华夏文明内在的及外来的文化因子的融合过程，揭示文明递变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