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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印双:陈寅恪种族文化理论新阐释(下)

2013-01-21

四、种族文化理论下的中古政治集团及其革命

前面我们粗略的勾勒了先生的种族文化理论在实践中的诸多要素,依据不同的历史现象,择取不同的种族文化要素,解读历史,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下面我们就唐代政治中能动因素——政治集团来考察此理论的具体应用,探究历史实践主体——集团的架构:

政治集团是种族实践的主体之一,集团内部包含阶级或阶层、家族、代表人物等因子。文化要素包含地域、精神信仰、制度文化、经济财富等。文化要素贯穿于种族主体实践中。集团实践因时空变化而变化,因此判定集团的要素侧重点也不同,如判定关陇集团就侧重种族、地域、精神及制度文化要素;判定长安天子集团则侧重财富来源、文化要素;判定河北藩镇集团则以地域、种族、文化要素为主。

关陇集团,它是由以府兵制为核心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下集结的特殊阶级。宇文泰时期,其阶级包括鲜卑及六镇胡汉混合种类及山东汉族武人从入关者,还有在关陇增收编募的中等以上豪富之族。到唐高祖、太宗朝,集团阶级又增加山东士族、南朝梁陈后裔、山东豪杰、胡族蕃将等附属群体。

武则天集结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主要以李武韦杨四大血缘家族为其成分构成。此集团是关陇集团轴心分化变异形成的团队,集团主要生存于大唐以关中内重外轻军事格局改变为外重内轻格局过度过程中。

长安天子集团,此集团阶级构成有三部分:其一,武则天大倡科举后,以文学进身的而不改其放浪习气的新兴士大夫阶级;其二,以礼法门风为旗帜的山东旧族士大夫阶级(这两种阶级又合称外庭士大夫阶级);其三,与外庭士大夫阶级对立的内廷阉寺阶级,他们基本是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他们操纵着中晚唐皇位继承权,并且内朝之禁军外庭之宰相,俱供其指挥,供其进退。

河北藩镇集团,主要指割据河朔武装社会阶级。集团以胡化人群为主体,其特点是善骑射、尚武而不重儒学文教。

上述唐代有关的政治集团及其阶级推动革命形式主要分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中央政治革命主要指系列宫廷革命:包括以李世民为核心的秦王府集团革太子李建成集团的命,太子李承乾集团欲革魏王泰集团的命,武则天割李唐的命,唐中宗夺母后复辟,太子李重俊反韦后当权,李隆基夺取帝位等。这些革命其实是封建皇权体制下,皇室家族内部的最高权力争夺。唐中后期集团斗争有外廷士大夫内部的牛李党争、外廷士大夫与阉寺阶级之争。地方政治革命指尉迟炯反杨坚、徐敬业反武则天、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革命等。

上述唐代政治集团及政治革命,形成了唐代近三百年政治格局。

 

五、种族文化理论价值

谈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理论价值,必须将他及他的理论放到时代和国际背景下来考察。先生生于西学东渐迅猛之时代,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民族文化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拯救危亡,先生祖父陈宝箴、父陈三立、兄陈衡恪祖孙三代前仆后继。先生承其先辈宏志,远赴欧美,汇通中西新旧之学,在学术领域打造天下公器,力在为民族复兴找到学理依据。 在二十世纪初国际学术舞台上影响欧美之新兴学说,如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证主义、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兰普勒希特的民族文化史观等,成为重新解释历史的几个重要学说。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有以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胡适为代表的杜威实证主义学说。而王国维、陈寅恪则坚持新史学必须从民族学术传统出发,合理借鉴西方思想学说,王国维借鉴叔本华哲学,陈寅恪则可能借鉴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说、兰普勒希特的民族文化史观。陈寅恪将中国史学传统及西方文化理论进行了提升再造。

陈寅恪的种族文化理论价值更在于他背后的文化指向,他曾提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与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知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1]”。先生推绎出整合中西文化层面——中体西用原则,这一原则是他四十一岁时提出的。此后,他的主张一直没变,据《雨僧(吴宓)日记》(1961年)为证:“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2]”这种坚定的信念,来自先生对“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真切认识,是他在史实中求史识的智能指向。这也是他交代门人蒋天枢“文章存佚关兴废”之用意所在。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里他又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着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阴百十人矣。”[3]这是他在几十年种族文化理论实践下,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预言,“新宋学”具体内涵所指值得我们重视,黄永年先生曾就宋学有专门阐释[4]可以有助于理解新宋学所指。

陈寅恪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他的种族文化理论及其实践是中国未来人文学术重要的基石之一。

 



[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年,第285页。

[2]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年,第277页。

[4] 黄永年:《陈寅恪先生称誉赵宋文化之解说》,载于《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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