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言与行的辩证关系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韩亚男）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论语》中有许多关于言与行的记载，涉及内容广泛，大至兴国安邦小到个人交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语言观，从中也可窥探儒家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思想。它所反映的言行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敏于行而讷于言。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个观点是《论语》中最常见的关于言行关系的描述。《宪问》有：“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即国家政治清明，正直地说话，正直地做人；国家政治昏乱，正直地做人，说话却要谨慎。《学而》中写到君子的标准：“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再次提出了谨言慎行的要求。君子是儒家思想中最为提倡的典范，在言语方面，《论语》对君子也提出了很多要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论语·泰伯》）意思是说，修饰容貌，就会远离粗率和懈怠；端正脸色，就会接近诚信；讲究言辞语调，就会远离粗野无理。这三方面描述的是君子所注重的礼仪之道。在儒家看来，一切社会行为都要符合礼，人的言行也应如此，即人的言行要按照一定的礼数进行，最终要统一于礼。在此方面，孔子提出了“正名”的观点，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也就是说，民无所措手足在于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在于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在于事不成，事不成在于言不顺，而这一切的根源则是名不正。“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论语》中不乏关于正名事例的记载：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事务”与“政务”只有一字之差，然而在孔子看来，它所表现的是截然不同的内容。由此可见正名的重要性。此外《季氏》中也有相关记载：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这或许是有关正名的最为典型的案例了吧。
至于孔子自身更是“礼”的践行者：“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孔子在家乡和在宗庙与朝廷上不同的说话方式，以及跟上大夫、下大夫以及君主说话时的不同方式正是他遵礼的表现，由此可见，对于儒家而言，所有的言行都应该服务于礼，依礼而存在。
第二，慎言慎行。
慎言慎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言语要慎重，二是行为要慎重。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论语》中从定公问于孔子的话也可得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道理，因此可以说，一个人的言语不仅可以反映本身的道德修养，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这里提出的言与行的关系是慎言慎行。《论语》及其注重言语的慎重，并且提出了慎言慎行的具体做法。
其一，就内容而言，言忠信，行笃敬。
忠信与笃敬有着丰富的内涵，忠信可以理解为忠实、诚实、诚信、谦逊等，笃敬则可以理解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尽心竭力、笃实静慎，不可对其进行偏颇僵化的认识与理解。《论语》在很多方面都将言与行放在一起进行描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子张问如何才能行得通，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即便是在落后的地方也能行得通，反之，即便在本州也行不通。《学而》中有“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为政方面对言语的要求，对于统治者而言，要治理千乘之国就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并且做到言而有信。此外在伦理道德与为人处世方面《论语》中也有相应的要求。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这里讲的是，君子要以谦逊的态度说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在君子需要考虑的九件事情当中就有说话要忠诚，办事要谨慎认真的要求。不仅如此，言忠信，行笃敬也是考察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标准。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忠信笃敬的重要性，有时它甚至比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这里再次把言与行放在一起，提出在做到行为谨慎，言语有信之后，如果还有余力的话，才去学习文化，由此观之，做人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单纯的学习而言更加重要，更加必不可少。
其二，就具体方式方法而言，要仔细区分说话对象、说话时机、说话分寸等。
关于说话对象，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这里是说谈话的对象是有分别的，可以跟他说话，却不跟他说，就会失去人才；不可跟他说，却跟他说了，就是浪费语言、对牛弹琴。对于智者而言，既不能失去与人才语的机会，也不能不择对象。想必这是提高说话效率最佳方式吧。与此同时，说话还要选对时机，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为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意思是，话没到该说的时候说，叫做急躁；话到了该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隐瞒；没有察言观色却贸然开口，叫做盲目。这三种都会对谈话效果产生不好的影响，都应当尽力避免。此外，说话还应掌握分寸，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分寸，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可见，即便是给自己的朋友提建议，也不能失了分寸，否则只能自取其辱。同样关于过犹不及的表述在《论语》中不乏一处，子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讲的是同样的意思。而关于言语，孔子则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即言语只要能够表情达意就可以了，这里讲的仍然是分寸即“度”的意思。当然，关于言语，《论语》中还有别的表述，如“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等，在此不再一一陈述。
上文中提到的《乡党》两篇中关于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说不一样的话的内容也是孔子慎言慎行的具体表现，孔子作为礼的倡导者，自然恪守所有符合礼的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言行不一。
言语和行动不仅有联系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表现为言过其行与言过其实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言过其行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意思是，君子认为口里说的超过实际做的是可耻的，言过其行即行动跟不上言语，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古时候，言语不轻易说出口，是怕自己的行动跟不上而感到羞耻。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即在说出所要说的话之前要先把它实践出来。孔子认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所以说话忌讳大言不惭，说话大言不惭、夸海口，在行动上就一定会有困难，长此以往便会不诚信。不仅孔子对于君子的定义如此，对于仁人，孔子也有对其在言语方面的要求。“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关于仁人，孔子也说，仁人说话很迟钝，但这并不是说言语迟钝就叫做仁，孔子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做到很难，所以不要轻易说出口，在说出口之前一定要先做到。无论对于统治者而言还是个人而言言行一致都具有现实的意义，统治者只承诺不实施则会失去民心，个人夸夸其谈则会不诚信，故应多加避免。
其二，言过其实，言语不能真实反映客观对象。
语言和行动的不一致性还表现在语言不完全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对于用语言的真实性，必须进行考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即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善言，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道德。表象的事物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其内在的本质，“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都是这个意思。正如佛家所说的绮语，即花言巧语。孔子在谈到交友时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意思是说，要跟正直的人，诚信的人，博学多闻的人交朋友，就有益处。跟逢迎谄媚、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的人教朋友就有害处。可见，表面动听的言语不一定是其真实的内在想法，对于表面言语笃实的人而言，也同样适用与此。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论语·先进》）可以称得上言语笃实的人也要进行进一步的判断，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装模作样的君子？想必也可从中窥探儒家对于“伪善”的深刻认知吧。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孔子在最初的时候，听了别人的话就会相信他们的行为，而在看到宰予白天睡觉之后，孔子指出，对于别人说的话，不能盲目地相信，还要考察他的行为。因为言语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对象，因此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考察。子曰：“始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自己说他从来没有诋毁过谁，也没有称赞过谁。即便有称赞过的人，那也是经过考察的。因为。对于不一致的言与行而言，不仅不能单纯地根据一面之词来分析问题进行判断，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不端正就否定他所有有价值的言论。也就是说，不能只凭借语言去肯定或否定一个人，也不能因为对一个人固有的好或不好的印象而否定其言论。不能因言废人，也不能因人废言。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即便是表面接受了严肃而合乎情理的话，最可贵的也是改正错误。即便是听到了顺从己意的话，自己觉得很高兴，也要进行分析。盲目高兴，不加分析；表面接受，实际不改。于人无利，于己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