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与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一瞥
荆三隆 陈潇
西安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也是中国佛教研习和弘传的中心。佛教中国化的起点和完成的标志，也是在古代长安完成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这是与古代印度佛教不同的，此外众多的祖庭，也是中国特有的。其中，除了禅宗、天台宗外，其余六宗法脉皆出自唐长安。西安不仅有着极其厚重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而且在当代中国佛教的理论研究方面始终处于领跑地位。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西安与当代中国佛教研究进行一个扼要的回顾。
一、改革开放以来西安与中国佛教研究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西安佛教寺院不仅制定了寺院管理办法、恢复了僧团组织、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还成立佛教经像流通处。随着寺院经济能力的不断增强，陕西佛教界在社会公益方面也开始自觉的行动。为弥补因“文化大革命”而遗失的陕西佛教文化史料，在陕西省宗教局的领导下，省佛协与省社科院配合开展了长安佛教研究工作，对隋唐时期长安佛教历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开展以重点寺院为主的长安佛寺丛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大兴善寺，大慈恩寺、香积寺、草堂寺、青龙寺、法门寺等八个寺院的志书。同时，佛教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
1、1978年，西北大学的高杨先生针对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就开始招收以印度古代史、佛教史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曾在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任十余年所长的王亚荣研究员，就是当时报考的学生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宗教所佛教室主任的魏道儒，也是高杨先生1982年招收的研究生。这是陕西最早的佛教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培养事业，西安也由此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最早的佛教领域研究生培养基地之一。
2、1980年秋由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高杨先生发起召开的，由中国宗教学会、南亚学会、西北大学、陕西社科院四方在西安举办的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宗教学术会议。时隔三十余载，当时任会务秘书的笔者，每念斯事，仍感慨万端。1980年暑期，我受家严的委派，赴京向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宗教学会和南亚学会秘书长的黄心川先生汇报，在一所走廊塞满了杂物和灶具的教单宿舍，黄公与我在一间地上堆满了书刊的小屋里，逐字拟定会议议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为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开启了序幕。
3、蜚声海内外的数届玄奘国际学术会从1994年起就陆续在西安和各地举办；2009年在西安举办的首届长安佛教论坛，是在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佛教学术会，发表论文187篇，出版论文集五卷，计300多万字；西安也是“世界佛教论坛”四个发起城市之一，第一、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已分别在杭州、无锡和台北举行。。
4、一些学者对西安和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遗迹做了认真的调查。如王亚荣研究员的《西安终南山北麓名刹古寺现状调查及旅游开发研究报告》，对西安市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一区三县”现存的40多座名刹古寺的现状进行了跟踪和调查。对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许多建议。学者们对长安佛教文化资源的调查，都具有很实际的考量。李利安教授建议，对一些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资源，应从西安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展示长安佛教文化的巨大感召力和佛教资源的独特魅力，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增强城市的文化竞争力，尤其是对终南山佛教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还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方案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5、近年来，陕西省和西安市组织了“中国汉传佛教陕西祖庭调研组”，对陕西以及西安市佛教祖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研，2006年就出版了《陕西·中国汉传佛教陕西祖庭研究》一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保护和开发措施。
二、当代西安佛教研究的特色
当代西安佛教研究的特色主要是以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陕西省社科院长安佛教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为代表。
1992年，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成立，这是中国高校系统最早的佛教研究所之一。在佛教研究方面主要在宗教学基本理论、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印、中日、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佛教哲学、菩萨信仰、佛教考古、佛教文学、佛教伦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佛教、佛教历史遗存的开发利用、佛教寺院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他们的专业领域则涉及文史哲等各种学科，具体来讲有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伦理学等。他们把佛教研究渗透到这些学科之中，并不断扩展、深化各个学科的研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是陕西省最早成立的宗教学专业研究机构，1989年正式成立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二十多年来，学科建设不断发展，新成果不断问世，“一个中心，三个三结合”的特点受到全国宗教学界的认同。“一个中心”是以传统宗教文化资源研究为中心。“三个三结合”，分别是积聚提高学术素养的基础理论研究、为社会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应用对策研究与了解宗教发展大势的超前预测研究的结合；整合地区力量联合攻关的学界、教届与政界的结合；拓展学术交流扩大视野的省内、省外和国外的结合。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主持和参与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课题的研究，研究领域和深度不断拓展，与此同时，还频繁开展学术活动，站在宗教学研究的最前沿。
2004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成立，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拥有宗教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已在佛教、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研究等领域形成优势，在密教、禅学、佛教文学等方面形成专长。以吕建福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密教文献文物资料整理与研究》为标志性研究成果。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其他各类项目十余项，主办、协办多次学术活动。已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在巩固原有领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西北地区和西安古都丰富的宗教资源优势，重点研究陕西及周边地区为主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研究当代宗教热点、难点问题，关注宗教与社会关系，成为中西部地区宗教学研究的学术重镇。
2002年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立了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学校学科建设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工作平台。长期以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宗教学研究工作得到了前辈学者任继愈先生、黄心川先生的指导，在佛教思想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十九本专著，参撰、参编了相关领域数十本著述。2005年建立的宗教学硕士点，是国内理工科院校最早的宗教学学科点之一。先后主持了国家、教育部、省、市的社科基金的佛教研究项目，参加了许多区域性的研究活动，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形成了以佛教经典以及佛教比喻经研究的特色，成为宗教学研究队伍里一个有光明前景、充满生机的成员。
三、西安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相互关系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在他长达五十余年的统治时期，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在他的军事活动中，给匈奴以重创，前后出征六次，打开了通向西域的道路，为汉武帝经营西域的政策提供了军事上的保证。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从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张骞不辱使命，是沟通我国人民与中亚各国人民友谊的第一个光荣使者，对于武帝时代的政治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对以后的历史具有深远意义。
丝绸之路的大致路线是：东端起自陕西渭水流域，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或经今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今喀什市）以西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沿着锡尔河北岸和咸海、里海的北侧，通往西方各地；或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以西越过葱岭，经过大月氏（今阿姆河的中上游）西行，通过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一直可达到地中海的东岸，再转至欧洲的罗马等地。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印度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传播到国外，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沿着贯通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并伴随着来自印度、中亚一代的商人、使者和移民，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再经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汉地，深入民间。
初唐僧人玄奘，为了寻求自己心中对于中国佛教各门派的诸多疑问，决定到印度求访佛经，参验真理。他于唐贞观元年（627年）孤身从长安出发，经兰州，到凉州、敦煌，独自一人冒险度过大戈壁，历经艰难险阻达到新疆哈密，再通过丝绸之路的传统北道行进，终于到达印度，访问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他在印度停留多年，足迹遍及整个印度国境，精通佛教全部经典。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他回到长安时，受到盛大欢迎。唐太宗命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玄奘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应唐太宗要求，玄奘根据自己的游历口述、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完成，是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十九年间的见闻录，包括了西突厥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天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部分地区和印度全境。对于各地的经济文化，风俗地貌，无不实录，为人类交流史留下了极其厚重的历史记录。
在两千多年前，东起长安、西达罗马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国与亚欧各国的贸易通道，为古代东西方经济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今共同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在古丝绸之路的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紧密，发展空间更广阔。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欧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承载着佛教传播的历史使命。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排头兵的最佳选择。
佛教虽源于印度，但自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经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为我国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佛教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深深的影响着华夏民族文化，其重视教育、严谨的治学态度，精进探索的精神，和以“善”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对民族的整体文化面貌的提升大有裨益。其次，佛教文化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佛教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岁月里，为追求真理而不惜身命、西行求法的东土僧人不在少数，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佛教信众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前赴后继，他们携带着友谊的种子，为各国人民的友好相处、往来，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佛教文化能够提高我国话语权。佛教的圆融思想有益于处理人们身与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现在与未来的各种矛盾冲突，视全世界为一个大家庭，视各国人民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平等心和慈悲心，相互帮助，扶贫济困，谋求共同发展，这样才能获得共同的繁荣富强。佛教的圆融观，在对待文化方面，积极吸收其他文化合理的成分，友好交流互补，以不断完善自身。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国与国的交际往来方面，汲取别国的政策中的有益内容，相互理解和尊重。中国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学，使中国文化得到更好地发展，其对于世界的认识，使得中国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提高了我国的文化话语权。以佛教的圆融思想为指导，来治理思想文化、社会、政治、国策，将会使世界和平，社会科学民主，人们自由幸福。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佛教文化底蕴丰厚，并一直是佛教文化的重镇，也是中国佛教研习和弘传的中心。西安不仅有着极其厚重的佛教历史文化资源，而且在当代中国佛教的理论研究方面始终处于领跑地位。所以，以西安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建设也一定能够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好的建设。
四、西安与中国佛教研究的热点问题
2011年6月，西北大学主办了佛教热点问题学术座谈会，会议主要涉及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1、佛教的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如关于研究领域、佛教研究方法、佛教研究队伍、佛教研究成果、佛教学术交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2、佛教理论方面的热点问题，如人间佛教、人本佛教、国外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文化佛教、生活禅与现代禅、国学与佛学关系、禅净关系、佛教信仰的特性、佛教的现代性、佛教与社会关系、民间佛教与精英佛教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3、佛教现状方面的热点问题，如佛教寺院的功能异化问题、佛教文化的产业化开发问题、佛舍利崇拜问题、佛教素食问题、佛教四众弟子的关系尤其是僧俗关系模式、佛教教育问题、佛教信仰方面的问题、佛教团体的功能弱化与异化、佛教戒律与清规的传统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等。
4、佛教事务管理方面的问题，如僧团管理、佛教协会管理、政府管理各自存在的问题，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寺院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经济管理、旅游管理方面的问题。
5、佛教与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如佛教的社会慈善、假僧行骗与寺外游僧、非宗教性佛教文化活动问题、国学热中的佛教文化教育问题、佛教伦理教化的无力等问题。
这次会议，对佛教的当代转型及大众对佛教的理解，对促进佛教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都具有开拓性意义。
首先，这五大系列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对于佛教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思考，和盘托出来了。对于当前宗教研究的热点问题，西大佛教所的同志不仅以其敏锐的目光进行了观察，而且以严肃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准确地提出来了。其中有些问题不仅仅是制度问题、实践问题、或理论问题，更是整体的、系统的、全局的、富有挑战的，甚至具有颠覆性的问题。所以，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目光的犀利和理论的洞察力。
其次，在当前国内学术界，以一校一所之力，能以这样的力度去讨论如此广泛而深入的问题，是十分少见的。因为，这五大问题，几乎包含了中国佛教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是一种胆大妄为之举，但这其中包含着对佛教学术的自信、对佛教现状的担忧，以及对中国佛教未来的热切期盼，所以，这不但是理论的呼唤，时代的需要，也是西北大学敢于面对现实、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自1980年西北大学就作为发起者之一，率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宗教学领域第一次全国学术会议，此后，国内佛学的重要会议与其他重大学术活动，都是至始至终地热情参与，或作为主办，或作为协办，或作为发起，或踊跃参加，几乎没有缺席。西大佛教热点问题座谈会对如此广泛的佛教问题进行讨论，在国内外都是第一次，也是西北大学在佛教研究方面的又一创举。
另外，佛教热点问题关系到佛教学术、佛教理论、佛教实践、佛教管理以及佛教与社会等很多重要领域，涉及中国佛教的未来和佛教学术的发展走向，是值得全社会尤其是佛教界、政界和学术界来认真面对的。多年来，人们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现佛教领域存在着许多问题，但由于制度约束、文化传统和学术视阈等多种原因，大陆学术界一直对这些问题持谨慎态度，尽管也有一些零星研究和个别的呼吁，但总体上看是沉默无语，很多人更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这种现象就是我在发言中所提到的现实批判精神的缺失和独立理性精神的淡化。所以，但西大佛教热点问题座谈会最可贵的可能并不是对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而是对问题的提出。虽然，会议在一些方面有一定的局限，一些参加者的身份也仅仅是宗教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但会议的性质和价值并未因此而降低，会议对沉闷的学术现状是一次大胆的冲击，对停滞不前的佛教现代化转型是一次热情的呼唤，对呆滞的社会关注度是一次强烈的刺激。我个人在此表示真诚的祝贺。
最后，因为问题的复杂和视角的不同，笔者认为对有些问题不能急于下结论，应该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和接纳这些问题，并以中立理性的精神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佛教有关方面应重视这些问题，研究人员也应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五、西安与中国佛教研究关系的一点思考
西安佛教历史文化根基丰厚，要为中国佛教研究起好带头作用，积极带动中国佛教发展。所以，在发展西安佛教与建设文化大都市的同时，要有全局意识，不能把西安的城市文化发展仅仅看作是一个城市的孤立行为，而要关注国家整体文化发展的战略格局，关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使西安建设世界文化大都市的构想，与陕西省和周边省市的文化发展逐步构成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东进”、“西行”、“北上”。
第一，东进。
所谓“东进”，指在西安举办的各种论坛，可以在会前或会后，引导会议代表和人员到河南浚县、嵩山少林寺佛教文化的互动。
1、大伾山风景区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浚县城东，因其有中国最早，北方最大的大石佛而著称于世。其中有后赵时依山凿就的大石佛，该石佛始建于北魏，依山开凿，总高八丈，藏于七丈高的楼内，素有“八丈佛爷七丈楼”之称，为世界佛屋景观之唯一，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西北13公里的中岳嵩山西麓，背依五乳峰，周围山峦环抱、峰峰相连、错落有致，形成了少林寺的天然屏障。1983年，国务院确定少林寺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 现在的少林寺更因其精湛的少林功夫而驰名中外，“中国功夫冠天下，天下武功出少林”。 到这一名满天下的禅宗祖庭，还可以去领略“寺以武名”的少林文化。
第二，西行。
所谓“西行”，即借助中央“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实施，在会议前后引导代表和信众到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大象山、重走玄奘路、敦煌一线游览。如：
麦积山佛教文化风景名胜区，其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50公里处，地处秦岭山脉西端，系小陇山林区的余脉，风景奇特。麦积山，又名麦积崖，始创于十六国后秦（公元384年至417年）时期。这里是以麦积山佛教石窟艺术为主要内容，丹崖，奇峰，曲水为特点。 国务院1982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麦积山石窟主要保存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朝代的雕塑和壁画，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之称，是我国的四大石窟之一。
第三，北上。[1]
所谓“北上”，是指引导人员过黄河，看山西民居、平遥古城、朝拜五台山。五台山既是佛教圣地，也是《世界遗产名录》；既是文殊道场，有着世界最古老的各类佛教建筑群，也是“亚洲最具文化特色名胜区”。这和终南山有许多相似之处，既是中国佛教祖庭聚集的圣地，也是联合国科教文评审的“世界地质公园”；既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在佛教文化的建设、文化旅游的开发，文化产业的培育等方面，两地有着相互学习的极大空间，也存在着联袂互动的深厚内蕴。
东、西两线的核心是麦积山和少林寺，与西安可以“一日游”；北上五台山就不是在一两天所能完成的事了。到五台山包含着广大佛教信众的文殊信仰和崇拜。五台山的活动，与东、西两线的差异在于，它不是仅靠文化旅游部门接手，就可以完成的事。因此，做好西安与山西宗教、旅游、五台山管理局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试想，仅以举办过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闭幕式上，三万多与会者齐颂“文殊心咒”的场景，就足以令人震撼。其对于“西安世界佛教文化论坛”和五台山佛教文化建设的“加持”和“增上”力量，对于区域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西安有着两千年长安佛教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改革开放以来西安的佛教文化研究工作始终为西安带来人气和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声誉，对建设世界国际化大都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陇、豫、晋三地的佛教文化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对于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佛教文化辐射区域，有积极地推动作用。西安作为区域佛教文化研究的代表，始终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的佛教文化研究事业息息相关，是我国的宗教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西安的佛教文化研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会是中国宗教研究广阔天幕中的一片碧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