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唐代墓志里的士

  唐代墓志里的“士”

关于“士”的起源问题，在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开篇，他一方面征引了陈梦家等人从训诂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征引了顾颉刚等人从历史观点探究的成果，近而又从封建秩序的解体来探究士的兴起。他认为士起初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最低的一层与庶民衔接，其职掌是各部门的基层事务。到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发生重要变化，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士阶层作为贵族与庶人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促进了士人数量巨增。到春秋末叶，士作为一个阶层，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它的社会化职能发生变化，士人入仕，如同农夫耕田，成为人生的价值的一个核心取向。在论及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时，他驳斥了顾氏“文士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观点，[1]对此公案论断确当与否，不在本篇探讨之列。

本文关注的是士阶层因文武分途出现文士和武士概念后，到唐朝时期都有那些与“士”有关的概念，又如何解读这些概念？在翻阅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近5140余通墓志时，发现不少有关士人的墓志，具体分类见文末附表。

在余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及唐代墓志相关资料，对唐代的多种“士”概念解析如下：

士人以政治朝野身份来划分，可分为公士和处士。

公士，公士指在官之人，公家之士，是对在位官员的一种泛称；士人“入仕”，如农夫耕田。到唐代科举大兴，进士科士人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进士，指士人跨越了秀才、举人考试，能够通过殿试的士子。到武则天大倡科举以后，唐代地方教育发展，政府在地方上也组织国家考试，录取通过的士人称为乡贡进士，他们是地方基层官吏的主要来源之一。后因为乡贡考试的进士越来越多，而提供的官职岗位越来越少，乡贡进士一大部分人转化为民间处士。

处士，《汉语大字典》“处”字条“chǔ”音项下第六个义项释为“士未出仕皆称处”。[2]现代一些词典一般将其释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古代有才德之人一般出来做官,不愿做官的就待在家里,这称为“处”。颜师古对此义曾有较为明确的解释。《汉书·异姓诸侯王表》:“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颜师古注:“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3]处士当中，不接受朝廷征聘做官的人就叫征士，对征士的尊称叫征君。

许多士人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也称这些士人为隐士。隐士即有在朝的士人，也有在野的士人。孙立群在近著《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介绍了三种隐逸方式，即苦行式的山林之隐，“吏非吏，隐非隐”的朝隐，恬淡、自适的田园之隐。[4]也有人称其中一些隐士为逸人。逸人，指遁世隐居的人。犹逸民，《论语·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1]张、柳下惠、少连。”何晏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5]

从人生信仰来分，士人可分为儒士、道士、居士；

儒士，指信奉孔孟思想的信徒，他们积极入世，士阶层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府的官员多来源于儒家信仰人群，如太学博士就是儒士概念分化出来，指精通几种儒家经典的政府官员。儒士他们无论在朝在野，都对时代充满关怀。

道士，广义指有道之士，狭义主要指道教徒。狭义下的道士，有男性也有女性，他（她）们一般生活在寺观里，过集体修行生活，老庄思想是他们信仰的核心思想。

居士，指一部分佛教信徒。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一部分佛教的信徒以和尚、尼姑身份在寺庙里清修；另一部分虔诚信徒，不生活在寺庙里，而是生活在自己家里，依然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居士就指这部分佛教信徒。

唐代墓志里居士也有非佛教信徒的，《汇编》开元462条，居士李公的墓志内容更多反映志主的儒家思想：“忠孝光国，礼乐成家。左琴右书，乃达人之荡荡；怀文抱质，实君子之林林。”[6]这里居士符合《汉语大词典》中居士条一的解释：“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礼记·玉藻》：居士紧带。郑玄注：居士，道艺处士也。”[7]我们这里可以看出居士与处士的关联。也可以把居士理解为处士大概念下的另一支脉概念。

从士人的道德情操人生境界来定义的相关概念，有高士、高道、贞士、秀士、达士等。

高士，指高尚出俗之士。高道，是以高士的精神内涵代指高道之士。

贞士，志节坚定，操守方正之士。《韩非子·守道》：“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8]

秀士，德行才艺出众的人。《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郑玄注：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9]

达士，见识高超，不同于流俗的人。《吕氏春秋·知分》：“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10]

从不同的角度区分士概念的差异性与共性，有助于深入理解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作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唐代，士人的信仰最能展现这种时代文化差异性与关联性，下面我们结合上述多种士人的墓志信息，初步探求士人的信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