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中古史及墓志研究部分论文

中古史及墓志研究部分论文

唐太宗伐辽背后的政治运作

隋唐两朝伐辽，成为中古盛事。伐辽即指伐高丽,高丽位于今天朝鲜半岛及辽东部分地区。千古一帝唐太宗伐辽失利，更为知名学者瞩目：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岑仲勉《隋唐史》、金毓茇《东北通史》、朝鲜社科院历史所《朝鲜通史》、胡如雷《唐太宗传》、黄约瑟《薛仁贵》、石见清裕《唐之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杜文玉《唐高祖与唐太宗》、葛承雍《煌煌盛世——隋唐史》等著作，以及刘健明、韩升、拜根兴、朴汉济、解如晋、刘进宝、夏应元、蔡靖夫、铃木靖民、菊池英夫、于赓哲等先生论文。他们从各个角度对伐辽战争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原王朝与半岛三国、日本、突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本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力在揭示太宗伐辽的战略目标及其与大唐中央主要矛盾的内在关联，认识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围绕太子帝位继承问题展开的系统政治运作及其功效。

一、唐太宗伐辽的原因

关于太宗伐辽的原因，许多学者有过论断：“如蓝文徵认为唐太宗伐高丽，一为救华人也，二为收复汉疆也，三为讨逆吊民也。高明士认为，主要是不满高丽权臣渊盖苏文弑其君，以及对唐的不恭（中略）就是维持天下秩序。为人臣而下犯上，左右相攻，均为中国天子所不容，这也是天下法的基本原理。朴汉济认为，隋唐两代初均是以非正常手段获得皇位，故以发动对高丽战争，转移国内视线及矛盾，这是当时出兵高丽的主要原因。刘进宝认为，唐太宗父子征高丽，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有多种原因，但贯穿始终的一条最主要原因，则是双方政治利益的冲突。韩升将其归结为中国内政方面的因素与唐朝国际政治方面的因素，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互为表里。”拜根兴认为，表面原因就是唐政府认同并主张的价值观念，即中国的天下秩序。深层原因具体表现为，基于增加户口，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唐朝对大量流落的隋朝兵士的处境深表关注。这样，拯救各个时期逃亡滞留的当地汉人，重新占有辽东，成为唐朝出兵高丽的内在原因。[1][1]出兵原因的不同，自然出兵的战略目标就不同。上述各家解释都有道理，笔者则提出另外一种可能，试分析如下：

《贞观政要》卷十三记：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各为我言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曰：“养百姓最急。”黄门侍郎刘洎曰：“抚四夷最急。”中书侍郎岑文本曰：“传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斯而言，礼义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养德，不敢为非，但太子、诸王需有定分，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今之急。”世民曰：“此言是也。朕将五十，已觉衰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诸弟及庶子数将四十，心常忧虑在此耳。”[2][2]

 可见唐太宗贞观晚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事件，更促使他要下决心将此问题放到头等大事来抓，这一年立李治为太子，太宗要解决政权平稳地移交，伐辽成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切入点，这是伐辽的最主要内因。史家不可囿于一时利益，而忽视历史真相背后的长久价值。国家利益是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要放到正义德行前面的，因为帝国事业本身与正义德行无关。

二、唐太宗伐辽的战略目标

太宗要将政权平稳地移交给太子李治面临如下严峻的问题：

其一，贞观十七年，李治被册封为太子时才十七岁，没有从政经验，需要太宗给他创造机会，积累治国经验。

其二，太子在军政两大系统中没有亲信力量，能威胁新君地位的势力，需提前铲除，并要扶持他搭建新的领导班子。贞观时期，先后任兵部尚书的有四位重臣：杜如晦、李靖、侯君集、李勣。太宗初登帝位，杜如晦以文臣领兵部尚书衔，为太宗牢固掌控军权提供很好的“杜断”，他去世较早。贞观三年，为消灭突厥，太宗任命李靖为兵部尚书。贞观十七年李治被册封为太子时，李靖已经七十三岁。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子登基，他和太宗同年去世。他对新君构不成实际威胁。侯君集，是玄武门事变重要策划人之一，他继李靖之后任兵部尚书。贞观十七年，他伙同汉王李元昌、洋州刺史赵节（长平公主子）、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次子）、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原李建成部属）等支持太子承乾谋反。后阴谋泄露，政变流产，侯君集被铲除。但他和太子承乾多年经营的旧部，在军政两大系统里还有一定势力。李勣，山东豪杰的核心代表人物，是太宗最不放心的一位军事重臣。还有魏王泰，也是一位很有政治野心的皇子，李治被封为太子时，他被封为东莱郡王，被调离京师，但他预谋争权时拉拢的势力还在，重要人物如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房玄龄子）、叶挺、杜楚客等二十多人，他们在朝中还很有能量。另外，军队内的其他老将是否支持未来新君也是个大问题。

其三，国家安全保障要素——府兵，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不堪攻战，需要整顿，同时给继任者要培训一批可靠的优秀年轻将领，提升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关于府兵制下的府兵问题，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论唐代蕃将与府兵》、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黄永年先生《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都有论及，兵农分离、兵农合一是府兵制战斗力转化的分水岭，唐承隋制，从武德六年起，唐恢复了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贞观四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国家没有大的战事，士兵长期过着骄奢安逸的寄生生活，部队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每年还要耗费大量军费，这是隋唐两朝都曾面临的问题。隋炀帝以百万之府兵而不能征服高丽，同时还要发展雇佣兵。尾大不掉的府兵是国家内部的定时炸弹，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亡隋的关键。太宗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近年结集出版的唐代墓志显示，大批官僚子弟加入府兵，强化了这一特殊阶层的阵营，而普通百姓当兵有田产后，就不再进思兵事，这都使本来就不堪攻战的府兵更加腐败。

其四，新君登基后，国家可能面临的周边不稳定因素，也要提前替他排除。一般在王朝新旧君主政权交接之际，周边较强的民族，常常为自己的利益，借机进行侵略活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太宗百年后，就会出现四夷交侵的状况。如果再有内外势力勾结，政局就会危机四伏。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论证的内政与外族盛衰连环性规律作用的必然反映。在太宗去世的前七年里，除了面对东北高丽、契丹，还要面对北面薛延佗、铁勒诸部、西北的焉耆、龟兹、西南的吐蕃、四川南蛮等。

其五，还需要给没有威信的新君提供收揽天下民心的机会,并为他留下一份丰厚的经济遗产。

唐太宗将上述看似不相关的问题，放到同一个伐辽系统里来解决，上述五点是伐辽针对内部问题的子目标。针对伐辽的外在目标是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新罗使者恳请唐进攻高丽：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一记：

帝曰：我少发边兵，总契丹、靺鞨直入辽东，尔国自鲜（《三国史记》‘鲜’作解），可缓尔一年之围。此后知无继兵，还肆侵侮。然四国俱扰，于尔未安，此为一策。我又能给尔数千朱袍丹帜，二国兵至，逮尔陈之，彼见者以为我兵，必皆奔走，此为二策。百济国持海之险，不修兵械，男女纷杂相好宴聚。我以数十船载以甲卒，衔枚泛海，直袭其地。尔国以妇人为主，为邻国轻侮，失主延寇，靡岁修宁。我遣一宗枝以为尔国主，而自不可当独往，当遣兵营护，待而国安任尔自守，此为三策。尔宜思之，将从何事？使人但唯而无对。[3][3]

《文馆词林》 卷六百六十四有《贞观年中抚慰百济王诏一首》和《贞观年中抚慰新罗王诏一首》。给百济的诏书中太宗针对新罗指控百济勾结高丽侵犯疆域的询问，百济答无此事，太宗说：览王今表及康信，王与高丽不为阿党，即能如此，良副所。[4][4]

可见，当时太宗针对新罗的求救是想以“围魏救赵”之策，用微小代价实现新罗的稳定。同时利用新罗与百济的矛盾，抚慰百济、新罗双方，并力图瓦解高丽与百济的联盟，这样既保证朝鲜半岛三国各自为政，又臣属唐中央。鉴于大唐以关中为中心的内重外轻军事格局，对东北最好的边疆稳定措施，就是保证百济、新罗、高丽三国继续保持鼎立局面，让他们互相牵制，这样唐也可以减少在东北的军费开支。太宗征辽，根本目标不是彻底消灭高丽。

百济作为弱国，一方面它想苟安，就只好讨好强邻。针对新罗的威胁，它结盟高丽，针对新罗、大唐双面压力，它就既讨好高丽也讨好大唐，面对高丽压力，它也利用大唐牵制高丽，它也只能如此。而三国中高丽最强，但又受制于大唐及其与新罗、百济的联盟。（而百济的两面讨好，也是它在高宗朝灭亡的主因，因为它丧失结盟者的信任。）因此半岛三国如果彼此相安无事，定期朝拜大唐，本来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的，但三国之间的利益又促使彼此矛盾激化，而作为东亚霸主的大唐当然在周边国家之间充当裁判的地位，有不顺服的必然引来帝国君主的烈怒发威。伐高丽是有这样的背景的。因此发兵高丽，其基本出发点还是从维持半岛三国鼎立局面出发的。这是事实的另一个方面。

太宗第一次伐辽，高丽投入十五万大军抵抗唐军时，本来按照李道宗的建议，发一支奇兵偷袭平壤，回头夹击高丽主力，可以短期就击溃高丽。但太宗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内部问题上，目标不在于此。后来他问李勣伐辽不成功原因时，李勣巧妙地把话题传给李道宗，道宗重提旧事，头脑清醒的太宗装糊涂说不记得了。在消灭高丽四万有生力量后，基本瓦解了高百联军，解除了新罗危机。太宗从辽东撤军，其实他的目的已经实现。陈寅恪先生论述太宗伐辽未成功，最有说服力的要素就是季节天气原因造成的。[5][5]天气原因是撤军的一个借口。当然，如果太宗想继续攻打，为军人配备寒衣的经费还是有的。这在高宗朝，龙朔元年到龙朔二年、乾封元年到总章元年的作战都是跨越了冬季的，也可证明寒冬不是太宗撤军的根本原因。集权体制下一贯的欺上瞒下作风，甚至开明的君主时代都无法避免。何况养尊处优的老爷兵们，他们岂肯把自己的生命抛到远离家乡的荒蛮地区。遇到难题，找些借口，这不用挖空心思，就会在脑海中形成种种方案，再有若干志同道合的策应者，方案就通过了。伐辽未“成功”，关键在太宗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在于此。下面将提到的伐辽任用的大批老将，也可以佐证此点。在冷兵器时代，将士打仗靠的是体能，而年龄是影响体能很重要的因素，这批老将想冲锋陷阵，也不如当年雄武灵便了。太宗三次伐辽更像是三次大规模的部队拉练演习。实际上，太宗伐辽诸多的对内子目标都在伐辽进程中得以实现了，而这些子目标是关乎大唐江山的百年基业的。

三、唐太宗伐辽背后的系统政治运作

就太宗如何利用伐辽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 关于军政官员的调整

关于李勣，太宗曾想借伐辽机会除掉他。伐辽期间有一次，太宗曾派李勣越过安市，攻打建安城，李勣以粮草被断必败为理由，不愿意冒险，太宗目的才没有达到。太宗发觉李勣已经知道自己的用心，才解释说：我用你为将，怎能不用你的策略呢？其实俩人都心知肚明彼此的用意。自从李勣窥透太宗杀他之心后，处处小心。在太宗临终前，还曾遗言高宗，《新唐书》卷九十三《李勣传》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于是太宗将李勣贬为叠州刺史，李勣连家都没回，就上任去了，算是又逃过一劫。另外从贞观十九年到贞观二十三年，在三次伐辽期间，太宗先后借机除掉与太子承乾有亲密关系的高官有：中书令岑文本、辽东道行军总管张君乂、左武卫将军王君愕（因为他死于战场，所以死后还有机会陪葬昭陵）、平壤道行军总管张文干、侍中刘洎、刑部尚书张亮、华州刺史李君羡等。此期间老死的高官高士廉、马周、房玄龄、萧瑀、李靖等，也为新君的顺利登基做出了贡献，尤其以马周、房玄龄、萧瑀一起主动辞职最为典型。关于魏王泰，太宗死前下诏，自己百年后，不许他回京奔丧，以免他再生图谋夺权之心。关于在此期间官员多有先升后贬之事件，实际是帝王权谋手段的具体表现，不可被其假像迷惑，他的目的就是调整领导班子，为高宗登基铺平道路。

从两《唐书》看，除李勣、张亮外，参与伐辽的高级军事将领还有：张俭、郭孝恪、李大亮、牛进达、薛万彻、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从《昭陵碑石》资料看，被调用的老将还有：郑仁泰、尉迟敬德、吴黑闼、张士贵等。《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勣、马周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军总管以伐高丽。”如果推测不误，这里提到的“十六总管”应该都是开国老将。太宗对待老将们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太宗对不信任的老将做了防范，如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道宗副之；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用亲王李道宗制约李勣，用常何、左难当牵制张亮。张亮在伐辽返回途中背叛,与太子承乾、侯君集有关。侯曾拉拢他一起造反，他向太宗告密，当时太宗没有处理，这说明太宗对他的信任已经打了折扣。在他前面被处死的侯君集旧将张君乂、张文干，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才铤而走险的。

一方面，太宗利用伐辽，安抚其他老将，他要和老将们重温旧梦。在发兵前，他和李靖、尉迟敬德的对话，可看出他有这层用意。贞观二十年伐辽返回途中，安排太子在并州迎接老将们，并和他们一起举行庆祝活动，再一次凝聚老将之心，为太子赢得军心。

在地方整治方面上，贞观二十年正月，太宗命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位大员出使全国，整顿吏治，肃清政风，一年内扫除不合格官员达一千多人。太宗对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大力度调整，为高宗上台铺平了道路。

（二） 关于府兵将士的整顿

太宗伐辽任用的老将，可以在行军及战斗过程中，给年轻将领传授作战经验，以利于新人在战场上的实践。太宗利用伐辽，让一个以他为核心的亲密老将团队，培训了另一个亲密的伐辽将领团队。这是太宗开发老将集体智慧、黏合新老团队的重要举措，是伐辽重要子目标之一。

通过伐辽，养尊处优的府兵，尤其是其中的官僚子弟，在行军中可以增强他们的吃苦能力，在战场上可以提高他们的战斗能力。伐辽培养了一批年青军事骨干，并通过加官晋爵，保证他们的忠心，例如贞观二十年二月，参加伐辽的将士，都升勋一转。伐辽军人的墓志反映许多人因参与伐辽迅速升迁。

太宗在伐辽过程中任用蕃将是解决府兵制下唐军衰落的重要一环，这不但为高宗开辟了军力组织的新思路，也开启了大唐三百年蕃将统兵的历史。参加伐辽的蕃将还有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弥射、李思摩、鞠智盛、奚族酋长苏支、靺鞨首领李元正、契丹酋长于勾折、新罗王金善德、百济王扶余义慈等。[6][6] 除此之外，《阿史那忠墓志》记：“圣驾雷动，问罪东夷，公衔命风驰，慰抚西域。旗旌悬泽，骑越葱河。处月焉耆，共稽王略。公扬威电击，诸戎瓦解。前庭宝马，驱入阳关；罽宾飞鸾，将充禁御。辽东奉见，诏隆奖饰，仍授上柱国。”[7][7]可见太宗发兵伐辽同时，派阿史那忠慰抚西域，解除了处月、焉耆等国之忧。《执失善光墓志》记：“父莫诃友，从破辽还，拜左威卫大将军。”[8][8]执失莫诃友参加伐辽事，也可补史书之缺。

（三） 关于其它周边民族关系的处理

陈寅恪先生认为在唐初几十年里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没有大的变化。而伐辽的部队人数，按王小甫先生推测，每次也没有超过20万人[9][9]，关中的防守没有问题。北方薛延佗，早在贞观十五年，因其袭击李思摩部，太宗发雷霆之怒，曾组织了营州张俭、朔州李勣、灵州李大亮、庆州张士贵、凉州李袭誉等五路兵马，以半环形包围之势，讨伐薛延陀，大伤其部元气。太宗曾经经历突厥马踏中原的恐怖，他决不允许北方再有一个强大的薛延陀存在，危及子孙后代。消灭薛延陀，这也是太宗伐辽系统中子目标之一。第一次伐辽过程中，太宗派右领军大将军契苾何力、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北御薛延佗，巩固后方。期间，薛延佗曾派使者到前敌试探太宗底细，太宗严厉训斥了来使，驳回了对方承诺派兵增援的请求，引发薛延佗挑起战事，这样经过训练的伐辽大军回军后，在贞观二十年太宗派李勣北伐，消灭了薛延佗五千兵马，获俘虏三万多人。北方劲敌瓦解，铁勒诸部纷纷内附。在贞观二十一年以后，先后在北方铁勒、东北契丹等游牧部落，设置羁縻府州，稳定边陲。

西北劲敌吐谷浑已被唐与吐蕃联军击败。贞观十八年，西州道行军总管郭孝恪灭掉焉耆；贞观二十一年，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府郭孝恪等联结部分铁勒援军合众十万，于贞观二十二年征服龟兹。

西南方面：唐与强敌吐蕃的关系处理，主要体现在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赞普。贞观二十二年，唐还发兵四川讨伐南蛮，进一步震慑吐蕃，达到了稳定西南边疆的目的。

（四） 扶植太子走上政治舞台

贞观十七年六月，太宗开始让太子李治掌管京城左右屯营兵，这是授权的开始。贞观十九年二月，他又让太子在定州开始监国，并为他配备了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杨师道等辅佐班子，并于三月调走了重臣长孙无忌、岑文本、杨师道；太宗在辽东战线拖延了驻留时间，客观上也为高宗提供治国实践的赢得了时间。《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贞观二十年十一月下诏，祭祀、表疏、藩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余委皇太子。”这表示，太宗将权力开始大幅度转移给太子李治。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太宗在金液门考核太子的执政情况。到太宗死时，辅佐高宗的领导班子出炉：于志宁为侍中，张行成为侍中检校刑部尚书，高季辅为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许敬宗为礼部尚书，褚遂良为中书令，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洛州刺史，李勣为特进留守洛州后升为尚书左仆射。太宗还曾把自己一生的治国经验写成《帝范》一书传给太子，提高他治国安邦的理论水平。年仅二十二岁的太子李治在父亲帮扶教育六年后，比较成熟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五） 关于营造收揽民心机会和留下经济遗产方面

战争是劳民伤财的，把民怨控制在一定程度，客观上是可以给儿子赢造收揽民心机会的。太宗征辽兵力不超过20万，财力消耗远比隋炀帝发兵百万之数少得多，并且战略目标不是必须拿下高丽，唐军军事伤亡小于高丽的四万死伤。在经济实力上比拼一个高丽小国，还是不会伤及元气的。当时针对高丽堡垒防御策略，在贞观二十一年唐方则实行了消耗对方国力的政策：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太宗贞观二十年二月记：

上将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

可见在比拼消耗时，还主动让对方消耗加速，这对大唐来说是消耗更少些。

太宗兴土木，也没有炀帝修大运河的规模。以修战船为例，如贞观十八年命将作大监阎立德到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贞观二十一年，命虞部员外郎唐逊造海舷一千艘。这个消耗确实曾激起南方部分地区的反抗，但很快就镇压下去了，这对稳定地方有很好的震慑作用。同时，这种劳民伤财客观上为新君减轻地方人民负担，为赢得体恤民情的提供了机会。至此，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的系统解决太子帝位继承问题的诸多子目标大部分实现了。

关于耗费民力方面，还有下列事项客观上也配合了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营建宫宇活动方面：修茸了洛阳宫苑，在东都禁苑修了飞山宫、元圃苑，在汝州西山兴修了襄城宫。在关中修建了汤泉宫，修茸了九城宫，兴建翠微宫、玉华宫，还修建了庞大的昭陵。上面的兴修活动确实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其中修一座襄城宫就役使民工九十万人。至于求骏马、购珍奇、好畋猎，重徭役都是太宗晚年所为。太宗临终前才嘱咐太子：停止伐高丽、停止一切营建活动。可以说，五十三岁去世前的唐太宗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他知道自己晚年政治做的是为了死后政局的平稳过渡。就连修昭陵的内涵都是以其辉煌功业来安内护边用的，一百六十七座陪陵，尽取当世勋贵名家，还有十四尊蕃王石像，涵盖了突厥、薛延佗、吐蕃、新罗、吐谷浑、龟兹、于阗、焉耆、高昌、林邑、天竺等。他的死也为新君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征服龟兹、焉耆的西域战争，打通丝绸之路，保证了中西贸易的畅通。正如霍华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说：“（唐太宗）留给他的继承者一大笔遗产：合理和高效能的机构，繁荣的经济及广大的土地。”[10][10]

综上所述，我们透过太宗伐辽相关的政治现象，发现太宗以伐辽为切入点进行系列的政治运作，将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平稳地移渡给太子李治，同时安定了周边环境，为新君登基营造了收揽民心的机会，并给儿子留下一份丰厚的经济遗产。可以看出一代封建圣主，不惜牺牲晚年的政治声誉，也要为家天下的长治久安铺平道路，可谓用心良苦。可惜他的苦心经营，因一个无法预料的人物——武则天的出场大大改写了李唐江山的政治图景。

李勣与八主

李勣（594——669年），本名徐世勣，降唐后，唐高祖赐其李姓，高宗时，以犯李世民讳，单名为勣。两唐书有传，后世存有《李勣碑》、《李勣墓志铭》。近年，论述李勣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黄永年《李勣与山东》[1]、牛致功《〈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2]、任士英《李勣与唐朝前期的政局》[3]等。黄文侧重阐述李勣在山东豪杰军事集团中的重要地位、牛文侧重说明了李勣与唐太宗、唐高宗的政治关系，任文主要阐述了李勣与高宗、武后时期的政局关系，及太宗对李勣政治命运及前途诸多安排。三文各有千秋，黄文尤为厚重。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李勣侍八主不倒之迷。“八主”指翟让、李密、唐高祖、窦建德、李建成、唐太宗、李承乾、唐高宗。

李勣与翟让：李勣投奔瓦岗军首领翟让时，正是隋政府已经失去公信力，天下群雄并起，社会秩序日趋崩溃时期。李勣“家多童仆，积粟常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当时他家的富裕早已远近闻名，而这最容易引来打家劫舍者的袭击，为了保家护乡，他加盟乡土割据势力成为必要选择。而翟让的瓦岗军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十七岁的李勣带领自己青少年时期玩伴一起投奔翟让，瓦岗山成为他最初锻炼军政才能的舞台。上山后他给翟让第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人多相识，不宜自相侵扰。且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劫，足以自相资助。”[4]（P2483）一方面他实现了保家护乡的愿望，同时也使瓦岗军的战略目标大大提升。这才引来张须陀两万大军围剿，李勣与隋军频战，瓦岗军获胜，这奠定了他在瓦岗军的地位。他第二个重要建议是劝说翟让奉李密为主。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兵威大震，势力迅速增强，李勣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李勣与李密：李勣推举立李密为主后，与李密密切配合，战洛水、攻黎阳、破宇文化及，功勋卓著。后瓦岗内讧，翟让死事，李密名义上是最高首领，实际上瓦岗军一分为三，一部由李密亲信王伯当率领，一部由单雄信率领，一部由李勣率领。与王世充之战，李密嫡系大伤元气，他与王伯当率两万残部入关投唐，单雄信主力则降王世充。李勣当时驻守黎阳，大战被击散的瓦岗军部分余部回到李勣营中，这壮大了李勣的实力。当时他辖区“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洲，北至魏郡。”[4]（P2484）后在魏征的劝说下，他以李密旧部名义降唐，而李密死后他成为最大受益者，原来随李密入关的人马及应该给李密的实衔一并划到他的名下。而单雄信死后，他所带瓦岗山旧部，也一并以他为核心了。他收复山东将士的心有两件事值得重视：其一，李密死后，他不避唐高祖忌讳，率众厚葬李密，甚得瓦岗将士的心；其二，在唐高祖面前，为单雄信求情免死，虽不成，但他收养了单雄信的儿子，尽收单旧部的心。这将李勣地位推到原来李密的位置，成为瓦岗将士的真正领袖。

李勣与窦建德：李勣降唐后，被封为右武候大将军，继续镇守黎阳。后被窦建德攻破被俘，窦建德看重他在瓦岗军中的声望，以其父为人质，胁迫他为自己继续镇守黎阳。武德三年，李勣再次弃窦归唐。他的这种归唐决心，是与他在李密、魏征相处时对天下局势看法有关的，当时谁占关中，谁就最有争夺天下资本，李密降唐也是看透这点，魏征也看透了，在魏征的分析下，李勣也看透了。因此虽身在窦营，心却在唐。当然，他在窦部的经历也为其后来笼络窦部做了铺垫。他在窦营也是立过大功的，具体表现是将刘黑闼俘虏送给窦建德，使窦多了位能征善战的猛将，他不杀刘黑闼，也算对刘有恩。因此李勣在窦营中，也是身浮众望的，这是他个人实力的进一步累积。

李勣与唐高祖：武德二年，李勣向唐要求以李密名义降唐，高祖曾说：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4]（P2484）唐高祖诏授他为黎阳总管，又加右武候大将军，并赐国姓，赐良田美宅，还封他父亲为散骑常侍、陵州刺史，积极拉拢这位瓦岗山干将。李勣不顾父亲在窦营做人质的安危，取大义弃窦降唐，深得李渊信任。李渊让他随李世民破王世充及窦建德，这种信任与当初对李密的态度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平王世充后，论功仅次于李世民。此时，他在李唐实力地位排名，仅次于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靖之后，是李渊非常欣赏信任的大将军。李渊还让他随李建成、李元吉平刘黑闼，与淮安王李神通合兵灭徐圆朗，与赵郡王李孝恭配合灭辅公拓，可谓功勋卓著。

李勣与李建成：李勣投唐重在魏征。魏征是他瓦岗军时期的同僚。魏征随李密投唐后，成为太子建成手下的得力谋臣，是他招抚李勣投唐的。当时李唐一方，分为两派拉拢山东豪杰，一是太子建成，一是世民。世民侧重在山东战场拉拢，建成侧重拉拢随李密进关中的山东人物。而李勣是李渊、建成与世民父子三人都倾心拉拢的人物，当然从一开始，他更倾向于魏征背后的建成，因为建成毕竟是他未来的主人。但他也讨好李世民，比如他推荐玄武门事变关键人物张公谨给李世民，本来张公谨在建成亲信任环的助手，后转向世民，这与李勣推荐是有密切关系的。李勣取信于高祖，与建成及其智囊魏征的支持是关系密切的。实际上，李密死后，李勣在地方，魏征在中央，二人结为李魏联盟，他们成为山东豪杰的新的轴心。而建成对魏征的倚重，也是看好他们的联盟有利于他未来登基大宝，稳定山东政局。李勣能够在山东战场的频繁出现，功勋不断，是与中央太子建成支持有巨大关联的。这其实也是后来太宗对他不十分信任的历史依据。

李勣与唐太宗：在攻灭窦建德、王世充过程中，他与李世民二人密切配合，取得了山东战场的决定性胜利。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李勣为下将。武德八年，唐准备大举反击突厥，参与的将军有窦诞、李艺、姜行本、张瑾、李勣、蔺谟、李高迁、李世民、安修仁、李靖、任环、李道宗、王君廓，通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的前敌总指挥其实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突厥交锋的太谷之败，很重要原因是太子与李世民的内讧，当时李世民镇守蒲州，本应在并州张瑾对敌时出击，但他按兵不动，而李勣所部在太谷战斗结束后才赶到，事实上他与李世民一样，为了保存所部实力，采取了坐壁上观，致使太子亲信张瑾所部全军覆没，反击突厥计划搁浅。太谷之败，开启了太子与世民兄弟相残的序幕。最后终于演成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胜利夺权告终。

事变后太宗侧重对军事重臣的调整，他利用突厥外部势力，暂时安抚收服李靖，之后继续对李靖严加防范，比如派侯君集随李靖学兵法，侯曾在太宗面前告李靖没有全心教他，自己留了一手。此事件可以透视出太宗派亲信监督李靖的目的。贞观八年，李靖为了避祸，主动辞职，太宗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并让侯君集接替他任兵部尚书。太宗对李勣，则采取疏远态度，派他镇守并州达十六年之久。并州是李唐经营多年的基地，那里遍布李唐的亲信。因此等于把这位军事高官架空，尽管史书记太宗高度评价李勣镇守并州功绩，将他视为“长城”，那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其实镇住他的势力才是真的。而李勣之所以安心在那里镇守，是因为天下大局已定，反抗也败亡。另外，即使大部分亲信不在身边，但他们的心都还是向着他的，太宗也一时还无法另立核心取代他。因此他很安心，加之在中央有文官魏征及一批他曾倾心结纳的人物都身居要位，能替他说话，有自己的代言人，是否在京城为官不是很重要。何况自己的家族包括父亲、弟弟、儿子也都拥有很好的政治地位，和他自己的原来出身比，他已经很满意了。因此即使明知道太宗对他存有戒备心理，他也不以为意，始终低调以示忠诚，尽量让太宗对他放心。同时，他与魏征的联盟，在贞观前期一直发挥作用，史书说“征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曾密荐中书侍郎杜正论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征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征阿党。”[4]（P2562）魏征的胆量源于他背后的李魏联盟及建成的经营多年的势力。李魏联盟确实制约了李世民的各项重大决策。太宗在魏征死后的破碑事件，足以说明太宗忍受他们时间太长了。魏征死后，李勣对太宗更加顺服，但太宗还是三次想除掉他。

第一次，贞观十八年伐辽期间，太宗曾派李勣越过安市，攻打建安城，李勣以粮草被断必败为理由，不愿意冒险，太宗目的才没有达到。

第二次，贞观二十年，薛延陀部落扰乱，诏李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击。至乌德踺山，大战，破之。关于二百骑事，岑仲勉认为不正确。其实，如果从太宗用意，是有可能的。李勣在并州督军十六年，他对北方边事情况熟悉，也安排了大批亲信，以他多年的经营和他兵部尚书的身份，调度突厥劲旅及当地旧部，从伐辽将士中选拔二百骑兵一起去前线是合理。何况本来讨伐延陀，就是伐辽背后的一个子目标，唐在组织兵力上也有准备。因此讨伐薛延陀胜利本身是可能的，如果李勣失败，就可借薛延陀之手除掉他，这是太宗的另一个目的。

最后一次，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前曾遗言高宗：“李勣才智有余，但是你对他并无恩惠，恐怕他很难服你。我现在将他贬黜。他如果迅速离京而去，等我死后，你可以任命他为仆射，如果他犹豫不愿意服从，应当立即处死。”[5]（P507）于是太宗将李勣贬为叠州刺史，李勣连家都没回，就上任去了，算是又逃过一劫。在这种太宗猜忌与谋算中，李勣每以机智化解自己危机。正如胡三省说：“史言太宗以机数御李勣，李勣亦以机心而事君”。[6]（6267）

李勣与太子李承乾：贞观元年，李承乾被封为太子，当时他才八岁，贞观十一年，也就是承乾十九岁时，李勣在并州邀领太子左卫率，隶属承乾。贞观十五年，李勣荣任兵部尚书，列为内定服侍未来新君的重要人选之一。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与弟弟魏王泰相争，太子在侯君集支持下谋划政变，后阴谋泄露被废。一大批官员被牵扯进去。汉王元昌、侯君集等核心人物伏诛。太宗又利用伐辽机会，先后又除掉一批与承乾有关联的高官，如岑文本、张君爻、张文干、刘垍、张亮、李君羡等。李勣幸免。贞观八年，李靖主动辞职，承乾事件后，侯君集伏诛，这样在军事高层中，一退一死，李勣凸显为太宗下面头号军事人物。

李勣与唐高宗：贞观十七年，李治被立为太子，李勣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太宗继续向他表达了托孤之意，事实还是有意试探李勣是否忠诚。高宗登基后，册拜他为尚书左仆射，永徽四年，册拜为司空。高宗朝，年轻的皇帝想走出舅父长孙无忌为核心的关陇军事贵族制约，真正君临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得到能制约长孙无忌的实力人物支持。无论资力与实力，李勣都是合适人选。高宗在立后问题上，没有得到长孙无忌支持，他就寻求李勣支持。而李勣知道自己只要与皇帝站在一起，长孙势力的消弱是必然的。因此他别有用心的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何需问外人？”[7]（P2820）成为宋贤史家诟病的口实。在家天下的皇权社会，皇帝的家事其实就是国之大事，李勣不是不清楚，这只是表达他支持的口气，并不是什么不介入。这句话本身就是介入。这是由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其实从某种程度，有摆脱在太宗朝受压抑的心理趋向。而太宗死后，实际上军政大权方面，因太宗的信任，长孙无忌地位还在李勣之上。立后事终于成为李勣超越长孙无忌的机会，他当然支持高宗。武则天当上皇后后，李勣待遇明显提升。高宗对李勣的礼遇，是历代君臣关系中少见的。李勣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而在上之人也对他礼敬三分，其家的显赫，可谓古今罕见。他希望自己的家族后代，在他的余荫下继续过富贵生活，因此在死前交代自己的弟弟要对后代严加管教，不可犯房玄龄、杜如晦后代的错误，落得家破人亡。但正如他所担心的，在武则天称帝时，他孙子敬业起兵反武，还是没有逃出抄家灭门刨坟的命运。而漏网逃脱的后代，身入胡越、吐蕃，成为唐与吐蕃及南蛮边患的积极推动者。可见，一个军事显赫世家对大唐的巨大影响，连太宗都没能做的事，武则天做了，李唐的江山也因此加速了残破历史进程。

通过以上对李勣侍八主的叙事回忆，他的地位始终未倒，其实他践行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为人处世的两难处境中，始终兼顾矛盾双方，如他在自己家庭与瓦岗军之间、瓦岗军与隋军之间、窦建德与李渊之间、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李世民与李承乾之间、唐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尽量从系列矛盾中挖掘行事合理依据决定自己的行为态度。可以说，李勣将封建社会下的儒家中庸思想运用到了游刃有余地步。

参考文献：

[1]黄永年.文史存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

[2]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3月

[3]任士英.李勣与唐朝前期的政局[J]天津：历史教学1998年第9期

[4]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杜文玉唐高祖与唐太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6]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7]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武则天在贞观时期的生存环境

武则天（624——705年）是一个富有历史魅力的名字。一千三百年来，许多史家对其魂牵梦绕，到二十世纪再掀高潮，自陈寅恪以下，从汪篯、林雨堂、郭沫若到熊德基、雷家骥、胡戟、赵文润、王双怀，从菲茨德、崔瑞德到原百代、气贺泽保规，二十多部武则天传记和约五百篇专论，形成武则天研究热现象。其间蕴涵着时代转型的巨大意义：武则天处在中古历史的转折点上，是贵族门阀政治走向科举官僚政治的分水岭，大批史家有意或无意的研究背后，预示着当下中国政治的再次转型。揭开这样一个有生命力的历史人物诸多奥秘，也是通晓未来走向的门径。本文选取武则天在太宗贞观时期的生存环境来研究，就是想揭示她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转型的关键的内在理路。

一、武则天的家庭政治环境

在武则天早年的家庭中，由父亲武士彟、哥哥元庆元爽、母亲杨氏和她的姐姐及妹妹构成了三种家庭内部的政治元素，他们个体的性格及相互之间的互动是武则天最早接触的政治经历，关于此点有必要深入分析。中国“三岁看老”的传统习俗中暗含着人一生命运的密码。就此分析如下：

（一）、父亲武士彟的追求对女儿的影响

武士彟（577——635年）太原文水县人，他是隋炀帝时期崛起的商人。他能致大富，这与仁寿时期（610—604）在汉王谅的引荐下，他认识了司空杨雄、左仆射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有关。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商人面对的最大客户一般是政府，他依靠与权门的结交，在权力资源中分得一杯羹，成为隋炀帝时期大兴土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经济上的崛起，促使他寻求政治上的话语权。

作为木材商人的武士彟很聪明，在识人观事中很有洞察力，他看透了李渊夺天下的野心，并且有意投靠李渊，也得到了李渊的许诺。而他在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王威面前，也极力表达忠心。他在领导李渊面前会阿谀奉承，在王威势力面前，体现其为王威等周全考虑的谋划。其实这种即能阿谀奉承，又头脑灵活并有经济实力的人，是得领导欢心和放心的。因此他对隋朝重臣有影响，李唐初期两位帝王也对他也很器重。

武德元年他升任府兵将领，任井钺将军时，儿子病殁，他没顾上照应。任校右厢宿卫时，原配夫人相里氏病危，他也没有请假照看，妻子在孤独中死去。剩下两个年幼的儿子，由家人看管，而富裕之家没有父母约束的孩子的发展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美好的政治前途，他牺牲了家庭与亲情，这种行事风格对武则天是有潜在影响的。武德八年他升任扬州都督府长史、贞观元年任豫州都督、贞观二年赴利州任都督、贞观五年任荆州都督，在他诸多历职空间变化中，则天从小随父亲接触的人和事，给她营造了政治素质的潜移默化训练空间。

（二）母亲杨氏对女儿的溺爱

武士彟抛家舍业效忠李渊的行动，赢得了李渊的信任和赏识。李渊为其做媒，娶了隋室皇族成员杨达女，成为唐高祖女桂阳公主夫君杨师道的堂姐夫，与新朝皇族实现了政治上联姻，成为大唐开国新贵。

对于男人来说，他做到了事业第一，获得了很高社会地位，而同时很大程度上牺牲家庭的幸福。早逝妻儿是他用什么地位也无法弥补的，而在挥霍财富中的两个儿子也是他心头永远的负担。在娶进名门之女后，家庭中的矛盾更新添一重。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儿子一直是父亲法定的继承人。而杨氏结婚几年中只生下三个女儿，新贵的心理倾斜不全在杨氏身上。四十四岁才出嫁的老女人杨氏，嫁入新家后，旧有的生活习惯被打破，伴随女儿的降生成长，对前妻的孩子或多或少的冷眼，必然造成了家庭关系的恶化，何况自小就着男装的则天，本身也不是省油灯。则天小时侯有个故事说：武士彟在利州任职时，著名术士袁天刚曾给武氏一家看相。先看杨氏又看武氏兄弟及则天姐妹之相。袁氏说：“此郎君（则天，因为她当时穿男装，有此称谓）龙睛凤颈，长相非凡，是贵人中最尊贵的；若是女子，日后将成为天下主。”这一故事广为流传。作为一方大员，请知名术士看相，想必是可能的。换个角度看，没有生个男孩的母亲对术士的言说必将深信不疑，对女儿未来的期待，促使她更加溺爱女儿，也培养了女儿专横跋扈的性格。

母亲杨氏，痴信佛教，关于则天母亲佛教信仰，深受杨氏家族影响一点，陈寅恪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证①。杨氏大龄生育和虔诚的佛教信仰，决定了她在教育子女中，必然是对孩子溺爱有加。而这必然引起过早缺失母爱的前妻两个男孩的嫉妒与怨恨。她的信仰尽管可能使她性格中有仁慈的一面，但晚育使她迟到的母性本能必然超过了信仰的支撑。当女儿与前妻儿子发生矛盾时，对亲生孩子的呵护是必然的，这是人的天性，和是否名门之后本无多大关系。在杨氏表现得有些过火时，新贵会考虑杨氏家族在宫廷中地位及影响迁就对方，这深深伤害着两个儿子。两个哥哥仇视的眼光与言行，父亲被政治权力侵蚀了亲情的心，注定家庭中爱的缺失，造就了则天缺乏爱心与冷漠的一面。

则天继承了父亲武士彟基因中聪明智能，在父亲在世时深受父亲性格影响。依据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位或多位精神父亲，无疑为官一方大员的父亲成为她第一位精神父亲。这位曾经奔走于商场、权力场中的新贵，对孩子关爱更多是通过权力与金钱来实现的，作为精神上父亲培养了孩子对金钱权势追逐的坚定信念。则天两个哥哥武元庆、武元爽在父亲去世后，对后母杨氏和三个异母妹妹刻薄相对，就可见精神父亲留下的精神遗产已经发挥恶的效能。贞观十一年，武则天被召入宫立为才人，年仅十四岁的则天在离家前和母亲的离别情感对比中就让人感觉到她受父亲影响已扎下根。《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略云：临别，母亲杨氏“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女儿悲乎？”可能是对宫廷生活的憧憬，已经打断了母女离别的哀伤。也可能是她想早日逃离寄人篱下的环境，也许是想给软弱母亲以信心，让母亲感觉到女儿是她的坚实依靠。而父亲的冷酷习性的继承，则天步入宫廷的一则故事可透露出她这一面。《鹤林玉露》乙边编之六《狮子骢》：太宗有骏马曰：狮子聪，极猛撼，太宗亲控驭之，不能驯。则天时侍侧曰：惟妾能制之。太宗问其术，对曰：妾有三物，始则捶以铁鞭，不服，则击以铁挝，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吼耳。太宗这位曾经久经沙场屠戮无数的君主，当面对身边妩媚有加的才人如此心声的时候，也是心中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因此以后的近十几年的宫廷生活中，她没有进入太宗视野，这和她好勇斗狠、强烈的表现欲是分不开的。孤独无友是权力的特性，父亲的精神遗产与母亲的溺爱更适合让她走权力之路，那里有无情理智运用的巨大空间，有相互利用、仇视与倾轧，有虚荣心的满足。

二、太宗后宫政治格局

太宗是宫廷内的轴心，他在内公开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宫内众多人的心。宫廷内部以皇后为核心的等级架构，是每个后宫人员心智结构中重要的一环。而在等级结构中能动的人员组合，是每个宫内人日常面对的。而以太后为轴心的妃嫔队伍，诸妃后的王子、公主，及已经出嫁的公主和已经封王住入自己王府的王子，也一直是后宫经常谈论的话题，至于皇宫内有势力家族的外在影响力及婚宦情况，也是私下太监宫女们窃窃私语的话题。这个能动气场左右着宫内人的笑语欢声。

唐代内宫的等级秩序，《旧唐书》卷44《职官三》略云：唐沿隋制，除皇后外，宫中还有众多妃嫔。其中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正二品；婕纾九人，正三品；美人9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武则天才人的地位在妃嫔中属中等偏下，其职责是记录妃嫔们的宴饮睡寝和蚕桑之事，向皇帝叙述她们一年中的收获情况。依据前面与杨家的亲缘关系的梳理，推测她服务对象主要是杨姓妃嫔。这也是宫中各势力核心保持身边纯洁性的需要，避免一些机密泄露流传。因此宫廷内她们有一亲密的团体，即使武则天被赶到感业寺，只要她想了解宫廷内部情况，宫内的旧有系统就会发生作用。这其实不只杨氏一家有如此能量，就是原来的长孙皇后和韦贵妃势力，也有雷同的势力系统。

杨氏、长孙氏与韦氏家族三大家族在宫廷的政治影响。武则天能入选才人，和母亲杨氏家族在宫廷内外的势力是分不开的。关于杨家的宫廷影响最主要通过李唐与弘农杨氏政治婚姻来看。在昭陵陪葬陵墓中出土的以下四块墓志，即杨恭仁、文安县主、赵王李福、越国太妃燕氏的墓志，可与史书相互证发杨家在贞观时期的宫廷内外的政治势力。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曾欲立巢王妃为后不成，未再提及册后事，因此实际的二号人物韦贵妃，地位已相当于皇后了。这里可以推测赵王李福母是由杨淑妃晋升为贵妃的。到贞观十年时，长孙皇后去世后，杨家在宫内的影响力可以说比后面提到的韦氏还强。因此关于贞观十一年，太宗选才人时，杨家的发言权很大，那么武则天作为杨门外女，也因血缘近亲得进皇庭。这也加强了杨家在后宫的力量，人多力量大。看看三位杨妃和一位燕妃生的一群儿子：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髙宗皇帝，后宫生寛，杨妃生恪，又生第六子愔，阴妃生佑，王氏生恽，燕妃生贞，又生第十一子嚣，韦妃生愼，后宫生简，杨妃生福，杨氏生明④①。十四子有六位与杨家有关，足以说明杨家在宫中有多大大权威力量了。因此武则天进宫，并非没有依靠，她背后靠的是皇帝姑姑和杨氏群妃。因此也可以推测，她在宫中与李治的感情培养是有近人牵线帮忙创造供机会的。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本来想立原来元吉妃为后，但遭到宫廷内外的抵制，其实宫廷外主要是长孙无忌力量，宫内主要是韦贵妃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制约了杨姓力量的坐大。长孙皇后虽然去世，但她多年在后宫经营的势力依然在。尽管史书没有提及有哪些人，可以从公主外嫁可以看出这一倾向：太宗有二十一位女儿，有四位早夭，余下十七位健康的公主中，有三位公主嫁给长孙家族成员：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新兴公主下嫁长孙曦、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外庭中长孙无忌和他的同党褚遂良位列宰相，长孙无忌力量一直到显庆四年后，才被当上皇后的武则天及其亲近势力根除。长孙无忌加之作为太子及未来皇帝舅舅身份，也通过自己几个外甥对宫廷内部施加了强大影响。当然长孙皇后的去世，内廷的长孙势力失去组织性，逐渐被韦氏、杨氏两股势力分化吸收。关于韦氏家族的政治影响见上章。

从某种程度说，西方三权制衡学说在中国政治体制中一直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着。2005年，庞朴先生在《读书》[11][1] 上提出一分为三的哲学观点，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提出质疑，有其合理性。武则天进入后宫，三大家族的矛盾与冲突，是影响其生活的生存环境重要组成，她二进宫也是由王皇后与萧淑妃相争引起的，三人重演三国演义，只是三人的政治智慧实在相差太远，王萧两方合势也没有斗过武则天，也可能与原来武则天将韦杨两股旧有的势力拉为己用有关吧。

三、李治的恋情与则天生存环境的改变

在后宫贵妃争夺战、太子与魏王争夺战中，给了边缘化的武才人与晋王交往提供了空间。李治小武则天四岁。则天进宫时十四岁，当时高宗十岁。则天进宫后，太宗、上至韦贵妃及杨贵妃等太宗妃子、宫中年幼的诸王子及外住的王子及其妃嫔、未出嫁的公主及其已经出嫁的公主及其可以允许进宫的妃嫔家属都是她经常耳闻目睹的对象。而宫中太监、在宫中传授王子、公主、宫女们文化的老师及守卫宫门的卫队，都是她每天的生存环境构成部分。她每天能够感受到太宗对后宫粉黛的影响，也能感觉到几大高门家族在后宫中的势力影响，王子们对后宫活动的作用。在权力中枢的宫殿里，感觉到宫廷的矛盾与或明或暗的争夺。也能或多或少发现后宫家属势力在朝堂及地方的影响流言蜚语。则天如何生存下去，虽然有杨氏家族成员在后宫的照应，但毕竟是处于边缘人物，相比前面提到的几位杨妃，她也排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她只能寻求新的精神安慰，她发现了象李治。十岁的李治，年少就失去亲生母亲，无疑母爱的缺乏，成为李治懦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弟兄中，亲哥哥对他在权力场话语的恐吓，加深了他的不安全感。而太子承乾与魏王的兄弟相争，无疑让他在心理上找不到亲情的温馨。他与妹妹晋阳公主相互关爱，《新唐书·公主传》略云：“帝诸子唯晋王及（晋阳公）主最少，故亲畜之。王毎出合，主送至虔化门，泣而别，王胜衣班于朝，主泣曰：‘兄今与羣臣同列，不得在内乎？’帝亦为流涕。”这样一位体己妹妹早夭，宫庭内他也更需要在寻找精神安慰。则天有机会看到这位被兄长们歧视的王子，而同病相连的命运，促使已经生理与心理都成熟的则天主动的走近。则天性格中男性的一面给了这位王子精神上的依靠。贞观十七年，十七岁的李治被封为太子，与两位兄长相比的懦弱及压在肩上的担子，都使他寻找象则天这种泼辣性格的母性呵护，满足他的恋母情结④。贞观十八年后，太宗外出征伐、巡幸、患病时期，则天是有机会借助杨氏和太监力量接触到太子的。“上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就是明证。李治当太子后，武媚娘年龄已经在二十多岁了。正是情感最丰富细腻，对爱情追求的最佳时期。她与李治的热恋，虽没有详细加载史册。但星点的资料也足以推测出来，这从她后来步入感业寺写的诗可以看到：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是她二十七至二十八岁之间写给高宗的情诗。理解此诗，暗含了两人的旧情，并且感情很深，不是一般感情，女子如果没有精神上的爱，是难到用情深处的。尤其也是一位欠缺父爱的女人，她在宫中除了太宗，就是这位小王子能成为她相思的对象了。对于性格泼辣的她，她是在宫内主动追求过李治的。一个缺少母爱，一个缺少父爱，一对同病相怜的青年男女，走到一起，即使没有交往频繁，也已经达到了两情相悦地步。“石榴裙”是二人交往的见证，或是高宗所送，或是约会曾穿。没有如此重要意义何必验取石榴裙呢？可见石榴裙是两人定情信物。后来向天下人宣布在宫中早就定情，就不是编造之言。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皇后武氏诏》：“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不离朝昔，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见多年的恋情在多年之后，才大白于天下。那么高宗多次造访感业寺，则天在寺内怀上高宗的孩子，进宫后生下后来的太子李弘，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段恋情改变了武则天命运，是她在后宫环境中赢得的最大政治资本，为她后来登上皇后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四、武则天学习唐太宗政治技艺的启示

唐太宗作为君主，是全国的臣民的父亲。在后宫他更是妃嫔才女的精神父亲，尤其是象武则天这样十二岁失去父亲，十四岁就进宫的女孩来说，她内心强烈寻求比他父亲更加强大的精神依靠，而能超过她父亲，自己又能触摸到的，正是自己每天敬仰的大君主——唐太宗。尤其是入宫十三年没有得到宠幸的她，伴随她对太宗言行作为了解的加深，这位名义上的丈夫实际上的精神父亲越来越强地在她心中扎下了根，也许后宫中还有其它人能真正读懂唐太宗，但武则天绝对是读懂太宗最杰出的。肉体的远离，带来了精神世界的富足，这是太宗带给武则天的影响。她从太宗身上的感悟使她日后成为后宫政治争夺的佼佼者，也是她后来协助高宗及亲自统驭天下的最宝贵灵感来源。关于她究竟感悟到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她后来的施政及影响逆推，就可看出她的手段与功业不在太宗之下，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现就太宗与则天的重要政治行为略加比较列表如下：`

对比武则天与太宗政治实践，发现二者路径相同的一面，而不同方面或者说好象相反的，其目标指向却相同，如太宗三次伐辽外争和武则天从天后不断升级为皇帝内扩，思路相反实则相承。可以说武则天是学唐太宗学最到家的一位皇帝。历史上能与他们之媲美，只有汉朝汉文帝与景帝、清朝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他们的后继者，则出现了三个伟大时期：汉武帝时期、唐玄宗时期、乾隆皇帝时期。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集权体制下政治家考虑问题的宏远与精密，没有伟大君主博大的胸怀，靠这种体制治理这样庞大的国家是很难长久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体是一种技艺，是人为性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治家来运作。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政治家的培养，需要环境，但也更需要是天分与胸襟及后天的高悟性的学习。评价政治人物，我们更应该看的是他开创的事业格局，因为帝国的事业和正义的德行原本是无关的。并且我们必须认识到内争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体的痼疾的东西，是国家致死的瘟疫。正确认识政治家的技艺或手段，是每个从政者应该采取的正确路径。

综上所述，我们从贞观时期武则天的生存环境要素：家庭政治环境、血缘家族因素、后宫政治格局、武则天的爱情、政治家的技艺等，探讨了武则天成为千载政治风云人物的必然性，认识了君主皇权政体下诸多政治特性，也感悟到客观地反思先民的政治智慧对开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注释：

①    陈寅恪：《武则天与佛教》，金明馆从稿二编。

②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92页

③“我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同时又是三分的；统一是三分的统一，三分是统一的三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密码也正是一个“三”字．我的五十多年问学生涯，便多半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探索这一本质寻找这一密码的过程中度过的。在我看来，儒者的中庸之道，道家的返璞归真，佛学的不二法门，其实都是三分法的不同表述；只因他们人生态度不一，遂呈尔我之势罢了。人类主观世界里的根本分歧，实在不在这等地方，而在圆融的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观念之间。其中二元观念得自然科学之助，至近现代而不可一世，并在社会历史上留下了苦涩的伤痕，使自己趋近自己的终点；三分方法则方兴未艾，明白四达，日益得到有众的认同。”（《学无常师，文如断壁》，《读书》，2005年第1期。）

④勾利军：《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情结”》，《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

张公谨与玄武门事变

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众多谜团一直为历代好学之士所关注，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对近百年来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较好的介绍。本文拟在陈寅恪、李树桐、宋家钰、岑仲勉、布目潮沨、石见清裕、砺波护、黄永年、牛致功、胡戟、杜文玉、刘蓬春等先生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最新出土的唐代碑志资料，以张公谨为线索，对事变策划主要依据、事变运作主要环节、事变人事安排等问题重新梳理，揭示事变台前幕后的若干历史真相。

在玄武门事变前，当李世民决定要对李建成采取行动的时候，历史记下了重要一幕：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太宗）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我们不禁要问，张公谨能参加政变谋划这样重大机密的事情，他是政变领导成员吗？他敢当场把太宗占卜器具掷于地，还怒发议论，他是什么资历呢？尤其是“今即在不疑”一语事关隐情，究竟指不疑什么？并且他对形势认识也非常清楚，觉得“势不可已”，他怎么会对全局认识那么透呢？而太宗也对他的一番言行没斥责，反而对他的观点深表赞同，这一幕背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回答上述疑问前，有必要将事变的策划依据、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介绍一下，以便推定张公谨在事变格局中的作为。

一、事变策划的主要依据

《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

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

李世民在他的亲信鼓动下，确定了夺嫡之计。此计策划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军事重权人物格局。自古天下安危，系于兵柄。在军事方面，经过隋末唐初多年征战，大唐开国有四位影响天下安危的人物。第一位是李世民，他的嫡系部队主要以洛阳为中心，控制着潼关以东，长江以北，大漠以南的大部分军事要地；第二位是李建成。他依托自身的太子地位，控制着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大部分军队，同时还遥控着幽州罗艺所部；第三位是李靖，他在荆州及长江以南军事系统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第四位是李勣，他在山东、河北一带有广泛声誉，是太宗辖下战斗力最强的山东豪杰核心人物。这四个人地位关系是否和谐，是决定天下太平与否的关键。

其二，李建成和李世民双方集结的文臣武将。政治集团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李建成集结的人物主要有：李元吉、李纲、窦轨、裴矩、郑善果、贺德仁、魏征、王珪、徐师谟、欧阳询、任瓌、唐临、韦挺、庾抱、唐宪、荣九思、武士彟、裴宣俨、袁朗等。[12][1] 李世民集结的人物主要有：房玄龄、高士廉、柴绍、唐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刘师立、李孟常、王君廓、张亮、庞卿恽、樊兴、元仲文、秦行师、封伦、萧瑀、钱九陇、长孙无忌、杜如晦、长孙顺德、侯君集、刘弘基、公孙武达、屈突通、宇文士及、杜淹、尉迟敬德、李安远等。[13][2]从《昭陵碑石》及《旧唐书》中还可以看出，属于世民集团成员的还有：牛进达、张士贵、杜君绰、郑仁泰、吴黑闼、安元寿、独孤彦云等。

其三，京城内参与事变的武装力量格局。李建成、李元吉方面，亲信部队兵士约有二千人，主要由大将薛万均、谢叔芳、冯立率领；李世民方面，亲信将士约有八百余人；北衙守军，由高祖亲从敬君弘、吕世衡率领，有羽林军约两千人以上。单就李建成与李世民兵力对比，双方就相差悬殊。建成又以太子身份在长安经营多年，京城其它部队间接或直接在他控制之下，他有能力随时调动更多的人马。因此，太宗方面要想胜算，必须设奇谋、发奇兵才行。

其四，事变运作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征伐攻守过程中，如果占有地利优势，往往可以以弱胜强，以少制多。事变发生的具体空间分布格局：唐代太极宫城北面有玄武门、安礼门，玄武门北面对的是西内苑，北衙左右羽林军就屯营苑内。宫城南面有承天门、永安门、长乐门，三门南面的是南衙，其中南衙区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掌宫禁宿卫及皇城安全；还有左右金武卫，掌宫中、京城巡警；左右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左右千牛卫掌侍卫。宫城东面有通训门、凤凰门，隔墙就是东宫府，东宫诸门外的南面是太子诸率府，其中太子左右率府、司御率府掌兵帐与仪卫；左右清道率府掌昼夜巡警，左右监门率府掌诸门禁卫，左右内率府掌侍卫。宫城西面有嘉猷门、通明门，西宫墙与掖庭宫毗邻。宫内有三个事变相关地点：一是宫内西面的北海池，据黄永年先生推测，这里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渊被胁持地点[14][3]；二是西宫承乾殿，是太宗原居所；三是武德殿，元吉原来居住在武德殿后院，与承乾殿东西相对。关于秦王和齐王二府地点，依据玄宗朝十六王王府居住区及相关居住区比照，可以上推李渊诸子宅地，当在东宫至十六王宅区间内。

二、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

根据事变策划主要依据及后来的具体实践，可以列出事变运作的主要环节如下：

一、设伏环节。这个环节需要完成以下细节：其一、设计诱伏。武德九年六月三日，先有太宗出面在父亲李渊面前状告建成淫乱后宫、图谋兄弟。高祖答应第二天，邀请重臣，双方对质，解决此事。这样建成、元吉二人无备而来，就很容易围剿成功。其二、收买北衙禁军将领常何，提前在玄武门内设伏。常何当日是值班将领，放李渊亲生儿子领人进宫，是符合情理的，太极宫内还有李世民居住的承乾殿。从李元吉被伏击时，想往自己原来居住的武德殿后院跑，说明他也常在宫内活动，也许他也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这是世民能领人进宫的一条旁证。其三、利用太子建成属下将领张公谨为内应。关于张公谨的向背，后面将做详细说明。其四，合理配置设伏兵力。主要配置如下：一队由太宗率领的十人围剿小组，关于其它九人后面有相关考证；一队为了逼宫需要，提供给尉迟敬德统领的七十名精兵，这支队伍有可能是由常何提前放进宫的，并将高祖及大臣议事地点包围了。六月四日，李建成、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邻湖殿发觉情况有变，当与发现此处伏兵有关；其余约七百二十人基本全部投入围剿建成、元吉援兵的战斗。关于是否余下一部分亲兵守卫秦王府，依据事发当天，东宫与齐王两府兵中，有人说要去攻打秦王府，秦王府将士非常恐惧来看，秦王府是没有守备的，基本是倾巢出动，集中兵力决战玄武门。另外，据《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记，世民一方还组织了一支囚犯奇兵，配合门外设伏，“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芳林门位于玄武门西面，毗邻掖庭宫。

二、围剿建成、元吉援兵。这个环节有四个步骤：其一，引发建成援军与北门禁军的混战。李建成、李元吉两府的援军，在冯立、谢叔芳的率领下，从东宫玄德门出发沿宫墙逼近玄武门，他们首先遭遇敬君弘、吕世衡仓促率领的北门禁军的抵挡，其中激化双方矛盾可能有两点：一是囚犯兵的卷入，二是常何与张公谨的挑唆。其二，间接控制北门禁军。在混战中敬君弘、吕世衡被斩，北门禁军群龙无首，常何成为临时负责人。其三，瓦解援军。瓦解其一，玄武门门前守卫张公谨，原是太子建成旧部。瓦解其二，建成、元吉的人头被发到援军中；其四，合兵围剿。在秦府的增援部队、囚犯奇兵及北门守军三下合击之下，两府兵四散溃逃。

三、控制宫城，宫内逼诏。此环节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其一，在常何率领的禁军配合下，太宗集团迅速控制了宫城其它诸门。这可从《安元寿墓志》扑捉到一条线索：“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特蒙驱使，委以心腹。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15][4]志主守卫的嘉猷门，是宫城西面的北门。太极宫其它七门，世民部也当迅速接管了。其二，软禁高祖君臣。尉迟敬德率领七十名精兵，将高祖和议事大臣软禁。其三，利用高祖重臣说服高祖交权。当日参加议事大臣有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其中萧瑀、陈叔达劝说高祖答应太宗的逼诏内容，而宇文士及本身就是具体负责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在武力威逼下，七位重臣除裴寂外六位大臣都倾向世民，高祖见大势已去，加之世民以亲子的身份痛哭怀前，高祖只好顺势下诏，“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在太极殿东侧）出宣敕，众然后定。”[16][5]

四、增训新兵，控制皇城。李世民虽然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京城各口部队，多是建成经营多年的人马，李世民京城内的嫡系部队力量还很单薄，随时面临高祖旧部及建成、元吉余党的军事威胁，增训新兵，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遣公（张士贵）与将军刘师立招募壮士，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17][6]这支新军成为李世民牢固控制京城及登基帝位强有力的保障。

五、收洛阳军政大权，取得地方实力人物的支持。《旧唐书》卷五十九《屈突通传》云：“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洛阳行台仆射，驰镇洛阳。”在世民控制长安局势后，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阳控制权，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这也是震慑其它地区潜在反对势力的需要，是稳定全国军政局势的重大一环。

六、拉拢军事重臣，控制全国军队。如何对待李靖，是把军队大权牢固地抓在自己手里的关键。李世民利用突厥南下之机，在心理上收复军帅李靖。《执失善光墓志》可为证：“于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接应，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18][7]太宗利用突厥大军南下机会，一方面给李靖展示了自身强有力的突厥外援，一方面让李靖了解了重大军事机密，表示对他的信任，打消他的疑虑，促使李靖死心踏地地效忠自己。关于李勣，后面谈及张公谨将涉及。

李世民通过上述系列环节的运作，实现了控制全国军政大权的最终目标。

三、张公谨与事变的人事安排

下面结合事变展开的相关环节，考察一下张公谨与事变的主要人事安排。

（一） 关于政变的领导集团成员

《旧唐书》卷六十四《李建成传》：

武德九年，突厥犯边，诏元吉率师拒之，元吉因兵集，将与建成克其举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等，日夜固争曰：“事急矣！若不行权道，社稷必危，周公圣人岂无情于骨肉，为存社稷大义灭亲，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成？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太宗然其计。

武德九年九月，太宗登基表彰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

可见，政变的核心领导集团成员：李世民、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张公谨不在其列。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二凶）。

这个名单接续前六个核心成员，又增加了宇文士及、高士廉、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也没有张公谨。

为了澄清张公谨所处地位，有必要对这个领导名单中的成员在政变中的作用作一说明：

太宗登基后，表彰功居第一的五位功臣中：房玄龄、杜如晦是文臣，功重在策划事变系统方案上；尉迟敬德是事变中灭二凶逼高祖的主要打手，他们的作用相对明确。

长孙无忌的作用，依据事变前力量对比情况，太宗方面较弱，他要想胜算，必须发奇兵才行。而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舅甥二人，就是组建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觉的囚犯奇兵，增强了李世民一方的战斗力，以此功居第一是服众的。而功居第一里没有高士廉，高士廉本身也是文官，年龄也偏大，他不可能到玄武门带兵冲锋陷阵，这也可旁证无忌是奇兵的实际领导者。

侯君集功居第一，《旧唐书》卷六十九《侯君集传》：“预谋议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功居多”。其实他的作用还重在指挥兵力方面。从当时局势看，设伏环节中，有一个重要兵力部署环节，就是秦王府余部约七百二十人，投入玄武门外围剿东宫和齐王府赶来增援的部队，这支围剿部队的现场领导是最有资格功居第一的。那就该是侯君集，从他后来任兵部尚书一职，也可为他的帅才作一注脚。

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三人，没有确定。如果按战斗兵对兵、将对将的原理对应，可对应如下：侯君集对薛万彻，程知节、秦叔宝对冯立、谢叔芳，在名单中程知节、秦叔宝排在侯君集后，如果推测不误，他俩当是侯君集的俩个副手，也是玄武门外重要攻击力量的领导成员。

关于段志玄的作用，《旧唐书》卷六十八《段志玄传》记：“巢刺王元吉竟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的打手作用仅次于尉迟敬德，“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也是诛二凶的得力武将，有可能还是进入宫内七十精兵的头领之一。这样他在名单中有一席之地才说得过去。

宇文士及，当日裴寂、萧瑀、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七位大臣即将参与李渊裁判李建成、李世民的矛盾，除裴寂外其它大臣都倾向李世民，而原来是高祖近臣的宇文士及，已经是李世民天策府的司马，他已全力支持李世民，成为当日具体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当事人。

屈突通，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不可能参加事变现场拼杀，他的作用是事变后被派往洛阳控制局势，取得洛阳地方势力的支持。此前，建成元吉所属曾告世民亲信张亮在洛阳大肆活动，图谋不轨。虽然经过审问，张亮无罪释放，但李渊和太子建成在洛阳也必对世民采取了防范措施。在世民控制长安局势后，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阳控制权，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

张士贵，在事变后他和刘师立负责招收新兵，这也当是事变前就谋定的。李世民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京城各口部队，还是建成多年经营的人马，在京城李世民的嫡系部队还很单薄，随时面临太子建成、元吉余党的军事威胁，迅速增训新兵，进一步牢固控制京城，招收训练嫡系部队是必然的。张士贵的工作为太宗迅速登上宝座做好了安全保障工作。

（二） 张公谨与张瑾、张公瑾

上面核心名单中没有张公谨，那么张公谨究竟是什么资历呢？在翻阅史书时，发现张瑾、张公瑾与张公谨三名有内在关联。

岑仲勉先生云：“《旧唐书》六八《张公瑾传》记：‘武德初除右武候长史,以李勣力荐,入秦王幕府,九年诛建成, 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依同书四四“左右卫大将军正三品’, 其职甚崇, 武候长史不过六品上, 既以功显, 犹不过从三品之左武侯将军, 则武德八年时断未为右卫大将军也。张公瑾此时未为总管, 且《旧·新书公瑾传》均不载此事, 可知‘公瑾’乃瑾之讹也。由右卫大将军之职观之, 足见瑾与公瑾, 确是两人。”[19][8]

岑先生以前后官职品级的大小来断定“瑾与公瑾, 确是两人”，按常识理解未必公允，古来影响个体官员升降因素很多。下面略引有关张公谨、张瑾史料：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

武德八年八月，并州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八年, 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于太谷, 王师败绩, 中书令温彦博没于贼。

《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武德八年) , 突厥入寇, 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出拒之, 以彦博为行军长史, 与虏战于太谷, 军败, 彦博没于虏庭。

太谷兵败当事人，表明张瑾与张公谨是一个人。从贞观三年，张公谨上突厥可取六状，表明他不忘当年的败绩，后协助李靖击败突厥，洗雪耻辱，可旁证太谷之败他是当事人。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谨，字慎，魏州繁水人，为王世充洧州长史，与刺史崔枢挈城归天子，授检校邹州别驾，累迁右武候长史。

《册府元龟》[20][9]卷一百七十二:

张瑾,隋末陷王世充,及洛阳平,诏征瑾入朝,以旧恩,历左卫大将军。

这里张瑾与张公谨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王世充部下，后降唐。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

(武德八年五月)帝志在灭之, 复置十二军, 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事变前太宗）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逐渐亲遇。

高祖重用张瑾是在武德八年前，太宗亲信张公谨是在武德九年事变发生前不久。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武德九年六月，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 入塞, 围乌城, 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 上从之, 命元吉督右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

《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

（太宗）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

玄武门事变前，高祖派张瑾随元吉要救乌城之难，而此时张公谨的言行是促成太宗最后决策行动的关键。

《宝刻类编》卷二：

襄州刺史邹襄公张公瑾碑，释法林撰正书，贞观七年七月立，碑今亡佚。[21][10]

《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

破定襄，败颉利，玺书慰劳，进封邹国公，转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四十九。

张公谨也写作张公瑾，谨与瑾相通。

《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云：

（武德九年七月）封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

《唐人墓志汇编·张宣墓志》略记：

祖公谨，唐朝授右武候长史，隋邹虞三州别驾，太子右内率，右武候将军。定远郡开国公。[22][11]

《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

（玄武门事变后）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开国公。

张公谨事变后，功授右武候将军，而非左武候将军，此处可纠《旧唐书》之谬。张公谨升任右武候将军前，《通鉴》说其为右内副率，《墓志》说其为太子右内率。应是太子右内副率，墓志去掉副，如同今天某副处长，只要没有正处长在场，就称其为处长，表示尊敬，墓志撰手也该是这种心理。张公谨是太子手下掌宿卫侍从的首脑。他对太子李建成一方人员及军备情况都是很熟悉。

综合上述，可以确认张公谨、张瑾、张公瑾事实是一个人，《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记是正确的。他原是王世充旧部，降唐后，被任命为右武候长史，“初未知名，李勣骤荐太宗，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这里的“初未知名”当是在太宗系统里没有多少人了解他，李勣、尉迟敬德都曾在太宗面前提他，但未见他被重用。他后来升任右卫大将军，与李建成有关系。

张公谨原来是太子建成亲信任瓌的部下，任瓌曾经是负责为李世民山东战场送粮草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打粮草实力，因此任瓌及其部将张公谨位置至关重要。可以说从开始太子建成是通过粮道的控制，谋划未来的统治的，而张公谨是建成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武德八年唐高祖任命张公谨为羽林将军，并州行军总管，抗击突厥，在太谷几乎全军覆没。

（三） 张公谨与太谷之战

太谷之战，本来是唐高祖君臣要与突厥一决胜负的重要战役之一：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武德八年四月：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及弹石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

丙戊，颉利可汗寇灵州。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

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欲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丙辰，代州都督蔺谟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太谷以御之。

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考异曰；旧本纪，‘八月六日，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唐历亦同。今据实录，七月秦王出蒲州，八月无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

八月，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瓌屯太行，以备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

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任城王道宗击破之。

九月丙午，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幽州，俘斩二千余人。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从上可见参与大举进击突厥的将军有窦诞、李艺、姜行本、张瑾、李勣、蔺谟、李高迁、李世民、安修仁、李靖、任瓌、李道宗、王君廓、柴绍等，透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组织是全国性的军力部署，它的前敌总指挥是谁呢？

从武德七年开始部署军力，李渊就开始巡狩：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宫避暑。

七月，车驾还京师。

十月辛未，上校猎于户之南山。癸酉，幸终南。丙子，上幸楼观台，谒老子祠；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龙跃宫；庚午还宫。

武德八年四月，甲申，上幸户县，校猎于甘谷。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宫。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十二月，庚辰，上校猎于鸣犊泉。

武德九年三月，上幸昆明池。丙午，上幸周氏陂。

可见，高祖这一时期巡狩，是用心放权给太子。尽管史书没有说大举进击突厥总指挥是太子李建成，作为即将荣登大位的储君，需要机会将国家军权平稳掌控。与突厥之战，既是李唐抗击强敌，也是高祖为太子提供锻炼的机会。包括武德七年，建成在京城招兵买马，也应该理解为是高祖默许的。

而这些举措引来了军队实力派李世民的紧张，兄弟关系骤然紧张。太谷之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子与李世民的内讧，七月李世民镇守蒲州，八月被派往并州。本应在并州太谷张公谨对敌时出击，但他却按兵不动。而李勣所部在太谷战斗结束后才赶到，事实上他与李世民一样，为了保存所部实力，采取了壁上观，致使太子亲信张公谨所部全军覆没。东线也是建成亲信王君廓奋力进军，西线有柴绍胜利。但并州太谷的失利，将唐方高层内部矛盾凸显，反击突厥计划搁浅。建成、世民、元吉等齐聚京城。建成回京后有意削夺世民兵权，名义上升世民为中书令，实际开始将他的谋臣猛将调离。面对危局，李世民也加快了密谋夺权的进程。

李世民收买建成身边的人为事变内应，张公谨就在其列。关于他如何能被收买，也许当在他太谷兵败由正三品连降三级为从四品的太子右内副率失意的时候，关于用何手段收买，当与收买常何、王晊等手段类同[23][12]。

太谷兵败后，他回任李建成太子右内副率，武德九年六月，被封为天纪将军，将再次随李元吉领兵出征乌城抗击突厥。他被引入秦王府环节，史书传记描写跨度太大。张公谨成为影响李世民决策行动的关键，事变中“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事实是他凭借自己的太子右内副率、天纪将军的身份阻挡了建成、元吉的援军，而非仅凭他个人的勇力。事变后被封为右武候将军，不久被任命为代州都督北御突厥，贞观四年，上书突厥可灭六条理由，促成唐突决战，他随李靖一起将突厥彻底击败，后转任襄州都督，贞观七年去世，葬于尉氏县西沈家村。

岑仲勉先生以张瑾、张公谨前后官职变化认为他们是两个人。如果通解张公谨在李建成、李渊、李世民三人之间的关系，考虑官职升降的原由，就能知道他官职的微妙变化是正常的。何况贞观元年太宗任命张公谨为代州都督，与右卫大将军一样也是正三品了，按岑先生的标准，他也算太谷兵败后又有机会官复原品了。

张公谨的上述资历背景，也证明他对全局有很清楚认识，也能清楚太宗疑虑关键在于张公谨是否可靠。张公谨被猜疑，才有密谋现场他当众的过激言行，这是合情合理的。太宗能宽容理解他的过激行为，并深以张公谨言论为是，事实就是让他当众效忠表态，因为他的身份太重要了，既是太子右内副率又是一员即将随李元吉出征的大将，无论是在太子嫡系部队还是即将出征的京城部队，他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他的作用当在内奸玄武门守将常何、建成手下太子率更丞王晊之上。

（四） 张公谨与“九人诛二凶”

《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

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同。

《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传》：

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新唐书·隐太子传》略同。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

刘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常等九人同诛建成。

同卷《庞卿恽传》: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

史书多次提到九人，“九人诛二凶”当并非空穴来风。李世民究竟率领了哪九人诛二凶的呢？前面论证事变领导成员时，在“九人诛二凶”的九人，我们可以排除长孙无忌和侯君集，可以确认有尉迟敬德、段志玄。那么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庞卿恽这八人中当有一位不在其列。通过对张公谨在事变中作用的考证，应该排除张公谨。因为他不会和其它人一样，对有恩于他的旧主子正面交锋。这样李孟常、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庞卿恽等七人，连同尉迟敬德、段志玄二人刚好九人，这九人才是史书所记“九人诛二凶”的九人。

史书出现含混复杂情况的原因，正如陈寅恪、黄永年、牛致功等名家共识，关键在于太宗亲自过目了实录，他决不允许保留他夺权的任何细节。更何况他收买的内奸张公谨是决定争权胜负的关键人物之一呢，他不惜窜改历史，意图割断历史真相。《张公谨传》记事变前一位没有名气的人物，能成为决定夺权决策和守门抗敌的关键人物，而又没有功居第一，这不蹊跷吗？太宗再想抹掉自己的劣迹，公正的历史还是为后人揭发事件真相留下了蛛丝马迹。

另外从贞观七年张公谨卒后葬地是在尉氏县西沈家村，与他原来的老领导任瓌同葬一县。按照他在事变前后的作用，他应该够资格陪葬昭陵，但没有他。张公谨死时，太宗曾失声痛哭，很大程度上是由张公谨联想起自己兄弟相残一幕，是对自己违背天理人伦行为的忏悔。这些材料也可佐证张公谨在事变中的内奸作用。

依据上述分析可知，玄武门事变是李世民集团为夺取父兄权力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斗争。事后看参与事变的人员分工，可以发现斗争前的形势、事变中每个步骤、环节的背后指向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军政大权。透过事变前后张公谨的作为，可以发现他是李世民事变夺权成功的最关键人物，围绕他展开分析，可以恢复事变的诸多真相，看透太宗当权后篡改历史篇幅之甚，揭露光环闪耀千古的唐太宗暴力夺权的本质。

唐高祖称臣突厥史事新解

一、称臣突厥战略的真正谋主

陈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开篇指出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24][1]”。高祖称臣突厥一事是确凿的。李树桐认为高祖没有称臣的分析虽言之凿凿，但最主要问题在于他没有把李渊集团放到当时周边国际关系格局中探讨。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

当时的形势是东突厥已经取代隋成为东亚霸主，华夏北方诸种集团势力都北面称臣。李渊虽有图霸的野心，但时势所然，称臣是他势力发展壮大的前提。如果去掉这个前提，他所辖区域迎来的将是敌对势力的进攻。李渊的战略经营意识高于其他人的，当时能与之媲美是李密。具体体现就是他们俩都认识到谁先入主关中，谁将成为未来天下的主人。前面所引史料说明当时各方势力应对的措施。李渊身处的晋阳本是突厥南下攻掠的重镇，他起兵时虽有五郡兵马及扩招的新兵，但实力还不足以与强大的突厥为敌。再则李渊起兵的军事目标指向是长安，他要解决后顾之忧，称臣稳住突厥是他必须的选择。

另一个问题，太宗果真是称臣突厥的谋主吗？大业十三年（617），李世民十九岁，此前没有从政经历。虽然以前参加过救援炀帝的燕门关战役，但那只是作为世家子弟的参军历练而已，与晋阳起兵的战略大局谋划没有太大的关系，史书褒美太宗过甚，似乎不经过锤炼，他天生就是战略家。我们从刘文静这位与称臣突厥有重大关联的人物入手，就可以解开称臣谋主之谜：

《旧唐书》五十七《刘文静传》：

刘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

及高祖镇守太原，文静察高祖存四方之志，深自结托。

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

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六记：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刘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这里有几点疑问：李渊与李世民谁更了解刘文静？在李渊晋阳起事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李渊与李世民谁是刘文静的真正主人？

刘文静曾是晋阳令，他和李渊是上下级关系，二人有一起共事的经历。人与人的理解是相互的，正如刘文静了解李渊一样，李渊也应非常了解刘文静。文中所指太宗认为刘文静可以一起起事的观点，应当来自于他富有深谋父亲的判断。那么世民到监狱去访刘文静，也可以换角度理解为世民秉承父亲的意思，去了解刘文静的政治倾向，以便拉拢。刘文静这位阶下囚，要想改变命运，自然没有放过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李渊对自己的呼召。而李渊对这位有谋略的前晋阳令也深加重用，在他架构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占有一席之地。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右统军都督，右统军隶焉。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正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

刘文静这位有能力的囚犯，受重用后，确实成为了李渊创业初期的得力干将。同时，我们从上面介绍的领导班子看，李渊用人策略很高明，当时他的儿子建成二十七岁、世民十九岁，让他们为左右统军都督，事实也就将兵权通过儿子们的监督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也给没有军政经验的两个儿子提供锻炼的机会，这时的世民还不是李渊真正的左右手，只能算作左右手的影子。而李渊真正的左右手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裴寂、刘文静。裴寂工作侧重内部，最能说明他作用的就是他带头推送李渊称帝。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及隋恭帝逊位，高祖固让不受，寂劝进，又不答。寂请见曰：“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乃从之。寂出，命太常具礼仪，择吉日。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刘文静工作则侧重于外部，以功连突厥最具影响力。刘文静改旗帜连突厥的建议是和李渊的战略思路相一致的。他被李渊派往突厥，连兵突厥的议题方案也都是秉承李渊的旨意。从李渊对刘文静的私下嘱托，也可看出李渊是谋划称臣的真正谋主，决不是史书扬太宗贬高祖就能遮掩的。但有一处令人费解，就是这样一位左右手，高祖为什么又亲自把他推向断头台呢？

刘文静与李密是姻亲，李密降唐从某种程度上有刘文静的作用，但李密在山东豪杰集团中的地位却是无法见容于李渊的，他投诚后只被封了光禄卿不太重要的闲职。逼迫李密铤而走险，李渊借机将其除掉。无疑李密之死在刘文静心理上埋下了怨恨的种子，这也难容于李渊了。

翻开《刘文静传》，可以发现他常能窥透李渊的帝王心，有如《三国演义》里的杨修看透曹操一样，而又管不住自己的嘴，由此慢慢失信于李渊。他也很骄傲，自觉才能在裴寂之上而位居其下，对高祖又心生怨望，借酒妄语。刘文静上忌于君下伤于友，虽有世民求情，也难改李渊除其之念。因此刘文静被李渊处死时，他慨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他把自己比为韩信，把李渊比为刘邦，也可看出他把李渊看作是他真正的主子。当然他与少主人李世民关系密切，可见他有争取李渊悦纳的动机。刘文静与李密的亲密关系及其个人性格的缺陷，是促成他政治悲剧命运的主因，终由原来隋的阶下囚成为唐的刀下鬼。李渊才是连突厥的战略谋主，刘文静是被李渊派往执行连突战略的仆人。李渊除掉刘文静，也因此失去了一位连突厥的重要谋臣。

二、从兴国寺兵向背看李渊的战略推进

《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门》记：

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屯于兴国寺，顺德屯于阿育王寺。[56]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记：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始毕得书大喜，谓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做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需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难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兴国寺兵可以说是李渊精心谋划招募的部队，他所派募兵将领有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都是他信得过的人。“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可以看出兴国寺兵名义上属于李世民右统军都督统辖。但陈先生说兴国寺兵在世民统领下胁迫高祖决策叛杨隋而臣突厥，恐怕值得推敲。在他组建的领导班子里还没有谁有实力敢于胁迫他，其他人的威望和地位也胁迫不了。那如何理解兴国寺兵的“公若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的呼声呢？根据当时形势，李渊的既定战略是尊杨隋连突厥。突厥作为当时东亚霸主，对北方割据势力的普遍政策是：要臣属突厥得到支持，必须接受突厥的册封，并在政治上保持反隋的立场，如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等。而反隋是和李渊既定战略相背离的，因为起兵最好的借口是扶杨隋，否则入主关中将师出无名，也会被隋朝旧部视为反隋的割据势力，那就没有政治舆论优势了。因此李渊要在两难选择之中寻求平衡，而他的得力支持者刘文静、裴寂等给他制造借口，说兴国寺兵支持他连和突厥，这是民意不可违，这样在领导集团内部达成一致意见，接受突厥的册封就顺理成章了，也保住了李渊“为人臣需尽节”的名誉，尽可能少地减损他的政治威望，胁迫之语只不过下属给主子的处境提供一个台阶下而已，不可当真。从结果看，他的战略并没有受损，不但举行了接受突厥册封仪式，还在金帛财物方面满足了突厥的需求，暂时稳住了突厥势力。对内宣称还是尊隋立场，这可在他张举起事的旗帜上看出他暗含的玄机，实际是实施了瞒天过海之计，骗过突厥，也达到收买隋旧部的人心之功效。李树桐先生侧重论述太宗将“渭水之耻”归于高祖称臣之过[25][2]，[72]有其偏颇。政治家的政策抉择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即使不是真正称臣于突厥，也是名义上认可突厥的霸主地位，这种策略他对李密也使用过，主要目的是稳住强大的对手，为自己发展赢得时间。这在他进军关中所张旗帜上也可以看出此种倾向：

《隋书》卷一《高祖纪》：

开皇元年六月，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资治通鉴》十八隋纪义宁元年六月：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戎预执，宜兼绛杂半续之。”

李渊深知兵进长安，如果师出无名，将是前功尽弃，而称臣突厥的仪式已举行，天下已共知了。因此如何执行既定战略成为起兵重要一环，他折中满足突厥要求反隋的立场，提出废“皇帝（炀帝）立代王”，就是以反炀帝不反隋蒙混过关。他巧妙地在起事旗帜上做文章，因为隋的旗帜是绛赤色，突厥的旗帜是白色[26][3]，李渊就在进军的旗帜上半白半绛，这样即说服突厥，又为承继隋的正统地位埋下伏笔。他的折中策略获得巨大成功，取得突厥的援助，牵制了刘武周对晋阳的威胁。同时他出师有名，迅速攻占长安，扶代王为帝，四方隋的旧部迅速归心长安，推动了李渊的迅速崛起，使他成为关陇集团新的轴心人物。这是李渊借当时突厥和隋两张最大势力牌，举重若轻地建立了大唐开国基业，也体现了李渊高超的政治谋略。

三、割地连突策略与刘武周兴灭

唐劲敌刘武周部的兴灭关键是李渊割地连突的外交策略：

《旧唐书》一九四上《突厥传》记：

（武德二年）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时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

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唐高祖臣服突厥，以此依靠突厥的裁判角色制约刘武周侵袭太原。但唐入关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西南收巴蜀，开通了关中与巴蜀的联系，向南将关中与江汉平原联为一体，东向击败隋屈突通军团、招降李密旧部，占领河南北部及河北部分地区，西向灭掉西秦及收复李轨，势力已达河西。到武德二年（619）初，李唐已经显露出建立统一王朝的恢宏气象。这已经打破了始毕可汗认可的割据政权称臣突厥的局面，作为当时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开始撕毁条约，支持刘武周向唐军进攻。但天绝始毕可汗，让他没有亲见后面的结局，此年二月他就去世了。在突厥内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处罗上台，他没有继续执行始毕可汗的政策，而是为了稳定刚刚接手的突厥中央政局，与唐结盟，派兵与唐军共讨刘武周。吴玉贵、李方两位先生认为处罗政策的转变，是突厥扶植杨隋傀儡政权的产物。当时这种形势决定了突厥态度的转变，陈先生归因于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是不妥的。

武德元年（618），攻打西秦时，唐高祖曾派宇文歆出使突厥。

《新唐书·突厥传》记：

颉利始为莫贺咄设，牙值五原北。薛举陷平凉，与连和，帝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赂颉利，使与举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所部五城附虏，歆并说还五原地。皆见听，且发兵举长逊所部会秦王军。太子建成建议废丰州，并割榆中地。于是处罗子郁射设以所部万帐入处河南，以灵州为界。

上面材料提及宇文歆的作用，说明刘文静死后并非世民是李唐与突厥惟一联系人。这次连突是以高祖为首君臣联合外交的又一次巨大成功，他充分地利用了北部边疆隋朝旧部对唐突两相臣属的的实际情况，以出让唐管辖区域五原、榆中之名，实收连突厥、孤立瓦解西秦的效果。这方面吴玉贵先生有详尽且令人信服的阐述[27][4]。

刘武周自太原不战而逃，突厥兵的南下援助唐军是关键因素。从收复太原后，突厥声称帮助唐并州总管李仲文助守，又留伦特勤率突厥兵数百人留守太原，而且“自石岭[28][5]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可见，唐突强强联盟，瓦解了刘武周军心，唐达到灭掉刘武周的目的，突厥则尽占刘武周管辖旧地，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当然看突厥对太原的驻兵权，及“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尔处罗卒。”这两种表现也很难排除唐连突厥时承诺割让并州的嫌疑，因为前面割让五原、榆中灭西秦已有成功合作的模式。没有这种外交造势的策略，太宗再如何英明神武，恐怕也很难在灭西秦和刘武周方面迅速成功，其关键在于高祖运筹千里之外谋划割地连突的政策运行顺利。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李渊此种外交策略的价值：以割地借助突厥的兵势，收瓦解孤立劲敌的功效。关于临时出让管辖区域，高祖君臣考虑是长远的。作为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突厥民族，占有以农业生活方式为主的区域，两种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而突厥又独居称雄塞北草原，很少采取汉化政策，注定在这些占领区突厥难以长久居住下去。这在武德五年（622）突厥大举入寇李唐，唐派遣使者郑元寿劝说颉利可汗退兵表达最为清晰：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唐纪六》记：

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馈，币帛皆入可汗，免为辛劳，坐受利益。

而李唐则利用这种生活文化差异，逐步从突厥手中赢得了原来如张长逊和刘武周等管辖的旧地。此非本篇重点所论，故略之。

四、连突战略与李世民的国际地位

《旧唐书》二《太宗纪》上记：

七年秋，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自原州入寇，侵扰关中。有说高祖云：“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高祖乃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太宗独曰：“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

《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传》记：

突厥入寇，帝议迁都，秦王苦谏止。建成见帝曰：“秦王欲外御寇，沮迁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帝浸不悦。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记：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太宗受诏北讨，齐王元吉隶焉。初，关中霖雨，粮运阻绝，太宗颇患之，诸将忧见于色，顿兵于豳州。颉利、突利率万余骑奄至城西，乘高而阵，将士大骇。太宗乃亲率百骑驰诣虏阵，告之曰：“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为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人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唯百骑相御耳。”颉利弗之测，笑而不对。太宗又前，令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急难相救；尔今将兵来，何无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决胜负。”突利亦不对。太宗前，将渡沟水，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渡，我无恶意，更欲共王自断当耳。”于是稍引却，各敛军而退。太宗因纵反间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遂不欲战。其叔侄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遣突利及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奉见请和，许之。突利因自托于太宗，愿结为兄弟。思摩初奉见，高祖引升御榻，顿颡固辞。高祖谓曰：“颉利诚心遣特勤朝拜，今见特勤，如见颉利。”固引之，乃就坐，寻封思摩为和顺王。

太宗此时在唐室内部君臣之间和突厥首脑们之间得到了双方认可的国际地位。这是李渊连突多年战略的一个后遗症。

李世民军功方面，从太原起兵身为右领军都督，参与军中重大决策，兵进长安也没有败绩。在灭西秦方面，首战告捷，再战因有病避开了兵败责任[29][6]，后唐军又接连败绩，而世民再次出征，所向披靡，一举歼灭西秦薛仁杲。与刘武周之战，也是先有李仲文、裴寂、李元吉等人的败绩，后有世民势如破竹，很快击败强敌。后巧妙击败窦建德，统军攻灭王世充。在统一战争中他打的基本都是北方的硬仗，因此在军中深孚众望。尽管在灭西秦和刘武周等关键在于他父亲连突厥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攻打王、窦既有突厥内部政权更迭有利时机，又有李建成陈兵蒲洲震慑突厥势力南下的有利军事格局，及李神通等在河北的安抚工作的业绩配合，但毕竟表象是李世民在一线统兵作战的胜利，因此他在山东军中的声望日隆。

连突厥方面，晋阳起兵刘文静借兵突厥，高祖是让世民所部精锐与突厥接触，这在《执失善光墓志》[30][7]反映志主曾祖执失淹率突厥军亲从世民，援助唐军入长安的；在战西秦时，也是突厥军、张长逊部与世民所部会合；在讨伐刘武周时，是处罗可汗之弟步利设率二千兵马与唐军会合。在战斗中处于同一阵营，彼此认识了解，也容易结成深厚的友谊。至于上文引太宗退敌时的香火之语，也可以推断应在晋阳起兵唐突军队会盟时所为。昔日因为突厥势强，又突厥民族敬事火神，有香火为盟的习俗，太宗当时年轻崇尚弓马，与突厥悍将气类相投，能和盟军将领香火为誓结为兄弟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种资历也让他在突厥高层成为知名人物。武德七年唐以财物退突厥兵，更加强了议和代表太宗在突厥军中的威望，和突利可汗真正结为香火兄弟，增强了彼此在各自阵营中的实力。世民对太子建成的地位威胁态势也加强了。

经过七年多的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历练，武德七年时的李世民已成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成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与唐高祖对儿子们的多年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但高祖没有想到他们兄弟权势地位上升后，追逐权势的心理也日益膨胀，引发兄弟之间激烈争夺的严重后果。

太宗地位的国际化是李渊连突战略的结果。武德八年（625），唐高祖就对突厥的发送文件改书为诏敕，彻底改变称臣突厥的书面形式，变为以天朝大国对臣属的公函形式。这是对自身实力的认可，也是对后继者们包括太宗和建成的下一代的实力认可。但连突战略的后遗症也严重影响了李唐高层关系。伴随唐突国际矛盾变为次要矛盾，唐室和突厥彼此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上文太宗与突利可汗的香火兄弟关系的确立，也是彼此阵营加速分化的开始。而唐室解决宫廷矛盾，爆发了玄武门事变，太宗篡权，灭掉建成、元吉，胁迫高祖禅退而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是连突战略促成了李世民实力增强、势力坐大，最终导致了喋血宫门事件的发生。

武德九年（626）渭水会盟是李世民执行比父亲更为彻底的称臣突厥战略，但此次他解决的矛盾指向不是入主关中了，而是稳定刚刚到手的政权了。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记：

武德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万骑进寇武功，颉利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朝为瞻，因张形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太宗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实无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赐汝玉帛，前后极多，何故将兵入我畿县？尔虽突厥，亦须颇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太宗不许，系之于门下省。

《执失善光墓志》记：

曾祖淹，本藩颉利发。皇初起太原，领数千骑援接至京，（中略）。祖武，本藩颉利发，（中略）于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接应，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

墓志反映，执失淹在晋阳起兵时是突厥援军的统帅，而上文提及“谓之曰”当是指太宗对执失思力说的，“尔父子”当指执失武、执失思力。志文说执失思力是他父亲派来的，《旧唐书》说他是颉利可汗派来的心腹，说明执失思力在突厥军中是很有影响力，把他扣为人质，至少和世民有结盟经历的执失武不会轻举妄动，这就牵制了颉利的进军。从思力后来与李靖里应外合擒颉利，并被太宗重用，也可反过来佐证渭水对垒时执失世家就有了通唐的嫌疑。

渭水会盟，也应验了武德七年太子建成对其父亲所言：“秦王欲外御寇，阻迁都议，以久典兵，而谋篡夺”。通过此次军事行动，太宗把军权全面抓在自己手中，这可从他布置兵力及征求手握重兵的李靖意见，看出他借机巩固军权的目的。而突厥也通过入侵结盟，得到太宗奉献的大批财物，双方各取所需。引文中“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也可看出突厥内部连唐的香火兄弟确实不少，上面执失世家的作为就是例证。从突厥败亡后，太宗对突厥大将的重用，反映在用人数目比例和任职职位的高低[31][8] ，可看出太宗顾念香火之盟；而突厥弟兄的忠诚不贰的表现，也反映了太宗与突厥将领关系的亲密。贞观二年（628），突厥内乱，突利可汗欲连唐攻颉利可汗，这也许与太宗渭水会盟采取的策略有相近之处，借外力达内部攻取优势，渭水会盟也是太宗借突厥势力解决内部军权的一次重大谋划。

关于渭水之盟，萧瑀是看透了世民所为的: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云：

萧瑀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以为有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即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

萧瑀装糊涂没有读懂渭水退兵内幕，故意询问世民，揭露世民勾结突厥的事实。而世民冠冕堂皇地回答中也说了部分实情：其一，突厥内部势力径直找世民，说明彼此勾结的事实；其二，世民让长孙无忌制约李靖，达到控制军权的目的；其三、世民说出了父亲和哥哥原来的防御反攻突厥的策略与计划，想以此掩盖自己称臣突厥立场。最能说明他与突厥勾结事实的就是，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退兵后，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给世民。世民认为接受不妥，交换为要回突厥所掠中国户口和让自己的亲信温彦博返回。

渭水会盟，是延续父亲晋阳起兵时的连突战略，修正武德八年李渊摆脱臣属突厥的步伐，这次会盟是李世民在唐中央政治最高地位和军事最高地位确立的标志。会盟对内巩固了政权，对外加强了与突厥分裂势力的联合，为其贞观四年荣登天可汗，称雄周边民族打下了良好基础。

综上可知，晋阳起兵时制定称臣突厥战略的真正谋主是李渊，刘文静是具体执行者，李世民是最大的受益者。李渊起兵前，兴国寺兵的向背呼声，事实是李渊部下为他称臣突厥放的烟雾弹，尽量避免损毁他的政治声誉，为张举尊杨隋赢得更多隋朝旧部的心，奠定其夺取关中的基础。在执行称臣突厥战略的过程中，李渊政策是有变化的，由晋阳起兵时连和突厥，主要是为牵制突厥及其臣属势力达到稳定后方顺利进军长安的目的。到攻战长安雄争天下时，则采取割地连和突厥达到消灭突厥臣属势力的目的，如刘武周的败亡。到唐突争霸时，则采取战而后和政策。李世民国际地位的攀升是与称臣突厥战略密切相关的，这也为其连和突厥、密谋篡权、消灭东突厥及走向天可汗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李建成在初唐军政格局中的地位

一、李建成与兵进长安

李渊是隋朝末年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天下群雄并起，他也积极准备争夺天下，晋阳起兵前在他手下已经聚集了一批谋臣猛将：隋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左亲卫窦琮、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龙山令高斌、大理司直夏侯端、晋阳行军司铠武士彟、鹰扬府司马许世续、石艾县长殷开山、太子千牛备身柴绍、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及其弟唐俭、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太原令温大有。尤其刘文静、唐俭二人是富有雄才的谋士：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刘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数万。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易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

唐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

史书记载刘文静的话是对李世民说的，但内容针对对象却是说给李渊听的。刘文静一方面展示了自己综观天下时局的见识，一方面也说出了自身的优势，同时也对李渊统领的五郡（太原、燕门、马邑、楼烦、西河）之兵的实力给予了肯定。可以说鼓动李渊起兵，刘文静功可居第一。唐俭则给李渊提出了取天下的可行性战略方案，因此李渊非常重用二人。而李渊关于唐俭所说南收豪杰方面，他早以安排儿子李建成、李元吉在河东做了这方面的先期工作。李建成从一开始就是父亲栽培的能够独挡一面的人物。李世民则因年龄阅历关系，留在晋阳父亲身边招引豪杰，一直在父亲教导下开展工作。

起兵后的河西之捷，其实领兵核心是李建成，世民只是哥哥的副手，李渊另外还派温大有协助，这次战役是对建成领导才能的一次检验。李渊在收到捷报后评价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李渊对李建成的将帅之才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促使他下定了进军关中的决心。李渊着手组建大将军府，搭配了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云：

（大业十三年）6月，癸巳，建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其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邽姜谟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署。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咨议谯人刘瞻为西河通守。

从这个领导班子的架构，可以看出李渊是通过儿子女婿来控制军队领导权的。建成是独挡一面的领军都督，而对于世民的安排，李渊则给他配备了成熟的女婿柴绍扶助。足见建成与世民在李渊心目中分量是不一样的。

李渊实施尊杨隋、称臣突厥、象征性结盟李密的战略，大举进军长安。临霍邑，遇劲敌宋老生，又有河东屈突通牵制。时逢大雨，在大军进退抉择期间，以裴寂为首主张退兵晋阳，以李建成、唐俭为代表主张继续进军，在贾孤堡决策中，史书多说世民的劝说力度如何强，弱化建成作用，其实真正促使李渊下决心的还是长子建成和谋臣唐俭的作用更大。霍邑之战，李渊亲自督统，派李建成佯攻，引宋老生出城，后李建成与父亲挡敌军正面，李世民与段志玄领兵从后面袭击，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李渊领军到龙门，面临新的战略选择: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云：

汾阳薛大鼎说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

河东户曹任瓌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瓌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指韩城，逼郃阳，萧造文吏，必当望风请服。孙华之徒，皆当远迎，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矣。

《新唐书》卷九十《任瓌传》：

高祖讨捕于汾、晋，瓌上谒辕门，承制署河东县户曹。高祖之晋阳，留隐太子托之。义师起，瓌至龙门请见。

王世充数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国公。秦王东讨，瓌从至邙山，主水运饷军。关东平，为河南安抚大使。

瓌弟璨，为隐太子典膳监。太子废，瓌得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贞观四年卒。瓌历职有功，然补吏多为亲故人私，至负势求请，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讥之。

李渊对于这两套方案，采纳了任瓌建议，并按其思路进行了兵力部署，任命任瓌为招慰大使，首说韩城而下，后降冯翊。任瓌传所记，显示他是李建成的亲信，此种因缘结于建成潜结河东英俊时，建成网罗的人才在重大战略抉择中的作用，李建成的威信也随亲信的地位上升而上涨。

在与护卫长安隋军主力屈突通部对峙河东时，李渊分兵两路，一路由建成、刘文静率领继续与屈突通相持，一路由李渊亲率大军西向进军。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这标志着李渊切断了屈突通河东军队及长安部队的物资供应，奠定了兵占长安的基础。

长安方面，此时有李渊族弟李神通、女儿柴绍妻（即后来的平阳公主）、女婿段纶的积极配合，说服了史万宝、何潘仁、李仲文（李密叔父）、向善志、丘师利等，这些投降势力都划归李世民、柴绍统辖。这时李世民的组织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但与哥哥建成打的硬仗相比有很大不及，而关中的李渊亲信更多借助前线的声势，取得了劝降工作的胜利。世民只不过是依靠父亲提供的机会，在李神通、平阳公主、段纶的工作成果基础上开展的，并且李渊还为渭北道行军元帅世民配备了能臣唐俭为行军长史，积极协助世民工作。李渊又命建成选领护卫永丰仓精锐之兵驱长乐宫，命李世民、唐俭驻扎长安城北，李渊则亲率大军在长安城东春明门安营，这样从西、北、东三面合围长安，在攻打长安的战役中，最先攻入长安的也是建成部下雷永吉队伍，长安之役头功也在李建成方面。兵占长安后，关于后来的军事重臣李靖免死事，是建成还是世民为李靖求情，史书说是世民，笔者依据当时及其后来情势发展看：一则是因为李靖大呼自荐有关，二则不能排除也有建成求情的成分。如果真如史书说是为世民求情，那么在太宗东征西讨时，应该是随世民的，但实际不是，而是与李孝恭一起被派往南方讨伐，因此笔者怀疑是唐代实录被篡改后，宋代史家也未清查此事真相。

二、李建成与统一战争

攻克长安后，李渊集团面临新的军政格局：近敌，东有屈突通对峙，西有薛举、薛仁杲父子的侵凌；中敌，北方有刘武周兵锋南下太原，南有朱桀、萧铣争锋，东有王世充称雄东都；远敌，北方有突厥虎视眈眈，东有李密、窦建德、高开道在山东、河北图霸，东南有杜伏威震慑一方，南有林士弘割据势力。

  李渊采取了远交进攻的方针，分头击破。东线，屈突通失掉永丰仓、长安后，已成强弩之末，刘文静与他的相持，虽然史书没有说建成重返东线指挥，但从实际情形看，刘文静是代建成统军，长安攻克后，李渊必然又派建成增援刘文静，尽快结束东线战事，保住永丰仓。不久屈突通军团失败投降，屈突通被李渊封为兵部尚书，安慰这位比自己资历还深的老帅心。同时任命他为李世民秦公元帅府长史，这样的安排也是避免他与打败他的建成正面共事，也增强了世民的支持力量。李渊依靠屈突通在隋军中的影响力，迅速瓦解收并了其它地区隋朝旧部。刘文静乘胜东略取下弘农郡，平定新安以西。武德元年四月，建成领兵到东都，屯兵芳华苑，准备东争天下，这也正说明李建成是东征元帅。

西线，李渊派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同时派姜谟、窦轨出大散关，安抚陇右以备夹击薛部，结果三支队伍皆败。战败后世民被封为赵公东调建成部，和世民一起同调的还有姜谟，而将刘文静从东线调往西线统军再战。此时东线面临的问题是与李密联兵共对王世充，还是撤兵自保关中对抗薛举部，让李密与王世充相拼，李唐坐收渔翁之利。李渊父子选择了后者，唐军撤兵过程中，李建成让史万宝、盛彦师镇守宜阳，让吕绍宗、任瓌镇守新安，构筑了东线护卫关中的两道防线。

李建成率部返回长安，此年李渊称帝，建成被立为太子，领导班子调整如下：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云：

（武德元年）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瑗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崔民干并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晞为尚书左丞，以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璡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

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赵公世民为秦王，齐公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蜀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博义为陇西王，上柱国奉慈为渤海王。

这样，朝廷内部稍做整顿后，李唐开始全面启动统一战争方案：

西线以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由刘文静、殷开山为副，继续讨伐薛举：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云：

（李世民）浅水原一役，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回长安，文静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举死，薛氏内部政局不稳，李渊又西联李轨，牵制薛仁杲后方，北联突厥，构成薛仁杲北方压力，李世民在几方面的配合下，再次领兵出征击败薛仁杲，李世民在军中的实力与声誉增强了。

而此时的建成，则与父亲配合为东西南北及长安几条战线做准备：

南线：武德元年七月，谴黄台公李瑗安抚山南。派段纶任益州刺史，为关中提供稳定的后备物资基地。四川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是富庶地区，占有四川意味着关中及东线战场物资供应有了充分保障。还派郑元寿领兵击朱桀，派许绍、李靖、李孝恭对付萧铣部队。

北线：李渊遣襄武公李琛、太常卿郑元寿以女妓贿赂突厥始毕可汗，继续稳住突厥，牵制突厥附属势力梁师道。同时派将经营北边，如派靳孝谟安辑北方边郡。

东线：李密兵败降唐后，李渊派李神通安抚山东。李世民击败薛举后，又派世民到东线战场。派部下盛彦师锄掉李密，笼络李密谋臣魏征，并派魏征安抚山东，还积极瓦解王世充部署，同时派人笼络幽州罗艺部。

西线：联合土谷浑讨伐李轨，后派安修仁安抚平定李轨。

可以说，建成与父亲积极整顿朝纲，调兵遣将，为宰制全国加紧筹备着，此功是事关全局性的战略实施，世民的局部攻伐之功是无法相比的。

我们继续看各条战线进展情况：

东线先有李勣降唐，后王世充部秦叔宝、程知节、田留安、李君羡、李厚德来降，徐圆朗、罗士信、杨虔安来降。而任瓌、刘弘基、秦武通等牵制了王世充西扩与北进。此安抚之功应归功于建成、魏征，尤其是李勣的降唐，无疑是扭转整个山东军政格局的关键。 

李唐与刘武周之战是统一战争中打得最艰难的，先有齐王元吉、窦诞、宇文歆、刘政会之败，后有姜宝谊、李仲文、裴寂之败，再有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之败。619年，李世民、兵部尚书殷开山发关中劲旅全力攻刘武周。殷开山、秦叔宝统军在美良川一战打败刘武周将宋金刚部，李世民亲自督率大军在河东王行敏的帮助下于安邑再破宋金刚部。后西河公张纶、秦武通连胜。在介休大破宋金刚部，收降了刘部尉迟敬德、寻相、张万岁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陆续收降樊伯通、张德政、杨伏念、高满政等。刘武周、宋金刚死后，苑君璋率刘武周残部为处罗可汗扶植的杨隋后裔政权效力。

秦王李世民战胜刘武周的其它重要原因有：一、处罗可汗遣弟步利射率两千人马助唐。二、王世充被任瓌、李神通等牵制，窦建德受罗艺、王君廓的牵制，使他们无力东下、北进。三、世民派唐俭、李道宗、宇文士及安抚尉迟敬德取得重大突破，收刘武周八千劲旅，为世民部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关于得突厥军队大力支持：始毕可汗卒后，刚上台的处罗可汗为了稳定内部，同时他又受义成公主影响，改变了始毕可汗对李唐的战略。处罗为扶植杨隋傀儡政权成长，得到了李渊集团私下许诺给突厥扶植的新政权以土地的条件。

必须承认，刘武周的灭亡，大大长了李唐声威，致使梁师都、王世充、窦建德、萧铣所部纷纷来降，尤其是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督军讨伐王世充，与任瓌、史万宝、黄君汉、刘德威、王君廓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后，王世充部纷纷来降。其中张公谨与崔枢的投降最为重要，他们被归编到建成的亲信任瓌部。而任瓌在李世民攻打王世充及窦建德时，是供应军粮物资的核心领导人。可以看出李建成通过粮道制约着前线部队，因为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比拼的是前线物资的供应能力。

与窦建德、王世充之战，确实体现了李世民非凡的军事才能。但洛阳之战后期，实际已经大势所趋，王世充只是负隅顽抗罢了，灭王世充之功也没什么特殊的。相比建成在长安与父亲运作全国局势来说，地位自然处于低位。不过值得说明的是，世民在前线一直与军队的将领们出生入死，在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将近三年时间里，世民在山东军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了李建成。在魏征劝谏下，建成借平定山东刘黑闼之机，力图在山东军中树立自己的威望。

唐军占领洛阳后，李建成派任瓌、盛彦师安抚河南，又派李神通安抚山东。李唐处死窦建德，激化了未附的山东豪杰，使山东部分力量对李唐缺乏信任，分化了山东豪杰对世民的支持。李世民在洛阳对部署及战败者的私下许诺不能兑现，弱化了世民的权威。平洛阳后，建成、世民兄弟之间权力发生了碰撞，世民有不服从调遣的倾向，威胁着太子建成的权威，开启了兄弟权力之争的序幕。

三、李建成与唐突争霸

兵占关中后，李唐最大的威胁始终是突厥。不制服突厥，很难赢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对付突厥的重任依然是李渊及长子建成考虑的。我们从零星资料可以看到，世民攻打王世充时，有建成陈兵蒲城防备突厥的举动。统一战争结束前，李建成还曾多次巡防北边防线，指挥所部主动出击：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武德四年八月，命太子安抚北边。建成武德四年，北伐稽胡，断突厥羽翼，收复张长逊部，派将驻扎，调张长逊为益州行台右仆射。时各道有事则设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则罢之。

突厥寇并州，遣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击之。 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击之。甲申，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破之。十月壬辰，林州总管府刘旻击刘仙成，大破之。仙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云：

武德五年，一月庚辰，延州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师都自将救之，德操与战，大破之，师都以十六骑遁去。上益其兵，使乘胜进攻夏州，克其东城，师都以数保其西城。会突厥救至，诏德操引还。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迁击破之。六月，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

八月乙卯，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中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讨刘黑闼有功，赐姓。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燕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应为豳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闇破突厥，斩首五千余级。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师。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十月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突厥，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将至昌乐，黑闼引兵拒之，再阵，皆不战而罢。魏征言与太子曰：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羽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坐视离散矣。太子从之。后刘黑闼迅速败亡。

可见，武德四年八月至武德五年十月，李建成一直局部打击突厥，并初步部署了与突厥决战的战线。在东线战争扫尾工作中，李建成整编世民所部，领兵安抚山东刘黑闼部，巡幸幽州罗艺部队，都可以看出李建成是在构建打击突厥的战线。李唐为了确保打击突厥的成功，在统一战争中，但凡有勾结突厥倾向的将领，都被列入处理对象：武德三年处死潞州刺史郭子武、武德四年处死并州总管李仲文、武德六年处死并州总管刘世让等。这其实是净化内部可能勾结突厥的势力，为战胜突厥做铺垫工作。李渊与建成还积极调整内部：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云：

（四年）十月庚戌，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品秩皆与京师同，而员数差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及诸州并隶焉。其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行台尚书令得承制补署。其秦王、齐王府官以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云：

十月，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乙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人为郡王。

可以看出建成旨在将世民势力笼络在自己的未来军政格局中。而他经略山东，主要就是收编世民的部队，为下一步全力反攻突厥做准备。突厥也已经感觉到这种压力，因此在武德六年二月，徐圆朗迅速败亡后，突厥联兵吐谷浑，并大力支持高开道、苑君璋、梁师都进攻唐境。建成所部积极反攻：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云：

武德六年七月，丙子，苑君璋寇马邑，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御之，战于腊河谷，破之。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迁为虏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将兵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

也可以看出建成是准备与兄弟世民联手出击了。突厥见势不妙请和亲，并以马邑归唐。唐将军秦武通被任命为朔州总管。

而在李建成经略山东收编世民部时，兄弟间发生了矛盾，世民开始反击建成。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云：

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左右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厥三百，置东宫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

杨文干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又使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干。

七月，杨文干袭陷宁州，驱掠吏民出据百家堡。秦王世民至宁州，其党皆溃。

这里可以看到，建成本来是为反击突厥做的准备，但世民却处理了建成亲信杨文干，并泄露了全面进攻突厥的计划。在没有准备成熟的情况下，引来了突厥先发制人，原州、陇州、阴盘、并州先后失陷，李唐由主动转为被动。当时李渊父子曾有关迁都之议，其实暴露了李唐高层的矛盾已经表面化，兄弟内争，父子猜疑，内争局面形成。

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下，秦王世民以送财物退敌，李唐再次屈节称臣。李世民找到了反击哥哥削自己兵权的力量，那就是利用突厥为外援。

李唐屈节退敌后，武德八年李渊联姻西突厥，外围牵制东突厥与吐谷浑。八年四月，复置十二军：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记：

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候将军安修仁为招揺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候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将军，简练士马，将图大举焉。

上面十二军将领没有在世民东线战场的部下，基本是按照以李建成为前敌总指挥的安排。另外与突厥对敌兵力布置如下：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云：

八年六月，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组织反击突厥。

七月，代州都督蔺谟与突厥战于新城，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太谷。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瓌屯太行，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右领军将军王君廓于幽州，霍公柴绍救鄯州，全线布置。

武德八年八月，李渊改书为诏敕，正式对突厥全面宣战。而太谷之战，暴露露了唐军内部的军事漏洞，直接原因拟推是建成与世民的不协所致。回到长安后，十一月，加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为侍中。实际李渊与建成将削夺李世民权力，整治世民的不顺服。建成百般拉拢，但世民依然依靠军功，轻慢兄长。建成为了尽快制约世民，只好采取强行调离世民部下的办法，引来了世民的恐慌，加速了夺权的步伐。“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他尽力扭转内争的不利局面。即将面对突厥开战，而建成兄弟内部矛盾激化。上层之间的矛盾，在大臣之间引起恐慌，尤其是处于劣势的世民部，更是忧虑，恐惧则生变，铤而走险，世民为自保加紧谋划，终于喋血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挟持天子李渊以令天下，忠于建成者当然也忠于李渊，世民控制了中枢政权。

李世民登基后，为了政局稳定，只好继续沿着哥哥的组织反击突厥的路子走：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间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

这和建成当时在京城秘密训练反突厥的军队，也与汉武帝在宫中训练反击匈奴的军队领导团队如出一辙。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军事将领有：李靖、张公谨、李勣、柴绍、薛万彻、李道宗。

在笼络建成部署方面，世民在武德九年十月，隆重安葬建成、元吉，满足宫府旧僚的哀思，释放反对情绪。重用魏征、王珪、韦挺等，进一步笼络建成旧部。从中可以反观到李建成的实力。即便如此，对世民安排的高官房玄龄、杜如晦等，也引来了李神通等的不服，从上面分析房杜之功，按资历正常情况下确实难就高位。而李瑗、王君廓、李孝常、罗艺、韦云起、郭行方的反叛，也足见建成培植的一批亲信的忠诚度。正如陈寅恪先生说的：“建成亦为才智之人，故太宗当日相与竞争之人绝非庸懦无能者。”到贞观二年，太宗依然心有余悸，“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也可以理解为世民杀兄逼父心理上的虚弱与恐惧，也可逆推建成余势还是有影响力的。

通过对李建成、李世民在初唐军政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李建成在李渊当权时期的地位始终是高于李世民的，他担当的责任也始终是重于李世民的。李建成本来是一位心中有天下格局的优秀帝位继承人，是李渊重点扶植的对象。李世民夺权后，必须好生安抚李建成多年经营的势力，同时继续沿着父兄对峙突厥的战略执行国家大政方针。李建成的优秀，迫使李世民不断积极努力追赶方能服众。从某种程度上讲，唐太宗的伟大也是由于有一位同样伟大哥哥的历史存在促成的。

李辅光墓志反映的政治文化现象

李辅光，两《唐书》无传。李辅光墓志可补史书之缺。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六，录有墓志全文，且附录林侗《咸阳金石遗文》、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毕沅《关中金石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武亿《授堂金石跋》的释评[32][1]。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九，增录洪颐煊《平津读碑记》跋语及陆氏按语、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四录有题跋。其中考证精当者，以钱氏为最。林氏录有赵子函《石墨镌华》跋语，甚略。顾氏之谬有二，其一，他认为志主“少选入内”，其实志主“入内”在建中初年（780年），元和十年（815年）志主去世时七十四岁，“入内”时已年届四十，“少选”谬矣；其二，他没有搞清楚志主是否是阉人，就发宦官嫁娶之论。其失在于粗，其长在于认识到唐时士人出于内侍之门的不少。钱氏考证崔元略昵宦、太原“三易节制”、河中“元戎四换”三事甚精，但考证崔元略昵宦事虽精，对辅光是否阉人缺乏考证，结论他亲昵李辅光属同类，谬矣。武亿考证铜冶使、图形省阁、李自良之死较精，但对白身内养、辅光诸子地位及撰书人的观念评断缺乏通解。洪氏对志主元和元年事考证精当，陆氏侧重弥补黄本骥的《古志精华》录文遗漏，很谨严。其它收录李辅光墓志的情况，可查阅杨殿珣编的《石刻题跋索引》。近年提及该墓志的有日本气贺泽保规编的《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元和083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大卷2——55、北京卷2——48收录有志文。有鉴于前人之失，且有未发之覆，今节取志文，结合史书，再树新意。

一、良胄入侍，白身内养

李辅光入侍唐德宗朝，其时全国政局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宦官争权、藩镇兴兵，外有吐蕃入侵、回纥北凌。德宗力图扭转飘摇政局，实现中兴，选拔新人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新唐书·德宗本纪》记：“建中二年庚申，置待诏官三千人。”足见其用人改革力度。

《李辅光墓志》云：“公讳辅光，字君先，其先京兆泾阳人也。曾祖望，皇京兆府华原县令；祖万靖，皇泾王府长史；父思翌，皇泾州仁贤府左果毅都尉赏绯鱼袋。公即果毅之第三子也。建中岁，德宗御宇，时以内臣干国，率多纵败，思选贤妙，以官正掖。故公特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内养，俄属皇舆巡幸，公于斯时，参时指顾，应对皆惬，遂赐绿，超授奚官局令，勋以元从之号。其年又迁掖庭局令。兴元初，辇入宫闱，公屡含天宪，复命之日，皆中机要。迁内侍伯。”[33][2]

志文说，李辅光以“良胄”进入内侍省，其实入侍关键因素是肃宗第七子泾王的提携。辅光祖父万靖是泾王府长史，深受泾王器重，辅光的父亲思翌，能荣任泾州仁贤府左果毅都尉，关键因素也在泾王。泾王名李侹，两《唐书》有传，他是肃宗十一子中很有能力的王子。他曾任陇右节度大使，德宗兴元元年去世。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泾州仁贤府是陇右节度大使节度的范围，可见辅光的祖父、父亲都是泾王的亲信。德宗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与血脉相连的叔父团结一致，也在情理之中。德宗用人之际，泾王举荐自己亲信子孙，德宗自然是信任的，也许他就是三千“待诏官”中的一员。

《新唐书》卷二百七记载：

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者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其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返出其下。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

唐肃宗信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引发地方将帅离心中央，信任骆奉先引发仆固怀恩之叛，信任宦官鱼朝恩，引发内外廷的矛盾。泾师兵变后，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统领左右神策军，于是诸方节度大将多出霍、窦，后又有宦官杨志廉、孙荣义干政。

唐内侍省本“皆宦者为之。”中唐以前，非阉人是没有机会进入内侍省的。但志中提到“白身内养”：“白身”一般解释为白身人，指无功名无官职的士人或已仕而未通朝籍的官员。[34][3]这里解释为内侍省成员品级，因衣着颜色也不同，如衣朱紫、衣绿、衣白，志主进内侍省时，地位是白衣身份，不久就“遂赐绿，超授奚官局令”。“内养”，原多指用于调理身体，用于人事较早见于《三国志·吴志》卷十《凌统传》，凌统死后，“（孙）权闻之拊床，起坐，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爱待与诸子同，宾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35][4]中晚唐宦官多有养子，内养于内侍省，内侍省宦官家族化了。德宗想改变内侍省的权力格局，其思路也同孙权及宦官一样，选定亲信，内养于内侍省，充实神策军，德宗虽不以养子命之，其用意是明确的。志文“白身内养”一语双关。《新唐书·宦官传》云：“德宗惩艾（朱）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剽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反映正史史家识见是有局限性的。德宗用人，除继续延用内侍省宦官之外，还选了部分成员，“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内养”，改变内侍省成员结构，使内侍省内部有互相牵制的力量，有利于君主对军事的控制。正史史家缺乏对德宗朝内侍省成分变化考察，清代史家虽重于考证，但没有逃出宋贤精神的窠臼，考证有时代局限。今人严耀中《唐代中后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36][5] 一文，对内侍省成员成分的变化辨析可谓谨严，然不敢下断语，实受对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千年评断影响。顾炎武云：“唐时士人，而出于内侍之门者，盖不少矣。”其论已可以部分拨乱反正，但限于对外廷任职士人评断，对入仕内侍省士人缺乏考虑。武亿注意到“元和长庆以来，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认为“辅光充白身内养自是宦竖清质”。[37][6]在这个前提下，他又对辅光子既有内侍省官员又有外廷官员的现象，断语辅光凭借权力为非阉人的儿子们谋出路。既然儿子们能不阉入侍，为什么就想不到李辅光也没被阉呢？还是对德宗用人意图认识不清，为了江山，德宗不在乎所用之人阉与不阉，内侍省既是军政权力关键所在，只要便于自己控制，就是进入者都不阉又有何妨？元和长庆宦官品级之滥实由德宗良胄入侍之举。由此看来，中晚唐政治中，所谓“宦官专权”概念就需要重新认识，进入内侍省的“良胄”新势力，已经成为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局的又一股内侍省力量。

二、朔垂购马，省费巨大

墓志云：“时有被虏入觐，将以戎马充献，数盈累万。国朝故事，每一马酬以数十缣帛，拒之即立为边患，受之即玉府空竭。公承命为印纳使，迎之朔垂，论以信实。交领之际，虏不敢欺，必以精良者□后充算，省费之校，亿兆相悬，生灵所资，安危是系，即公之于国，可谓有大功矣。”

墓志中提到市马地——“朔垂”，是指夏州的朔方县还是朔州呢？朔方县治所在今天宁夏灵武。朔州原指马邑郡后改为朔州，在今天山西北部。依马俊民、王世平观点：唐后期与回纥长期大规模的边地马市主要在河东。[38][7]这里“朔垂”应取朔州边境。

李辅光父亲李思翌，曾任泾州仁贤府左果毅都尉，辅光的军事才能是有家学基础的，影响中央神策军建设的最主要因素——马政，他是有认识的。唐中央大批购马的主要原因，是德宗为了加强皇权，推进中央神策军骑兵建设。此点可见于马俊民、王世平著的《唐代马政》一书。唐德宗欲弱化宦官的权力，派新进内侍省良胄子弟充任部分要职是必然的，派志主采购回纥马匹就是具体体现。志主被赐予这样立功的机会，是德宗帮助新成员确立权威所做的安排。

“北虏”指回纥，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尽占东突厥旧地，在北方势力最为强大。肃代时期，安史之乱、藩镇称雄、吐蕃寇边，期间回纥多次出兵“助唐”，赢得了边贸的优惠权。志中说的“国朝故事，每一马酬以数十缣帛，拒之即立为边患，受之即玉府空竭”，就是双边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论：“回纥自唐肃宗以后最为雄大，中国受其害最重。”[39][8]这是受害表现之一。

志中说李辅光被任命为印纳使，这里“印纳”其意分解即为“盖印纳入”。胡三省说：“所谓印马者，回纥以来与中国互市，中国以印印之也。”[40][9]盖印指在马身上盖印，盖印的马即选中买入。印纳使就是政府派往边贸马市采购马匹的全权代表。比如牛羊使就是掌管牛羊杂畜牧养的内侍省官员[41][10]。这是内侍省权力扩张后，德宗皇帝也只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安排亲信进入内侍省，力图在内侍省内部改变权力格局，内侍省其它使职的大量出现，就是这种权力扩张后进行中央权力再分配的产物。洪颐煊《平津读碑记》认为印纳使是太仆寺的官。[42][11] 他是从职权的部门分属考虑的，没有考虑到德宗用意的深远性及用人的随机性，是教条之见。

志主到朔州边境采购马匹，采购数目“数盈累万”，“交领之际，虏不敢欺”、“省费之校，亿兆相悬”，可见此次马市交易，改变了不平等交易，唐方节约了大量费用。关于马价问题，马俊民、王世平著的《唐代马政》一书有论述，唐回两国边贸问题是制约两国边疆稳定的大问题，而马价问题实是关系边贸的主要因素。马、王二先生认为马价为一匹马绢价四十余匹基本正常。[43][12]《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与回鹘可汗书》：“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缘近岁以来，或有水旱，军国之用不免缺供，今数内且方圆支二十五万匹，分付达览将军，便令归国，仍遣中使送至界首。虽都数未得尽足，然来使且免稽留，贵副所须，当悉此意。顷者所约马数，盖欲事可久长。何者？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马数渐广，则欠价渐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约，彼此为便，理甚昭然。”[44][13]这里提到每匹马价绢二十五匹。马价是由购买力和供给量决定的，唐中央财力下降，回纥供马多，因此唐方要求延期付款，并对回纥供马数量上要求削减。陈寅恪先生认为前后马价不该差价太大，“颇疑回纥每年以多马贱价倾售，唐室则减其马数而依定值付价。”[45][14] 前半句是合理的，后半句未合实情。大和七年刘源说：“河西道侧近市滋生堪养牧马，每匹不过绢二十匹，下至十五匹。”[46][15] 比每匹值绢二十五匹的回纥马价还低。从这个层面上讲，回纥贩马还是赢利的。回纥是依靠武力执行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如果公平交易，“省费之校，亿兆相悬”，是正常的。那么白居易笔下的数字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影响马价的政治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志文中马价降低与政治因素关系密切：建中元年，可汗易地健欲乘代宗之丧大举进攻，宰相莫贺达干谏阻，他对比了通好之利和虏掠之弊，并借机杀掉拒谏的可汗。维持和平局面，继续执行边马贸易。回纥内部政权易手时，唐赢得了回纥内部亲唐势力，取得外交上胜利。这是志主压低对方马价的前提条件。省费亿兆之功归于志主，只是通过表面现象来判定的，是撰书人溢美之词。

三、安抚邕管，政设守捉

墓志云：岭峤之南，渐于海日，邕管地偏狭人狡，□□□将有缺，溪洞连结为盗者，仅二十万众，王命稽拥，逮于周岁，遴道节使，咸请进讨。德宗皇帝且曰：以吾人伐吾人，克之非利。于是命公招谕，□□□驱，遽临所部，公乃讯诘疑惧，昭示恩威，浃辰之间，咸知所向。公素练兵机，具见腰岭，巡视川谷，占其要害，奏请于海口置五镇守捉，至今帖然，人受其赐。

“邕管”指西原蛮居住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下记载：“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受唐邕州管辖。邕州，唐置南晋州，后改名邕州，因州西南邕江而得名。治所在今广西邕宁县。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下记载： “至德初，西原蛮首领黄干曜、真崇郁与陆州、武阳、朱兰洞满蛮皆叛，推武承斐、维敬简为帅，僭号中越王，廖殿为桂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合众二十万，绵地数千里，署置官吏，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庐舍，掠士女，更四岁不能平。” “溪洞连结为盗”，“溪”指邕溪，在广西邕宁县北十里。“洞”指陆州、武阳、朱兰三地之洞。“溪洞”以典型地域特点，代指地域蛮族力量。

翻阅史书，发现西原蛮的入侵，与吐蕃有重大关联。吐蕃之患，陈寅恪先生曾论及：“吐蕃之盛起于贞观之世，至大中时，其部落瓦解衰弱，中国于是收复河湟，西北边陲稍得安宁。计其始终，约二百年，唐代中国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巨者也。”[47][16]针对此大患，唐政府采取的策略，“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48][17]这说了唐一方的策略，其实吐蕃也采取同样策略，每次进犯，与邻接大唐诸外族结盟进攻。“溪洞连结为盗”，就与吐蕃入侵背景有关。唐书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本纪反映，只要吐蕃进攻，就会有南部、西南、西部其它诸族或连壤吐蕃的本地军队起兵。邕管溪洞二十万联军，其实最大后台盟主是吐蕃。在《旧唐书·李勣传》曾提到他孙子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失败后，他家族大部被灭，有少数幸存者逃到胡越，并还提到五世孙率领突厥兵入侵大唐的事实。可见西原蛮、吐蕃的联盟与入侵，是有通了汉人实情人物存在的，否则也不至于危害那么重。

贞元十年，黄洞首领黄少卿，攻邕管。邻接邕管的藩镇，以邕管团练使孙公器为首，请求发岭南兵讨伐，也就是墓志说的“遴道节使，咸请进讨”。藩镇利用出兵机会，可以向中央申请军用物资，壮大自身实力。德宗皇帝则曰：“以吾人伐吾人，克之非利。”回绝地方藩镇的请求。一方面考虑藩镇坐大，一方面更关心都城的安危，尤其要考虑抵挡强敌吐蕃的进攻。中央最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也就是瓦解吐蕃的入侵联盟。派志主“讯诘疑惧，昭示恩威，浃辰之间，咸知所向。”志文反映，他的出使，成效显著。而《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南蛮传》下记“命中人招谕，不从，俄陷钦、横、浔、贵四州。”唐方以唐州刺史阳文为容略招讨经略使，讨伐黄少卿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撰主对志主有些言过其实。从志文说“公素练兵机，具见腰岭，巡视川谷，占其要害，奏请于海口置五镇守捉，至今帖然，人受其赐。”说明他的身份已经转为监军，军事胜利的果实，集中体现在他建议的“于海口置五镇守捉”上。守捉,唐制,军队戍守之地,大者称军,小者称守捉,其下则有城有镇,军、城、镇、守捉都设有使。

四、重镇监军，取信新君

墓志云：“献功未几，又属太原□帅李自良薨于镇，监军王定远为乱兵所害，甲士十万，露刃相守。公驰命安抚，下车乃定，便充监军使。前后三易节度，军府晏如，十五年间，去由始至。”

太原是大唐起家的建国之基，也是北御强敌，拱卫长安与东都的军事要地。从志文可见，太原守将李自良死后，监军王定远为乱兵所“害”（武亿考证定远未死），当时屯兵十万之众面临军事哗变的危机。志主奉德宗命安抚充任监军，稳定了大局。关于他任太原监军因缘，《宋髙僧传》卷五：“（贞元）七年，河东节度使李公自良复请于崇福寺讲，德宗降中使李辅光宣诏入都，与罽宾三蔵般若译乌荼国王所进华严，后分四十卷。” [106]说明他与李自良是过交往，他比其他人对太原的情况更了解。

他在太原的监军地位，墓志说“前后三易节度，军府晏如，十五年间，去由始至。”《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裴垍传》：“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与监军许遂振不和，遂振诬奏于陵，宪宗令追与冗官。垍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请授吏部侍郎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请以李墉代之。”志史互证，足见他在太原军政实力之强。钱大昕考证指“三易节度”李说、郑谵、严绶，“十五年”指贞元十一年至元和四年。

墓志又云：“元和初，皇帝践祚，旌宠殊勋，复迁内常侍兼供奉官。明年，银夏裨将杨惠琳，西蜀副卒刘辟，或以长帅薨殪，皆恃塞苦险，初有邀君之心，终成悖乱之迹。公密表请发当道步骑诛讨，功成之日，优嘉褒美曰：卿志怀嫉恶，情切奉公，继遣偏师，克平二寇，虽嘉将帅之勤，足见监临之效。拜内侍省内给事。中署之贵，宠极于此。寻因入觐，肯请留侍，乃充鸿胪礼宾使，又转内弓箭库使。曾不累月，皇帝以蒲津重镇，监统务切，复充河中监军兼绛州铜冶使。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换，交代之际，人心如一，斯盖公约己廉，与士信，静专动和，推安便务之所致也。”

唐宪宗登基后，将李辅光调回长安，迁内常侍，其实是新君主对这位军政实权人物的考核。洪颐煊考证志中“明年”为元和元年。这一年，在对待杨惠琳、刘辟叛乱问题上，展现了李辅光的忠心与监军才能，并且他还“肯请留侍”，以退为进，得到了新君信任。不久，又重新被委以军政重任，监军河中兼任绛州铜冶使。钱大昕考证“元戎四换”指王锷、张茂昭、张宏靖、赵宗儒。

五、内侍纽带，祸及唐亡

墓志云：“有子四：长曰希晏，前将仕郎、掖庭局宫教博士；次曰仲升，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史，充河东节度保宁军使；次曰希瞿，内养将仕郎、守内侍省内府局丞；次曰希升；并皆克奉规训，志存忠孝，懿勋茂绩，始见其进也。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以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以元略又从事中都，俱鲍内侍之德，将命录实，见托为志，勒之贞石，且无愧词。”

德宗为制约宦官权力，才引外廷的“良胄”入内侍省。为了保证“良胄”在内侍省能与实力派宦官家族抗衡，德宗也安排“良胄”子弟进内侍省，志主有两个儿子供职内侍省，他们与其它宦官家族子弟一样，享有了世袭的政治优先权。德宗通过非宦官成员子弟内侍化，其实是通过情感纽带，把地方监军维系在中央皇权之下，即保证了他们的忠诚，又收到了监军的实效，也实现分化宦权的目的。而李辅光在外监军，一方面增强了自身实力，一方面让自己的后代入侍，也保证自身家族地位的不衰落。

撰书人是志主的两位亲信，“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以（崔）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以元略又从事中都。”巨雅是他在监军太原时旧部，崔元略与内侍省关系，可参考钱大昕、武亿的考证，崔元略跟随志主任职中都（即河中）。从他们二人的身份，一方面可以折射出内侍省在外监军和在内庭势力营造的功效，另一面可以悟到中晚唐内侍省已经成为内廷与外廷、中央与地方联结的纽带。

    综上研究，李辅光墓志反映了唐德宗朝内侍省成分来源发生了重要变化，因内侍省是权柄所系，介入的力量已经不只是被阉的宦官，也有正常白身的涌入。依据“朔垂购马，省费巨大”、“安抚邕管，政设守捉”、“重镇监军，取信新君”的分析，可以看出李辅光在边政贸易、地方管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新旧君主关系中的地位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晚唐时期已经逐步恶化。过去史家将唐亡之主因归于“宦官专权”有失历史真实。实际是以内侍省为纽带的各种政治力量，为了满足各自的权力与物质欲望，为了生存保命，彼此集结朋党，在内外廷、中央与地方不断地角逐，一步步将大唐推向灭亡的。

近二十年唐墓志研究概况与政治文化研究走向

一、唐以前墓志源流

墓志专指埋藏于墓圹中的石刻文字，一般立于地面的碑文被称为墓碑或地表文，习惯通称墓碑。《文章辨体序说·墓志》云：“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据此可知，墓志乃指刻于志石的文章，用来记述死者的生平和世家。墓志通常有两部分，正如刘勰论述墓志体例时说：“其序则‘传’，其文则‘铭’。”[49][1]所谓序即志，用散文体写成，叙墓主身世；所谓文即铭，用韵体文写成，赞墓主为人。二者合一叫墓志铭，少部分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因此可以有三种称谓：墓志、墓铭、墓志铭，我们通常称墓志。

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目前学界认为墓志源于汉代。“事盖始于东汉，光绪末山东怿县所出《临为父作封记》即是其物。同时孟津所出东汉砖刻之志姓名、籍贯、刑罚及年月者，亦彼时丛葬刑徒之志。墓碑立墓前以表逝者功德，然恐日久损坏，遂别置于墓圹中置石刻记逝者姓氏简历，碑时尚可久远。”[50][2]这里谈到墓碑与墓志的分流，是先有墓碑，后在此基础上分流出墓志，空间上出现地表与地下之别。但在功用上是一致的。而初期墓砖铭刻是地下殉葬思路发展的一个环节，还不能称为后代的墓志。只有主导地位的墓碑变形藏于地下，才真正是墓志的开始。而这是丧葬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墓碑思路与地下殉葬铭砖思路的交汇才真正是墓志的开始。如果以墓砖铭文内容来定位墓志，那就要看到墓碑的铭文才是墓志前身。如果以此主导思路上推就是墓碑的起源就该是墓志的先河。如果以有铭文的砖的思路就是墓志，正如《四朝闻见录戊集》所记：“铭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钟鼎款识》第十六卷，载唐开元四年偃师耕者得比干墓铜般，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岗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51][3] 地下思路可以推及到这里，但似乎不确切，当不可以铭文简陋与不同材质决定与否。

而地表墓碑的上推，“先秦已有‘碑’，但如《礼记·祭义》：‘君牵牲(中略)既入庙门丽于碑。’《檀弓》：‘丰碑，接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郭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率绕。’知其时之碑止是木质，树于庙门以丽牲，树于郭四角以下棺，与其后石刻之碑有别。立石碑刻文字始于东汉，汉末以后遂通行而居石刻文字之首列。”[52][4]可见如果以地表文墓碑的起源定位于东汉，那么作为墓碑的分流——墓志时间当在其后。《文体明辨序说·墓志》云：“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殪后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若《蔡中郎集》所载《朱公叔鼎铭》是已。至汉杜子夏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但当时还没有成为碑文的分流，只是个别现象。无名氏《彭城刘氏合俯铭并序》：“古之葬者无铭志，起自魏时。”[53][5]

《宋书·礼纪二》：

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即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 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将军主薄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54][6]

由于政府的打击，地表墓碑发展态势被压抑，而立碑之风又已经在民间形成气候，因此墓表文大量转入地下，墓碑的分流开始形成气候。伴随政府高官对墓碑的禁令的解除，地表文又恢复了发展。

到南北朝，墓志名称确立，其形制大体划一为四方石板，上多刻棋子方格。在志阴刻家属姓氏的叫阴，刻在侧面叫侧，正面叫碑阳。在志文上加同式方石保护志文，叫盖，盖文多以小篆或正书刻“8888墓志铭”之属，仿碑刻之制也。精者则于盖上刻文饰，碑额碑侧也有浮雕及文饰。这种墓志，南朝较少，北朝为多。墓志的发展，产生了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之类的名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将墓志归为“诔碑”类，同朝人箫统更是独具慧眼，其所编《文选》正式将墓志列为一类文体，并与碑铭分开，这样墓志在中古文献中才登入大雅之堂。也为大唐宏阔的墓志之林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唐墓志已经成为研究中古的文史学者的必备资料。

二、近二十年唐墓志研究概况与政治文化研究走向

（一） 唐墓志与政治史事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结合相关史书，取得政治史研究的许多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史事发微、官制及蕃将研究、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方面。

史事发微：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先生，在唐代墓志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他利用单盒墓志结合史书，对唐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及相关史事做了如下研究：《唐俭与李渊建唐——读〈唐俭墓志〉》（台湾《历史月刊》1999.6），《《张士贵墓志铭》所反应的问题》（《人文杂志》1998.4），《〈李勣墓志铭〉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6），《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林集刊》4，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3.3），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2），《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2001.3），《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陕馆》8,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3月），《刘睿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读刘濬墓志》，《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2），《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读有关碑石文》一文不但利用了张士贵、安元寿、屈突通、郑仁泰、程知节墓志，还选用了房玄龄、李孟常、吴广、程知节等人的碑文；牛先生使用墓志资料解决的历史问题，是墓志个案研究的典范，在中古史学占有重要一席。他写的上述文章都收录在《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里。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文章：《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唐研究》3），《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唐研究》5），《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西安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解读》（《考古》2003.9）；《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弘福墓志》（《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考证了志主从西域到中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家族成员的世系，有助于对公元七世纪唐朝与西域关系以及中亚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洛阳文物工作队李献奇研究员对墓志个案研究成果有：《唐郑夫人墓志考释——兼释〈卢邵墓志〉》（《中原文物》1995.4），《唐卢承福、卢嵩及卢元衡墓志考略》（《中原文物》1998.3），《武周尔朱□及夫人韦氏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98.4），《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考述》（《中原文物》2000.6），《唐崔谔之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1.2），《武周屈突诠墓志考释》（《中原文物》2002.3）

官制研究：先后出版论著有郁贤浩著的《唐代刺史考全编》、1997年出版陈国灿、刘健明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赵超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中国史研究》2003年3期），还有李方《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关于马麟墓志作者官职问题》（《文博》1998.5）；彭炳金《唐代墓志中所见的清白科》（《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讨论了科举中的清白科、荐举中的清白科及清白科与吏治等问题。

蕃将研究：发表论文有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6.）,李之龙《跋唐扶余隆墓志文》（《华夏考古》1999.2），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李之龙《唐百济黑齿常之墓志文解释》（《东南文化》1996.4），束有春、焦正安《唐百济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解读》（《东南文化》1996.4），陈忠凯《唐三蕃将墓志铭文之研究》（《碑林集刊》5），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史林》2004.5）；王富春的《唐党项族首领脱靶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3）；王晓谋的《唐契必尚墓志考释》，马弛《〈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补阙及考辨》（《百济研究论丛》（韩国）1997）、《难元庆墓志简释》（《唐代长安的新罗史迹》韩国，2000），岳绍辉《李思摩墓志考析》（《碑林集刊》3），马咏钟《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碑林集刊》3）；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林集刊》4）；王晓丽《唐《李谨行墓志》简考》（《碑林集刊》8）

民族关系：周伟洲先生墓志考证文章有：《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考补》（《丝路访古文集》，甘肃人民，1982）、《唐末卢峻墓志》（《考古与文物》1983.1）、《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夫人慕容氏墓志释证》（《西北民族论丛》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6）；陈忠凯的《三方吐浴浑墓志的考释》、《读三方唐突厥人墓志》（《碑林集刊》），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华夏考古》2003.4），陈守忠的《榆中鞫氏与高昌国从一块新土墓志说起》（《社科纵横》1994.6），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2002年《国学研究》第10卷）对其进行了重新释读并做了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唐代不干涉胡人信仰的有力旁证。

中外交流：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晁华山的《唐代天文学家瞿昙馔墓志的发现》（《文物》1978.10），荣新江的《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大出版社，1998年），二文分别对瞿昙馔和李素墓志进行研究，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史。阿罗憾墓志也倍受学界瞩目：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2002年11月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研讨会、古代中外关系研讨会上，马小鹤提交论文“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结合新校释的钵罗婆文《赞德瓦赫兰·亚斯恩》，对这方发现近一世纪的墓志提出了新的解释。传统主流意见认为，阿罗憾是景教徒，受唐高宗之命，传播景教，在拜占庭（拂林）西界立碑。作者不同意这一论断，认为阿罗憾被波斯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视为千年之末的救世英雄瓦赫兰，具有很大号召力，帮助唐朝在吐火罗和波斯疾陵城建立了羁縻府州体系，与唐朝使者王名远一起在吐火罗西界立碑，对唐朝与西域建立稳定关系有深远影响。

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考察了几支流寓中原的高句丽百济家族世系、唐朝强行迁徙高句丽百济国人的情况、高句丽百济将士与唐代军事及高氏族望的变化与其汉化等问题。陈长安《唐代洛阳的百济人》（《洛集》）；拜根兴《论与韩国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碑林集刊》10），对相关中朝关系的墓志做了综合考察。

（二） 唐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研究历史地理，主要涉及问题有西安洛阳的城坊、乡里、宅地相关考证和唐代折冲府相关问题，其它还涉及扬州、河北邯郸、卢龙镇、北人南迁等问题。

两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辛德勇的《隋唐两京城丛考》、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1963年，《考古学报》二期发表了武伯纶《唐代长安县乡里考》；1988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发表了陈久恒的《唐东都洛阳城坊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杨希义、陈忠凯：《唐代墓志中所载的长安坊里》（《文博》1988.5）；1990年《考古》发表了赵超的《洛阳城坊考补》、1994年《中国史研究》第3期又发表他了《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考补正；从1996年至2002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先后发表了耿占军、史红帅、张萍等人的系列城坊及相关问题的考补成果；2002年，《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发表了李健超《洛阳西安出土隋唐墓志与隋唐两京城坊（里）的研究》，赵振华、何汉儒的《唐代洛阳乡里方位初探》，张剑的《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划之关系》三篇文章；赵振华《洛阳邙山唐代古村传承考》（《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3）；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余扶危著的《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收录见于1998年以前著录的洛阳出土的有卒葬地的墓志，为历史和人物研究提供方便，尤其对研究古代洛阳都城里坊制度、行政区划、地理山川形势、帝王陵墓的位置及贵族墓葬分布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唐代折冲府考逸：在劳经原父子、罗振玉、谷霁光、贺次君、罗香林等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李子春的《三年来西安西郊出土碑志有关校补文史资料》（《文物》1957.9），贺梓城的《关于唐史中一些问题的纠正和补充——唐墓志铭札记之三》（《文博》1984.3），李裕民的《唐代太原的折冲府》和《唐代河东道折冲府考》（上、下）（前文见《城市研究》1990.2、后文见《山西地图》1990.1、2），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36，中华书局，1992），张沛于1995年在《文博》上发表了《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他又于2002年发表了《唐京兆府折冲府综考》；贺忠辉在《唐志补史》（《碑林集刊》3，1995）一文也列有《唐折冲府增补》；王祺祎、周晓薇夫妇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了《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及1996年续、1997年再续、2001年三续；杜文玉于1999年发表了《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 2000年刘思怡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三秦出版社《全唐文补遗》前七辑墓志资料，撰写了《唐折冲府考略》一文；2002年《20世纪唐研究兵制卷》孙继民先生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还谈及了张广达、陈国灿两位先生利用吐鲁番文书的相关研究。

2000年3月，扬州大学学报发表了陈彝秋的《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共考证出里坊乡镇46处；1996年《文物春秋》第一期发表了孙继民、郝良真的《从新出墓志看唐代邯郸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主要探讨了邯郸西部的山水名称方位、洪波台的方位、罗城及两个村名等问题；冯金忠的《从王公苏墓志看唐代的卢龙镇》一文认为，卢龙镇是幽州的一个组成单元；2001年《江汉考古》第4期发表了刘礼堂的《从〈唐代墓志汇编〉窥探唐代安史之乱后北人的南迁》；还有呼林贵的《唐智藏禅师舍利踏铭的发现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索》（《碑林集刊》2）；王原茵的《隋唐墓志的出土与葬地》（《碑林集刊》6）。

（三） 唐墓志与唐代家族史研究

目前家族史的研究，在陈寅恪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一批学者利用墓志，对家族史进行深入研究，成为当下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主要研究代表有日本矢野主税、台湾毛汉光、西安杜文玉、北京吴玉贵，矢野主税、毛汉光侧重唐代豪门大族的研究，杜文玉侧重宦官家族研究、吴玉贵是研究少数民族家族的代表。对唐代家族个案的研究，基本都运用墓志资料，对此方面也先后有杜文玉、张大伟的讨论文章。另外对普通姓氏家族的研究，伴随几家出版社出的百家姓丛书的推动，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潮流。

矢野主税《隋唐之季的上层乡邑社会》（《第一经大论集》7，1968；8，1969），在他以前所作两晋南北朝张氏、郑氏、裴氏、韦氏等个案研究基础上，利用洛阳出土墓志资料，进一步探讨了隋唐洛阳地区上层社会的诸姓家族迁居与婚姻问题，指出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家族迁居频繁起来，寄生官僚依靠新的婚姻关系，组成了新的乡邑社会。

毛汉光的琅邪王氏研究，采取抽样调查的办法，从正史及墓志资料找到汉末到唐末700年间琅邪王氏后裔共676人，作世系整理归类，以此为本，作各代后裔主要活动之时间幅度对照表和各代官品统计表，在此二表基础上，对王氏历代家庭成员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社会的动态、与军事的关系、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家庭盛衰等问题进行量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成为家族个案研究的典范；另外他还对京兆韦、河南郑、弘农杨、博陵崔、清河崔、赵郡李、陇西李、太原王、范阳卢、渤海高、河东裴、彭城刘、河东柳、京兆杜、兰陵萧、河东薛等16家14氏用同样办法进行了系列研究。把唐代家族史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参见《二十世纪唐研究》）

杜文玉先后发表了系列宦官家族研究成果：《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3）、《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这一系列的文章推动了大陆家族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史资料缺乏的宦官家族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3）；杨富学、杜斗城的《洛阳出土的几通唐代安定胡氏墓志》（台湾《中国中古史研究》2期）。

2003年《华夏考古》第3期发表李献奇的《唐中眷裴氏墓志丛释》；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吸收前人成果，也扬弃了《从郑虔撰文墓志探郑氏家族起源》（《史学月刊》1994.6）、刘新建的《从唐代墓志谈郑氏家族》（《中原文物》1994.2）两文内容，取得家族个案研究的优异成果；还有徐凤霞的《唐代长孙家族研究》，河北师大李国强的硕士毕业论文《唐代范阳卢氏研究》（2000年）；王化昆《北魏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9）；

陶敏《盖蕃一家墓志综考》（《武汉大学资料集》）；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岱宗学刊》1997.3）；岳绍辉《西安碑林藏五方唐代骞氏墓志综考》（《碑林集刊》8）；2003年，张大伟的《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四） 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是全球学界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对唐代妇女史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历史学科的时代性。而作为蕴涵丰富唐代妇女资料的墓志，一时为唐史学界所瞩目。近几年，利用墓志资料研究妇女史，突出表现在佛教信仰 、婚姻性别及贞节观、特殊女性群体及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佛教信仰方面：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2000年苏士梅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2003年5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她论文修订的一部分《从墓志看佛教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洛集》）；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也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分析了女性志主佛道信仰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

婚姻性别方面：杨智红《唐代千方妇女墓志所反映的婚姻家庭情况》；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台湾《国科会.人文社会》1991.7）一文，将唐代中上层妇女的一生分成数期，分析证明唐代妇女与父家的关系不如与夫家密切，而且妇女在进入夫家后，地位更是日形重要。《从出土墓志浅谈唐代蓄妾问题》（《碑林集刊》6）；卢建荣《从在室女墓志看唐宋性别意识的演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5，1997）；2000年《文博》第4期发表了毛阳光墓志相关研究成果《唐代妇女贞节观》，夏绍先的《从墓志看唐代妇女贞节观》（《楚雄师专学报》2001.4），二文认为唐代社会虽不以再嫁为耻，但唐代妇女的再嫁并不普遍，贞节观仍然是保守的，这可从大量的墓志中得到证实，上层宗室贵族深受胡族的影响，形成了与下层妇女截然相反的贞节观念，但这并不是社会的主流。唐代社会妇女保守的贞节观，成为后世妇女贞节观念的滥觞。

宫女、公主研究：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之作用》考察了神龙年间19方宫人墓志，认为其中透露出宫人对神龙元年的政变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也表示出宫人对于内外朝有相当程度的沟通，从而对政变进行产生影响。可知神龙朝宫人有着颇高的能力与权势，能对朝政有些影响。《晚唐宫女“·娘”墓志》（《考古与文物》2003.2）；程章灿《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看唐代宫女的命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1）；2003年《中国历史文物》3期，发表宁志新的《从千唐志斋看唐代宫女的命运》；杨春芳《从墓志看唐代宫女的等级》。

王祺祎、周晓薇《唐代公主墓志辑略》（《碑林集刊》3）；张云唐《新城公主墓志考》（《碑林集刊》6）；崔庚浩、王京阳《唐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墓志合考》（《碑林集刊》6）；李文英《唐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墓志考》（《陕馆》8）；岳连建《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马封言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4）

妇女个案研究：马先登《唐独孤夫人墓志考释》；邢富华等《唐府君夫人秀容县君阎氏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4）；崔庚浩《唐李宁妻郑氏墓志简释》；杨明珠《唐裴氏小娘子墓志铭相关问题钉补》；樊波《唐尼真如塔铭考略》（《碑林集刊》2）、《唐法琬禅师墓志墓碑及相关问题》（《碑林集刊》3）；《亡妻王氏墓志铭》（《文史杂志》2000.6）。

（五） 唐代墓志与风俗文化研究

集中利用墓志对风俗文化研究，可与唐代妇女研究结成姊妹篇，尤其在婚丧习俗、行第研究、年寿研究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婚丧习俗：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5）以唐墓志为根据对婚龄、选妻标准、婚姻方式、离婚与改嫁、冥婚进行论述，认为唐代有早婚习俗，但20岁以上出嫁者也不少见；唐代择妇多重视门第望族，或重于仪貌、柔顺，或重于才学，或重于持家勤俭，或重于舞姿歌喉，其中性格柔顺、门第才学最为人所重。婚姻程序都由媒妁通言，而后互报婚书或私约，行纳彩、纳币等六礼；离婚改嫁与冥婚习俗在墓志中也有反映。还有宋英的《从唐代墓志看唐代婚姻习俗》（《碑林集刊》7），姚平的《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原因》（《学术月刊》2003.7），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4））。

行第研究：吴丽娱《从唐代碑志看唐人行第问题》（《唐研究》2）探讨了唐人的流行状况、排行依据与普及原因等问题，认为则天朝、宣宗朝之后，唐人行第之称的习俗逐渐从官场普及于全社会，其排行是男女分排各论，排行时即有按同父所生的小排行，又有依据祖、曾祖乃至高祖甚或房族进行大排行。行第称谓的流行与避讳的习俗及社会礼法相适应，同时也与它可以示亲近、拉交情、显宗族的特点有关，故随着唐末世家大族的进一步衰落及门阀观念的淡薄，五代、宋之季行第之称已不如唐时普遍；还有陶敏先后发表的《唐人行第录正补》、《唐人行第录续正补》。

（六） 唐代墓志个案研究举要余录

下面所列主要是《唐研究》、《洛阳出土墓志文集》、《像砖石刻墓志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碑林集刊》和相关刊物中的墓志个案研究成果。 《唐研究》相关墓志个案研究：刘应道、普光法师、张守、康令恽、李泳妻太原郡君王氏、杜子迁、虞弘墓；《洛阳出土墓志文集》（赵振华主编，朝华出版社，2002）张守圭、卢正道、孙简、彭绍、卢正容、吕渭；《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1994，9，李献奇、黄明兰主编）有孙处约、李多祚、张旭书《严仁》、张庭圭、元德秀、马炫、令狐梅、郑高及有关贾谊世系及洛阳饥疫的几方墓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0辑：节愍太子杨氏、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郭英奇墓志、方元瑾、马元场、李宝隆、吴仕平夫妻、李承干；《碑林集刊》有：李爽、韦几、唐尼真如、杨执一、马浩、秦朝俭、李制、冯君衡妻麦、高元圭、阎庄、刘僧、韦挺及夫人柏氏、杨玄略、张涣、孟教敏陆氏、周孟瑶、张去奢、张去逸、章怀太子李贤、宿卫宫、李玄济、田僧、李志玄、萧寡尤、卢婉夫妇、董文萼、权德舆、新城公主、郭英奇、韦济、陈西列、杨志廉、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梁守谦、王求古、晏曜、窦熏、梁元翰、袁神、李知本、郑玄、环平、韦蘅、高耀、孙处约、周思忠、功德山居长、安元寿及夫人翟氏、杨执一、邓温、柏元封、兰夫人、何少直。《文博》：法灯禅师（2002.6）、牛浦》（2002.5）、周晓（2004.4）、张叔尊（2000.4）、郭英奇（1998.3）、李元亮（1998.2）、马麟（1997.6）、和运、邓温（1997.4）、臧怀亮（1996.1）、韦几（1994.4）；《考古与文物》：窦展（1999.5）、韦音（1996.3）、李良（1996.1）、李爽（1995.5）、杨会（1995.4）、元师奖（1995.1）；学报刊录：智宗（《江汉大学学报》2003.3）、越王（《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2.1、细人渤海郡高氏（《洛阳大学学报》2002.1）、郑居中（《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2.4）、李密（《郑州大学学报》1986）、陆亘（《郑州大学学报》2003.5）、孙备（《武汉大学学报》1995.3）、郑洵（《咸宁师专学报》1999.4）；其它还刊物录有：杨敏、大周秦君、崔泰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崔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房彦诩（《中国历史文物》 2003.3）张士贵（《中国历史文物》 2003.3）翰林学士李君（《文学遗产》2004.2）米文（《文物》2004.2）陆羽（《农业考古》2004.2）开承简（《四川文物》2003.1）李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5）张希会（《中原文物》2002.4）刘献（《文物春秋》2002.4）权崇（《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陈庭（《南方文物》2001.4）安元寿（《史学月刊》1999.3）张守·（《中原文物》1997.2）薛儆（《文物世界》1997.3）武后时期墓志（《文物春秋》1997.3）薛元超（《人文杂志》1995.4）左才（《北方文物》1992.2）等。还有许多墓志丛识成果，主要进行志史互证、墓志纠谬，这里就不罗列了。

（七）启示与展望

大陆唐代墓志研究当代启示：墓志目录建设不如日本、士族家族史研究不如台湾。历史地理方面，两京关注充分，对幽州、并州等其它重镇关注不足。民间社会研究方面，对妇女关注充分，对男性关注不足。官制方面，对宰相、九卿、刺史关注充分，对其它职官关注不足。单墓志、单角度个案点线研究态势很好，墓志群体动态面研究不足。

唐代墓志相关政治文化研究走向：唐代墓志对唐史研究尤其是对唐代政治文化研究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人物个案研究仍将继续升温，史事发微还将是重点，同时伴随墓志资料电子数据库建设的推进，还将分化出类似于《唐刺史考》的职事官（如县令、长史、监察御史等）、勋官（如上柱国等）、散官（如金紫光禄大夫等）、使职官等系列考证成果，也将进一步推动历史地理、家族、综合职官的深入研究，墓志反映的团体、阶层反映的社会风气流变也将是重要课题。

唐墓志反映的唐人观念文化

                              曹印双

今天文化一词，内涵与外延弹性很大，过去界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等，均可纳入今日的文化概念范畴。我这里谈的观念文化，是就唐人墓志中反映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评判、风俗习惯等为主的文化范畴。观念文化直接引导着人们的言行，是国民性最本质的体现，是社会运动的巨大推动力。

一盒盒唐代墓志，描述了志主们的生平功业，给我们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人生。一般墓志正文主要述及志主名、字、籍贯，远祖、曾祖、祖、父们的功业。核心是志主性格、品格、生活态度、生平功业，次及妻、子，卒年葬地等。通过大量墓志中出现的许多高频字，可粗略地概念出唐人的观念。

（一）敬祖先、重传统。志中多述及家族渊源、祖先功业，其核心在于强调家风和文化底蕴，同时体现了唐人思想意识中祚为生存、立业之“根”，没有了根，生命上全盛了无源之本，无本之木。探究这种敬祖先、重传统观念的根本原因。也许是后代的江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多是前代传下来的，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吧！敬祖先的现象也很多，例如当时大家族墓群表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处于最核心位置、也是最高大的那是老祖宗。这样的现象在今日农村还可以看到。这种观念扩展到学术领域，表现出重传统，强调学术渊源，因此在治学上表现了破旧立新的少，而诠释注疏的则很多。当它扩及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时，则表现出“唯上、唯长”是听，长与上作为传统的象征，是有至高无上权威的。

（二）“官本位”观念，即是以官为本，以官为核心的思想。墓志中记载的人物，不论其曾历职大小，必——列出。官职始终居于对志主进行价值判断的核心位置。结合史书品味，官实质上是作为道德化身登声的，在墓志中反笔提及县令“德化百里”，州刺史“德化千里”，也很能说明这一点。但是伴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皇帝及官员个人权力的加大，官员成为权力和道德的复合体，而不单纯作为道德的载体。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同级别的官吏也有不同程度的“生杀予夺”大权，因此国民有一种屈服权力倾向。当社会腐败时，国民渴盼清官的出现，其实“清官”在此更大程度上是道德的化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官员若以权力服人时，社会就多一些趋炎附势之徒，若以道德功业服人时，社会中的才智高明之士就会成为社会的脊梁。唐 墓志中表现品德道德术语与官职名称并举出现，实际表现在唐朝时期，“官本位”观念是以道德与权 并举人融为特征的。

（三）人生价值取向的多元观念。即分别儒道释为瑶入世与出世观念。区分志主的个体价值取向，主要可包括信儒、向道、财富佛三种类型，这在墓志中也多有反映。信奉儒家的多积极入世，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人生最佳理想：以能够立功、立名、立言为生命价值实现的标准。以叫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道德行为规范，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标准的成功之路。尤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如隋唐交替之示，信儒者多积极投身于历史洪流。向道者以老庄为模本，清静无为，崇尚自然，志澄高远，以寺酒娱怀，行为旷达，多以隐士自居。崇佛者，“情达苦空”、“心希彼岸”，以解脱人生困苦为宗旨，并以广行德操，普度苦海众徕己任。后两种多以在世之躯，行出世之行。因此可以说，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出世、入世观念是唐朝时期国民性一个重要特征。

（四）求久观念。志文中多有“恐舟壑迁改，山河变移，乃追求芳猷，树之幽襄”之语，这反映了唐人中普遍存在的希望长 于天壤之间，追求生命永恒，渴盼久锭观念。从志文中的书写顺序元祖、高祖、祖、父、子来看，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久远的历史情怀。尤其是这种观念，普及到了社会各阶层，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百姓，都有这种持久情结。

（五）婚姻门第观念。在夫妻合葬志文中，谈及双方身世，绝大多数是门当户对的。青年男女结合，首先是媒人把双方家长牵在一起，家长 过了才有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男女结合，实际是两个家庭或两个家族政治势力持续不衰。下层百姓之家，也多考察对方家庭背景及家风，家长在此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

（六）家族乡土观念。志主是与非、成与败是受家族及乡土观念左右的。当志主言行符合乡里的价值取向时，人们称颂你，家族也抬举你。如果志主步入官僚阶层，他的功业又是家族乡里引以为荣的，“衣锦还乡”的人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才觉得自己生命价值实现了。一个人的成功，是以扩散性影响于外的，是家庭、家族、乡里，州县等的荣誉与成功。因此个体始终与家族、家乡共荣辱的。再有思乡情，是飘泊异地人一种共通情结。尤其在外多年，多以“落叶归根”为夙愿。其实今天校园内“同乡会”正是国人乡土观念历史遗存。

观既往志文，析唐人观念，思今日之变迁，诸上现今者，有的已发生了变异，但深层次里大部分仍以巨大历史惯性穿越时空，推向未来。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过，今天发生的一切，90%是历史造成的。我想进一步说，在这90%的历史因素中又有90%是历史观念文化作用的。观念文化的大海深水层，可视为以静态为主，短时段的社会大变革，似大海表层及海浪，以动态为主，动静的辩证共存，也许仍然是我们明天文化存在的理论归宿。

唐以前墓志源流

墓志是碑文的一种，专指埋藏于地下的碑文，一般立于地面的碑文被称为墓碑或地表文，习惯通称墓碑。《文章辨体序说。墓志》云：“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据此可知，墓志乃指刻于墓碑的文章，用来记述死者的生平和世家。墓志通常由两部分，正如刘勰论述墓志体例时说：“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所谓序即志，用散文体写成，叙墓主身世；所谓文即铭，用韵体文写成，赞墓主为人。二者合一叫墓志铭，少部分有志无铭或有铭无志，因此可以有三种称谓：墓志、墓铭、墓志铭，我们今天一般通常称墓志。

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目前学界认为墓志源于汉代。“事盖始于东汉，光绪末山东怿县所出《临为父作封记》即是其物。同时孟津所出东汉砖刻之志姓名、籍贯、刑罚及年月者，亦彼时丛葬刑徒之志。”（黄永年）同时黄先生又说：“墓碑立墓前以表逝者功德，然恐日久损坏，遂别置于墓圹中置石刻记逝者姓氏简历，碑时久远尚可久远。”这里先生谈到墓碑与墓志的分流，是先有墓碑，后在此基础上分流出墓志，空间上出现地表与地下之别。但在功用上是一致的。而初期墓砖铭刻是地下殉葬思路的发展的一个环节，还不能称为后代的墓志。只有主导地位的墓碑变形藏于地下，才真正是墓志的开始。而这是丧葬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墓碑思路与地下殉葬铭砖思路的交汇才真正是墓志的开始。如果以墓砖铭文内容来定位墓志，那就要看到墓碑的铭文才是墓志前身。如果以此主导思路上推就是墓碑的起源就该是墓志的先河。如以有铭文的砖的思路就是墓志，那么就可推及到三代，《四朝闻见录戊集》（205）曰：“铭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锺鼎款识》第十六卷，载唐开元四年偃师耕者得比干墓铜般，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岗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地下思路可以推及到这里，但似乎不确切，当不可以铭文简陋与不同材质决定与否。

而地表墓碑的上推，“先秦已有‘碑’，但如《礼记。祭义》：‘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檀弓》：‘丰碑，接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郭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率绕。’知其时之碑止是木质，树于庙门以丽牲，树于郭四角以下棺，与其后石刻之碑有别。立石碑刻文字始于东汉，汉末以后遂通行而居石刻文字之首列。”（碑刻学）可见如果以地表文墓碑的起源定位于东汉，那么作为墓碑的分流墓志时间 当在其后。《文体明辨序说。墓志》云：“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殪后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若《蔡中郎集》所载《朱公叔鼎铭》是已。至汉杜子夏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但当时还没有成为碑文的分流，只是个别现象。无名氏《彭城刘氏合俯铭并序》：“古之葬者无铭志，起自魏时。”（《唐代墓志汇编》2164）看来是有道理的。

《宋书。礼纪二》（407）：

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即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

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将军主薄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

由于政府的打击，地表墓碑发展态势被压抑，而立碑之风又已经在民间形成气候，因此墓表文大量转入地下，墓碑的的分流开始形成气候。伴随政府高官对墓碑的禁令的解构，地表文有恢复了发展的，而在政府屡禁屡弛。

到南北朝，墓志名称确立，其形制大体划一为四方石板，上多刻棋子方格，多为楷书。在志阴刻家属姓氏的叫阴，刻在侧面叫侧，正面叫碑阳。在志文上加同式方石保护志文，叫盖，盖文多以小篆或正书刻“8888墓志铭”之属，仿碑刻之制也。精者则于盖上刻文饰，碑额碑侧也有浮雕及文饰。这种墓志，南朝较少，北朝为多。墓志的发展，产生了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之类的名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将墓志归为“诔碑”类，同朝人箫统更是独具慧眼，其所编《文选》正式将墓志列为一类文体，并与碑铭分开，这样墓志在中古文献中才登入大雅之堂。也为大唐宏阔的墓志之林开创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墓志里的“士”

关于“士”的起源问题，在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开篇，他一方面征引了陈梦家等人从训诂方面的解释，一方面征引了顾颉刚等人从历史观点探究的成果，近而又从封建秩序的解体来探究士的兴起。他认为士起初是古代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集团，而此集团中最低的一层与庶民衔接，其职掌是各部门的基层事务。到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发生重要变化，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士阶层作为贵族与庶人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促进了士人数量巨增。到春秋末叶，士作为一个阶层，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它的社会化职能发生变化，士人入仕，如同农夫耕田，成为人生的价值的一个核心取向。在论及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时，他驳斥了顾氏“文士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观点，[1]对此公案论断确当与否，不在本篇探讨之列。

本文关注的是士阶层因文武分途出现文士和武士概念后，到唐朝时期都有那些与“士”有关的概念，又如何解读这些概念？在翻阅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近5140余通墓志时，发现不少有关士人的墓志，具体分类见文末附表。

在余先生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及唐代墓志相关资料，对唐代的多种“士”概念解析如下：

士人以政治朝野身份来划分，可分为公士和处士。

公士，公士指在官之人，公家之士，是对在位官员的一种泛称；士人“入仕”，如农夫耕田。到唐代科举大兴，进士科士人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进士，指士人跨越了秀才、举人考试，能够通过殿试的士子。到武则天大倡科举以后，唐代地方教育发展，政府在地方上也组织国家考试，录取通过的士人称为乡贡进士，他们是地方基层官吏的主要来源之一。后因为乡贡考试的进士越来越多，而提供的官职岗位越来越少，乡贡进士一大部分人转化为民间处士。

处士，《汉语大字典》“处”字条“chǔ”音项下第六个义项释为“士未出仕皆称处”。[2]现代一些词典一般将其释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古代有才德之人一般出来做官,不愿做官的就待在家里,这称为“处”。颜师古对此义曾有较为明确的解释。《汉书·异姓诸侯王表》:“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颜师古注:“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3]处士当中，不接受朝廷征聘做官的人就叫征士，对征士的尊称叫征君。

许多士人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也称这些士人为隐士。隐士即有在朝的士人，也有在野的士人。孙立群在近著《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介绍了三种隐逸方式，即苦行式的山林之隐，“吏非吏，隐非隐”的朝隐，恬淡、自适的田园之隐。[4]也有人称其中一些隐士为逸人。逸人，指遁世隐居的人。犹逸民，《论语·微子篇》：“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55][1]张、柳下惠、少连。”何晏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5]

从人生信仰来分，士人可分为儒士、道士、居士；

儒士，指信奉孔孟思想的信徒，他们积极入世，士阶层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府的官员多来源于儒家信仰人群，如太学博士就是儒士概念分化出来，指精通几种儒家经典的政府官员。儒士他们无论在朝在野，都对时代充满关怀。

道士，广义指有道之士，狭义主要指道教徒。狭义下的道士，有男性也有女性，他（她）们一般生活在寺观里，过集体修行生活，老庄思想是他们信仰的核心思想。

居士，指一部分佛教信徒。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一部分佛教的信徒以和尚、尼姑身份在寺庙里清修；另一部分虔诚信徒，不生活在寺庙里，而是生活在自己家里，依然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居士就指这部分佛教信徒。

唐代墓志里居士也有非佛教信徒的，《汇编》开元462条，居士李公的墓志内容更多反映志主的儒家思想：“忠孝光国，礼乐成家。左琴右书，乃达人之荡荡；怀文抱质，实君子之林林。”[6]这里居士符合《汉语大词典》中居士条一的解释：“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礼记·玉藻》：居士紧带。郑玄注：居士，道艺处士也。”[7]我们这里可以看出居士与处士的关联。也可以把居士理解为处士大概念下的另一支脉概念。

从士人的道德情操人生境界来定义的相关概念，有高士、高道、贞士、秀士、达士等。

高士，指高尚出俗之士。高道，是以高士的精神内涵代指高道之士。

贞士，志节坚定，操守方正之士。《韩非子·守道》：“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8]

秀士，德行才艺出众的人。《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郑玄注：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9]

达士，见识高超，不同于流俗的人。《吕氏春秋·知分》：“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10]

从不同的角度区分士概念的差异性与共性，有助于深入理解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作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唐代，士人的信仰最能展现这种时代文化差异性与关联性，下面我们结合上述多种士人的墓志信息，初步探求士人的信仰风貌。

《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相关“士”统计表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页

[2]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第931页。

[3]汉书·异姓诸侯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4]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4页。

[5]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开元462条。

[7] 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3年，第3768页。

[8]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9]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0]吕氏春秋[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

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利用概况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今天历史研究的新材料是什么呢？荣新江先生认为：“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石刻资料研究原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自宋代兴起后，经过绵延不绝的发展，到清代成鼎盛局面，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家和研究成果。其中石刻研究的核心代表人物及作品有王昶的《金石粹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叶昌炽的《语石》。到民国时期，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一批收藏家为碑石的汇集整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振玉、缪荃荪、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佑任、张钫、徐森玉、李根源等。当时一批一流的学者对石刻史料也非常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岑仲勉、马衡等。

近50年唐代墓志的整理出版情况

1949年以后，在前人对碑志整理基础上，经过国家文物局与各地考古所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碑石尤其是墓志的收集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文物研究所、洛阳文物局、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河南新安千唐志斋、西安碑林等文物管理收藏研究单位，分别与出版社合作，陆续出版了唐代墓志整理成果。

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的《千唐志斋藏志》上下册；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9－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由徐自强牵头金石组编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00册；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的《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1991－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总编辑委员会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册，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且附有人名索引； 1994－2000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7辑，目前该社正在编辑8、9册；1994年、2000年、2002年文物出版社分期出版了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贰、陕西壹贰、重庆壹），图版与录文并举；1996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的《洛阳新获墓志》。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余扶危著的《洛阳出土墓志卒葬地资料汇编》，收录见于1998年以前著录的洛阳出土的有卒葬地的墓志，为历史和人物研究提供方便，尤其对研究古代洛阳都城里坊制度、行政区划、地理山川形势、帝王陵墓的位置及贵族墓葬分布等方面有重要意义。2004年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推出了石刻文献电子版，大大便利了资料检索。

目前大陆区域性碑石墓志整理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其中收录墓志也很多。以陕西为例，近年已经出版了：《咸阳碑石》（张鸿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安康碑石》（张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高陵碑石》（董国柱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昭陵碑石》（张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华山碑石》（张江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楼观台道教碑石》（王忠信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汉中碑石》（陈显远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重阳宫道教碑石》（刘兆鹤、王西平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潼关碑石》（刘兰芳、 张江涛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李改、张光溥，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澄城碑石》（主编王西平，编著张近忠，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咸阳碑刻》（王友怀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李慧、曹发展注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榆林碑石》（主编康兰英、副主编张仲权、宋英，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台湾、香港、日本对墓志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石刻史料新编》计75册，可以查阅历代石刻考证题跋成果；1984－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陆续出版了图文对照本毛汉光编的《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册，附有前人考证和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其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

1997年，日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书法大观》第10卷《墓志拓片》；2000年，文物出版社、日本中教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王锦厚等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墓志精粹》。

伴随墓志资料整理工作的推进，墓志目录建设也在不断深化，商务印书馆1990年增订再版了1940年杨殿珣编的《石刻题跋索引》，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自强主编的《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1990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李慧主编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荣丽华编集的《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馆藏历代墓誌草目》；洛阳市文物管理局,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1997年出版了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2003年再次修订，目前此书收集唐代墓志目录最全。

近20年推动大陆唐代墓志研究利用的重要人物及刊物

上述墓志资料的整理成果，大大推动了唐代墓志的相关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黄永年先生适应时代学术的发展，提出了碑刻学的概念，力图使碑石研究独立于金石学的范围，并率先给他的研究生开设了《碑刻学》课程，还指导学生王七一利用千唐志斋墓志撰写《唐志证史》硕士论文，取得了群志证史优异成果；八十年代，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同步为唐代文史研究推出大型工具书性质的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先生巨著《唐刺史考》, 该书据出土的碑版墓志纠正了大量正史、方志记载谬误；1988年师从史念海教授的辛德勇先生，也运用了大量墓志新资料，完成博士毕业论文题目《隋唐两京从考》，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在学界引起轰动；南京大学的程章灿自1991——1992年的《古典文献研究》发表《石刻考工录补遗（上）》一文后，几乎每年都有墓志研究成果问世；自1993年起，西安碑林博物馆先后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碑林集刊》（下简称碑），目前已出8辑，大大推进了墓志研究；1993年至2003年，周天游主编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下简称陕馆），已经出版10辑，其中多期有墓志考释文章；1994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献奇、黄明兰主编的《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同年，北大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唐研究》（下简称唐）第一期就开始注重墓志新资料新成果，以后每期都有相关唐代墓志的研究文章，成为唐史学界的新亮点。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韩理洲利用墓志资料著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1996年，他在西北大学学报第三期发表了《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起学界关注。史学家牛致功先生从199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13篇利用墓志进行史事发微的重要文章， 2002年三秦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了《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1997年文物出版社年出版了赵超著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2003年又出版他著的《古代石刻》，其中有专章介绍出土墓志情况；199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国灿、刘健明主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也利用了许多墓志材料； 1997年、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先后指导两届硕士研究生专门研究对唐代墓志进行整体研究，见证了比单盒、单一角度研究利用更为深远的意义，苏世梅的《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毛阳光的《唐墓志与唐代风俗文化研究》两篇硕士论文就是很好的例子。同年起，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自1998年，杜文玉教授陆续发表了多篇利用墓志对唐代宦官家族研究的文章，他指导的2001级和2002级研究生的论文也大量运用墓志材料如张燕波《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徐凤霞《唐代长孙家族研究》、张卫东的《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1999年在中国唐史学会与千唐志斋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纪念千唐志斋建斋八十周年暨学术研讨会”上，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赵跟喜先生提出了“唐志学”概念。2002年3月，朝华出版社出版了洛阳赵振华主编的《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下简称洛集），进一步推动了洛阳唐墓志研究；2002年4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维明的《中古墓志词汇研究》，利用墓志将中古词汇研究推到新高度； 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赖非的区域墓志研究成果《齐鲁碑刻墓志研究》一书，推动了区域墓志研究。对唐代墓志研究利用推动主要人物，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马弛、焦杰、周晓薇、拜根兴，上海傅璇琮、陈尚君，南开大学张国刚，中国社科院吴丽娱、吴玉贵，南京师范大学胡可先，湘潭师院陶敏，咸阳张沛，西北大学李健超、李浩，河北孙继民、碑林博物馆贺忠辉等。

由于大批一流学者的关注，相关图书的出版，唐代墓志研究日渐升温。许多学术刊物也掀起了发表墓志研究成果的浪潮，其中主要刊物有《考古与文物》、《《文博》、考古》、《中原文物》、《文物春秋》、《史学月刊》、《文物》、《江汉考古》、《东南文化》、《北方文物》、《考古学集刊》、《考古学报》、《南京博物院集刊》、《四川文物》、《华夏考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一些大学学报等。

唐代墓志研究利用专题概述

一、唐代墓志与历史地理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研究历史地理，主要涉及问题有西安洛阳城坊、乡里、宅地相关考证和唐代折冲府相关问题，其他还涉及扬州、河北邯郸、卢龙镇、北人南迁等问题。

两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辛德永的《隋唐两京城丛考》、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1963年，《考古学报》二期发表了武柏纶《唐代长安县乡里考》；1988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发表了陈久恒的《唐东都洛阳城坊之考证——从唐代墓志看东都坊里名称及数目》；杨希文、陈忠凯：《唐代墓志中所载的长安坊里》（《文博》1988.5）；1990年《考古》发表了赵超的《洛阳城坊考补》、1994年《中国史研究》第3期又发表他了《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考补正；从1996年至2002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先后发表了耿占军、史红帅、张萍等人的系列城坊及相关问题的考补成果；2002年，《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发表了李健超《洛阳西安出土隋唐墓志与隋唐两京城坊（里）的研究》，赵振华、何汉儒的《唐代洛阳乡里方位初探》，张剑的《洛阳出土墓志与洛阳古代行政区划之关系》三篇文章；赵振华《洛阳邙山唐代古村传承考》（《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3）。

唐代折冲府考逸：在劳经原父子、罗振玉、谷霁光、贺次君、罗香林等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先后有：李子春的《三年来西安西郊出土碑志有关校补文史资料》（《文物》1957.9），贺梓城的《关于唐史中一些问题的纠正和补充——唐墓志铭札记之三》（《文博》1984.3），李裕民的《唐代太原的折冲府》和《唐代河东道折冲府折冲府考》（上、下）（前文见《城市研究》1990.2、后文见《山西地图》1990.1、2），李方《唐折冲府增考》（《文史》36，中华书局，1992），张沛于1995年在《文博》上发表了《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他又于2002年发表了《唐京兆府折冲府综考》；贺忠辉在《唐志补史》（《碑林集刊》3，1995）一文也列有《唐折冲府增补》；王七一、周晓薇夫妇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了《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及1996年续、1997年再续、2001年三续；杜文玉于1999年发表了《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 2000年刘思怡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三秦出版社《全唐文补遗》前七辑墓志资料，撰写了《唐折冲府考略》一文；2002年《20世纪唐研究.兵制卷》孙继民先生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还谈及了张广达、陈国灿两位先生利用吐鲁番文书的相关研究。

其他相关历史地理论文有：2000年3月，扬州大学学报发表了陈彝秋的《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共考证出里坊乡镇46处；1996年《文物春秋》第一期发表了孙继民、郝良真的《从新出墓志看唐代邯郸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主要探讨了邯郸西部的山水名称方位、洪波台的方位、罗城及两个村名等问题；冯金忠的《从王公苏墓志看唐代的卢龙镇》一文认为，卢龙镇是幽州的一个组成单元；2001年江汉考古4期发表了刘礼堂的从〈唐代墓志汇编〉窥探唐代安史之乱后北人的南迁；还有呼林贵的《唐智藏禅师舍利踏铭的发现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探索》（《碑》2）；王原茵的《隋唐墓志的出土与葬地》（《碑》6）。

二、唐代墓志与家族史研究

家族史的研究，是当今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在陈寅恪先生等人研究基础上，一批学者利用墓志对家族史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研究代表有日本矢野主税、台湾毛汉光、西安杜文玉、北京吴玉贵，矢野主税、毛汉光侧重唐代士家大族的研究，杜文玉侧重宦官家族研究、吴玉贵是研究少数民族家族的代表。对唐代家族个案的研究，基本都运用墓志资料，对此方面价值也先后有杜文玉、张大伟的讨论文章。另外对普通姓氏家族的研究，伴随个几家出版社出的百家姓丛书的推动，也成为一股不可阻挡潮流。

矢野主税《隋唐之季的上层乡邑社会》（《第一经大论集》7，1968；8，1969），在他以前所作两晋南北朝张氏、郑氏、裴氏、韦氏等个案研究基础上，利用洛阳出土墓志资料，进一步探讨了隋唐洛阳地区上层社会的诸姓家族迁居与婚姻问题，指出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家族迁居频繁起来，寄生官僚依靠新的婚姻关系，组成了新的乡邑社会。

毛汉光的琅邪王氏研究，采取抽样调查的办法，从正史及墓志资料找到汉末到唐末700年间琅邪王氏后裔共676人，作世系整理归类，以此为本，作各代后裔主要活动之时间幅度对照表和各代官品统计表，在此二表基础上，对王氏历代家庭成员的政治地位、在政治社会的动态、与军事的关系、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家庭盛衰等问题进行量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成为家族个案研究的典范；另外他还对京兆韦、河南郑、弘农杨、博陵崔、清河崔、赵郡李、陇西李、太原王、范阳卢、渤海高、河东裴、彭城刘、河东柳、京兆杜、兰陵萧、河东薛等16家14氏用同样办法进行了系列研究。把唐代家族史研究推到新的高度。

杜文玉先后发表了系列宦官家族研究成果：《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6），《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3）、《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这一系列的文章大大推动了大陆家族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史资料缺乏的宦官家族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3）；杨富学、杜斗城的《洛阳出土的几通唐代安定胡氏墓志》（台湾《中国中古史研究》2期）。

其他家族研究成果还有：2003年《华夏考古》3期发表李献奇的《唐中眷裴氏墓志丛释》；张卫东《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吸收前人成果，也扬弃了《从郑虔撰文墓志探郑氏家族起源》（《史学月刊》1994.6）、刘新建的《从唐代墓志谈郑氏家族》（《中原文物》1994.2）两文内容，取得家族个案研究的优异成果；还有徐凤霞的《唐代长孙家族研究》，河北师大李国强的硕士毕业论文《唐代范阳卢氏研究》（2000年）、王化困《北魏隋唐河洛大族于氏的几个问题》（《洛阳公学院学报》2002.9）；陶敏《盖蕃一家墓志综考》（《武汉大学资料集》）；周郢《新发现的羊氏家族墓志考略》（《岱宗学刊》1997.3）；岳绍辉《西安碑林藏五方唐代骞氏墓志综考》《（碑8）；2003年，张大伟的《试析古代墓志的家族世系文献价值》（《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3.4）。

三、唐代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

妇女研究是全球学界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对唐代妇女史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历史学科的时代性。而作为蕴涵丰富唐代妇女资料的墓志，一时为唐史学界所瞩目。近几年，利用墓志资料研究妇女史，突出表现在佛教信仰 、婚姻性别及贞节观、特殊女性群体及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佛教信仰方面：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2000年苏士梅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2003年5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她论文修订的一部分《从墓志看佛教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佛学研究》及《洛集》）；万军杰《从墓志看唐代女性佛道信仰的若干问题》也利用《唐代墓志汇编》分析了女性志主佛道信仰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其中焦杰发表最早，苏世梅的硕士论文几乎与焦杰同时完成。上面几篇文章内容基本大同小异，可见学术创新的共时性，无论先发后发，只要没有抄袭，都是对自身学业良好训练和对社会发展的美好祝愿。还有关于女尼的个案研究如樊波《唐尼真如塔铭考略》（《碑》2）、《唐法琬禅师墓志墓碑及相关问题》（《碑》3）二文。

婚姻贞节方面：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台湾《国科会.人文社会》1991.7）一文，将唐代中上层妇女的一生分成数期，分析证明唐代妇女与父家的关系不如与夫家密切，而且妇女在进入夫家后，地位更是日形重要。还有谈蓄妾的《从出土墓志浅谈唐代问题》（《碑》6）、谈性别的有卢建荣的《从在室女墓志看唐宋性别意识的演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5，1997）；

2000年《文博》第4期发表了毛阳光墓志相关研究成果《唐代妇女贞节观》，夏绍先的《从墓志看唐代妇女贞节观》（《楚雄师专学报》2001.4），二文认为唐代社会虽不以再嫁为耻，但唐代妇女的再嫁并不普遍，贞节观仍然是保守的，这可从大量的墓志中得到证实，上层宗室贵族深受胡族的影响，形成了与下层妇女截然相反的贞节观念，但这并不是社会的主流。唐代社会妇女保守的贞节观，成为后世妇女贞节观念的滥觞。

宫女、公主研究：耿慧玲《从神龙宫女墓志看其在政变中之作用》考察了神龙年间19方宫人墓志，认为其中透露出宫人对神龙元年的政变有相当程度的参与，也表示出宫人对于内外朝有相当程度的沟通有联系，从而对政变进行发生影响。可知神龙朝宫人有着颇高的能力与权势，能对朝政有些影响。涉及宫女研究的还有：《晚唐宫女“·娘”墓志》（《考古与文物》2003.2）；程章灿《填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看唐代宫女的命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1）；2003年《中国历史文物》3期，发表宁志新的《从千唐志斋看唐代宫女的命运》；

涉及公主研究的有：王祺韦、周晓薇《唐代公主墓志辑略》（《碑》3）；张云唐《新城公主墓志考》（《碑》6）；崔庚浩、王京阳《唐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墓志合考》（《碑》6）；李文英《唐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墓志考》（《陕馆》8）；岳连建《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马封言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4）

妇女个案研究：马先登《唐独孤夫人墓志考释》，邢富华等《唐府君夫人秀容县君阎氏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1998.4），崔庚浩《唐李宁妻郑氏墓志简释》，杨明珠《唐裴氏小娘子墓志铭相关问题钉补》，《亡妻王氏墓志铭》（《文史杂志》2000.6）。

四、唐代墓志与风俗文化研究

集中利用墓志对风俗文化研究，可与唐代妇女研究结成姊妹篇，尤其在婚丧习俗、行第研究、年寿研究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婚丧习俗：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5）以唐墓志为根据对婚龄、选妻标准、婚姻方式、离婚与改嫁、冥婚进行论述，认为唐代有早婚习俗，但20岁以上出嫁者也不少见；唐代择妇多重视门第望族，或重于仪貌、柔顺，或重于才学，或重于持家勤俭，或重于舞姿歌喉，其中性格柔顺、门第才学最为人所重。婚姻程序都由媒妁通言，而后互报婚书或私约，行纳彩纳币等六礼；离婚改嫁与冥婚习俗在墓志中也有反映.还有宋英的《从唐代墓志看唐代婚姻习俗》（《碑》7），姚平的《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原因》（《学术月刊》2003.7），陈盅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4））。

行第研究：吴丽娱《从唐代碑誌看唐人行第问题》（《唐》2）探讨了唐人的流行状况、排行依据与普及原因等问题，认为则天朝、宣宗朝之后，唐人行第之称的习俗逐渐从官场普及于全社会，其排行是男女分排各论，排行时即有按同父所生的小排行，又有依据祖、曾祖乃至高祖甚或房族进行大排行。行第称谓的流行与避讳的习俗及社会礼法相适应，同时也与它可以示亲近、拉交情、显宗族的特点有关，故随着唐末世家大族的进一步衰落及门阀观念的淡薄，五代、宋之季行第之称已不如唐时普遍；还有陶敏先后发表的《唐人行第录》正补、《唐人行第录》续正补成果。

年寿研究：李燕捷《唐人口性别寿命研究》利用了两唐书、《全唐文》、《金石粹编》里的墓志等资料进行抽样调查，认为男性的人口平均寿命高于女性，大约高两岁，女性的短寿与长寿者均多余男性，产妇死亡率高是女性平均寿命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2004年《中国史研究》2期发表了张国刚、蒋爱华的《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从墓志资料中整理出有效可靠的样本 ，对唐代妇女及男子的婚龄进行探讨 ；指出女子结婚期集中在 13岁至22岁 ,男子的结婚高峰期为 17岁至 30岁 ;“笄年”并非具体的年龄所指 ,而是表示女子成年待嫁的状态 ,笄年与实际的过门出嫁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还对唐代男女的晚婚原因分别作了分析。陕西师范大学张燕波硕士毕业论文《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2003），对科举士人寿命进行了深入研究；毛阳光2000年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风俗文化研究》， 2001年文博一期发表了论文一部分的《唐墓志与唐代“版授高年”》认为唐的版授有大量高年妇女得到版授、版授地域广阔、时间持续长的特点。

五、唐代墓志与文学艺术研究

利用墓志进行相关的文学研究，在文学工具、文学大家、墓志文学本身及词语研究几个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唐代部分墓志在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席位，相关墓志上所刻图案也为艺术史添加了重重一笔，刻工做为石刻艺术的实践者，也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研究成果如下：      

文学工具：出版了郁贤皓先生巨著《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及陶敏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唐》第3期发表了许建平《中古碑志与大型辞书编纂》，《唐》7还发表了张固也在自己《唐代墓志所见隋唐经籍考补正》一文基础上写的《唐代佚著考证释例》一文，程章灿先生发表了《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文献》1996.1），郭文镐《千唐志斋年号纪年考》。

文学大家：程章灿《〈石刻杂谈〉有关韩愈的两则墓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2），戴伟华《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华南师大学报》2002.4），杨晓宇的《郏城马家与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8），蒋玉斌的《试论韩愈墓志铭之别调》（《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7）；台湾柯万成《柳子厚墓志铭不书妻妾问题研究》（《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9.7），董延寿的《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与唐代新安赵军郡里籍考》（《首都师大学报》2000.2），周晓薇的《新出柳宗元撰<独孤申叔墓志>勘证》（《中国典籍与文化》）；佐腾浩一《杜甫的‘义姑’京兆杜氏——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铭为中心》（《杜甫研究学刊》2002.4）；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杜甫研究学刊》2001.2）；程章灿《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周相录的《元稹真是个势力小人吗——《从有唐武威段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商榷》二文都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李浩的博士后论文《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重点的考察》也涉及墓志个案研究。

墓志文学：程章灿先生先后发表了：《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以唐代墓志铭为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6）、《石刻文献与古代文学研究刍论》（《文献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周彦文主编，台湾学生书局，2002）、《关于墓志三个文体的三个问题》（《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998年《学术研究》7期发表了《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胡元超《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墓志中的部分典故解析》（碑林集刊）。

词语音韵研究：罗维明1995年在《古汉语研究》4期发表了《唐代墓志词语考释》，1999年《中山大学学报》4期反表了金恩柱的《唐代墓志铭的押韵及其研究方法》，2003年出版罗维明《中古墓志词语研究》。

书法方面：在中国书法系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唐代墓志有：638年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稿》，658王知敬刻《王居士砖塔铭》、《杨道纲墓志》，679《王庆墓志》，682《康摩伽基墓志》、《贾文行墓志》，694《房怀亮墓志》，699《房逸墓志》，700《崔哲墓志》、《褚承恩墓志》，705《安令节墓志》，710《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丘之铭》，714《戴令言墓志》，754《孙志谦墓志》，858《郑恒夫人崔氏墓志》。相关墓志书法研究还有一些文章，如齐元涛《隋唐五代墓志字体考察》（《中国书法》2001.8）、赵振华《唐代李苕墓志与徐珙书法》（《四川文物》2004.3），《唐代崔水旁丐撰文魏哲书丹的郑齐丘墓志》（《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6）、贺忠辉《唐墓志书法的再认识》（《碑》）等。

墓志美术：张鸿修主编的《唐代墓志纹饰选编 》，该书的序言，对墓志图案有很好的评述；张蕴《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唐》8）考察了墓志中十二生肖图案的分期特征及演变规律，指出其兴衰与宗教相关，并说明了其实际用途和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还有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唐》4）及王七一、李志凡《千唐志斋藏志图版说明订补举例》（《碑》）。李星明《唐代李寿墓志的造型与灵龟负书的传说》（《美术研究》2004.1）

墓志刻工：程章灿《石刻考工录补遗（上、下）》（《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1993-1994）、《宋代石刻刻工辑补》（《文献》1994.4）、《两种碑刻集中的刻工资料--《石刻考工录》三补》（《古典文献研究》总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路远《西安碑林藏石所见历代刻工名录》（《碑》6）；

六、唐代墓志与政治史研究

利用唐代墓志，结合相关史书，取得政治史研究的许多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史事发微、官制及蕃将研究、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方面。

史事发微典范及三位代表人物：

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先生，在唐代墓志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他利用单盒墓志结合史书，对唐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及相关史事做了如下研究：《唐俭与李渊建唐——读〈唐俭墓志〉》（台湾《历史月刊》1999.6），《《张士贵墓志铭》所反应的问题》（《人文杂志》1998.4），《〈李勣墓志铭〉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6），《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4，陕西人美1996年），《〈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3.3），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2），《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2001.3），《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陕馆8,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3月），《刘睿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读刘睿墓志》，《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2），《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读有关碑石文》一文不但利用的张士贵、安元寿、屈突通、郑仁泰、程知节墓志，还利用了房玄龄、李孟常、吴广、程知节等人的碑文；牛先生利用墓志资料解决的历史问题，是墓志个案研究的典范，在中古史学占有重要一席。他写的上述文章都收录在《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里。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近年来也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文章：《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唐》3），《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唐》5），《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西安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解读》（《考古》2003.9）；.《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弘福墓志》（《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考证了志主从西域到中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家族成员的世系，有助于对公元七世纪唐朝与西域关系以及中亚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洛阳文物工作队李献奇研究员对墓志个案研究成果有：《唐郑夫人墓志考释——兼释〈卢邵墓志〉》（《中原文物》1995.4），《唐卢承福、卢嵩及卢元衡墓志考略》（《中原文物》1998.3），《武周尔朱·及夫人韦氏墓志考释》（〈中原文物〉1998.4），〈唐徐恽及夫人姚氏墓志考述〉（〈中原文物〉2000.6），《唐崔谔之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1.2），《武周屈突诠墓志考释》（《中原文物》2002.3）

官制研究：先后出版论著有郁贤浩著的《唐代刺史考全编》、1997年出版陈国灿、刘健明编的《〈全唐文〉职官丛考》、1998年中华书局出版赵超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集校》，2004年李显辉的完成硕士论文《唐代藩镇使府节度行军司马考论》，2003年《中国史研究》3期发表《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一文，还有《李方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关于马麟墓志作者官职问题》（《文博》1998.5）；彭炳金《唐代墓志中所见的清白科》（《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商务印书馆，2002）讨论了科举中的清白科、荐举中的清白科及清白科与吏治等问题。

蕃将研究：发表论文有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6.）,李之龙《跋唐扶余隆墓志文》（《华夏考古》1999.2），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李之龙《唐百济黑齿常之墓志文解释》（《东南文化》1996.4），束有春、焦正安《唐百济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解读》（《东南文化》1996.4），陈忠凯《唐三蕃将墓志铭文之研究》（《碑林集刊》5），赵振华《唐阿史那感德墓志考释》（《史林》2004.5）；王富春的《唐党项族首领脱靶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3）；王晓谋的《唐契必尚墓志考释》，马弛《《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补阙及考辨》（《百济研究论丛》（韩国）1997）、《难元庆墓志简释》（《唐代长安的新罗史迹》韩国，2000），岳绍辉《《李思摩墓志》考析》（《碑》3），马咏钟《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碑》3）；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4）；王哓丽《唐《李谨行墓志》简考》（《碑》8）

民族关系：周伟洲先生墓志考证有：《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考补》（《丝路访古文集》，甘肃人民，1982）、《唐末卢峻墓志》（《考古与文物》19831）、《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夫人慕容氏墓志释证》（《西北民族论丛》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6）；陈忠凯的《三方吐浴浑墓志的考释》、《读三方唐突厥人墓志》（碑林集刊），刘惠琴、陈海涛《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华夏考古》2003.4），陈守忠的《榆中鞫氏与高昌国从一块新土墓志说起》（《社科纵横》19946），张广达《再读晚唐苏谅妻马氏双语墓志》（2002年《国学研究》10卷）对其进行了重新释读并做了相关研究，认为这是唐代不干涉胡人信仰的有力旁证，为了解唐代并蓄兼收、器度恢宏的性格、探索历史“他者学”中的一种“他性”的强韧命运提供了有趣的案例。

中外交流：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晁华山的《唐代天文学家瞿昙馔墓志的发现》（《文物》1978.10），荣新江的《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北大，1998年），二文分别对瞿昙馔和李素墓志进行研究，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史。阿罗憾墓志也倍受学界瞩目：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2002年11月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研讨会、古代中外关系研讨会上，马小鹤提交论文〈唐代波斯国大酋长阿罗憾墓志考〉，结合新校释的钵罗婆文《赞德瓦赫兰.亚斯恩》，对这方发现近一世纪的墓志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阿罗憾被波斯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视为千年之末的救世英雄瓦赫兰，具有很大号召力，帮助唐朝在吐火罗和波斯疾陵城建立了羁縻府州体系，与唐朝使者王名远一起在吐火罗西界立碑，对唐朝与西域建立稳定关系有深远影响。

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考察了几支流寓中原的高句丽百济家族世系、唐朝强行迁徙高句丽百济国人的情况、高句丽百济将士与唐代军事及高氏族望的变化与其汉化等问题。拜根兴《论与韩国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碑》10），对相关中朝关系的墓志做了综合考察；还有陈长安〈唐代洛阳的百济人〉（洛集）。

七、唐代墓志个案研究举要余录：

下面所列主要是《唐研究》、《洛阳出土墓志文集》、《像砖石刻墓志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碑林集刊》和相关刊物中的墓志个案研究成果。 《唐研究》相关墓志个案研究：刘应道、普光法师、张守、康令恽、李泳妻太原郡君王氏、杜子迁、虞弘墓；《洛阳出土墓志文集》（赵振华主编，朝华出版社，2002）张守圭、卢正道、孙简、彭绍、卢正容、吕渭；《像砖石刻墓志研究》（中州古籍，1994，9，李献奇、黄明兰主编）有孙处约、李多祚、张旭书《严仁》、张庭圭、元德秀、马炫、令狐梅、郑高及有关贾谊世系及洛阳饥疫的几方墓志；〈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0辑：节愍太子杨氏、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郭英奇墓志、方元瑾、马元场、李宝隆、吴仕平夫妻、李承乾；《碑林集刊》有：李爽、韦几、唐尼真如、杨执一、马浩、秦朝俭、李制、冯君衡妻麦、高元圭、阎庄、刘僧、韦挺及夫人柏氏、杨玄略、张涣、孟教敏陆氏、周孟瑶、张去奢、张去逸、章怀太子李贤、宿卫宫、李玄济、田僧、李志玄、萧寡尤、卢婉夫妇、董文萼、权德舆、新城公主、郭英奇、韦济、陈西列、杨志廉、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梁守谦、王求古、晏曜、窦熏、梁元翰、袁神、李知本、郑玄、环平、韦蘅、高耀、孙处约、周思忠、功德山居长、安元寿及夫人翟氏、杨执一、邓温、柏元封、兰夫人、何少直。《文博》：法灯禅师（2002.6）、牛浦》（2002.5）、周晓（2004.4）、张叔尊2000.4）、郭英奇（1998.3）、李元亮（1998.2）、马麟（1997.6）、和运、邓温（1997.4）、臧怀亮（1996.1）、韦几（1994.4）；《考古与文物》：窦展（1999.5）、韦音（1996.3）、李良（1996.1）、李爽（1995.5）、杨会（1995.4）、元师奖（1995.1）；学报刊录：智宗（江汉大学学报2003.3）、越王（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2.1）、细人渤海郡高氏（洛阳大学学报2002.1）、郑居中（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2.4）、李密（郑州大学学报1986）、陆亘（郑州大学学报2003.5）、孙备（武汉大学学报1995.3）、郑洵（咸宁师专学报1999.4）；其他还刊物录有：杨敏、大周秦君、崔泰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崔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房彦诩（中国历史文物 2003.3）张士贵（中国历史文物 2003.3）翰林学士李君（文学遗产2004.2）米文（文物2004.2）陆羽（农业考古2004.2）开承简（四川文物2003.1）李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5）张希会（中原文物2002.4）刘献（文物春秋2002.4）权崇（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陈庭（南方文物2001.4）安元寿（史学月刊1999.3）张守·（中原文物1997.2）薛儆（文物世界1997.3）武后时期墓志（文物春秋1997.3）薛元超（人文杂志1995.4）左才（北方文物1992.2）等。还有许多墓志丛识成果，主要进行志史互证、墓志纠谬，这里就不罗列了。

唐代墓志研究现状启示与展望

一、大陆唐代墓志整理与研究当代启示：

第一，      部分文物单位发掘有余，整理公布不足；

第二，      墓志图书出版力度有余，电子文库检索建设及文字校对纠谬不足；

第三，      墓志目录建设不如日本、士族家族史研究不如台湾；

第四，      历史地理方面，两京关注有余，对幽州、并州等其他重镇关注不足；

第五，      民间社会研究方面，妇女关注有余，男性关注不足；

第六，      官制方面，对宰相、九卿、刺史关注有余，对其他职官关注不足；

第七，      单墓志、单角度个案点线研究有余，墓志群体动态面体研究不足；

第八，      知古有余，鉴今不足；资料有余，方法不足。

唐代墓志未来研究的趋势的展望：

个案研究仍将继续升温，史事发微还将是重点，同时伴随墓志资料电子数据库建设的推进，还将分化出类似于《唐刺史考》的县令、长史、监察御史等职事官、上柱国等勋官、金紫光禄大夫等散官、使职官等系列考成果，也将进一步推动历史地理、家族、综合职官的深入研究，墓志反映的团体现象、各阶层的社会风气的流变也将是重要课题。方法上除了电子信息化外，还将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如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伴随未来系列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墓志学学科的建立也将成为一种可能。

唐代出土墓志志主身份统计

1、              县级：县令310、县丞120、县主薄75、县尉155

2、              州郡级：刺史179、别驾长史139、司马98、牧尹、都督22

3、              16卫：上将军大将军54、将军中郎将郎将71

4、              折冲府军队中低官员：折冲督尉、果毅、别将、、旅帅、队正、队副130、陪戎副尉校尉49

5、              各曹参军及录事321

6、              东宫官署87

7、              内侍省（监、少监、内侍、内常侍、内给事及掖庭、宫帏、奚官、内仆、内府、内坊六局令丞）及宫人公主169

8、              御史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及三院官长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43

9、              大理寺、国子监、光禄寺、鸿胪寺71；太常寺、卫尉寺36；宗正寺、太仆寺、司农寺、少府

10、         殿中省（监、少监、尚食衣药乘舍辇六局奉御及直长24）秘书省23（秘书监、少监、丞、秘书郎）、

11、         尚书省（仆射、尚书、侍郎、郎中、）37、中书省（中书令、中书舍人、通事舍人）、门下省（侍中、门下侍郎、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给事中）53

12、         其他署监府待分376

13、         士：处士、居士、高士、秀士、进士、博士、313不含道士

14、         佛道僧尼207

15、         没有标明身份人数1670

16、         需按照其他归类的256

17、         军队系统：105

2004年

中古政治文化研究说明

一、政治、政治文化、政治史

界定政治史研究的范畴首先要界定政治概念。在古代中国，政与治大都是分开使用的，那时讲“政”意指事情，主要指国家权力、制度和法令。所谓“治”，有时指一种行为，有时指一种状态。经过两千多年直到近代，把政与治结合起来使用的是孙中山，他认为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在古代西方，亚里斯多德讲演集《政治学》中认为政治就是国家的行为过程。国家行为包括如何行为、为什么行为和应该怎样行为等，即对政治现象作出价值判断。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政治权力成为政治研究的主体，如霍布斯的政治权力理论，布丹的主权理论，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等。现代西方，对政治理解又发生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与阶级相联系的，是由经济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的，国家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巨大作用。列宁进一步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参与国家、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韦伯认为政治就是企图获得权力或扩大权力分配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国家内部或在这个国家的集团之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认为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联结“政治”与“文化”概念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是对“政治”概念范畴的扩充。中国学者认为政治文化是“客观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的积累，包括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稿〉论到：“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虽然包含了阿尔蒙德定义的内容在内，但他更为宽泛，也经常用于指涉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象和问题。做出这种处理，是为了适应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界定“政治文化”：第一，“政治文化”相当于英文“political culture”。大致指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风格。第二，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又相关的领域。（三联书店，）今天的政治史是政治与政治文化的混合体，是将传统政治史学要素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彼此建构阐发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热潮带动了文化中的政治元素研究。伴随政治及相关文化因素研究的深入，为扬弃中国极左教条政治史学提供了借鉴因素，促进了新世纪中国政治史学的复兴。

二、政治史复兴背景

近代以来，受西方政治文化冲击，中国学者开始觉醒，一部分人率先从传统考证史学中走出来，先有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政治上主张“中体西用”，即以中国伦理政治文化为体，以西方器物层面文化为用，此主张开始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政治上主张借鉴西方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在“中体西用”进程中又迈进一步，政治体制及相关制度成为一批学者探讨的的热门话题。辛亥革命前后，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君主制、北洋军阀共和制粉末登场，满足了不同层面或激进或保守势力人群的心理需要，但国家政局却日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种条件下，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一时民主与科学、打倒孔家店、文学革命等全盘西化主张代替了“中体西用”，到1919年五四运动共产主义学说成为文化界的先锋学说。与时代政治及文化大气候相适应，一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通史类著作相继问世：梁启超《中国四千年开化史》曾轰动一时，其后到1944年以前还有葛陛纶、孙嘉会、张震南、王桐龄、吕思勉、李泰玢、黄现潘、邓之诚、缪凤林、刘师培、朱翌、金兆丰、周谷城、李方晨、陈恭禄、钱穆、金毓鲅、范文澜等人著的通史，其中钱穆的《国史大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高峰。

除少数传统考证学者如沈昌炽、罗振玉等仍然辛勤耕耘在清代显学金石学遗风中外，一些冷静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则积极吸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并将所学西学化入到中国学术研究体系里，实现文化深层次的“中体西用”，为中国文化有实力地崛起积极准备着。在1944年和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标志着中国断代史及专门史的研究从通史研究中分离出来。此后就大陆唐史论著来说，还有以下知名学者的影响较大：蓝文徵、杨志玖、岑仲勉、吴枫、吕思勉、韩国磐、沈起炜、乌廷玉、王仲荦、唐长孺等，这些学者的论著大都侧重以政治史为主的断代综合史研究。1960年，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岑仲勉个人论文集《唐史余沉》为标志，精细化专题化的学术论文集成为唐史研究新走向，其后大陆还先后出版了以下学者个人唐史论文集，他们是郭沫若、缪钺、陈寅恪、韩国磐、汪钱、吕思勉、金宝祥、卞孝萱、赵克尧、宁可、黄永年、胡戟等。197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长孺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为标志，大陆相继出版了集体性的唐史研究论文集，其后有宁可、田余庆、史念海、郑学檬、荣新江、胡戟、朱雷、马驰、杜文玉等人主编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一批专门史研究成果相继问世，细化了唐史研究。伴随大量学术刊物发展，学术论文数量迅速增加，精细化的史学研究表面上似乎强化了史学研究，但现实却显现出史学研究日益弱化的态势。这一方面是学术评价机制出了问题，另一方面是史学研究细化后出现的选题碎化造成的，尤其是许多于人、于己、于国家、于学术无意义无价值的选题占了相当的比例，许多不关注于“人”的史学让我们仿佛步入了一个虚假“金石学”时代。

建国后，中国政治史学受极左史学影响，一度教条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史学统一全国，政治史研究停顿。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受经济大潮的影响，政治史学被淹没在经济史学浪潮中，而套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史学著作虽有影响一时的作品，但终因浮躁和极端功利借鉴因素，八九风波后很快匿迹。但跟风西方史学界的中国政治史研究被裹挟在文化研究浪潮中，没有给历史学从业者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这种征兆已经显明在他们高校报考人数逐年递减、学生毕业就业难现象中表现出来。社会科学的危机尤其是史学危机呼声此起彼伏。如何改变史学凋零的局面，以尤西林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倡导者，积极阐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价值，主张人文学科从社会科学分属中剥离出来，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寻求安身之基，引起海内外学者关注，但还有大批人文学者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依然陶醉于自己的无“意义“之学。刘军的〈20世纪西方政治史学的沉浮〉一文介绍了西方政治史学的复兴，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政治史学的复兴也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中国政治史的复兴已经成为历史趋势。

三、政治史复兴的路径及表现

回归传统，借鉴西学，以政治史为枢纽的史学是史学从自我破碎中回归整合的必然。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历史，而政治活动是最基本的人类活动。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是最能展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领域，政治史传承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国家民族前进的思想资源储备库、加油站。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就从中国史学传统出发，致力于从种族文化方面探究中国的政治史。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后续的相关论文是中国现代政治史学的奠基之作。在他构建的唐代政治史体系里包含的许多政治现象要素。除了他界定的阶级概念以文化为标准区别于马恩的经济标准外，他的政治史研究实践基本涵概了中西方传统政治及现代政治及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内涵。他的政治史实践承继了二十四史政治史为主体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政治文化内涵，扬弃了中国帝王将相史的研究框架，也扬弃了司马光〈资治通鉴〉帝王教科书的价值取向。他以政治要素为枢纽，以大文化背景为依托，侧重勾勒了中国中古的历史发展轨迹，旨在于世界文化之林中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增强华夏民族及个体的自信心，也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这也是他未能成就的〈中国历史教训〉一书的心声。

中国近二十年来，政治史学虽被淹没在经济史、文化史的浪潮中，但政治史研究一直没有停步。八十年代扭转极左史学风气，对人物评价、对政治史的真相、对政治制度研究、对民间信仰等都有了代表人物。新世纪前后几年中，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史论著如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黄永年《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稿》、王小甫《唐与东北亚政局》、徐连达《中国皇帝制度》、中国礼仪制度、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政治卷、拜根兴的《七世纪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都为新世纪政治史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荣新江也由敦煌学及归义军史研究后带领一批年轻才俊转入大唐政治运作舞台——长安学研究，张国刚则依托清华大学积极推进唐宋变革研究。

四、政治史要素及其运作

在理解政治史要素及其运作之前，有必要交代我的态度：我承认有普遍历史观念的存在，我承认历史是合目的合规律的统一。而先哲理解历史也是以普遍历史观念为钥匙的，孔子以中庸思想理解历史实践，马克思以对立统一规律解释社会现象，康德则承认人类中有一中非社会的社会性，亦即“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以此来洞察社会的演进轨迹，他们其实是相通的。陈寅恪以先哲的发现为基点，从表象的种族文化为切入点，理解中国中古历史的演进取得了巨大成绩。先哲们先验原则是理解政治史的法门，也是以此将政治要素进行理性连接的主线。

那么政治史主要要素究竟包含那些呢？下面是依据前人成果分列如下：

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后续的相关论文论及的政治主要要素有：政治集团、军事集团、政治人物、统治阶级、政治革命、党派分野、外族盛衰、外患与内政关系、政治与宗教、政治与社会风俗文化等，制度方面有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要素：皇权、官僚集团、君权与相权、党争、理学家、士阶层、儒学、精神秩序。

黄永年《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反映的政治文化要素有：区域政治、集团兴废、军事制度、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中枢政局、种族政治、经济制度、政治革新等。

   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总结》政治卷部分，主要展现了以下政治史框架内容：政治事件、政治集团、政治人物、帝制、官制、兵制、法制、礼制、教育、内地与周边民族、中外关系。如果按照大政治来说，《总结》社会卷中的社会阶层、家族宗族、民间信仰，经济卷的赋役、财政，文化卷的儒释道相关政治研究，都可以纳入政治史范畴。

本文以唐代政治史新论为题，将国家作为政治的核心主体，政治人物、政治家族、政治集团、政治阶层、民族是国家这一主体政治范畴下的具体实践者，结合唐代具体史事，抓关键要素如政治实践主体本身特性、政治事件、政策制度、政治文化结构及运行机制等阐发。

叙事史的复兴与政治史的回归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志丛识：唐统一战争史事五则

曹印双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唐代墓志与正史互相证发，对李神通与攻占关中、屈起通降唐原因、姜谟伐薛举前后史事、杨恭仁与平定李轨、尉迟敬德降唐事五则史事作了考释。

关键词：唐代墓志，李神通，屈起通，姜谟，杨恭仁，尉迟敬德

一、李神通与攻占关中

李神通，是李渊从弟。李渊在晋阳起兵后，李神通在长安积极响应。他与平阳公主互相配合，组织反隋力量，势力不断壮大，神通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开辟了关中反隋根据地。

李渊在兵进长安过程中，遇到劲敌屈突通，进兵艰难。李世民建议直接兵进长安，一方面可以摆脱劲敌；二则可以与李神通里应外合，一举攻下长安。李渊采纳了此建议，取得了长安攻坚战的胜利。在此过程中，李神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宗当政之时，李神通曾以此功自傲，曾引发他对房玄龄、杜如晦位高其上的不满。《李神通墓志》所记，多可与《两唐书》互证。此外，志文记：“义宁元年（618）十一月，拜宗正卿，增邑并五千户，加赐良田甲第金宝器物。寻迁左领都督，总知皇城宿卫”。①这是史书缺省的，李渊兵占长安后，为整顿长安环境，铲除敌对势力，起用李神通这位关中根据地负责人宿卫皇城，他确是合适人选。

二、屈起通降唐原因

《屈突通墓志》及史书所记，都表明屈突通早就是隋炀帝亲信：隋炀帝即位后，曾派他诏征汉王谅，时任备身郎将。大业七年跟随炀帝征辽，以功授左候卫将军。大业十一年（615），炀帝南巡江都，任命屈突通为左骁、右候二卫大将军，并把镇守长安的重任交给他，由此可见炀帝对他的信任与器重。关于他兵败降唐，并得到李渊的信任，其原因颇堪玩味。

首先，从当时形势看，如志文记“豺狼孔炽，江海横流，□起宫闱，祸成弑逆。南征不反，怨切于周王，东游靡归，酷深于秦帝。”②炀帝的暴政，引起天下群雄并起，炀帝又长期远离政治中心——长安，留恋江南美景，为人臣者虽尽忠心，亦自有怨意。宇文化及弑君之后，天下群龙无首。此时，李渊扶持炀帝之子代王为帝，号令隋之旧臣。屈氏兵败后投降，尊隋主之心暂时得以保全。

其次，屈突通之子屈寿先已降李渊军。虽然史书记载，通阵前大骂其子不忠不孝，但内心能否割舍，别当另论。亦可视作其家人已成为人质，他被迫就范。

第三，他对李渊政权认同，深有渊源。《屈突通墓志》记：“（公）高祖恒，中领军，随魏氏迁于洛邑。永熙之际，公大父又徙关中，今为雍州长安人也。大父庆尚，黄门侍郎，周邑川公；父长卿，周开府仪同三司、邛州刺史。”③可见屈氏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而当时群雄中最具有关陇色彩的政权，就是李渊为代表的政权。屈家能从周入隋，自然也可从隋入唐，认同李渊所代表势力。这种心理倾向，是关陇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屈突通对旧主的哀思，化为效忠李唐的赤胆忠心。平王世充之役，最能说明屈突通对新政权的忠心与诚意。

三、姜谟伐薛举前后史事

薛举兵犯秦陇，姜谟奉命安抚陇右。在任职陇右大使期间，充分显示了其抚御之才，《陈察墓志》可证：“属炎灵告厌，薛举称兵，县人杨洛翻城相应。公潜图光复，当即诛夷。遥知灞上之兴，先献河西之款。义宁二年，陇右安抚大使、长道公姜谟奉旨宣劳，表扬诚节，割武都郡之长松、曲水、正西三县置阴平郡，仍以公为太守。武德元年，改郡为文州，既授公使持节文州诸军事文州刺史。”④面对薛举的进攻，李渊派窦轨出兵讨伐，姜谟奉命陪同。唐军攻下河池、汉阳二郡后，军驻长道，与薛举军相遇，窦轨过于轻敌，为举所败。在此前，刘文静、殷开山抗击薛举失败，并受到除名处分。此次，姜谟则奉命还朝，迁任员外散骑常侍，不久，他受命河东招抚大使，这是《姜谟墓志》所记，史书中未见记载。姜氏能西去东调，主要原因是他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深得高祖器重。《姜谟墓志》记：祖真，后魏南秦州刺史。父景，周梁州总管、建平郡公。⑤姜谟在隋朝大业末年任晋阳长，又在李唐时期得到高祖的信任。可以说，姜氏家族历经魏、周、隋、唐四朝，皆官居要位，这是关陇集团核心亲顾其成员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因此，尽管他兵败，仍然有东调机会。

四、杨恭仁与平定李轨

史书记载，武德二年（619）五月，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不用唐军一兵一卒，捕押李轨，平定河西。但出土的《杨恭仁墓志》却说，“武德二年春三月，仍除黄门侍郎，十月迁纳言，三年改授侍中。……王化伊始，西域未宾，授公河西道安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管内刺史以下，皆得便宜从事，随方补选。李轨窃据凉州，不宾王命。黄河之右，尽为鲸敌。公运筹制胜，克平西夏，李轨枭悬，远戎纳贡。”⑥依志文所记，杨恭仁是平定河西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从他武德初任职河西道巡抚大使、检校凉州总管看，他对李轨势力及其内部矛盾是有足够了解的。武德二年三月，调任黄门侍郎，在进行工作交接时，必对河西“鲸敌”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给唐高祖。那么安修仁游说河西之举，自是有备而去，所以才有“运筹制胜，克平西夏”之说。由此推测杨恭仁武德二年升迁纳言，与平定李轨的谋划之功不无关系。

五、尉迟敬德降唐事

尉迟敬行是刘武周、宋金刚手下将领，曾与唐军多次交锋，武德三年四月，他与寻相举介休、永安投降。武德三年九月，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又相继叛唐而去。对敬德去留的处置，史书记载李世民与屈突通、殷开山等有过争议。李世民表现是“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表现了李世民胸怀宽广，礼贤下士。事实上，李世民之所以器重尉迟敬德，一是因为他能征惯战，是难得的大将；二是因为尉迟敬德入唐营的介绍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唐俭墓志》所云：“大将军永安王全军尽陷，公奉使适到，遂同其没。乃察诸贼帅，皆是庸流，唯尉迟敬德识量弘远，说令择主，理会其心。”⑦晋阳起兵时，唐俭任李渊相国府兵曹参军，与李世民相交深厚。在进军长安时，军次贾狐堡，他与世民力劝高祖继续进兵，李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攻下绛郡后，李世民被封为谓北道行军总管，唐俭则被封为行军司马，跟随世民左右。他是深得李世民信赖的大臣。正是由于唐俭的援引推荐，尉迟敬德才倍受李世民的看重。寻相等的相继叛唐，也许与李世民对待降将态度的不同有一定的关系。

玉山考

现代汉语简化字通行以来，繁文“國”变为“国”，框内之“或”变为“玉”，国的内涵随结构的变化也由侧重以兵戈捍卫疆域转为侧重以“五德”立国，五德即《说文解字》玉字条：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洁。鉴于国人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对国中之玉的重要载体之一玉山的探究，也是复兴五德理念的媒介。

一、国中玉山

《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玉山条：1、陕西蓝田玉山。2、燕京的玉山：清朝直隶满城县北十五里的玉山，则因山多白石如玉，所谓燕石次玉也。3、《山海经》中《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清毕沅以为在肃州西七十里昆仑之连麓。

此外，还有如下玉山：

台湾的玉山：台湾嘉义东北的玉山，因长年积雪望之如玉而得名。《台湾诗乘》卷五玉山诗为证：“玉山在天不在地，山半隤云尽下坠。云气阻塞人不前，护此太古未破天。冰玉磊砢堆山巅，山色一白全化烟。或云此山寒冰穴，压尽盘古以前雪。羲和鞭冻轮不热，坤维脉与太阴结。太阴所固日无功，寒气一束东海东。世人不知呼作玉，几人亲插峰头足。”

密尔岱——玉山：叶尔羌西南曰密尔岱者，其山绵亘，不知其终。其上产玉，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欲采大器，回人必乘氂牛，挟大钉、巨绳以上。纳钉悬绳，然后凿玉。及将坠，系以巨绳徐徐而下，盖山峻，恐玉之卒然坠地裂也。今斧凿碎玉堆积，随时可以之抵雀矣。其玉色青，盖石之似玉者。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璆琳琅玕焉”，密尔岱是其地矣。

安徽歙县玉山：《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山海经》曰：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郭璞曰在县东，今谓之玉山。郭璞注《山海经》曰：江出歙县玉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唐浙江是也。黟即歙也。

辽宁的玉山：《楚辞》卷第五：暮至东方之玉山也。《尔雅》曰：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玕琪焉。《辽史》卷七本纪第七：六月丙午朔，猎于玉山，竟月忘返。卷六十八表第六：是夏，射舐咸鹿于玉山。前后所记指今辽宁医无闾山。

二、行政区划里的玉山

玉山州：喻贤皓主编《唐刺史考全编》：隋宁越郡之玉山县。武德五年,置玉山州,领安海、海平二县。贞观二年,废玉山州。上元二年,复置,改为陆州,以州界山为名。天宝元年,改为玉山郡。乾元元年,复为陆州。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卷三一九第3368页）

玉山郡：《旧唐书》卷三十八《方舆志》曰：陆州，玉山郡。秦象郡地。汉以来属交趾郡。梁分置南州及宁海郡。隋平陈，郡废，改黄州为玉山州；炀帝初，州废。唐复置玉州，上元二年，改为陆州，州有陆水。

玉山县：除安徽玉山县外。《旧唐书》卷三十八志第十八：武德三年，分蓝田置玉山县。贞观元年，废宁人、玉山入蓝田县。

玉山镇：今玉山镇有四：其一，浙江省磐安县玉山镇，位于婺、越、台三州交汇之地,毗邻东阳市。其二，临沭县玉山镇，位于苏鲁两省交通咽喉地带。其三，昆山市玉山镇。其四，河南省遂平县玉山镇（乡）。

玉山街：玉山街有三：其一，四川德阳市玉山街；其二，福建建瓯县玉山街；其三，台湾桃园县桃园市玉山街。

三、与玉山相关的玉山

怀玉山：又称玉山、辉山、玉斗山，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和浙江省西部边境，横亘于上饶中部、玉山境北部。《唐文拾遗》卷二十二《游名山记》：西晋陆机《文赋》称：“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传说“天帝遗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名为怀玉。” 据《江西水道考》载：该山即“古之越山，怀玉之名，乃后越也”。

菜玉山：今安徽省东北部灵璧县娄庄镇境内。菜玉山原作“采玉山”。更名前如《太平御览》卷49西楚南岳《湘川记》曰：“曲江县有采玉山，卉木滋茂，泉石澄彻。相传云，古采玉于此得名。”更名原由据《明史稿志》二二地理志、《明一统志》卷八六，《清一统志》卷三七一菜玉山下称：“产石碧润如玉，谓之菜玉。”

浮玉山：指今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焦山。苏轼《甘露寺弹筝》诗：“白浪翻空动浮玉 ，唤取吾家双凤槽。” 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记镇江府金山》：“焦山大江环遶，每风涛四起，势欲飞动，故南朝谓之浮玉山 。” 清王士禛《海门歌》：“中流一岛号浮玉 ，登高眺远何茫茫。”

荷玉山：今甘肃省临泽县境。《宋高僧传》卷第十道通传记载：“抚州荷玉山光慧禅师法嗣一人。”

紫玉山：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境。《南阳地区志》：“相传古时候有一能工巧匠将山上一块紫玉雕成供桌，置于峰顶寺内祖师爷祖父神像前，故名。该山孤峰独立，被称为唐河县的‘南天一柱’”。另据道通《宋高僧传》卷第十道通传记载：“唐州西。有山峰孤林密四绝人烟实有尘外之趣。乃问乡人。云此山是紫玉山。”

白玉山：1、《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白玉山在奉天旅顺口北。顶有塔，高十三层，曰忠魂碑，为日俄战争日人战死者之藏处。另据《李世勣祭白玉山》记：“因隋炀帝征东，折兵百万于此，枯骨堆山，故号白玉山。”不知前后所记是否是同一白玉山。2、昆仑白玉山：《山海经·海经新释》卷八：“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珠玉山：1《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九广西四：平山县县南有珠玉山，县之案山也。《平山县志》云：今县治即故丹阳镇，有丹阳洲，苍帽山当其北，珠玉山在其南，挂榜山在其西，天马山直其东，又东北为大耀山，又远为唐朝山，与湖广通道县接界。2《太平御览》卷四十八 《南康记》曰：官山者，天宝六年改名珠玉山。其山高峻，有善鸟香草，尝有人于此山见大珠玉，相传谓之官山。

就五行而言，圜丘子卯午酉四陛既可以代表着东西南北四方，又可以代气候之春夏秋冬四季，既可以代表天之风、云、雷、雨，也可以代表地之河海、山川等。既可以代表着大地属性的金木水火，也可以代表五德之仁义礼智，而中间夯筑的土丘就代言土，代表方位中。

每层八尺一寸和十二陛阶，蕴含着易经中阐明的以八尺圭测日影掌握十二时的变化。建筑反映出的土丘就是含着五的意思。因此每层圆直径多五丈，四层台，坛顶就合易经九五之数，合了九五飞龙在天之意。

坛丘圆形圆周，本身就是代表天。如果再参照明清天坛，每层用白石数：每层是九九八十一块，整个排列都是按照周天360度的天象进行，寓意就是九重天。唐代圜丘没有铺白石，估计抹的白灰也会勾画出这些九九层次的。

唐代圜丘与明清天坛虽然层级规制有不同，但对阴阳五行学说的阐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