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历史
今天，老李微信里转了篇李悔之的文章，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为中国的穷人带来了什么》，我没有看内容就这样回复了：平等、尊严、文化、心怀天下的胸襟。我说这话的依据是根据少年时的记忆，生产队里的队员在我家里开会，大家都平等地发言，每个人都很有面子，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队务问题探讨。而今天在文化程度很好的高等学府都感受不到这种平等交流，在经济等级分化的情况下更谈不上个体的尊严。我说的文化，其实从一个接触的数字判断的，就是建国前90%的人不认识字，到1976年90%以上人的都识字了。当时普通人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到今天那一代人已经六七十岁了，他们依旧有这样的习惯。我们今天学生的教科书里还保留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教诲，但学生们确实没有当年民众心怀天下的胸襟，大家觉悟今天又回到了小农时代，因市场经济私有化发展，连知识分子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关心了。我是依据这样的感性认识给出的几个概念，也是对今天的一种批评与期待。
老李马上说：贫下中农是最低等的奴隶，看看当时对农民的户口制度。没有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三级证明，农民在城市就是一个被收容遣返的盲流。为什么废除收容法？毛的伟光正空口号把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捧上了天，实际上是把所有人踩在了极权暴政的脚下。
我拿老子理想国回应：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时光质朴纯真，人心向善，不以五音五色五味为追求导向。人无贪心，又很知足，就会幸福。贪心一起，导向一变，差距一分，烦恼就无边了。欲海是苦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导向是无我导向，只有这样，人才会走出贪嗔痴，也才会真自由。可惜如今以财富占有多少来判定自己的自由与尊严，社会实际用声色来化民，祖先认为那是末，德本财末。如今本末倒置，生出的烦恼却归罪于一人，于情于理是有些说不通的。
说出这一段，也是基于小时农村生活，村与村之间就是鸡犬相闻，因为生产队制度，多年也没有来往。大家追求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时，因工农剪刀差，以农业积累来促进工业化发展，许多农民许确实吃不饱，但大家正信在，人人还是充满希望的。自古民可以去衣、去食，但民无信不立。治国以德为本，财为末，这确实是中国古老的价值传统。如果那个时代有问题，绝不是价值观出了问题，本未坏。那里有老子的理想国影子，也有儒家德本财末的治理精髓在。至于收容制度问题，确实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副产品，试想如果人人流动开来，不制止，当时计划经济就没法推行，而当时基本国策是计划经济，因此收容制度出现也是难免的。有人从中看到的是人身不自由，有人看到的是平等和发展的基石。如果能用号召就可以调动大家积极性，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有什么不好呢？相反今天不断拿经济刺激激励，最后结果未必是一心一意去干了，都是被迫求生计，没有尊严地劳作着。给农民和工人以尊严，这是一个国家人民最大福利。试想想今天一大批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为什么有些不满呢？恰是感觉没有尊严。至于如何看极权社会，我说林国华先生研究西学多年，他有个结论很有意思，就是伟大的民主政体本来就是伟人做主的政体。民主选举好处是可以在选举进程中，通过竞选和广告宣传可以制造出一位大家信服的伟人，进而由他来主政。中国历代开国君主的地位是靠实力赢得的，是底层社会用身子和心一起投的票，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和西方的民主选举出来的伟人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后续继承人是否能保持前代一样的优秀，那就难说了，这是老李批评的极权弊端的核心问题。现在比过去进步的是，从邓小平开始，最高领导集团最多干十年。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如果集团有问题，后续集团是可以纠正的。当然，依然与我们希望的有距离。
老李接着有质问了系列问题：
毛的户口制度是好的？收容法是好的？计划经济是对的？反右是对的？文革是对的？你愿意活在反右时期？你愿意活在文革时期？你愿意红卫兵批斗蹂躏大学教授？你愿意红卫兵谭厚兰砸了孔庙？你愿意红卫兵随便抄家打死人？你愿意做孙志刚？你愿意什么？
毛的户口制度也不是毛的发明，两千年的编户齐民制度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演。当时的收容制度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发展，既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积淀，也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参照，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经济危机的产物，苏联搞计划经济搞得好，连美国罗斯福新政都学习去了一部分，中国也是为了自己工业化弯道超车采取的国策，如与同期亚非拉国家相比，中国计划经济确实让中国走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前列，并且不是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靠武力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从这个角度上将，计划经济是合理的。即便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它随时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问题，并没有化解。看看中美两国近年比赛印钞票就可以看出，如果长此发展下去，还会发动战争。
反右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反右扩大化是不对的，过犹不及。文革发动的动机，俞正声都肯定过，也就是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底层民众觉悟境界和理论水平跟不上，走极端，那做出的过激的事情，肯定不对。连老李这样的大学马哲老师都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中，可想而知当年的群众的状态了。他们做错的事难道都是一个人承担吗？反右扩大化、文革青年人过激行为、甚至随便抄家，乃至武斗，其中有年轻人的不成熟，难道没有其中有人故意把上面的政策解读成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吗？从斗资本主义当权派，最后目标却成了群众斗群众，这其中没有其他复杂原因吗？就是今天反腐也会出现，也许有些贪官没下去，反而有些廉洁的先下去了。难道没这种情况吗？有些人当面响应号召，扎扎实实走过程，但实际问题就是不解决。最后结果是啥呢？有可能是先发动反腐败的，真干的，最后有可能被反攻倒算成为是腐败的。那时青年人毕竟还愿意主动参与政治，现在怎么号召都是一片冷漠，自己该着干嘛干嘛。当年红卫兵随便打人不对劲，今天城管随便打人也同样不对。当年有打死人的，今天还有开胸验肺的呢。问题不因时代变了，问题就没有了。
因此，老李问我愿意什么？我说我和老李取向上没有根本的差异，无非是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道义、良知，让人人有尊严，人人生活有保障，有安全感，等等。我们只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程度不一样而已。
我晚上又看了下李悔之的文章，他的结论是：毛统治的二十七年，中国穷人命运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悲惨。这一点，和我当时感受到的和调查毛主义信仰者中了解到的，可能和记录的有些出入。穷是穷点，但穷得人有尊严，有骨气，穷得国人自信与自豪，这种现象不能单纯用被洗脑能一语可以概括的。我看根本在于中国先民总结的话在理：治理国家，要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这才是中西古今政治的普适性法则，那时针对大多数人做到了。这条法则也将是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尺，否则必将是上下交争利，国家迟早动乱。至于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家庭和个人，抱着不能忘却的被伤害的心理，来批判那段历史的另一面，也无可厚非，毕竟曾经发生过巨大负面影响。有时历史有个悖论，如果不全民族抗日，也许中国还死不了那么多人，也不会有南京大屠杀。问题是国人愿意当亡国奴吗？同样大家都希望民主，反对专制，但一旦在清理专制土壤中，伤及到个人家庭成员时，是否就该放弃清理专制土壤呢？至少从老李身上，到今天坚持自己独立思考，还没有奴化，也许和文革的经历有关系？如果没有那种经历，自己还敢于如此探讨问题吗？是不是文革思维依然还在老李这样一代人身上呢？我看无论是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与那段历史难以撇清关系。同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激活对历史，进而有效地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