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吴敬琏关于芯片产业的发言
清晨读到吴敬琏先生的4月22日的发言要点，略有所思，略记如下，加黑部分是原文内容，原文未加黑部分笔者补缀：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4月22日清华大学CIDEG主办的2018学术年会上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是危险的。
吴敬琏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成就的取得有几个主要条件：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要求一家只生一个孩子，这样，在吃穿住行方面，我们相较一家生七八个孩子的时代，我们确实明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样是这样的发展成果如果平均分成七八份，我们所说的巨大进步可能就大打折扣了。
二、改革开放前的生育的人口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大部分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和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收获相比似乎很不成比例，形成了贫富距离拉大。
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轴是房地产，而土地是国有的，也就是全体人民所有的，民营房地商从政府通过银行贷款高价买地，盖成房子以更高的价格卖给百姓，其实等于政府拿走了人民大部分劳动所得，政府以这笔土地费获得了大笔的发展资金，才维系了多年快速发展模式。
四、我们这些年市场经济发展的其实更多的是轻工业，而这些轻工业的基础，大部分来自于改革前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破产以极其低廉的作价派送给了近水楼台的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诸如牟其中等人使用的冰棍理论，因为市场经济放开人的私欲后，国有企业领导和员工都希望自己多得一些，有些国有企业老总故意让企业亏损，最后以低廉的价格变成个人所有。而这些企业主要又以轻工业为主体，生产的产品主要满足人们吃穿住行方面。一些本该作为国家重器长期投入的领域却因此搁置了，如大飞机制造，包括今天高端的芯片领域，这本应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需要持续投资的，但吴先生却想靠民企发展，与发展了几百年的外企去到一个平台去竞争，那就只能韬光养晦一百年。
五、我们除了自身具备的四个条件外，就是用资源和市场来换取外来资金和技术。因此，出现了在美国买的中国轻工业品比在国内国人自己买的还便宜的情况。由于资本是食利的，有利可图才会来，当人家赚得金满钵盆时，进一步获利不足时，资金和技术就开始转移到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市场。外资大量撤出，高端技术开始断货，中兴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吴先生所说的“经济发展越是到了高的阶段，遇到的矛盾和在国际环境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吴敬琏提到中美贸易冲突和中兴通讯事件强调，此事牵扯到对外开放是不是要继续，国内改革怎么能够更加深入，解决我们一些制度上的重大问题。但是从社会的反应来看，焦点是跟特朗普行政当局的争论。
挑起 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是我们，是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的必然选择，实际人家就是通过高端技术来剪羊毛来了。我们要开放，就必须被剪羊毛，且是阻止你进一步发展的剪羊毛。我们韬光养晦也罢，张扬发展也罢，人家都要剪羊毛的。吴先生认为要开放，国内改革就必须作制度上的变革，但如何变呢？我们经济制度已经是向西方看齐，加快了私有化，那就是政治上也要向西方看齐才算是制度上改革。但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呢？好像是个未知数。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但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吴敬琏说。
吴先生认为国人围绕特朗普当局政策争论，加强了国家主义。但这是特朗普以国家主义发展美国经济为前提的，除非我们想成为它的附属国，否则必然也只能以国家主义应对。今天所谓全球化市场经济一个基本前提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不是没有国家主体的市场经济，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国家主权基础而存在，那是单相思。芯片产业就是今天民族国家的粮食，粮食被断就是国家走向饥饿的边缘，到底应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发展芯片技术呢？
吴敬琏称，他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芯片问题其实一直是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并不在于给没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紫光一连串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吴先生说的政府非常重视芯片开发，说明政府还不糊涂。任正非2012年就说过，万一人家断了我们的芯片，我们必须有可以替代的产品可以补位，这是有远见的。至于清华紫光靠收购是否能解决芯片问题，这是操作问题。投资4000亿元，这规模也不算小，但如果用人不当，投几十万亿都白搭。市场经济发展多年来，大批贪官污吏中饱私囊，4000亿也就是几个超级腐败分子的家产之和，也算不得什么。如果吴先生认为这算多，那可以考虑用腐败资本回流解决。
为何两弹一星模式不适用芯片 守正出奇才是正确态度
中兴通讯被制裁事件发生后，中国高端芯片业如何突围？“拿出‘两弹一星’精神，举全国之力把芯片业搞上去”，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建议初听让人热血沸腾，但冷静思考发现，它并不可行，甚至很危险。产业化的芯片业与“两弹一星”服从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夸大“两弹一星”中的独立自主和人定胜天因素，并据此不计成本、闭门发展芯片业，更是有陷入过度社会动员的风险。
军事项目与民用项目服从截然不同的经济规律。对军事项目来说，“有”是第一目标，当然也要考虑成本和产品后续升级迭代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当年研制原子弹中基本可忽略，把它造出来就算成功，能比肩最优产品更好，略次一点也不要紧。
吴先生认为两弹一星是军事项目，芯片发展是民用项目，这种认识其实没有任正非认识深刻。国与国的竞争，不只在军事项目上，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在竞争。恰是我们一些国家级的顾问没有军事政治经济一线的领导更能体会其间的关联。一个技术后进的经济体，靠一批后进的缺乏长远规划的私人公司承担一个需要大批量长期投入的技术研发，成功概率有多大呢？即便任正非成功，也是他的长远视野成功，看一看华为股权结构，就知道，那就是一个不是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长时间在华为干的都是公司的股东，其实就是公司主人，参与利润分红。而任正非自己也没有如其他民企老总一样，股份必须占到51%才觉得安心。他在中兴大量购买人家的芯片时，就提前下血本长线投资核心技术研发。如果我们的国企老总都和他一样，中国的经济早已经不是这样受制于人了。恰恰是私欲打开，化国为私，不思进取，贪图享受。而这种价值观不是计划经济给的，恰是市场经济所赐的。马克思170年前分析的，到今天依然适用于后进发展的资本市场经济。吴先生认识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规律，计划经济可以搞出两弹一星，市场经济下任正非依然用的是两弹一星精神在进行，只是他没有以国家名义而已。试想如果把清华紫光的4000亿投给华为，也许比收购芯片公司效率更高，问题是决策人就不是钱学森那代领导人。
但遵循摩尔定律的芯片产品，成功的标准极为苛刻。芯片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以比对手更快的速度做出来，不仅要做出来而且要低成本（高良品率）量产。产品出来慢了，竞争对手的更高阶产品面世，自己产品要么失去市场，要么价格大幅下降，出现亏损。产品及时研制出来了，不能量产或良品率过低，导致成本过高，同样会亏损。第一名获取丰厚利润，第二名则连生存都很难，芯片行业非常残酷。
芯片技术要求是很苛刻的，卫星上天的标准也是极为苛刻的。 在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下，连日本农业都有国家保护呢，何况中国芯片呢？发展芯片，参与国际竞争艰难，难道不发展就不艰难吗？现在问题是人家有好的都不卖你，你连替代产品都没有。不是生存艰难的问题，是企业是否破产的问题。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企业破产，员工失业就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大问题。我们宁愿在国际上排第五名，也要让国人有个就业空间。也许会走向闭关，但那不是自己主动愿意的，是人家逼着你闭关的，否则你除了对外战争，你无法化解内部矛盾。
有人说，我们可以像搞“两弹一星”那样动用国家资源，不怕亏损，放眼长远持续不断投入，总有一天会成功。这是不切实际的。“两弹一星”早半年晚半年无关紧要，只要研制出来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更残酷的是，在摩尔定律驱使下，失败者接下来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入的话，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好，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这与“两弹一星”那种一次性资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后起的科技国家，参与国际科技竞争本来就艰难，如果再按照自由市场竞争，基本就没机会。这也是过去搞计划经济，搞成工业体系的外在因素。今天这个因素并没有消失，当年苏联就是以计划经济赶超欧洲老牌国家的，二战期间，显示苏联是成功的。建国后，我们的计划经济无论你今天说多少问题，但没有那一段时期的积累，我们和非洲国家不会有什么区别。不要说高科技了，按照市场经济就是建高楼都建不起来，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钢铁。这也就是当年勒紧裤腰带，发展工业，才有后来改革开放的基础，否则连改革的对象都没有。非洲国家也开放，但经济不怎么样，因为他们就没有改革对象。如果按照吴先生的理解，我们当年建工业体系也是无底洞，每年有多少财富投进去也不见底。但毕竟在一个穷国落后国家搞成了两弹一星，这才是真正的放眼长远。如果建国时，按照吴先生的办法，估计我们还和非洲国家人民一样，只能靠自然风光竞争了。
有人以京东方为例，认为政府长时间不计成本投入最终也会在芯片业上获得成功，这是一个误解。京东方的有限成功，靠的是显示面板行业摩尔定律失效，当然，芯片行业技术迭代也可能在某一天突然放慢或停止，但我们毕竟不能以这样的猜测作为制定战略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假如一个行业的技术不再迭代了，这个产业的战略价值就贬损了，成功的意义也大打折扣了。
原来在吴先生的视野里，还有京东方获得了芯片技术的有限成功，并且也是政府长时间投入的结果。这个例子恰说明，中兴干不了的事，国家可以扶植一部分人搞起来。至于迭代问题，什么时候都存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这问题，只要行业领域有不同的企业竞争，就必然发生，但不能因噎废食。没有核心技术从长远来看就是在给人家打工。因此发展核心技术是硬道理，至于芯片之争，是不是因为老百姓嚷嚷的厉害才发展，那这太低估中国决策者的智商了。芯片是新时代的粮食，发展芯片就是发展粮食，迭代贬损也不能不发展。
长期片面的宣传夸大了“两弹一星”成功中的主观因素，忽略了其客观原因。“两弹一星”成功当然离不开举国支持，更离不开奉献精神，但它没有变成大炼钢铁那样的悲剧、闹剧，是因为它具有了成功的客观条件。“两弹一星”是奇迹，但同样符合常理。它的成功的客观因素有：一是前期苏联的支持，二是不断吸取当时的外部成果，不是封闭的产物，三是参与者的素质非常高，受表彰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21位有海外留学经历，其中16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都受教于民国时期的清华、西南联大等高校，人品正直，学风优良，他们与当时世界科技最前沿的距离很可能比今天芯片上的内外距离要小，特别是钱学森当时接触到了美国最前沿技术。
科学有基本规律，上述三个客观因素少了任何一个，特别是少了优质人才，不论主观多努力，裤腰带勒得多么紧，多么拼命奉献，也不可能成功。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时间与外界预测基本一致，说明它与科学常识是一致的，并不是单靠投入和拼命成功的
吴先生说的三个客观条件，挺对的。那现在具备不具备呢？ 一、当年有苏联支持，但也就是支持十几年。我们今天已经给欧美打工四十年了，他们虽然不是鼎力相助，但想让我们学的基本技术该学都该学到了。不能说学四十年学还不如前面十几年学的。
二、今天信息这么发达，即便关起门来，外部成果也可以吸收到，今天想封闭都难，这一点不是问题。
三、当年四亿人选出21人，现在13亿人选出60人也是可以的。当年16位留洋博士，现在博士选1000位估计也是可以的。至于人品学风及学校问题，我想八十年代培养的人才觉悟不会差到哪去，学风也都是从欧美而来，也接触着前沿，人才应该不存在问题。问题是没有使用这些人才的土壤，不是尹志尧也回来了吗？不是施一公也回来吗？但他们好像都在政治主导下的民企干着呢。如果聚合这些人才，是不是可以有些机会呢？何必一谈就是当年清华和西南联大，好像这些给国外呆了几十年的人都是吃干饭的似的。当年那么穷还有一批人回来干。现在国家也不差钱，更优秀的咋就不回来呢？！
今天中国的芯片产业面临着与“两弹一星”迥然不同的环境。芯片是受摩尔定律支配的庞大的全球竞争性产业，妨碍中国高端芯片业突破的，既有产业链综合技术积累不足的原因，也有更基础的教育环境甚至人文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对于一个分工精密、高速迭代的高科技行业，自搞一套绝对行不通，举国体制绝对行不通。无论何时，它都要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开放合作，通过时间积累来厚植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某个时刻实现逆袭。脱离常识，一门心思想着弯道超车恐怕是欲速而不达。
航天也是分工精密的、也是高速迭代的，我们不也自搞一套了吗？芯片还是可以搞的。举国体制行不通，确实是如此，计划经济国家主导一切。市场私有化了，举国是举不了的，但举税收或土地出让金一部分是可以搞起来的，把大批贪污分子钱收回用上九牛一毛恐怕也就够了。吴先生说教育环境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的教育已经被腐败分子带到沟里了，如果教育不振作，人才培养跟不上，即便有钱学森在世，也会后继乏人。把大批孩子带到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家国情怀的精致利己主义道路上，是谁的过错，难道这也是文革的错吗？恐怕还是从市场经济找原因，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市场下，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没有多少高贵灵魂的，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被金钱都撕没了。而往这条道路上狂奔的领跑者，又何必苛求今天的现状呢？
财政支持当然仍有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过去十几年从地方到中央，钱投了不少但效果并不好，有些还起了消极的负作用。财政的钱通常会引来大量的分肥者，一个动歪心思的人会想方设法迎合政府发布政绩的心理需要，它取得的短期成功会摧毁一批放眼长线扎实做事的企业，本来后者才是希望之所在。
为什么财政投入就会引来分肥者，还不是腐败分子价值引领吗？本来中国政治伦理发达，善于搞人际关系，又缺乏远大考虑，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因此古代皇帝们一直重农抑商，压制这种急功近利。但一旦市场化了，这种急功近利会无孔不入地伸向各个领域人群。急功近利是国民性，这种情况搞计划经济还能抑制一下这种满足私欲短视。现在倡导发展私企，不可能有几位做长线的企业的。吴先生可能是用西方逻辑说民企才是可以扎实做长线的，但看一看国内民企七大姑八大姨的层层叠叠的经营管理模式，就知道吴先生对国民性太高估了。国企做不好这个国家的产业，民企就更做不好。也许有些民营企业家第一代还可以，第二代就难以持守了，怎能长线呢？
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也是一项非常基础的事，无效率资本市场奖励那些玩概念者，一说到发展芯片业，芯片概念股就炒上天，浪费资源之余还打击了准备做实事的人。如今要在芯片产业取得突破，有些人立马想到可利用资本市场的钱，这令人忧虑。
我们搞市场一没有罗马法传统，二没有上帝信仰，三有一个主导一切的行政系统。吴先生看到欧美的模式前提是有前两个。我们的资本效能可以根据具体领导人短时间发挥大效能，但都因政府官员流转，没有长线规划，就会走样的。何止股市炒概念，其实政府搞城市建设也在炒概念，中国资本是跟着国家政策走的，不是跟着市场走的。哪里有政策，哪里才有市场。因此中国中央领导与俄罗斯接近，适合长期任职，保证政策连续性，否则搞什么都搞不了。如果没有毛周当年长期执政，可以说也不会有两弹一星，这就是中国的客观实际。
更基础的工作还包括改善教育，清除弄虚作假土壤，而经济博彩化的价值取向，让工匠精神无所依附，是芯片业发展的敌人，畸形社会价值观如何扭转？值得每一个人思考。
吴先生这里说到点子上了，要扭转社会核心价值观。如何扭呢？真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受市场经济影响，已经没有多少了，是经济基础变革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而经济基础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形成的，出现今天这种价值观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又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想弄虚作假土壤,好比一个人拔自己头发离开地球。自由资本私有制模式是最大限度地释放私欲的经济模式，没有法制和一神教基督教传统，自由市场是上下都没底线，释放的就是欲望，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就该清楚这一点。这不是单纯学校教育能解决的，整个官场和社会都已经资本化了，还苛求土壤改变吗？
守正出奇才是正确的态度。产业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改善了，规模大了，基础厚实了，逆袭才有可能发生。现在的问题是整天想着出奇，而少有人去依常识做慢慢的积累。真正的国家意志应该是创造环境，培植基础，而非亲自去做逆袭的计划，逆袭意志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并且是民营企业。基础环境好了，极少数具有实力且有远大追求的民营企业在时机成熟时，就有可能打出漂亮的一击。1980年代，韩国三星突入半导体以及中国华为近年局部突破，凭的都是企业层面的远见和执着，而非政府动员和公共资源的堆积。
我们急功近利的国民性，就是想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当年国家意志是培植基础，但我们觉得那个基础积累太慢，见效不明显，尤其是个人收益太小。结果改了，改到现在到底有几个有竞争力的民企呢？即便新兴的信息平台公司，马化腾也好，马云也好，他们公司股份大头比例好像还是外资吧？东亚国家发展国家经济，还真需要学习下日本。据钟庆观察日本的骨干产业其实都是国家化的，外围的才是放给民营企业自由发挥的，日本经济是有自己的骨干产经联永动机的。我们现在还好，还有一批国企没私有化，发展各领域的核心技术放到国企是必要的。像华为这样发展芯片技术的民营企业也是有必要纳入到国家扶植序列的，这才是真正的远见。经济学家过于相信自由市场，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继续走下去，走入拉美陷阱是必然的，更不要说发展芯片了，也许连改革开放前面的成果都保不住。
经济学家还是学习下像陈寅恪这样的史学家思考问题吧，那才是真正拉通千年战线的思考正路。要尽量吸收外来文明，同时也不要忘记本民族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