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学术人生启示录
曹印双
选题原因：
个人原因，传统文化复兴原因，对教育培养人才反思原因。
国学大师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1969年10月7日去世，祖籍江西修水（原称义宁），傅斯年称他是三百年一出的学术巨人。严耕望说他与钱穆、吕思勉、陈垣是近代史学四大家。他游日本、北美、欧洲十七载，曾执教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等名校。
陈寅恪的家世背景：
重视教育。发愿久远。
一、陈寅恪幼年家教环境
陈先生幼年家庭教育环境，是成就他高远学术道路的基础。
他的祖父陈宝箴，1885年任湖南巡抚，1898年戊戌变法是地方政要支持变法的领军之一。他重视文教，当年闻名的时务学堂就是他批准成立的。毛泽东对时务学堂有很高的评价：“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湖南能涌现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与当年陈宝箴开湖南教育风气之先是分不开的，这种风气自然也惠及了他的儿孙们。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晚清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并称），是同光体诗派领袖。考上进士后，曾任吏部主事，因看不惯京城官场腐败，辞职回到父亲身边，协助父亲推动湖南新政。当时，湖南除时务学堂外，还创办了算学堂、《湘学报》、南学会等组织机构，陈三立父子罗致了一批优秀人人才，戊戌变法的得力干将如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等都曾出它们的麾下。他为孩子们办的私塾，新学旧学都很重视。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兴宁县令，其兄俞明震是曾国藩的孙女婿，任过刑部主事，与台湾巡抚唐景嵩一起扛过日。陈寅恪舅舅家也是书香门第，家里藏书丰富，对陈寅恪都有很好的熏陶，尤其是陈宝箴被慈禧太后赐死后，他们从南昌搬到南京，离舅舅家不远，去他们家看书很方便。
陈寅恪同父异母的兄长陈衡恪，比他大十四岁，六岁能画，十岁能识篆印文字，祖父陈宝箴亲自教他训诂，后来成为一名画家，他还与鲁迅、李叔同、齐白石很熟悉，齐白石曾经说受其兄影响很大，长兄如父，对陈寅恪影响也很大。
陈寅恪五六岁入私塾，8岁前已经熟读了十三经。他10岁时，父亲陈三立办学塾，要求老师不打学生，不背书，宽松自由。学塾开设科目有经学、历史、輿地、算数、体操、格致、音乐、图画等，陈先生赴日前学塾还开设有日语课。陈寅恪表弟俞大维说：“他（寅恪）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的书。对于史书，他无书不读，他特别看重各史中的志书。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看重，尤其重《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的序文，他都能背诵，其它杂史他也看得很多”。
陈寅恪受祖父父辈兄长言传身教影响，人格人品，超拔一流，从小养成阅读习惯，更是影响一生。今天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的启示是：孩子能否成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的榜样力量和营造的读书教育环境。
二、陈寅恪青少年时期海外求学生涯
1900年，祖父陈宝箴因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赐死家中，家道中落，陈三立举家迁往南京。1903年，依托舅舅关系，十三岁随哥哥陈衡恪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们与鲁迅多有往来，鲁迅也曾把自己写的书赠给陈寅恪，但陈先生很少谈鲁迅，他说：“鲁迅名气大，谈这事会有攀附名人之嫌。”李叔同也在日本留学，都与他哥哥有往来，当时二人并称北陈南李。日本的游学开阔他的眼界，中途因脚气病回国，第二年又与弟弟考上官费留学日本。1907年，回国到复旦公学，他最高的文凭就是复旦公学毕业证。高中毕业后，1909年到柏林大学读书，1911年到瑞士苏黎世大学，这一年他读过德本版的《资本论》，1913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经济学部学习，这一时期属于广泛接触西方各学科时期。1914年回国，他曾任过蔡锷将军的秘书，谭延闿也聘他做过湖南交涉使署职，但时间都不长。1918年官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在那里他学习梵文、希腊文。1919年3月同学吴宓在日记写下了陈寅恪博学多识：“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远逊泰西也。但中国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佛教之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盖天理人情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吾国旧说与西儒之学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足见而立之年的陈寅恪对中西文化认识深入的程度。
他在哈佛大学被同学喻为哈佛三杰之一（汤用彤、梅光迪），当时给同学留下印象是喜欢购书，买历史学的、语言学的，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的书，他都买。在哈佛他跟蓝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研究古文字和佛经。
1921年他又去了德国柏林大学跟随路得施教授学习梵文和东方各国古文字。陈先生常提“读书须先识字”，他的学生王永兴曾说：陈先生能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文献。从陈先生论著还可看到，其实他还可以阅读西夏文。他能说四五种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能阅读14种语言。
当然，他留学也不是只读书，他也与人游历交往。他的学生石泉曾回忆说：他在德留学时，曾与周恩来、大公报的经理曹谷冰等相遇，在一桌吃饭，因正见不合，曹谷冰等三人说不过周恩来，他们还动手打起来了，曹谷冰等还以为陈先生和周恩来一伙的，要连他一起打。欧美的的学习及游历，丰富他的学养，开阔了他的国际视野。
陈寅恪留学前后历时近17年，没拿一张文凭。他觉得拿个文凭很容易，但几年时间被一个题目困住，就学不了其他的，觉得不值。他是为求学问，不是为求学位。他的学术志向是鸿鹄之志，从他后来王国维遗书写的书序中就可见：“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他早年的梦想，也是要成为像隋末王通那样大儒，培养一批经邦济世的人才。
他晚年看重自己的学术，曾对学生蒋天枢说“文章存佚关兴废。”有着这样情怀抱负的学者，他深入了西方学术世界，不为功利目的读书，心怀文化救亡图存使命的，延续了他祖父、父亲辈的风骨。
三、陈寅恪壮年学术追求
清华大学（1925-1937）、云南蒙自大学（1938-1939）、西南联大（1939）；1940-1941年旅居香港；1942年停驻桂林授书；1943-1945年任教重庆燕京大学；1945-1946年赴英美治眼病；1946-1948年重返清华园。
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聘任他为教授，时年36岁。当时入清华还有一段趣闻，因为他没有文凭，校长曹云祥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吴宓等人说，外国不少大学知名教授都很看重他，如日本白鸟库吉、美国白璧德、德国路得施等教授。此外，当时梁启超推荐他时说：我梁某人虽然著作等身，但学问还不如陈寅恪的百十字的考证文章有价值。估计是吴宓编辑的1923年《学衡》发表的《与妹书》梁启超才有这样的话的。曹云祥最终还是同意了。
清华大学国学院执教，陈寅恪首先开的课是“西方的东方学目录学”、“佛经文学翻译”，他当时学问重心在佛教与历史。他因为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学术视野大大不同，同样是佛经翻译，他可以多种语言版本互校，比如对《金刚经》研究，他可以用梵文、藏文、巴利文、西夏文等多语种互校。当然，他不停留在读佛经，核对佛经原典上，他更注意佛经在中国的流变，因此他对《高僧传》、《续高僧传》眉批犹多，他在中古佛教史材料把握上不在国学大师汤用彤之下。我曾特意比较汤用彤写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几代佛教史相关章节与陈先生《武瞾与佛教》一文，发现两位先生所用材料旗鼓相当，陈先生的观点有过之无不及。而陈先生这篇文章是1935年发的，汤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是在1938年成书的，而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是到1982年才出版的，不存在陈先生参考汤先生的问题。
陈先生研究佛教，他的用意在哪呢？1954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的《论韩愈》一文中可参照理解他的用意：韩愈弘扬的是儒道道统，承继的是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到孔孟之道，他是排斥佛教、道教的，而他排佛是从新禅宗找到的灵感，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佛教中国化扫除章句之繁琐巨大革新；韩愈也是扫除贾公彦、孔颖达繁琐的注疏儒家经学传统，以骈体文与小说话本相结合的散文形式掀起古文运动，进而达到广为宣传之效。陈先生发现韩愈整合中印文化枢机，实际是“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尽量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来实现的。
陈先生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正是欧风美雨坚船利炮的催逼中进行的，他对自己所处时代文化整合，提出的“中体西用”，但他提的中体西用又不同于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他们侧重中国典章制度为体，器物层面为用。陈先生所说的体，其实是接续韩愈说的体，尽量谈心说性为体，至于西用也不限于器物层面，也含着科学原理及民主精神。今天习总书记重视王阳明心学也不是偶然的，徐复观曾总结，中华文化是心的文化。陈先生留学欧美，对科学、民主的根底也很清楚，那就是理性精神，而弘扬理性精神前提是他一生最看重的从事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把这不单是作为学者的精神，也是改造国民性的核心素养。他提这种精神早在1927年给王国维写碑铭时就呈现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所，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也如韩愈一样，韩愈了解了佛教精髓，谈心说性，他就取《大学》里心性之说加以弘扬；陈先生看到西学本质，也在本土文化中焕发中国人身上的这种精神潜质。
陈先生所处的时代经济基础及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了，旧有的秩序正在坍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这是受西方物质文明影响后发生的变化，也随之带动着精神上变化，进而推动政治结构的变化，显然这一进程到今天还在进行中。陈先生在寻找外来佛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碰撞相融历史中，他是进行了各方面考量的，宗教与政治关系、种族与宗教关系、语言与宗教关系、文学与宗教关系，总之围绕历史与佛教为线索，尽可能多角度多要素，立体化来展现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以便找出规律来为今天服务。他对儒释道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就可以看出他的认识的取向，他认为儒家主要在政治及实践伦理上有长处，在思想文化上不如佛道，而道教的包容性是可以融合外来文明的，佛教性理之学又是中国文化欠缺的，佛教文化可以补中国之缺的。
1931年，陈先生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即使我们忠实输入东欧或北美之学，也将如玄奘唯识学一样，不会产生持久影响。要想产生持久影响，必须一方面坚持吸收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记本民族的文化地位，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明规律，并且吸收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排斥外来的文明，主张自己的独立创新地位。佛教内部在中国化进程中，以后来新禅宗最有影响力，到今天汉传佛教依然如此。而到宋代，朱熹作为代表的文化集大成者，就是陈先生说的他吸收了佛学，同时深入把握道教思想，整合到新儒学中来，形成影响深远的宋代理学。
陈寅恪研究学术，是有着强烈的使命感的，他评价王国维说他是中华文化托命之人，其实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写《论韩愈》，也含有这种历史的担当。他研究佛教也好，研究中古历史也好，围绕重心就是注重拉通千年战线，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机，挽救民族文化大厦于狂澜既倒。这也是他早年读书，不为一两个博士题目耗时间，而是要拉通千年战线的。
他研究的史学问题，不是猎奇，而是从最基本历史材料入手，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研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是注重制度层面流变的，这样把当时西魏北周、东魏北齐及江左梁陈制度其间流变要素，逐一进行分析，进而得出自己对隋唐制度道统源流。将来中国制度的流变，也离不开台湾、香港、澳门与大陆制度的整合创新。
陈寅恪研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实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皇权与中央、中央与地方、内政与边疆以及外族盛衰连环性作为一个研究范式，透析它的运作规律。从种族到文化，从经济到政治，以及集团流变、党派政治分野等诸多要素中进行解读，这也是他曾经计划写《中国历史教训》的准备，因此他的书都叫稿，含有未完成进一步修改之意。
陈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是从社会风俗史视野来研究的，像其间的这样结论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他在各领域各要素研究方面不缺位，不过都是只开风气不为师。虽然他的史学研究是断代的，但对理解其他各个朝代都具有贯通性，因为断代史内蕴着通识，这通识适用理解不同的朝代，因此我把陈先生的史学论著看作是智慧体操。读他的作品是提升智慧的捷径。
四、陈寅恪晚年学术道路
1949-1969年盲目授业于中山大学。
1996年，陆建东撰写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是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对知识界影响力比较大的一本书，也是当年形成陈寅恪文化热现象的标志。
本来1953年，中国科学院是想邀请陈寅恪任历史所二所所长的。当时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派陈寅恪学生北大教授汪籛去中山大学前去请他。陈先生当时提了两个骇人的要求：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然，事情未果。今天从学术角度讲，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各种新理论又席卷而来，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符号学等各种新理论。陈先生在宣统三年时1911年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他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实际上，陈先生写的历史文章最讲究的有一分材料说一份话，他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的学术论证也是非常辩证严密的，他说自己把历史作为科学，一般准确可以推导到天数。他所反对的是先存了观点，再去填写材料，这实际是后来极左时期的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误区，陈先生1953年就已经洞悉了。
陈寅恪晚年，学术用力最主要的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当时陈寅恪是在助手帮助下完成的，因为早在1944年他几近失明了。
《再生缘》作者陈端生是乾隆时期才女，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才女，而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以三纲五常统领的时代，而两位才女是破三纲的，是追求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他在《论再生缘》中说：“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清代乾隆）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之思想，在当日及后世百余年间，俱足以惊世骇俗”。
陈寅恪晚年要自验所学深浅，花十年时间撰写出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讴歌柳如是的人格魅力，他写道：“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在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陈先生将自己的精神生命灌注其中了，他人生的愿力就是恢复中华文化自信，造就宋代那样文化高峰，他一直致力与新宋学的建构，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找寻历史依据，他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是我们今天尤其应珍惜引申的。
陈寅恪坚信和平时代到来，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必将得到重用，如吴宓所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先生曾言：“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迹，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足见，我们今天发展一带一路也不是偶然的。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