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建设意见篇
袁正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俞敏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姚国华: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汤天明：我期待的大学改革
蔡定创 :我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方案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袁正光
大家好，很荣幸和大家交流这个话题——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首先我们要回答什么是精神?精神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然后是能够坚持某种观念的一种勇气。科学精神首先是指一种科学的观念，还包括敢于坚持这种观念的勇气，它透着一个人的心理、性格和气质。
我们人的智慧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方法，而最高层次是观念。总体而言，观念，也就是现代观念，有两层含义：以“理”为核心的科学观念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观念。科学观念诞生于近代科学；人文观念也就是现代人文观念，一般说来诞生于文艺复兴。
首先我们对近代科学要有一个认识。科学技术本来应该叫科学和技术。科学是认识事物，发现事物真相和原理。技术是变革现实，运用科学原理发明技术，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可能我们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原来的5000多年，人类始终在农业社会缓慢爬行，而到了最近的二三百年，特别是最近的十几年，才以超级加速度迅猛发展?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300年以前，人类做什么事情一般是遵循生产——技术——科学这样一个模式，从经验出发，凭经验盲目地进行生产，然后在漫长的生产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过程当中，产生科学。这样的模式经历了几千年。但是近代以来，近代科学诞生以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人类干什么事情首先从事科学研究，在实验室里发现事物的真相和原理，揭示规律，然后运用这个原理从事于发明技术，再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遵循的是科学——技术——生产这样一个模式。从此，人类就进入了理性社会。
我们的四大发明主要是凭经验发明的。甚至蒸汽机的发明，主要凭的也是经验，所以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但是蒸汽机以后的许多重大发明，比如发电机的发明过程，先有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在实验室里经过10年的奋斗，发现了电生磁、磁生电的基本原理，这就叫科学，然后1866年，德国的西门子运用这个原理，发明了自激式的直流发电机，也就是说西门子在发明发电机的时候，就不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说盲目地去试，而是有了科学的指导，少走了弯路、错路。紧接着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1889年美国威斯汀豪斯发明了交流输电，电能够远距离输送，从此把人类带进了电气时代。从发现到发明前后不到5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说50年的时间超过了以往的5000年。
又比如1905年，一个26岁的犹太人——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的时候，推导出一个公式，发现了质量和能量可以相互转化，E—mc2，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40年以后，1945年原子弹爆炸，靠的就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科学原理。科学原理转化为原子能技术。这一系列的例子都说明，近代以来，人类聪明到这样的程度，做什么事情首先弄清这个事物的根本原理。人类进入了理性的时代。我们把这种观念叫做科学观念。科学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转化为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尤其重要的是转化为一个崭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科学思想。
什么叫科学思想?现在要下个定义非常难，粗略地讲，科学思想是科学家共同具有的价值观，我们简称叫科学价值观，如果再简称就叫做科学观念，及其实现这种观念的勇气。这个勇气，我们把它叫做科学精神。由此，我们推出了三个概念：科学思想，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就是不仅具备这种观念，而且还拥有敢于坚持这种观念的勇气，它透着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和心理。一般说来，我们把科学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叫探索精神。科学始于好奇。人的好奇心是科学诞生的第一动力。我们经常说，在教育中要保持孩子们的好奇心。这个好奇心，就是探索为什么。物质是什么组成的?过去我们说金木水火土，没有进一步地去探讨，近代科学发现金木水火土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是由质子、中子、电子组成的，质子、中子、电子又是最基本的粒子，基本的粒子由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一直到现在发现了三对夸克，那么夸克又是什么组成的?科学家还在不断地探索。如果我们不了解物质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就没有现在的化工产业，所以科学精神首先表现为要去探索。
第二个叫实证精神。科学源于事实，成于思维，一个是实，一个是证。要多次重复事实，才能找到规律，但是，还要思考。比如哥白尼当初提出日心说的时候，除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以外，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因为当时还没有望远镜，所以观察是很粗略的。根据地心说历法老不准，但假如九大行星同时围绕太阳旋转，则整个自然界的秩序有条不紊。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正好365天，有点小小的误差，那就是2月份是28天或者是29天，这就是观察、实验加思考。一般说来我们把科学的思维方式概括为：归纳的思维方法和演绎的思维方法。当然还要加上想像、灵感、直觉等。所以科学精神就表明一个人善于去观察，而且还要善于去怀疑，这叫有根据的怀疑精神。然后对观察的事物进行假设，再慢慢地去证实它。
第三是科学精神，我们又把它叫做原理精神。就是干什么事情都要追求根本，追求最根本的原理。像物理学中的F=ma，表明了力是产生加速度的原因，而不是产生速度的原因。任何物体动则恒动，静则恒静，这表现了惯性的原理，加速度的原理。这样，我们就解释了事物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这个思想可以再发挥一下，人类社会有治理社会的基本原理。比方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基本原理又是什么?只要弄清了基本原理，在构筑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理性，也就更加符合实际。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精神。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要能够解释现实，也要能够预测未来。当一个科学理论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预测未来的时候，它就要发生突破，发生革命。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家认为经典物理学已经非常完美，甚至认为它下一步要做的只是小数点后多少位的完善问题了，但是突然发现它解释不了光速不变的原理，就像空中飘来了两朵乌云一样，给物理学带来了危机，这样就产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反传统的，当时许多经典物理学家，坚决反对。作为一个26岁的年轻人，爱因斯坦之所以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就在于创新精神。当然这种创新精神必须产生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暂时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是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所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诺贝尔奖委员会中大多了事物的普遍性，那么他在处理事物的特殊性时，就会站得高，看得远，就会少走弯路错路。所以掌握了事物的普遍性，我们在处理特殊性的时候就可以事半功倍；相反如果没有掌握事物普遍性，就可能是事倍功半。处理事物的普遍性就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但是绝不要因为操作过程中的特殊性而扭曲事物的普遍性，这么做，往往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我们就去扭曲事物的普遍性，一扭曲就变味，一变味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规律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规律是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而且越具普遍性的，就越具本质性，就越深刻，越重要，越能说明问题。实事求是的“是”就是求了个最基本、最本质的原理。比如，我们发现事物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就比过去金木水火土更本质一点，我们进一步找到质子、中子，又更本质一点了。越能够掌握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就越能够抓住根本。当然如果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讲，比方说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市场机制。什么叫市场机制呢?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者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自动调节关系。如果我们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的钱给少了我不卖给你，你的东西卖贵了我不买你的，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叫什么呢?就叫价格。所以市场机制又叫价格机制。市场机制的基本原理是个人利益制约机制。所以，我们说，在市场经济当中，不能回避个人利益的问题，那么个人利益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总体体现是什么呢?是产权问题。所以，建立市场机制体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逐渐地明晰产权。而产权最终要明晰到人。因为现在我们是政府所有制，或者说是国有制，它往往都是机构所有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它应该是人有制。我们搞社会主义是大多数人拥有，那要形成规模效益怎么办呢?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股份制。生产资料，或者说，设备集中起来，形成规模。而它的产权以股份的方式分散在广大公众手上，所以必须要解决好产权。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当中，应该要抓住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产权问题的改革，这就是体现了一种科学思想：就是干什么事情都要抓住它的根本原理。
我们现在可以概括一下什么叫科学思想?第一，懂得承认和尊重规律；第二，懂得违背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第三懂得干什么事情都必须弄清它的根本原理，都必须抓住最基本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现代国民的素质问题，我们把这又叫做理性的观念。如果我们民族有了这种观念，凡是规律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再去争论它，就按规律办事。当然在发现规律，在探讨这个东西是不是规律的过程当中，要有大量的争论，但是一旦公认了，这是规律，那么我们就要同心协力地按规律办事。这样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可能过去的一些无味的争论就减少了。这就是我们有了统一的价值观，或者是有了共同的语言，就是按理性办事，同时我们又做得到，又懂得干什么事情要从根本抓起。治理社会同样要抓住它的基本原理。我刚才谈到，这个规律体现在实际行动当中，它表现为一种规则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可以反复讨论，这些规则是不是符合规律，是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一旦规则制定以后，我们在行为当中，就要遵守这个规则，而且把遵守规则看成是～种习惯，一种价值观，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于把它看成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而成为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观念。
当然，科学观念是现代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一切。科学使人明白过去做不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出来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也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比方原子弹，生物武器。所以我们还要有人文思想，而人文思想始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就是把创造出来的东西，始终造福于人类，把它对人类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什么叫人文观念。
关于人文观念，如果我们说得非常通俗和简单的话，那就是以人为中心，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人类关怀、生命关怀，这应该说是人文观念的一个核心问题。
关于人文观念的诞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个方面是欧州中世纪的文艺复兴。黑暗的中世纪压抑人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禁欲主义，压抑了几个世纪，到了15、16世纪，人类受不了了，所以就爆发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文艺复兴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人性的一次解放运动。从此以后，承认人，关心人，尊重人，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就成为一种新的观念。文艺复兴更多的是通过文学和艺术、小说、诗歌、美术、音乐来表达对人的情感。人文观念的产生的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今天要重点介绍的。
刚才我谈到了，从哥白尼到牛顿，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就理顺了宇宙的次序，表现出一个井井有条的自然规律，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规律意识。而这样一种观念，给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震撼了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约翰·洛克。他是牛顿的好朋友，比牛顿大10岁，是牛顿的莫逆之交，深受从哥白尼到牛顿所产生的规律意识的影响。他就想自然界如此有规律，如此井井有条，为什么人类社会如此混乱，人类社会是不是也有规律?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混乱不堪，不是因为没有规律，而是因为规律没有被遵循。人类社会的规律之所以没有被遵循，是由于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仍然建立在一个传统观念基础之上。这个传统观念就是我刚才说的君本位的观念。以君王为中心，所有的人都是来赎罪的，既然是罪犯，赎罪的，当然就不能够有自己的欲望，那么他的个人的利益，他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被压抑。约翰·洛克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可以问，君权是从哪儿来的呢?君权神授。那么既然日心说表明神不存在，授予君权的神不存在，所以君权也不存在，所以他就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中心是人。所以他就如同哥白尼、牛顿把颠倒的地心说颠倒过来，建立了日心说，他也把颠倒的君本位颠倒过来，建立了人本位的伟大学说。我认为约翰·洛克在用理性创建人文观念这方面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人是社会的中心，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任何政府唯一的宗旨是保护人创造财富和享受自由。他的观念实际上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后来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宣言、美国的宪法和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人本位的观念导致了民主政治体制的诞生，这是他最伟大的发现。我们既然说科学就是发现事物的真相和原理，那么人类社会最大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人是社会的中心，人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要尊重人的利益，而任何政府唯一的宗旨就是保护人，创造财富和享受幸福的自由。
到了18世纪又出现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当然我们～般把他叫做经济学家，或者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人专业化了，有时候往往把它们割裂开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提倡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完整，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科学往往让人追求一种真，人文让人追求一种爱。我们要懂得按规律办事，又要懂得规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使人类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走向美好的未来。 (袁正光，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俞敏洪
我很喜欢读吴军的书，还买了他的《浪潮之巅》和《文明之光》送给新东方的管理者们，与他们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吴军的书，文字简练优美，语言平实亲切，视角独特深刻，令人不忍释卷。今天这本《大学之路》亦是如此，但也有与以前的作品不一样的感受——从这本书中，字里行间，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问题的深刻忧虑，而这也正是促使吴军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吴军早年求学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后在美国一流名校约翰•霍普金斯深造，如果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算起，到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离开学校，前后居然长达18年之久（1984年到2002年）。2005年开始，吴军一直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工作，先后担任了该校计算机系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和工学院董事会董事。为了能胜任学校的管理工作，他一直在研究世界著名大学的教育经验，并和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们和教授们定期不定期地探讨办学思路；他抓住工作中及应邀在美国各大学作报告的一切机会，与大学的毕业生、教授和在校生们交流，了解这些学校的一手资料，得到很多各大学不对外公布的信息，尤其是招生和提升教授的潜规则。
最近几年，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找到一所喜欢的大学，他开始系统地研究美国的大学，并从女儿进入高中开始，带着她去走访了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名牌大学。吴军观察一所大学，常常喜欢进到它们的楼里看看学生们和教授们在做什么，怎么做，注意观察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这样就增加了对大学的感性认识。除此之外，要想真正揭开一所大学的神秘面纱，吴军认为还需要从多个渠道，多个角度来了解它。他的信息渠道包括这样几个，首先是在这所大学当过教授、做过访问学者或者从那里毕业后在其他大学当过教授的人；第二类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包括吴军在Google的很多同事，第三类是学生家长。
中美两所顶级高校的学习经历，十年的美国名校管理经验，多年的系统研究与实地走访，以及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上的独立思考与独到感悟，终于成就了今天我们手中的这本《大学之路》。从这本书中，吴军与女儿梦华如同博学而耐心的向导，带着读者边走边聊，通过一些美国大学的实例，介绍它们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和中国大学的不同；把他们所了解的十几所美国一流名校的特点和差异，招生的细节与择校建议，以及自己的看法和感悟，娓娓道来，让读者如身临其境；当然其中少不了各大学校的逸闻趣事和历史掌故，相信大家读来会和我一样大呼过瘾。
我一直有一个个人的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办一所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在努力了十多年之后，因为种种政策原因，始终没有办法实现从无到有地去创建一所私立大学的愿望。2013年，机缘巧合，在我做新东方第20个年头的时候，接手了耿丹学院。所以我对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应该给年青人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
在吴军看来，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具有四个角色。首先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将那些有潜力有志向的年轻人培养成对未来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第二，它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并且会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它是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第四，它是年轻人的家，是他们度过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
我非常认可这四个好大学的评判标准。可我们遗憾地发现，在中国的大学，能够符合这些标准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有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大道”迷失了。
易中天在一次讲座中说：“我的口号就是今天的主题，不是‘望子成龙’，而是‘望子成人’。什么人呢？真正的人，就是八个字，第一真实，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乐。”我觉得易中天说对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把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作为教育的前提，我们也会教育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
大家应该知道美国南北战争，也都知道在美国实行奴隶制的时候，很多的黑奴，其实是非常真实、善良、健康、快乐地生活着。南北战争时期很多黑奴其实并不愿意被解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很好，在主人身边很有安全感，主人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女人，生出下一代奴隶，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什么叫真正的人格。如果我们不把教育的本质说清楚的话，我们教育出来的人也许会成为真实、善良、健康、快乐的奴才，还不是奴隶。因为奴隶是被迫的，奴才是自愿的。
可以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拥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大学应该如何去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本书中，我们会读到很多值得思考的例子。
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崇尚自由的学校。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因为反战而逃兵役，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学不准收这些学生。但耶鲁大学坚决抵制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招生时并不在乎申请人是否逃过兵役。它给予了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了那些反战的学生。耶鲁大学很清楚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因此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考去把握未来，引领未来，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它也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保护自己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耶鲁的教育者和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等人的做法十分相似。
由于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因此每年有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其中包括颇有争议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朗被很多美国人看成是“敌人”，但是，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不惜得罪纽约市长和美国政府，坚持给予所谓的敌人言论自由，邀请内贾德在学校进行了演讲。这一做法在学校里受到了很大的赞誉，并且被看成是自由派的胜利。大学为什么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来“惹麻烦”呢？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而是大学认为为了培养今天的学生成为明日世界的领袖，它有责任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历史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出了4位美国总统和30多位世界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当然，要想培养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首先国家和大学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大学的教育者们本身就应该具备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团体，它受到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的管理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亦是来源于此。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后来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予以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
1. 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
2. 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
3. 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
4. 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
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的由来。第三项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美国的教育界在1900年开始强调教育的学术独立和办校自由，并形成了教授治校的机制对这种独立和自由予以保障。吴军老师认为，教授治校，行政成本比较低，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更重要的是，教授们具有尊严和权威，不会成为政府官员们的附庸，不会跟着政府官员的指挥棒乱转，这样才能保证学术自由。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在美国，一流大学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它们从招生、教学，到科研和建设教授队伍等，在诸多方面皆不受政府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办校理念行事。私立大学的独立性，使得它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管理几乎毫无共性，这与中国的大学完全不同。在私立大学里，各级管理部门和董事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系一级的管理基本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校、院两级的管理，则多少有点像私营公司，实行校长、院长负责制，并实行董事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可以说，在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上，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做的最好的。
实际上，中国大学教育的很多问题，寻根究底都出在教育严重行政化这个症结上。坦率的说，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体系如果不有所改变的话，大学应该有的特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大学需要独立的创新，需要独立的学术研究氛围，需要互相争论，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讨。所有这一切，当面对一个可以罢免你的官员，和可以罢免你的校长，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来的。很多人只会想到，上面的人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教育目前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这个事不仅仅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现实，也关乎到了中国教育的未来。
说了这么多问题，那我们的教育“大道”究竟应该怎么走？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大道”应该以良知、理性、仁爱为经，以知识、科技、创新为纬，造就新一代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国民。
除了获取知识和能力，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良知，培养理性，提高教养。从中世纪开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成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社会责任感让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不断地为建造一个公平、文明和进步的社会而奋斗。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在我的设想中，耿丹学院培养的人，应是有精神气质的，对人平等相待，对社会、国家、人类都有担当，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尊重，不论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学商科、文艺，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人文素质。
因为我们光有知识、科技、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过去天天在喊科技创新，却忽略了对学生良知、理性与仁爱的教育，以致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身边的很多人已经变得如此自私，如此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经发文感慨，称“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我一向认为，一个只懂得向学生灌输课程的大学充其量算得上三流，而那些能够点燃青年学生内心火焰的大学才真正称得上一流。我们所需要的大学不仅能够提供给学生各种知识，培养全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他们自由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鼓励他们不盲从权威，对任何事情都能够理性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很多家长一味地想要孩子们考高分、上名校、出国留学，却很少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长此以往，我真不敢想象孩子最后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代，即使他们最终从名牌大学毕业，也很难想象会有多么大的成就，也许就会成为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吴军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他在本书中指出，现在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培养孩子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比成绩更加重要。比如，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耶鲁所培养的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所担当的人，是具有刚毅而勇敢的耶鲁精神的未来领袖。吴军认为，如果中国的留学生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这些名校读书的意义。
对于美国这些名校，如果不理解它们的精神，不仅被录取难，即使进了大学，也未必能学到他们的精髓。吴军研究发现，从90年代起直到今天，亚裔学生占了哈佛本科生人数的15%—22%左右，但是这些年来从哈佛走出去的，最后有影响力的校友中，亚裔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这个15%。这说明，光有一个哈佛的金字招牌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很多成功人士因为各种原因就读的大学都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所谓名校的毕业生。为了进哈佛而进哈佛和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进哈佛是两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离开哈佛的一瞬间就结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离开哈佛刚刚开始。
在本书中，吴军多次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美国不少综合性的私立大学本科生不分专业，在这些学校里没有工学院的学生或历史系的学生这一说，所有的本科毕业生拿的都是同样的学位，每个人的差异只是体现在他们最后关注的领域上。本科生们在三年级时开始确定自己的关注领域，当然还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选择。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难以想象的。实践证明，没有好的通识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那些以通识教育见长的美国名校，其毕业生往往能够取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
我一直非常推崇梅贻琦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一所好的学校，首先就要有著名的老师。我接手耿丹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耿丹学院的老师变成一流的老师，一开始全校只要能有十个八个带头人就够了。让最好的老师给老师上课，先让老师的眼界得到开阔，老师眼界开阔后自然就让学生的眼界更开阔。而在研究了众多美国一流名校的吴军则反复强调，大学不仅要有大师，还要有大楼（好的硬件条件），否则大师的教育理念就无法落地生根。因为只有硬件有了保障，才能给学生请到最好的教师，提供足够的课程、图书和研究室，开展最新的学习和研究。
读者在读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吴军只介绍了英美的一流私立大学，这是因为这些学校最能代表英美高等教育的精髓和特色。经常有家长和学员会问我选择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答案和吴军的高度一致——应该选择去那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名学校，不是因为那儿有名气，而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英国教育家、牛津主教约翰•纽曼（John Newman）在一次讲演中讲到，“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地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纽曼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上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为什么我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努力上名校不可？原因很简单，要与优秀的人同行。当然，如果没有机会上名校，也没关系，因为吴军老师说了，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会再跑了，只要你在自我教育的道路上坚持足够久，就一定能够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姚国华
谢谢乡土中国学会给我机会，让我北大的讲坛上与大家交流。
听说乡土中国学会主要研究“三农”问题，这方面我很关切，但没有研究。我的书中也引用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我启发很大。我本人读书甚少，但是偶尔碰到一些令人警醒的思想，便铭刻在心。
八十年代，在一处读到费孝通先生的另一观点也是如此。他指出：五十年代，全国在行政命令下进行大调动，各地的人们走出乡土，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个有现代意义国有企事业单位，毛泽东称着“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可是，七八十年代后，这些单位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种趋向：职工们扎了根，有了稳定的家庭，有了下一代；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多留在本单位就业、成家，并产生了第三代。费先生敏锐地预见到这可能导致传统宗法关系的回归。
今天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像国有企业的衰落，大学的“土著化”与“沼泽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遗憾的是，费先生这一深远的眼光几乎被埋没了。二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为拯救国企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大家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计划经济从头到脚就是一个怪物，它必然失败，市场经济必然胜利。其实，计划经济未必坏到如此，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惊人成就不都是在计划经济下实现的吗？
费孝通先生看到的，也是我所赞成的是：中国牢固的乡土性，与之相联系的血缘关系纽带，尤其是社会深层结构里的文化伦理，才是众多现象的根源。从这里深入挖掘，可能会对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启示。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运动”，“大学运动”几个字眼可能比较敏感（笑声），主持的同学把它写成了“大学建设运动”，这也可以呀，因为我的重点也是大学的定位与建设。
现代文明的进程有一个大学运动的问题。任何文明都有世俗生活的层面，但在世俗生活之上，还需要一个给每个人以精神支撑，给整个社会以凝聚力的“象牙塔”。古代社会有祭坛、图腾等，成形的文明体系中更有教堂、庙宇、寺院、祠堂等，它们是社会的精神中心，人们面对它们肃然起敬，形成一种虔诚感、神圣感。西方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就是基督教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大学的使命是在信仰的平台上建立普遍的理性思维。
我的理解，文明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制造物；在文明的背后，有一个支配它的灵魂，这就是支配着创造者内心的文化。它绝不是街头的招牌标语，不是口号表演，也不是我们手上的文化典籍，而是存在于人内心的精神内涵，被人认同并且时刻起作用的信念、思想与情感。因此，文明与文化，是载体与灵魂的关系。
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方文明如此复杂、多样、强大，它背后的实质就是理性文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科学思维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规律（natural law）。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法制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超越个人的规则，亦即法律（law）。这两种law的思维构成现代文明的秩序。
整个现代文明都取决于对law的把握，而这种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雅典人的工商业生活导致了他们特定的思维，相信万物的根本不在物质层面，而在背后的一个规则的支配。从毕拉格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归根到底都在追求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精确把握的。
中世纪时，奥古斯丁把它综合到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一开始，理性屈从于信仰，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更多原汁原味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被发现，到十二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第二次基督教大综合，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中，从此，理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于纯粹信仰的因素，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今天，一谈起经院哲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争论，比如说，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上是否少一根肋骨，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等（笑声），它们貌似可笑，却灌输给人们一种重要的理念：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种追寻道理的精神造就了牛顿。今天人们认为，牛顿晚年研究基督教是科学家的堕落了。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牛顿要没有虔诚的信仰，就没有今天受我们推荐的科学了。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想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砸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认知上帝的冲动导致了他那些伟大的发现。
这就是说，西方延续至今的理性精神基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灌注给人们的信念：世界是上帝用至善至美的理性原则创造的，谁把握了这个原则，谁就把握了上帝。十二世纪前后，一批怀着这种探求上帝规则的冲动的人聚集在修道院里，后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专门继续这种争论，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基于一种理念：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要依循相当的规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看来，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
讲到这里，我们归纳一下：现代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文化前提，而这个前提的载体就是大学。
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开端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又称柏林洪堡大学。路德新教改革后，德国人从内心相信上帝，认为只要有了信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漠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然科学等，执着于心灵的生活。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扫荡欧洲，德国人才惊醒了，他们发觉只有内心生活的充实是不够的，德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此时，德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流血，还要割地赔款。这种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情况下，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先要恢复战争的创伤，把经济搞上去，把国防建设起来，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
德国人的思路却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洪堡成为所有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拿钱去发展经济，去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最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这所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中心。
大学兴起后，推动中学、小学的建设，整个国民教育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化由此起步，这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在每个领域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总和。这里加上美国并无意义，当时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笑声）。
当时，德国强大，中国如何呢？中国人有的是钱。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不知谁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再不搞改革开放就晚了。”这句话总体意思没错，但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并不准确。中国不是穷了几千年，而是富了几千年，而且一直富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在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实在太富了（笑声）。当然标准不同，有时没有可比性。白银价格直线下降，英国人拿不出钱来中国换香料、丝绸、瓷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输入，英国人无计可施了（笑声）。他们自知鸦片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摧毁性，他们自己不抽鸦片，却以罪恶的鸦片贸易来对付中国。这时中国文明在封闭体系中已经烂熟，中国人内心日趋腐朽与没落，一接触到鸦片，整个精神防线就崩溃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了不少银子，但那对中国只是小意思（笑声）。中国人富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富到甲午海战。清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反省，搞起洋务运动，派官员到西方去采购，他们专挑别人最好最贵的东西买，“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只管拿来！”中国当时买的洋枪洋炮大多是德国造的。
与此同时，日本国门也被打开了。日本人最初学习东方，但看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在一朝之际就被西方人打败后，就全盘转学西方。他们派出大量留学生前往德国，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到这样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模样差不多，只是一个有辫子，一个没辫子（笑声），前者来拿有形的器物，后者来拿无形的文化。俾斯麦没有上过大学，文化程度在德国算不上高，但是，他以德意志人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到两个民族三十年后的不同命运：日本将成为无法估量的东方强国，中国将日益腐朽懦弱，最后任人宰割。不幸的是，他惊人地言中了！
甲午海战中，日本岛内正在闹饥荒，日本人是饿着肚子打仗的。中国海军装备在世界上排名第六，是日本无法比拟的，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中国人缺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是文化。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人醒悟过来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掌声）。
中国文明早已烂熟，人们具有一种封闭的自信，无法相信有另一种文明可与之相比拟。中国人在理念上认为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是至上的，他们更多看到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搞改革、闹革命，都停留在这一层面。对于西方强势，中国只承认他们物质上的强大，而不承认他们内心的强大。洋务运动学的是器物，失败以后，觉醒到仅仅物质不奏效，应该在体制上展开变革。但是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多天便被扼杀在摇篮里。归根到底，体制的变革仍然是权力斗争。一个民族的变革完全用利益驱动，而不是用文化驱动，这是何等短视。
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仍然有许多改革，但它们依旧没有高屋建瓴的文化向导，只是利益上的你争我夺，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辛亥革命爆发，人们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然而不久便陷入更加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今天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辛亥革命，也许景况会好些。历史当然没有这种假定。中山大学有位著名学者批评孙中山，说他一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笑声），并没有对中国的二十世纪建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这个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真正翻开中国二十世纪全新一页的是谁呢？是新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二十世纪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北大奠定的。新文化运动不等于五四运动，后者是新文化运动的终结。蔡元培在北大这个狭小的范围里，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原则，产生一场思想文化变革。这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培养新的一代人，而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为此毛泽东等一批青年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呼吁改造人的思想。胡适也说：“中国可以没有大炮，没有军舰，但中国不能没有大学。”
与此同时，正在崛起的美国也敏锐地意识到，支配着中国二十世纪的将是一批年轻的学生，谁培养了中国未来的精英，谁就掌握了这个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决定把一部分庚子赔款拿出来，把美国教育输入中国。清华大学就是庚子赔款扶持起来的。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都发现，大学才是一个民族走向新文明的真正起点。
今天，中国大学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大学。第一，真正的大学是超越市井社会之上的国家文化中心，而我们的大学只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或为政治服务，或为经济服务；第二，真正的大学是整个民族的灵魂寓所，是引领文明进程的“象牙塔”，而我们的大学却只是混迹于现实功利主义泡沫里的职业机构；第三，真正的大学多元文化的汇集、碰撞、交流、综合、创新的圣殿，而我们的大学却大多只有专业教育；第四，真正的大学是思想自由表达、智慧平等交流之所，而我们的大学只是用现存知识训导、管教、灌输给年轻人。
下面，我先拿出一个结论：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骄傲都来自于几所大学或者准大学；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耻辱、所有的不争气，都与一个事实相关，即在平常年代里，没有一所真正的一以贯之的大学。
即便是今天，中国并没有完全意义的大学。今天的北大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北大，尽管这里的物质设施、师生人数、学校规模等都远远超过当年，但它已经没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精神了。大学的真正意义应在于精神、灵魂的作用，当年北大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北大的作用，“没有wdGCD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同样不容争辩的是，“没有北大，就没有wdGCD”。（笑声）wdGCD早期的领袖人物绝大多数都来自北大，连毛泽东也曾经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段北大时光对他影响很大，他一生对北大极有感情，由他决策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是从北大开始的，连wenghuagemin都是从北大开始点火（笑声）。解放初期，人大的地位一度高于北大，开学典礼由刘少奇亲自主持。但后来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几乎将人大解散了，北大的位置一直没有改变。
北大之后，对中国起到实际建构作用的，首先是国民党，然后是wdGCD。wdGCD和国民党的真正起点都是“准”大学意义的组织。在列宁的启示下，国民党办起了黄埔军校，它不是大学，又是大学。为什么不是大学呢？因为它是出于军事政治目的而建立的，这里的文化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自由的精神空间，只是对学生的思想灌输。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黄埔军校比我们今天的大学更像大学：它拥有超越整个社会的地位，较少受狭隘的世俗权威直接干预；所有黄埔学员无条件地将自己献给国家与民族的事业，他们自觉是整个民族的精英。
黄埔学生本来是要学三年、四年，但后来形势发展很快，半年就毕业一期。大家想想，大一上学期，有一半时间在军训，你能学到很多知识吗？不可能。但是，黄埔学员却是一个顶一个，这支学生军的力量所向披靡，是当时任何强大的军阀势力都无法匹敌的。为什么呢？就因为打仗的是为某种无形的文化凝聚着的学生，为某种超越狭隘利益的信念在战斗。这个组织的统一了中国，并奠定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在中国的权力基础。
在当时，大学校长决不是今天某个副省部级、厅局级官员，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整个国家的文化象征。
这也让我联想到毛泽东晚年与斯诺的谈话，他说林彪给他四个“伟大”的头衔讨嫌，他只要一个，那就是“导师”。他年轻时做过小学校长，这看似平常，却是他一生的缩影。他的成功正在于他是一位导师、一位校长。我们撇开关于他的功过是非的争论，看他一生的关键，就是在做蒋介石曾做过、却没有再做的事情——办一所最大的“大学”。大家直接联想到的是抗大，其实广义地看，他把整个延安，后来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所准大学。
井冈山红军战士的牺牲精神很伟大，但他们从山坳里走出来，视野狭窄而凝固，是不可能建设一个现代意义的文明国家的。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做了一件非常有远见的事情，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里发生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过程：知识分子和一支农民为主体的军队的融合。
大家想想，那些农民出身的土八路提着脑袋干革命，九死一生，怎么可能和这些一来就有优越身份的知识分子搞在一起呢，怎么能容忍他们享受更高的待遇呢？党内的确有强烈的抵制，但毛泽东把它化解了，他强调，我们能改造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家不要害怕。这八年，延安有学习运动，包括今天备受批评的抢救运动，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今天，深层的反省是必要的，但不应夸大，说延安整死多少知识分子，有些言过其实。的确有一个大知识分子被杀，那就是王实味，不过那是后来转战山西途中，被战地首长下令砍杀的。
延安产生的结果甚至令毛泽东本人都始料未及，这支只有小米加步枪，不足100万人的游击队，只用三年时间，就打败了当时世界上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家400多万正规军。多年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到当年曾在中缅战争中救过几千名英军的二战名将杜聿明将军，问他在淮海战役中为什么以80万的优势兵力输给了60万解放军。杜聿明将军答道：“我的人都跑到陈毅元帅那边去了。”（笑声）可见，这里的胜败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的背后是人心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文化的问题。
还有一类真正的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大学已初具雏形，就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它们被迫迁移到偏僻的大西南山区。当时有一场争论，多数人认为，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大学先停办，或者办也是以短期培训班形式为战争服务，物理系就学造枪炮，化学系就学造火药，学文科的就做宣传者。但是，极少数高屋建瓴的学者认为，大学要按平时的方式办，这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八年抗战中，有个惊人的事实，国民政府除了军费之外的第二大财政开支，居然是教育。那时，大批学生来自沦陷区，土地被敌人占了，收不上租子，根本交不起学费，很多人是在逃难过程中考上大学的，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顾及。就这样，一个国家几乎要亡国的时候，居然花巨资养起了一大批无法直接为国效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在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大幅度扩大了招生，培育了大批民族精英，世界精英。
西南联大无疑是真正的大学，而且是世界一流大学，八年间至少培养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家想想，没有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那些令中国人骄傲的事件，比如原子弹的研制、牛胰岛素的合成等等可能吗？新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核心是延安为代表的准大学，其科学技术基础则是战时大学。
当然，除了以上大学、“准”大学，还有“泛”大学，那就是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将社会改造与教育改造结合起来，以文化科学带动社会前进，起到了重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被毛泽东所继承，后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农村改造运动，实际上是这场运动的延续。广而言之，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无不是先从文化上入手。
最后，我们谈谈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学。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大学运动的产物，比如高考的恢复，关于真理标准的论争等，实际上就是一场在工具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运动，只不过再没有深入。
八十年代，中国大学出现了一线生机，酝酿着全新的变革，只可惜老一代人无法理解和把握它，他们简单归为“精神污染”、“自由化”，一次次的将其扼杀。大学不是全社会的文化向导，而成为左右两种势力较量、冲突的是非之地，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温床。所以，改革不但不以大学为中心，相反以压抑大学作为代价。
改革进程不是以大学为先导，却以远离大学的小渔村作为中心。今天，沿海经济特区取得了相当成就，为什么呢？它傍着香港这个西方文明在东方的桥头堡，西方带着香港走，香港带着深圳走，深圳带着全国走，这就意味着中国二十年来的成就，是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得来的。由深圳引导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极限。今天，在看得见的层面上，我们衣食住行的所有用品，几乎都是西方文化原创的。
原国家科技管理学院院长师汉民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二十年来（在科学的春天里），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领先于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科学已经死了。
二十年前，全国人民学习陈景润，我们期待多年后出现无数个陈景润。要知道，当年陈景润并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但今天，中国连一个陈景润也没了。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科学和技术的一等奖像黄河断流一样，连年空缺，尤其是最近已经有四年空缺了。这就是说，中国那么多的教授、院士，四年间搞不出一项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成果。由此可见，中国的文化与科学，中国的大学已衰落到极限，该全面重建了。（掌声）
近两年，国家授予了四位人士科学技术最高奖，但仔细看却发现，第一个是北大的吴文俊，五十年代，他就和华罗庚等一起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吴氏定律是七六年底七七年初搞出来的；第二个是袁隆平，正是在十年wenge之际，他开发杂交水稻；第三个是黄琨，一九四八年他就取得了他关键性的成就；第四个是北大的王选，他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确是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来的，但是激光照排是西方人发明的，日本人也已研制出汉字激光照排的第一、二代，王选研制了第三代，直到第四代王选才超过日本的水平。我本人很尊敬王选，他的每一句话里渗透着智慧与坦诚，没有一句空话，尽管如此，我仍要说，他的成果并没有太多创新的成份。
最深刻，最有后劲的发展，应当基于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它的核心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特区。
蔡元培曾规定大学在结构上区别于学院，第一包含文科，第二包含理科，第三，在此基础上包含任何实用的学科。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的殿堂，是精神的“象牙塔”。但是，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后，北大只有文科理科，不再是university，清华仅有工科更不是，全国众多专门高校更不是了。
有必要再澄清一个理念，现在各高校都争着喊三十年、五十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知名大学”，这是非常滑稽的。三十年、五十年这类口号是信不得的，现代文明进程哪有这么长的周期，而且那时喊这口号的人早退休了，或者进坟墓了，不用负任何责任。更何况，中国不是大学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是大学有没有的问题。
北大几年间就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八年就培养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后五十多年至今，大陆中国没有培养一位，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也没有希望，为什么呢？中国再没有真正的大学。
只要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只要北大今天恢复为一所真正的大学，它明天就可以向世人宣告：“我们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学”。（掌声）为什么呢？
在今天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危机，基督教与伊斯兰两大文明日益严重冲突的背景下，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十三亿人口作后盾，只要有一所能代表它的伟大智慧的大学，当然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在于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理性文化，而不在于投多少钱。有的时候，投钱投得越多，大学越腐败，越不能成其为大学。
事情正在改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新生不能完全依靠与别人接轨，拿外来文明当标准，它需要有自己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进一步地，开始有人意识到，真正的大学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对于一个民族崛起的核心意义。因此，大学之魂的呼唤、大学模式的反思、大学地位的提升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九十年中期，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在华中理工大学举办了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共鸣。这个小小的讲坛也逐渐扩展到全国各高校，引发大规模的人文教育行动。这也昭示一种转机。
面对大学的现实困境，我仍然相信，中国大学的全面重建，不久将摆到了整个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只要回归真正的大学精神，从现实的工具变成文化的圣殿，燃起思想自由的圣火；那里的学生、教授作为文化精英，精神贵族，超然于功名利禄之上，爆发出生命的热情和创造力，绽放出新的文明之花。
今天就讲座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我期待的大学改革
汤天明
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钱理群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长文，见《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钱理群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颇有共鸣，想到自己工作三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觉得很有必要作一系统的梳理。
1．大学教师必须首先是教育家
优秀的大学教师必须首先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愫的教育家，其次才是他所在专业中的佼佼者，我做出这样的前后排序，并不是贬低专业素养在教师职业生涯中的作用，不管大学的发展之路怎么走，基于专业学科的学院、系科划分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希冀培养无敌的通才，这条规则自大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确定了。但是，如果大学教师的眼光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用专业视角思考面临的所有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索然无味的课堂、冷冰冰的技术语言、赤裸的技术崇拜、以重复性训练为核心的教学思路和一批批被改造成工作机器的毕业生。
我承认专业技能是在高度职业分工的当代社会中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庸庸碌碌的人生是可悲的，形同机器的国家与社会是可怕的，没有教育家的象牙塔是荒凉的。既然应试教育的悲惨局面在短期内无可避免，国家就应当将大学作为消弭应试教育恶劣影响的主要阵地，充分地通过一大批具有教育家意识的大学教师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现代意识和开阔眼光。从此意义上讲，不少大学正在开展的完全学分制、博雅通识教育等尝试，值得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不过，萌生于畸形教育土壤上的幼苗，仍然包含着挥之不去的畸形基因，它们在现行教育体制下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获得多少成果，还需要隔三五年再作考察。
2．学生考察机制应有重大变革
关于学生考察机制的变革，我想谈三点：考试方法、综合素质评分和毕业论文。
大学课程的考试方法在近些年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就我所在的新闻摄影专业而言，除开英语、政治等公共课程，剩下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采用传统闭卷方式进行考核的总共不超过10门。其结果是教师省事（免去了出卷、阅卷的麻烦），学生轻松（不用背了），学院放心（教务处每学期都要检查试卷，出了问题学院要被批评），看起来是大家乐，我觉得教学双方在这方面有一些误解，是不是不用闭卷的考试就是好考试，恐怕很难给出肯定的答案。多样化的考试改革不应成为一刀切的制度，闭卷考试也不是僵硬死板的传统，合理的方案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怎么合适怎么考，怎样能真正体现学生的能力怎样考，遵循了这个原则，不管是开卷、闭卷还是其他方式，只要命题方式灵活，更多地偏向于开放式、分析型的主观题，摒弃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的记忆题，都可列入优秀的考察方式之列。
于光远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发出“大学应当取消政治课”的呼吁，引发全场掌声雷动，可见人心向背，客观地说，如今加在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枷锁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政治课不及格、不交入党申请书，谁能往学生头上扣政治思想不进步的帽子，那些领导和老师们自己都不一定相信的东西，他有什么底气强迫自己的学生相信？当然，要是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或是反右斗争，我们的大学生会不会上街游行，会不会打老师，恐怕还难说，不过，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因子虽然还在，但导火索很难有了，也没有人像当年的伟大领袖那样一呼百应了。政治枷锁的消除无疑是件好事，但综合素质测评又成了一把新的枷锁，综合素质测评的手段是把德智体（不知道是不是这三块）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权起来，目的是为评定三好生、优秀团员、入党、奖学金、保研等提供切实的数据，应该这样说，在现行的大学诸多体制当中，综合素质测评无疑为其他各项工作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依据，但存在本身并不能成为存在合理性的理由，谁说大学生就必须要评先进，必须要分出个一二三四五？这种考评模式的弊端其实是显而易见的，要获得奖学金，就必须按照综合素质测评的标准做全方位的努力，既要成绩好，又要参加各类活动，还要……以前还有通过献血来加分的，后来发现大家都去献血，便取消了这一加分指标。用同一模式要求所有学生，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学生的个性？有的学生学习成绩高一点，参加的活动少一点，有的活动能力很强但学习成绩稍弱，于是得到的分数比较低，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不是好学生？参加活动可以加分，会不会导致出现一些自产自销的活动项目？为了争夺细微到零点几分的差距，同学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裂痕？这些在实践过程中都能找到答案，有人说综合素质测评的一些弊端源自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应该是畸形的制度扭曲了健康的人性，为了生存，你要么异化，要么出局！
大学应当成为个性的乐园，各类社团、活动、比赛等等，不能成为直接指向“加分”的工具，而是要切实地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成为他们展现自我、愉悦性情的重要平台。对待大学生需要一点无为而治的精神，尊重部分学生“不为”的权利，不要通过什么测评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而那些积极“欲为”者，学校也应当为他们提供相关的便利，给他们脱颖而出的机会，但坚决不能将这种脱颖而出与排名挂钩，学校要让大学生知道，人的自我实现并不是几个冷冰冰的数字的几本红彤彤的证书，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和恬淡，数字可以被超越，证书迟早会褪色，只有经过锻造的健全性格才能伴随一生。
关于毕业论文，也许初衷是好的，在高等学府学习了四年，总得有点什么东西作为收尾吧，从这一角度来看，毕业论文的写作与答辩，似乎有一点仪式般的庄重意味。仪式在原始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承载着先民对于丰收的渴望和对于上天的崇敬，一群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即便第二天还要面临更为繁重的任务，也愿意在当晚举办一场热烈的祭祀舞会，那是精神的力量使然。但当仪式逐渐蒙上了现实功利的阴影而失去了起初的文化心理意义时，它似乎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譬如圣火的传递，究竟承载着多少对于光明、和平的渴望？我觉得很难说。
仪式的价值在消褪，何况大学生们还要忍受这一仪式与求职的双重煎熬，待仪式结束，宴席即将散去，宿舍已经下达了最终的逐客令，他们不得不与生活了四年的大学匆匆告别，其实那一刻才真正感慨良多。
我认为，对大学生四年的学习情况进行最终的考察的确很有必要，但毕业论文的形式似乎过于单一，论文需要选题，一个切口狭窄的题目能代表学生对于所在专业的全面认识吗？论文还需要讲求学理性，摒弃浪漫的诗化语言，它能反映出学生内心中的真实感受吗？论文的答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那常常表现为漫不经心的问答，能作为师生之间四年对话的缩影？试问今日之大学，究竟有多少课堂之外的师生对话？以答辩这一对话形式作为大学的终结，是否反而会成为对于大学教育的深刻反讽？我希望大学主管部门能够将毕业论文更改成毕业汇报，汇报的形式不限，无论是理论文章、思想总结、创作成果、个人展示、心路历程，只要能够反映一位同学在大学期间所获得的进步，都应视为合格，这不仅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充分发挥，也完全符合大学作为技能、思想和精神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乐园这一本质。
3．教师之间须有学术交流和学术争鸣
西南联大的教授见面就谈学问，今天的教师呢？谈学问的肯定还有，但谈车子、房子的也越来越多，我不是玩虚伪的清高，车房当然重要，但它们必须被界定为方便的代步工具和精神的安乐窝，而不能作为炫耀的资本，更不能成为大学教师的终极追求。大学扩招以来，不少教师抱怨学生的素质下降了，但有多少教师反思过自己的素质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滑了？也许作为个人来说，我们的学养在不断进步，讲课能力也一直获得提高，但能不能把胆子放大一点，和蔡元培、胡适、刘文典、陈寅恪这样的大师比一比？大学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体制的问题，如果教师个人水平很高，即使是在一个劣性体制之下，也仍然能够展现出他个人的魅力，因为课堂毕竟是属于教师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抱怨学生的逃课和打瞌睡，教师讲得差，学生当然要睡觉，那是教师活该丢脸；教师讲得好，学生继续睡觉，那就是学生活该！这两种情况在大学里都有，但估计前者多一些。
教师素质下降，学术争鸣的缺位是一重要表现，自己都不把学问当回事，还能有什么争鸣？这是其一，其二是即使有的老师有学术争鸣的意愿，在实践当中也会畏畏缩缩，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是和不愿意争鸣的老师谈学术，会显得清高、虚伪或迂腐，引发对方的反感；第二是学术观点的迥异，难免造成人际关系的裂痕，这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正确地把思想和友情区别开来，用小文人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生活；第三是学术中的山头主义，一个大山头下面围着一群小山头，小山头的任务只是唱赞歌，不要试图超越，更不要想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偶有吃螃蟹者，只能乖乖地退出这一山脉，这一现象在具有师生关系渊源的同事当中比较常见，小山头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装在肚子里，唯恐引来大山头的不快，而大山头做惯了学术权威，渐渐地有了些霸气，容不得不同意见，这也加剧了小山头临渊履薄。
其实这种学术上的山头主义最终害的还是我们的大学生，倘若一个专业的所有教师都属于一个山脉，学生整整四年只能听到同一种思想，或者顶多是同一种思想的不同翻版，岂不痛苦？长此以往，或者连学生自己也成了山脉中的一员，造成了思想的严重僵化、刻板化、狭隘化。其实这里也有一个师生之间该如何交流思想的问题，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高度，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任何老师都不可能获得全体学生的认同，现在的学生当中，的确有一批理论水平或实践能力很高的，他们有的比较乖巧，装作谦虚谨慎，其实心里对老师很有看法，而有些直爽点的喜欢把思想外化，明确地和老师“叫板”，后一种学生往往对于学术有着真挚的追求，却是大多数传统型教师所不愿遇到的，学生提出了老师都解答不了的问题，直接威胁到教师在这一学科的地位了，该怎么办？我想，这期待师生双方观念的共同转变，学生不能因观点的分歧而失去对教师应有的尊重，教师更不能因学生身上的那点年轻人的傲气就肆意动用权威进行打压，相关的经验还有待在实践当中进行更多的观察和反思。
作为学校来说，要鼓励学术争鸣，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保障，比如同一门课程（或者讲座）能不能安排两个老师同时开设，学生可以换着听几次，之后再完全固定下来，这样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既激励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也尊重了学生的主观意愿。
作为学术争鸣的参与者，需要防止的倾向是不能把驳斥当作娱乐，驳斥是争鸣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要是总抓着对方的弱点进行“商榷”，而没有一点自我的建树、平和的心态、合作的精神，恐怕也不是什么高尚的学术品格。
4．大学应有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大学没有民主，招生计划是怎么制定的？课程设置是否应有学生的参与？学校管理者为什么总是由上级任命？这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听起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实际上太重要了。就比如学校领导的来源，按照现代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核心问题是选举问题，领袖由谁产生，就应对谁负责。中国的大学是半行政化的机构，不仅领导采用任命制，学校的行政人员也十分冗余，不像西方的很多大学，校领导是由教授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每个学院除了配备一名教学秘书之外，其余都是专职的教学人员。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学仍然存在浓厚的“官本位”主义，学校管理层的任务是向上级汇报，而非对下级负责，普通教师和学生很难感受到他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教学人员和行政人员还难免会产生一些对立情绪，严重地破坏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如果大学有了民主，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局面——课程设置因学生的参与而更加合理，学生学到了更多想知道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所谓的“必须”知道的东西；校领导面对自己的选民，显得更为敬业，经常与学生促膝长谈，而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真诚；科研成果考核因教师的强烈反对而取消，教师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专门从事自己心爱的教学工作，另一部分出于对科研的喜爱，潜心在各个研究所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激情洋溢又学理深厚的论文，那种为了完成任务的文字垃圾突然就消失了，同时由于论文市场的紧缩，版面费现象也突然失踪，学术期刊变得越来越好看，广告费自然上去了……这局面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和谐”！！！
中国大学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我的思考也太零碎，也许还难免过于主观化，脱离了大学教育的实际，不过的确是一点真实的想法。身为大学教师，我知道自己是很不合格的，不仅是在学养上，也是在理念上，也许尚未摒弃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意识，但对于大学的关注和对于自我的反思，是永远也不会止步的。
我国大学教育体制改革方案
蔡定创
我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体制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促进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其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已严重地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近年来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率此本文提出一个初歩方案，供关心教改的有识之士讨论完善。
一、大学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1、从实际出发，从已有的社会物质文化条件出发，充分利用当代网络科技成果，建立全面的面向目标、面向社会需要的教育体系。
2、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迫切需要出发，建立一个全民教育、全程教育的教育体系。
3、解放对求学者的不良制度束缚，彻底革除应试制度的弊端，建立起由求学者自由选择，能充分发挥求学者潜能的，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
4、充分利用和整合已有资源，建立起教、工、科、研相结合的，具有高社会效益的教育体系。
二、新教育体系的框架
总体框架是：取消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凭高中毕业证报名入学。将大学分为预科、专业、专业实践、研究生、博土研究生等五个段，全国大学以每段专业优势组合相对应设立学院或大学。在预科段设立网络大学，为贫困生和任何想入学者提供免费入学的选择。每个学段由大学自主招生，课程由学生自主组合，淡化学校整体品牌，突出和发展学校专业品牌。具体设置如下：
1、预科大学：将现有的大学基础课和公共课全部转到预科大学承担。预科大学以各省设置为主，省内生员就近入学，同时由教育部主办创立预科网络大学，学生可免费入学。
预科大学的学习期限为1－2年，以半年为申请就学学期单位。只要有高中毕业文凭者，可自由申请入学，采用全国通用学分制和单科结业证，没有毕业证。预科大学的课程设置应涵盖所有专业大学对基础课、公共课的要求，而学员则根据自已将要报考的专业大学的入学要求选修预科课程。
设置预科大学是本教改方案中核心的一环。为何要设置预科大学？
① 大学基础课和公共课有较大的同一性，由各校自行组织，社会效益不高，更不符合现代社会专业化组合优势的发挥。各校自行组织基础课和公共课，不光是不能全面保证教学质量，实际上还极大地浪费了优质名牌学校的教学资源。将同一性大的公共课、基础课分出，实行各自专业优势组合，既提高了对公共课的教学质量，又节约了专业优势明显的名牌大学的教育资源。
② 网络多媒体有优异的教学效果，并且能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但网络教学对有些工科专业教学却不完全适应。因此对于当前我国的基础课、专业课混合编制的大学教育体制，网络大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大学本身更没有发展的积极性。而大学基础课和公共课不光是面大量广，而且特别适合通过网络多媒体实行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分离大学基础课和公共课到预科大学，就是使这一高效益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充分发挥作用。
③ 设立预科大学，缩短了专业大学的教学周期，分流了名牌专业大学的教学任务，在同等教育资源的条件下，就能使更多学生从名牌专业大学毕，同时也增加了大学整体招生数量，极大地提高了大学就学的容量，使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变得可能。
④ 在大学入门段先入等同的不用竞争的预科大学，轻松地自然取消全国统考，立即就消除了现有的学生高考压力。使中、小学中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成为可能。
⑤ 预科大学仍分实地和网络二种方式，实地大学仍收费，但网络大学不收费。这为不同需求的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提供了现实的就学选择。
2、专科大学（等同于现在普通大学）：将现有的大学专业课程、特色课程全部集中在专科大学。专科大学不再设基础课和公共课。今后的发展将以专业优势进行组合和竞争。
学校仅向读过预科本专业所要求的基础课、公共课，并且合格的学生招生。各学校应提前向预学大学公布本校所要求的基础课、公共课，供预科学生选择，各校再对修过所要求课的预科学生自行组织入学考试。
专业大学因为不再教公共课、基础课，学制自然相应缩短。同时还可发挥本校专业优势，保证教学质量更高。
3、新型的工科大学实习基地。该基地承担生产、科研和教学双重任务。学生申请实习，属于半工半读，学生不拿工资也不用交学费。学校靠项目和组织生产获得经费。学生来源：大学实习生、有些专业可对读过预科但无钱上专业大学的贫困生直接招生。还可对部份毕业后短期未能找到工作的已毕业大学生提供一个继续实习和学习的机会。
当代学生缺乏动手能力，学校课程严重脱离实际，是我国当前教育存在的带普遍性和问题。通过设置新型的工科大学实习基地，可望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半工半读和强调实践是上世纪50年代来我国科教事业发展的成功之路。
4、研究性大学。将我国现有的排名在前几位的并由教育部直属的几所大学，如北大、清华等大学办成专业研究性的大学，专招硕士、博士两个学段的研究生，不再招普通大学生。此举好处有二，一方面有利于学校集中一批高、精尖人才，最优质的教学资源用于研发，另一方面又可使学校拿出更多的经费建立国家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教学科研环境。经费、人才、专业优势的全面集中，不仅有利于高效益地培奍高精尖人才，而且使大学真正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科研基地。
三、新大学教育体系的制度安排
1、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完全取消现今的全国统考。凡是获得高中毕业文凭者，不论年龄和资历，都可自主申请进入大学预科就读。
2、实地预科大学根据学分仍收取学费，网络预科大学不收学费。所取得的学分等同。学生根据自已的条件自由选择就读何种大学。
3、国家仍用统考方式保证预科课程的教学质量。因此实地预科大学与网络预科大学具有同等学历。
4、预科大学课程涵盖专业大学和研究大学对通用课、基础课的教学要求。学生选课受入学专业大学条件所制约。（数学基础课可能要根据专业大学要求细分）
5、专业大学入学考试由大学自行决定自主实施。教育主管部门主要通过制造竞争机制（例如发布学校的出成果率、毕业生就业率等指标），创立专业品牌意识，来引导学校自行把好生员质量关，提高教学质量。
6、预科大学和专业大学全程采用学分制。学分全国、全程通用。学生入学可以学年为入学单位选择学校（实际上是双向选择），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在某学校学一年后，再到另一学校去学习，只要另一学校同意接收。修满学分由最后就读学校授毕业文凭。通过此举以建立起由学生自主组织自已的知识结构的制度环境。
四、新教育体系的优点
1、从现有的大学中分离出基础课、公共课，增强了社会教学的专业化分工，不管是基础课、公共课还是专业课，其教学质量都将获得大幅度的提高。
2、分离出来的基础课、公共课教学，有利于发挥网络教学高效廉价的作用。从而极大地降低社会教育成本，缩短了专业大学的教学时间，提高了大学的就学容量。既使是现有物质条件下的大学全民教育、全程教育也能成为可能。
3、大学的分层专业化，能较好发挥大学的专业优势，自然地提高了大学的科研水平，有利于大学的教、科研的结合、产学一体化的发展。
4、为贫困学生提供了现实的就学途径。
5、由此使全国高考统考变得无必要。“应试教育”将被彻底埋葬。为小学、中学推行素质教育扫清了道路。
6、使更多的学生有进入名牌大学就读的机会，同时彻底改变北大清华为外国输送学生的现实。为国家培奍更多的高精尖人才。
7、使教育与国民经济，教育与社会需要更紧密地结合有了制度保障。
8、由于增加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机会，从而使学生能更大地发挥其潜能。
9、本方案虽然是个根本性的教改方案，但能实现新旧体制的平稳地过渡。
先进的教育体系是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先决条件。希望有识之士参与共同讨论全力推动我国的最大一轮的教育体制改革
(2005.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