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将是同一门科学
一、历史回顾
将自然作为实在对象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与关怀并究问人生终极意义的人文科学，在古希腊时代曾是同一门科学，即哲学（Philosophia）。“这字的原义指心理方面爱好智慧的心情，再指追求满足这种心情的活动，再指由此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在最后一意义里，这字泛指一切系统知识。”这同时也是“科学”的源始定义。从现代分化后的学科观念来看，这一“科学”观念实质上包含了科学所倚靠的人文科学前提条件。科学之不同于经验，即在于它的系统性（亦即普遍性、必然有效性）。严格意义的亦即绝对的系统性属于大全性整体，但近代以来严格意义的科学却是以特定的、有限性的局部为对象；大全整体不是科学可能操作与研究的实在对象，它其实只是一种理想性观念（idea），对这种“空无”性大全整体观念的究极性追问，即本体论。古代本体论由于并不自觉到“本体”的“空无”性，而是当作科学涵义下的构成性实在“始基”（如泰勒斯的“水”），因而表现为自然本体论，即自然哲学。古代自然哲学鲜明地揭示了近代科学对本体论的依赖关系。具体讲，由于“本体”事实上是空无性的，因而本体论将它当作目标追求的过程成为永无止境的无限性过程，由此一方面孕育了追求真理的“爱智”（“哲学”），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着局部性知识而使之趋于系统整体关系，这两方面构成为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反，在缺乏本体论与科学精神的情况下，以有限目标为特征的实用型活动，一旦目标达到，活动即刻终止。因此亚理士多德深刻地区分了受动的外在目的的有限性与自主的内在目的的无限性。亚氏正是从非实用手段的自主自由性角度去定义“真正的科学”亦即“哲学”；这是“为求知而求知”的“爱智”活动，“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科学与实用技术的区分在此攸关科学自身的生存。实用技术活动中只能积累成各种零碎的经验，技术本身也会在丰富的实践运用中结晶为杰出的技术成果，但经验与技术自身均不可能提供超越自身的整体系统知识亦即科学框架。古埃及人丈量尼罗河泛滥土地的实用性需要只产生了量地与实物分配的经验法则，巴比伦人虽有天象纪录，却只作为占卜的手段，而将这一经验纳入由本体论驱动的系统化求知活动的古希腊人，却从中建立了科学性的几何学与天文学。同样，中国古代文明虽然产生了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灿烂的技术成果，但由于中国古代哲学以血亲为中轴所形成的巨大封建伦理关系对“空无”性玄思冥想的压抑，以及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思维习性，因而，这些丰富的技术实践经验无法凭借一个超越性的本体论框架上升为科学。
因此，科学本性要求着人文哲学的前提。虽然近现代科学与人文哲学发生巨大的分裂，但科学本身仍在根基深处通过科学精神而与人文哲学密切关联。就近现代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一方面近现代科学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日趋操作化、精密化而远离空洞的自然哲学传统，另一方面科学基础理论的更新又与哲学本体论越来越密切关联。哥白尼推翻亚理士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以及后来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问世，都一再表明了感性经验观察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都显示了思辨理性与本体论观念转变的优先意义。康德哲学对近代科学与本体论这两方面关系作了划时代的总结。康德哲学对本体与现象两界的划分，一方面把实在经验的研究科学化，一方面则把本体理念空无化。空无之本体不再不切实际地干涉科学对实在经验的研究，但这不可知（科学涵义下的认知）的本体却作为无限性前景引导科学不断扩展，使之超越知性与感性经验的限定而趋于整体化和系统化（例如“太阳”本体理念即成为天文学、气象学从朝阳、夕阳、日蚀等角度太阳“现象”表现的研究汇聚统一的观念性框架）。因此科学有其不可或缺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Metaphysics”在20世纪海德格尔那里被深刻地阐释为“元（meta）物理学”；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元”。
本体除对上述知识论具有意义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其价值论涵义，“空无”（无限）在此体现为“自由”。它表明，科学自身的发展，实质有其更为重大的人文价值论前提。
然而，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恰恰是严重扭曲与破坏了科学所倚赖的人文价值前提。这种扭曲与破坏同科学自身必然倚赖的人文精神倾向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矛盾形态。
美国科学史家科恩（I.B.Cohen）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是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近现代科学之所以改变古希腊时代独立于实用之上的特性而与技术结盟，以至科学技术已在现代趋于融合为一个词“科技”，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对此已从主体－客体关系、对象化习惯、技术与思维框架、权力意志与控制等哲学角度有了周详深入的研究成果。
上述现代性心性气质与思维态度的特质，只有置于现代化历史背景下，通过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条件的分析，才不止于形而上学的抽象而获得历史性的切实说明。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是这种分析的经典代表。
本书前边已经引用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的概括判断：“科学进展的背景就是一种倾向于对科学要求日益加多的在扩大中的工业资本主义。”17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动力机制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及其全球化商业竞争，20世纪则以冷战意识形态对垒与民族国家竞争支持并强化了这一动力机制。资本集团与民族国家在占有财富同时也带动了社会化福利。从而，近代以来所确定的科学服务于技术、技术服务于生产与商业、工商服务于利润财富积累与福利享受这一现代格局，成为现代人天经地义的信条。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甚至论证了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统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功能。如第一章所述，正是针对这种科学技术的现代定位及其相关危机，才有了现代人文科学的兴起。这也就是“科学”的最大分裂。
对于科学自身的意义而言，人文科学对于科学的人文意义教化与规范不仅为社会所需要，也是科学维系自身“爱智”根基的精神纽带。人文科学对于科学愈渐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现代趋势具有关键性的遏制作用：一种科学原理的发现，本应具有未可意料的多方面的意义，但现代强大的技术应用机制仅仅根据利润占有、国家富强或生活舒适实用而单一地决定其应用途径形态，而甚少或完全不顾及这一决定所可能造成的多方面的、长远的影响后果。人文科学对于科学社会应用的系统省查审视，具有附属于企业的对策机构不可能具有的人类公共性与完整视野。人文科学在现代科学与技术应用之间的这种“中断”性、“延缓”性与反思性功能，在20世纪上半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尚只是事后的省查，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生物基因工程的广泛先行伦理讨论，则显示出人文科学与科学的功能互动互补已有了何等长足的进展。
二、现状与前瞻
20世纪中叶英国著名作家兼科学家C·P·斯诺（C.P.Snow）出版了文集《两种文化》，他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分裂乃至文化上的对立忧虑，因而陈述了种种利弊，呼吁这两种科学能够统一。但斯诺有一点忽略，即他没有看到，两种文化并非势均力敌，而是科学及其唯科学主义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激起了人文主义的反抗。不管从浪漫主义开始，人文主义思潮有多少激烈偏颇，但决定两种文化分裂格局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科学主义。
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叶的物理学革命作为科学自身现代演变的一个关键事件，便具有处于外在攻击地位的一般人文主义思潮不可比拟的意义。如前几章已经指出过的，科学自身的这种演变，同时正应视作人文科学自身的重要活动形态。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特别是6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的近现代观念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转变：
1）以牛顿经典力学为范型代表的自然物体观念普遍受到修改。“自然”从机械力学的外在作用对象转变为自组织的有机生命体。
2）“时间之矢”（arrow of time）的作用引入原本仅有空间位移的物体。怀特海等人对时间性运动过程的研究发展为对科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哲学”。包括人类精神心灵、物质质子、中子等原子个体观念性对象，不再被视为最终实在体，而是处于时间过程中的瞬间活动的集合，它包含着以往活动的作用与现在时自主反应的综合，活动的时间过程形成了空间实在体观念，传统的空间实在体被消解于更深层的动态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理同时也用以解释人文主体性。
3）相互作用（反馈）的非直线性思维取代线性因果思维，关系性的系统结构取代了传统的要素或原子单元观念。复杂性模式不再还原于原子要素。熵理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与量子力学、相对论并列为20世纪物理学三大发现的混沌（Chaos）理论，把从人文主体性的高级生命形态到死寂现象纳入动态的平衡模式，人与自然无机物之间的联系与转化获得了一个统一的说明。
4）如第一章介绍量子力学时所述，测量者对测量活动的影响被计入，科学的客观中立性受到了质疑。对科学家集团的社会学研究以及科学从选题到研究的社会运行机制条件的分析，则揭示了科学研究动机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阶层利益的深层隐秘关系。而科学史理论则注意到了科学发展与非理性的关系，以及科学发展史的断裂或革命特性，甚至被称为科学发展中“认识论意义下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与此同时，科学史对近代科学起源背景中基督教信仰及神学－经院哲学的关键作用地位的重新发现，以及现代著名科学家相当普遍的关于神秘直觉与美感在科学发现中的重大作用的自述，不仅使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而且从总体上改变了韦伯关于现代科学在“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结论，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科学的“返魅”（reenchantment）。
事实上，对于真正禀有科学精神气质并曾领会体验过科学前沿发现巨大美感的科学家来说，科学从来是充满着魅力而最富人文意义感召力的活动。1997年3月9日上午8点40分至9点，中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实况转播20世纪中国所能看到的最后一次日全食、以及海尔－波普彗星，此彗星下次与人类相会将是两千四百年之后。漠河集中了一百多位包括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在内的科学家瞻仰此一历史性景观。中央电视台由两位天文学科学家主持解说。一位科学家以操纵升空导弹、卫星的威严而理性的语调宣布，日全食将于×时×分×秒开始，彗星将于×时×分×秒出现。太阳与彗星犹如受人控制的导弹与卫星一样精确准时，而不存在丝毫的未知状况与疑惑。观众从这位科学家的语调中感受到的是科学征服与掌握自然的理性威力及人类的自豪。然而，与之截然相反的反应是，当海德格尔看到人造卫星第一次拍摄的地球照片时，惊呼“末日来临了”。海氏是为技术即将实现对人类生存的“大地”的控制而预感不祥。与此有别，当记者询问冰天雪地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科学家观感时，人们竟然看到了激动的泪花与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太美了！感谢上天，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这样壮丽的大自然。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此情此景，让人想到了牛顿的著名表白：“我只不过是在大海边捡贝壳的孩子……”也让人记起镌刻在康德墓碑上的康德著名的“惊赞”与“敬仰”：“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这透出了真正的科学精神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与憧憬。这当然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信仰态度。
与自然科学的现代转型相应，社会科学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也改变了19世纪以来仿效自然科学的方向。1993－1995年，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I.Wallerstein）为主席、由一批国际著名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所组成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对现代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形成与演变发展进行研究，产生了《开放社会科学》一书。该书的结论要点如下：
1）从1850年至1945年，西方形成了以大学学科教育与研究体制所保障的社会科学分类，其中尤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为重要。这些社会科学学科仿效自然科学而追求客观中立的知识学身份、可观测验证的实证经验材料、普遍适用的结论观点，可度量化与可控制并预见的准确性，可无限进步扩展的科学体系。
2）社会科学的上述倾向特性重大地根源于现代民族国家自我论证的意识形态需要，它们往往直接服从于权力控制的研究机构或基金会。国家及其利益实质成为社会科学的自明前提与轴心。特别是，社会科学各现代学科均受制于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与历史哲学观念背景。“随着历史学（和人类学）更加开放地采纳定量研究方法，出现了一个循环增强的过程，金钱、学者人数和社会合法性得以相互支撑，强化了对社会科学概念之学术理据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伴随西方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全球化扩张优势，社会科学的上述特性在隐蔽其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背景同时，往往以现代化的学术规范模式面目出现，而发展中国家在追求“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阶段，对此却盲目追求仿效。
3）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1945年以后，帝国主义－统天下的全球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对达尔文主义进步信念及其相关的欧洲文明中心论观念给予了致命的打击。殖民体系的解体与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使普遍主义与本土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观念。原先隐蔽于客观中立科学研究背后的权力控制、国家利益与欧洲中心论背景被揭示出来，价值立场作为一个无可回避的特性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这种价值立场开始超出原先的国家本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社会科学传统服务轴心的国家所承担的至高价值理念受到普遍批判，社会科学家开始将科学分析的价值意义前提归还给人文科学。
4）社会科学具有突出的实践应用性，但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科学实践应用中，几门骨干学科对于可定量化、可控制与预测性的普遍主义期待大多落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作为社会科学对象的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传统社会科学面对这种复杂性的不适宜性。
从1850年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学科种类趋于归併为几大学科，而自1945年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却趋于不断分化增多。但这些学科的研究方式却相反地趋于综合。早在20世纪初叶，历史学界针对传统客观实证科学史学已出现了年鉴历史学派。年鉴派提倡研究“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心理现象。他们主张综合研究，主张打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学科联系。二战之后，以某一地区某一事件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现象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兴起，这种研究要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协同综合研究方式，由于对象的综合性，文化研究要求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从教育与研究角度要求培养研究者尽量掌握多种学术术语系统，社会科学学者应当拥有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综合训练背景，应当拥有较传统专家更为宽厚博大的知识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科学发展趋势下。《开放社会科学》甚至如此断言：“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
早在狄尔泰之前，马克思由于将人文主体性理解为对象化的实践劳动，人文主体意义与自然科学涵义已在物质变换活动的劳动中统一于一体；又由于这种实践劳动是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因而社会科学也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拥有同一实践载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所谓“历史科学”，并非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孔德实证型的“社会物理学”，这里突出的恰是不同于自然性的社会性；也不同于将人规定为行为客体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人既是演员又是导演，所以，社会科学的对象不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客体化，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将人文性清洗出去。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只是片面的抽象。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一预言透露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理想、社会的理想与自然的理想。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说相契合，实现这一理想展开为人类辩证的实际历史进程，并体现为这一进程的最高合题。因此，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的分化与统一，首先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而不单纯取决于学科自身的发展。这三大类科学的关系，标志着相应历史阶段上人、社会、自然三者间实际的关系水平状态，它标志着人在何等程度上成为主体：从个体独处的主体成为拥有丰富社会交往关系的主体，从片面利用与征服自然的主体成为承担对更大自然系统责任的主体––––质而言之，向现代人文理想趋进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体。
因而，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统一，并非反现代化的浪漫理想，而恰恰首先关注的是现代化所可能提供的变革基础。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基础的观点不仅依然有效，而且在其现实性与积极性方面也优于海德格尔这样的现代思想大家。作为现代化－现代性基础核心的技术，在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中被抽象为宿命般的“座架”（“Ge-stell”，英译“Enframing”）。海氏只是强调技术及其背后的座架对现代人的强制限定性，却缺少象马克思那样对基于技术发展解放人的自由时间的积极眼光。因而，海氏在批评现代艺术的时候却未注意到现代技术设计（“design”）所标志的历史性转变。19世纪莫里斯等人要求实用功能（工效）与审美功能相统一的浪漫主义工艺运动，在一个世纪后的技术设计中已普遍成为现实。传统工艺美术偏于外在装饰的性质逐渐已转变为生活功用（工效），而构成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内在的必要因素。人文意义的审美性已成为现代技术设计必须与传统实用功能等量齐观的指导尺度。技术产品不仅应当实用，而且必须从其内在结构到外在造型都具有审美意味。现代技术设计上述观念的普遍化与制度化（从教育训练到设计制度规定），表明作为现代化－现代性核心的技术已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传统对象融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如前所述，它标志着人、自然与社会已开始扭转与克服传统工业化所造成的分裂而趋向统一。同样，现代社会基于生产力提高而愈渐突出的闲暇，已不再仅仅是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同时也成为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论域。
上述历史动向提示着人文科学一个重要的维度方向：尽管人文科学承担着现代化－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功能而出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立位置上，尽管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化尚在进行当中，然而，人文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恰恰表明了人文科学在根本上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整体联系。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这种整体关联的性质是现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