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I4NjA1OA==&mid=2648997882&idx=1&sn=a042baff0387cf121827cbd3f5f6303f&chksm=886e60bfbf19e9a98cff4c2a8df8f3c7db8a2e3f2369406253e104ba5575e544277a29e4de91&mpshare=1&scene=1&srcid=0204UwL5qpPDOYTGmY9OxeR3&pass_ticket=bxHjVb%2FkKGbhTo6Wi%2FE%2Bwb4ak5F9ErO8okrJIG6Uy3H7gThNEEco3bkKEl6lSD%2Bg#rd
最近北航教师性骚扰女学生的新闻
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原来
在当今的大学校园
这样不堪的导师
竟是如此普遍
这让我忍不住想起来一个人
他是大清的翰林学士
却炒了清朝鱿鱼
他是民国的教育总长
却炒了民国的鱿鱼
他是北京大学校长
却炒了北大鱿鱼
整整33年只为了
让中国的大学从封建愚昧
变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摇篮
这个人叫蔡元培
可以说，没有他
就没有如今的中国教育
但凡是厉害的人物
都有一个传奇的少年经历
蔡元培先生也不例外
他17岁中秀才
26岁就进入翰林院
中国最牛逼的晚清名臣
曾国藩、李鸿章
都曾在翰林院任职
大家都知道《范进中举》
范进54岁的高龄
考了20多次，才成为秀才
这样的人在当时比比皆是
蔡元培年仅26岁
就能一举中第，进入翰林院
简直就是传奇
图：年轻时的蔡元培
正当大家都觉得
他前途无量之时
蔡元培却突然
炒了朝廷的鱿鱼
辞官回老家学堂当校长去了
因为就在这一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在日本的洋枪洋炮下
4000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慈禧太后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年轻的蔡元培
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自己学了多年的封建思想
是救不了中国的
我们唯一的出路
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
带着这样的信念
蔡元培毅然辞官
回乡成为校长
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
图：蔡元培先生教书的画作
一回到家乡的学校
蔡元培就聘任新教员
修订新章程
政府严厉查禁《强学报》
《时务报》、《国闻报》
他就偏拿来给学生看
让学生开眼看世界
然而
有人改革，就有人阻拦
学校里旧派教员
对这个新校长特别不服
他们没本事就打小报告
请来比校长官大一级的
学督徐树兰干涉
徐树兰一听新式教育就急了
马上将大清帝国
那一套迂腐的教训送来
让蔡元培挂在学堂上
每天对着看几遍
美其名曰，改造思想
蔡元培一听，火了
把这样的东西奉为真理？
到底是谁的思想需要改造！
他撂下一句话：
你敢挂我就辞职！
就这样
蔡元培再一次决然辞职
他终于明白：
在一个腐朽没落
还如此冥顽不灵的朝廷下
谈教育救国
那就是个笑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推翻它
把它炸得稀巴烂
再建立起新的秩序
于是
蔡元培开始研制炸弹
他要除去慈禧太后
就这样
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
放下笔杆子，组建起爆破组
与陈独秀一起通宵达旦
在实验室研制炸药
买书籍、买材料
日夜攻关，反复试验
成百上千次失败
他们都没有放弃
终于
他们研制出一种
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出来
准备伺机而动
图：年轻气盛的蔡元培
然而刺杀慈禧哪有那么容易
还没开始实施计划
他们就被清兵发现了
蔡元培只好跑去上海避难
恰好此时
中国革命同盟会
在孙中山的主持下成立了
蔡元培果断加入
开始干革命
1911年
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
武昌起义成功了
孙中山成为了
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而蔡元培也成为了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堂堂中华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居然
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
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
可谓是一穷二白
孙中山说：
我没有钱，也没有人
办公室什么的
你自己想办法吧
蔡元培只能求人帮忙
在外面租了三间房子
先凑合一下
然而办公室可以凑合
人当然不可以
蔡元培把鲁迅等一大批牛人
请进了教育部
图：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成员合影，左一为教育总长蔡元培。
他们这些有志之士
办起事来效率非常高
一言不合
就大刀阔斧开始改革
短短的两个月里
小学、中学、大学的
各项制度被起草
中国新式教育制度
就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可是安稳的日子没过两天
袁世凯上台了
他想恢复帝制，重新做皇帝
蔡元培这个辞了翰林学士
只为推崇新式教育的人
怎么会为封建帝制服务呢
他再一次辞职了
袁世凯坚决挽留：
“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答：
“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不卑不亢、掷地有声
蔡元培又一次
辞去人人艳羡的官职
坚决不和袁世凯同流合污！
图：身着洋装的蔡元培
然而，一个小小的蔡元培
怎么能对抗得了袁世凯呢
蔡元培做的教育改革都被袁世凯百般阻挠
他只能去欧洲游学
为了日后的教育事业打下基础
三年后
一份北大校长的聘书
递到了蔡元培的手上：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
此时的国内已初步稳定
袁世凯已经倒台
正是改革的好时机
蔡元培立刻启程回国
担任北大校长！
图：1916年12月26日，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委任状
此时的北大
还不是我们认识的北京大学
这里只是
京城官二代的托管所
在学校里面
学生都不叫学生叫“老爷”
上课了，老师跑到学生面前
口呼：“老爷，请上课。”
一下课
学生就跑去逛窑子
朋友们纷纷劝他不要去
汪精卫说：
元培你要小心你的名节啊
吴稚晖隐晦地说：
元培啊，你实在是太天真
图：学士服和朝服并存的北大
蔡元培明知道这一切
然而1917年1月4日
他却如约抵达北京大学
那一天，漫天飞雪
就算全世界都认定他不能成功
他也要为理想而死
他也要为心中教育救国的信念而死
正如他写给汪精卫的回信：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就在这飞雪中
蔡元培发表了
他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讲
他要让人们看到他坚定的决心
要荡清这一切污浊之气
学校的风气不良
他就开宗明义：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学校没有发展方向
他就指出方向：
“为全国文化之中心，
立千百年之大计”
蔡元培的话掷地有声
参会师生倍受震慑
后来有人回忆说：
“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的确
正是从蔡元培的这一席话开始
中国的大学
才真正地拥有了独立的品格：
大学就是大学
不是权力的依附
更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
图：《新青年》宣传倡导民主、科学和新文学
话已经说出口了
蔡元培自然会办
他成为新校长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言传身教
矫正腐朽的校风
诞生于封建社会的北大
连老师学生
都要分个三六九等
门口校警更是像奴隶一样
见人都要点头哈腰
这里有问题
那就从这里改
蔡元培便从自己开始
每天出入校门
校警向他行礼
他也脱帽鞠躬
图：1921年8月蔡元培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在檀香山
北大的官二代学生
风气日下，道德沦丧
他便身体力行
拿自己开刀
组织发起进德会
他自己坚持规定
不嫖，不赌，不娶妾
不作官吏，不作议员
并以此戒律奉行终身
蔡元培开校长之先河
他革去了自己的特权
也革除了所有学生的特权
在他治理下的北大
旧社会的官僚酸腐之气
通通不见了
校风变好了固然可喜
可是想要提高办学质量
更重要的是人才
然而
招揽人才也不容易
但凡是有点才华的年轻人
都有三分傲气
比如说陈独秀
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文凭的穷秀才
已经是北大校长的蔡元培
和他还是老交情
三顾茅庐请他来，他还要推脱
陈独秀说：
第一，我没有博士学位
也没有教授职称
干不了北大文科系长
第二，我身为《新青年》主编
编辑部在上海
自己实在太忙无法脱身
这可难不倒蔡元培
他豪爽的笑了笑
只说了两个字：
“好办！”
没有学位
蔡元培就自己
给陈独秀发了张毕业证书
就连《新青年》
也被蔡元培生生搬来了北大
就这样
陈独秀硬是被蔡元培请来了北大
图：蔡元培与陈独秀
还有辜鸿铭
他曾经骂完慈禧骂袁世凯
得罪权贵无数
但他精通9种语言
获得13个博士学位
学贯中西，无人能比
于是蔡元培顶住政治压力
硬是将辜鸿铭保护在北大之内
他此举就是要告诉大家
哪怕你是晚清遗老
只要学问了得
同样受人敬重
哪怕你为权贵所不容
只要是人才
我蔡元培照样敢请你进北大
图：时代骄子在北大风云际会
紧接着
蔡元培又请来
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鲁迅
这些闪耀在二十世纪文坛的
巨星们齐聚北大
于是，在北大校园里
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一边是拖着辫子、穿着长袍的晚晴遗老
讲着流利的英语
一边是西装革履、皮鞋手表的文艺青年
讲着孔子和老庄
兼容并包，囊括大典
只有蔡元培有如此的魄力与胸襟
只看学问，不看政见
图：蔡元培、鲁迅陪同来华访问的萧伯纳
胡适等极力提倡白话文学
刘师培等又极端维护文言文学
蔡元培就让他们
各持己见，并存于北大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
蔡元培就让他俩
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无论是信奉三民主义
还是信奉共产主义
无论是向往无政府主义
还是憧憬君主立宪
蔡元培都毫不干涉
可以说中国当时有多少学派
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
当时中国有多少党派
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
并坐讨论
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
同席笑谈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景
跨越2000多年时空
出现在北大校园里
图：大师云集的北京大学
然而这种学术盛世的背后
却是蔡元培默默的心血和付出
北大只有蔡元培一位校长
连副校长都没有
要维护住数千人规模的北大
谈何容易
来了这么多新教授，
那学校里原来的老教授怎么办？
蔡元培说：
“视其学术造诣，
该留的留，该去的去。”
有几位作风懒散懈怠的英、法教师
被蔡元培给砸了铁饭碗
他们不服，扬言要去法院告
弄得外交总长亲自过问
差点引发外交事故
之后，英国公使亲自登门造访
先是劝诱，然后威胁
甚至扬言
不任用我们的老师
“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
然而
蔡元培顶住这一切压力
只回了四个字：
“绝无可能！”
图：蔡元培北大办公桌
蔡元培不仅辞退了庸士
他还破除了教育的门槛
他说：
无论是不是北大学生
都可以来北大旁听
沈从文、茅盾、瞿秋白
这些日后有志报国之士
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
而最出色的旁听生
后来建立了新中国
他叫毛泽东
就这样
在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之下
不到一年时间
北大摇身一变
从暮气沉沉的“官二代托养所”
变成了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是属于北大的风骨
也是属于中国新时代的风骨
图：蔡元培在北大内的雕像
虽然蔡元培的大学改革
如火如荼，大为成功
然而时局动荡
1919年，巴黎的“和平会议”
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大获成功
这个“和平会议”的结果
竟然是让山东的权益
被日本所侵占
举国激愤！
图：五四运动剧照
北京各校共5000名学生
游行示威
对于学生的爱国之举
蔡元培内心是极为赞成的
然而此次行动
最终有32名学生被捕
这是蔡元培所不能容忍的
他必然站在学生的一边
当天晚上
蔡元培就来到三院礼堂上
对着学生讲：
“发生这种事，我这个校长要引咎辞职，不过在我辞职之前，一定会把三十二位学生保释出来。”
此后
蔡元培四处奔走
联络其他13所院校的校长
一再同当局交涉
甚至“愿以自己一人抵罪”
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最终
被捕学生得到释放
蔡元培率领全体师生
在北大红楼前广场亲自迎接
当大家都以为
这件事已经完美结束时
第二天
蔡元培却递交了辞呈
原来
涉事的学生虽然得以释放
蔡元培却因为营救学生
而得罪了当局
为了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
一手改变北大的蔡元培
再一次选择辞职
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北大师生
图：雪中的北京大学
1919年
蔡元培割掉长须
登上南下的火车
默默离开了北京
那一天，落雪无声
图：北大未名湖雪景
在蔡元培之前，北大校长无数
蔡元培之后
北大校长依旧往来不绝
然而一提起北大校长
人们最先想到的
却一定是蔡元培
为什么？
胡适的老师杜威
也许给了我们答案：
以校长身份
而能领导那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
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外
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的确，放眼望去
有几个人有勇气辞去
一国翰林学士之职
一国教育总长之职
一国最高学府校长之职
图：油画《蔡元培与光复会》，表现秋瑾入会与蔡元培见面的场景
从风雨飘摇的清廷翰林院
到危机重重的革命炸药库
从一穷二白的民国教育厅
到学风堪忧的北大校长室
整整33年
他一次又一次的辞官
却始终不放弃
自己教育救国的信念
正所谓
道之所在
虽千万人吾往矣
他不仅凭一己之力
缔造出一个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
他还用毕生的心血
开创了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学术盛世
再看看今天的我们
国家强盛，社会安定
物质丰富，人才济济
却频频传出
虐待学生，学术造假的丑闻
缘何？
大概我们只是忘了
有一个校长叫蔡元培
他以一己之力
为中国教育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
150周年诞辰
谨以此文向先生致敬
参考资料：
国馆文化：《杀手蔡元培》
王开林：《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
最爱历史：《没有他, 北大不会这么好;但没有北大, 他会活得更好》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ID：coollabs）
陈平原:为什么蔡元培是北大永远的校长
2018年1月11日，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0周年，学界和媒体反应冷淡，鲜有纪念活动和文章，让人深感意外之余，也不仅忧心先生生前所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今尚有几分市场。
由教育而革命，由革命而教育，是蔡元培先生的曲线救国之路。他的一生功绩最为人称道的是对北大的改革，从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蔡元培断断续续执掌北大十年半，其实真正在校的时间只有一半，其余都是在海内外“遥领”。他既非北大的创校校长，也非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但只有他被北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开出一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风气，这两句话已成为吾国大学精神的代名词。蔡元培，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老北大”精神和学风的奠立自蔡元培始，此后北大历任校长不乏杰出学者或教育家，但唯有蔡元培有至高无上之地位，被不断追怀。《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六个整版的纪念专题，为我们讲述校长蔡元培的理想与现实。
撰文 |陈平原
二十年前，在《“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
不过，国人之谈论蔡元培(1868-1940)，多强调其积极进取，而不太涉及其消极退避。其实，阴阳合一，进退有据，乃教育家蔡元培及其执掌下的北京大学在北洋政府时期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谈论这个话题，不妨从蔡元培的不断辞职说起。
遥领北大
八次辞职与两次欧游
1917年7月1日，张勋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两天后，蔡元培发布辞职书。7月20日“得北京大学职教员公函，请回校”，三天后回校复职。
1918年5月21日，因学生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多所怀疑，发起抗争，蔡元培再三劝阻无效，向总统发送辞呈，各学长一同辞职。同月23日，因总统挽留及北大学生认错，蔡元培等复职。
1919年5月9日，救出被捕学生后，蔡元培当即离京，留下汉代《风俗通》“杀君马者道旁儿”等，让世人猜谜去。此后，学生抗议、教育总长同情、总统挽留，蔡元培则称病故乡，一直到9月20日方才回校复职。此次四个半月的出走，多方博弈，牵涉面甚广，最具代表性，也最有策略意义。
1919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要求以现金发薪罢课，蔡元培与各大专校长一起辞职。1920年1月8日，因抗议无效，蔡与各大专校长再次辞职。1月12日，政府答应所有要求，教职员联合会遂发表回复职务宣言。
1917年夏，北京大学文科英文学门第一次毕业合影，前排中坐者为蔡元培。
1922年8月17日，因政府欠薪且侮辱校长，蔡元培领衔，与北京各国立学校校长一同发辞职通电。9月11日，教育经费依旧无着落，蔡刊发与北大脱离关系启事。9月21日，政府拨给两个月费用，答应月底前再给半个月，校长们于是复职。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肆意喧闹，蔡元培愤而辞职，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及众多教授也发表启事:“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学生们没想到蔡校长如此强硬，惊骇之余，赶紧认错。10月24日，蔡发致北大辞职教职员信，要求恢复原状。
1923年1月17日，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蔡元培向总统府提出辞职，且立即离京。北大及北京各校师生于是开展驱彭留蔡运动，一直坚持到9月4日彭去职，12月27日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此次动荡才告结束。可此前的7月20日，蔡元培已启程赴欧，且一去不再回北大。
1926年3月18日，蒋梦麟致电蔡元培，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彻底绝望，6月28日致电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北大同仁及学生一如既往，极力挽留，教育部也去电慰留。但这回蔡元培打定主意，不再回北大。校史上说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任期，一直到1927年7月，但那只是“遥领”，即密切关注，而非真正履职。
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此事还余波荡漾，1927年8月起，北大经历了两年反合并、抗改名的斗争。重获新生后，北大师生强烈要求蔡元培返校任校长。1929年9月初，蔡给北大师生复信，表示愿意重回北大，只是需9个月后才能到职。但随后因国民政府取消了校长遥领制度，蔡元培只好再次请辞。193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同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并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
这就说到蔡元培之于北大，其实长期处于遥领状态。1919年四个半月的出走，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多为学界关注。1920年11月24日至1921年9月14日的欧美考察，说出来的是调查欧美大学情况、访求教员、筹建扩充北大图书馆，但据蔡元培《自写年谱》，背后原因是张作霖、曹锟对蔡元培这北大校长很不满，“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情况”。至于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而辞职，1923年7月20日开始赴欧研究，1926年2月3日回到上海，但并没回北大，而是滞留东南一带，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这么算下来，蔡元培执掌北大这十年半(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真正在校时间只有一半。
不断辞职
保持理想的特殊形式
作为长期执掌中国最高学府的蔡元培，其不断辞职，给北洋政府很大压力，让其内火中烧而又有苦难言，还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新派人士为此抗争叫好，旧派人物则不这么看。
林纾去世前一年编定《畏庐文钞》(1926年刻本)，除选自《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者外，便是此置于卷首的撰于1923年春的《续辨奸论》。此文没有直接点名，但仔细玩味，其针对的应该是北大校长蔡元培。“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这两个都不算僻典，林纾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概都能读懂。
1920年3月14日，蔡元培(左二)与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以判国子监(国子监最高长官)来影射北京大学校长，这很容易理解;而更贴切的“今典”是1922年年底及1923年年初，蔡元培一直与北京政府抗争，1923年1月17日更是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愤而辞职，并立即离京。此事引起很大风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可谓路人皆知。林纾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政治立场，但嘲笑他没有学问，说其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这明显不入流。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及学术标准，这位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多年、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参见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对于蔡校长的不断辞职，同属新文化人，北大教授胡适与陈独秀的态度有很大差异。1923年1月2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38期上发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称此举“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三天后，也就是1月24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7期上发表《评蔡校长宣言》，对其辞职表示不以为然，理由是:“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2月4日的《努力周报》第40期上，胡适刊发《蔡元培是消极吗》，针对陈独秀的批评，为蔡先生的以辞职为抗议辩护。胡、陈的分歧，在于辞职这种抗议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在蔡元培的动机。世人即便不认同蔡先生的政治立场，也很少像林纾那样，认为其不断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图为院长蔡元培(前排左三)与同仁合影。
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及个人趣味，在其辞职说明中，有很明确的表述。五四运动爆发，蔡校长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先生称:“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215-21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这篇激愤的宣言，因堂弟蔡元康的阻止，没有公开发表，但可见他对于官场的厌恶深入骨髓。这里既有政治立场，也含教育理念，还包括喜欢研究学问、讨厌繁文缛节的性格特征。类似的表述，在日后几次辞职书或演说中，都可以看到。除了政治污浊，经费短缺，蔡校长还再三提及个人趣味:“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这种书生本色，是其多次脱离政坛，赴欧留学或研究的内在动机。
蔡元培的辞职，不全然是针对政府，也有关涉学校内部治理的。1922年学生因不愿交讲义费而聚众抗议，历来温文儒雅的蔡校长，居然在红楼门口挥舞拳头，怒目大声说“我跟你们决斗”，并随后带领全校重要教职员集体辞职。在同年10月25日北大全体师生会议上，蔡元培解释他这次为何要“小题大做”:“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这里的假设是大学生“知识比常人高，应该有自制的力量”，能独立判断，不受外界蛊惑(参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72-275页)。斥责“几个神经异常的人”，表面上是抱怨大学生缺乏自制力，其实是希望借此整顿“五四”后变得松垮的校园秩序。
蒋梦麟日后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中，谈及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既希望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十分担忧日后的校园秩序:“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第127页，香港:世界书局，1971年)。以此担忧，反观1922年的“小题大做”，就是为了给北大学生敲警钟--不能滥用闹学潮的权利。
兼容并包
永远的北大校长
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谈论蔡元培的成功，其实，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便是时代的需求。蔡元培长校北大的十年，恰好是清廷已被推翻，民国根基尚未稳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无着，令大学校长极为头痛。但事情也有另一面，那便是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参见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
晚年蔡元培
比如，1917年秋北大评议会的设立，便是蔡元培的一大创举。过去的北大，校长大权独揽，教授们只能被动服从;蔡元培立意改变这一现状，不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创设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的评议会，除校长与各科学长之外，各科教授自选各本、预科教授二人为评议员，一切重要校政及规章，须交评议会审议通过方能付诸实施。这一制度设计，最初是为了压缩校长权力，发挥教授治校的积极性;可到了危机时刻，另一个功能凸显，那就是即便校长不在，学校也能正常运转。
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决意辞职，为此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其中特别提及当初为防止校长个人去留而影响整个学校的命运，特意在校中设立评议会等各种机构，“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绝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3页)。前面提及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属于遥领状态，但学校仍能正常运转，与这一基于教授治校理念发展而成的制度设计有关。
蔡元培之所以能长期遥领北大校长，除了制度设计，还与蒋梦麟这一可靠且合适的代理人有关。1919年7月，五四运动及校长辞职风波尚未完全消歇，蔡元培决定暂不回北大，而是委派自己早年学生(绍兴中西学堂)、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与教育学、1917年3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蒋梦麟作为私人代表，回北大主持校务。而且，蔡元培1920年出国考察，1923年赴欧研究，都是蒋代理北大校长。在主持北大校务期间，蒋梦麟发表众多演说及文章，大都强调北大须加强管理，不能滥用自由高调与罢课手段。
蔡元培与第二任妻子黄仲玉及子女
1923年12月，正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特为校庆撰写《北大之精神》，称北大特点有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两个明显的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有鉴于此，必须在“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47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整饬纪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学生们所不爱听的。可如果没有蒋梦麟的“黑脸”，单靠蔡元培校长的“红脸”，这大学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家蒋梦麟的“务实”，是蔡校长得以“高蹈”的前提。
大学最终如何发展，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并不完全体现校长的意志。基于此判断，我认可蒋梦麟的工作，二十年前的断言，今天看来依旧有效:“历任北大校长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对于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确实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历史学家笔下，蔡氏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它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氏的早年学生蒋梦麟。”(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段话，被日后很多谈论蒋梦麟的文章所引用。
但阅读这段话，最好与我对蔡元培的一再表彰相对照，方不致出现大的误差。蒋梦麟并不具备蔡先生那样的崇高威望，也没有“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只能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而不可能像蔡先生那样成为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这就说到了带自嘲性质的蔡元培是北大的“功臣”、而自己只能是北大的“功狗”的论述(参见蒋梦麟《忆孟真》，1950年12月30日《中央日报》，后收入传记文学出版1967年版《新潮》)。既然那么能干，为何世人普遍认定，兢兢业业的蒋梦麟，其历史地位不及蔡元培?关键是对大学精神的理解、阐扬与坚守。蔡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乃大政方针，影响极为深远。至于蒋梦麟，办事能力极强，人格操守也没有问题，不愧是教育名家。但若站得更高点，则会发现他太守规矩，缺乏那种开天辟地的气魄--当然，也没有那种机遇。(参见陈平原《作为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书城》2015年第7期)
蔡元培每回针对现实政治的辞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件，北大师生马上发通告挽留，全国学界随即多有呼应，很快酿成了大大小小的风潮，政府即便很不情愿，也必须出面表示慰留。也有不懂其中奥妙的，如1920年1月18日，风潮已经过去了，代理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竟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应接受蔡元培辞职。那本是各大专校长的统一行动，如今枪打出头鸟，专门针对北大校长蔡元培。闻悉此讯，北大学生强烈抗议，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展开质询。1月23日，国务总理只好出面解释，称当时虽有此议题，但“兹事关系颇大，故已搁起”。在政局动荡、学潮频繁、大众传媒十分活跃的年代，守土有责的官员们都懂得，接受蔡元培作为一种政治抗议姿态的辞职，那是很危险的。
某种意义上，蔡元培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理想性，蒋梦麟则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现实性，二者须互相参照，方能准确阅读与阐释。北洋军阀时期，蔡元培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望、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牵制，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北大的独立。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推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审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参见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
可以想象，1930年起正式出长北大十五年的蒋梦麟，不可能像蔡元培那样为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动辄挂冠而去。将不断辞职作为一种政治抗争手段，那只能属于蔡元培，蒋梦麟及其他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都没有这个本钱。
转自学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