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与人性
会议上几位老师在控诉反右、文革及那个时代的人性之恶，那个时代的人人自危，即便是师生、朋友、父子、夫妻都能反目成仇，充分展现了世间人性之恶，但是什么造成这种人性之恶呢？是毛泽东吗？好像是。
但老师在谈及学生毕业论文被卡的时候，实际是胡锦涛当政的时代，那罪恶是胡锦涛吗？很明显老师说的只是身边的人。而他们又有什么能力让毕业论文通不过呢？如果他们只是个体，不占有行政资源，很明显，做不到。因此不单纯是他们个体，而是他们及他们掌握的权力制造的恶。而这个权力是哪来的呢？是上面赋予的，不是基层人民赋予的，那谁赋予的呢？如果追问下去，只能说是胡锦涛赋予的。好像胡锦涛又是罪魁祸首了。胡锦涛凭什么赋予手下人权力呢？是专制体制，是后皇权时代的专制体制。虽然君主专制形式上没有了，但专制体制内容还在。因此，即便毛泽东去世了，邓小平去世了，到胡锦涛在任时，下面依然充满着倾轧，充满着权力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只有个体有实力的学者，通过另一种无形的学术力量可以抗击一下权力的压迫，但最终还是很难占上风，或者利用权力结构内的矛盾，创造形成新的平衡，学生论文通过就是用校学术委员会抵制了院学术委员会，才得以实现的。但万一校学术委员会和院学术委员会是一致的恶，那就难以化解危机了。从徐才厚到周永康，就可以看出军队和政法系统里真的出现了这种局面，如果不是有一个更大的权力者上来，是制约不了他们作恶的。问题是最高的一把手出了问题怎么办？如江。而其个体其实是有限的，当年打击彭罗陆杨其实也许是最高领导发现大权旁落之后的反击，而连同他们这一派系的自觉不自觉的绞进去的力量，都受到了排挤打击，其实汪籛先生就是这样事件的牺牲品。当年同样，老师与他们之间的矛盾，直接倾轧到学生身上，就是他们利用权力资源让你学生毕业论文通不过，甚至阻挠你学生就业，其实到现在还在继续，人家通过权力帮派联盟，让你学生的职称评审有阻力，你的学生必须要比别人有更强的学术力才能突破，但权力占有者可通过权力不断提升评价标准，继续阻止你。一位老师给权力者提建议时，直接遭到排挤打击，故意让他心里不舒服的，他不结成帮派，就必然在权力倾轧中不断地被排挤，不断被制造不舒服，除非利用体制内矛盾进行回击，对方才能稍微收敛一下，但不会化解，仇恨会继续。如今掌握权力资源者，又不断制造细密化的评价体系，如果在名利网中沉浸，必然在与对方对垒中不断地被羞辱。他面对的是恶人，恶人通过体制扩大了行使恶的能力。为了能自保，要么甘愿被边缘化，甘愿在名利上退让，积蓄自身的学术力量突破包围封锁，或者利用自身的学术力量提升及体制内矛盾回击对方，形成相对的平衡，否则是很难面对恶的羞辱的。要么当奴才。要保持独立，就必须自身有实力，象陈先生那样可以挑战最高元首而无所畏惧，但陈先生可以不怕最高元首，但伤害他的是身边掌握大喇叭的人，他们又是没有多大权力的人。他们只是权力体制的末梢，就能让一位风烛残年的人吓得尿裤子。因此，老师控诉的文革及改革时代的恶是恶的体制造成的。
在两天的会议上，老师们回忆恶的迫害史，义愤填膺，学生也义愤填膺，但如何化解呢？是组建团队进行体制内反击吗？看来只会延续彼此系统的倾轧史，对方也会继续拉帮结派通过掌握更多的权力资源迫害不掌握权力资源的一方。但不掌握权力资源的一方也要进入体制，掌握更大的权力资源来反击吗？那必须也要拉帮结派。文革时期形成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今天其实会继续不断上演。仇恨传递仇恨，仇恨最终不断加深，代代相传，最后形成最高层面的牛李党争，如此，已经不是因为正义与否之争，其实就是因为历史遗留的仇恨之争。
在这种体制下，即便是学术同门，也会有纷争，有帮派，没有公平公正，也会出现矛盾，也会出现互相拆台，最高的老师在，还可以保持表面的平衡，但最高老师不在了，就会因昔日的矛盾，扩大为恩怨，最后形成老死不相往来，这本来不是体制内的东西，但进入中国人的人群，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化解此类问题，只能通过民主。而民主落实的前提是需要人人保持独立精神的，没有独立精神，就会盲从，就会在实力对比中屈从强者，蔓延不公正。因此中国人的事难办，就在于在名利导引下，都在乎自己得到更多些，才会心理舒服。要真正做好事情的，带头的只有付出奉献，又公平公正，又要自身实力强，才能保持一个团队相对的稳定与平衡。
从我们目前大的体制看，高层之间的相互倾轧还在不断上演，受其影响，地方基层会继续上演这种人世间的烦恼。民主不是最好的，但可以避免最差的。除了体制上走向民主外，正信是更重要的。基督教的神就是爱，佛教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儒家的仁者无敌论，都是应当尊重的。即便毛泽东个人连同他所代表的体制有问题，但他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也是可以保留的。否则按照目前上演，继续搞专制下的表面平衡，实际在不断积累基层的恶。等到这种基层之恶没有宣泄通道时，就会出现暴力复仇。没有正信，就只有暴力复仇才能化解时代积累的恶，不断在你死我活中延续苦难。
这也是在目前体制下，也就是毛泽东缔造体制下，又不想通过暴力化解，只能借助钟馗反专制体制才能有所谓改良性的民主。如果直接反体制，不但个体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拉帮结派了，也很难改变体制，尤其是一旦拉帮结派掌权了，也不会轻易退出权力体制，现实中邓小平也是经过八九残酷之后才退出权力岗位，即便如此也还会在台下干预最高权力。胡锦涛时代也是江泽民在后台不断干预最高权力，形成了类似于历史上的太上皇体制现象，胡锦涛委屈地执政十年，最后以自己的悲愤教训直接退出最高军委主席位置。但江的势力还想继续干预最高权力，也就在体制内形成了争夺战，反腐之战，最终会演化成彼此间权力争夺与复仇之战，也就会形成新时代的牛李党争，那么必然会在基层反映出来，基层不清醒也很难置身事外。而如果采取置身事外态度，就只能学道家逍遥精神，淡泊名利，或佛家的忍辱面对来世诉求。而基督教一旦信众增加，权力争夺双方必然会视为可用的工具，或打击的对象，形成扶植和打压的局面，包括藏传佛教也一样，这个地方允许传播，另一个地方会打压。其实依然成为权力争夺战中的砝码而已。中国不走向民主体制，比文革更深重的灾难会随时到来。今天高校犬儒化也越走越远，其实也只是专制权力争夺战中棋子罢了。游离体制的人，活得要好些，在体制内，必须是善于利用体制矛盾的人。其实我们开纪念会，在有些人看来会视为是拉帮结派，参会者会成为防范打击的对象。但延续仇恨，也必将会走向团队倾轧。即便自身团队胜了，也会在团队内部形成新的自我分化下的倾轧。这是专制文化体制氛围决定的。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就是人人保持独立精神，同时也尊重大家保持独立精神，营造民主制度氛围，同时也要尊重每个人有自己的正信。在民间小范围形成这样一个美好氛围，感染周围的人，这样扩展开去才会有所改变。但专制体制下一旦人多，就会被视为异类，成为体制重点打击封杀的对象。因此也需要有人能斡旋体制，赢得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即便我们搞陈寅恪读书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此也是需要考虑到的。否则敌对力量或嫉妒分子也会制造乱子，破坏氛围的。这是我结合会议感受作的一点思考，请老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