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艰难？
中国教育改革阻力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阻力就在组织管理模式上，这个管理模式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具有自我私利保护功能的利益链。
一、教材、教辅书、试卷与利益链
从基层小学教育来看，本来学校就是师生的简单关系。但实际不是这样的，连接老师和学生之间纽带的有教材、教辅书，中国教材是官方发行的，由指定出版社出版，由新华书店收学校的教材需求订单，由新华书店配送，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教材发行管理模式。伴随市场经济崛起，教材由所在省分拆给各出版社发行，这样可以保证出版社生存。市场化深入后，教材发行是有利的，各出版社是争夺的，出版局是有协调的，教材发行是稳定的。后来教辅书开始出现，包括各种模拟试卷，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民营书商开始介入教辅书市场，教辅发行越演越烈。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发行公司，当年仅凭一套中小学的《精讲精练》练习册，在九十年代就掘金了几千万，当时世纪之交时商品房一平米才1700元左右，一个几十人的小单位可以买起三块地皮和一栋楼。一个民营发行公司操作就是买一套教辅书书号，通过年年再版，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甚至从本省跨越外省，每个县城都开始渗透，一个业务员跑一个县，有的县一学期多则几百万码洋，少则几十万码洋。因发行量大，所以折扣很低，从65折可以压到4折，甚至更低，发行对象主要是新华书店。而新华书店则以80折左右发给学校，学校则以全价发给学生。而具体发行交接环节的领导，都是有隐形收入的，多的可以占到码洋的百分之五。只要新华书店领导稳定，市场就非常稳定。不过，但凡利益聚集的地方，就会有更多人介入。九十年代末，高校系统里个别老师出来，利用与教委的关系，可以介入教辅发行。介入其实很简单，就是让省教委制定教辅发行目录，这样教育系统有关系的发行商就近水楼台，没有关系上不了目录的，就只能走民间市场及外地市场。我所在的单位企业销量下滑，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上教委目录，本地发行受阻力。而越来越多的教辅发行商开始崛起，各级别都有，有的小发行商甚至直接找到学校年级组组长或任课老师，直接让利给老师。最近这两年，官方不允许订教辅书，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发行商可以直接就学校附近扶植门店，只要老师说买什么教辅，家长们就会趋之若鹜地走入门店买。因此教辅市场没有萎缩，只是分利阶层多了，显得利益好像没有那么集中了，但实质学生负担一点没有降下来，这是中小学教辅书背后的利益链。
大学主要是教材，一般发行商从出版社拿到折扣在65折到70折，卖给学校是80折，正常是如此。但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发行商是可以找印刷厂盗版的，因此折扣其实可以压到5折，甚至可以更低。因为大学教材虽然品种多，但更新慢，只要盗版一两种发行量大的教材就可以养活一个小发行公司。教材发行商再配个教材专营店，就显得很有实力。折扣好，服务好，加之有学校交接人利益可以保障，教材发行也就很稳定。其实高教社搞什么思政课教材一统天下，受益的有高教社及其协助的编委们，实际更大的受益人其实是盗版的教材商们，就四门课的思政课教材，足以养活许多发行商，至于校内管教材采购的，是很容易被拉下水的。但不懂行的，实际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利益订单折扣都是很明确的，但一般来说发行商是有两套账的。高校学生拿到手的教材就是全价的，现在网上可以直接买了，但到底是正版还是盗版是很难看出的，因为现在排版印刷技术已经真伪难辨了。至于高校老师自己印制的试题册，也是有一定利润的，以思政课试题册为例，教研室老师是可以分到些差价红利的。只要有利益驱动，集体行动，即便学生一学期都不看一次，每册十元八元是要交的。其他各门课试题册，年年卖的，学生年年做的，每天堆在教师办公桌上堆的就是这样的试题册。
多年下来，无论大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离开试题册，都不知道如何吸引学生了，就形成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从小学到大学，今天已经积重难返，利益链形成了。这是教委、发行商、印刷厂、师生之间的利益链。久之，教师不知如何教，学生不知如何学，除了做题还是做题，而考试选拔主要就是考做题。
二、评职称与利益链
目前，评教授是需要有省部级以上课题、专著、奖项、核心期刊及课时量等硬件标准的。
校内课题，领导组织评，自然是自己及自己欣赏的人先拿，根据领导级别的不同拿的数额等级也是有些差异的。当然，毕竟是学术单位，还是有点公平性的，那些少数个别的不当官但能拿到的，肯定是学术真的强，就是发文章也是这样的，这部分人是挡不住的。因此这部分人是真牛人，但绝大多数就要和领导关系远近来定了。省市级课题要看山头大小了。
八十年代兴起学科、学术带头人，九十年代这些人的徒弟们都已经成为老师队伍的得力干将，因此高校近亲繁殖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自然在学术资源占有、职称评定由其团队代言人来分配，外围的就是与山头远近来定，自然就免不了逢年过节拜访拜访，套套几乎，拉拉关系。从开始送盆花，到后来送个卡，这样一部人也就率先进入教授系列。
至于教学和学问到底如何，学问好坏可以自己人吹自己人，再与同行之间互通声气，相互为援，自然都是彼此吹捧，你牛、他牛、我也牛，再在学校谋个一官半职，那就学问越发好了。
至于教学，有些教授是多年不给本科生上课的，因为给几个研究生上上课，工作量再膨胀膨胀系数，自然就是课时很高，每年有的还可以超额几百课时。教学效果如何，没关系，反正评定的人多是自家人或关系户说了算，讲得不好，也没关系，自家人表示一下，还是可以过关甚至优秀的。到后来，就是不愿意从事教学的人，可以去管理教学或安排到其他岗位当个领导。
久之，领导可以通吃，职称、课题，通过位置和资源再拉动出版、发文章。发一篇文章，版面费，小意思，要一千，可以给两千。你孩子可以到我们这读书，可以照顾照顾，利益是可以交换的。因此这些人，尤其是领导人和管招生的，每年高考后很忙，求的人很多。校内大小山头，决定着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那些学科没优势的，自己没关系，又没老板照顾的，自然是学校三等公民或是臣民了。
这样的官僚领导带出的团队，其实是利益至上团队，并且已经形成了山头利益链，由徒子徒孙传帮带，越发顺风顺水了。发文章、报课题、跑项目，都是生意，是可以砸钱跑出来的。你是管课题的，可以请你来做场报告，讲讲如何报课题，当然是有报告费的。报告费是不会低于院士的。你是课题评委，邀请你开会，再作报告，顺便再找几家兄弟院校也来邀请报告，这样评委走一圈，同一个题目，少则几千，多则几万，来往飞机票是报销的。c刊主编和编辑，也可以请来开会，作报告，发报告费，多给我们发几篇，制造学术gdp。以此可以说明我的学术很强！一个知名品牌的编辑，那比清高的院士受所到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欢迎。文章写的一般，改改吗？哪本刊物不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牛人的，三分之一关系的，三分之一花钱的。发出来的文章、专著是可以评奖的，评委中有自己人，自己的山头代表，自然奖项是自家人的，象征性给些学术寒门，能吃苦的，做点陪衬，显得公正。有文章、有课题、有奖项、有专著，这样就可以扶摇直上教授系列了。
当了教授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了，让学生作研究，自己牵头，可以到处作作报告，可以写些随笔，谈谈心得，召集个会议，互相拉拉关系，这样跨地域的人脉关系就形成了。真有学问的大牛，看不上自己没有关系，那就二流三流互相吹捧，互相帮助。在中国人际是第一位的，人际好，一般学问不好也是可以好的。虽然逻辑有待推敲，但目前职称评价体系就是这样的。利益链已经很成熟了，既得利益者是没有改革动力的，真要搞辛苦的研究和上学生爱听的课，那太难为自己了。还是维持现状好！
三、学校服务与利益链
后勤、国资、安全、教务、财务等等，名义上都是服务老师和学生的，但实际上后面的水很深。街区门面房、食堂、宿舍、教室、安全、车管、基建、采购等等，这每一科目背后利益都很实在，这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为啥新来老师没房子住，而校内却住着许多外边的人。据说有些房子还有黑社会砸门占据的，没人敢要。经营门面的，哪个没有点校内关系。哪个采购项目，没有交接者之间的隐性收入呢？有些领导落马，有的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落马的，自己贪占那点东西，别人送的那点东西，也许都不如下边一线科长占的多。
信息时代本应可以公开透明的东西，实际上都很不公开，很难接受质疑。比如采购，为什么你买的质量又差，价位又高，坏的又快，还要买；为什么质量好，服务好，价位低的，我就不买。很明显，就是有价位差，被少数人贪占了。还有多少公共资源被个别人无偿私用。这就是为什么教授们，喜欢去竞争一个副处长位子的原因，背后还有解决亲人和家属的脱贫的故事。
那高效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一旦推进，这些旧有的利益将全部打破。谁愿意呢？也许我是既得利益者，我也不愿意。
四、教育官场与利益链
前面三项，其实归根结底问题在教育官场。干部的选拔，只要不是真正全员选举的，就必然被亲近组织的个别人近水楼台。江泽民时代，能出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这样的国家级贪官，那么能托起他们的官场到底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尤其是组织部门是听上级领导的。上级领导是位贪官，不可能提拔清官，来挖自己的坟墓，层层如此，就可以推知地方基层的官场生态了。那这样的官场生态，怕的就是曝光，因此是严厉控制舆论，更不要说信息化了。
多少贪官不是由组织发现的，不是由反贪局查处的，也不是由纪委纪律出来的，不少是由小三、甚至自己的老婆孩子有意或无意中透露出来的。高校官场也是贪腐官场的一部分，又有多少干部能洗清自己呢？那既然是贪腐的，都是有尾巴被人攥着的，那怎么敢信息化透明呢？何况多年的贪吃贪占霸道的作风，无人敢说，无人敢讲，形成了专横跋扈的官僚作风。这样的官场选拔出的干部，又有多少是为民请命，敢于反腐的呢？
教育官场的官员们除了具有其他官场的特点之外，还有哪些行业特点呢？
其一、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容易培养自己私人嫡系学统。这样才能保证贪腐江山一劳永逸，因此排斥打击异己分子是必然的。
其二、培养家臣。从办公室到学科家建设各个环节，安插自己的人，不是以学术为中心，而是以自己权力和利益最大化为中心。臣教授、臣办公、臣学术，才能保证自己的学科建设是江山永固的。
其三、安插耳目，控制教师队伍动向。从教室到网络，搜集自己认为不安全的敌对分子的证据，以便在不可控的时候，剿灭对方。因此，只要教学不够强，学术不够硬，想说点真话，那是找死。穿小鞋是在自然不过的，你让领导不舒服一次，领导让你几年不舒服。让督导听一听你的教学，收买学生反映反映你的情况，查查你的学术成果。反正，你不老实，等着你的将是精神和经济上双重压力。即便你没有问题，也会找出你的问题。
其四、不干正事的教育官场，其实最讨厌的就是教学强、科研也强，又不能收买的异己分子。只要一个单位有这么一位，领导们就会时常有不安全感。因此防这种人，那都是加几道防火墙的，能不见面就不见面，能封锁的消息，让这种人连毛都不要听见。哪敢信息透明，有这么一位，就足以在一次会上让领导权威名誉扫地。因此，多数是尽可能收买，砸钱。
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官场和我们批评的封建官场有什么区别。因此只要不能给予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没有曝光邪恶的机会，这样的教育生产关系会继续阻碍教育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难的原因，因为教育官僚化、利益帮派化，从政风、民风、商风都在利益链中难以走出。教育改革之艰难处境，与大清晚期政治改革处境一样艰难。中国人除了武革之外，还没有真正找到文明的进化方式。不过，关键看决心。不知道信息时代中央高层是否真有决心改掉这个贪腐成风的组织结构。如果有，那就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放手发动群众，高校就从放手发动普通老师和大学生开始！
只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化，才能彻底扭断多重利益链的捆绑，让腐败无处藏身。这也是我说教育抗战，本质其实就是教育反腐。没有教育反腐，不可能有中国教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