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吉惠先生印象
上大学时，历史系有两位赵先生名气很大，一位是赵文润，一位是赵吉惠，他们都是八十年代就成名了。两位先生还都是满族，我也是满族，不过我的满族是八十年代国家鼓励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当地政府为成立满族自治县、满族自治乡，鼓励老百姓改成满族，当时有一段改族风。虽然种族不纯，但毕竟是满族，因此与两位满族老师心里有一定的亲近感。
赵吉惠老师，给我们开过两门课：一门是《史学概论》，当时是与马雪萍老师合开的；一门是《中国儒学史》。我虽然上课也挺认真听，但至今想起来的赵老师讲的往往是是和教材没关系的段子。记得有一次，讲他访问德国的感受，赵老师在教室里踱着方步，来回走动，手偶尔轻抚他的背头，脸上笑眯眯的，眉飞色舞的讲他看到德国人的周末日光浴。他说那感觉对他冲击太大了，人家一家家的，很自然的脱光在日光下嗮太阳。赵老师是搞儒学的，以前哪见过这个，按照儒家讲那是非礼的。不过人家文化和我们不同，他作为文化观察者身份就留下了这样一个文化的巨大差异印象。我们同学也听得津津有味，回到宿舍还经常调侃。大学生，正值青春期，荷尔蒙旺盛阶段，对这样的话题，无疑是非常感兴趣的。其实，到今天我们的高校还没有几所开过像样的恋爱婚姻课，这是我们教育的短板。大学生最感兴趣的，最懵懂的，也最需要知道的，我们是空白。因此出了许多问题，我原来的同桌，因为与一位同学恋爱发生冲突，一时气极，从三楼的教室跳下来，摔得残疾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赵老师很开放，很开明。
课上也听他自己说过当过二十多年的右派，也与常提及美国学者杜维明教授，谈及陕西关学研究的重要性等等。同学中，跟赵老师学儒学学得好的当属我们季班长。我们毕业专刊，他专门写了篇中国文化背景下接受基督教文化方面的论文，探讨了中华归主的问题。后来他还考上西大思想所的研究生，专门研究孟子思想，他后来也常提及赵老师。参加工作后，也曾经看到过一套丛书，是一套史家随笔，其中把他和郭沫若、翦伯赞、吴晗、傅斯年等并列，出了个五卷本，才知道赵老师学术界是很有影响力的。在上研究生前，我对史学界学术情况基本是没有判断力的。真正对赵老师深入的了解，是2005年看到臧振老师写的祭奠文章《赵吉惠的魅力》以后。也看了他的学生孔令兴写的《赵吉惠传略》，才对他印象丰满起来：先生1934年6月生，祖籍黑龙江宁古塔，满族，父母都是农民。少时读《论语》、《孟子》、《三国演义》等。1953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学习哲学社会科学。1956年毕业后执教西北师范大学，期间下过乡、进过厂，当过右派，1984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他坚持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几十年，对先秦名学、儒学、两汉以后的儒学演变、道家与黄老之学、宋明理学、史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他写过上百篇论文，先后出版十九部论著，其中包括《中国儒学史》。他组织过系列学术活动，培养了十四名研究生。后来参加过一次陕西孔子研究会学术会议，才知道活跃于陕西的孔子研究会，就是经他手创办的。
2005年4月25日，在先生去世时，我写了如下纪念悼念诗句：
联名海外成中英，推动大陆儒家风；
孔府关学根连丛，授业学理载道同；
一生传书十九部，汉史学林树青松；
如今仙逝思往事，人去名留亦不空。
黄永年先生印象
黄永年，1925年生，江苏江阴人。先生少有机缘，受教于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三位先生，打下了很好的旧学功底。黄先生1946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学时购得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从此走出忠奸贤愚史学窠臼，并在大学时代就撰文与陈先生商榷，还得到陈先生回信鼓励。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唐代河北藩镇》，继续与陈先生商榷。先生50年大学毕业后入上海交大工作，56年随校西迁，57年被划为右派，62年被派到交大图书馆工作，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79年右派平反，82年任教授，83年任古籍所副所长，87年任正所长，直到2001年退休。
90年代，师大历史系唐史所合招研究生，也可以选古籍所的课，我当时选了黄先生的一门《碑刻学》课。上课是在黄先生家里，他家当时住在专家楼，上课就在他家客厅。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客厅里有一个书架上的书，都是黄先生最欣赏的学者的论著，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就在其中。黄先生一般看不上眼的书是不收的，我看他书房也没多少书，大概珍藏的善本书都在柜子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我们上课用的《碑刻学》教材是油印本的，那是黄先生自己总结的讲义。黄先生上课，衣着整齐，在家里上课也系领带，说话语速不快，有时讲点学界掌故。老先生有时爱评点人物，他看不上的人和事，那确实是不客气地批评。有时说到自己觉得好笑的段子，手侧捂着嘴笑，笑不漏齿。黄先生家的大猫和大家一起听课，有时在大家脚下也走动走动。
我念博士那年，老先生快八十了，考虑博士课题可能还要请教他，也有几年没去了，就在他庆八十的前一天晚上去他家拜访了他。因在外工作几年了，手头存两本硕士论文封皮都有些破旧残缺了，就带了本没有封皮的硕士论文国去。老先生起初看到我的论文封皮没了，看了我一眼。我知道老先生爱书如命，非常爱惜书的封皮，那一眼其实对我是无声的批评了。不过，聊起陈寅恪先生来，那是真诚的。老先生坦诚地说，他从事隋唐史研究，除了看陈先生的书和一手材料外，他一般不看别人写的东西，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我后来读他的几部唐史论著，确实有这个特点，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和陈先生商榷的。黄先生的治学领域，诸如版本学、目录学、史料学及碑刻学都是读书过程中自己把玩出的学问，他真正在乎的是历史文章，是那种能发现点历史规律的文章。他读书范围其实没有超出陈先生的治学领域，他一直如影随行地跟着陈先生的问题领域走。国内还有一位学者，也是这样一路走来的，那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先生，这位老先生的学术也是学界楷模。陈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师，但凡能沿着他一两个领域走下去，都会有不错的业绩，何况黄先生作为右派在图书馆干近二十年，一直踏着陈先生的诸多领域走呢。除了有关需要外语背景的陈先生研究领域，黄先生基本全跟进，并均有所商榷发明。
关于作学问的另一个捷径，黄先生的高足董运来君，因为和我是一届的，交往也比较多。他曾经说黄先生唐史史料学、版本学及目录学的看家本领是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黄先生给他透露的秘诀。运来君在文献检索上，尤其是电子文献检索上，已经超越前辈学者，放眼国内，能在电子文献检索超过他的不多。这也主要得益于研究生时期及毕业后，他苦心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系。
至于在黄先生在政治上的表现，黄先生公子寿成君，有些遗憾的是父亲晚年还是和政治走得有点近了。这和陈先生风骨及特立独行有距离，否则黄先生的声誉会比后来还要大得多。不过话又说回来，连冯友兰那样大学者都无法置身政治之外，经受多年压抑的黄先生又怎能脱离时代背景不求进步呢？何况中国读书人自古求的就是经世致用，能入党，能当所长，能当人大代表，能任国家古委会的领导组成员，不是对自己的后继团队都有帮助吗？看看古籍所留校的老师比例，就知道他政治上的付出，也不是没有成效的。
黄先生一辈子与陈先生商榷，不知九泉之下两位先生是否已经见面商榷了？也许那是非常精彩的交流了。
郭齐勇先生印象
十多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学界名流与金庸笔下的人物对应名录，其中郭齐勇先生对应的是《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那时我才知道郭先生的大名。我还特意将对应名录转到《西岳论坛》上（见附文），但那时还不知道郭先生到底是搞什么研究的。2008年为适应所在学校学生的需要，开设《道德经》、《论语》选修课，才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因同事鹏伟是郭先生的学生，我特意关注过郭先生信息。2011年国家出台骨干教师访学计划，我顺应时代潮流，同时觉得有必要进修下中国哲学，就申请了武大的访学机会，访学周期是一年，当时也想看看能否在武大作个博士后。到武大后，我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了郭先生。郭先生作了两点安排：一是可以听他的课，本科生的《四书》、研究生的《礼记》；二是他讲完孟子后，让我给学生讲两次《中庸》。带着这样的任务开始了我的武大访学生活。
郭老师给本科生讲经典，没有一般老师的那种花架子，就是和学生一字一句研读原典，几次课后，安排学生根据元典写论文，每组安排一个研究生助教指导，我也被分到一组。我们组任务就是围绕“知言养气章”分析思考，查资料撰写论文，记得当时我们组还有位外国留学生，叫司安杰，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在我住的地方交流过。我当时也是按照一字一句，详细解读那段文字，为了组内交流，我还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新解》，后来还请郭先生指点。郭先生看了之后，第二次课就给我带了三位学者的论著：一位是徐复观的，一位是李明辉的，一位是黄俊杰的。我看了三位学者论著里相关的研究之后，对“知言养气章”研究的学术史基本清楚了，也知道自己写的也可以成为一家之言。后经郭先生推荐发到武大的《人文论丛》上了。郭先生指导学生的办法，让学生感觉很轻松，方向很明确，花最小的代价有最大的收获。
郭老师安排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读读《中庸》。我也就心无旁骛地读《中庸》，因为有两次教学安排，我就努力将《中庸》背下来。虽然年纪一大把了，记忆力大不如前了，但每天坚持到国学院孔子像前诵读《中庸》，直到背下来。我也翻阅了大量前人研究的论文论著，自己读《中庸》也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觉得自己解读出的结构比朱熹的更便于理解《中庸》文本。临近期末，按照郭先生的授课模式，我也讲了两次课，记得当时自己先给同学背诵一遍，再逐章逐句讲解。虽然准备得比较多，实际讲出来的不多。我才理解一位好的老师，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才可以，这样才有底气，上课才能自信，其实学生感受的不单是文本知识，更多感受的是老师传递出的自信。
郭老师的课，每次下完课，一起上课的研究生们喜欢跟着郭先生一起往他家方向走。在回他家的路上也是课堂，同学之间的一问一答，老师随意讲出的掌故，都是文本知识里没有的。郭先生给研究生开设的《礼记》是读没有标点的复印本，《礼记》有些部分我也下了些功夫，对《月令篇》也有自己的心得，读《王制》篇，还撰写了篇《从<礼记·王制>看中国政治制度的局限》。两门课下来，感觉郭先生讲课一般强调少而精，不离元典，打好基本功。无论是本科教学，还是研究生教学，就专业领域的基本文献要下功夫，这也是我导师胡戟先生指导研究生强调的。可以看出，一流学者都注重基础研究要扎实。不过，经过这样的一学期，本来打算上哲学博士后的，发觉该读的书很多没读，两年时间很难作出很好的博士后报告。我参加了他们的博士及博士后答辩会，答辩会上见到郭先生的学生丁四新，他几乎与我同龄，他已经是大牌教授了。就连和我一起上课的研究生杨柳岸，那也是有深厚家学的，他的祖父是杨伯峻。感觉压力有点大，当初的打算就搁置了。
访学期间，我到过武大历史学院旁听过他们搞的学术活动。我虽然是历史学出身，但那时对他们讨论的话题感觉有些琐碎，没有精神领引，讨论氛围和我预期的也有点距离。我也接触过冻国栋先生的学生朱海，他也是武大的副教授。当时朱兄因照料家里老人和孩子，多年学术未有进境，自己也有点感慨。朱海也属于爱读陈先生论著的学者，一般深入研读陈学的人，对自己写文章的标准就自然会提高。陈先生讲求厚积薄发，因此这样去作研究，短期也很难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大概他就属于这种。
此外，我也喜欢逛资料室，武大哲学院、史学院、文学院的资料室及学校图书馆，我都是书架挨排走一遍的。因为多年前，在师大读书时，就喜欢到图书馆各借阅室逛逛，后来在书店工作过，也习惯概览书架上的书。不过在武大复印资料比较多的，主要还是哲学院的书籍，毕竟当时兴趣在中哲上。现在想来，我也许是同龄人中搞隋唐史的读中哲书比较多的，也是搞中哲中读隋唐史比较多的，但单独读中哲或隋唐史，都和搞纯专业的学兄学弟们差距有点远了。
武汉大学校园高低起伏，我喜欢爬珞珈山，也喜欢到几个有塑像的地方去，如孔子像、张之洞像、李达像。到孔子像前读《中庸》，到张之洞像感受“中体西用”，到李达像前想想红色文化。我相信历史上的伟人，精神都是不朽的，他们的灵魂弥漫天地间，只要怀有一颗诚敬的心，是可以吸收到他们身上正能量的。因此，后来到南京师大，也经常到随园的孔子像前找找灵感。
访学期间，武大各人文社科类学院我是去听过报告的，其中包括史学院、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法学院等等，我都去听过；也去过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听过，也当周末旅游了。与郭先生激烈论战的邓晓芒的报告我也去听过，我还特意读了下两位先生论战文集，我发现一个怪现象，邓先生在他的批判文集中序言中说，建国后台上最高位的实际是最大的儒家，我读出来他说的是毛泽东，这好像与郭先生解读的完全不同。两位先生相通的是对文革的批判，不同的是邓先生站在多年研究康德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批判，尤其剑锋直指儒家学说；郭先生则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大力弘扬儒家文化。我因读陈先生论著多年，是比较倾向于陈先生文化本位立场的。
武大访学之后的几年里，每年还能收到郭先生主编及撰写的书。郭先生来西安交大开会，我也曾开车去送行，只是当时没去过北客站，开车走了弯路，险些误了高铁，估计让郭先生与丁四新赶得冒汗了。岁月静水流深，有美好，也有尴尬，都将在个体生命中沉淀下来。
下附当年转载的学者对应名录，挺好玩的，也说明编撰者当时对学界的认识，就当是一份不错的学术史资料来看吧：
中神通—甘阳，东邪—刘小枫，西毒—赵汀阳，北丐—蒋庆，南帝—汪晖；杨过—陈明，郭靖—郭齐勇，周伯通—余敦康，殷天正—庞朴，独孤九剑—张志扬；乔峰—康晓光，令狐冲—李猛，张无忌—林国华，石破天—林国荣，风清扬—唐逸，冲虚道长—张祥龙，方证大师—陈来，幕容博—余英时，萧远山—许倬云，玄慈方丈—杜维明，苏星河—林毓生，枯荣长老—李学勤，逍遥子—叶秀山，阳顶天—李泽厚，无名老僧—徐梵澄，杨逍—黄玉顺，范遥—干春松，刘正风—邓小军，胡一刀—李强，裘千仞—刘东，灭绝师太—李银河，林朝英—萌萌，传功长老—朱苏力，执法长老—盛洪，段正淳—周国平，谢逊—苏国勋，陈家洛—梁治平，左冷禅—朱学勤，岳不群—余秋雨，任我行—邓晓芒，向问天—靳希平，韦一笑—何光沪，金轮法王—邓正来，鸠摩智—倪梁康，段延庆—葛兆光，张翠山—陈平原，柯镇恶—钱理群，苗人凤—陈嘉映，归辛树—陈家琪，包不同—徐友渔，丁春秋—刘晓波，幕容复—余世存，游坦之—摩罗，杨康—余杰，花铁干—薛涌，东方不败—远志明。
王老师在盼退休
王老师，女，1963生。1990年讲师，1995年副教授。王老师性格开朗，为人和善，气度雍容，是个美人坯子。十几年前我刚到西电工作时，就觉得王老师声音、气质在所到人群中均为上品，想必年轻时追求她的男士不少。王老师当过教研室主任，她从未整过、害过任何人。
我在教马哲及上选修课时，每年喜欢留下学生档案表。表上常设计些问题，如：你最喜欢读的书？你最崇拜的人？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学生提过王老师上得好，选修课上问推举的学生，王老师的上课特点时，学生回答：王老师上课搞分组抢答问题，大家积极性很高；她声音抑扬顿挫，听着很美；有时结合点现实和历史，让学生感觉很有启发，等等。后来，我们调到一个教研室，她为人的温润与体贴，在为数不多的教研室会议及每学期一起判卷子过程中也能感觉到。我也听说她在外面做过兼职，给一些大企业搞人力资源培训，客户诸如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国自动等，也培训过民营企业老总们。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说有个企业搞薪酬改革的活，问我是否愿意干。她当时以为我原来是学心理学的，可惜我没做过，估计她是把印双记成冬双了，因为我们教研室冬双搞过这方面工作。
我到西电的前八年，学院要求每位老师年完成的基本工作量是252课时，当然大家都超额，但在科研上没有作要求。当时确实感觉教学、科研干好干赖都一样，觉得也不合理，也应当改革。据说我来之前也一直如此。
西电人文学院的前身是马列部，就是思政部，后来改为社科系，后来增加了两个经济学专业，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老师都改行搞专业去了，这样改成人文学院，其实还没有哲学与文学的本科专业。2012年，新校长来了之后，将两个经济学专业的老师又划到经济管理学院去了。人文社科在西电多年来就是边缘学科，校内连个社科专门服务口都没有，老师报个课题都要自己送到如陕西社科联、西安社科院的，我就去过两次。人文学院老师在学校没地位，自己感觉是三等公民，收入也比电子类专业偏低。八十年代到西电来的老师，到九十年代下海风潮时有不少人在外兼过职。那时兼职都是半遮半掩的，不像现在教育部还鼓励兼职。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百分之九十的思政课老师，都没太抓科研，一直以教学为主。
2013年，新校长发现了人文社科是西电短板，就有意加强人文社科。同时新校长也在全校力推等级评价体系改革，一刀切地以科研指标体系来评定老师级别高下。我们学院也聘任了一位新院长，当时老院长及院长助理配合学校指标，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以科研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教学被排成末流，比如在评价体系中，一年教学252课时也不如一篇c刊文章加分高，二十年工龄也不如一篇c刊文章，甚至还有这样的现象：凭讲师期间发的成果刚评上副教授的，排队也排到几十年的老副教授前面去了，因为评级主要看近三年的学术成果，也就是讲师的成果也算成副教授成果了。老副教授们多年没写文章了，如果不是教研室主任类的干部，老副教授基本都被排到六级、七级了。原来我们哲学教研室的主任因不是主任了，被评为七级。王老师开始被评为七级，她给院长助理说，要不把她评为八级吧？！结果她真成了八级。院长助理是她们那代人教出的学生，学生是二级岗了，她这位老副教授是八级。实际上，她教课的水平是在岗的教授们都比不上的，更不要说参与制定标准的老院长十年都不给本科生带课了。我们的政策就这样推展开来，三年下来后，许多人，尤其是高级岗的都没有完成指标，但最后按照指标体系等级三年来该拿与不该拿的待遇都一样都拿了。最后估计校长也发现不对了，2016年年底将学院一分为二，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来大部分思政课老师去马院，王老师也去了马院。近三年新招进的老师留在人文学院，因为她们是新人，新人考核除了新来的教授或副教授按特区人才考核外，新来的年轻人都是按照最低级标准考核。三年聘期结束后，院长升为外校副校长，马院独立后老师们评级都过关，当然不是按照新标准。王老师是八级，每年至少完成三百多工作量才可以的，但实际王老师后两年上不动了，大约上了一百五十课时，连最后一年集体判卷子因照看家里老人也不来了，不过她专门雇俩人过来帮改卷子。她现在就盼早日退休了，还有一年多了，快了！
原来的评级体系已经过期近一年了，到现在全校也没人说再重新评级，那这一年名义上王老师的八级还是八级，待遇还是八级。如果再延迟一年，估计她就八级岗退休了。
现在回过头看，这套等级评价体系给许多老师们的不是激励，很大程度上是折磨和摧残。如今科研上组合个科研团队都难，尤其是水平差不多的，因为别人的进步就是自己的倒退，没有人愿意给别人当托，反过来砸自己。教学上，虽然2017年学校借评估想提高大家积极性，但实际上教学一线被评级伤害的老师们，她们更多的是盼着退休或过得去就行。习总书记归纳的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在高校评级体系中其实不是在减弱，而是在人为地加强。因为级别越森严，矛盾积累越复杂。不过，一方面分化了老师，老师们不能团结，便于领导说了算；一方面也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失望，可以重新回归工农立场，这也许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毕竟实践出真知。不过王老师不会有什么其他想法了，因为她快退休了。我也祝愿她早日退休，早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