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先生印象
谢泳，山西省榆次市人，1961年出生。谢泳父亲曾是一家药材公司职员，据说因为他父亲比自己上级有文化，遭嫉妒被打成了右派。1967年他父亲因车祸离世，家道中落，以致上小学时，他缴学费都艰难，父亲的右派帽子阴影也与其如影随行，直到78年右派帽子摘掉，他才摆脱阴影。
高中时，邓丽君的歌声、金庸小说、琼瑶小说对谢泳内在精神素养有一定的影响。1980年他考上了山西榆次晋中师专英语系，在那里受到教政治老师黄学诗的影响，黄老师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据说黄老师后来调到省党校，因不愿参加职称英语考试，到退休时还是副教授。不过退休后，却到民办院校教英语，原来黄老师是不愿意与不懂英语的人一起参加职称英语考试，也许他认为那是对他的侮辱。
1983年，谢泳毕业后任校报编辑。1985年调到省作协《批评家》杂志任编辑，这一时期，他开始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研究。1988年夏天，他参加了由郑也夫等人发起的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会。那次会是在北戴河召开的，会上集中了国内后来从事知识分子研究较早的一批人，有许纪霖、郑也夫、黄万盛、陈明，还有一批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当时，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专业之外保持对社会关心的人。
1989年后，他到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后又任《黄河》杂志社副主编。90年代初，他自费印刷自己的《禁锢下的呐喊——1976到1989年间中国的报告文学》，当时印了一百本送朋友，还收到了邵燕祥、钱理群、谢冕和陈丹晨等先生的鼓励信。这本书对他后来个人命运有一定影响。
1993年，他开始专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先是研究鲁迅、张爱玲，后又决心研究储安平和《观察》周刊。《观察》周刊和西南联大这两个对于研究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算是概括性的群体。谢泳注意到《观察》的撰稿人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有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他这一专题研究，得到了朱正先生的鼓励。但《〈观察〉研究》一直没有出版，只是在后来出版的《逝去的年代》中收了其中的一部分。
谢泳在国内的主流学术杂志上没有发表过文章。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的文章大多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当时《二十一世纪》的主编刘青锋对他的文稿很有热心。那时，谢泳觉得自己的研究开始接近于职业学术研究。
在2007调入厦门大学前，他身处学院之外，跟主流学术界中的学者是有一些区别的，学院派学人的研究，论社会影响，不如他；但是他认为自己的研究不够完整、系统、专业。谢泳的研究更强调历史研究的趣味，他喜欢从原始的材料入手，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学术研究从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智力活动。既然是智力活动，就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完全没有难度就不好玩了，另外还要有一点趣味性，完全没有趣味、跟自己的兴趣脱离，学术同样也会变得不好玩。我觉得学术研究可以各种风格并存，而不应该都是一个模式的。像我这样关注社会而又能从历史中选取一些角度来做研究，在国内还算有些个性。大学里面缺少的，正是像我这样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读一点书、又能做一点研究的人。如果要给我定性，我觉得我是‘业余里的专业 ’ 。”
2007年，他到厦门大学任教，作为一位民间学者走向学院派，估计会有相当长的磨合期，因为毕竟他的研究评判取向与学院派评价体系有很大不同。据说现在，他已经不招博士了。谢先生搞教学，也很有特点，他写过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在后记中他这样写到：“我上课时讲到的材料，特别是有些不易见到的，我一定要把实物当堂展示给学生，比如一些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平时人们不注意，但其中常常有重要史料，我就把这些史料一页一页展示给学生，让他们从中获得研究灵感。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这些材料是如何得到的，甚至价格也告诉他们，目的就是想让学生明白获得史料的具体途径。我个人感觉，如果学生选择的研究方向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只要他们愿意积累，有信心长期保持热情，再笨的人，最终也会有收获。”由此，也可推知谢泳藏书很多，实际上去过他办公室和家里的朋友，都见其丰富的藏书。在碎片化阅读时代，他是一直保持阅读书籍习惯的学者。他专门写过一本《杂书过眼录》，可见其阅读视野的宽阔度和深度。他在该书中写到：“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但我知道书的最后命运，我还是要说，宝剑赠给英雄，这些书谁真正有用，我就乐于送给谁。”
2016年在九江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上，我认识了慕名已久的谢先生。并与他建立了微信联系，大概谢先生觉得我有与他性情相近的一面，近日特将新书当代学人精品文集，其中他撰写的《历史的趣味》卷相赠。这本书中有几篇是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我读了之后，发现都是我过去未曾考虑到的好问题，很受启发。虽与谢先生相交不多，只有会议中的短暂交流，发现谢先生才学识都是超拔时流的学者。正如葛剑雄总序中所说：“我不敢说这些当代学人中谁最终能成为大师，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丛书的一些成果完全够得上大师之作。”期待谢先生未来能出更宏大深入的成果嘉惠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