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佣传
陈高佣，1902年生，山西平遥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曾担任《中华日报》编辑。1928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29年春与留日同学吴羹梅等组织成立了"人社"东京分社，任副董事长。
陈高佣1930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劳动大学。期间，创办了《世界与中国》月刊，因该刊言论激进，于1932年遭租界当局查封。1933年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沪江大学等校教授。同年秋参加中华学艺社，任编委，在上海大学教职联合会任执委。1934年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任理事会编委。
1935年，与何炳松(暨南大学教授)、樊仲云(暨南大学教授)、陶希圣(北京大学教授)、萨孟武(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黄文山(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孙寒冰、章益(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武吁干(上海商学院教授)、王重命(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等十大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宣言》。文章发表后，在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史称"十教授宣言"。
1935年，陈高佣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共同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1938年任中央宣传部上海办事处编审组主任。期间，积极出版主张抗日的宣传册子，主办《世界文化》杂志，宣传抗日主张。1939年任暨南大学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同时兼任该校南洋文化研究馆主任。1940年，陈高佣主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
1945年，陈高佣出任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教育部京沪联合办事处主任，同年秋创办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并担任《中国新闻》和《新文化半月刊》杂志的负责人。1946年春陈高佣当选为上海市参议员。上海解放时，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并放弃了香港英国皇家学院等大学的聘请。
1951年，陈高佣应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的邀请，来到了西安，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任西北大学教授。1954年调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60年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文革"期间，陈高佣遭政治迫害，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恶劣的环境中，陈高佣先后完成了《墨辩今解》、《老子今解》、《论语译注批》和《盐铁论评注》等近百万字的著作。"文革"后，在中央统战部的关心和重视下，陈高佣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
1976年，陈高佣因病逝世，享年75岁。
陈高佣在学术上造诣颇深，特别在我国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
《中国文化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10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上海书店1986年6月影印出版。
补：
1951年因上海三反五反运动风头很紧，陈先生因自身过去的伪政府的身份感觉压力很大，联系到昔日友人侯外庐先生，申请调任西安。侯先生1946年在上海从事着述活动，并主编《文汇报》之《新思潮》周刊。曾在陈高佣先生家住过，侯先生离开上海市时，陈先生曾开车送行。有此因缘，侯先生发函调陈先生到西北大学。1954年调到西安师范大学大学，1957年曾被扣过近右倾分子。文革期间，因过去身份，被师大主政的系主任排挤，直至入狱。陈先生入狱期间，陈家生活艰难，妻子有时甚至在市场散市后拣菜叶，直至平反。一女留师大工作，处级干部退休；一女考取美国哈佛大学，1990年博士毕业，今天在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60多岁了在教育领域依然是风云人物，此女与中国教育学科领域今天依然有合作。
《陈高佣先生遗稿》20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师大臧振教授花费两三年时间整理出来的。
臧振老师
臧老师，男，祖籍浙江吴兴，1943年8月生于四川乐山王通桥。1963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8 年分配到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1969 年调到华阴县 5251 部队农场，1970 年转陕北佳县中学任教，1980 年考上南京大学先秦思想史方向研究生， 1982 年硕士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90 年在北大考古系访学一年，1996 年晋升为教授，2003 年招收博士生。
我上大学时，臧老师给我们带过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古代史先秦部分，一门是考古学概论。臧老师对教学非常投入，备课非常认真。他讲课思路清晰，语言诙谐幽默，对学生要求严格，讲课态度温和中含着威严。不过，他上课经常受鼻炎和咽炎困扰，偶尔在吐痰后会自嘲以示歉意。课下，他是非常有亲和力的老师，凡他带过的本科学生，历届学生课下的故事，在他那里都可以听到，他是历史系多年来最接地气的老师。
他多年来一直无偿地管理着历史系的博物馆，我们许多同学都去过他长期工作及安歇的博物馆办公室，每次去也都有留念照。他是历史系师生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和传播者。他是师大历史系的宝。
读研究生时，我早晨常在操场跑步，经常能看见臧老师比早到了。他喜欢早起打太极拳，那时迎着晨光，边跑边看他打太极拳，那是一道很励志的风景。
2006年以后，历史系办网上论坛—西岳论坛，经常可以看到臧老师的文字，后来论坛专门设有他的专栏—《戈辰随笔》，他积极参与同学的话题。
臧老师是很严谨的学者，做学问喜欢一丝不苟，材料占有上讲究竭泽而渔，他的《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和《中国玉石文化》都有这样的特点。因为臧老师兴趣广泛，又乐于帮忙，许多自己想搞的题目没顾不上，比如退休后受人所托，帮助整理《陈高傭文集》，花费了很多时间。博物馆工作更是牵扯了太多的精力，和学生的广泛交往与交流，投入的时间更多，但这些明显与科研产出矛盾。因此，科研上他虽然有着深厚的基础，但远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看到他最近出的学术文集西雝集和随笔集《戈辰随笔》，也算是他多年夙愿的补偿吧。
06年、07年，我也常到母校论坛上游走，还与学院师生有过文革的争鸣。我虽然知道臧老师这一代知识分子早年身受文革之苦，现在换位思考，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批判文革。前年我去臧老师那，他特意让我看了清华大学当年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我知道老师还在教育我。其实，只是两代人感受痛苦不同而已。我经历的市场竞争时代，商人的不法，官员的贪腐，学阀的日兴，应试教育的极端化，以及底层社会的痛苦，才在寻找化解问题答案中，关注了文革时人民还有一点权益性。西方民主引进百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文革虽然过激，毕竟比武装暴力革命少一点血腥性。到今日的习王反腐，我看到的还无法根除腐败产生机制。老师不能理解学生一代的烦恼，学生也无法切身感受文革的烦恼，也许未来年轻人对我们两代人的烦恼都无法理解，历史依然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着。
在和臧老师聊到孩子教育问题时，他是希望给孩子自由空间，让孩子身体长好，到一定年龄，孩子自然会成长好，智力不会差哪去。他的两位女儿，一位川大博士，一位已在西工大执教，外语非常好。他就是任由孩子自身成长的。
臧老师夫人任老师前两年走了，臧老师没有通知大家。他让任老师安静地走了。他与任老师是在陕北佳工作时结合的，任老师文化水平不高，俩人共同语言不多。不过，多年来，家里的财务是任老师管，臧老师对任老师对老家亲戚经济上的关照很少过问，尊重她的做法，当然任老师也不过问臧老师工作上的是。多年来，臧老师因常年在博物馆，也常见他吃食，估计任师母的饭菜不太合他的胃口吧。大概在任老师去世前半年，我去臧老师办公室，本想拉臧老师出去吃饭，他说任老师需要照顾，要回家给做饭，那时他们已经住在新校区几年了。
如今，任老师走后，臧老师偶尔回四川与老家的亲人及同学聚聚，有时还去海南度冬天，当然还是在新校区时间多，有时小女儿也过来看他。
今天看到师大报报道臧老师与师大博物馆的事迹，有感而发，随记心事于此。2017年11月15日。
乐山姑
乐山姑，1936年生，父亲经营木材生意，好年景时，出手阔绰，甚至员工的大烟钱都给报销，后因经营环境变化，家道中落。在乐山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作为父亲的四姨太，被排挤出家门。母女四人只好在外租房安居，30多岁的母亲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每日以经营些小生意为业，尽心抚养子女。
乐山姑14岁，初小毕业考入乐山师范。1951年彭德怀所部一野招文艺兵，她应征入伍。当时解放不久，军队刚稳定，多年打仗的军队将领们，许多还没有娶妻。军队物色文艺兵是有这层考虑的，当年与乐山姑一起入伍的四十多位女兵，都被组织劝说嫁给了老革命。乐山姑因为漂亮，歌舞俱佳，本来军政委看上了，但军政委已经有妻子，他想离婚，妻子装疯，没离不成。那时年纪一大把的刘团长也看上了乐山姑，经指导员多次做工作，乐山姑与刘团长结婚。因抗美援朝战事，一野部队不少都开赴前线，许多女兵的老公都死在前线。乐山姑老公以身体有胃病原因，申请复员下放地方，他以副师分配到西安某区任局长。乐山姑也随同复员，她被分配到区委当秘书。
乐山姑，不到十八岁就生了一个女儿，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她连续又生了两个儿子。因工作忙，孩子多，她将母亲及妹妹一同接来，照看孩子。妹妹此后也嫁给了乐山姑丈夫的战友，年龄也差八岁多。乐山姑夫妻，因孩子及工作上琐事，家庭矛盾日增，尤其夫妻因年龄差距太大，老公又好静，乐山姑好动，战争不断升级，最后俩人协议离婚，一子一女跟父亲，一子跟乐山姑。离婚几年后，乐山姑又找了位空军军官，又生有一女。几年后，空军丈夫患病，因手术失败，去世了。
乐山姑又独自撑起家庭，她利用工作关系，安置了女儿及侄子，还有念完高中的弟弟工作。后因机关27年不涨工资，加之婚姻变动，乐山姑申请到国企西航公司，那里待遇要好得多。这样她到红旗厂任职，一直到退休。
退休后，回老家乐山，遇到青少年时期追求她的同学，也是当地机关干部退休，老同学老伴也去世多年，于是俩人就结为老伴。如今，乐山姑每日继续读书看报，生活很平静。
乐山姑，大女儿已经退休，女儿的孙女已经上中学；大儿子，原来参与三线建设，后分配到钢厂，不适应繁重劳动，抱病号，自己经营生意，也曾资产千万，后投资失利，因患病也去世，留下两个女儿；二儿子，在移动公司工作，因夫妻不和，离婚，一子随母。儿子续娶了一位比自己大多岁的女人，此女原是某副市长女儿，弟弟也是某空军副司令；小女，学业优秀，九十年代初分配到深圳，现任某证券公司经理，家资千万，一孙女考入香港浸会大学。
岁月悠悠，如今乐山姑已经八十一岁，时常回忆青春时期的自身的美满与才艺，回忆机关工作的如鱼得水。她人生两大憾事：如果知道参军是嫁老汉，她绝对不会参军；如果知道机关后来这么吃香，也绝不会去国企。因当年是机关干部身份，她对子女教育还是严格的，儿女后来都没跑偏。乐山姑晚年是比较省心的，冬天在西安过，春天回乐山过。
作为党员，乐山姑是不信鬼神的。不过到观音禅寺银杏树下，还是对佛像烧香磕头，并带回了一个祝福的红飘带，她说要随身携带！
疑问：
1、当年未婚大龄军队干部普遍配文艺兵吗？
2、60、70年代有点职权的基层干部就可以安置亲人工作吗？
红色收藏家张德本
张德本，西安月登阁村人，1952年生。他八岁丧父，有弟兄姐妹五人，幼年时家境贫寒，全靠母亲操劳养老。解放后，他依靠政府免费读完小学，读中学也靠的是政府助学金资助。他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社会主义。
14岁时，张德本代表西安二十八中学生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后来回忆说，那次见到伟人，他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让他一生刻骨铭心。那次他买回十枚毛主席像章，从此结下难以割舍的红色收藏情结。
19岁中学毕业，他被选为生产队长。十年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他办了自己的家具厂，兴建仓储物流中心，成为村中致富能手。无论是当队长，还是自己当厂长，他一直秉承着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走南闯北过程中，他不断搜集像章及各种革命历史文物，藏品越来越多。后来，他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将长鸣路上自家的五层临街门面房全部腾出来，作为展览场地。这就是东郊的毛泽东敬览馆。
毛泽东敬览馆有23个展厅和一个大功能厅，一二层是毛主席肖像、证件、纪念章等，三层是陶瓷制品，四层十绣制品和宣传画，五层显示的镜子。每件藏品，都有故事，他如数家珍。展览馆免费开放，接待各界群众。毛泽东女儿李讷，周恩来的侄子，毛泽东秘书高智，还有一些老将军，都到他那里去过。李讷去时，重庆的书记还专门给陕西赵书记通话，告知李讷大姐的行程，让好好招待。赵书记还专门接见了张德本，这都是对他的鼓舞。
他专门让为他看展览馆门房的老储同志，负责接待每周到展馆劳动者讲坛学习的。老储也是位对毛主席心怀感恩的退休老同志，那里一度成为学习马列毛的民间集散地。有机关干部、教授、作家、工人、农民、大学生、农民工，以退休老同志居多。伴随人群的聚集，也有公安、国保出没。后因一些省级维稳挂号人物常去，上边给张德本施加压力，叫停了劳动者讲坛活动。他是身家上亿的老板，自然想法和金牌民工类的想法不一样。他是借助论坛宣传收藏，每年毛泽东的诞辰日和祭日，他都安排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他搞的纪念馆，影响力其实比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还要大。不过，他都是私人投入，而其他红色景点，都是政府投入，有些政府投入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投入。
张德本还自费投入了红色革命纪念园，包括共产党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抗战馆、革命英烈纪念园、毛泽东诗词碑林、发型石雕景观区，旨在打造全国红色基地。不过，虽然投入不少，许多做工有些粗糙，降低了艺术和观赏价值，需要专业人士介入才好。
张德本富了，他也想带动村里富，他专门到南街村、华西村等地考察。2008年，56岁的张德本竞选为月登阁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之初，就承诺：一不领工资、二团结群众，公道处事，不拉帮结派；三建设一所现代小学；四建一座标准化的老年活动中心；五发展红色旅游，带动群众致富。
笔者曾应他们内刊编辑之邀，写过一篇《红色重镇，领袖关中》分析赞誉敬览馆的文章，曾为他们送过一面锦旗，也曾推荐学校负责组织学习工作的同志带党员干部去那里参观学习，也曾为他们劳动者讲坛做过报告，也参加过他们组织的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也曾有意请人帮助他们开发一个网站，也算与那里有几年的缘分。最近几年没去了，今收到一位退休老厂长在那里搞座谈邀约，勾起往日回忆，特记之。
曲江教育局郭军
郭军，祖籍辽宁，生于西安，军人家庭背景出身。八十年代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旅环院，后留校任学生辅导员、学院团书记、校团委副书记，后调任历史学院任副书记，是当时学校最年轻的副处。郭书记主管学院学生工作。
大四时，我主编学生刊物《唐潮》毕业专刊，他对我有印象。我96年读研时，他找我谈话，看能否兼职辅导员，我也想锻炼锻炼，就答应了。第二年，学院团书记考学不干了，又让我临时兼学院团书记。当时，我对学校管理体制不太了解，又有简单民主思想，希望本科学生会换届可以轮流坐庄，半年可以换一次。有些学生会干部以为离开自己，干部系统就玩不转，就有些抵触。结果有些干部，无论是在班级，还是在学院，都落选了。估计有人反映，后来院长找郭书记，郭书记找我，让我暂停那样的做法，但第一次换届已经促成了，不过也遗留了些问题，就是在学校运动会期间，前任团书记带头将学生撤离运动会现场。现在想来，估计我的做法影响了某些人的权力，或者是我不知不觉卷入到基层的权力之争了。尤其我在郭军书记支持下，搞的学生干部培训班，请来给学生干部培训的要么是学生处处长，要么是后来受排挤的管科研的副院长。当时，赵校长在任，校院其实都在去行政化，其实学校政工系统正在被淡化，有些人甚至被迫下海经商了。当时，郭军也开始加速自我提升，申请去英国访学。他走时，我也推掉辅导员及团书记，专心做硕士论文。毕业前，学生处是有意留我到学生处工作，并让我到学生处就业中心实习帮忙。不过，因为考虑女友也留校，没有必要俩人都留校，有一头稳定，我可以出去折腾折腾，就拒绝了领导的好意。
我在外折腾时，也曾到郭军家，谈及自己外边折腾的见闻。他因海外归来，也在寻找好的发展机会。刚好高新区管委会招人，他应聘高新区教育局副局长，在那里的几年，他做成了高新国际学校，从校园建设及配置人手，各环节都力行其间。任满，又调任曲江新区，先主管城墙管理委员会，后任曲江投资集团副总，后又任文化局局长，最后又任曲江教育卫生局局长，又干起兴建学校的本业。曲江一中经他一手操办，注重嫁接师大资源，又快速建起知名教育品牌。
今看见网上推选引领陕西教育改革发展功勋人物，无意发现他在其间，回忆往日因缘，特推荐之。
郭军长相如六小龄童，平日不苟言笑，做事干练，雷厉风行，不好拉关系，以做事赢得尊重，英语口语非常好，有国际眼光，是团干系统出身的难得人才。西安教育局长缺位，他任副职是合适的，正职还需要有大刀阔斧改革的人物担任才好。他属于稳健的行政干部，可以独挡几面，但真要解决西安积重难返的教育痼疾，需要胆识与魄力应不下于市委书记方可。因前时闻听无人敢任西安教育局局长，特附记所思。以期待昔日有缘人更上一层楼。